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的权力与教育（六）

解颜

个人的不安全感被权力结构鼓励

权力结构乐于见到个人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死心塌地地依附。中央政府的每一次大批判、大镇压、县政府的每一次公判大会、老师对每个挑衅的学生的体罚和羞辱都是在不同尺度上的惩罚权的展览，以在观者心目中一次又一次地加固他们的恐惧感。

与高夫曼熟悉的监狱等全控机构【16】不同的是，小镇权力结构之中的每个人既是囚犯也是狱卒。小镇人小时候每天在家接触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在学校接触的老师和同学、长大成人后接触的同事和上级，都被或多或少的不安全感驱使，都有同样的从感情到物质上对权力结构的依赖、同样的对陌生人的敌意和排挤、同样的面对老去、疾病和死亡的无奈和挫折感。榜样的力量每天都在小镇上演，观者把这些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然后在自己的生活中做出来，给别的观者作榜样。

缺乏安全感的人如溺水者，身边所有可以抓得到的东西都是他的救命稻草，这包括他自己的孩子。他把自己给孩子的付出当作恩情，因为没有安全感的人也不觉得自己对他人有任何义务，尤其是对在自己下游的人。

3.5 多重价值标准

人一生的无数过往经历塑造了他对各种事物的许多不同看法，在每一次重大的选择关头也有许多不同维度的考虑。这些都是他的价值空间之中的成分；其中的每个成分都有影响他的每个人生选择的潜力。

可以以买房作个比方来观察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的过程：

（1）买房者有许多个方面的考虑，如面积、户型、价位、地段、学区等。

（2）完全满足自己在所有这些方面的要求的房子在市场上并不存在，并且有些标准之间甚至是完全自相矛盾，如面积、地段和价位。

（3）买房者必须了解每一项要求对自己的相对重要性，然后割爱那些相对不重要的项目。这可以说是一个整合价值空间的过程。

（4）如果对自己在每一个方面的要求对自己的重要程度了解准确，他的整合是成功的；他作出的选择会让自己在今后很长时间中受益。反之会在未来出现种种问题。

同样，人的每一次其它的选择也都是价值空间中的各种价值发生冲突、竞争的过程。善于思考的人把这些冲突看作了解、整合自己的价值空间的机会，在比较和判断中选择对自己更重要的价值，放弃另一些重要性较低的价值，也为此决定承担代价。

不断整合自己的价值空间的努力通向孔子说的“吾道一以贯之”的境界。这话可以理解为用一个统一的价值体系来指导生活的所有方面。

小镇人不作这样的努力。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价值标准，且并不为之感到困惑。下面讨论这种多重价值标准的几个方面。

群体价值观之中的自相矛盾

我的父母亲在他们的同事之中属于胆小守法的一部分。看到周围的众人用手中权力大肆给自己捞取，他们心态矛盾。一方面，这有违他们心目中的道德准则和政权的明文规定；另一方面，他们认定那些胆大妄为的是社会主流，而自己是处处吃亏的胆小鬼。

造成他们这矛盾心态的有两个因素：1. 群体价值观之中的多重价值标准：政权和文化传统中标榜的价值标准与现实世界里通行的价值标准南辕北辙。2. 这两套价值标准也同样在他们的意识之中南辕北辙，而他们没有能力进行独立的价值判断，不知道自己该用哪一套。他们既不敢面对由于胆小怕事而放走了眼前利益的后果，也不敢面对由于胆大妄为而被政权惩罚和羞辱的后果。

那时有一种说法：学校的政治课老师都姓吕，上边一张口说的是一套，下边一张口说的是另一套。

诗人北岛的最广为人知的两句诗是：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这两句诗得到最多的读者共鸣的原因也是他们强烈感受到的社会中两套价值标准的鲜明对比。

这样的对比可以上溯到古代。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记载，明朝大学士申时行“对理想与事实的脱节，却有一番深切的认识。他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

“阳”和“阴”两套价值标准如同计划经济中的官市和黑市。官市居于大街闹市、美轮美奂，但货架空空；黑市被官方宣布为非法，只能在小巷深处交易，但商品琳琅满目。懂得灵活游走于官市和黑市之间的人是被群体价值观青睐的俊杰，无此能力的是被大家嘲笑的书呆子。

“阴”的价值标准不被允许合法存在，是因为权力关系的上游者必须要把自己打扮成伟大光荣正确、没有任何过失的英雄。在垂直的权力关系中，不管是政府官员对下属、老师对学生，还是父母对子女，上游者比下游者遥遥高出的地位都需要这样的形象来维持。

西方社会对这两套价值标准的矛盾的因应措施是承认阴面的存在，并发展出公开制约的制度：选举制度，以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产生互相制约；三权分立，以在不同领域的管理者之间产生互相制约。每个人都需要被公开的制度约束，没有人需要把自己打扮成完美无缺的伟大人物。这样的制度就把权力结构变得平坦。

价值标准因权力关系而异

高夫曼认为人有前台和后台两个自己。前台的自己是表演给周围众人看的，后台的自己是脱下了戏装的自己。【17】根据这个理论，可以说小镇人因观众的不同而有多个前台：他们对权力关系的上游者温顺，对下游者强横。

鲁迅注意到同样的两面表现：“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

下游者对上游者的温顺只是由于上游者的更高的地位；或者说，只是由于上游者的外在价值。如果外界环境的变化使得上游者和下游者的位置发生互换，曾经的下游者的态度便会逆转。这样的例子包括土改期间贫雇农对地主富农的关系和文革期间中学生对老师的关系（见1.3节）。

这种两面表现并不是中国人特有的现象。德国社会学家阿多诺用德语中的一个俗语来形容这样的人格：“骑单车者人格”，意为对上哈腰、向下猛踩。

两面表现并不矛盾：对上游者温顺是出于求生欲，对下游者强横是出于权力欲，两者都出自人的动物本能，如丛林中的动物见到弱小的便扑食，见到强大的便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