小镇的权力与教育（2）

解颜

目录

前言    1

1. 小镇的权力结构    4

1.1 权力、权力欲、权力结构与地位    4

1.2 政权的权力    7

1.3 机构的权力    10

1.4 家族的权力    15

1.5 动态权力关系    20

1.6 权力作为商品    25

1.7 社会规范的权力    26

1.8 对自然界的权力    31

2. 小镇人的价值观    33

2.1 有关价值观的几个概念    34

2.2 面子    39

2.3 控制欲    44

3.4 不安全感和恐惧感    52

3.5 多重价值标准    59

3. 价值观的传承    65

参考文献    68

1.3 机构的权力

以政府为树干分支出去，每个企事业单位、乡镇（前称为人民公社）、农村（前称为生产大队）都各自有其权力结构。这里以我比较熟悉的学校为例来说明。

学校和老师的权力一部分为政权所赐。学校是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学校领导都由县政府的教育局任命、学校所有老师和行政人员的工资都由政府发放。

学校的权力的另一部分来自于文化传统之中对教育的重视。比如，在惩罚学生的问题上，学校和家长的立场通常是一致的。

理论上，学校里的师生关系并不总是权力关系，比如，如果老师与学生的互动是平等的交流、对未知世界的共同探索，这样的关系中就没有权力的成分。但在小镇上，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平等的。

老师通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意愿施加于学生，也经常会有学生反抗。反抗的存在只是由于学生不依靠于学校来供养他们的生活，所以学校对学生的惩罚是有限度的，并不意味着师生之间的关系比政府官员与平民之间的关系更平等。

这里引入个人空间的概念。一个人的个人空间包括他的身体、他的私有财产（包括衣着、住所）、他对各种事物的判断及其有形记录（如日记）、以及他的自尊、自信、生活习惯等。个人空间对人的心理健康起到保护的作用，如同皮肤对人的身体健康的保护作用。

老师对孩子的辱骂和挖苦是他们凭借自己的上游地位对孩子个人空间的侵入。这样的侵入之所以每天在小镇的学校里上演，有几个原因：

（1）侵入权力关系下游者的个人空间是小镇人的习惯、或下意识的自然反应。这种习惯的驱动力是行使权力的满足感。

（2）权力结构和群体价值观允许老师们以这样的方式行使权力。

（3）老师们意识不到学生的个人空间该被尊重；这是他们的认知领域的局限。

那时小镇的一句俗话“家有半斗粮，不当孩子王” 反映出权力是小镇人价值观中的重要衡量尺度：一方面，“王”是得以充分行使权力欲、对下游者随意呼喝的崇高人物；但另一方面，这“王”的权力欲行使的对象是整个权力结构的最底层：孩子，这又说明这“王”不过是游弋于社会底层附近，作这样的“王”是完全失败的人生之路。

人的独立判断能力和自信心越强，其个人空间抵御外力入侵的能力就越强。同样的辱骂和挖苦，在个人空间强大的成年人那里不会产生持久的效果，但在个人空间弱小的孩子那里会产生强烈且持久的效果。这样的效果会进一步阻遏孩子的独立判断能力和自信心的成熟，形成恶性循环。

在小学低年级，老师对教室纪律有绝对的控制。到了小学高年级，反抗的学生开始多起来。老师采用辱骂、起绰号、体罚等手段制裁。有的老师会挖苦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

在初中，许多不听话的孩子开始挑战老师，尤其是对课堂控制能力弱的女老师。老师会使用各种手段反击。老师与这些孩子的关系基本上是敌对关系。

高中入学的淘汰率很高，让老师头痛的学生几乎全部被拒之学校门外，因此学生与老师的冲突比初中大大减少。对于不多的冲突，老师主要的管控办法仍然是高压政策。与老师发生冲突的学生会被扇耳光。老师会使用学校的权力结构，把学生送到严厉的校党委书记那里。书记会罚他们去作挖树桩、运煤等重体力劳动。

