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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民调报告与中国民主化前景
 
 
张杰
 
 
不久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前总统尼克松的图书馆发表对华关系演讲,他号召中国人民与美国及其盟友共同改变中国共产党。美国的觉醒和改变鼓舞了无数中国民主人士,他们感到民主的春天终于到来了。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7月8日发布最新研究报告最新研究《理解中共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无疑给他们的激情泼了一盆冷水。
 
哈佛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人民对中共政府的满意度高达93.1%,创2003年该调查进行以来新高。该份研究报告,是由三位学者坎宁安丶萨赫丶图列尔共同撰写,团队于2003年至2016年间在中国进行8次调查,面对面访问超过3.1万名城乡居民,了解他们对中央政府丶地方政府的满意度,主要的调查议题有三个,即民众如何评价政府在公共服务、反腐倡廉和环境保护领域的表现。报告的结论是,自2003年以来,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几乎全面提高,从宏观的国家政策影响到地方官员的管理方式,民众认为政府比以往都更有能力和效率。其中,中央政府获得的满意度尤高,从2003年的86.1%,到2016年的93.1%。地方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的民众满意度则提升得更快,2003年只有44%,但到2016年接近70%。
 
这个结论一定会令很多人沮丧,因为如果大多数中国人满意中共政权,中国民主化希望在哪里?这份报告的结论可信吗?时评人士邓聿文先生认为它可信。原因有三点:第一,尽管中国言论不自由,资讯受政府控制,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言论空间,考虑到这个调查时间跨度10多年,且截止2016年,至少这段时间的前期,中国的舆论是存在一定空间的;另外,调查是面对面访问,基本上近似于私人空间,在私人空间,民众并非完全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即使不敢妄言中央,对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还是不会有太多顾忌。第二,此次调查访问着重于公众对政府在公共服务、反腐及环保三个方面的评价,这三者政治敏感度都不强,而且客观地说,在这三个方面,中国政府总体上还是做了一些事情,即使是舆论非议比较大的反腐,尽管高层有它特定的目的,并非仅仅基于公众利益,然而在官员普遍的腐败情况下,民众更关注反腐本身以及反腐是否带来治理环境的改善。第三,假使哈佛报告数据失真,但由于它在长达10多年里作了8次调查研究,从而可以部分校正失真,并从中看出一些趋势性的东西。
 
我基本赞同邓聿文的观点,哈佛的民调报告显示出2003年至2016年十四年间,跨越胡锦涛时代和习近平时代。胡锦涛时代较为关注民生,如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实施全民医保。2012年至2016年正是习近平开展反腐败运动集中权力的时期,老百姓对习王反腐还是给予高度评价的。至于是否满意度达到93.1%并不重要。中国人历经文革、六四,是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自我保护意识的民族,并信奉“遇事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的人生哲学。但说绝大多数中国人2003年至2016年间对中共政权是满意的,也是事实。
 
但哈佛报告的真正亮点不在于此,更重要的是它发现了一个现象,中国政府如此高的满意度是建立在能够创造经济增长和改善民众福利等点上。它证明了一个观点,即中国政府在意识形态和程序合法性上都存在很大问题,故只能把统治合法性建立在经济绩效基础上,希望通过高增长和民众福利的提高来换取民众的支持。当下,普通民众对民主的有无或多寡可能不是十分关注,他们在乎的其实是生活的改善和提高,简单说就是过上好日子。
哈佛报告的这两个观点说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中国人历经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和邓小平时代的六四大屠杀,中国人的政治热情下降,不关心是否是共产党执政,也不急于实现民主法治,希望事缓多圆,不搞政治运动,安居乐业。中共政权与中国人的联结纽带不是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而是经济发展和民众福利。这符合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功利心态。但中国民主化是否没有希望呢?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觉得很有信心。为什么?各位且听我细细道来。
 
第一,中共维系政权的基础很脆弱
 
我认为,哈佛报告所得出中国人对中共政权的高满意度并不能认为是高支持率。因为中国人的满意度的基础是功利主义,而不是价值观上的认同。我来美国后发现这种高满意度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海外也广泛存在。举个例子,我有一个洛杉矶朋友。他1988年来美国访问,1989年正准备回国时,突发八九六四事件。他因支持学生运动,而取得了美国绿卡。后到法学院学习,成为了一名美国律师,开有自己的律所。这些年他分享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做中国人的业务,穿梭于中美两国之间,很快富裕起来。他对中国的经济状况感到满意,但也告诉我,中国政治体制如不改革,改革开放难以持续,所以,他几年前已经在业务转型,减少中国人的业务了。
 
