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淇沅到两部恶法
程铭
2026年8月2日，我和我的孩子养正参加了“要求中共立即释放张淇沅”的活动，作为一个母亲，活动全程我的内心都非常沉重。张淇沅，2010年出生，他被关押时，只有14岁，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未成年人。他仅仅因为在游戏直播间里游戏似的问了一句话“你认为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吗”，而遭受非人的迫害。在被河北保定东风派出所传唤后，又先后被关押在河北保定市第六人民医院和河北保定春雨学校。
在河北保定第六人民医院，张淇沅被关押了好几个月，这是一家三级甲等精神病专科医院。因为年龄小，不能判刑，小淇沅被警察以一种更加便捷和不需要走任何程序的方法———“被精神病”，关进了精神病专科医院，整个过程不需要家长同意，只要警察跟精神病医院协商同意，就可以把活生生的人——-甚至是一个只有14岁的未成年人，关进精神病医院，接受精神病医院的“治疗”，让正常人去吃那些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这个处置方法的恶毒之处在于抹杀掉一个人的人格。多少政治犯被关进去的时候是思想健康的正常人，出来的时候，思维混乱，自我分裂，甚至话都不会讲了。这种在精神层面上的抹杀，是比肉体上的折磨更加可怕的人格抹杀。一个人最为宝贵的，就是他的自我，那是个人在漫长的成长岁月中逐步建构起来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而“被精神病”，通过吃药、电击、脑部手术等“治疗”，将一个个活生生的健康人，连同他们的思想被一步步分裂，进而阉割。这世上还有比这更残酷的迫害吗？
在数月的精神病院关押后，小淇沅又被转移到了河北保定春雨学校。春雨学校，多么温暖的名字，但在这里，小淇沅不仅被继续非法关押，还受到了警号FJ0141的辅警拿带刺的木棍威胁。在小淇沅再一次发出视频求救的时候，他已经被关押了一年之久，到这时候他也才仅仅15岁，他仍然还只是一个少年。中共对人权的践踏、对政治犯的残暴，在这个少年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国家机器本来已经足够强大，但还不够，他们还要动用医院和教育资源去协助他们的压制和管控，而对象仅仅是一个14岁的少年。这种恶的制度，是针对全体中国人的，它如同一张大网，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全体中国人实施全方位的管控，任何人胆敢反抗，无论年龄、性别、民族，必将受到最残酷的惩罚，最终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被抹杀。
小淇沅的遭遇让人心痛，这个幼小的、不屈的灵魂正在经受各种惨无人道的摧残，而我们所能做的只有为他发声。这是怎样的无力，这是怎样的哀伤！
在小淇沅的遭遇之外，随着中共经济的崩塌和外部环境的进一步收紧，委内瑞拉和伊朗神权政府走到尾声，绞索已经套到了中共的脖子上。
为因应这些变局，中共维稳进一步加码，对海内外和大陆主体民众进一步加强管控，中共国这段时间密集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两部恶法。《民族团结促进法》已经在7月1日生效，在此法案刚刚生效的7月6日，著名学者矢板明夫就在台湾台中的一次演讲结束后，受到黑衣男子的袭击。在大洋彼岸的美国，7月15日傍晚，届力健在纽约法拉盛遭遇三人尾随，随后遭到疯狂殴打，一度昏迷，因头部重创在ICU昏迷超过两天，一度面临生命危险。中共的目的就是通过法律威慑和肉体恐吓，在海外制造“寒蝉效应”，试图用“境外长臂管辖”让海外反抗力量彻底噤声。
《民族团结促进法》第63条，明文规定将管辖效力延伸至中国国境之外。当海外的汉族流亡者以及各个少数民族如西藏、新疆等民族的流亡者，向所在国提出庇护申请时，由于必须陈述自己在母国因文化、宗教信仰所遭受的迫害，就直接犯下了“在境外贬损民族形象、制造分裂”的重罪。这意味着流亡者为了求生而进行的每一次正当申诉，都自动成为了在中国被跨国定罪的铁证。《民族团结促进法》进一步扩大了连坐制度。这部法律不仅赋予了执法机关几乎无限扩张的裁量权，让中国安全部门针对海外庇护者的跨国镇压获得了法律支撑，而且因为无法对海外异议者实施直接抓捕，更多地启动了对国内亲友的株连。国际特赦（Amnesty International）组织披露，近期大批在欧美的维吾尔族和藏族庇护申请人士的国内亲属遭到约谈，中共以此逼迫海外庇护申请者撤回庇护申请，删除网络言论。
《民族团结促进法》强制少数民族在学校只能用普通话教学和评估，儿童更面临着强制性寄宿和单一化语言的困境，乃至公共空间上招牌、标识等物上，也要突出汉字的统治地位，让少数民族儿童经历事实上的“母语断代”和“文化失忆”。通过大规模将少数民族青年外调就业，同时向边疆引入高比例的汉族人口，配合住房和现金补贴变相鼓励跨民族婚姻，用国家意志强行打破原有的族群居住结构。在法律的严禁一切“贬损中华民族形象”的定义下，少数民族失去了对自己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独特宗教教义的诠释权。所有被认为是不符合“自古以来和睦融合”的官方叙事，都可以随时被扣上“分裂主义”的帽子，各个民族彻底失去了对自己文化与灵魂的最终阐释权。
2026年7月2日，在这部法律生效后的第二天，藏族活动人士洛嘎让赞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外自焚，以抗议这部对少数民族文化灭绝法律的生效。
