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人道灾难，陈村和余秋雨式的辟谣凸显出这个时代的无奈

张智斌

在这个特定的时代里，一些身在中国的体制内专业作家是很难摆脱其矛盾的两面性的：一方面，他们深知体制之弊，但因受惠于体制而不得不违心地附和于体制，甚至不惜为权力唱赞歌。另一方面，在蛮横的权力统治下，在这个败坏的社会体系中，他们自身的境遇其实也朝不保夕，他们同样也会成为“大局”之下的一枚弃子。

由于疫情爆发，封城后的上海凸显出了个体的无奈和权力的蛮横。事实上，封城之前的上海，同样也不是一个像许多人心里想象中的那种“理想国”。从陈村和余秋雨两人在封城前后的辟谣中，都可以看出作为中国当代的体制内作家，其实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言不由衷的，但在利弊面前，为了维持目前的生存状态，他们的言论并没有太多可供选择的自由度。即使是在事实面前，他们也不得不选择忍耐甚至违心地出面“澄清”和“辟谣”。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状况，其主要问题并不在于作家自身，而是凸显出了迫使这种状况产生的权力之黑恶和这个时代的无奈。

上海封城，民不聊生。4月15日晚，曾任上海作协副主席的陈村通过实名注册的微博斗胆发出《惊心动魄，昨晚差点死于封控》一文，以亲身经历了频临死亡的口吻，控诉“清零”防疫政策高压下的大上海，其民生之艰难，生命如草芥的悲惨状况。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陈村发表流露真情的文字，自然会引发社会各界强烈的反响。

文章在网络热传，可称得上是上海封城后又一篇感人肺腑的控诉檄文。公众之所以热捧这篇短文，并不是因为文章本身写得有多好，或文学价值有多高，而是因为像上海这样一个象征中国经济腾飞和文明富强的特大型城市，在人道灾难空前爆发的当儿，全社会确实太需要听到真实的声音，确实太需要有那么几个具有一定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能够站出来为位卑言轻的大众讲出上海封城后的真实现状，让公众对上海封城清零的现实和造成这种极端状况的原因进行深入思考，至少应该达到的目标是，通过舆论的力量去改变这样的状态，促进社会向文明和人道的方向改进，使得权力部门在对待生命时应持有最起码的尊重和敬畏之心。

文章热传后，也有网友对陈村在发文控诉频死经历之前，他在网络上发表的言论提出看法，称尽管上海封城后人道灾难频发，但满眼望去，陈村的微博仍然是一片充满正能量的感谢声。陈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上海老作家，在这样的非常时期里，从他的文字中，却几乎看不到一个作家在面对一场正在发生和发展的重大公共灾难时，应该体现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他的文字中，人们也看不到他对平时厚爱他和他的作品的上海人民，应该怀有的那种深厚感情和人文关怀。直到他自己大难临头后，他才在文章中把上海抗疫的清零政策骂成是昏官制定的“一个丧尽天良，草菅人命的规则”。这对一个作家而言，他的文字由于自己的遭遇而发生这样的前后转变，从某种程度上说，其本身就已减弱了原本应有的道义力量。

想不到的是，4月16日清晨4点刚过，他的微博发出了这样一段文字：“因家中断网，百无聊赖，难得早睡，被老婆叫醒。白天转发了一个帖子，文中说哮喘发作，求医困难，感觉危险。不料被误认为是我生病，纷纷前来询问。惊忧众人很抱歉。我没生病，谢谢大家的关爱！发生急病求医无门很可怕，但愿求生之路能立即通畅。再次谢谢大家。”

之后，陈村在微信又声称：“因一个误会，前来询问慰问的朋友络绎不绝。真是非常抱歉。再次说明，我只是转了一个网友的帖子，并没生病，目前好好的。谢谢大家的关心！网上那个不实消息我已向微信官方投诉。也请朋友们帮我澄清，谢谢。” 随后，多家官媒也大张旗鼓地作出了相应的辟谣，仿佛现在的上海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像陈村发布的文章中描述的情形。

其实，只要读一读陈村发出的《惊心动魄，昨晚差点死于封控》一文，就应该知道，官媒的辟谣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实质性的意义。文章的内容是真实的，这应该没有丝毫疑问吧？不然身为作家的陈村在上海疫情封控的非常时期，利用其影响力造谣传谣，我想“有关部门”是一定要他承担相当严厉的法律责任的。文章刺痛了权力的脸面，号称“依法治国”的警方也不会就这样对文章的作者网开一面吧？那么，既然内容是真实的，这样的经历如果不是发生在身为作家的陈村身上，而只是发生在一个普通人的身上，难道这样的人道危机就不应该批评、不值得反思吗？普通人的生命就不重要吗？

这一轮轮的疫情，官方辟谣的事大家早已领教过不少，从李文亮“传谣”被严厉训诫，到“上海不封城”这种堂而皇之的官谣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告，官方每次都是狠狠地打了自己的脸。面对权势的压力，年近古稀的陈老先生即使没有挺起脊梁的勇气，其实又何必要屈从于权力而弯下腰杆？即使你屈辱地跪下双膝，他们是否还会施赏你灿烂的未来？何苦呢，还不如在这危难之际给公众留下一个值得铭记的美名。