在美国,大陆留学生是一个重要群体,他们主要是80、90后,年轻、家庭富裕、阅历浅,对1949年后中国政治事件的了解,大多来自中学的历史教科书,或者说为高考而背诵的内容,他们不了解反右运动、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八九六四运动。美国华裔历史学家何晓清,自2010年开始,在哈佛开设了“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课程。有一次,在关于六四镇压的课上,一位北京来的女孩子哭了起来,她说,我就是在这个城市长大的,这些路,我经常走的,从小到大,走过很多次的。为什么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在我长大的这个地方,竟然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中国留学生的主流政治观点是,中国与西方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国情,各有优劣。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人自豪。尽管中国存在很多问题,但美国和其它国家也经历过,需要时间去解决。中国正在解决一些问题,并最终中国能变得与西方相似或者超越西方。中国不能乱,政治体制改革要慢慢来。分析他们的政治思想,我不能不说共产党的洗脑还是很成功的,特别是国情论,很好地混淆了中西政治制度的本质区别。留学生们尚不会进行政治制度比较和历史性思考。在他们身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较强烈,容不得别人说中国不好,谁说就反对谁。但他们中大多数人是赞同普世价值和西方宪政制度的,并以海外学习的经历为荣。
 
海内外华人大多认同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支持国情论和中国不能乱观点,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盛行。他们大多认同普世价值,但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的认识不清楚,甚至忽略中西社会制度的根本差别。
 
第二,中共与中国人的经济纽带正在断裂
 
中国人高满意度源于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认可,也就是说,如果共产党不折腾,沿着邓小平路线走,经济开放,改善民生,适度政治变革,尽管有很多冲突出现,但它的执政基础还是牢固的,在一个长时期内将处于溃而不崩状态。但习近平的极权主义时代注定是否定邓小平路线的时代,是一个折腾的时代,是一个不断制造灾难的时代,它已经使中国人感到焦虑和不安。
 
一些民运人士常把中共看成一个整体,将中共领导人视为一丘之貉。这种观点或许并没有错,但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与习近平时代还是有区别的。习近平的红色帝国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改弦更张,尽管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红色帝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打个比方,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要建造一艘海洋巨轮,目的是运输货物,但习近平将之改造成为航空母舰,目的是战争。或许冯崇义教授将邓江胡时代界定为后极权主义,习近平时代为极权主义的观点,更准确地洞悉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当然,习近平之所以能够政治倒退的原因是邓小平的后极权主义和毛泽东极权主义存在着内在关联性。
 
哈佛的报告截止于2016年,而2016年至今恰恰是习近平大权在握,羽翼丰满,宏图大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国运巨变的时期。如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所言:习完全背离了1978年以来中共党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抛弃了几十年中国艰难改革的成果,使整个中国急剧地向毛时期倒退。在思想领域,习团伙悖逆现代文明、否定普世价值,大搞个人崇拜,再抓阶级斗争、严酷打压党内外言论自由。在政治领域,习通过2018年修宪恢复终身制。在经济领域,通过直接接管、公私合营等各种明抢暗夺手段侵吞民企资产来维系政权。在国家体制层面,习通过2018到2019年所谓深化改革,正式建立起中共党并吞政府、高居于国家之上、以一人意志控制全党、以一党绑架全社会的党国体制。在组织用人方面,习将1949年以来的党天下中国大陆改换成习王朝习天下。在党内关系上,习以“不许妄议”、“定于一尊”、“绝对忠诚”,以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对党内实行恐怖控制,使整个党变成政治僵尸。在党政关系上,习破坏和废除政党执政、政府施政的正常国家政务事务运转机制和运行秩序,搞小组治国。今年以来,致使武汉疫情失控、经济基本瘫痪、人群大规模失业、底层社会出现改革开放4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民生灾难。
 
习制造的极权主义灾难正在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玫瑰梦中醒来,中共与中国人的经济和民生联系纽带正在断裂,高满意度正在断崖式下跌。哈佛的报告正好为中国人的高满意度画上了一个句号。
 
第三,改变中国的不是大多数中国人
 
对待中国的变局,部分民主人士一直有一个误区,认为只有大多数人觉醒,才能改变中国。其实,这是对历史的误解。试问,辛亥革命时,有多少中国人理解和支持推翻清朝。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永远是少数人,不知不觉的中国人是沉默的大多数。辛可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事实上大部分人永远都是看客,最多就是跟着起哄而已。历史的经验是,如果大部分人对一个王朝表示不满甚至绝望,其中一部分人有改变现状的愿望,只要很少的一部分人采取行动,任何一个王朝必将在劫难逃。
 
所谓人民创造了历史,不是人民真正觉悟了起来抗争,而是人民的不满、绝望与冷漠为少数人的表演创造了舞台。人类的历史莫不如此。事实上当李自成们起兵叛乱时,并没有得到多少百姓的支持。在他们看来,李自成也好、大明朝廷也罢,没一个好东西,农工学商个个做壁上观,权当看一出狗咬狗的闹剧。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哈佛的报告是客观的,它体现了2003至2016年间,中国人对于中国政权的高满意度,但高满意度并非高支持率。中国人并非认同中共的意识形态以及低人权和不公正的国家治理模式,只是不愿折腾,希望安居乐业,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实现宪政民主。但2016年后,大权在握的习近平开始高调政治“后空翻”,复辟毛泽东极权主义。从而打断了中国人和中共的经济、民生联结纽带。目前中共内外交困,中国人正在从玫瑰梦中醒来,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也不再对中共抱有幻想,一个中西全面对抗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的巨变正在到来,对未来,每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中国人应该充满信心,并奋发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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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张杰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20年8月2日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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