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话题短评（十九）

郑烨

官方习惯性不公布具体案情的常规操作的背后动机是什么？是“维稳思维”的必选动作？害怕民众真相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是生怕民众从案情剖析中逐渐明了政府处理此类问题的思路？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元朝末年的红巾军、满清咸同年间的太平天国，其爆发背后无一不是充满封建迷信的改朝换代的预言，民众需要一个明确的预兆来给自己壮胆，用以反抗遭受的无穷无尽的压迫和剥削，中共极权统治跟历朝历代的君主专制王朝一模一样，民众反抗的路径也是一模一样，在欧美国家已经步入“政治正确”的弱势权利被超额尊重的时代，中国依然还处在前现代文明，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中华民族这是要在地狱里成为“钉子户”了吗？

在谈到”皇权“反”权贵“的时候，想到金雁老师的《倒转红轮》里面讲述的沙皇、贵族、农奴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农奴眼中沙皇是“慈父”，沙皇也一直想把农奴从军功贵族手里“解放”出来，贵族则是沙皇和农奴共同的”敌人“，贵族群体则一心想要推翻沙皇，比如”十二月党人起义“，让俄罗斯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三者的依附和博弈错综复杂，类似于共产斗争般的清晰基本思路需要提高警惕。

俗话说”无知者无畏“，很多生活在大陆的人通过刷短视频获得的知识和认知让他们信心爆棚，指点江山的魄力与伟大导师不相上下，指明方向的冲动与革命舵手不遑多让。

任何一个极权政体出现民生危机的时候，总会下意识地将责任推到“自然界”，怪罪“天灾”，借以转移民众视线，明朝的灭亡怪“天灾”引起的农民起义，中共的“大跃进”失败导致“人相食”的“大饥荒”，也怪在“天灾”头上，同时树立一个外部敌人，如“苏联逼债”，甚至冠以”三年自然灾害“来混淆视听，怎么“天灾”都发生在中国？怎么到处都是“敌人”？

中国传统社会缺少逻辑学，却充斥着“类比”，这也是以“赋比兴”为基础的唐诗宋词发达的原因，然而在认知上以“类比”为基础则会陷入到一团浆糊的脑震荡的境地，甚至成为“辩证法”的温床，造就似是而非、混淆事情的理直气壮和慷慨陈词。

就像是国内脱口秀演员李雪琴自嘲戏谑的那句话“宇宙的尽头是铁岭”一样，很多中国人认知的尽头永远是“阴谋论”，只有“阴谋论”给出的“确凿无疑”的答案才能安抚很多人求知若渴的头脑和躁动不安的心灵。

在追求确定无疑的道路上，只有“阴谋论”是唯一的“灵丹妙药”，在很多人的认知中，“不确定性”不是创新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而是成为一盘散沙、无法拧成一股绳的最大障碍，只有“确定性”的“阴谋论”才能提供给中国人情绪价值和稳定预期，那是“盛世牛马”和“乱世韭菜”们“安全感”和“稳定性”的唯一来源。

圈子文化存在的基础前提是经济发展的高低造就，南方的宗族势力和北方的圈子是两码事儿，信仰祖先的宗族主要目的是平衡内部纷争，北方的圈子是画地为牢的排外、是同仇敌忾的盲从。可以从兴起于直隶山东的义和团看待北方的圈子，也可以从东南互保看待南方的氏族。

一个人头脑中的思维认知的模型越简单便越容易接受“阴谋论”提供的理论框架和推理结果。

任何逻辑形式都有其存在价值，只不过在中国，如果有人试图进行逻辑辨析，很容易被贴上“较真”“抬杠”“刺头”的标签，进行道德批判和情绪抵触，逐渐被敌视和边缘。

“类比”的泛滥是中国传统社会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互动方式的呈现，梳理任何问题总要有个“抓手”，“类比”只是抽丝剥茧破解传统思维瓶颈和局限的“线头”而已，与逻辑没有好坏之分、优劣之别，在现实生活中完全可以同时存在，对比论述仅仅是从逻辑严密和推理链条层面进行认识论的甄别，尤其是在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必要、充要的链条呈现。

思维认知的模型也存在“路径依赖”，从小耳濡目染“类比思维”的中国人也会下意识地将“类比思维”运用在任何领域。在创作诗词的时候用“类比”或许可以勾勒画面、形成联想，然而用来进行推理和论述则会牵强附会、似是而非、离题万里。

党化教育的愚民话语体系主动地扭曲了一次，党同伐异的“圈子”偏狭思维被动地扭曲了一次，传统“类比”思维模式下意识地扭曲了一次，缺少科学逻辑理清的西方术语不加甄别地扭曲了一次，多轮扭曲下来，等到中国人脱口而出的时候已然是面目全非的思维酱缸和逻辑混乱的认知混沌了。

每年冬季北方地区烧煤取暖造成的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很多，可以说除了集中供暖的地区，其他地方都是贫民窟性质的棚户区。过去在房地产行业井喷的时期，可以给地方政府带来大量税收和灰色收入的时代，打着“提升居民生活条件”的“拆除村庄”“合村并居”的“强拆”遍地开花，如今房地产行业萎靡不振进入严冬，地方政府也没有干劲了，可见原来的幌子都是骗人的，攫取利益、与民夺利才是政府工作的最大推动力。

中共在建政之后一直倡导”舍小保大”的“奉献论”，而“大”与“小”的标准则是党中央决定的，三年大饥荒时期首先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为了首都的天空没有雾霾强令周边地区冬季禁止烧廉价煤，没有补贴，或补贴杯水车薪少得可怜，普通民众成为注定要被牺牲的钓鱼的“诱饵”，此种思维导致的“抓大放小”在改革开放时期也曾短暂地给了私营企业生存的空间，中共治国理政的内在逻辑值得以个案分析的方式抽丝剥茧、深入讨论。

提起2026跨年晚会中歌手单依纯演唱《珠玉》时修改原有歌词，使我想到前年在湖南芒果台“乘风破浪的姐姐”节目的舞台上，也是把台湾歌手郑智化的歌曲《星星点灯》在翻唱时给改了歌词，看来中宣部意识形态工作已经密不透风，越是在面对具有民众影响力的平台时更会严格把控，每个媒体平台都配置了自我审查的机构，宁可误判爆点也要扼杀任何可能的风险。

虚伪的社会诞生虚伪的官员，在以"人治"为基础的“家长式社会主义”中毛泽东和周恩来，一个扮演“严父”，一个扮演“慈母”，或许与传言中周恩来的“同性恋”倾向有很大关系。

在体制内，官员提拔的标准是成为“一把手”的人，成为“一把手”的人需要给领导送礼，领导才觉得你是他（她）的人，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有能力，领导就重视提拔，在领导眼里只有“送”“不送”的区别，绝对不存在“有没有能力”的差异。

中共本身就不是以政见为聚合基础的“政党”，而是以膜拜效忠领袖为基础的“会党”和“朋党”，擅长的是画地为牢、党同伐异，而不是为民众争取权益的路径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