老师打骂学生是中国教育传统中的一部分。美国在华传教士Arthur Smith（汉名明恩浦）写于清末的《中国人气质》有这样的记载：

“我们曾经见过一个学生从他的老师那里来。老师教他写应试文章的秘诀，但是他没学会，于是被老师打。他被打得好像是刚从街上的一场群架中出来，满脑袋是伤，到处淌血。经常有学生被怒不可遏的老师打骂的事。这些孩子不幸在学堂受了罚，回到家被母亲发现后，还往往被母亲引为奇耻大辱，而将他们再打一顿。”【2】

老师对自己处在权力关系上游的地位极为在意。学生跟老师开并无恶意的玩笑、或指出老师讲课的错误，都会让老师恼羞成怒。老师的这种反应是出于保卫权力的本能。

不存在老师与学生的讨论、协商。真正意义上的讨论和协商意味着双方的平等关系，而小镇的师生之间不是平等关系。

老师在让学生做某事、接受某个观点时，从来不使用征求意见的口气。他们发号施令依据的唯一理由是他们在权力关系中的上游位置。这种号令方式也是对孩子个人空间的侵入，但绝大多数孩子对此已经习惯。

在小镇上，权力关系上游者剥夺下游者决定自己行为的权利是合乎传统价值观的。

孩子在这些交流中学到的人生之道是：权力即真理。这种教育方式的每日的潜移默化的结果是修改了孩子的价值观列表，把权力放在了比真理更高的位置。

或者，如果在孩子的价值观列表之中，权力原来就占据了比真理更高的位置，学校的教育方式会将这个排序进一步加固。

据博讯网站报道，2020年1月19日，武汉肺炎爆发初期，国家疾控中心病毒所“还在开大会传达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的指令，要以‘政治第一、安全第二、科学第三’”。【3】这里的“政治”就是权力。把这样的排序与小镇的教育方式对比，可知权力比真理更重要的价值观不是政权上层的专利，而是深植于普通中国人心中的。

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发生重大火灾，又称为“让领导先走事件”。中小学生在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剧场为市领导文艺演出时，舞台布景燃起大火，市官员因被组织首先撤离而全部生还，而中小学生死亡288人。这说明从政府官员到老师到学生的垂直权力结构是全国的普遍现象。

在学校正常运行时，学生对老师的敌意被压制。有更高的权力介入、要借助学生来实现另外的目的时，这种敌意会被释放。下面是文革之初的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一些学生对待副校长卞仲耘和另外几位学校领导的手段：【4】

“有一个红卫兵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的头上浇了下去，黑墨立即洇没她全身。”

“红卫兵把被斗者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

“还有人去开水房，从那里取来开水，要烫被斗者。”

“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所用的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还有从木工房那来的旧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个小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黑帮’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一楼的厕所里被淋了屎尿。”

“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这些行动的参加者应该都是女学生。她们的这些行动并无功利的目的，而是纯粹出于精神上的满足：以行使权力来满足权力欲。

学生这样心态的种子是全社会，包括学校和家庭，播在他们心里的。

广而言之，文革中的许多迫害可以说是权力关系下游者平时被压抑的权力欲在政权权力的鼓励下的突然释放。

一方面，学校的下游者与上游者之间充满了敌意。另一方面，他们的价值观与行事习惯又很相似。这是因为他们都受到群体价值观的深刻影响。

1.4 家族的权力

在小镇权力结构的末稍是家族的权力结构。下面讨论这个结构的几个方面。

重男轻女的现象

重男轻女现象的产生有几个原因：

（1）女孩不能继续父亲的姓氏，也就是断了族谱。

（2）古时候是体力劳动为主，尤其在农村，而女孩在体力方面大逊一筹。

（3）养育女孩需要资源，而在她们长大成为劳力后却要出嫁到婆家生活，所以是“赔本买卖”。

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在父母的心目中，女儿是自己手上的有形资产、是用于实现自己愿望的工具，并无属于她们自己的价值。

父母与女儿的关系是垂直的权力关系。父母处在上游，其权力不仅来自于他们对孩子的抚养投入，还来自于社会大环境中的忠孝文化。女儿处在下游，对自己被安排的角色并无反抗能力。通常，因为她们从小就被安排了这样的角色，她们也意识不到这是对她们不公平的安排。

