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郑州洪灾只是武汉疫情悲剧的重演/张杰

郑州洪水无疑给这座城市涂上了黑暗的色彩，据官媒报道，至今已有50人死亡，但相信随着京广隧道的清理，这个数字将会快速上升。京广隧道有六公里长，六个行车道，预计有成百上千的车辆被堵在隧道里面。洪灾正向郑州以北的地区转移，焦作等地面临重灾威胁。根据中国官方的报道，目前河南境内三十多座水坝的蓄水超过警戒线，其中十多座水坝面临溃坝。官方正在不断地向民众灌输一个观念，这场洪水根本非人力所能为，因为它是千年一遇，甚至是五千年一遇的大洪水。但民间大多数民众认为，这场突然起来的洪水主要是人祸所致。事实上，如果我们将郑州的洪水与武汉的新冠疫情相比较会惊人的发现，它只是武汉悲剧的重演。

据披露，当地气象部门在20日已连续发出七次大雨红色警告，郑州政府应该知道会出现洪涝灾害，但直到20日夜晚，党媒都在大量报导欧洲洪灾幸灾乐祸，民众除了微博几乎看不到郑州当地的灾情报导。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至少两处水库无预警泄洪。

网上一份“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下发“内部明电”明确载明：7月20日，由于常庄水库坝后坡在125高程处出现管涌险情，因此水库正在泄洪。同时，为了保障南水北调工程的安全，索河退水闸也开始大量泄洪。诡异的是，郑州市委宣传部的官方微博“郑州发布”在21日凌晨1点就发出通告，说常庄水库为了缓解防汛压力，早在7月20日早上10:30分就开闸泄洪了。截至当晚21:34分，常庄水库水位已经回落了70厘米。有网友质疑，既然早上10点半就已经开始泄洪了，为什么官方要等到14个多小时以后，在大量惨祸已经发生后才公布泄洪的通知？而更为离谱的是，《人民日报》也是等到20日晚上10点半才引述郑州中牟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通知说，将于20日晚上泄洪，请相关地区干部群众做好准备。

郑州洪水与常庄水库泄洪是否有直接关联呢？有分析人士指出，“郑州虽然地处平原，但整体地形恰恰就是西南高、东北低，呈阶梯状下降。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常庄水库一旦泄洪会顺着孔河向下汇入到贾鲁河，而贾鲁河是淮河二级支流，发源于新密市，向东北进入郑州市，一直走到市区北郊再折向东流，进入中牟县境内。”

综上可见，郑州政府是知道常庄等水库泄洪会给郑州市带来洪灾的，但他们没有向市民预警，也没有做任何防范预案，而是坐等灾难的发生。这令人难以理解的一幕也曾发生在武汉疫情期间。

2019年12月8日，首例武汉肺炎病例被发现；12月30日，武汉肺炎被曝光，内部文件被网友披露在互联网上；1月1日，李文亮等八名医生因散布所谓疫情谣言被武汉公安机关追究；12月9日，卫生部专家组赴武汉，称武汉肺炎病毒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毒性不强，未发现人传人的病例，确诊病人仅为45例；1月19日钟南山院士接受央视采访称，武汉肺炎病毒肯定人传人感染；1月21日武汉官媒高调宣传武汉喜迎农历新年，“武汉百步亭社区办万家宴4万户家庭创出13986道菜”。同日，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湖北省长王晓东观看了湖北省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

国家卫健委和湖北、武汉卫健委在1月20日之前一直是向公众隐瞒疫情并刻意散布欺骗公众的虚假信息。他们明知，武汉各医院的流行肺炎患者已经人满为患、诸多医护人员中招感染、病毒来势汹汹通过人传人迅速扩散，却一直昧着良心在发布的通告中造谣说 “没有新增病例”、“未见明显的人传人”、“没有医护人员感染”、“疫情可防可控”。

既然郑州市政府知道灾难会发生，为什么不向社会预警呢？这就涉及中国极权制度的决策弊端了。中国重大社会灾难事件必须经过层层上报程序，地方政府无权决策。可以猜测，郑州政府把灾情及处理预案上报给省政府，省政府上报给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报给习近平。但习近平一时拿不定主意，批转李克强请水利专家拿出建议。待专家提出建议，洪水早就将5号地铁线和京广隧道淹平。但这个悲剧不早就在武汉上演了吗？

