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议中央：“饥饿”一词所带出的毛式造神运动

何使仁 任先刚

2020年，是一个庚子年，因为武汉疫情席卷全球，全球经济受到连累，一些区域经济近乎停摆，更多人失业，更多人没饭吃——此时此刻，“饥饿”一词再次浮现，中国大米市场“涨”声四起，可在中共的央视上丝毫看不到粮食涨价的消息，看到的只是农业发展前景很好，丰收在望，毛氏造神运动再现，或称为新造神运动。

央视版新闻联播，文革式造神运动丝毫不减当年：全世界数中国人最幸福，除了中国之外，全世界其他国家都各有各都不幸，依旧生活在贫困、混乱、饥饿当中，依旧水深火热。这些节目都是办给共奴们看的，目的是让奴隶们看到中共非常强大，如果不是有中共拯救，中国国将不国，中国人将沦为亡国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一晃七十年过去了，中共的老一套依然奏效。这使我想起文革时中共是如何宣传用毛泽东思想来战胜饥饿的，骗了多少代人。

1967年1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社论“中华儿女多奇志”，该奇文蛊惑民众说，“中华儿女的奇志哪里来？来源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使我国人民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敢于走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饥饿的时候比粮食还宝贵，在伤痛的时候比药物还灵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他们饥饿的时候，比粮食更重要；寒冷的时候，比火更温暖；伤痛的时候，比药更灵验。”

所谓毛泽东思想比粮食还宝贵，结果在六十年代初前后三年，风调雨顺的三年（据专家考证，三年内一些地方出现旱灾，与往年比但不严重），中国大地上却饿死了至少3000万中国人，人相食，惨不忍睹。

毛泽东思想，对内，欺骗，祸害。对外，输出毛氏革命，继续祸害全世界，犹如今天的武汉新冠病毒。

1967年1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照亮日本人民的革命道路，东京贫民区山谷的劳动人民组成毛主席著作学习会”，“山谷，是东京典型的贫民区之一。这里居住着二万多名失业或半失业的工人，他们在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过着非人的生活。……由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起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在这场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红卫兵震撼了整个”，“这里的人民，忍受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挣扎在饥饿线上。他们的工作朝不保夕，经常失业。即使找到工作，每天卖力十二、十三个小时，也只能得到一点低微的工资。由于山谷的劳动人民对这样悲惨的生活忍无可忍，最近几年来，差不多每年都发生过暴动，表示对现实的反抗。但是情况并没有改善。只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才照亮了日本人民革命的道路。如今，毛泽东思想像一把金钥匙打开了山谷地区人们的心，山谷地区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正在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寻找日本人民真正解放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像一把熊熊的火炬点燃了山谷人民要求革命的火焰。”

输出革命不奏效，外国人不上当，结果中共就天天对自己的老百姓说外国人如何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67 年3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印度已变成饥饿之国，因为国大党的反动统治造成严重恶果”，“在印度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下，印度的粮荒正在继续发展，粮价更加飞涨，广大印度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痛苦。”那里“数以百计的人饿死，数以千计的人濒临饥饿的死亡线，无数人骨瘦如柴”，人们“靠树叶、青草、树皮和树根过日子”。印度报业托辣斯最近报道说，“比哈尔邦巴拉摩县整个中层阶级为数约一万人正处在饥饿的边缘。”

“在印度大选结束以后，粮价突然猛烈上涨，许多地方买不到粮食。据印度报纸报道，3月初，德里的小麦、玉米、黍和豆子的价格“达到新的最高峰”，北方邦台拉登市的粮价也“达到历史上最高的一次”，“囤积商天天在抬高价格”。中央邦乌贾因的平价粮店的小麦和大麦都已经卖光。《印度储备银行公报》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承认，根据抽样调查，1959——1960年度，印度全国就有百分之三十五的人陷于饥饿，“大约有2400万人每天只能吃一顿饭，另有1.25亿人不得不每隔一天少吃一顿饭”。现在这种情况显然又进一步大大恶化了。

这个报道只是说印度人吃不饱饭，但没有被饿死，哪怕一天只吃一顿饭，也比饿死强。可在中国，却发生饿死人的事情，触目惊心。

中国三年大饥荒，三年人祸，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岭南文化时报》1998年7月20日刊文“支付大同梦的苦难——大跃进40年祭”一文，结论说至少有3000万人饿死。

