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就是要主动干预

谭作人

有感于大渡河枕头坝鱼道向干流多级大坝及全流域推广的倡议，以及金川独松沟八一电站已经全部拆毁，进入生态修复工程的两个案例，认为，公民维权抗争，是社会转型的应有之义和必然之举。虽然，这类工程已经属于事后纠错补课，如果事前拥有社会监督机制，本来是可以预防和避免的。这是一小批坚持具体事情具体对待，对事不对人的环保义工的长期坚持抗争，决不放弃而达到的效果。

羊快跑光了，才想起栅栏该修了，

鱼快绝种了，才想起还没修鱼道。

钓鱼工程一茬又一茬，输羸通吃，

补课学习一轮又一轮，学费超贵。

有桥有路又有船，非要下河摸石头，

摸来摸去摸光了，水深河也不过了。

知否知否，应是谁肥谁瘦？

公共权力不受监督，出啥事都不稀奇。 他们能够这样，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轻易放弃。对犯罪现场，我们的选择，不是参与，而是逃离。

经过多年艰难治理和有效管控，水城一体的成都市城市河流府河（上游为清水河，锦江）水终于清了，河鱼回来了，水鸟也回来了。晴空之下，在府河城区段，白鹭与灰鹤上下翻飞，构成生动有趣的岸线生态风光。这是自然之笔写出的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的一篇表扬稿，虽然它没有言语，但人人都可以体会。

府河上游清水河的水清了。长江十年禁渔政策也保障执行有力。然而府河下游的橡胶坝，却没有设置鱼道。据说，为了水面景观，仅城区段拦水胶坝，就有八道之多。试问，长江鱼类迴游之路和干流支流鱼类新的产卵场，究竟在哪里呢？被快速大开发破坏的河流与湿地系统的生态平衡，亟需重新恢复。如果经过多年禁渔保护，却因为各类大小水坝拦截，因为没有设置鱼道，河鱼与水鸟，继续不断减少直至灭绝，这将是另外一种悲剧。

我们常说的祖国，并不是专指一个朝代或者某个政权，而是指称生我养我的山川河流大地，故土家乡的自然资源和自然本底。它所孕育的一切，构成我们的社会环境和生命本底，它是我们大部分社会行为的出发点和目的地。无论优劣与否，家乡都是值得珍惜，应该保护的，而不是恩将仇报，只能用来诅咒的。这是作为人类的最基本的社会伦理责任。所以，如果有人侵害了我们的祖国和家乡，无论外敌内敌，无论自家兄弟还是隔壁邻居，无论利益化集团还是集团化利益，我们都不能默不作声，忍气吞声，放任他们胡作非为。如果这样，应该被诅咒的，是奴隶化犬儒化的我们自己，而不应该只是诅咒别人。

无论大事小事，总要有人去做。 无论大道理小道理，总要有人去坚持。只有坚持，才有希望。 虽然十之八九的事，都变成失败案例，即使成功百分之一，却是通向未来的可能道路之一。如果这是一条光明的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的。这次救一条小溪，下次救一个山谷，再下次，也许能救一条大河，甚至救出一个流域。

越是具体的事，越需要具体去做。主观为社会，客观为众生。如果大家都起来做，体制内外合力，给权大于法的公共决策设置一个社会监督岗，那么今天的河山，就不会如此病态零乱，难以救治。

一小撮环保自干义工，自带干粮搞环保搞社会公益，长期坚持做着“吃力不讨好”和“损人不利己”的事，其实很值。因为，这块多灾多难的山河故土，不仅需要有人看护，更加需要紧急救助。事关生态系统的紧急救援，正如生命救援的最后五分钟，决不能轻易放弃。如果方法得当，并且坚持不懈，应该是有所改变的。况且，这是多数人都力所能及的事，为啥不去做呢？

公民抗争，尤其是公民环保抗争，就是公民权利包括环境权利的具体体现，是一种具有法定意义的社会化的个人行为，只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有关，而与政治化组织行为和所谓思想斗争路线斗争没有关系。那些政治文学家和文学政论家，千万不要混淆基本事实，搞错了对象和关系。如果地板都没有，却成天站在沼泽地里，争论天花板的颜色和高低，还有什么意义吗？

说的不做，做的不说，又做又说，百事磋砣。对于那些力所不能及的宏大叙事，让给高个子，大力士，聪明人和专业人士去做吧，我们不越界。这是我作为环保义工二十多年，拥有不少成功案例的正面经验。观山路千条，俯仰一月高。向不弃涓涓细流，不惧大江大河，决不轻言放弃的新一代环保义工们，致敬！👍👍👍🙏🙏🙏

附：部分案例存档

1998年至2008年十年间，在独立发起或者主动参与大型公共工程以及公共决策案例的过程中，发现了体制机制在公共决策方面存在的几乎无法避免的结构性缺陷。根据去政治化，以及公共利益最大化，公民权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参予与干预，对于影响部分项目的最终走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十年折腾，以这种“建设性破坏”，对应某些公权部门的“破坏性建设”，为大型公共决策中的问题工程或者公害项目，作出基本评价，并以此为据，推动末位淘汰机制逐渐生成。

在一个一元化世界发出杂音，在一个利益化社会牺牲利益，这仅仅是一种尝试和探索，是非好坏，如果现在难以评价，就交给历史评说。现在仅以效果而论，按成功、部分成功及失败案例，分类归档，以便方便清算。

1999年，参与绿色江河在可可西里建设索南达杰保护站三期工程。成功（后全部移交给管理局）。

1999年，参与绿色江河建设长江源环保纪念碑。部分成功（碑址下移至沱沱河沿，源头标志碑至今仍缺）。

2000年，在成都发起抵制贝氐天府广场建设方案。成功（完全放弃贝氏方案）。

2001年，在省人大提出大熊猫保护的立法建议。部分成功（全国人大没有通过）。

2002 年，在广安市提出关于广安小平故居环保建设方案（少占地）。失败。

 2003年，参与绿色江河在贡嗄山抵制贡嗄山高山海子群开发，部分成功（木格措等海子得救）。

2006年，在绿色江河参与河研会抵制毗河引水工程项目。成功（暂时放弃工程）。

2007年，在成都参与河研会抵制柏条河多级水电工程。成功（总理批示暂停）。

2007年，在成都协助杨勇抵制南水北调西线调水工程。成功（总理批示暂停）。

2008年，在成都发起抵制彭州石化基地工程。部分成功（只实施了一期工程，二三期工程另行选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