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荒诞中国的荒唐事/张杰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笑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各位会问，弹棉花怎么与弹钢琴扯到一起去了？不要急，且听我慢慢道来。有些朋友可能会有弹棉花的记忆。七八十年代，在中国大陆，常有一些手艺人背着一个像弓一样的工具，一边走一边吆喝“弹棉花啰”。

什么是弹棉花呢？大家知道，棉絮用久了会板结，起不到保暖的作用，于是请弹棉花的工匠用弓将旧棉絮弹松弛，翻新成新棉絮，既经济又实惠。现在大陆已经看不见弹棉絮的工匠了，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了，与其弹棉花不如买床新棉絮，甚至有的家庭已经不用棉被，而用蚕丝被了。

在我武汉的老家，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集体小作坊，几个老师傅弹棉花，生意不错。到了90年代，弹棉花的生意已经渐渐衰落了。这个小作坊也开始生产家具，更名为华丽家俱装饰公司。新厂长是个小伙子，很有闯劲，思想很活跃，他想将公司做大做强。

在90年代初，武汉开始出现了一股风潮，也就是钢琴热。富裕的家庭都想买一台钢琴，提高音乐素养，也显示自己有文化。他们经历过文革，经历过文化沙漠，很希望能够像香港、台湾人一样在家里欣赏音乐。但当时中国几乎没有什么钢琴厂，我记得唯一的一家钢琴厂是上海钢琴厂。当时的武汉市长就想，能不能武汉也建个钢琴厂，既可以满足市民的文化需求，又可以发展地方经济。他常在各种场合宣扬他的想法，还指定一个副市长负责这件事，看有没有企业可以转行生产钢琴。

华丽家具装饰公司的年轻厂长听到这个消息很兴奋，他想弹棉花与弹钢琴都发出声音，弹棉花为什么不能弹钢琴呢？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他给市长写了封信，要求将公司转变为钢琴厂。市长看了信很激动，决定成立钢琴厂专班，成员有国有银行行长、财政局长，音乐学院院长。大家商量来商量去，达成了共识：银行提供资金，财政局进行经济补贴，华丽家俱公司生产钢琴。音乐学院院长不懂音乐，因为刚刚经历文革，大多数干部都是政工出身，搞政治思想工作的，但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

要生产钢琴，首先要有生产设备。大家商量后，厂长执笔写了专题报告给市长申请采购钢琴生产线。市长当即指示，武汉钢琴厂起点要高，虽然我们现在不懂怎么做钢琴，但是要有一种气魄，要做就做世界一流钢琴，并指示他们去国外采购最好的钢琴生产设施。到哪里去采购呢？音乐学院院长说最好的钢琴在欧洲，所以他们决定成立一个钢琴采购团，由副市长带头，厂长、行长、财政局长和音乐学院院长都参加。

他们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转了一圈。他们这一起出动，立即引起了欧洲媒体的高度关注。因为欧洲人没想到中国变化这么快，现在文革结束时间也不长，中国人就开始对音乐产生强烈的需求了。欧洲钢琴厂家很兴奋，因为中国市场的确太大了。所以，他们每到一个地方，行程都排得很满。最后，他们决定采购一家意大利的钢琴生产线。这个厂家有上百年制造钢琴的历史，做过很多著名的钢琴。意大利厂商很高兴，因为他们想未来在中国打开市场。

双方经过艰苦谈判，意大利厂商做了巨大让步，最后以20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代表团载誉而归。副市长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等各大媒体采访，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半年后，意大利厂家的设备集装箱到了，工程师也随后到达武汉。意大利人干劲十足，立即着手安装设备。但是，他们很快就目瞪口呆了。

第一个麻烦就是厂房问题。你想弹棉花灰尘大，厂房是露天的，但是生产钢琴就不一样了，它需要有空调的封闭厂房。第二个麻烦就是武汉当时没有调音师。钢琴生产与弹棉花不一样，它音色要准，必须要有调音师，但武汉没有这样的人才。一没空调厂房，二没调音师，意大利工程师干瞪眼。意大利人在宾馆里住了一个多月，最后请示老板，老板说中国人也不容易，但百年品牌输不起，干脆回购吧，也就是说愿意把他们的设备自己买回去，并承担运费。但市长一听犟劲上来了，坚决反对。他说我们经过艰苦谈判，好不容易从欧洲把设备运过来。没有厂房可以建，没有调音师可以培养嘛。意大利人一听也有道理，也就是今天安装不了，以后再安装也不迟。

后来，市长提拔到省里当省长了，副市长到其他市当市长了，钢琴厂的事也就没人过问了。但钢琴厂惨了，背上了200万美元的银行贷款，就是每个月的利息也付不了。这些设备只好锁到了仓库里，慢慢地被灰尘和蜘蛛网包围起来。再后来，华丽家俱公司也关门了，工人都回家了，厂长也到深圳去打工了。1998年末，中国已经有了破产法，武汉市决定对38家特困企业进行破产，其中就有华丽家具公司，也叫武汉钢琴厂。

