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怒人怨（报告文学）
健儿
第一章（训诫书）
1月2日这一天，新的一年刚刚开始，九省通衢的武汉多云转小雨，空气浑浊，几米以外的景物就模糊不清了，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天气，因为还在假日之中，街上，商店依然摩肩接踵。
武昌公安局中南路派出所，虽是公安局下面的一个未稍机构，它灰色的方形大楼与宽阔的数米高的台阶，尽显出它的威风。在这幢楼的某一个房间，四壁无窗，一张桌子，二张椅子，与桌子相距几米，孤零零地放着一张特殊的椅子，椅子前面有一块板，上面有二个铁环，是用来铐犯人的。坐在椅子上的是一位端庄文静架着一副细边眼镜的年轻人，一张娃娃气的脸上透着单纯。这样的脸在当下这个人心叵测的社会已经不多见了。他抬起头来，看着前面坐着的两个穿着警服的一男一女，他们已从头上摘下船型的警帽放在桌子上，帽子上警徽放着无用置疑的权力光辉。男的脸上有一种老于世故猫戏老鼠的表情，女的扬着剑眉崩着脸，一副训斥人的样子。
坐在对面椅子上的那个年轻人，是武汉中心医院的眼科医生，他的名字叫李文亮，对于医生来说，所有的人，再大的官都是他的患者。只要他穿起白大褂拿起听筒，任谁都得老老实实地听从吩咐，让你呼气就呼气，让你张嘴就张嘴。就是现在坐在前面审讯他的两个警察也不例外，但现在时空不同不是在医院里，是在公安局的刑讯室，房间的灯光煞白，一台摄像机对着他的脸，比手术台上的无影灯还亮。
他没有经过这样的一种场景，他是个好学生，读书一路过来读到博士又入了党，分到医院当大夫。他的心有一点儿发毛，腿有一点儿不由自主地打抖。他们要把我怎么样呢？把我关起来判刑吗？医院领导已经找我谈话，纪检办公室也给我提出警告，我做了什么，不过是在医大同学的群组里发了疫情的信息，提醒同学们作好病毒防护，这难道有错吗？为什么还这样没完没了地抓着我不放……
他用思维医学领域的头脑，在思索着一个他没有碰过的领域的东西。
“阿啃，阿啃！”
警察的干咳打断了他的思索。这咳嗽不似病毒性的咳嗽，警察的咳嗽都带着威严。
“你明白吗。“
这句话声音高亮，重音落在那个“吗”字上，像是舞台上的一个台词。他明白这个“吗”字的重量。
“我明白”
沉默片刻，艰难地吐出了这一句话。
“明白就好。“
很显然这句话带着一种与刚才完全不同的友好与轻松。
“你是党员应该配合我们工作。”
一个警员拿过一份A4纸大小的表格，上面写着“训诫书”放到他的面前。他扫视了一下：
“现在依法对你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属实的言论的违法问题提出警示和训诫。你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你的行为已超出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在另起一行写着；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规劝，至此中断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下面是答；再另一行是；“我们希望你冷静下来好好反思，并郑重告诫你，你固执已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你听明白了吗？下面是答。
在这以前李文亮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份“训诫书”，更没有想到他要在这份“训诫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并把手印按在上面。
一支笔放到了他的面前，同时推过来的还有一只印盒。印盒中的印泥像是沙布中透出的血。他知道这份“训诫书”，他今天签不签已由不得他了。但他不情愿，上面的文字是强加于他的，作为一公民，他有在网上传递信息的自由，作为医生他应该发出警告。他的言论是真实的，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已经有病人隔离了。但是如果不签今天回不去了，他会被拘押，会被判刑，会连累家人。他的妻子正怀着孕，离不开他的照顾，出生的孩子不能没有父亲。想到妻子，想到快要降生的孩子，泪水从眼眶里出来了。
“签吧！想想你的家人，签了可以回家，还做你的医生。你有这么好的工作，何必……”
那个女警察没有将话说下去，语气中带着一丝惋惜。
他提起笔来，拿手术刀的手在发抖，眼睛是人体器官中组织结构最纤细最复杂的，视网膜薄如蝉翼，他的手从来没有发抖过。但是对着“训诫书”他发抖了。他的手瑟瑟发抖在前一行签下了“能”，在后一行签下了“明白”。并在上面加盖了手印，手印很虚浮，很苍白。
“这样就对了，对你对我们都好。”
签完字后，“训诫书”拿回审讯员的桌案，两位警察都相继在上面签下了字。训诫人；胡桂芳，徐金杭。跟在后面的右下方是公安局带着五角星的大印。
他从派出所宽阔的台阶上走下来，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屈辱，愤懑，要在自己专业领域里的事，在一个完全外行的警察手里，承认自己错了，这是奇耻大辱啊！让他情以何堪。他的腿脚有些发软，走得跌跌撞撞，中南二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一派新年的景象，他知道到一场灾难将无可避免地降临了。他想呼喊，但他的喉咙发干，喊不出声音来。
这一天武汉的公安同时逼迫另外7 名医务人员与李文亮一样签下了“训诫书”
就在李文亮医生被迫签下训诫书的五天后，武汉大学社会问题专家，有珞珈山灵魂之称的尚重生教授正要锻炼，突然，他身旁的手机响了，铃声有些急促，他拿起手机是总台央广湖北记者站站长左艾甫打来，说针对疫情想听听专家的意见。无疑这位媒体工作已经嗅到了什么。尚教授当即就问，你的采访应该不能刊登吧。因为政府还没有公开疫情。电话中压低了声音说：我写的是内参。重教授知道此事人命令关天。以下是尚未重生教授的采访；
武汉疫情耽误期间我所接受的一次重要釆访。
2020年1月9日是个星期四，我上完了阳历新年第一次干部培训的课，时间已经是下午5:30了。我急匆匆赶往武大工会3楼的教职工乒乓球活动室，想抓住闭室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锻练一下。
刚刚脱下厚厚的羽绒服，拿出球拍站在台桌前，一个电话打了过来，我一看是总台央广湖北记者站站长左艾甫的电话，我随即问左站长有什么事呢，他说有个采访想听听专家的建议，是关于武汉市新发现的传染病一事。
我感觉事情重大，穿上衣服，走出活动室。我说，武汉市现在正在开两会，你的这个采访稿应该是不允许发的吧，他说，是的，但是我们现在是写内参稿。
我问，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左站长说：这个传染病很厉害，我们已经采访了好几个患者，其中一个是在武汉打工的年轻人，这个打工者看这个病已经花光了这几年打工所挣的9万块钱，还没有确诊。医院叫他准备20万，他说没有钱了，也借不到了，他只能出去回家等待了。
左站长的问题是，这样的传染病很可怕，我们应急管理部门是不是有责任赶紧出来做一些事情呢？比如，看不起这个病的患者，给予减免部分检查费用和医治费用？我告诉他，这已经是实发公共卫生事件了，政府部门必须启动危机管理的有关程序。
我告诉他，第一，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的组成部分，他的疾病和不幸与他人和社会紧密相关。这个看不起病的打工者走出医院既可以传染他人，也可以由于绝望而做出反社会的行为。因为，绝望比贫穷更可怕。
第二，危机管理有两个铁的原则必须遵守。一是黄金时刻原则，即务必在危机事件发生的最初状态，开始处置。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情的演变，危机事件又会导致更多的危机事件，从而形成“危机事件群”。到后面就越来越难以处置且代价更大。二是到达危机事件现场原则。即一旦有危机事件发生，所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都必须尽快到达现场，无论级别。因为到现场与在办公室听汇报，是完全不同的感受和认知。在办公室听到的任何汇报，都难免重要信息的被过滤和信息失真。
所以，我告诉左站长，武汉市的党政领导以及新组建的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应该高度警惕，遵循危机管理的科学规制，赶紧处置在汉口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已经发生一个月了的冠状病毒肺炎事件。处置包括，组织协调以及调动各方面的资源来应对，对于染上这个病的患者应该实行全免费，通知各医院，不谈钱，先收治，当然也包括媒体应对的问题。媒体应对包括新闻媒体如何应对危机事件以及政府部门如何使用和应对新闻媒体，等等。
