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抗日小“英雄”王二小

子规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1942年的元旦，《晋察冀日报》刊登出一首方冰作词、劫夫作曲的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歌颂将日军引入八路军包围圈，最后被日军杀害的少年英雄 王二小。这首歌曲很快就传遍了边区，甚至连敌占区的人们也悄悄传唱了起来。从此王二小就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被编成了故事，以小说、电影、连环画等艺术形式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小学语文课本也长期都把它编了进去，王二小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心目中的英雄和学习的榜样。

有一天，凶恶的日本鬼子又开进村里进行扫荡，乡亲们闻讯后逃进山中躲藏起来。敌人看见王二小正在山坡上放牛，就要他在前面带路，把乡亲们找出来。王二小没有把敌人带到乡亲们躲藏的地方，而是机智地把他们带进我军的包围圈。当敌人发现上当后，开始凶相毕露，残忍地杀害了他。我军随即猛烈地向敌人开火，把他们干净利落地消灭了，为王二小报了仇。除了在小学课文读过王二小的故事，我也听过《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曲。歌声显得分外低沉，把敌人凶狠地打了进来，使根据地军民遭受巨大损失这种氛围生动地烘托出来。特别到最后敌人因为被王二小故意带错了方向，而将其残忍杀害时，歌声更时显得异常悲愤，激起了人们对敌人的仇恨和对王二小的痛惜。王二小是我最早接受的英雄形象，他勇敢、机智地反抗日本侵略者，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崇高形象，一直鲜活地留在我的心中。他使我知道，在敌人面前要像他那样进行勇敢的斗争，同时还要懂得机智，从而才能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保护自己。我小时候也放过牛，说起来跟他还是“同行”，但我们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年代，我不是他那样的英雄，但需要以他为榜样，在心中需要树立起一种正气，一种对社会邪恶现象的凛然正气。

和平是最大的幸福，因而我们要尽力争取和平，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启战端，更不要主动去侵略别人。战争是要死很多人的，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据说刘伯承元帅生前都不看战争片，电视上一旦出现战争的镜头，就叫工作人员把频道更换掉。他可谓身经百战，被誉为“战神”，然而也正因为这样，他才比别人更深切地体会到战争的痛苦以及和平的可贵。同时，简单地把对方划为敌人并进行斗争乃至要消灭之，这也是不对的。须知在敌人的眼里，我们同样也是敌人，动辄进行敌我的思维往往会导致战争的发生。然而，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侵略和霸权，战争有时也是必要的。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我们不能简单地歌颂战争，但反抗外来侵略这种战争是完全正义的，我们应该大胆地进行歌颂。同时，在战争中涌现出来的王二小这样的人物就是英雄，我们也应该大胆地进行歌颂。

生命是最可宝贵的，我们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更不能轻易叫别人放弃自己的生命，自己不去牺牲却鼓动别人去牺牲的人，是最卑鄙无耻的。不到万不得已，都要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生命，这是无可谴责的，只要不是为了活命而出卖他人和国家的利益。在战争中失去抵抗能力了，就可以放下武器投降，这是国际公认的战争准则，只要不当叛徒就可以了，苛求他们为何不反抗到底是不人道的，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王二小当时面临的情况是，如果把敌人带到乡亲们躲藏的地方，就要使他们蒙受巨大的损失，因此在道义上是不允许的，但他毕竟还是个孩子。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不把敌人带到乡亲们那里，从而保护了他们，而且还把敌人带进我军的伏击圈。这有利于消灭敌人，却置自己于巨大的险境。这种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精神是可歌可泣的，这种行为就是英雄的行为。

我们不但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斗争的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而不是鲁莽行事、死打硬拼。轻易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固然勇气可嘉，但倒下去的却是自己而不是敌人。所以鲁迅先生叫青年要打壕堑战，而不要赤膊上阵。王二小既要保护乡亲，不能把敌人带到他们那里，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消灭敌人。于是，他就要巧妙地与敌人展开周旋，骗取敌人的信任，把他们带进我军的包围圈，然后再相机逃脱，无可逃脱了才不得不牺牲自己。简单地赴死是不可取的，鲁莽地与敌人进行硬拼也不是英雄的行为。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价值，要尽可能地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收获，斗争也同样如此，就是要以自己的牺牲换来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

