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上天”和当下的“人民”

易修霖

“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约三千六百年前，商汤宣称夏朝统治者罪大恶极，在“上天”的强烈要求下，其被迫灭夏，从“不敢不正”四个字可以看出“立牌坊”之意跃然纸上。自此开启了商朝六百年来向“上天”请求启示的神奇之旅，“甲骨”“占卜”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不管是日常生产生活还是祭祀战争，与“上天”沟通一直是必不可少的程序，请示“上天”成为商朝的行为准则，其行为也代表了“上天”的行为。最终商朝统治者以执行“上天”指示的形象治世六百余年，这一抽象不可感知也无法感知的“上天”的形象也就深入人心，植入人的骨髓。

设身处地地替古人思考后发现其实也是正常现象，彼时交通和科技不发达，最能开阔视野和并扩展其思路的就是广阔的天空，最让人恐惧的死亡和死后的世界也是一个值得臆想的方向，所以星辰等类和死后世界的崇拜是人类最早的崇拜，千百年来人们把“上天”和“亡魂”之间勾画出一幅幅生动的故事和图画。

风水轮流转等到周灭商后，周朝的统治技术更上层楼，省去了复杂神秘的占卜请示程序，直接以“天之子”自居发号施令，成为“上天”的代言者和指令执行者，号称“周天子”。自此历代统治者开始沿用这一功能，天子的称呼成为标配，“上天”和天子之间直接画上等号，“上天”附体到天子身上产生直接联系，人们对上天的一切感情都倾诉在天子身上。自此“天子”把抽象的“上天”在人间形象化，在统治技术中具体化，“上天”在政治生活中逐步淡化直至消失，统治者也就彻底忽略了“上天”有其意志和向其请示的流程。

“上天”的抽象性是明显的，虽然我们抬头就能看到天，但其形象、主体、产权都不具备，历朝历代从来没有关于“上天”的具体描述，只有一个概念，而这个概念也是属于政治层面，宗教或者道德层面，不可感知性极强。除去抽象和不可感知，“上天”的意志还不能抗拒，属于人类认知中最高层级的抽象神，历代出现的篡权者和反抗者都无一例外都是“替天行道”“天命不可违”等等站在“上天”这个最高的道德制高点之上，民间口号“人在做，天在看”也是这个道理。虽然“上天”是不能抗拒，但“上天”也有他悲剧的一面，牠是被代表，像极了一个不能说话，不能行动，没有表情的傀儡，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上天”的意志都是被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需要去解读和阐述，所以“上天”也一直被蹂躏，很悲剧。

随着社会的发展，“上天”的窗户纸形象被捅破，我们目前已经确定天空就是空气白云，再远就是万物星辰，根本没有神，也更不会有“子”，所以“上天”在政治层面被彻底否定。但统治阶层依旧需要有其权利的来源，通过各种理论演变和逻辑搭建人民适时地出现在了面前，各种政体和组织开始代表人民行事。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人民意愿的表达一般都是通过选举来履行，但选举各国有着不同的特点和方式，这其中共产主义执政的国家选举与众不同，其设计的一系列制度流程实际上把其人民成为了王朝统治中的“上天”，也就是人民与王朝统治中的“上天”角色变的一致，共产主义统治者也就变为了王朝统治者。所以“百代犹行秦法政”在中国这一现状一致持续到当下，不仅是统治手法，逻辑思路到极其相似。共产主义国家这种现场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原因。

共产主义政权首先出现在苏联，闻名全球的十月革命是其代表事件。十月革命爆发后以列宁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夺取了政权，次日举行了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列宁在会上自信地强调，他们之所以推翻临时政府是因为临时政府不愿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本着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这一美好设想，列宁要求必须立即召开立宪会议，选举会议代表，以期尽快确定与国家相关的问题解决方案。同时因为其过度的盲目自信列宁还明确表示，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人民群众的选择。随后在11月12日举行的立宪会议选举中，共选出715名代表，其中，布尔什维克只有175名，还不到四分之一，加上其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的40名也只有代表总数的30%，而社会革命党主流派却占了370名，超过半数，加上它的左派盟友票数就更多。看到此结果，布尔什维克忘记了其自信的表态而立马翻脸，于1918年1月5日发动政变，解散了立宪会议，开始了布尔什维克专政。第一次代表“人民”的闹剧就此尬尴收场，这也奠定了第一家社会主义政权此后的行事方式。

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基本类似，比如以反右运动为例，当国家出现一系列问题后，自以为代表人民群众的中国共产党自信地发动人民群众对党提意见，希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而达到琴瑟和谐的效果。所以设想中以为建设性意见会满天飞，“领导工作起来不注意休息”的意见会占绝大多数，不曾想人民开始“玩真的”要求轮流坐庄，要求共产党下台，失落后绝望的共产党果断翻脸，反右运动搞得中华大地鸡犬不宁，此后的中国共产党再没有冒险让人们表达意见，选举就更不要奢望啦。

所以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不自觉地回到了“天子”的逻辑上，虽有选举的招牌，但设计的选举流程根本无法表达人民的诉求，类似于一种神秘的“占卜”仪式，人民代表的产生神秘感十足。人民模糊后中国共产党直接以自身代表人民，就像王朝统治者直接以自身代表“上天”行事一样，整套流程呈现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直接省去了人民表达意见的复杂不靠谱的途径，“眼睛雪亮”的群众被中国共产党简单粗暴的取代，王朝时代的统治逻辑又开始横行在当下社会。因为没有了选举和表达意见的渠道，中国人民变得抽象和不可感知，文革时期售货员一声“我是为人民服务的，你是人民吗？”的质问是震撼人心的，往往是群众被问的哑口无言不知所措。人民变得抽象模糊不可识别，意见也无从表达，不能表达。1986年，邓小平接受国外记者采访时被问到何时退休的问题，小平同志表示：“不是我不想退休，我请求过多次了，全党全国人民不同意！”无可奈何之情跃然纸上，随后《深圳青年报》发表文章“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结果83岁的小平没退，而33岁的总编曹长青退休啦。所以党不仅不需要人民反对的意见，赞成的意见也不需要，中国人民直接“失业下岗”，没有比中国人民更悲剧的人民啦！

中国人民变得抽象，成为下岗人员，但是中国共产党却越来越具体形象，不仅有党员，党员证，党主席和党代会，还有入党申请书，严格的考察期，入党仪式，各种规章制度，且九千万党员还要交党费。各种支部总部的牌子挂的到处都是，党组织内部各职能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对党的外部要管到国家的方方面面，从天上到地下，从出生到死亡，从行动到思想，目之所及心之所向无所不在。且在中国共产党需要展现存在感的时刻，中国人民必须配合，党与人民要交相辉映，此时的人民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轻轻地来轻轻的去，没有一丝痕迹。我们知道一个具体的形象和抽象的形象同事出现时，很自然是具体的形象在起主导作用，所以日常政治话语中，当“党和人民”出现的时候，其实本质就是党，所行使的意志也是党的意志。

这些情况与王朝统治时期的“上天”何其相似，“上天”我们抬头就可以看到，人民也一样，目之所及到处都是人民，可也都不是人民。人民与“上天”都是抽象的，不需要表达或者不能表达意愿和诉求。所以本质上中国当下和历代王朝没有区别，都是靠代表被抽象的对象而履行统治意愿，且被代表的对象都是我们要敬畏的，也是我们无法抗拒和反对的。

所以中华民族号称五千年文明但在政治层面依旧还在原地踏步，还使用极其原始的国家治理技术在现代社会中很“另类”地横行，依旧逃不出束缚我们千年的思想枷锁。

以上     易修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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