最后，我叮嘱左站长，我讲了快一个小时了，内容很多，你把它总结概括一下。因为作为内参稿，应该有更真实的叙事、呈现和可操作的建设性意见。
⋯⋯
不幸的是，2020年1月9日后面不该发生的事，都发生了。
我想，左站长的内参稿，要么领导没有看见，要么看见了，不予理睬。还是因为我们人微言轻。
从尚教授的采访中透出了一个重大的信息，即一位民工花光了这几年打工所挣的9万块钱，还没有确诊。医院叫他准备20万，他说没有钱了，也借不到了，他只能出去回家等待了。这位回家的民工，目前是死是活不得而知，他与千千万万因没有钱被赶出的病人一样，只能把自找生命交给老天爷。但是他不是一个普通病人，一个还不太清楚的新型病毒感染者，他的危险比得上一颗核弹，但是已被赚钱赚到不但失去人性，也失去理性的医院，把他打发走了。这样的医疗制度，天理难容，发生瘟疫是天注定。
2020年的1月2号，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这一天几个习惯了作恶的警察，尊照着上级的指示，逼迫李文亮与另外7个医务人员签下了“训诫书”。也要记住1月9号尚重生教授被采访的这一天。两个知识分子的忠告，一个被打成造谣者，一个石沉大海。为此中国将付出的代价，是封国，封城，封家，无数的生命殒命身亡，使中华民族处在万劫不复的灾难之中。
第二章（万家宴）
1月18日，在李文亮医生签下“训诫书”的20天后，武汉百步亭社区举办了“万家宴”。这一天是中国农历腊月二十四，被称为小年夜。这个活动已经举办多年了，它是全国文明模范社区。今年是政府宣布全国进入小康年，自然不能给政府丢脸，要把活动办得比往年更丰富多彩。居民们端出了一万多道菜，摆满了中心会场与九个分场。4万多个家庭欢聚一堂。这样的规模相信可以进吉尼斯纪录了。
百步亭的“万家宴”并非是中国人的传统活动。中国人的传统是呆在家里与家人一起过。连亲戚朋友这一天都不在一起。但是政府为了包装社区，争取全国模范社区，才策划出这种空洞的，华而不实，又铺张浪费的百家宴来展示小康生活，这些菜肴大多数好看不好吃，都是以政治宣传设计出来的。这次“百家宴”获得最佳创意的是吴淑珍老人的“幸福食堂”她精心准备一个多月的创意菜品。这道菜，蕴含着社区互助幸福食堂给社区老人带来便利的故事。还有一道获奖菜“祖国在我心中” 火龙果做成红旗的旗面，鸡蛋做成红旗的五角星，黄瓜做成大海，杏鲍菇做成和平鸽。还有军运会主题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主题菜。不一而足。“ 楚天都市报”还以；“一万多道菜品出邻里温情，二十届万家宴见证社区和谐“作了报导。这样的报导除了政治正确，不知是哪里对哪里。
万家宴已经成为政治，当地干部也当作政治任务逼迫居民参加。在举办“万家宴”的时候，武汉的疫情已经相当的厉害，虽然没有公布，已不径而走。有许多人畏惧疫情不愿意参加，小区的干部一户户的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居民说；干部到我家敲门三次，我拒绝了，干部说我家有党员要带头，配合政府工作。我妈妈没有办法只好做了三个菜带过去。
社区的居民不愿意，社区的干部也不愿意。他们要挨家挨户地去做工作，非常辛苦，还要遭居民的白眼。一位街道干部说，为了这场“万家宴”我每天要走几万步，上楼下楼，敲门敲到手伤筋，说话说得嘴皮子都磨破了。在“万家宴”的前三天，一位街道干部向上面建议，疫情严重取消算了。但是上级领导没有采纳意见。“万家宴”实际上是武汉领导的政绩工程。
百步亭社区是百步亭集团开发的新城，它紧依着汉口江滩公园，有无敌江景，这里的房价都要在二万五千元一平米以上，是中产以上的人士居住。这个区是荣获首届"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的唯一社区，社区坚持"以人为本、以德为魂、以文为美、以和为贵"的核心理念。实际上都是政治秀。在这顶模范社区的桂冠之下充满了肮脏。这次“万家宴”，社区干部拉人参加，但上级领导却没有来，每年都是他们作秀亲民的大好机会，从来没有放弃过，但今年集体性的失踪。他们早已知道的疫情的严重性。如果官员贪生怕死也就算了，共产党员也不是特殊材料做的，但欺骗民众，让不明真相的居民去送死，那就是罪该万死了。
在百步亭社区举办“万家宴”的这一天，国家卫健委确认“新型冠军状病毒为原情病源。武汉又新确诊了17例，1人死亡，协和医院已经有医务人员被感染。
大年三十的除夕夜，虽然疫情已经开始蔓延，但是《春晚》依然在进行，与往年一样莺歌燕舞。百步亭社区的居民们，吃完年夜饭就坐在电视机前观看一年一度的“春晚”。虽然许多年轻人已对“春晚”那一套不感兴趣，他们更愿意拿出手机低头刷屏。疫情的信息已在社交媒体上流传，但他们抬头看看电视中的“春晚”加演的疫情小品《爱是桥梁》。小品由最受观众欢迎的白岩松，水均益主演。当水均益说出；
“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全国人民的齐心协力，有最透明的公开信息，有最细致的防护准备，最科学的预防治疗，最强有力的合理保障，最有信心的向前走，在防疫的赛场上，我们一定赢！”
看到这样的语言他们放心了。
但是百步亭社区的居民，就在他们观看“春晚”之时，他们没有留下心到一辆救护车驰进了小区，几个穿着白色防护服戴着防毒面具的人像幽灵一样，抬出了第一例病人。救护车没有鸣笛呼叫，在万家灯火的武汉大街上急驰着。此时的天空已经开始陆续响起爆竹声。
半个月后的2月4日，百步亭社区开始了疫情大爆发。安居苑，百合苑等多个小区的居民出现了咳嗽发热。
这个信息迅速在小区中传播开来。人们此时才恍然大悟，为何这一次“百家宴”上级领导全部失踪，他们是赴了一次最大的“鸿门宴”。武汉市长周先旺面对舆论的逼问说：我们继续这个“百家宴”的活动，是基于这一次疫情的传播是对人与人之间有限性的传播的这个判断。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人命令关天的大事，即使有限性的传播也是传播，为何政府不喊停，为何有限性的传播你们干部却不敢来参加呢？很显然为了营造全国迈入小康，干部们不惜居民的安危，这是草芥人命啊！
很快又有10人被确诊为新型肺炎，这个时候人们对学名“新冠状病毒”这个学名还非常陌生。百步亭小区开始恐慌了。截止2月8日，百步亭社区确诊病例是87人，疑似患者是113人。
第三章（封城）
2020年1月23 日，凌晨二点，武汉城的上空星月无光，城市的居民还在鼾睡，武汉市政府的官员没有休息，几天来疫情的发展让他们透不过气来，感到前所未有的不安与恐惧。已经有24人死亡，确证病人在湖北已经有444例，这还没有把没有收进医院与在医院没有测试的病人算上。他们神色凝重地聚集在市政府的会议厅， 正在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封城“。当市长周先旺宣布决定时，所有在场的官员面面相觑，面如土色。他们都清楚这个决定，对武汉这个一千多万人口的城市意味着什么。这样大的举措不但共和国诞生到现在没有过，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都是罕见。
武汉这个突然而来的决定让全世界都为之震惊。如果说这个决定让世人震惊的话，那么 这个决定对武汉人来说就是恐怖。不是刚刚还说疫情“可防可控”吗。怎么一下子变得不可防不可控，要以封城的方式来防控了。
封城，翻开历史1918年的民国，中国曾经爆发过一次严重的肺鼠疫，波及内蒙，山西、河北、山东、安徽、南京，死亡14600余人。当时主政的阎锡山封过城。他在山西的实行了严格的交通管制和隔离措施，在全省沿外长城、内长城、忻崞交界和石岭关设置了四道防疫线，只留有杀虎口、雁门关等处通道，均由军队把守实施检疫，省城太原附近各县还加派军队分段检查，最终确保了省城太原和晋南、晋东南等地没有发生疫情
在海外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这场让欧洲三分之一人口死亡的黑死病起源与中亚港口城市卡法（今日的乌克兰费奥多西亚）。瘟疫一城一城地传过去，城市一座一座地被封。灾难最重的是意大利的文化节名城佛罗伦萨，80%的人死亡。薄伽丘在他的《十日谈》中说；佛罗伦萨突然一下子成了人间地狱：行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地而亡；待在家里的人孤独地死去，在尸臭被人闻到前，无人知晓；每天、每小时大批尸体被运到城外。
同样中国文化名城的武汉会成为中世纪的佛罗伦萨吗？不过很快8个世纪以前的佛罗伦萨出现的情景在武汉再现了。不同的是信息时代，传播信息的速度是那个时候没法比的。