人是往往需要承受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才会对现实有一个切实的认识。沪上另一位大作家的经历，可谓教训深刻。汶川大地震后，对党和政府报恩心切的余秋雨先生曾经写下了《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马屁文。地震坍塌的房屋没有压在自己和亲人的身上，余大师当然可以毫无忌惮地激扬文字。但现实是残酷无情的，数年之后，网络上便热传据说是余秋雨亲手写下的文章：《我病了，社会也病了》，控诉起他因心脏病突发送院急救，医院却见利忘义，见死不救，变成了某些人“图财害命”的工具。文章在网上热传后，余秋雨在他的新浪微博“倾听秋雨”上也作出了“慎重”的辟谣，说：“近日，在网络上出现‘余秋雨得肝病住进医院’的文章。该内容纯属无中生有、凭空捏造，请大家不要相信。本人对这种不负责任的网络谣言给予强烈的谴责。”值得一提的是，自从“我病了”一文热传后，网络上却再也没有见到余先生有梦笔生花的马屁文问世了。

不论是陈村还是余秋雨，尽管两人都可称得上是中国当代家喻户晓的作家，他们对文字和逻辑的运用应该可谓是得心应手般娴熟，但两人的辟谣却都辟得文不对题，辞不达意，逻辑混乱，张冠李戴，这也可谓是当今中国辟谣的一大特色了。

其实余秋雨的辟谣与陈村的辟谣如出一辙，现时中国的医院，人民币不到帐医院见死不救似乎已成为天经地义的常识了吧？见利忘义也早就成了中国某些医院的潜规则。余先生辟不辟谣事实上都不能改变这样的现实在人们心中留下的不良印象，也无法为党国挽回丝毫的面子。而余先生的辟谣也辟得太耐人寻味，明明文章说是心脏病突发送医急救，辟谣时却说成“得肝病住进医院”，是不是余先生的辟谣也是辟得言不由衷，不得不用张冠李戴的手法为这则“谣言”留下伏笔?

而陈村的辟谣辟得更是牵强附会。他说自己“转了一个网友的帖子”，但在他实名注册的微博上发布该文时既没有注明“转发”两字，也未署上原作者的姓名，难道身为作家的陈村是想公开承认他原来是在“剽窃”别人的文章？如果此文确是他人所写，那么原文又在何处发表？他说“网上那个不实消息我已向微信官方投诉”，但这个“消息”原本不是他自己发布的吗？他向微信官方投诉了他自己？还是他想说他转发的文章原作者发布了“不实消息”，他要投诉这位作者？如果原文确属“不实消息”，那么又是何处“不实”呢？作为名作家，你又为什么要转发一篇内容“不实”的文章呢？总之，陈村的辟谣也是辟得言辞隐晦，指代不明，逻辑混乱，这样的文字实在不像出于一位名作家之手，莫非陈村也有一肚子的难言之隐，只能用词不达意的手法加以搪塞？

无论如何，大疫之下，权衡利弊，陈村最终还是作出了这番辟谣，对他来说或许在压力之下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但是，在今天上海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不论是陈村、余秋雨，还是权力本身，或任何有头有脸的人物，在太多的事实面前，其实辟不辟谣，都已无法改变人们心中对这样的现实所产生的认知，对这个时代大局所产生的认知，对权力的本质所产生的认知。而此类言不由衷的辟谣，只会让公众更加清楚地感受到，在上海封城这样的人道灾难发生时，任何掩盖真相和推诿责任的行为，只会变本加厉地凸显出权力自身的黑恶和这个时代的无奈。

武汉封城，方方站了出来。西安封城，江雪站了出来。诺大的上海封城封了那么久时间，上海的文化名人难道只能够站出来作一番无奈的“辟谣”？这让我想起胡适先生曾经讲过的一段话语。1948年底，北平形势吃紧，胡适决定全家撤离大陆。胡适的次子胡思杜却不听父亲的劝告，坚持留在北平。1950年9月22日，胡思杜在《大公报》和《中国青年》上发表文章《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痛骂胡适，并表示与父亲划清界限。胡适读过文章，感叹地说道：“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 仅仅七年之后（1957年9月21日夜），36岁的胡思杜在北京上吊自尽。

上海曾经是一个养育过胡适、邵洵美、张爱玲、傅雷等一大批海派文化名人的风水宝地，现在却被糟蹋成了一片只有像张维为、陈平这类“文化人”才能够出人头地、张牙舞爪的无良之地。在上海封城之前，大家看到太多的是上海刻意营造出的华而不实的光鲜外表，却没有多少人去真正关注黄浦江畔的这颗东方明珠，其实早已被蛮横的权力败坏得千疮百孔。在上海这部潜移默化的人文变迁史中，权力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是绝非大部分善良的普通人能够深刻领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