我母亲有三个姐姐。二姐和三姐都出生于1930年代，小名分别叫“拴弟”和“拽弟”。从两个小女孩被取的这两个无任何美感可言的名字可以看出外祖父母对孩子的自身价值的尊重程度。

即使有儿子降生，也只是一个好劳力、一个给父辈传宗接代、在乡亲父老面前光耀其脸面的工具，也没有独立的价值。

我母亲出生时，外祖父见是女孩，一气之下险些将她溺死，后来外祖母心软将她留下，打算送给别人家，派母亲的几个姐姐四处打听愿意领养女孩的人家。孩子们打听了两个月，没有找到愿意领养的人家，而此时家人也渐渐跟这个小生命建立了感情。母亲侥幸逃过一劫。

而外祖父在无子的打击之下精神渐渐变得不正常，几年后悬梁自尽。

杀死女婴是当时中国农村比较普遍的现象。据王笛记载，在1920 – 1930 年代，中国的知识界开展了许多乡村建设工作，其中的一项是“教育农民移风易俗，在缠足、吸毒、赌博、早婚、买卖婚姻、溺杀女婴、婚丧陋习等方面，开通民智。”【5】

在我上小学的1970年代，重男轻女现象已经开始改观，但仍然严重。我的一位同班女生的大名叫“变弟”，她在给陌生人自我介绍时会说“是变出一个弟弟来的变弟”，这应该是她的父母教给她的。她的父母都是政府干部。

不能生孩子是抬不起头来的事。领养孩子的家庭都把领养的事严格保密，对外宣称孩子是自己亲生的。我外祖父的一位堂弟在领养了一个男孩后立即与妻子和孩子搬到很远的地方，没有把新住址告知任何老邻居，然后跟新邻居说孩子是自己亲生的。有的孩子在与父母关系不顺利时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亲生，并四处打听自己的亲生父母。

传宗接代的思想体现出人的生物天性，但即使在这个目的之下，子女仍然不是这个任务的主角，而只是为祖先接续后代的工具。在家族里，活着的子女们远没有已经死去几十年、上百年的列祖列宗重要。

2020年3月，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中国基本上所有问题，都集中到这个权力究竟把不把人当人看。……不光是医护，我觉得，在中国，所有人，包括我们学者和教师，在这个权力眼里，都是工具，我们都没有被当作人。”【6】把这个对当代社会的大尺度现象的观察与数十年前小镇的家族权力关系放在一起比较，可以发现上游者把下游者视为工具的价值观是渗透于中国社会每个角落的普遍现象。

否定孩子的判断

小镇上的父母不认为孩子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也想不到孩子需要独立判断的历练。母亲从来都是以没有任何商量空间的命令式口气与我说话。我的任何不同意见都会让她严重不快。母亲在每件事上都替我做决定，且认为这是爱孩子的表现。

在这样的环境中，幼年的我习惯了在每件事上都向母亲请示。直到我上大学放假在家，母亲让我去坐一锅开水，我还要去请示锅里应该放多少水。我想不到这件事本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我自己可以根据我的理解决定，即使不符合当时情形的要求也很容易修正。

在另一些我知道一定会让母亲不悦的事上，我对母亲守口如瓶。这是我力图保护自己的个人空间的努力。但我对保有这样的个人空间有负罪感。这种负罪感一直持续到中年，在我第一次确认了自己个人空间的合理合法性时才消除。

父母会为孩子的福祉替孩子全权作出决定。他们不认为孩子对自己的福祉有任何判断能力。

人在幼年时没有独立的判断能力，父母是他们的天和地，是他们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基石。如果他们对事情的判断经常被父母否定，他们就会放弃给自己的价值观构筑地基的努力。

