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一眼看穿了中国人的本质

关敏

1922年秋，爱因斯坦在香港、新加坡停留，两次短暂访问中国，他一眼就看穿了中国人的生殖崇拜的本质。生殖崇拜源于易经，八卦符号“- -”“—”表示“阴阳”两种状态，相当于数学上的正负两种状态，说明八卦无“0”。可见，“阴阳八卦”连数轴（包含正数，0，负数）都表达不了，与数学风马牛不相及，与“2进制”一点关系都没有。易经是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令中国思想两千年徘徊不前，牛顿物理学直接使工业革命得以腾飞，二者的作用有天壤之别。

一，易经的错误思维方式杜绝了科学

1.牛顿相信万物由神所造。万物由神造破除了巫术世界观的万物有灵论，这样，万物就是遵循神定规律的机械物，人的理性研究就是揭示万物的运动规律，由此诞生了牛顿的机械运动力学。

《周易》认为，世间万物非神所造，而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此话意味着天地是万物的父母）。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此话意味着天地=万物）。”很显然，《周易》就是自相矛盾，一会儿说，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一会儿说，天地就是万物；自打耳光，前言不搭后语。

中国人的天地崇拜就是祖宗崇拜和生殖崇拜。传说中伏羲曾画八卦、定阴阳。“- -”“—”是八卦最原始最基本的符号，实际上就是仿照男女生殖器的外形简化而来的。易经的天地生万物的思想，正是生殖崇拜的体现。

中国人的堂屋里的神龛牌位供奉的是“天地君亲师”，这个“天地”就是易经里生万物的“天地”，“天地”的大德在于生殖，在于“生生不已”即不断地生殖！这个“天地”就是由父母的生殖功能引申出来的，所谓的“父天母地”。可见，中国人崇拜父母、崇拜祖宗、崇拜天地，其实崇拜的就是男女的生殖功能。

所以，1922年爱因斯坦在其日记中写道：“昨天晚上还有三名葡萄牙人中学老师来拜访我，他们宣称，中国人无法被教授逻辑思维，特别是对数学没有任何天赋。我注意到，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别非常小。我不明白中国女人拥有哪些致命的诱惑力、使身边的男人即使无力自养也要去繁衍后代。”

因为中国是个生殖崇拜的国家。只有通过性交、生育下一代才能使自己成为祖宗，而且“生生不已”不断地繁殖下去才能使家族后继有人、香火不断。这种生殖崇拜依然流行于当代！其典型的体现就是反对转基因。反转派说：“转基因会断子绝孙”，这是生殖崇拜的最大恐惧！“转基因断子绝孙”的谣言破产后，反转派认为转基因技术不自然，就是不合符生殖崇拜的自然性交（杂交）法则。可见，易经的生殖崇拜是反转的根源！

《周易》不仅否认神创造世界，而且自己装起了神：“阴阳不测之谓神。”阴阳变幻莫测就是神，而“天垂象，圣人则之”，只有圣人能事先通过占卜来预测阴阳吉凶的，可谓神机妙算。由此可见，《周易》就是巫圣之术。“君子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易传》）——君子们宣扬鬼神设立宗教是为了使天下的百姓驯服。《荀子.天论》说：“明蚀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救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翻译：发生了日食、月食，就设坛救之，发生了天旱，就祭神求雨，占卜吉凶后才断决大事，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求得什么，而仅仅只是一种仪式，一种礼仪，只是文饰政事。统治者将祭神当成一种形式，而百姓们则真的相信神的存在。将祭神当成一种仪式，就吉；如果真的相信神灵的存在，就凶。这就表明：君子或者圣人们并不相信神，只是一种忽悠愚民的闹剧！

《周易》装神弄鬼，诸子百家也装神弄鬼，中医更装神弄鬼。特别是现代中医，搞出来了装神弄鬼的经络学；今年5月，面对15人喝中草药酒死亡5人的大悲剧，中医竟然提倡因人泡药酒的方案来应对。其实避免悲剧的唯一方法就是拒绝药酒。中医本质就是万物有灵论的巫术拜物教，没有统一的治病标准，因此可装神弄鬼忽悠人。

