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话题短评（三十四）

郑烨

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那1.9万不是去世老人家属讹来的，是当地派出所以“调解”之名，行“维稳”之实，替诈骗者讹来的。去世老人家属对于要到钱还只是个“有枣没枣打一杆子”的概率，出警公安被动介入、主动调节帮他们的野望成功落地，一个原本应该是替好人撑腰的执法部门，却成了犯罪分子的帮凶，或者更应该说是“主犯”。

《民法典》中有“公平责任原则”和“好人条款”。“公平责任原则”是针对公权力机关和受损者从属团体的，通俗点说就是“即便没有过错，涉事机构也会多少给予慰问金”；“好人条款”则是面向居民个人，民众在无过错的前提下无需承担慰问责任。然而如今很多执法机关打着“枫桥经验”的旗号，秉承“羊毛出在羊身上”的理念，施压民众以个人身份去充当“社会维稳”的“代价”。

此类警察“调解”的经典话术是：“人家里都死了人了，你多少给点儿”“他们家人如果整天来闹，你也没法做生意”“人的确是死在你们这儿的，你就全当是破财免灾了”.....在中国，当警察太容易了！只要是个坏人都能干，或者好人只要变坏了也都能干。

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女儿朱燕来获利颇丰的企业高管职位，来自于他们的身份，即他们是主管中国经济的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子女。子女靠其父的位置和荫庇获得“垄断性”收入，等同于朱镕基自己的腐败，子女腐败的平台是他搭建的，在他眼皮子底下和羽翼之下靠“政策垄断”和“关系垄断”获得高薪就是制度性腐败，他的不闻不问就是在变相纵容子女的腐败。“选择性腐败”和“平台型贪腐”同样都是“制度性贪腐”，可以说朱镕基是用自己的“躺平式清廉”让子女成为自己腐败事业的“代持人”。

只有政府建立完善且高水平的社保体系，民众那些躺在账面上的“储蓄池”才能变成市场经济中的“消费品”，老百姓选择收紧荷包的悲观预期不是手里没有钱，而是赚不来钱，又没有社保兜底，才会不敢花钱。如今是，企业经营不赚钱，民众储蓄不敢花，政府刺激没效果，中国社会进入到生产降速、消费降级、杠杆降质的“躺平阶段”。

在黄亚生“经济至上论”的叙事框架中，朱镕基是“明君”般的存在，其论述的基础是呼唤体制内“明君”重现华夏大地，归根结底是在为中共“极权主义”的继续统治“站台”。许成纲则是一语中的点出极权政体的“命门”，抽丝剥茧呈现极权政体的“内核”，毫不留情地诊断出中共极权政体无法自我修复的“癌变”。云泥之别高下立判，神启、愚忠泾渭分明，诤言、蔫坏一目了然。

赶赴北京刺杀摄政王，奔赴南京成立汪政权，汪精卫在其人生的两个“高光时刻”，抱持的都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大义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凛然，期望以“肉身成佛”来谋取留存中华民族的火种，只不过在“民族主义”的大潮中彻底沦为了“祭品”，至今还被“鞭尸”，中国未来也必将会被“民族主义”的鬼火反噬。

在弱肉强食的背景下，在民族主义的大潮中闹革命、谋发展，哪一个不是汉奸？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毛泽东、邓小平......

面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你也可以叫它“极端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抑或“排外爱国主义”。

四川峨眉山旅游景区推出的“发呆大赛”应该是借鉴和抄袭的日本某档同类节目，目标是在各种引诱和刺激之下保持面部表情不变，呈现“定力”的一个恶搞游戏。

在中国这样一个极权政体下，掌握权力的人喜欢搞“服从性测试”，以此来验证“忠诚”，用此来分配资源，普通民众如果想要生存下去或者想往上爬，只能磨炼自己的“钝感力”，经受压力而不反抗，感到不满而不表达，身负委屈而不表露，遭遇不公而不爆发，成为普通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唯一渠道。

此类游戏的发源地日本，那也是一个尊敬领导和服从长者的国度，记得看过一本日本作家写的《钝感力》一书。

在中国，民众不是想躺平，而是一旦有所行动遭受的损失更大，还不如躺平做顺民，至少可以暂时的苟延残喘，而不是被立即处刑。

许家印是人大代表吧？在抓捕之前获得其所属人大常委会的同意了吗？如果没有获得许可，是否涉嫌违法？许家印的律师能否以此来辩护？如果获取人大常委会同意，难道没有类似听证会的流程？许家印难道听不到风声而提前逃跑？突然袭击的“预防性抓捕”是否涉嫌违法？一张逮捕令是否可以绕过人大代表的“代表豁免权”？如果相关规定已经沦为一纸空文，那人大代表还有什么政治权利？即便是“橡皮图章”也得有点好处才行，否则“三个代表”的代表们也就没兴趣参加了。