因为他们的价值观是构筑于他人的地基上，当他们为人父母时，他们认为自己有给孩子的价值观构筑地基的绝对权力。

即使孩子到了婚嫁的年龄，多数父母仍然会强力干预孩子对配偶的选择。“抗婚”是从古到今许多经典悲剧的题材。

对孩子的羞辱

与学校的情形相似，一些父母的权力也经常被他们的孩子挑战。据我的观察，邻居的父母们解决与孩子冲突的主要手段是羞辱、恐吓和殴打。

小镇上每个家庭通常都有多个孩子。父母通常不会在其他孩子面前掩饰自己对某个孩子的偏爱。他们也会经常跟某个孩子说他不如别人家的孩子。

孩子没有独立的判断能力，所以他们会把父母的羞辱接受为对他们的终极判决。父母的羞辱伤到孩子的自尊的准确率是百分之百。父母骂孩子笨是很随便的事。我在上小学时，几乎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名，但还是经常被母亲骂笨。每次这样的评论都给我的自信以重击。

父母骂孩子与老师骂学生的动机一致，都是出于行使权力的满足感。

父母随意羞辱孩子是许多中国传统家庭中的气氛，并且代代相传。在美国长大、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越南人的Lac Su博士回忆：【7】

“在我的整个童年，我的父母总是骂我笨。…他们总是指责我的学习成绩不行。…他们相信，靠着骂我笨、无用、是废物，我就可以做出伟大的事来。…当羞辱和殴打没有让我聪明起来，他们想到了用一种中国疗法来治疗我的笨。我三年级时，一个星期六上午，他们让我坐在饭桌前，端过来一块圆圆的、颤抖着的、有垒球那样大的粉色肉块，啪的一声放在桌上。我知道那是肉，但不像我吃过的任何一种。那是牛脑。父母亲让我每周末吃一块，吃了一年。我没有变聪明。

“直到现在，我还是每天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笨蛋。直到我上研究生院，我从未在课堂上举过手，因为我真心相信我这样的笨蛋没什么值得表达的。“

如果殴打、羞辱和恐吓不能奏效，父母会在邻居面前感到颜面尽失。用讨论和妥协来解决冲突的渠道不存在。

父母对孩子的羞辱并不说明对他们不负责任。相反，许多随意羞辱孩子的父母，如上文提到的Lac Su博士的父母，对孩子高度负责。他们愿意为孩子的身体健康、学业优秀和事业成功而牺牲许多东西。他们日夜劳作，愿意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对于许多的父母而言，他们愿意为孩子付出一切，如果孩子按照他们的意愿做事。

1.5 动态权力关系

没有长期稳定关系的人之间形成的因短期互动而产生、因互动结束而消失的权力关系可称为动态权力关系。

服务窗口前

一种动态权力关系是等候服务时的排队。小镇的人没有排队的习惯。在商店里买东西、在售票窗口买电影票、在长途公共汽车站上公共汽车、在火车站上火车，大家都是一拥而上，将窗口（柜台、车门）团团围住，即使电影是冷门电影，票根本没有售罄之虞。上汽车、上火车时，有时候要用尽全身力气才能挤上去，年老体弱者根本没有上车的希望。在所有等待服务的窗口，都是力气最大的和最不为他人着想的胜出。

在票没有售罄之虞的窗口前加塞，其主要动机应该不是物质需要，而是精神上的满足。这符合罗素的观察。

各种拥挤不堪的窗口前都是扒手收获最大的地方。

不只是家乡小镇如此。1980年代末，我在北京上大学时，上公交车时也是如此的景象。

广而言之，除了电影院售票口等有形的窗口，还有许多无形的窗口，在每个窗口前都有许多人等候服务。所有的等候服务都是个排序的问题，排队者之间的顺序需要以某种规则来决定。在小镇，权力链上游的人从来不必用身体去排队；他们自动排在每个队 – 如看病、购买高质量的食品 – 的最前面。在我小时候，我的父母亲从不用去电影院门口买票。也就是说，他们永远都在买电影票的队伍的最前面。他们在百货公司的关系让他们从来都排在购买紧俏商品的队伍的前面。