 2.牛顿的思维方法是合乎逻辑演绎法，《周易》的思维方法是不合乎逻辑类比法。例如：卦辞云：“枯杨生�，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枯萎的杨树生出新芽，老年男子娶了年龄可当其女儿的年轻女子为妻，没有不利的）。“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枯萎的杨树开花，老年女子嫁给年富力强的男子，没有祸害也不值得称道）。在“枯杨生�”和“老夫得其女妻”、“枯杨生华”和“老妇得其士夫”这种天道和人道之间只有模糊的相似性，并不存在合乎逻辑的必然关系，由此类比推理出的“无不利”、“无咎无誉”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周易》之“比”不是思维，而是一种胡乱联系，属于大脑神经“短路”现象。有时候，所占之辞与要占之事风牛马不相及，完全驴唇不对马嘴，没有一点可“比”之处，那怎么办呢？那就需要凭直觉去感悟了。“鲁将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贡占之，以为凶。何则？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谓之凶。孔子占之，以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谓之吉。鲁伐越，果克之”（王充《论衡.卜筮篇》）。孔丘，子贡，根据“鼎”与“鲁伐越”的一个“共性”——足，便给人家预卜未来了。

严格地讲，只有借助抽象的概念并遵循严格的程序和规则的逻辑才是思维，而形象思维、横向类比思维（天人合一的万物有灵论思维）、直觉感悟思维都属于感性范畴，不能称之为思维。这些感性的本能反应在动物身上也有，而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具有逻辑思维能力。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认为：野蛮人的思维就是类比思维，他们没有想到两个事物间的类比还需要逻辑保证，不知道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等逻辑规律。譬如《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一种人的本能反应。人“法”地就是人靠土地的物质来维持生存，依然是一种经验不是科学。最近，伊朗人吃野蘑菇，有数十人中毒而死。可见，“人法地……道法自然”是不科学的，是原始的万物有灵论的巫术思维。形象、类比、直觉这三种“思维方式”其实质都是一个东西，那就是八卦之母——太极——混沌。混沌，就是糊涂、一团乱麻。

爱因斯坦记录的中国人学不会逻辑思维，正是生殖崇拜的糊涂文化（郑板桥的糊涂字画是巫术混沌文化的典型）造成的。因为生殖崇拜文化的本质是动物丛林文化，连鸟类都知道公母动物繁殖下一代呢！国人把公母具象为阴阳生殖文化，以此来观察世界，难道不原始不巫术吗？

 3. 牛顿具有科学的（确定性或精确）精神，周易没有。李零先生指出，易经的本质是一本占卜书，是古人决疑之用的，卜辞里的“道理”实际上跟卦象并没有本质关联。它只是古人对自然认识水平低下时的一种粗浅解释，是占卜师的饭碗，不具备的科学的确定性精神，《周易》强调的是变动不居的不确定性：“圣人设卦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变通者，趣时者也。”“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在周易中，不存在清晰明确的“概念”。它所有的符号、文字，都是不确定、不清晰、非常模糊的。这导致了中国人思维诡辩性——偷换概念、转移话题、自圆其说。《周易》蛇一般的诡辩、辩证，使得国人弃机械、笨拙的逻辑思维如粪土。所以，杨振宁认为，易经杜绝中国科学的产生。

 二，易经和牛顿力学的作用有天壤之别

《周易》同时受到儒、道两家的追捧，这种“术数”之学迎合了诸子百家“道可道，非常道”、注重表象而忽视终极追问的普遍共识。中国传统哲学，注重的是从自然现象总结出的道理来说明伦理政治的合理性（所谓的天人合一），而不注重追问自然现象背后的终极规律。即使墨子这样对自然现象有所关注的人，也认为“奇技淫巧”不值得提倡。因此，屈原《天问》提出的关于自然的问题长期以来不受重视。《周易》则因为孔子的肯定而大行其道。可以说，周易所代表的思想，抹杀了中国古人追问深层问题的动力。因为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在“圣人之道”里，而“道”只有圣人才能掌握，普通人是无法掌握的，只能跪拜仰望圣人遥远的背影——“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而走向了师道尊严的等级森严的丛林文化之中……

