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话题短评（三十三）

郑烨

从小我就被教育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结果长大了，到了接班的时候，再也没有人提共产主义了，也没有人提让我接班的事儿了。就跟计划生育一样，让你只能生一个的时候，告诉你老了以后国家给你养老的许诺言犹在耳，三十多年后你还没老呢就往事如烟了，当时强迫你只生一个的时候，就跟曾经强迫我一定要做社会主义接班人一样，后来什么都不强迫了，信誓旦旦要坚持一百年的大计没到四十年也烟消云散了，曾经的目的达到了，现在的目的也达到了，只不过我和你都无可奈何地成为了被收割完毕的韭菜和那个一地鸡毛的代价而已。

如果没有反思，以及后续的制度建设，而是沉浸、沉溺、沉湎在痛苦的泥淖中无法自拔，甚至将其视为经历过的荣誉，那“多难兴邦”就是一针安慰剂、一管兴奋剂、一剂量毒品和继续沉沦的借口。

在中共的宣传语境中，语言是塑造意识形态认知的基础，否则中宣部也不会那么受重视，网信办也不会变得那么重要，比如在红朝统治区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中，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在1946年到1949年的战争称之为“解放战争”，这个词本身所具有的褒贬义词性质就会让读者下意识地区分出“正”“邪”，既然叫“解放”必然是有一个“解放者”和一个“被解放者”，“解放战争”这个词就会营造一种下意识的“脑补型”解释，即中共领导的解放军从国民党的手中“解放”了全国人民，而国民党一般会冠以修饰词，即国民党“反动派”。

中共的意识形态灌输是一整套带有明显褒贬意味的语言系统组成的，在中国大陆出生、生活、受教育的普通人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那一套话语系统，也塑造了中共想要民众形成的“善恶观”“黑白观”“是非观”。

在海外或者大陆有常识、理性、逻辑、智慧、思想的学者嘴中，描述1946年至1949年的那场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战争时，一般都会理性地使用“国共内战”，表达的涵义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党派为了争夺统治权，而进行的一场骨肉相残的“内战”，不存在谁“解放”谁，只有成王败寇，受苦的是那片土地上的普通民众。

很多人觉得那些充满意识形态的词语可以继续使用，只要说话者本人讲述的观点理性、客观即可，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只有用消除了意识形态色彩的词语，才能更好地表达不受多年耳濡目染形成的下意识的干扰。

张维迎在担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演讲，题目就叫《中国语言腐败前所未有，中文已经失去交流功能》。

武雷此次“台湾行”是憋了一肚子怨气回来的，他在极权中国感受到的压力练就的逆反心理需要在言论自由的社会中慢慢回归理性平等的心态，希望有一个充满母爱的人抚摸武雷的头，安慰他说“我们安全了，别害怕......”，武雷需要慢慢放下自己的应激反应，融入自由社会，否则“屠龙少年”会变成“恶龙”。

三个人都存在不同侧面的问题，武雷是“改良派”，贾葭是“革命派”，李厚辰是“调和派”。

提拔农民出身的陈永贵，擢升工人出身的王洪文，毛泽东需要的只是对其俯首帖耳、言听计从的“奴才”，而不是治理国家的“能人”。

靠中共自己编的《党史》去了解中共的“党史”，原本就是缘木求鱼、饮鸩止渴，只会南辕北辙、事与愿违。真正的《党史》与读者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也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丰富的阅历只会让人更加质疑“高大全”的“领袖伟业”的真实性，而不会起到“感同身受”和“深以为然”的效果。

建议你看一下以杨继绳的《墓碑》和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一类的曾经在体制内待过的学者撰写的“党史”。并非体制内的“党史”专家掌握不了真实、全面的资料，而是碍于意识形态的掣肘，无法明言，即便做到“蜻蜓点水”也是困难重重，比如金冲及等体制内“党史”权威，其“权威”来自于其职务形成的对资料的全面掌握，很多有价值的资料被刻意忽视、修改或扭曲，也是造成“野史”遍布的重要原因。

以上是成年人的思维和认知，说了你也不一定懂，好好玩你的“俄罗斯方块”吧。

只要是共产极权政体，就永远不要对其改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越南一定会爆发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而且保守派一定会取得胜利，上演越南版的“八九六四”。

俗话说“相由心生”，陈丽华满脸横肉的面相就让人觉得是一个典型的泼妇。

如果你认错了父亲，我觉得那是对你的母亲最大的不敬。

2019年，中共出于报复的动机单方面宣布无限期暂停“自由行”，反而让台湾因祸得福，避免了被武汉新冠病毒入侵，成为防疫模范生。

按照刘仲敬的理论，汪精卫选择站队日本，成立汪伪政权，在历史大格局中不重要，中共选择苏联和蒋介石选择美国，对于中国的未来才至关重要，蒋介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想要“回归本体”疏远美国制度，类似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前的巴列维国王，希望以“国情特殊论”拒绝普世价值，才致使自己被美国抛弃，反观中共则坚定地站在苏联一方，获得源源不断的输血，最终取得了国共内战的胜利，使中国走上了共产极权之路，堕入万劫不复之深渊。明治、昭和时期，抑或是现在的令和时期，日本自己都撑不起一极，日本自身也面临选择美国道路和军国主义道路的抉择，显然当时日本选择错了。

回归酱缸是死路，选择错误也是死路，留给中国的路其实不多，就如评价一个人“年轻资本，可能性多，可塑性强”，可供选择的选项多少不重要，重要是的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在此基础上，年轻才是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