    在生死大义面前毅然选择了死，视死如归、舍生取义，这种精神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这是人类的理想之光，是价值的最高层次。这些英雄人物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英名留在了青史中，义薄云天、浩气长存。我们自己未必能达到他们的这种境界，但不能嘲笑这种英雄行为，亵渎这些英雄，那样只能表现出自己的无知和卑下。轻易地亵渎英雄会使社会道德风尚更加地下行——一个社会连英雄都可以亵渎了，还有什么不可以亵渎？前些年，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对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等英雄人物进行恶搞、诋毁的风气，这些人当中有的出于玩世不恭，有的则别有所图，但都是对英雄的一种亵渎。对于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我们当然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认识，挖掘出更多的历史真相，使英雄人物的形象变得更加丰满起来，却不能对他们的英雄行为进行恶搞和诋毁，更不能去编造一些谣言。我们倘若英雄人物都不懂得敬仰了，还会去敬仰什么？所以后来国家通过出台英雄烈士保护法禁止这类行为，这也是必要的。

    以上是我当时的认识。我心里也知道那些官方塑造岀来的英雄烈士，其事迹未必都是真实可靠的，立论也未必都是站得住脚的，但囿于国内严酷的出版环境，我也不可能去深入地进行考证和质疑，否则就甭想出版作品了，甚至还要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当时英雄烈士保护法已经出台，凡是发表与官方口径不一致的言论，都是对英雄烈士进行诋毁和污辱，都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因此，我写作时假定这些英雄的故事是真实的，然后据此进行演绎，写出自己对故事的进一步解读和发挥，谈谈自己的一些理解和认识。那段时间我在家里翻墙翻不出去了，接触不到外面的资讯，使自己重新陷入了一种孤陋寡闻的状态，再加上写作时为了能够通过检查官的放大镜，就必须处处进行了严格的自我审查，大脑就无法活跃起来，手脚也放不开。这样一来，我的思想就被严重禁锢了，视野也被严重限制了，写出了这样轻率的经不起推敲的文字。但我不想把它们删掉，而是要立此存照，说明我当时思想认识的严重局限。

    对英雄人物的歌颂和敬仰，对英雄人物的进一步解读，都必须具备一个前提，即这个英雄必须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其事迹也必须是真实的。如果这个人物本身就是不存在的，或者其事迹是不真实的，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岂不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我们热血沸腾了半天，到头来却发现都是瞎起劲，都是被愚弄了。

    先说说历史上到底有没有王二小这个人物。对于《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曲的诞生过程，社会上广为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先是有人给《晋察冀日报》投稿，方冰和劫夫看到《晋察冀日报》第一版刊登的关于王二小的报道后，根据这样的真人真事，共同创作出了这首歌曲。然而，有人查遍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全部《晋察冀日报》，也没有发现任何这样的记载。看来所谓《晋察冀日报》刊登过王二小牺牲的消息，实属当时的误传或者事后的误记。社会上还流传另一种说法，认为王小二其实是闫二小，但这同样也缺乏可靠的事实依据。方冰生前对于到底有没有王二小这一人物，不止一次地说过：“这是一个复合人物，是综合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故事后创作出来的。生活中的王二小何止千百个，作品中的王二小只不过是千百个小英雄的一个剪影、化身而已。”由此可见，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抗日小英雄王二小，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艺术家塑造岀来的一个艺术形象，他并不是一个抗日英雄，英雄两个字必须打上引号才对。就算有人物原型，是艺术家综合了众多真实人物的英雄事迹后提炼出了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本身也是有问题的。抗战期间，敌后根据地的确存在着许多儿童团，那些勇敢机智的儿童团成员为八路军放哨，通常用消息树这种方式为八路军提供军事情报。然而，像王二小的故事所描述的那样，日军叫一个小孩带路，被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八路军的伏击圈就设在这里，干净利落地把敌人消灭了。这就显得过于戏剧化了，不符合常理和常识了。我们的电视荧屏上长期流行着所谓抗日神剧，这种现象也为许多人所诟病——要是我军真有那么神，皇军真有那么不堪，我们的国土还会大片大片地沦陷，抗战还用苦苦地打了八年，最后主要还是靠外力尤其是美国的两颗原子弹，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其实，这种抗日神剧在抗战期间就开始流行了，是一以贯之的。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是一个瞒和骗的民族。到了这样一个靠枪杆子（用赤裸裸的暴力无情地镇压人们的反抗）和笔杆子（用一套美丽而又虚假的垄断性意识形态对人们进行灌输）的极权统治时代，我们的瞒和骗又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离开了瞒和骗，这样的统治就一天都无法维持。