中共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思想和文化清洗”法制化和全球化。对内它充当文化消音器，粗暴铲除多元文化；对外它延伸恐怖触角，将海外庇护者的求生举动构陷为“贬损民族形象、制造分裂”的重罪。这个以法律为伪装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全球化工具，已成为瓦解全世界自由体制和少数民族社群的利器。
2026年夏，中共在一系列限制资金外流、追讨海外税、卡死技术出口的组合拳之后，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并将在9月15日正式生效。此法标志着边境管控的扩大化、合法化和常态化。从此，中共国门关闭，钱锁住、技术锁住、人也锁住。所有中国人，钱是国家的、厂子是国家的，公司是国家的、本人是国家的，乃至下一代，仍然是国家的……
政治学家布鲁诺·布恩诺在他的《独裁者手册》中，提出“选择人理论”：统治者要活下去，靠的不是取悦国民，而是靠喂饱一个尽可能小的“制胜集团”。不能把钱花在改善普通人生活上，因为吃饱穿暖、不靠统治者施舍的民众是危险的。中共一直在很好地践行这一理论。当加入世贸后，出现了一批有水平的知识分子和一大批中产阶级，其中一些人希望推动社会变革，但刘晓波和《08宪章》被迅速镇压，在社会上甚至几乎没有掀起浪花。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边控常态化和社会重回封闭的序曲。此后的中国，我们将看到由法条、算法和群众斗群众构成的科技版文革2.0，十四亿人将在互相揭发、人人自危中，度过中共建政以来的第二次文革，而理性的声音，也将在灰烬中彻底消失。
护照，这个自由进出国门的象征，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为了出国经商与交流方便才放开申请的。《护照法》于2007年1月1日正式施行，让护照的申领与管理走向法制化和“按需申领”。在中国，从1949年到1978年的三十年间，全国因私出国人数总计只有十几万，每年护照签发量仅仅7000本。到了2002年，因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护照的签发突破了300万本，2002年到2017年，年均签发量达到了1008万本，而2018年更是创下单年护照签发的历史记录——-3008万本，2019年底，持有普通护照的内地居民突破2亿人。相比较而言，2020到2022的疫情管控时期，三年才一共签发护照488.7万本，其中的2021年，全年总共签发护照63.5万本，标识着以疫情管控为理由，人才自由流动之路已被阻断。此后虽然在2023年到2025年间，护照签发量恢复到1500-1700万的水平，但这一次的《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已经宣告了中国人自由进出国门的脚步已经终止。自由的护照申领，从2002年开始，到2026年终结，仅仅持续了二十几年，在中共建立政权的七十几年历史中，只是一段1/3时间不到的插曲而已。
对于这部法律的看法，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一部分人为自由的丧失而倍感痛苦，另一部分人在网络上大声高呼，“我又不出国，把那些出国的都抓起来才好呢”。但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每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这些愚昧自私的人永远不懂，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这种对自由的剥夺，和未来进一步加码的审查和举报，必将让人开始自我驯化、自我审查，所有人都将活在一种极度猜忌和窒息的“铁屋子”里。
随着各种新闻报道的不断出现，如“湖北武汉等多地基层医院近期向医护人员下发通知，暂停或禁止出境”，“申请出国旅游直接被打回”，“非公不得出境”，“暂停出境审批了”，甚至于“入职就要上交护照”，高墙彻底合拢，出路被悉数斩断。中国这座巨大的高压锅即将开始向内寻找燃料的过程。既然人走不掉、钱留不下，那么庞大的过剩精力和社会怨气，就必须寻找一个突破口。抓内奸、揪叛徒、抓境外势力代理人的群众运动，将顺理成章地借尸还魂、死而复生。历史的幽灵不需要重新招魂，他只需要一扇焊死的门。
六十年一甲子，六十年前，人们依靠着粗糙的大字报、街头的红卫兵和狂热的口号，进行了十年的文革1.0。今天，大字报变成了精密的算法推荐，红卫兵变成了网络屏幕后的键盘侠，健康码、通信行程轨迹、社会信用分，迅速变为对付每个个体的利器。新的时代，不用在脖子上挂上沉重的铁牌接受批斗，算法的精准推荐和网络围剿，能在几个小时内把一个人的社会人格彻底抹杀。
那些永远相信“岁月静好”的人，那些认为“不出国”就能偏安一隅、自诩安全的人，根本不会明白：当国家权力抽不到天边的飞鸟时，就会自然而然地落向围栏里的牛羊。当精英、技术和资本在铁门落幕前完成了最后的撤离，或者选择了绝对的缄默，高墙内高涨的政治压力、不断萎缩的经济蛋糕，以及已经被算法和举报挑动起来的仇恨，最终只会平均地落在每个人的头上。网络举报的常态化、学术研究的文宣化，正在将同事变成告密者，将邻居变成监视器。
那些曾经为锁死国门拍手称快的人，很快就会发现，自己亲手添砖加瓦的钢铁围墙，最终只会演变成自己肉身和精神的终极绞索。
人们惊骇地发现：历史只会一遍遍地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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