自然还有比他们排在更前面的人。

窗口前等候服务的人与窗口后发放服务的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种：关系亲近的是内线；没有亲近关系的是外线。不管内线任何时候需要服务，他们随时都排在窗口的最前面，不断把外线挤到后面。内线与外线之间并没有直接交流，但内线在无形之中对外线施用了权力。

对这样的场面，外线除了自己想办法变成内线之外并无他策。这就是我小时候家中访客盈门的原因。可以说，在每个有形和无形的窗口前，内线与外线之间的关系是高度垂直的权力关系。

在同属内线的人群中，因（1）各人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的不同和（2）与窗口后发放服务者关系亲疏的不同又可以细分为不同的等级。

窗口前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同胞、同类，而是敌人、路障。

对自己在每个有形和无形的窗口前的位置的不满构成小镇人主要的焦虑。窗口前的排序就是权力的排序：靠前的是上游者，靠后的是下游者。他们每日生活的奋斗目标是把自己、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亲朋好友在这些窗口前的位置向前提。这会给他们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满足：物质上，他们得到最早、最好服务的实际好处；精神上，他们挤到了上游，满足了面子，证明了自己在生存斗争中胜出的能力。

脸皮厚、不讲理、无赖、暴力倾向都是把自己在每个窗口前的排序向前提的有效手段，所以都也是有效的权力。性格内敛温顺的只能不断被挤到后面，这导致他们对生活的无奈感。

学习成绩排名

另一种排队是学生在学校的考试成绩排队。如果从学习是每个学生自己与未知世界的互动的角度来看，学生的学习成绩似乎与权力无关。但小镇的中学的做法是将每个年级所有学生的考试总分从高到低排列，用毛笔写在许多张大大的红纸上，贴在教室外的大墙上，吸引许多学生和家长驻足观看。小镇人看待学生成绩排名的态度与当代人看待中央领导人排名顺序和财富排行榜的态度本质上是一样的。观者这样的态度就使得学生成绩排序有了权力关系排序的意味。

如果孩子学习成绩不好、总是排在后面，父母会痛心疾首。父母的这种反应出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压力：物质上，他们担心孩子在未来的权力结构中不能占据较高的位置；精神上，孩子在学校排名靠后让他们自己颜面扫地。

每年夏天，高考录取结果是牵动小镇人心弦的最热门话题。小镇父母对高考的重视程度与古人对科举的重视出于同一种心理。孩子上了有名的大学，他在一个对家族荣耀最重要的无形窗口前的排名就大幅度向前提了。

高考录取与其它排队情形的不同在于，由于中央政权对整个高考过程实行的森严纪律，高考录取的窗口前很难加塞，考生父母的权力基本上没有用武之地。政权的森严纪律是有深刻考虑的：这个窗口前的排序是每个家庭的价值空间中最重要的排序，其重要性是买电影票和买电视机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没有强权的约束，高考录取过程会比1980年代北京公共汽车门前的拥挤还要惨烈许多倍。

虽然加塞的机会被强权剥夺，但大众对高考制度心服口服，因为大家都想象得到若没有强权的约束将会是个怎样的场面。这是每个人心中的两种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一方面，想在所有的窗口前挤到别人前面；另一方面，希望看到一个公平的排序，而自己也愿意遵守这个排序，即使这意味着他们会排不到最前面的位置。

梁实秋的一段回忆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强权在这样的动态权力结构中的作用：“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北平，家人告诉我许多敌伪横行霸道的事迹，其中之一是在前门火车站票房前面常有一名日本警察手持竹鞭来回巡视，遇到不排队就抢先买票的人，就一声不响高高举起竹鞭飕的一声着着实实的抽在他的背上。挨了一鞭之后，他一声不响的排在队尾了。前门车站的秩序从此改良许多。”

这个故事说明几个问题：

1. 不排队的人知道自己的行为不符合自己的内在价值。他的内在价值并没有死亡，只是被暂时压制。

2. 压制了这些内在价值的是他在窗口前的动态权力结构中的屡屡得手。

3. 外界的另一种强权的介入 – 一种他完全无法抗拒的恐怖式强权 – 促使他重新发现自己的内在价值。

外界的强权迫使一个人或一些人意识到他们忘却多时的内在价值的现象可称为鞭子效应。民国时和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思想的发达都是由于当时的中国精英阶层痛切意识到在西方强国面前自己的弱小，都可以说是“鞭子效应”的例子。