政府在向市民公告以前消息还是外泄了，再加上宣布封城实施的时间空档，大批居民向外逃跑，特别是那些在外省的，在武汉工作，旅游，探亲访友的人。武汉向外所有通道都挤满了车辆。据市政府的统计有五百万人逃离了武汉。这个速度与人数是惊人的。从凌晨的2 点宣布到上午10点实施，只有8个小时。圣人孔老夫子曰；“危邦不入，乱城不居”古人今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逃！逃逃！这是这个一千多万城市，8小时之内爆屏的信息。人们来不及整理行装，来不及与亲人告别，汽车挤爆了公路，火车挤满了车箱，轮船人满意为患，飞机一票难求。出租车网约车，离开武汉的票价飚升到十倍。一句话逃命要紧。这是人类历史上在最短的时间出逃最多的人。不过逃出去的并没有逃得了悲惨的命运，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在全国享受特殊待遇，成了过街老鼠。他们像文革时的阶级敌人那样东躲西藏，在街头巷尾被人追杀。他们的命运比之二战时纳粹下的犹太人还要惨。
当然同样的逃，命运也不尽相同，有人则在封城宣布前，先一步地逃到了海外。仅印尼的渡假圣地巴厘岛就有四千多人。岛上的旅馆都被他们爆满了，最多的是冲向日本，这些人当然不会是普通人，有护照，有签证，有钞票。还不限与此，最高等级的则是坐上了私人飞机远走高飞。据法广报导；致命的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对私人飞机的需求激增，因为企业和个人在寻找其他方式飞离。
为何这些人在封城前出逃？我们把时间回放到封城前3天的一次会议。这一次会议是由中共中央与中国国务院，派驻湖北指导武汉肺炎疫情防控的“中央指导组”召开的。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在记者会上说，为了加强源头防控，指导组做了两方面的重大部署，一是武汉封城，二是延长假期。也就是说在封城前三天省市委领导已经知道要封城了，23号不过是作了正式宣布。
封城的第二天是除夕夜，这一天，因断绝了交通很多人都无法与家人团聚。在武汉南部一栋高层建筑的公寓楼，53岁的母亲，烧了一桌子丰盛的菜肴，桌上还放着红酒与高脚玻璃杯，玻璃杯的杯光孤影着她与丈夫。25岁的孩子给他们发了短信回不了家，无法与他们一起吃团圆饭了。他的丈夫在屋里踱来踱去，不时地向窗外张望，希望奇迹出现，街上没有车，没有行人，对面楼房的窗户，只有灯光没有声音。整个城市的气氛像是被凝固似的，没有一点节日的快乐，更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此时，电视机屏幕上的“春晚”开始了。这个家庭每年的除夕看“春晚”已经是一个固定的节目，但今年的除夕他们没了心思。“春晚”依然金壁辉煌，依然欢声笑语，步入小康了，生活更美满。
除夕的这一夜，另一个家庭，著名的导演常凯本是预定到豪华洒店去过除夕的。最近几年有钱的人家到酒楼过除夕已经行成了风气，由于瘟疫取消了。常凯亲自下厨做了年夜饭。饭桌上的菜很丰盛，大家围桌而坐，但是受瘟疫的影响，他们快乐不起来。这是他们家人最后的晚餐。
年初一他的父亲开始发烧咳嗽，他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很快确诊为武汉肺炎。虽然他是名导演，有许多人脉关系，但他想尽办法仍然没能为父亲弄到一张病床。医院的床位太紧张了，每天都是找关系要病床的电话。常凯最终无可奈何地把父亲背回家中。没有药，没有护理，只有默默地陪伴，眼睁睁地看着他呼吸袞弱下去……
他的老父是在大年初十这一天与家人告别的。但是病疫并没有就此放过这个家庭，由于近距离接触，常凯的母亲也感染了，她是在元宵这一天去世的，到了2月4日，常凯自己也被感染，2月9日进了黄陂医院，2月14也离开了人间，同一天他的姐姐也因疫去世。他姐姐是医生，感染是他姐姐开始的。接着常凯的妻子感染进院，生死未卜。幸运的是常凯的一个儿子在海外，为这个家庭留了一个根。一个家庭，一个有社会地位，名望富裕的家庭就在短短的12天中分崩离夕。
全家死亡的还有另一个家庭武汉塔子湖锦绣家园， 一个被医院治愈的重症病人，出院后回到家，发现家人全死了，他经受不了这个打击，他无法接受，他自杀了！他从高楼的顶端放下一根绳子打了一个结，把自己有头套在上面。他的尸体随着风打着转。这是一座多漂亮的楼宇，可以看到江，看到湖，看到美丽的武汉城。住在这样的大楼中的人，在瘟疫发生前岁月静好。现在岁月真的好静好静，万户萧疏鬼唱歌。
由于医院没有能力收治病人，让他们回家隔离。回家隔离的直接后果，就是全家感染，全家丧命，如同满门抄斩。在武汉有多少个像常凯这样的家庭，又有多少个锦绣家园上吊的绝户家庭？也许要到疫情结束后才能统计，也许成了一个秘密的数字被冷藏起来。
封城的这一天，一位姓张的老人发热，23号去武汉中心医院作电脑断层扫瞄，基本诊断为得了武汉肺炎。医院让他到武汉红十会医治。一家陪着老人家到该院挂号，排了4 个小时，看到医生已是晚上7，8点。到了凌晨4点才打到一针拜福乐针剂，然后再排第二天的针，这样连续3天，一天最短排17至18小时，最长一天是20个小时。十天后，被普爱医院收治。这个时候家人女婿已被感染。
在这以后因发病的人太多，医院不直接收人，患者必须先得到街道小区诊断，由小区出具证明再到医院就诊。医院收治的病人要排队等候测试。因为核酸测纸试缺乏，往往要等很长的时间，又许多不及等到测试已经挂了。公民记者陈秋实在一家医院采访，拍下的视频显示一位女人坐在椅子上抱着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塌软在她身上，他的脸苍白无血已经死了。女人脸上挂着哀伤，泪水已经干枯。他还拍到三具尸体放在一旁无人理睬。医务人员忙到连尸体都来不及处理。
一位武汉市民他写下求医日记。父亲发热母亲找了社区，由于交通管制希望社区能派车送医院。社区表示无车可送。只得求助120，车到了晚上才来，在第六医院作了检查，基本与武汉肺炎吻合，但该医院不是接收医院，建议到十一医院收治，没有车母亲只得回家骑电动车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把父亲驮到医院。医院打了针但没有床位，先登记有床位再安排。回家后把情况告诉社区医院，社区医院给予我们开了证明让我们去协和医院。但那里也没有床位。我到处打电话奔波求助，但此刻我才发现整理个武汉的情况已糟糕到难以想象。依据武汉市颁布的政令，我的父亲除非去协和就诊，然后再由协和开具转院通知，再到转院所在医院再次就诊挂号排队，我的父亲才有可能被收治。但是我的父亲的身体情况，已经根本不允许他再这么折腾，再这么折腾，只会让他加速死亡。27号我们终于到了定点十一医院。
这位市民还算是幸运的，还有更悲催的。有一位男子背着他的老母，每天走十几里路，去了无数家医院，历时十天，最后总算有一家医院肯收他的母亲了，但是在他为母亲办手续时，母亲倒地死了。此时整个武汉已如鬼域，人们在大街上看到有人走着走着就倒毙不起了，有的在商店买东西一头栽倒。有人跟小区的执勤人员争吵，吵着争着就倒在了地上。有一位老人在给亲人打电话，说得有一点儿激动，说着说着就倒下了。“法广”的一名记者看到一名60岁左右的男人，倒地在离医院不远的家具店门口，身体已经僵硬，看得出已经死了一会儿了。他的脸上还戴着口罩。不知是从医院出来 ，还是赶到医院去，当然这已经不重要，他的生命已经结束，没有躺在家中，没有躺在医院，而是在冰凉的人行道上成了孤魂野鬼。行人都远远地掩面躲着。
这些倒下的人都不是孤魂野鬼都是有家小的。51岁的杨元运是当地汽车塑料制品公司员工，也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 2月16日那天他默默离家出走，写给妻子的遗言草稿还存在手机里：「如果这次疫情和我开了一个玩笑，我坦然接受它的洗礼。如果我的病体有用，就献给这次疫情做医学研究。愿天下人不受病魔的折磨！」杨元运离家出走后，女儿杨晶晶透过网路发出寻人启事，但警方后来通知她，有人在路边发现了她父亲的尸体。
年初一，武汉人都有一个习惯到归元寺去烧头香，如果能烧上第一炉香能够带来好运。许多人吃完年夜饭，三更，四更就出发了。因为瘟疫大家都想去归元寺消灾祈福，但因为封城，归元寺也被封了。这座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兴建的寺庙，第一次被封，对信众来说是不祥之兆。
明人刘伯温《烧饼歌》预言；猪鼠年会有大劫发生。2019年和2020年正是猪鼠年。他在“十愁”在眼前中说到；
“九愁尸体无人检，十愁难过猪鼠年”竟然不幸言中。
随着疫情的进一步蔓延，武汉市政府决定封楼封户，不让居民外出，有些居民则连门都被铁链锁起来，有的干脆用电焊焊死。有一个女子的母亲发热了，又出不了户，她每天在阳台上敲着锅盖。救救我的母亲，我母不行了！声音凄泣，以至绝望，一直延续好几天，邻居将视频放到网上。社区工作人员称该名患者已经登记上报街道正在排队，我们不是不管，是在等上级领导的通知。也许敲锣救人的视频在网上传开了原因，这位敲锣女子的母亲终于得到了床位。
