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话题短评（三十五）

郑烨

习近平说：“我这么努力“折腾”，你们好意思躺平”？崇祯说：“我这么拼命“作死”，你们竟然还要躺平”？

中共曾经有过煽动民众成功的经验，便觉得必然会有境外势力想要如法炮制，一旦自己对社会失控就会“境外势力”附身，来一个“左右互搏术”，犹如堂吉诃德面对风车提枪冲刺战胜自己想象出来的“巨人”一般。

这两天，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大厅在工作时间无人上班，被群众拍摄传到网上，引发网友关注，而随后服务大厅的规定和工作人员的回复则无异于火上浇油，直接把自己干上了“热搜”，引发了舆情，面对群众的质疑它们给出的应对策略竟然是规定“任何进入大厅的办事群众都要把手机寄存在大门口柜子”，用工作人员的话解释则是此举是为了杜绝“乱拍，瞎拍，断章取义，给我们带来麻烦”。

此言一出，语惊四座。抛开接受电话采访的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不谈，其规定和回复无疑展现出了赤裸裸的权力任性，而且此单位还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服务大厅”，隶属于县“政法委”。

极权政体的政府处理问题的思路一向是：从来不去想怎么去解决问题，哪怕是举手之劳的问题，而是下意识地想要解决发现问题的人。

秦晖教授的“低人权优势”理论很容易理解，更重要的是它的提出会启发听众思考是什么制度造就了“低人权优势”，怎样的“社会”才会存在“低人权优势”，是什么力量乐意看到“低人权优势”，如何才能破解“牛马”和“韭菜”并存的“低人权”。

蒋瑞等人纠结于某个“概念”来断章取义地辩论，而忽视理论的系统性的人，是把精力都放在了概念比较、概念范围上面，自以为是在澄清“概念”，其实是在“鸡蛋里挑骨头”，目的只是让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最无关紧要的方面，就跟看王虹授课视屏时，关注点放在穿的衣服、戴的首饰属于什么牌子价格多少钱一样，既忽略了学术，也忽视了背后的制度基因土壤和社会学术氛围的探讨，属于典型的买椟还珠，必然会忘掉最重要的东西，把自己变成了“莫名其妙的义乌杠精”。

高华教授必然会为自己有蒋瑞这样一个糊涂学生而泉下蒙尘，以攻击自己恩师的挚友来蹭流量、博关注，或许是“无知”或许是“蔫坏”，正如葛剑雄教授为自己教过孽徒侯杨方而后悔不迭一样。

应该强迫全体党员阅读习近平曾经开出的全部书单中的书籍，并且做好详尽的读书笔记，作为党建工作的重要学习、考察内容，直接关系到提拔晋升，推动体制内整体认知的跃升，以达到领袖的高度，最终要写出《治国理政》若干卷的详细注释。在阅读这件事情上，党员和领导干部要带头，要向习近平同志看齐。

余华的小说《活着》可以在书店里售卖，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活着》就是一部不允许在影院放映的“禁片”，即便是在张艺谋已经删减和美化了很多残酷血腥的情节，比如在小说中主人公“福贵”的儿子“有庆”被抽干血而死，在电影中拍成了被倒塌的墙砸死，即便如此也不允许上映，很多人觉得看改编成的影视剧就可以替代文本阅读，实则不然，《活着》《白鹿原》被删减过很多情节才能拍摄，然后在上映前再次按照修改意见删减，以至于王小波评价为被删的“上气不接下气”，即便如此也不一定能够被允许在国内影院上映。阅读文本相比欣赏被改编成的影视剧是截然不同的体验，也会有更丰富的收获，“四大名著”也是同样的道理，很多人把看过电视剧和动画片当成自己已经阅读过“四大名著”，便放弃了享受文本带来的多维度阅读体验。

最近正在读的书是现任美国副总统J.D.万斯写的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和美国心理学家厄内斯特·贝克儿的《拒斥死亡》。《乡下人的悲歌》的封面设计和扉页介绍都没有涉及作者的身份，本以为是作者当选美国副总统之前印刷的，要知道很多在国内出版的诺奖作家的书，在作者获奖之后都会补充介绍或加腰封，突出其新近获得的奖项，用以吸引眼球、增加销售。然而《乡下人的悲歌》在作者成为美国副总统之后新印刷的书籍依然没有任何说明，难道是怕中国读者联想到什么？

中国人通称的“读书日”的全称是“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如今一提起“读书日”就是推荐阅读书目，在延伸一步就是阅读数量和国民素质的“挂钩”性质的排行榜。其实后面的一部分也很重要，就是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保护知识产权”和“创新”之间的联系，更应该值得深思，尤其是在“原创性”匮乏的中国大陆，更应该引起重视。

“香港明天更好”原来是：更少的自由，更多的管制；更少的人权，更多的独裁；更少的民主，更多的专制；更少的责任，更多的甩锅......

