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的权力与教育（五）

解顔

不安全感

没有能力进行独立判断、独立选择人生方向、并独立为自己的决定承担代价的人可以称为具有依赖型人格。依赖型人格必然导致不安全感：他们心理上的所有依赖对象，不管是父母、朋友、各种群体，还是自己势力范围之内的各种资产、对未来的各种期望，都有可能离他们而去。

孩子直到长成成年人之前都要在心理上和物质上依赖于父母。这些依赖导致了他的不安全感。如果父母能经常鼓励孩子的独立判断与承担、经常给孩子以冒适当风险的机会，孩子就有可能慢慢挣脱依赖型人格的保护壳，获得心理独立。

小镇人在摆脱不安全感和获得心理独立的路上有重重的阻碍：

（1）在幼年，他们的父母利用权力关系上游的地位威胁、羞辱孩子、否定他们的判断、提出各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如让他们变聪明、长成高个子。孩子并没有足够的心理成熟度来甄别这些判断和要求的合理性，因此时时为不能让父母满意而惶恐。

（2）在成长的年代，他们的父母把他们当作永远的孩子看待，不给他们以锻炼心理独立的机会，试图把他们永远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

（3）在成人之后，他们的个人命运高度依赖于权力结构。地位高的担心失去地位；地位低的不知道在他们每天要等待的有形和无形的窗口前，谁会随时插到自己的前面。

如前所述，面子是旁观者的态度，而旁观者的态度并不操在当事者自己的手中，所以对面子的看重也是依赖型人格的一种表现。地位越高，旁观者越众，由面子而生的不安全感也越大。

人被不安全感驾驭的结果是耗费了生命的能量。由于现代社会的丰富生产力，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有一定资产储备，这本来足以保证他们不至冻馁而亡；也就是说，他们在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候并不存在不安全的问题。但事实上，他们总在被不安全感驱使。这使得他们没有多余的精力来从事更有趣、更有创造性、更能表达他们的内在潜力的活动。

中年时的父母亲享受了不少他们并不大的权力带来的利益，而他们耗费感情最多、对他们心理压力最大的事也正是工作单位上的权力斗争。母亲抱怨同事的嫉妒、小报告、未被提拔。父亲抱怨被同事挤压、被上司欺负。他们害怕一次又一次的廉政反腐运动查到他们头上。

母亲从三十多岁开始严重胃痛，经常要将胃部紧紧抵住桌角来缓释。退居二线后，胃痛不治而愈。

五十岁时，母亲又患上心脏病住进医院。检查发现心脏和血液指标一切正常。七十多岁后，她的心脏病也不治而愈。

阿德勒说：“即使是成年人都很难了解自己、很难把握自己的心理成因，也就是说，很难弄清楚自己的好恶和情感究竟缘起何处。”【14】小镇人在勤勉地获取权力和势力范围时，不知道驱使他们辛勤劳作的动力是自己心灵深处的不安全感，而这种动力已经将他们的生命能量蚕食殆尽。

恐惧感

母亲年轻时的不安全感与中年后的恐惧有所不同。年轻时不安全感的来源是近处、有形的；引起她不安全感的威胁消失，她的不安全感也随之暂时消失，直到下一个威胁出现。中年后的恐惧的来源是人生更根本的问题：衰老、疾病、死亡，它们永远不会消失。她所依附的群体价值观也无法就这些问题给她以一个满意的答案。

死亡的问题是对获得模式的严峻挑战。一个人的死亡意味着他在世时获得的所有的东西都彻底失去，这使获得模式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一部分人对这个挑战的回答是宗教。寺院和道观里经常挤满了香客，他们之中的许多都在祈愿在现世和来世能继续他们的获得模式。

活在存在模式中的人把获得和失去都看作人生体验的一部分，所以能以更平安的心态对待死亡。

养儿防老的传统就是来自于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感。父母抵御这种恐惧感的武器是处在他们权力关系下游的孩子。他们普遍希望孩子长大成人后能留在自己身边，在自己老而无依时陪侍左右。

死亡也是在孩子们之中引起巨大恐惧感的话题。幼年的我对死亡极度恐惧，这应该来自于父母的影响：（1）父母自己对死亡的恐惧与无奈对我的耳濡目染。（2）父母与我之间对此没有坦率的交流。（3）母亲用自杀来威胁父亲，而作为旁观者的我对世界的了解还没有成熟到那样的程度，看出这只是一种权力斗争的手段。