最后，清算组将这一套钢琴设施卖给了一家上海钢琴厂。武汉钢琴厂资产受偿率为0，银行的200万美元打了水漂。30年过去了，现在，武汉也没有生产出一架钢琴。

女律师姓徐，是一个转业军人，人长的不漂亮，但很性感。她转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地方司法局工作。由于司法局有国办律师事务所，徐律师与它们联系较多。于是，她也想做律师。但她没学过法律，没有律师执照。

但当时的法院不看律师证，只要你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开庭通知就可以上庭了。所以，徐律师调到律师事务所所也开始办案。尽管不懂法，但她很快就出名了。请她办案的人很多，要预约，没有两个月还约不上。她各种官司都打，刑事案、民事案、经济案，什么案子都能办。她开庭有个特点，每到法庭辩论环节前，她都要申请上卫生间。之后，有人发现她也没上卫生间，她是打电话，打完电话就回来开庭。她把辩护理由说完，然后一言不发，从不反驳对方观点。但结果，她几乎每个案子都赢了。

沉默是金，逢案必赢。很多著名的律师在他面前败得一塌糊涂。有人就纳闷，这个徐律师到底有什么制胜法宝呢？一个没学过法律，也没有律师证，开庭也不说话，怎么能够把案件做得这么好？

有一天，一位著名律师下午二点到法院开庭。但他看错了时间，中午一点就到了。于是，他决定到庭长办公室闲聊一下。这个庭长是他司法学院的同学。

由于他经常去庭长办公室，就直接推门。门没锁，一推就开了。门开后，律师惊呆了。怎么啦？因为他看见徐律师正坐在庭长的腿上喘息着。于是，他赶忙退了出来。这时，他明白了徐律师的制胜法宝。但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徐律师每一次法庭辩论前都要出去打电话？

时隔几年后，徐律师已经退出了江湖。有一天这位著名律师和徐律师的一个律师朋友喝茶。他将徐律师打电话的事作为饭后谈资。她的朋友笑笑问道：你知道他与谁通电话吗？她打电话那个人就是我。她在问我法庭辩论该说些什么，因为她没学过法律。所以我告诉他辩论意见，她说完我的意见后，自然不会再说什么了。

该律师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帮她呢？他的朋友说，有一次徐律师向他请教案子，谈完后，一起到酒店开了房。后来，他们经常发生性关系，自然少不了要经常帮她。只是后来，徐律师被一法官传染上了梅毒，自己就没敢再联系她了。

有一次，中国财政部审计署对当地一家银行进行审计。因为当时银行有小金库、账外账和不良贷款等问题。银行行长很紧张，你想那么多关系贷款，查出来是要处分当事人的，就层层开会，部署怎么应对。

这一天，审计署专班终于来了。它分成了很多审计小组，其中一个组就进驻到一个银行分支机构。分支机构的行长很热情，给他们专门腾出了办公室，还安排专门的人员为他们服务。

一天，行长接到审计署组长的电话。组长要行长到他办公室来一下。行长见到组长就问有什么可以效劳的。组长说今天不谈公事，我有一个私事需要你帮忙。当然你为难就算了。行长忙问什么事。他说是这样，我正在参加高等教育自学本科考试，但是本科毕业必须要通过英语考试，我英语不好，所以，就想你们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学生代考？

行长一听很高兴，这是一个逃避处罚的好机会，于是满口答应。行长赶忙安排人联系一个名牌大学英语系的学生。告诉该学生，不要考得太好，过关就可以了。因为考得太好，万一有人复查，就麻烦了。这个学生说没问题，小事一桩。行长安排妥当，告诉组长，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学生收了钱，然后参加考试。二个小时的考试，他半小时就完成了。学生交卷离开考场，打电话报平安。组长很高兴，告诉行长审计的事不要操心。既然是兄弟，自然会两肋插刀。

一个月后，成绩就出来了。行长来到了组长办公室。那个时候已经可以通过电话查询考试成绩了。行长得意地说，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他打通电话让组长自己拨号，组长把他的考试号码拨进去，电话就开始报他的成绩。电话里小姐很温柔地重复他的姓名和考号，然后说：您的成绩45分，不及格。

当时两人都傻了。组长看着行长脸变得煞白，问行长：“想耍我，是吗？英语高材生在哪里？我自己考英语从来没有低过50分。”行长说：“我也不知道啊！”组长说：“你给我出去。我告诉你，你们银行问题很大。账务问题、不良资产问题，我这次不查个水落石出，不抓几个腐败典型，我就把姓倒着写。”

行长战战兢兢走出了办公室，满身大汗。于是，派人找那个学生。学生言之凿凿地说不可能，一定是有人暗中换了他的试卷，要不到考试中心去投诉。行长哭笑不得说，代考还要去投诉，你想搞死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