敲锣救母是一个幸运的例子，还有许许多多因得不到及时救治的患者，在家中就挂了。也没有及时收尸，活人，死人同处一室，最后没有办法把尸体从楼上抛到外面，怵目惊心。
这个时候，海外的中文网络平台开始出现武汉人的求救助信，有的说我妈妈不行了，我们被困在家里出不来，有的说我的父亲被感染了，他已很虚弱，他需要治疗，但我们连粒发烧药都没有。有的说我们快要断炊了，一天只吃二顿饭。海外华人看着这一封封的救助信，他们爱莫能助，他们几乎买光了全世界的口罩，寄往中国但都送达不到急需人的手中，他们又何能力，救助那些被封在楼中的求救者呢。他们除出同悲同泣还能做什么？
23日骤然封城，无数外地人猝不及防的被困城中，这些人原本打算春节返乡，他们退掉了租房，处理了生活用品，毫无准备的被抛弃在武汉市的犄角旮旯处。疫情防控开始以后，武汉市的大街小巷店铺歇业，滞留的人们吃住都无法解决。这些被滞留者大多为底层打工者，逼不得已流落到了车站地下室、路桥墩柱下、垃圾堆放场等处，捡拾一些御寒衣被席地而睡，白天就跑到各大医院、办公楼等处争抢别人倒掉的剩菜剩饭食用。武汉一网民发视频显示，在武汉市武昌火车站的地下通道内，有数十位被滞留的外地人席地而睡，他们之中有中年妇女、有孤寡老人、有年轻务工者，不一而足，在乍暖还寒的初春，他们铺着棉絮睡在冰冷的地上，啃食着方便面、饼干等食物。一位中年妇女原本打算春节返乡，结果突如其来的封城让她无处可去，宾馆酒店没开门，也住不起，被困20多天备受煎熬。这一群人是武汉封城后最为悲惨的一个族群，也最少得到社会的关注。即使政府作秀式的“暖闻”也到达不到他们这里。
武汉封城后武汉作家方方的日记对武汉这座封城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记录；在此摘取几段，
正月初二（1月26日）
昨天白天，女儿告诉我，她熟人的父亲（本身是肝癌患者）疑似感染，送到医院，也无人救治，三小时便死亡。这大概是前两天的事。电话里，她也很伤感。而在昨夜，单位小李打来电话，说我居住的文联大院已发现两位被感染者。三十几岁，是同一家人。要我注意安全
正月初四（1月28日）
坏的消息自然也满天飞。前些天，看到百步亭四万人聚餐消息时，我当即发朋友圈，对此批评。我的话说得很重。说在这样的时候，社区还举办大型聚会，“基本上算犯罪行为”。说这话时是元月20日。没想到，21日省里接着还举办大型歌舞联欢会。人们的常识都到哪里去了？
正月初六（1月30日）
起床后，看信息。一个农民夜半三更被挡在土墙外不让通过。无论如何求情，守路人都不让过。在这样寒冷的深夜，那个农民最后去了哪儿呢？非常让人揪心。执行防疫规定固然不错，但是不能执行得连基本人性都没有了呀。为什么我们的层层官员都可以把一纸文件教条化成这样？只需一个人戴着口罩，把农民引到一间空房里，隔离居住一夜，不就可以了吗？又看到，一个脑瘫儿童，因父亲隔离，只能一人在家独居五天，由此饿死。一场疫情，暴露出无数众生相，暴露出中国各地官员的基本水准，更暴露出我们的社会疾病。
正月十九（2月12日）
在武汉，几乎人人心理上都有创伤。这恐怕是绕不过去的一件事。无论是关在家里二十多天尚且健康的人群（包括孩子），或是曾经顶着冷雨满街奔波过的病人，更或目送亲人装入运尸袋被车拖走的家属，以及看着一个一个病人死去而无力拯救的医护人员。等等等等。这种创伤，可能会在相当长时间里，形成困扰。疫情之后，我想，恐怕需要大批心理咨询师前来武汉。如有可能，当分社区分批次对每一个人作一次心理疗治。人们需要发泄需要大哭需要痛诉需要安抚。武汉人的痛，不是喊喊口号就能缓解的。
正月二十三（2月16日）
灾难是什么？----灾难是医院的死亡证明单以前几个月用一本，现在几天就用完一本；灾难是火葬场的运尸车，以前一车只运一具尸体，且有棺材，现在是将尸体放进运尸袋，一车摞上几个，一并拖走；灾难是你家不是一个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几天或半个月内，全部死光。
二月初八（3月1日）
离春节越来越远，从今天起，将日记的农历时间，改为公历时间。
天气阴晴不定。它增加人们心情的压抑。突然发现，今天是星期日。不出门，最大的问题，就根本不记得日期，更不记得周几。什么时候可以出门？什么时候可以开城？现在是大家最关心的。疫情趋势向好，不言自明。全国人民都在帮助武汉渡过难关，这道关，怎么可能过不去？这份自信，武汉人当然有。只是，出门和开城，会是在何时呢？大家私下都在打探。
相信方方的日记还会记下去，方方的日记已经成为一个城市的共同日记，她的每一页都非常珍贵，一如当年薄伽丘写下的“十日谈”。武汉这座千万人的历史名城，成了名符其实的鬼城。
2月23日是武汉封城一月正，这一天晚上，星月无光，武汉人打开了紧闭的窗户，一扇，二扇，三扇，千百万扇打开了，他们一起发出了凄厉的尖叫声，叫声彼此起伏，哀天叫地，一恸几绝。声音之悲凉撕裂了武汉的天空，
第四章（两个亲自）
1月23日，武汉封城的这一天，中央举行一年一度的春节团拜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习近平讲了话；中央电视台的解说词是；今天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鲜花吐艳，张灯结彩，各界人士二千多人欢聚一堂。欢声笑语间洋溢着节日的喜庆。尽管瘟疫已蔓延，这样的陈词滥调没有丝毫改变。
同志们、朋友们！
在中华文化里，鼠乃十二生肖之首，进入鼠年就代表着开始新一轮生肖纪年，也寓意着新的开端。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新的一年，我们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憧憬将变为现实。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习近平的讲话只字不提武汉瘟疫。武汉人心碎了，有被抛弃的感觉。
整个宴会厅的底色是红的，背景的鼠年的剪纸是红的，讲台前的花是红的，地毯是红的，习近平黑色的西装的领带是红的。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一如往常一样弯着脖子。
这位继毛泽东后中共最有权势的人物，虽然疫情已经蔓延，但他还是沉浸在他的“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成就他的共产帝国扩张全球的春秋大梦中。这是一颗得了世界上最大巨婴症的头脑。权力让他成为一个痴人说梦者。他的智商与学识都不足以让他认识到一种新型病毒的致命性。
就在习近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信心满满地实现小康之时，疫情迅猛发展到了政府无法隐瞒，无法无视的程度。1月25日，中央成立疫情应对领导小组。没有任命组长。人们好生奇怪，不过迷底二天后便解开了，组长是总理李克强。本来李克强作为总理担当这个职务是份内的事，不足为奇，但世人皆知，习近平是中共领导人最喜欢担任组长的，在他头上少说也有15个，多得他自己也未必搞得清，人们称之为组长治国。
李克强的应对疫情领导小组成员；
副组长
成员
人们很快发现这份名单有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个小组没有卫健防疫单位的干部，连防疫专家也没有。人们不明白这个应对疫情小组是应对什么。
26日一架专机徐徐地降落在在武汉机场的停机坪上，若大的机场没有飞机起降，航站大楼没空无一人，只有几个接机的省市领导。当汽车驰过昔日繁华的大街时，路上没有车，没有行人，寂静的如同死城一般。我们不知道李克强此时此景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他能像前任温家宝一样，说出“多难兴邦”吗？
李克强任命小组长后漏夜赶到武汉，到了重灾区金银潭医院。金银潭医院是武汉肺炎救治中心医院。是集临床、教学、科研于一体的综合医疗机构，有九百张床位，它的前身是天主堂梅神父医院，掩映在张公堤之侧，黄塘湖之畔，环境十分优美。
新华社是这样报导李克强示察金银潭医院的；李克强一下飞机就来到收治确诊患者和重症患者最多的武汉金银潭医院，与在负压ICU病房开展治疗的医护人员视频连线，并和来自全国各地、军队支援武汉的医生交流。李克强说，希望你们全力以赴把患者治愈，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这样就能给全国人民以信心，全国人民感谢你们。听到医护人员反映医用防护服、护目镜等物资需要稳定供应，护士力量需要加强等，李克强当即要求随行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协调解决，马上从全国再增调医护人员特别是护士以及所需物资，优先保障武汉。一切都服从争分夺秒救治患者的需要。
