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贩的治国术

胡宁婷

张思德就是熬制鸦片而死的！据官方说法，张思德1935年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在中共中央军委警卫营担任通讯班班长。1937年加入中共。1943年担任毛泽东的警卫战士。1944年响应大生产号召，在延安附近的安塞县挖烧木炭所需的泥时，9月5日，因窑洞塌方，被活埋在其中，死时年仅29岁。有位记者专门去延安调查张思德，找到了见过张思德的当地老人。令这位记者不解的是，那窑的地方，四周举目见不到林子。老人在记者不断地质疑下，最后叹了口气说，张思德确实是烧窑窑塌而死的，但那不是炭窑，而是烧鸦片的窑。延安那个草木不生的地方哪来那么多木头烧成碳呢？为什么这种秘密任务要让中央警卫团的人去干？因为：烧制鸦片是高度机密，因此参与者必须是信得过之人，既要能保密，又要保证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不会中饱私囊。而“党性强”、“纪律性强”的中央警卫团战士是首选。事实上，除了张思德，中央警卫团很多干部、士兵都轮流参加过加工烟土的工作。这就解释了许多人对中共为何不惜派最贴身可靠的警卫团战士、而不是一介老农去烧炭的“历史性疑问”。 这就是所谓的为人民服务！49后就是鸦片贩子当道！“用我们的血和肉筑成新的长城！”这就是鸦片贩子的歌！长城相当于榨取民脂民膏的鸦片！孟姜女又放开嗓子了哭了……我那打了毒疫苗致残的可怜的孩子……在鸦片贩子当道的地方，不榨干百姓的血汗，共党的“富强”术就是榨取民脂民膏的吸血鬼！

一，吸食鸦片只在中国成为“时尚”

鸦片是一种供吸食用的麻醉性毒品。在瑞士发掘的公元前4000年新石器时代屋村遗址中，考古学家便发现了“鸦片罂粟”的种子和果实的遗迹，并且属于人工杂交种植的品种。到公元前3400年，如今伊拉克地盘的两河流域，人们已经大面积地种植这种作物了，而且给它以“快乐植物”的美名。至少在公元前2160年，鸦片已经成为兽医和妇科药品。已经发掘的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墓葬中，“底比斯鸦片”已经属于高级品牌。延续到公元前300年，古希腊已经把鸦片作为普遍的饮料。在《圣经》与荷马的《奥德赛》里，鸦片被描述成为“忘忧药”。在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时，鸦片就传到了中国。在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就有鸦片进口的记录，唐代阿拉伯鸦片被称为“阿芙蓉”。

九世纪，汉中与成都盆地已经开始种植罂粟，诗人雍陶就有诗云：“行过险栈出褒斜，出尽平川似到家。万里客愁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米囊花是罂粟花的别名，诗人是成都人，他途径褒斜到达汉中，看见罂粟花，产生了一种到家的亲切感。晚唐时的《江南杂题三十首》中也有“碧抽书带草,红节米囊花”的句子，由此可知，此时江南已开始种植罂粟。公元973年北宋印行的《开宝本草》中，鸦片定名为罂粟粟，这后一个“粟”当蒴果解。

大概到了16世纪，人们发现它可以被烧成烟雾吞到肚子里，万历皇帝、明神宗朱诩钧，1582年才20岁，刚亲政就开始吸鸦片；其广泛程度令中国的统治者恐慌，崇祯皇帝下令禁烟。

鸦片作为药物使用，长期或过量使用，则造成药物依赖性；作为毒品吸食，对人体产生难以挽回损害甚至造成死亡。吸食鸦片后，可以初致欣快感、无法集中精神、产生梦幻现象，导致高度心理及生理依赖性，长期使用后停止则会发生渴求药物、不安、流泪、流汗、流鼻水、易怒、发抖、寒战、打冷颤、厌食、便秘、腹泻、身体卷曲、抽筋等戒断症。云南的一项调查表明：吸毒者走出戒毒所以后，复吸率在80%以上。过量使用造成急性中毒，症状包括昏迷、呼吸抑制、低血压、瞳孔变小，严重的引起呼吸抑止致人死亡。长期使用还能破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功能，使吸毒者的抵抗力大大降低。

虽然1729年时的雍正帝以其淫荡伤人，予以禁止，但所指为烟草与鸦片合制的鸦片烟，并非鸦片本身。时每年进口约200箱，每箱重约140磅，至1767年，已达千箱。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种植鸦片，统制运销。中国每年进口增至4千余箱，渐至6千余箱，每箱售价自白银140两上涨至350两，开始感到鸦片贸易的压力。1800年，清廷诏再禁鸦片贩卖。自是东印度公司不再自运，全部委之港脚商人，进口有增无减。在19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的国际收支结算大约盈余（出超）2600万元。从1828到1836年，中国的国际收支结算大约亏空（入超）3800万元。使国际收支逆转的正是鸦片烟。这些鸦片让中国人成了“东亚病夫”。有学者根据国外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加上本土自产推算吸食者人数可能在250万到1500万之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也非常惊人，鸦片战争前流入印度的白银高达每年500-600万两。

