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话题短评（十八）

郑烨

夏付钢为何被网民冠以“西平大侠”的名号？只因，中共七十七年的高压统治，轮番上演的政治运动，让每一个普通中国人都变得逆来顺受、唯唯诺诺，敢怒而不敢言，习惯私下嘀咕而不敢直面压迫，在此背景下，网友们将心比心、感同身受，得出如若不是遭受无法忍受的屈辱，一个普通村民是不可能以命相搏的，其面对的必然是超出一般人忍受水平的羞辱和压迫，其面对的必然是有权力背书的恶霸、无赖、地痞，甚至是基层权力化身的村干部，而两者一般是重合的。

再加之，基层政府在属地发生刑事案件时惯性选择“鸵鸟战术”，以为“不说、不提、不问、不答”便等同于“不存在”和“没发生”也便等同于“不担责”，公安机关以“稳定”为借口三缄其口不公开案件细节，习惯于让政法委“把关”出蓝底白字通告，宣传部门习惯性地、下意识地发布粗线条叙事的新闻报道，闪烁其词、避实就虚留给普通民众空穴来风、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春秋笔法、留白技法教给广大网友捕风捉影、以讹传讹的自由演绎。

最终，政府的公信力风雨飘摇、饱受质疑，陷入到塔西佗陷阱中无法自拔，正应了中共外交部经常说的那句话“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青年人聚集的“小红书”，再怎么“粉红”，也掩饰不住对现实的无奈和焦虑，下意识的“吐槽”会脱口而出，无意识的“呐喊”会流露笔端。摆脱个人体验的束缚和无病呻吟窠臼，提炼出整体经验的“代议制”的发言就是“冲塔”，感同身受便会惺惺相惜。

“冲塔”还有一种形式就是用“现在的洪水”冲击“过去的塔楼”，比如王虹获得菲尔兹奖之后，其留学生的身份成为“冲塔”牢A污蔑“留学生群体”的利器，又比如刚落幕的世界乒联横滨冠军赛上张本智和和张本美和兄妹分别获得男女单打冠军，成为乒坛一段佳话，此事成为某些网友冲击“何智丽（小山智丽）叛国”的由头，借机旧事重提，既是讽刺如今国乒的每况日下，也是在翻出国乒曾经的陋习加以讽刺。

有圈子不可怕，可怕的是圈子形成的动机和内在逻辑，尤其是抱团取暖的圈子是为了抵御政府的盘剥，党同伐异的圈子是为了蚕食公权利和侵吞群权益。

搞清楚连接圈子、捏合圈子的润滑剂和粘合剂是什么才重要，滋生某些圈子的制度基因和社会土壤才最重要。

某些无脑粉红的逻辑很清奇，颇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原始森林的气息。

“卢旺达大屠杀”之后，任何卢旺达公民的身份证上均不再显示民族，统称为卢旺达国民。

十几年前看过一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是曾经因《撒旦诗篇》引发轩然大波的英籍印度裔作家萨尔曼·拉什迪的代表作《午夜之子》，讲述了一群午夜零点与印度独立同时诞生的孩子，其成长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任何怪癖都是这个国家给民众留下的无法磨灭的烙印和无法泯灭的记忆。

初读这部作品的时候，身为中国读者甚至幻想过写出一部《共和国之子》，1949年10月1日那一声声礼炮，伴随着一群孩子诞生时的啼哭声，其中很多人被取名为“建国”，此后通过那群孩子的眼光去观察并且亲身融入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严打、六四、法轮功、修宪等等荒诞的历史进程中，把癫狂、迫害、混乱、洁癖、狭隘、排斥、愚昧、退化等等一个个民族劣根烙印进那群孩子的言谈举止和灵魂精神，彻底沦为从小喝到大，从大喝到老，逐渐上瘾以致无法戒掉的“喝狼奶的人”。

作为一个有创作欲的资深读者，在看完很多世界名著之后，总会下意识地想将故事框架移植到中国环境中来进行二次创作。在这方面，莫言做得就比较好，他的《丰乳肥臀》中的人物设置和故事桥段很多都移植自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巨著《百年孤独》，即便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裔作家高行健的很多剧作的内容也都借鉴了法国荒诞派喜剧的故事框架。