中国的农村人每天刷着短视频，感受着“祖国”的伟大，感受到了自己的“尊严”被全世界尊重，从没有想过分配不公，他们只会觉得“专家”应该被群起而攻之，什么样的认知匹配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城市人自以为属于“中产阶级”，从没想到过权贵生活的奢靡，他们只会觉得“岁月静好”“平安是福”，谨小慎微地保护着吃饭的“锅”不被“反贼”砸了，满心觉得自己跟统治阶级是利益共同体，总觉得自己有通往上层的渠道。

有几句诗是这么说的：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只因为无知的头脑被忽悠成了弱智，为什么我对公平正义咬牙切齿，只因为党国的洗脑让我活成了白痴！

其实，农村的低保标准是很苛刻的，一般都是给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即便是有嫁出去的女儿，也不允许“吃低保”，前几年就以此标准“清理过一遍”。原则上村内“低保户”的分配权掌握在村干部手里，然而那些无儿无女的老年“光棍儿”始终是村干部掌控不了的天然“低保户”。

将领取“低保金”的人数压低到最低人数就是政府的初衷，就如过去很多领导把自己主政的县摘掉“贫困县”来获得晋升的政绩一样，当地百姓怨声载道，挡不住官员用“苛政”来谋取提拔的脚步。

它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低保户”压缩成“五保户”，宽松几年之后，村干部私相授受，条件逐渐放宽，门槛逐渐降低，人数逐渐增加，过了几年之后，民政部门再要求基层政府来一轮清理，如此反复循环下去。

中国人不会歧视日本人，只会仇视日本人，因为日本人曾经打败过中国军队，中国人不仇视印度人，只会瞧不起印度人，因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两次中印冲突中印度都败了，这就是中国人眼中“瞧不起”和“仇视”的底层认知基础。很多中国人都觉得日本人对美国人毕恭毕敬是因为被美国打败过，其实中国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只是被打败之后仅仅产生了“仇恨”，而不是“学习”和“服气”，打败别人之后只是产生了“瞧不起”对方的歧视。中国人从来不会反思自己的缺点从而“取长补短”，只会在阿Q的精神世界里寻找存在感和热衷于与其他国家进行距离测量和互动斗争。

听到某些被动“洗地”和主动“背书”的“御用文人”语重心长地说“我党也不容易，咱们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时，我总会说：“那又怎么样？你干不了就换人呀，占着地方哭穷没必要，更没必要觉得自己的作用和能力无可替代，让其他政党试试不就行了吗”？

在神权伊朗，道德警察在处决女性的时候会冲着她们的胸部、脸部和下体开枪，在极权政体治下，即便是伤害也是带有刻意的羞辱性。这或许是区分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中国现在依然处于野蛮的“人治社会”，而不是自诩为的“法治社会”。中国的警察不懂法律，却是标准的道德警察，充当“道德判官”和“法官”的角色，其认知来自于自我感觉的“想当然”，与法治和法制没有任何关系。如今只有中国、伊朗、朝鲜、俄罗斯是典型的“流氓国家”。中国警察是比黑社会还没有道德约束的一群野兽，黑社会至少还讲义气。

电影《牧马人》的一位编剧，回忆起自己“右派摘帽”的时候，负责“平反”的工作人员跟他说“组织上给你摘帽了，以后不要再犯错误了”，让当事人当成笑话说给了很多人听，既然“平反”，说明是国家弄错了，结果给你“平反”的同时还要让你“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到底是谁错了？如果当事人没错，那就没必要“不要再犯错误了”，如果当事人错了，那就没必要给他“平反”，又给你“平反”，又要警告你别再犯，这种逻辑如今在中国权力机关依然非常普遍，很多体制内的人为了推卸责任等原因，有意或无意间运用得很娴熟。

后来那位编剧想把那句话写进剧本，让“摘帽右派”的主人公说出来，结果那句台词被审核机关删除了，看来负责意识形态的工作人员的政治敏感性颇高。

金刚怒目从前事，无明业火烧袍泽。

曾经信任锥心痛，如今彻悟鞭鞭血。

少年不识画皮面，而立之年弹指灰。

独坐厅堂掌中扇，谈笑鸿儒白丁伴。

东风吹拂春寒柳，两岸猿声扰清修。

孤魂野鬼末世现，魑魅魍魉鸡鸣散。

精耕细作三亩田，依山傍水赏清月。

杜鹃声啼警世钟，孟婆半碗照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