李克强专门来到正在加紧建设、集中收治疫情患者的火神山医院工地，勉励工人们加班加点，加快建设进度。他说，抗击疫情如救水火，你们是在与时间赛跑，医院建成将成为能够及时收治患者的“安全岛”。我们要千方百计确保所有患者应收尽收。李克强叮嘱要做好工人们的疫情防护。
从新华社的报导中我们除出看到官样文章外，是看不到其它真实的东西的。当然李克强到了武汉也不会仅仅是报导中的那些内容，这些内容只是写给老百姓看的。那些真正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党的秘密。他听取省市领导的汇报，这个时候怕是没有官员再敢隐瞒疫情了。李克强作了什么时候样的指示，也许日后才会披露出来。就像武汉市长周先旺一样疫情失控后才披露他们要等待中央的指示才能公布疫情。
1月28日，这一天，习近平会见了世卫秘书长谭德塞，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厅，人们发现与往常不同的是，两个人会谈之间隔着三张茶几。这样的距离毫无疑问是为了防止唾沫的传染而设制的。
“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国属下的一个专门机构，是最大的国际卫生组织，总部设在日内瓦。现任秘书长谭德塞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卫生部长，这些年来与中共的关系密切，武汉肺炎出来后，他一直配合中国政府迟迟不宣布武汉肺炎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事件”，当各国开始武汉撤侨，他还表示没有必要作出过度反映。他对中国政府亦步亦趋为人所垢病。
谭德塞在人民大会堂与习近平会面时，首先向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致以新春祝福。他表示，在疫情面前，中国政府展现出坚定的政治决心，采取了及时有力的举措，令世人敬佩。习近平也借此告诉外界这场疫情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人们此时才明白为何这一次习近平让李克强当了组长，实际上这个组长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舆论哗然。
2月15日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文，曝出习近平在1月7日即知疫情。为何1月7日作出的指示到15日才报导 ，因为武汉市长周先旺在1月27日“央视”的采访中披露早在1月初已向上级通报了疫情，“我们地方政府必须获得授权后才能披露疫情”。周先旺月初向中央汇报，习近平在7日召开会议并作出指示，从时间点上来看与周先旺的说法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周先旺的报告习近平已经作了指示。习近平也没有延误时机。但是，习近平作了什么样的指示，内容是什么这是问题的关键。也许我们从《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报导可以看到习近平作了什么时候样的指示。1月20日《北京青年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题目就是“莫让流言冲淡节日的年味”。这篇文章当天就被包括《人民网》在内的多家官网转载，
也就是说在习近平的两个亲自之下，宣传机构依然把疫情当作“流言”。 不能让“流言”冲淡年味。这是很说明问题的标题。为何习近平面对疫情仍然要他的“年味儿”。如果武汉市长周先旺的汇报没有到达他这里，那么还有一个渠道是否也没有到达他这里呢？紧接着2月15日的16日，经济学家武大教授华生为“中国疾病控制中心”高福鸣冤的文章，是另一一个更高，更直接的渠道。
“高福在得知疫情信息后，立即电话武汉得到确认，又漏夜给国家卫健委多名领导打电话报警。国家卫健委第二天，也就是1月1日组成疫情领导小组与专家到达武汉。高福作为专家组的第一成员一同前往。根据武汉病毒采样，1月8日，疾控中心正式宣布发现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是此次疫情的病原体，1月10日发布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并完成P C R诊断试剂的开发和测试。1月11日，疾控中心开始向武汉提供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1月12日，“世卫”声明已经得到病毒的基因序列。”
从直接听从习主席指挥的党媒的新闻来看，习近平在一月7号得知疫情，但实际可能会更早一些。但他作出的指示不能冲淡年味儿。这个年味儿也很像他的语言风格。
我们再看看港媒明报（2月17日）刊出署名钟仕的评论文章，文中引用未具名的”京城消息人士”指出，近来因2019年冠状病毒疾病，疫情扩散而备受指责的中国疾控中心，其实早在1月初就向中央部门通报，1月6日曾向政府提议或要求启动二级响应。但在1月7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如何应对武汉肺炎并不是此次会议的重点。中央领导人要求要注意防范，但同时要求，不要因此造成恐慌而影响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节日气氛。在高层领导人不够重视的情况下，这些专家以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等方式预警。
我们知道疾控中心是无权公开启动应急响应。按照《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疾控中心只是责任报告单位。政府才有权启动应急响应。说到这里从多条线索多个渠道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医生学者，到中国疫情最高机构的“中国疾病控制中心”都是较为及时地给上级部门发出疫情信息。但习近平的指示是不要因疫情而影响农历新的节日气氛。个人专权的代价，是疫情失去了最重要的控制时段，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蔓延全中国，一直延伸到海外。
海外观察家注意到中国官媒的宣传中一直强调，一个·多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了6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1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次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1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1次面向17万人的电视电话会议，并深入北京的社区、医院、疾控中心，了解基层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党的总书记主持召开会议，那不是他的工作吗？且不管它，有趣的是官媒在这里强调“一月七号以来……”其实，最早提出一月七日这个时间点的是习近平，是他在2月3日的常委会上以第一人称单数的方式表达的，后来在十七万人大会上，习近平又重复了“从一月七日以来”，然后官媒一哄而上，“一月七日以来......”。
一月七日，似乎成了习近平过不去的时间点。因为就是在一月7日这个时间点上，习近平对疫情作了反向指示。成了千古罪人。
武汉病毒既是生物性的病毒也是政治性的病毒，是两种病毒混合在一起的病毒，这个病毒的名字，既不是武汉肺炎，也不是新冠状病毒，也不是世卫组织为拍中共马屁而改名的“COVID-19，而是习近平病毒。
第五章（方舱）
1 月25日，武汉市政府决定在武汉军运村建立雷神山医院与知音湖畔建立火神山。实际上二处所建之地并无“雷神：”“火神”二座山。取名为火雷神山与火神山，图的是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与民间传说雷神斩妖除魔，火神驱瘟赶疫。又因武汉肺炎怕热，雷火都要是暑都是热。
建这两座医院，几百辆推土机铲车吊车在工地上挥动。仅十天时间完成交收，这样的速度让世界看得目瞪口呆。这也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个景象。不过验收后这二座医院在一场大雨中变成了泽国，工程质量可圈可点，这是另一个图景。