记得看过两张图片并排在一起合成的图片，左边一张是江泽民的那本《他改变了中国！》，右边是同样的一本书，只是头像改成了习近平，书名叫《他又改回来了！》。

记得还有一张图片似乎是在某家书店的展示台上，三本书一字排开，左边是《马克思传》，右边是《习近平治国理政》，中间那本书叫《天才在左，疯子在右》。

贾葭老师讲述自己如何度过被关的那十几天时间的时候，我立马想到了奥地利德语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一个被纳粹关押的人偶然间获得一本国际象棋棋谱如获至宝，成为孤寂岁月里唯一的寄托。头脑的空虚是对思考者最大的折磨，听说胡风就是在囹圄中反刍自己头脑中的知识储备才度过漫长的铁窗生涯而不至于走极端的。

记得看过一篇论文，内容是讲述那些在1949年之前出版的民国小说，在中共建政之后都经历过改写甚至重写的命运，比如茅盾的《子夜》改写得逻辑混乱，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大波》等也重写过，删除工人阶级的粗俗、野蛮，突出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幸好前几年四川本地的出版社出版了民国原版，巴金也改写了《家》等作品，只是“鸡贼”地删除了某些露骨描写和把“伊”改成了通用的“他”“她”“它”，叶圣陶则是直接拒绝了再版，原话是“过去的旧作没有再出版的必要”，从而避免了中共意识形态“强暴式”的胁迫修改。很多人以为读的是中华民国的书，其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书。

即便是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书，比如张洁的《沉重的翅膀》、陈忠实的《白鹿原》在参评“茅盾文学奖”的过程中也经历过重大修改，甚至是改头换面的推倒重来。到我们手里的书，都是经过中共宣传部门意识形态审查之后的样子。

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出版自由不仅仅是出版书籍的自由，更应包括拒绝意识形态软硬兼施肆意修改的自由。

茨威格的小说和传记作品擅长心理描写，把他的作品改编成电影的确存在难度，毕竟无法配置多个随时随地的画外音，将内心矛盾和思想波动用言谈举止表现出来绝对需要高超的改编团队及影帝影后级别的精湛演绎。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经典的严肃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一般不会成功，反倒是二三流的通俗小说能够被改编拍摄成影史经典，比如希区柯克的电影。

丰富的知识是思想之自由、人格之独立的基础，更是避免被愚昧无知同化、被似是而非洗脑的基础。

李劼人、巴金等人留学法国时期喜欢上了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并且翻译了很多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作品，回国之后李劼人、巴金等人开始立足本乡本土创作自然主义小说，李劼人更是被誉为“中国的左拉”，创作出了被称为“大河三部曲”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巴金也写出了“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爱情三部曲”《雾》《雨》《电》。他们两位都是四川人，同样出身四川，更早一些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邓希贤（邓小平）则是走向了另外一条路。

每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会挑个地方，门都不敲就进去掀人家的锅盖。希望今年，习近平掀锅盖的，看到里面蒸了一锅包子，那家主人热心招呼习近平一起吃包子，一边吃一边说“你看脑满肠肥的肉馅吃起来就是香”。

习近平低头凝视着手里吃了一半的包子，陷入了沉思，怀疑主人家在讽刺自己是“脑满肠肥的肉馅”，旁边的随从满脸堆笑也陷入了沉思，嘴角被垂涎浸湿。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洛阳之后，福王朱常洵被凌迟处死，起义军将其尸身与鹿肉一同烹煮，称为“福禄宴”，那天洛阳打着饱嗝，大明王朝的子民第一次吃了一个半饱，那几年最幸福的时刻是一边吃着“福禄宴”，一边看着挂在煤山歪脖子树上在风中摇摆的“天子”。

经济发达地区的人重视契约精神，北方地区的人更看重人情和关系，重视人情和人脉的地方更喜欢画地为牢搞小圈子，显得很团结，具有契约精神的地方看似一盘散沙，实则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具有深厚的认知共识。

军队里山东人受重视，是因为靠“老乡”维持的关系会呈现为“愚忠”，底线和原则随时可以被人情覆盖、被关系掌控，洗脑有情感基础，操控起来便比较容易。

南方人看北方人，就像是清末西方人看中国人，没有契约精神，很容易“人走茶凉”，很多事情“因人而兴”，很多事情也“因人而废”，成为“人治社会”的关系基础和情感纽带。

重视契约的群体，更容易建立“法制社会”，看似温情脉脉的人治社会其实充满着大大小小的“圈子”，彼此之间互相排斥，聚在一起则习惯排外，看似白纸黑字的冷冰冰的“法制社会”，则因为具有法理博弈的共同平台，更具有包容性和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