对于心理不能独立的人，如孩子，对其心理依赖对象的威胁比对他自己的威胁更加令他恐惧。威胁到他自己时，他会下意识地缩回他的依赖对象的怀抱之中；这是他全部安全感的寄托所在。但是，如果他的依赖对象自己的生存悬于一线、或要离他而去时，他的所有防御都坍塌了。

如果一个人的价值观高度依附于群体价值观，而群体价值观突然与他反目，会给他以同样的极度恐惧感。

1989年学生运动时，我在北京读书。虽然我并未积极参与其中，但是经常去天安门广场，目睹了运动的全过程。这已经让家乡的母亲担忧不已。听到6月4日电视台发布平暴命令，母亲便六神无主、失魂落魄、满院子磕头求神告佛，像疯了一样。共产党曾是她的全部心理依赖，而那天晚上，这巨大的靠山忽然变成了向她压下来的大山。

我的一位同学在省城因领导学生运动被地方公安机关通缉，在外地藏了半年多，躲过牢狱。其父却在不久后心脏病突发去世，当时刚五十出头。

这是1989年北京学生运动被镇压之后几位被通缉的学生运动领袖的父母的情况：（1）王超华于同年辗转逃出大陆，她的父亲、著名历史学家王瑶，于同年12月去世。据戴晴回忆，王先生是“差不多因她而死”。（2）1990年，柴玲的母亲在柴玲逃离中国后不久去世，年五十岁。（3）张铭的父母“在电视上看见通缉令上儿子的照片才知道他干的事。他此前没有告诉父母，因为他知道他们一定会设法阻止他。看到他成了国家的敌人，父亲血压突然升高，险些丧命，后来留下好几种后遗症。”【15】

我没有听到、读到过任何一位学生运动领袖的父母视他们的儿女为英雄。他们的个人价值观的大厦在群体的土地上扎根太深，没有能力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再修筑一座了。

禁忌话题

逢年过节、生日寿诞、各种聚会上，可听到各种吉祥祝愿，通常围绕着三个主题：福（连年有余、岁岁平安等）、禄（官运亨通、平步青云等）、寿（长命百岁、寿比南山等）。这些愿望的反面是禁忌话题。

诸多禁忌话题的存在与多数小镇人活在获得模式之中有关。获得资产、扩大势力范围是人生的成就，失去势力范围是丢脸的事。没有人愿意成为人生战场上的输家，所以没有人知道如何面对这些失去。对耄耋老人，大家都会说他一定会长命百岁。对重症病人，大家都会说他一定能战胜病魔。没有人与他们讨论如何面对另一种大得多的可能性：在地平线不远处的死亡。

小镇人以权力斗争的心态面对死亡的话题：要么把死亡置于下游，拿出不怕死的大无畏态势；要么被对死亡的恐惧感驾驭，完全回避这种讨论。这可以称为权斗式思维。他们不知道有以平等、开放、平安的心态讨论死亡，并从中发现生活的新意义的可能性。

他们也用同样的权力斗争式思维来看待其它一些话题，如钱：要么终日被利驱使，要么作出视金钱如粪土的清高姿态。

活在不安全感之中的人寻找安全感的对策之一是如南极冰盖上的帝企鹅那样抱团取暖、与群体紧紧依附。在这铁板一块的群体之中，任何个人的独立意志都被视为异类。小镇上的各种被嘲笑挖苦的异类都是因为他们无法成为铁板一块的群体之中的合格成员，即使这些人可能只是有与群体相异的外表，如生理缺陷，而并无独立于群体的意志。为个人信念殉难的林昭和张志新都是被抱团取暖的群体排斥。她们殉难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些人的名字还是媒体上的禁忌话题。权力结构不知道如何讨论这样的话题而不丢失面子。

自己的精神无法独立，所以也不允许别人精神独立，这样的心态可以称为窒息式团结。中国的海外移民潮一百多年来持续不断，除了经济的诱因，对这种窒息式团结的抗拒应该是原因之一。

抱团取暖的群体虽然体量巨大，其成员们的安全感仍然脆弱。比如，他们不敢面对其中某个子群体的独立意志。即使它只是精神意义上的独立，而非地缘或政权意义上的独立，这仍然会严重损害群体的面子，导致整个群体的不安。中央政权压制边疆异议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给它们贴上地缘独立的标签，把他们打为异类。这就点燃了华夏大地上抱团取暖的十几亿人心中的不安全感，使得持异议的子群体不再只是政权眼中的麻烦，而马上成为全民共讨之的公敌。所以持异议的子群体如藏族、维吾尔族、港人、台湾人等都压制自己心中的想法，把“独立”这个字眼视为在公开场合严重禁忌的话题，以免引燃那个体量巨大的不安全感中蕴藏的毁灭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