“脱贫攻坚”这个苦差事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胡春华负责的，结果宣布“脱贫攻坚”成功之后，都成了习近平的功劳，直接干活的胡春华得到的“好处”竟然是“出局”，其他习近平的铁杆，如蔡奇清理“低端人口”，遭受舆论的口诛笔伐，涉及的民众怨声载道，依然挡不住“入常”的脚步，赤裸裸的“任人唯亲”，毫无“唯才是举”的可能，甚至连“苦劳”也沦为“无用功”。

在中国官场，“当奴才认大哥”才是升官发财的“正途”，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思路真的是乡镇干部的水平，谁听话我提拔谁，谁给我送礼谁就是我的人。甚至在基层政府的话语体系和评价标准中形成了一种“能人”的概念，即能送礼的人、会送礼的人比较外向，社交能力强，协调能力强，是基层需要的“能干”的标准。以至于，在中国官场，充斥着察言观色的“情商”高手，缺少干事创业的“创新”人才。

针对中国的“安全”问题，在缺少媒体舆论监督的背景下，只会呈现出“幸存者话筒”的状态，任何活着的人都觉得死亡遥遥无期，而死去的人则没有了说话的可能，死者的近亲属又会极力避讳提起死亡，于是在中国人的语境里，国外经常死人，极不安全，而发生在身边的危险或死亡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转瞬遗忘、及时行乐，百姓都被迫活成了只有七秒钟记忆的鱼。

中国人的不安全感来自于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让原本应该成为“靠山”的政府失去了诚信，另外建政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打散了原有的小共同体，而且是亲属、朋友、同事、同学、邻居、同乡都互相揭发检举，来确保自身安全，于是出现了一盘散沙、互相提防的原子化社会。

学者巫宁坤在其回忆录《一滴泪》中讲述在“文革”期间自己被关牛棚之后其同事兼朋友的一个人强暴了他的女儿，电影《蓝风筝》中濮存昕扮演的角色仅仅因为去厕所离开了几分钟就被缺席表决成了“右派”，中国人骨子里的“不安全感”来自于共产极权对人性、关系的彻底摧毁，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释放出了互害的毒气、猜忌的提防，唯独把“希望”和“未来”留在了盒子底。

中国人喜欢把道听途说的东西当成经验去借鉴和模仿，比如看完香港警匪片之后便觉得香港非常不安全，到处抢劫、谋杀，比如看完黑帮片之后就学着“混社会”，正如一个学者说的，一个地方报纸上充满着和谐，电影里都是繁荣，此地绝对是个既不安全也是个贫富差距巨大的地方。

很多吹毛求疵的观众喜欢把阿Q没有在判决之后把那个签字画押的“圆”画得更圆当成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似乎画圆了就能改变被砍头的命运似的。

中国人期望在印度社会寻找自己活下去的勇气和活得好的证据，印度的阴暗面成为照耀自己的红太阳，靠别人的苦难来反射自己的幸福，只能说鲁迅笔下的阿Q依然到处都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在共产极权的社会中更加变本加厉、登峰造极。

印度只要有民主宪政的政治架构，就会如牛一样，如象一般，步履缓慢但坚定有力，未来前景光明可期，中国则深陷共产极权政体的泥淖无法自拔，前途一片渺茫、晦暗、绝望。

最近听到一个词，叫“绿手套”，就是很多女明星怀上高官的孩子，就会找一个男人结婚，给孩子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过几年再离婚。

金刻羽及其父亲都是官场、商场、学术圈里聪明绝顶之人，通俗点说就是“渣女”和“老油条”，难道会如此轻易地就沦为“小三”和“工具”？

余海军恐怕是充当了金刻羽家族的“绿手套”，金刻羽的两个孩子或许是其与某位正国级或副国级的私生子，余海军也是心知肚明，纯粹是利益交换的结果，余海军借此获得高官站台套取丁磊等人的投资，金刻羽则是借机洗白了两个孩子的身份，此类高层顶圈的混乱生活不胜枚举、俯拾皆是。

如此解读也就很容易解释为何此事没有被互联网封杀反而成为街谈巷议的八卦，只能是当事者都想“坐实”此事。

可怕的不是存在“低人权优势”，而是只有中国能搞“低人权优势”。

中日对比

中原已非旧华夏，列岛依旧四国基。

东渡带去典藏籍，西传送入文明风。

礼乐文化灰烟灭，浩荡民风卷六合。

辨伪存真一家言，改朝换代万世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