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无法想象墙内底层的无耻与下贱
高瞻
三年前中国严酷封控、美国无忧无虑期间，我把墙内流传的一个视频放给七岁的女儿看：视频里一群大白破门而入，要带单身在家的女主人去方舱隔离；女人坐在沙发上不想走，大白们如狼似虎一拥而上制服女人，然后五花大绑拖出门扬长而去。姐姐知道了，责备我说：“你让她看这些干什么”？我说：“我就是要让她知道，人的世界里还有这种率兽食人的“极恶之地”（The Field Guide To Evil），而她生活在美国是多么的自由、幸福”，姐姐不屑的说：“你说的那些东西就如同另一个星球上的事情，和她永远不会有任何关系，她一辈子都不需要知道——难道她还用了解朝鲜被挑断脚筋和穿透琵琶骨的女脱北者、伊朗没戴头巾被酷刑折磨死的女学生、非洲之角哭号无助活活饿莩的女童吗？”
其实我知道姐姐是对的。尽管我想象得出，在基督教利他主义、美国人济世情怀和全世界极左思潮的影响作用下，女儿的青春时光里大概率要到亚非拉去做几年救世军，但在她如梦如幻、如歌如诗的幼年，我是不应该用与她无关的恐怖、邪恶和残忍故事，去破坏和玷污她唯美与极乐的童话世界的。
可是我自己，却永远无法像女儿一样脱胎换骨、两世为人。即便决绝离去、涅槃重生，也依然剪不断理还乱的藕断丝连。海外常有人讥讽总在汉语圈里关注和评论中国事物的人们“身在新大陆、精神还沉浸于旧日的岁月，一生都摆脱不掉过去的魔影和梦魇”，而这就是我们的宿命，生在中国是我们永世无法赎偿的原罪：它不但贫瘠了我们的少年，还折磨着我们的晚年；不但摧残过我们的自由，还侵扰着我们的梦境；不但长久囚禁我们的身体，还继续凌霸我们的灵魂……于是，虽然我拒绝中国媒体的一切声音，哪怕我屏蔽海外有关中国的一切消息，但墙内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晦霾，还在随时随处、骤然粗暴的玷污和秽浊我的视听，致使我触目惊心，提醒我勿忘国耻。
去年夏天海外年年炒作、实则子虚乌有的北戴河会议期间，我不经意的把X上当时流传极广的一段文字发给墙内一个女性，几乎瞬间，我收到了她的一大段回复：
尽管一直确信墙内底层民众的愚昧和无知，但毕竟我与他们的世界长期隔绝。几十年里，我熟悉和接触的圈子始终还是北大人。八十年代大学校园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的深刻、永恒精神底色，最高学府天之骄子们壮志凌云、眼高于顶、舍我其谁、以天下为己任的妄自尊大，一起左右了他们的一生。几十年过去了，他们有的名动天下，有的蹉跎虚席，有的坐监流亡，但无一不或者君子豹变，或者老而弥坚，或者不屈不挠，或者犹钓寒江；即便那些已经抛却使命、背叛初心、卖身求荣者，也是身怀异志、包藏祸心、潜龙勿用。像上面微信里这样发自肺腑、心甘情愿、自觉主动的无耻与下贱，我还是平生第一回亲眼目睹。
然而，这就是墙内底层民众的心态和生态。
“蝼蚁”，是最近几年墙内社交媒体中的一个流行词，意义相当于更早时期的“屌丝”——鸡巴毛——一词；稍许不同的是，“屌丝”通常指别人，而“蝼蚁”则更多是说自己，而且语境、语义上更富有时政色彩。当年“屌丝”这种低俗、肮脏的词汇，居然被酷爱“五讲四美”、视一切新生和流行文化为“三俗“而动辄封杀取缔的中宣部长期放行、不加禁绝，我早就明白是它恰好符合了统治者贱民虐民和令民自贱自虐的动机与需求。从称呼他人“屌丝”到自诩“蝼蚁”，可以生动的折射出现实中中国人身份和处境的进一步恶化以及人们自我意识里对这一恶化的接受与认同。但即便如此，大多数人在自嘲“蝼蚁”的时候，我总能听出其中隐藏、遮掩着的“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的愤怒和怨毒。而自满的一口一个“蝼蚁”，上赶着自道本人天生下贱、又对以贱货待己的主人心悦诚服、顶礼感涕，进而忿忿不平，自告奋勇的拔刀相助、义务护主者，上一次我还是四十年前在鲁迅《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小说里看到。
底层小市民的胆小怕事、自私怯懦、明哲保身谈不上过错，更不是恶行，毕竟不可能要求人人都去做烈士。但是，为了文过饰非、出于合理卑微，主动为罪行掩盖、积极替邪恶辩护，那就成为了地地道道的帮凶和同案犯。