近代以来，欧洲各国竞相在世界各地殖民，国家一弱难免被欧洲列强控制成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有人说“是鸦片毁了中国”。其实，英国也有吸食鸦片者。那个年代鸦片并非“毒品”，世界各国都无禁令。怪就怪在，吸食鸦片只在中国成为“时尚”。

周作人分析国人嗜鸦片主因是“中国人富的闲得无聊，穷的苦得不堪，（俱）以麻醉消遣。”严复晚年（20世纪初）也吸鸦片，徐志摩的老婆陆小曼（1930年代）也吸鸦片。对于国人借鸦片来排遣苦闷之说，史学大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也表认同。中国本来没有鸦片，现在却是全世界最大的鸦片种植与消费国！直到今天，印度吸毒人员仍然远不如中国瘾君子多。可见，中国人与印度人相比，是又贪又馋。

二，鸦片贩子的伎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进一步把鸦片的功用发扬光大，竟然把它应用到烹调上面去。开餐馆酒楼的为了令客人成为长客，任其宰割，竟于烹调时暗中添加罂粟壳或罂粟籽之类，令客人吃后上瘾，绕梁不去。

据报道，中国多个地方的食店所供应的火锅或汤料，甚至其他食品，竟然高达三到四成的含有鸦片。其中一个报导更加惊人：“新密市向河南省防疫站送检五份样品，竟有4份含有罂粟壳！洛阳市卫生局突击抽检了廿三家糊辣鱼及烧鸡等饮食店，十家饭店使用了该类物质”（见2000年6月19日《质量时报》）。2004年6月中，贵州竟有215家餐馆因被发现在饮食中掺入罂粟而遭停业整顿，消息震惊全国。含有吗啡的“罂粟调味粉”、“罂粟籽调味油”等罂粟制品相继惊现广州云南太原多地。2005年底，据香港《东方日报》题为《罂粟毒火锅悄悄袭港》的报导，发现“部分本港厨师为求‘箍客’，不惜铤而走险北上深圳买入内地违禁品罂粟壳，炮制成秘制‘罂粟毒火锅’，使客人在不知不觉间吃上瘾。”鸦片餐甚至蔓延到西藏。据《西藏日报》2007年11月报导：“在年初，拉萨市禁毒大队在一家火锅店曾一次查获数百斤罂粟壳，而这只是火锅店在锅底中添加罂粟壳的冰山一角。一位在火锅店打工人员称，现在拉萨的饮食行业竞争非常激烈，火锅店也不少，而火锅没有多少特色，要在拉萨立足、发展非常不容易，很多火锅店都在火锅添加罂粟壳。”

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地方的饮食业会为求赚钱把人命作贱到中国人这个地步。如果当年英国的鸦片商人是可耻的话，现在这些卖鸦片餐的中国商人则可耻十倍，因为前者是明买明卖，愿者上勾，但后者就是暗中下毒，令人防不胜防。

最近报道的毒疫苗事件、毒降压药事件都是鸦片贩子的伎俩。鸦片贩子在产品中下毒，譬如三鹿奶粉集团暗中放了三聚氰胺，对外鼓吹其是质量第一的免检产品，结果30万儿童吃后得了肾结石。这30万儿童为此又要吃药打针动手术，这又要创造出多少带血的GDP啊！大家熟知的河南的血浆经济，省卫生厅号召农民卖血浆，结果卖血者得了艾滋病。农民为看病倾家荡产了，而卫生部门却赚得盆满钵满，GDP飙升了，“富强”的目标达成了。这就是鸦片贩子的“富强”之路。在鸦片贩子当道的地方，不榨干百姓的血汗，共产党这台绞肉机不会罢休！

三，古人的弱民之术

鸦片贩子的伎俩就是古人的弱民之术。姜子牙认为，民不可富，只有使民处于死亡边缘才好统治；必须坚持人人都要守三年之孝而且不劳动（穷人因此沦为债务奴隶），其目的就是让人民贫穷愚弱。

晋国的韩献子说：“国饶则民骄佚”，民骄就不敬王了，就会造反。

商鞅说：“民强国弱，民弱国强”。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说民》）。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鞅的弱民之术在经济上通过行政手段使民不停地由穷变富、再由富变穷。譬如：通过剥夺个人资产的毁商，让民众依附国家并产生“富则祸”（富则修）恐怖预期。《商君书》主张禁止粮食贸易，商人和农民都不得卖粮，甚至连为商业贸易和人口流动服务的旅馆业也予以铲除。人民都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能离开半步，无法获得知识更新，只能成为君主的生产工具。商鞅的弱民之术在政治上表现为严刑苛罚和奖励告奸。通过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实行一教即思想控制，禁诗书、禁游说，老百姓只能以法令为书、以官吏为师。商鞅认为“君尊则令行”，君主只有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君主的法令才能得到遵守。商鞅通过辱民、贫民、弱民，使人民贫穷、软弱，实现民弱国强。如果还有强民依然没杀光，还有杀手锏——发动战争，通过对外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可见，国家的“富强”术就是榨取民脂民膏的吸血鬼！

商鞅这几招，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君主治国驭民心照不宣的诡秘暗器，是他们不惜以民生的代价来化解内忧外患矛盾，获得长治久安的看家本领！这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君主都重农轻商、实行土地国有、利出一孔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