等候服务的另一种可能的秩序是自律的先来后到的排队。这需要另一些条件：窗口前的每个等候服务者都能把自己的需要和他人的需要放在平等的位置；窗口后的发放服务者有亲疏无别的价值观。这些条件在小镇上不存在。

排序的三种状态是无律、他律、自律。多数人吃够了无律的苦头，但又没有自律的条件时，最好的结果只能是他律。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已经被许多人诟病多年而难以被另一些听起来能更全面衡量学生素质的考察机制取代，一个重要原因是后者难以实施公平的他律。

鲁迅说，中国历史只是在两种时代之间循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就是在大众没有自律的能力时，他们只能在无律和他律之间循环。这是中国的垂直权力结构直到现代还具有充分的合理合法性的主要原因。

孩子群落

另一种动态权力结构是孩子群落中的权力结构。有暴力倾向的孩子建立帮派性质的势力范围，在教室里搞恶作剧，当众羞辱弱小的孩子、挖苦嘲弄有生理缺陷者。其他同学不敢与他们争锋。

他们在嘲弄、羞辱弱小者时面带满足的微笑。这是行使权力的满足感。

不同的帮派之间不时以打群架来解决纠纷。群架通常都是事先约好时间和地点，是孩子之中的大新闻。有许多孩子围观。

孩子围观群架、成年人围观在刑场枪决犯人、和古罗马人围观角斗都是出于同样的心理。

1.6 权力作为商品

小镇上最活跃的经济不是以货币为交易媒介的经济，而是以权力为交易媒介的经济。在我家，父母亲可以靠着他们并不显赫的地位拿到免费电影票、买到限购的“凯歌”牌电视机、买到盖房子的低价建材。电影院的经理可以靠赠送免费电影票把自己从官员升迁窗口的外线升级为内线。孩子犯了罪，有权势的父亲可以在公检法系统疏通关系，让孩子得以轻判。虽然高考录取的纪律极为严格，每年高考结束后，县教育局住省城的高考录取联络人都会成为小镇上炙手可热的人物，因为他认识各个高校来省城招生的老师，至少在考生家长的心目中，他有可能影响录取结果。每个人手中拥有的权力都可以用来换取各种有价值的东西。

出售低价建材的人并不一定马上用得到我父亲的权力；他只是将它储存起来待将来使用，或者转让给他的亲戚朋友使用。换句话说，权力具有了真正的货币的功能，既可以购买实物，也可以储存、转让。

我父亲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时间的一大部分花在聊天、看报纸、喝茶。可以说，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全时职业是权力的批发、转卖、零售。

县政府一个中级干部直接把握的资源并不巨大，但权力的商品化大大扩展了他的势力范围。

在机动车很少、生产力短缺的1970和1980年代，百货公司售货员和机动车司机也都因手中控制的资源而有了相当的权力。比如，那时并无专业搬家公司，因而司机们手里的机动车就成了每家每户搬家时必须使用的紧俏资源。售货员对顾客的态度经常很凶恶；这是他们在享受行使权力的满足感。

每个人的势力范围因权力的商品化而互相交织。由于这样的关系，小镇的权力结构兼有树和网的特征：既有树结构的层次分明，又有网结构的互相关联。这个树/网结构被大众认可，大家都按照这个结构确立的规则来生活、规划理想。每个人在这个结构之中都有一个被定义好的位置和向上爬升的路径。

这个结构的致密也意味着没有能力在其中航行的人会终生处处碰壁。

1.7 社会规范的权力

加尔布雷斯把权力分为三种：惩戒权、奖励权和潜移默化权。【8】县政府的权力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它的奖励权：所有的公职人员的工资都从它那里发放，而全县所有的非公职人员（如农民）都在公职人员的管辖之下。政府也有对辖内任何一个不驯服者的惩戒权。