作者思琪写道：1959年，粮食的实际产量开始下降，1960年就只剩下一千四百三十五亿公斤。所有农产品的收获都在大幅度地下降，甚至连1951年还不如。但是一亿城里人需要粮食的心情却更加迫切。他们拿走了至少三分之一的产量，把剩下不足三分之二的粮食留给六亿乡下人。可以想像得到，留给农民的是什么。这一年以及未来的一年中，乡下似乎再也找不到什么可以吃的东西了，有人说酒糟可以果腹，所有的酒糟就被人抢光：有人说榆树叶无毒，所有的榆树就都变得光秃秃的。后来人们开始吃土。有些地方，发狂的人们开始肢解吞吃死去的同伴。在安徽省凤阳县，那一年人吃人的事件共有六十三起。赵夕珍和陈章英夫妇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勒死煮食，那孩子刚好八岁。另一个妇女吃的是已经死去的孩子，工作队将这些人捆送公安局，说他们破坏社会主义。

但是，任何法律和专制手段都无法制止饥饿。作者指出，农村里面死于饥荒的人越来越多，惨不忍睹。人们私下里的估计是在二千万到三千万人之间。中国科学院一份公开发表的报告认为，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间，“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约一千五百万人”。可是在一篇署名金辉的研究报告中得出的结论，竟是“低限值也在四千万人”。他的报告于1993年发表。他说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为凄惨的一幕悲剧”。这位研究者声称，他的结论全部是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资料。他的研究至为精细，但是他有可能忽视了由于营养不良而导致的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另外一位研究者林毅夫发表论文说，在那三年里，农业危机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三千万人，另外还少出生了大约三千三百万人。但是，所有的研究者还忽视了另外一个问题，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已经极度衰弱。由于营养不良，疾病在乡下蔓延并通过遗传祸延后代。在一个叫做“武店”的公社，官员们居然有心将这一情况加以统计，结果发现，一千零三十四人浮种、九百二十九人子宫下垂、三千零四十七人闭经、一千零一十六人干瘦，是为“四病”。官员们出于维护人民公社的名誉，决定对“四病”加以治疗，于是找来一个医生，询问何药可治。医生名叫王善身，大约是生具“独善其身”之志，不肯为公社矫饰。他说，只少一味药：粮食。结果官员当场将王逮捕，以攻击人民公社之罪交由群众大会批判。

这都说共产主义惹的祸。用康生的话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所谓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迎风招展，人民日报等媒体上留下的多是数不尽的笑逐颜开的大丰收，以及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照片，老百姓信以为真，后来却发现共产主义是害死人的超级大陷阱。

共产主义运动，大跃进，赶英超美，首推祸首毛泽东、刘少奇等人。1958年7月，毛泽东、刘少奇抬出人民公社，称其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之后，舆论发动，政治局委员，负责农村事务的副总理、大跃进的积极推动者谭震林，在河南等地公开描述了共产主义的虚构前景：

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鸡、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等，都是按需供给。

　　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

　　第三，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什么？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空调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

　　第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

　　第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

没等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结果饿死人的惨剧就发生了，共产主义这个骗术，祸害了中华大地，至少三千万人因饥饿而丧失生命。

按照新华社退休记者杨继绳2008年发表的专著《墓碑》一书的估计：从1958年至1962年期间的不完全估计，中国饿死3600余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上下，两者合计为7000余万人。

1985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60年比1959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多万”。

西安交大蒋振华教授在1986年和1987年，与李南先生共同发表两篇文章。他们利用1953、1964、1982年人口普查的报告数据，及1981年人口寿命表，得出中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据此，再估算出历年的死亡人数，再减去正常死亡人数，所得即非正常死亡人数。他们经研究、推算认为：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

但党史专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丛进著）有载，“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书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

198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所著的《生存与发展》一书认为“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1500万人”。

1993年，上海大学金辉先生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他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指出：1960和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推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然后拿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按“金氏公式”——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那么三年之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
  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3471万。

1994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吕廷煜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在“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四千万人左右。”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发表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计算，非正常死亡人口是2158万人。

《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11月18日发表文章“新中国最惨痛的灾害记忆——三年大饥荒”，作者王珍指出，最近，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曹树基先生，在《1959－1961年的中国大饥荒人口死亡和成因》中，采用了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行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曹先生的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 

三年大饥荒前夜，“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新民谣已经家喻户晓了。1958年，全国各地“高产卫星”不断升空，老百姓们以为“共产主义天堂”已经近在咫尺，转眼之间，中国百姓面对的竟然是噩梦一场，谁能会想到这些呢？

文革时，人民日报鬼一样蛊惑：“寒冷吗？人民战士忠于毛主席的心永远是热的；饥饿吗？毛主席著作就是粮食；黑夜航行没有灯光吗？毛泽东思想就是指路明灯。”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人民日报和央视一样，依旧和文革一样发出鬼一样的声音：“你幸福了吗？”“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带一路”等等，又是一样的造神，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还会发生一场饿死人、人吃人的惨剧吗？ 

有人说，文革并未结束，还在继续。这就和中国历史上的兴衰循环一样，明知“殷鉴不远”，可就是不能汲取教训。有些惨剧在我们这里总是重复发生、老路一再重走。这就是今天最可怕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