医院迅速建立起来了，但这二座医院只有二千个床位，还不够武汉一天发病人的数量，仍是杯水车薪。由于大批的病人排队等候检查，无数的病人没有办法收治，许多病人在医院的走廊等待，有的在等待中倒地死亡。更多的病人只得回家，致使交叉感染的人数每天都在翻倍增长。疫情发展到不得不采取新的措施了。
在专家的建议下市政府领导拍板动用市内的公共建筑改建方舱医院。方舱医院本是军队战地医院，由可移动的模块建成。因为公共场所作为医院又临时性，所以取名为方舱医院。体育馆，会展中心等公共场所一下子成了方舱医院。每个医院都有上千的床位。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的江汉方舱医院是武汉率先启用的医院。它仅仅用了一天多的时间在，共有一千五百张床位，在2月5日晚上10点开始接收病人。接着一口气连续建立了十二座这样的方舱医院，共二万多个床位。
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被称为“生命之舟”。它在不到24个小时建成。共572张床位，用隔板分隔出ABCDEF六个区域；各区分别设置医护办公室、护士站，负责开医嘱、病历录入等功能；患者出入口通道设置抢救室，满足重症、危重症患者转运前抢救；配备独立小药房放置必备药品；所有物资分类做上标识统一管理；配备移动CT等医疗设备，便于对入住患者进行观察；专门以板房形式搭建医用进出通道、卫生清理通道等，满足感控需求等。设立各项成文的流程、制度，为舱内患者救治、医护人员防护做好保障。媒体是这样报导的。。
方舱医院建立后，那些没有被收进医院的患者都可以入住了，本来是一个喜讯。但喜讯很快变成了恶梦。在一个公共空间中，放着成千张床，没有医疗设备，没有卫生设备，没有空调系统，患者没有隔离，交叉感染，住进这样的医院无疑是找死。于是政府开始强行将那些本来想进医院而不得的患者强行抓到方舱医院。一场全城的大搜捕开始了。
判断有无得了武汉肺炎主要是测量体温有无发烧。但是很多人发烧并不一定是感染了武汉肺炎。但是上门检察的人员，只要是发烧不管青红皂白都抓走。那些抵死不走的，就被架着抬着押上车。一位女士抵死不愿离家，被前来抓捕的人员拖着四肢抬离家门，她的嘶心裂肺的叫声，让四邻百舍恐惧万分。一位老者出来晒个太阳被抓走，一个女人出来买菜被抓紧走，诸多一不小心被抓到方舱医院的不知多少。
一名30岁的女律师，在1月28日开始发高烧，到医院检查并接受胸部电脑断层扫描后，医生确认她的肺部有感染迹象，但因为医院没有病床，无法让她住院，女律师最终只能拿了药回家进行居家隔离。 幸运的是，该名女律师与病毒奋战后，于2月16日进行另一次电脑断层扫描，结果显示她的肺部感染全都消失了，医师证实她已经康复。
让女律师万万没想到的是，为自己躲过“鬼门关”一劫才高兴了不到2天，到了18日，一切都变了——居民委员会通知女律师，如果她不能提供出院证明，那么她就不能回家，而且必须住进方舱医院。 女律师崩溃地说，因为自己从未住院，她根本就拿不到出院证明。但假如她拒绝去方舱医院，警察就会强行将她带到那里。求助无门的女律师，只好在当天晚上前往由武汉光谷科技会展中心临时改建的方舱医院。
正能量的信息，无法掩盖被强制收治患者的骂声。一则流出的视频可见，在方舱医院里面，只有医护人员全身防护衣、戴口罩，患者没戴口罩，穿着自家睡衣，对医护人员咆哮“你走你走”，气的用脚踢东西。
有网民发文说，今天妈妈生日，但被方舱医院收治，他心碎了，院内乱成一锅粥，不发口罩，咳嗽声此起彼落，在家自救变成在方舱医院自救，专家说的实在，“目的是隔离传染源，不是治病救人，大难当前，微不足道的个人成为国家秩序稳定的牺牲品。”
另一名被收治在洪山体育馆的患者，6日上午接近9点时在网上发出求救信息，他自述“我在体育馆集中营了，随时发生暴乱，我早就确诊是武汉肺炎，隔离服、护目镜都看不见，没有药，没有吃的，没有暖气，有电热毯、有插线板，但是没有电，就冷啊、薄被子，250人配了2个医师，还没见到。厕所在遥远的露天，下大雨没有遮雨设施，地面严重积水，政府这能力真是无力吐糟，分明是把有精神到处乱跑的轻症患者关起来，几百个各种原因的肺炎患者在一起，没病的也搞出病了。”
方舱医院的条件如何，并非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方舱医院会不会互相感染？
2月4日，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在武汉接受新华社记者的专访，介绍和解释了武汉市正在大规模设置“方舱医院”的必要性。王辰院士说：启用大空间、多床位的‘方舱医院’，这是中国采取的重大公共卫生举措。把核酸检测的量提上去，提高检测率、确诊率；把所有的确诊轻症患者统一集中收治隔离，以免造成更大范围的扩散，这是当前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两大关键问题。在是否会发生交叉感染。王辰回答道：由于是确诊患者，病原相同，交叉感染这个问题不是突出问题。入院前除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阳性外，还会经过流感抗原筛查，尽最大可能避免可能的生物安全风险。由于是大规模集中收治，相关配套管理、保障工作要抓细抓好。
很显然这位专家的话是有违常识的，传染病最重要的举措是隔离。传染病医院都是隔离病房。另一方面很多进来的人并不一定是感染者。
2月16日，武汉市市委书记王忠林召开视频会，部署开展为期3天的集中拉网式大排查，确诊患者百分之百应收尽收。2月19日，据中国微信“八点健闻”透露，武汉在2月20日之前，储备10万个床位。方舱医院解决了床位问题，但并没有解决医治问题，还产生了一个交叉感染问题。
人被关在方舱，没有医疗，没有一套医疗管理系统，于是生出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来，病患跳起了广场舞，排演小品游击战，还举行火线入党宣誓。这哪里是医院，说得难听一点真是活见鬼。
在建立方舱医院的同时，配套的还有二十多台方舱焚尸炉。它的高温高压二分钟便能将尸体烧烬。一台一天可烧五吨，听之毛骨悚然。
方舱医院是（21号），首批患者出舱。央视报导说；经过十天的集中治疗，汉阳方舱医院首批53名患者康复出院。一名“女病患”还对着镜头诉说自己的“住院心得”。该女病患表示，她被确诊后起初有点担心住进方舱医院，里面生活条件不好，但住进来后才发现里面不错，设备完善、三餐菜色丰盛，“住进来之后住得还不想走了”。另有一名男患者在出舱时高呼口号，感谢党，感谢政府。对与患者出舱的感激之情，真假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出舱的人，并没有得到准确的诊断就出舱了。
一个月后武汉第一个方舱医院，武汉硚口武体方舱医院（3月1日）送走最后一批治愈出院的2019冠状病毒疾病患者，成为当地首家“休舱”的方舱医院。但很快有消息传来，从方舱医院出来的人又有确诊病人……
第六章（复工）
时间来到了早春二月，北方虽然还飘着雪，南方柳枝已经开始抽新了，疫情一点也没有如预测的那样有了拐点，有专家说冠状病毒怕热，天气热了，疫情就会结束。待到天热至少还有三个月，即使到了五月份疫情结束了，但中国的经济等不起。不少工厂会破产，工人失业没有钱。大手大脚挥霍惯了的政府，又如何可以没有钱。
习近平在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警告地方官员，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措施已经大大超过了合理的范围。不能为了遏制病毒损害经济。与此同时国家发改会推出九项措施，要求企业尽快恢复生产。
习近平的这一指示，让官员们搞糊涂了。疫情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浙江省温州市成了武汉封城后的第一个城市，紧接着4号省委杭州封城，上海吃紧。在这样的形势下怎么能奢谈复工呢？复工无疑是自杀。但是习近平的命令比山大，文革时有一句口号，对于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对习主席的指示亦然。
习近平下达指令后，发改委表示“重要国计民生领域”必须立即尽早复工，疫情严重区域和非紧迫岗位可以适当延期复工。很显然已打了折扣。这样一来每个地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制定复工政策。
复工与防疫是互相矛盾的，防疫最大的措施是隔离，复工是集合。如果恢复生产，那么前一段时间的封城到封楼到封户，中断交通把人隔离开来的一系列措施全都要废除。大企业的工人大多来自各省各市，又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容易交叉感染，而且还明令出现病例也不得关厂，这样一来必定使疫情进一步失控。但是工厂不恢复生产经济怎么办。中共这些年政权至所以能够维持靠的是经济。经济可以说是中共政权的生命。对中共来说两害相比取其轻。