父母和老师都有对孩子的惩戒权，且他们经常使用这权力。

惩戒权和奖励权都有明显的强制色彩。它们也是人类驯化动物时使用的主要手段。权力结构的第三种权力则微妙得多：用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将各种社会规范直接写入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之中，使他们自觉自愿地接受、拥护各级权力结构的合理合法性。

作为潜移默化权的教育与以育人为目的的教育的不同是：

（1）作为潜移默化权的教育是封闭式的：不管过程如何曲折，教育的最后结果一定是回到教育者事先指定好的结论。以育人为目的的教育是开放式的：教育的最后结果是发现真理。顾名思义，如果一个真理还未被发现，它就完全可能以出人意料的面目现身，否则它就是已知的真理。出人意料，自然也包括出乎教育者的意料。

（2）作为潜移默化权的教育中，教育者以自己行使权力和学生完全顺从为满足。在以育人为目的的教育中，教育者以发现真理和学生身心成长为满足。发现的真理越出乎教育者的意料，学生得到的成长越多，教育者得到的精神满足也越多。

这里讨论小镇权力结构的潜移默化权的几种施用方式。

媒体

如果把全国的整个权力结构比作一棵大树，那么中央政府就是这棵树的树干，而小镇的权力结构是末枝。连接树干和末枝的一条重要纽带是媒体。媒体包括广播、电视、报纸、电影、戏剧等。对媒体内容的消费是小镇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媒体内容的主要生产者是中央政府及其控制的机构。

媒体内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也是高度垂直的权力关系，这是因为媒体并不是独立运作，而是政权的一部分。

在电视普及之前，小镇上每一户都接入了播放县广播站节目的有线喇叭，电影院和剧院经常都是座无虚席。从1980年代开始，电视迅速成为小镇媒体的绝对领衔主演。

媒体节目的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当前的权力结构为时代背景，主题是歌颂权力结构上游者的伟大；另一类是以当前中央权力的各种敌人为时代背景，如国民党、日本侵略军、古代封建王朝、“四人帮”、敌国政权，内容是描写这些权力结构中的厚黑。

如果懂得人性相通的道理，自然会质疑两类权力结构何以有这样截然的反差，但我没有听到过任何观众产生这样的质疑。

两类题材的背景都是垂直权力结构，故事都是各种权力斗争。几乎没有节目反映平坦权力结构中的故事、或不被权力欲驾驭的人际关系。这应该是由于节目的创作者和审批者们没有过平坦权力结构中的生活经历。这样的宣传的效果是消费者大众认为世界上只存在垂直的权力结构、世界上的所有矛盾都是发生在垂直权力结构中的权力斗争。

在媒体上，歌颂政权、机构和家族权力结构的几种内容互相支持。这是从古时传下来的文化传统。比如，在古时候，官员是“父母官”，平民百姓是“子民”，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鞠躬尽瘁的父母与懵懂幼稚的孩子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说法把政权权力与家族权力自然而然地放在同一幅画面中。

这样的价值观代代相传，如这首在1980年代流行的《党啊，亲爱的妈妈》：

妈妈哟妈妈 亲爱的妈妈

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

扶我学走路,教我学说话

。。。

党呵党呵 亲爱的党呵

你的形象多么崇高伟大

党呵党呵 亲爱的党呵

你就是我最亲爱的妈妈

亲爱的妈妈 亲爱的妈妈 呵

我母亲很喜欢唱这首歌。它把母亲对外祖母的感情和对共产党的感情自然地联系在一起。

在我长大的1970和1980年代，媒体中有许多歌曲歌颂母亲抚养孩子的劳苦。没有任何主流媒体作品宣称母亲抚养下一代不过是所有高等动物都要尽的义务，否则它们的种族就会在地球上灭绝。

“尊师重教”的口号被不断宣传。电视里播放的儿童歌曲有不少是歌颂老师的辛勤工作的。

这样的媒体内容把政权对大众、父母对孩子、老师对学生的关系一起定义为上游者对下游者的恩情的关系，造成互为道德支援的效果。在2.3节中会对此作进一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