在西方，根本就没有师道尊严的说法。希腊神话说：赫拉克勒斯自卫反击打死了自己的老师里诺斯。希腊法庭的法官拉达曼提斯认为：赫拉克勒斯是自卫，因而被判无罪。法官颁布了一条新法，即由于自卫而打死人者无罪。而在中国，凡是目无尊长的行为都要处以酷刑或者死刑。

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理性（神）崇拜；先秦诸子是“吾爱吾师，吾更爱圣王”——圣人崇拜。“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样的话，只有理性发育成熟的希腊民族才能说出来，因为他们能够把“师”和“真理”区分开来，而汉人不能。中国历史上，除了“党争”，就没见过还有为真理而争的，至今依然。因为“真理”在华人心里，其实只是暴力、暴利、暴戾、保利的借口而已，换句话说，是发泄幼稚情绪的合法外衣（即“礼”），跟理性之“理”没有一点关系。

 把真理当作老师，真理会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多、人们都有进步和提高从而超过大师；而把老师当作真理只会真理越来越少、师傅越来越多从而使人萎缩。孔子“传道授业解惑”式师傅带徒弟，弟子无人超过他。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师徒一个胜一个，西方至今也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

思想和思想家孰轻孰重，反映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把思想（真理、正义）放在第一位，是西方人的价值取向；这导致了对抽象神——上帝、真理、正义的崇拜，从而成就了文明。把思想家（圣王、老师）放在第一位，这是中国人的价值取向。这导致了对具体人的偶像崇拜，如对周公、孔子、帝王的崇拜，从而成就了弱肉强食的丛林。

牛顿的科学得益于西方理性传统，是古希腊哲学传统和培根实验逻辑的产物，而且是英国民主革命后的言论自由环境的产物。古希腊哲学首先破除神话，开始从自然原因去探讨问题，他们相信变幻莫测的万物背后有一个理念（理性或逻辑），有一个真理。古希腊哲学对于理性精神、对于逻辑求证的追求，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早在2500年前，毕达哥拉斯就证明了直角三角形的三边关系，随后的《几何原本》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公理化的学术系统，成为后世其他学科的样板。牛顿在大学期间才学到了数学，并发展出了微积分；更重要的是，牛顿深受伽利略建立的欧陆科学和培根的实验哲学影响，他说过“我不相信任何（人为的）假设”，就是说，古人的思想都需要经过检验之后才能确定是否可信，决不能盲从古人——这是真正的希腊科学精神。

英国先有1640年的政治（上层建筑）革命即清教革命，英国率先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了人权和财产权保护制度。在自由制度的保障下，1687年，牛顿一举推翻了古代的许多错误认识，包括古希腊哲学家们的一些错误认识，建立了经典物理学体系。

接着，牛顿力学逐渐转为技术。将蒸汽力变为大工业的机械动力的任务是由詹姆士.瓦特完成的，他是格拉斯哥大学的仪器修理工。在著名热力学家、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布莱克热力学理论的直接影响下，经过几年实验发明了与汽缸分离的冷凝器，制成了单动式蒸汽机（即马克思所说的蒸汽磨），并于1769年取得发明专利。在工厂主马修.波尔顿的合作和资助下，瓦特经过10多年的研究，终于在1782年制成了复动式蒸汽机。蒸汽机研制成功，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开始。蒸汽力取代水力作为机械动力，从根本上克服了水力动力给工业生产带来的局限性。1785年，在帕普尔维克出现了英国第一家以蒸汽为动力的棉纺厂。1806年，曼彻斯特建立了第一家以蒸汽为动力的棉织厂，1818年增至14家。到19世纪30、40年代，作为工业革命先行部门的棉纺织业，率先实现了机械动力的蒸汽化。

于是，到了1840年，中国人才从丛林的昏睡中睁开眼……直到被日本击败后才从日本引进“科学”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