《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43家市管企业集团总部已全面复工，复工复产比例达100%；二重要企业1089户，复工复产比例为99.7%。北京国企均已实现复工复产。当然这些数据不必当真。在统计上造假是地方政府一贯的做法。
浙江之声网站报道，杭州的小超市、理发店等陆续营业，但电影院、KTV等除外。报道说，杭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企业和建设工程复工复产的通知》，简化复工手续。企业按照复工疫情防控工作导则要求，通过线上企业有序复工申报备案数字平台或线下方式，将复工方案、复工员工防疫承诺书、责任承诺书、防疫应急预案、食堂防控措施、宿舍防控措施报属地乡镇（街道）、管委会即可自行复工，不需再备案审核通过，负面清单行业除外。
工虽然复了，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广州天盈广场东塔，地处珠江新城CBD核心区域，位于城市中轴与珠江江轴交汇之上，是全江景超甲级写字楼，项目所处的天汇广场总建达57万㎡规模，涵盖了CBD行宫天銮。超甲江景写字楼天盈广场、拥360°全方位景观，南向一线是临江风景线，与地标广州塔遥相呼应，西向中轴景观一览无遗，可观7大地标全景，东、北向可享珠江公园绿色生态园林景致。
东塔是广州最先复工的写字楼，2月16日，广州天河官方微信发出通报，天盈广场东塔一名职员被确诊为武汉肺炎。启胜物业管理公司发出通告；2月15日，天盈广场东塔13楼其中一个单元的一名职工确诊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该公司全体职员已于14日开始隔离停止办公。
通报称，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反馈，天河区两例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转为无症状感染者
。经核实这两例无症状感染者分别为，2月14日确诊病例朱某某的妻子和儿子，两人曾于2月10日至13日在天盈广场上班。另据“南方都市报”消息，上述两名无症状感染者，分别在天盈广场东塔13楼和32楼工作，目前两家公司都停止办公。
广州复工出现感染后，重庆市也出现在同样的情况；国家特大型企业攀枝花钢铁公司钒钛子公司出现二例确诊病人，这两人与131人有密切接触。重庆市长寿区政府2月12日发布的信息显示，一位51岁的男子在2月10日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成为长寿区确诊的第15宗病例。2月6日至2月9日这四天内，该男子每天上午和下午分别乘坐重庆钛业的通勤车，往返于所居住的长寿区江南街道和重庆钛业的厂区之间。这名工人在这四天的时间内会传染给多少人不难设想。
这就是复工的代价，
就在复工出现感染病人的同时，中国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宣布；医生和相关工作人员在疫情防控和救治工作中，感染肺炎病毒或死亡的应认定为工伤，并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但不包括一般职工。职工冒死复工上班，不但没有加薪，还不能享受工伤待遇，毫无疑问，不是配合复工而是打击复工。
事实上医生死亡享受待遇条件也是十分苛刻的。湖北一位医生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接诊3千多人，平均每天要看30个病人，他因过度疲劳猝死家中。他所在的仙桃市三伏潭镇卫生院发文；刘文雄医生作为三伏镇卫生院发热门诊专家指导小组副组长一直战斗在门诊防疫一线，认真筛查疑似患者，累计诊治发热病人670次。他在1月31日身体不适，胸痛心慌，因防疫任务重没有请假治疗，坚持上班，2月份13日下班后突发疾病并晕厥，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诊断原因为“急性心肌梗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与人社部“2020”11号文件，规定的新冠状肺炎感染情形，现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为工伤。
在生死线上超强度工作的医生过劳死都不能认定工伤，这种制度性的残酷令人齿冷。
在习近平号召复工之际，一方面各地政府下令企业开工复产，另一方面各地防疫部门又禁止人员回流聚集，导致员工们先被命令回厂，后又被禁止进厂回宿舍，工人们进退两难，以至流落街头。这种情况被地方干部称之为“政策打架”
2月20日下午，西安高新区丈八街道办事处门前，十余名返厂复工员工前来维权，他们向政府人员反映：政府下发复工通知，公司催促员工抓紧时间返厂复工，许多员工接到通知后，从各地返回西安高新区准备上班，但是来到厂区后，政府防疫部门又禁止进厂及返回宿舍，说是没有接到上级防疫部门的通知。有一位女员工说；复工是政府通知来的，我们来了又不让进门，也不让回宿舍，想返回老家也被封路，真是上天无门，下地无路啊！到了晚上只能流落街头席地而睡。这可是寒冬的季节。晚上的温度低至2到时3 度。政府如此地无序，扎腾的是那些外来的打工者。
春节前就回到老家甘肃过年的谢强，因为接到复工通知，赶回西安却被拦在了租住小区的大门口。物业管理人员告知他，接“上面”通知，从外地回来的租户不得进入小区，可在回到西安之前，谢强没有接到房东的任何通知。夜已深，任凭他怎么解释自己在老家从未外出、回西安的路上也全程做好防护措施，物业也只回一句：“不能进，去酒店吧”。
谢强只能拖着24寸的行李箱流落街头，冬夜的寒冷和赶路的疲惫，让他生出一股强烈的抛弃感，他不知道有谁能帮助他。
2月初，湖北籍农民工周某乘火车来到西安务工，但由于突遇防疫封路，防疫人员禁止他继续前往务工地点。无奈之下他住进了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作下一步打算。不料，除夕前后武汉疫情加重，西安市疫情防控措施随之升级，返程火车也已停运，西安旅馆也不再接待湖北籍人员，他只好流落街头。
此后，政府又通知外来人员到酒店隔离。但酒店隔离的安全性和费用，成为了挡在租户面前的两座大山。并且政府告知必须去统一划分的隔离酒店。300块一天，14天的支出，不是打工者所能够承受的。
《纽约时报》报导；王生拖着一个灰色塑料行李箱，里面装着他的大部分物品，一张毯子、一把牙刷、一双白色球鞋和一个梳子，在中国南方挨个工厂讨工作。得到的永远是拒绝。
现年49岁的王生曾经在庞大的工业超级城市深圳找到过工作。但是，因为他来自湖北，工厂都拒绝他，尽管他已经很多年没有住在那里了。他口袋里不多的几个钱，让他面临饥饿与流浪。他说这几天他已经靠清汤面充饥了。
中国约3亿农民工长期生活在社会边缘，拿着微薄的薪水做着脏累的工作，而且只能获得有限的公共卫生保健资源和教育资源。习近平呼吁抗击病毒的打“人民战争”，但人民连生活都是成问题，这人民战争又如何打呢？
政府要求复工，打工者特别是来自农村的也希望复工，不复工他们就没钱生活，他们没有任何劳保福利。常言坐吃山空，他们不要说山，有限的积蓄怕是不够一个月，二个月的开销。不打工他们就活不下去。很多民工就这样在生死线上徘徊。
深圳有两家鞋厂的企业主李先生， 他说工厂虽然复工了，但是返工的工人不到一半，三条生产线只开了一条。还有开工了，如果员工感染了，我们也没有能力应对，压力也很大。还有我们的货生产出来了，货也运不出去。今年我们可能挨不到年底就会破产。
复工对有些地方是硬命令；除武汉温州是第一个封城的，现在奉命开工。有一家企业因为以上所说的种种原因，工人湊不齐无法复工。但市政府命令必须开工，开工是以耗电来计算的。业主只好把机器开起来空转，来完成政治任务。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张克俭透露，中国截至昨天（2月26日）的复工率仅为32.8%，不过各省份中小企业复工率正稳步提升，有七个省份的中小企业复工率超过40%。
因复工感染到25日为止；据不完全统计聚集性疫情12起，15人确诊，18人传染，514隔离。北京确诊1人，传染1 人。隔离68人。广东确诊1人隔离全公司，黑龙江确诊2人，隔离46人。福建确诊1人，隔离152人。以这个统计数来说，复工感染还是十分低的。但有多少没有统计进去呢？