“政治只是权贵们为了利益而玩弄、争夺、杀戮的工具；普通的蝼蚁们既无能也无力去参与，非要不自量力的参与了，也只是权贵的棋子炮灰而已”，这是现今中国底层民众对政治恐戒、畏惧、膜拜、虔敬、谦卑、尊崇、仰慕、“梦里也怕”的典型写照。这种对政治“想都不敢想”的心态和行为，与一百年前林语堂笔下在巴黎街头示威抗议、振臂呐喊、金发靓丽的法国女大学生，与今天我眼中高昂头颅、阳光自信、个性鲜明、满骨子里都是“人民主权”的美国妇女，完全是两个物种；与三十五年前在天安门广场高呼“不自由毋宁死”的大学女生，与两年前在全国各地手执白纸、高喊“下台”的曹芷馨、李思琪、李元婧、翟登蕊等等年轻女性，十足是天上地下；与普世价值和大道公行，与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整个人鬼殊途。底层民众对政治的这种恐惧和敬畏，正是统治者刻意塑造、恫吓和怂恿的效果。而底层心甘情愿、发自肺腑的甘做“蝼蚁”，则进一步纵容和鼓励了统治者的肆无忌惮、恣意妄为、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以至蔡奇任北京市委书记时直斥他们为“低端人口”，恣睢无忌的对他们“刺刀见红”。统治者唯一没有想到的可怕灾难是，他们驯化出的对政治、国家和权力噤若寒蝉、五体伏地的“蝼蚁”、底层、“低端人口”们，在土壤和气候适合的时候，会突然打碎魔瓶，瞬间化作残忍嗜血、穷凶极恶、毫无人性的暴民和黄巢、张献忠、洪秀全，最终吞噬一切、毁灭一切、埋葬一切、断送一切。
近二十年来，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 syndrome）成了被广泛提及的一个词汇，它特指“被害者对于加害者产生强烈情感，同情、认同、相信加害者的观点和想法，从而不再感觉自己受害并反过来帮助、配合、保护加害者”的情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虽然直接发生在被绑架的人质、集中营的囚犯和战俘以及强奸乱伦等行为的受害者身上，但其实更广泛的间接存在于“国家的囚徒”。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通常都经历了以下身心过程：加害者挟持或绑架其人并得到其人认同；其人切实感受到加害者对自己生命的威胁，精神遭受巨大恐惧；在遭挟持过程中，其人体会出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除了加害者的单一看法外，其人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得不到外界讯息；其人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其人和加害者长期相处并体谅到对方的不得已；其人并未受到“直接”的伤害。根据弗洛伊德理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一种自我防卫机制：当受害者相信加害者的想法时就会觉得自己不再受到威胁。但是，很少有人提到一个引申现象：自我防卫机制下的心理让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混淆和颠倒了加害者和受害者的相互身份——上面的微信截屏为此提供了一个最新和最鲜明的样本：底层民众心理的自我防卫机制使其把自己被国家奸污、被政府吸血的现实，臆想成了自己反过来在喝政府的奶、操国家的逼，所以不能“喝完奶骂娘”、不能“拔吊无情”。
几十年前，我听《如歌的行板》（Andante cantabile，1871），被柴可夫斯基“我听到了俄罗斯底层人民最美好的心声”深深打动；今天我在理查德·派普斯《旧制度下的俄国》里看到了真实的俄罗斯底层：他们心甘情愿永久服从于他人肆无忌惮的意志，从心里接受着弱肉强食的社会秩序，熟悉和适应的就是威权政治，对沙皇的拥戴几乎纯粹是消极顺从、自我欺骗；他们的突出特质就是不能抽象的思考，对超出自身经验的一切敬而远之、无论什么制度都投以怀疑的眼光；他们缺乏公共关切，理想就是不受约束、不负责任的为所欲为；在让外国人常常惊叹的温良外表里面“既找不到智慧也找不到善心，他们的谚语和俗语反映了粗鲁的玩世不恭和社会意识的完全缺失”。几十年前，我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相信“压迫深反抗重”、社会底层最具革命精神，后来我知道了马戛尔尼使团眼中遇见官员一律跪路行礼，在手执长鞭士兵监督下面色麻木、神情悲惨如同牲口一样劳作的乾隆盛世里的中国百姓。四十年前，我读《纪念刘和珍君》，感慨于“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的无奈和悲怆，如今我理解了：一小块也是进步，最绝望的是现代人比《孟子·离娄下》的时代还要无耻和下贱。
一百年前的胡适和鲁迅，一个儒雅宽厚，一个刻薄刁蛮，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和相通的，那就是对自己国家现状的极度失望和痛恨。如今，整整一百年过去了，国民加速破罐破摔，制度极尽怙恶不悛，如果他们地下有知，再不会做鸡生蛋蛋生鸡的古史辨，他们会断言：“这样的民族，配得上一切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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