去年1月26日，武汉因疫情封城后，央视记者采访了市长周先旺。他说：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必须有授权，我才能披露。周市长的意思很明白，那就是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疫情应该由国务院来决定公不公布。可是这件事太大，国务院要请示党中央，党中央没有发话，也就是习近平没有表态，所以无法公布疫情，也无法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1月20日习近平发出了最高指示，武汉市政府才能有效开展工作。一句话，习近平耽误了信息公开和防疫工作的进行。

事实证明，中国政府应对灾难的能力明显不足，甚至加重了灾难。就说郑州地铁5号线吧，为什么不能及时停运、疏散乘客呢？水也不是地震，不可能瞬间淹平地铁线。

郑州市区在下午3点的时候，大街上已经有大量公交车和私家车因为洪水暴涨而瘫痪。有分析人士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停运地铁、对低洼地带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并紧急疏散相关民众等等安全措施，应该说已经是不二选择。但奇怪的是，相关部门居然毫无动作，甚至在一个多小时后的5点钟出现了201毫米特大暴雨，郑州的地铁仍然在继续运作中。直到又一个小时过去，5号线的乘客不断发出受困求救信息，官方才正式下令停运地铁。

为什么郑州地铁营运部门要坐等惨祸发生呢？我的看法是官员无人负责，谁也不愿承担停运的责任，都抱着侥幸的心理。这个现象在武汉疫情期间表现得很充分。当武汉疫情已经再也盖不住了，成千上万的武汉民众惊恐哀嚎，医疗系统瞬间崩溃，整个城市弥漫著死亡的气息时，惊恐万状的“人民领袖”和“伟大舵手”情急之下，强令武汉政府封城隔离。那坐在阳台上为母亲哭求一张病床的敲锣女人，那个深夜追著离去的车辆哭喊“妈妈”的女孩，那个患上新冠肺炎跳楼身亡的70岁的尿毒症患者，那个一家四口相继去世，在遗书中感慨“辗转诸家医院哀求哭拜，怎奈位卑言轻，床位难觅”的常凯，这惨烈的一幕幕画面至今还浮现在我的眼前。

面对洪水惨祸，郑州政府开动了宣传机器对民众进行洗脑。郑州当地的气候专家声称郑州经历了“千年一遇”的大暴雨，河南省水利厅专家称“超5000年一遇”。但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1951年之后，中国才开始拥有完整的气象记录，到现在为止数据记录历史也就只有70年的历史，所以，所谓的千年不遇，百年不遇的说法纯属忽悠。

有分析人士指出，郑州洪水事实上还不如46年前的“75·8暴雨”猛烈。1975年8月4日到8日，暴雨中心降雨量达1,631毫米，而5日到7日这3天内的最大降雨量为1,605.3毫米。

“我们对比一下这次的郑州暴雨，19日晚8点到20日晚8点，24小时单日降雨量为552.5mm，只有“75·8暴雨”的一半；17日晚8点到20日晚8点，三天的降雨量为617.1mm，只有“75·8暴雨”的三分之一多一点。”

在武汉疫情期间，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廖君称：“抗击疫情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我只是其中一名普通的新闻工作者。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我们一直坚持着，我们要用手中的笔和镜头为武器，向世界大声讲述战役的中国故事、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这是我们的初心，也是我们的使命。”她说，在疫情期间，自己写了200篇报道，90篇内参，平均一天写5篇文章。

但廖君的勤奋并没有赢得武汉人的赞美，相反他们很愤怒。为什么呢？廖君有三篇重磅报道被人们记住了，它们是：2019年12月31日，《实地探访华南海鲜市场店铺多数正常营业》；2020年1月1日，《8人因网上散布“武汉病毒性肺炎”不实信息被依法处理》；1月3日《病毒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这三篇报道，后来被证实都是不实消息，严重误导了公众，使得社会对新冠肺炎疏于防范。

综上所述，郑州洪水是武汉疫情悲剧的重演，其实又何止是中国呢？1986年4月26日，前苏联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直到事故发生一周之后，苏联政府意识到盖子捂不住了，这才开始大范围撤离民众。由于官方的隐瞒和谎言，数十万百姓被搁置在相当于400颗美国投在广岛的原子弹所产生的辐射量之下，被照射了整整一个星期。所以，郑州洪水和武汉疫情悲剧不仅仅是地方政府无能和麻木不仁，而是中国极权制度使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饥荒研究专家阿玛蒂亚．森有一个著名论断：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岂止饥荒，也包括洪水、地震、海啸、瘟疫等突发性重大灾害。尽管民主国家不可能幸免灾害，但其发展为人祸的概率很小，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