就在中共下达全国复工指令后，中共作出决定今年“两会”推迟召开。《环视》老编胡锡进对两会推迟召开说；“什么时候开，要等疫情绝对的控制后再开，要不然有人把病毒带进会场怎么办。”一语把人大代表的命与人民的命作了严格的区别。两会代表的命是命，老百姓的命不是命，真是人分贵贱命不同。
复工是势力在必行，政府工人都想复工。但政府为此做了多少推动复工的服务性措施。
第七章（京城）
2月21这一天病毒攻入了北京城，出现在党政中直机关集中的西城，这里座落着财政部，广电总局，发改委，国务院港澳办，中科院，总工会等。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枢，全国发生疫情只要北京安全，中国就是安全的，但是北京还是失守了。病毒只认人，不认权力，不认首都。
事实上北京首位确诊病人要往前推一个月，1 月22日，一位40岁的女性，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并没有公布。 21日这位确诊病人由于出现地非常敏感，才格外关注。这位病人被确诊后，有多达69名政府官员被隔离。但西城区政府机关新闻办公室辟谣说，虽然有一人确诊的个案，但涉及接触的69人已有41人解除医学观察，其他人在观察中，身体状况良好。这种淡化式的辟谣，不但没有消除人们的疑虑，反而更增添了恐慌。此时，一段视频在网上迅速流传。在一个小区内开进一队看不到头的救护车，一个背景声音说，整个小区不分男女老少全都被身穿防护衣的人员带走。这个视频不径而走，北京中招了，北京沦陷了！北京失守了！
西城区政府虽然辟谣，但是22日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与北京大学医院都宣布爆发院内群聚式感染。间接地证实了上述的“谣言”。复兴医院有36人确诊，包含8名医护，9名护工，19名患者与其家人。北京大学医院老人科与肾内科的院内感染，来自常来探望母亲的一对夫妻引发的。与其亲密接触者超过250人。这样的局面，来势又是如此地凶猛，让北京当局慌了手脚。为了避免恐慌，北京市当局虽然没有宣布封城，但内部下令防控升级至武汉级别。并停止支援武汉。把所有的医疗力量放在北京，要绝对保证北京的安全。如果北京像武汉一样，那么完蛋的不仅仅是北京而是整个中国。
2月24日，北京举行13届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决定通常在3月5日举行的人大推迟召开。全国政协也同样推迟，时间另行确定。这可是30年来所未有的事，连89六四这一年都没有推迟过。可见疫情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的政治生活。
据悉；前几日的中央的常委会上对是否按时召开“两会”还有不同的意见，在李克强的力阻下才决定推迟。李克强说目前各地防疫任务这样重，各地的省市领导抽不出时间来参加会议。而且许多数据因为疫情要重新统计，也需要时间。《环视》老编胡锡进对“两会”推迟召开说；推迟召开“两会”是英明的决定。如果有人把病毒带进会场那还了得。
胡老编的担心虽然有对代表与人民有贵戝之分的嫌疑，也不无道理。
2月22日凌晨，一辆私家车从武汉静悄悄地开进了京城，凌晨的北京大街空无一人。此时温度在零度以下，车内打着暖风吹着挡风玻璃上的雾气。车上载着一位从武汉来的黄姓妇人，陪伴的是她的女儿，开车的是女儿的前夫。黄女士悄悄地放下车窗，把头伸出窗外，凛冽的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车在东城一区的一幢楼房前停了下来。他们下了车，伸展了一下长途劳累的身体说；总算顺利到家了！
到京的第二天，2月23日19:00这位黄姓女人到医院就诊，因发热被转运到发热门诊进行排查，2月24日被确认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并转运至市级定点医院隔离治疗。引起了北京的一片恐慌，该人进京后的密切接触者为其3名家属，尚未有明确信息证明该女士传染其他人。但医院方面的说明没有减少人们对此案的恐惧，人们更要问的是这个病人是怎么从武汉进入北京的，除出这位黄姓的病人是不是还有其他病人进入北京。
武汉早已封城，从武汉通向北京的路段都设了岗哨，北京城对外进入的通道早已严防死守。这个人凭什么本事能够从武汉出来进入北京。一方面让人看到虽然严防死守还是有着漏洞，另一方面人们更猜测这个人的来头，如何能够斩五将闯六关进入北京，她的背景是什么时候。
不久就有消息出来。这个病人是带着新华社的特殊通行证的，但是这个消息并没有得到证实。后来又有消息出来，这个病人是来自武汉监狱。而武汉监狱是武汉肺炎的重灾区。一个重灾区的犯人又如何能够出来，武汉不是街道被封，小区被封，甚至连楼连家都被封了。监狱自然是更加严格的封闭，并有重兵把守。此事更上让人疑窦丛生。在此事发生一周后，司法部出面作了一个调查交由媒体公布；
2 月 26 日，经中央政法委批准司法部牵头，会同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组成联合调查组。2 月 27 日，联合调查组赶赴湖北，在湖北省调查组的密切配合下，就武汉女子监狱刑满释放人员黄某英感染新冠肺炎离汉进京事件进行调查。3 月 2 日，联合调查组公布调查结果，认为，" 黄某英事件 " 是一起因失职渎职导致的严重事件，性质恶劣，影响极坏，给首都疫情防控工作带来极大隐患。
文件指出今年 61 岁的黄某英，女，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自治州宣恩县人，原系湖北省宣恩县水利水产局财务股副股长兼出纳。2014 年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服刑期间，两次减刑共 14 个月。刑期自 2011 年 4 月 18 日起至 2020 年 2 月 17 日止。2 月 17 日之前，新冠肺炎已经在湖北爆发，黄某英居住湖北恩施的弟弟、居住北京的女儿与监狱联系黄某英刑满释放事宜，他们均表示由于交通管制等原因，不能来武汉接黄回家。因黄某英服刑的监区有干警确诊为新冠肺炎或疑似病例，黄属于密切接触人员。2 月 17 日，黄某英刑满释放后，留在武汉女子监狱隔离观察。
2 月 17 日至 21 日上午，监狱为黄某英测量体温 13 次，其中 18 日、19 日两次体温为 37.3°C。期间，黄某英再三找干警要求回家。干警与其女儿联系，其女儿表示想办法解决。后干警与其女儿前夫约定于 2 月 21 日上午，由监狱将黄某英送至武汉北高速收费站口交其接走。
2 月 21 日早上，干警将隔离观察的黄某英带到监狱门口，对其宣讲有关防疫规定，并要求其写下出狱后居家隔离 14 天的保证书。干警将黄带出监狱，乘鄂牌依维柯警车到武汉北高速收费站外广场，步行将黄送至卡口。当时，同车还有一名孝感籍刑满释放人员李某，也在该收费站交给其儿子带回孝感，目前李某及其密切接触者共 4 人，均在当地指定地点隔离。此前，黄某英家属已与卡口执勤公安干警说明来意，在卡口外等候。当时执勤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公安分局长青街派出所公安干警未按要求对黄某英履行查控职责，将其放行。
这种说法是很难信服的。为何监狱当局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要给黄某英开绿灯。虽然已到了刑满释放的时间，但疫情当前，狱中又出现疫情，北京对监狱下达“战时管制”的情况下，自然释放的事要停一停。再说从时间上看，黄某英出狱时已经有了感染症状，而且此人去的又是北京，又是东城的天子脚下，这不等于说把一颗炸弹送到北京城吗。若非有非常大的权力背景，完全不能想象监狱当局会批准出狱，并把他送到高速路口。
据报此前他们给北京疾控中心打过电话询问过，回答是“你只要能从武汉那边上高速，能出武汉，北京这边没有限制进城。”北京已下达严防死守的命令，疾控中心会说从武汉来的人没有限制进京。此话很难相信。
黄某英和女儿及其女儿前夫驾乘京牌私家车，于 2 月 21 日 11：30 分进入京港澳高速，2 月 22 日凌晨到达北京，24 日黄某英被确诊为新冠肺炎。
黄某英进京住在女儿家，所住的小区是北京东城区一小区。可是北京高级住宅区。她的女儿与女婿在北京在什么单位，做什么时候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但是这份调查却讳莫如深。这是何原因？司法部的这份调查很显然不能令人信服，必然隐藏着很多东西。
北京截至2月27日，已有410例确诊病例，疫情造成5人死亡。2月14日开始，北京对所有返京人士实施为期14天的自我隔离，并称将严惩拒绝隔离或不遵循官方规定的人。
第八章（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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