    我还需要反思的是，自己当初认为国家出台英雄烈士保护法这样的法律禁止人们对英雄进行诋毁和污辱是必要的。后来我到一个朋友那里翻墙，又可以接触到外面的资讯了，看到了方舟子对这一问题的评论。他认为，死人是没有名誉权的，那些英雄作为已经死去的人物，同样也没有名誉权。对于社会上那些诋毁和污辱英雄的言行，我们可以进行道德上的谴责，却不能通过法律进行制裁。我看后真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觉得这话说得太中肯了，同时也感到了深深的不安——自己当初只顾为了使作品能够出版，就不假思索地顺着主流观点，以致出了这么一个大错，闹了一个大笑话。是啊，已经死去的人，哪怕是一个英雄，都是没有名誉权的，名誉权是活着的人才能享有的，是名誉受到了无端侵害，他人没有事实根据地对自己进行肆意诋毁，才能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且还必须是自己去维护。

    英雄烈士也是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凡人，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也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而不是完美无暇的，甚至他们作为血肉之躯，也都要受到自然规律的限制，而不可能有那么神奇的。然而，翻开我们过去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图谱，无一不是一副圣人的形象，个个都是神话般的存在。在这些英雄人物身上，所有常人会存在的缺陷都不存在了，有的只是为人民利益和共产主义理想而奋不顾身的崇高精神，是一道道通体发亮的高大形象。然而，这样的英雄其实是不存在的，要么是对现实中的人物进行无限拔高，要么干脆就艺术虚构出来的。我也看了一些对英雄人物进行“诋毁”的言论，发现它们更多是从常理和常识的角度对那些英雄人物的事迹进行质疑，其实是说得很有道理的，至少可以作为一家之言而存在。像邱少云身上的棉衣着火了，为了不暴露目标，就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活活地让火烧死，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人的生理极限。人的躯体被烧伤后，就必然会发生生理性的反应，是无法用意志去克服的。即使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做到了，但被烧得失去意识后也做不到了。还有黄继光为了挡住敌人从碉堡里发出来的火力，舍身扑上去堵住了枪眼。但机关枪扫射出来的子弹又是靠一个人的胸膛所能堵得住的？要是他真扑上去了，也早就被打成一个筛子了。

    按照这样的逻辑，所有的英雄人物都不许深入地考证下去，都不许对官方的说法进行质疑，所带来的后果将是极为可怕的。这样一来，我们就无从认识历史真相了，就要被官方宣传一直愚弄和洗脑下去了。即使英雄人物，我们对他们的认识也需要不断地深化，他们身上的缺陷也需要如实指出来，这是人们的一种权利，也是对待英雄人物所应有的态度。官方所钦定的历史都不许说三道四，我们还怎么深入地认识历史，还怎么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要说历史虚无主义，这种只让人们看到经过严重过滤和粉饰的伪史，而不让人们看到历史真相的做法，才是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更可怕的是，这一逻辑还会从死人延伸到活人。那些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受到官方的高度肯定，主流不遗余力地进行包装和宣传的人物，也成了英雄，也成了活着的“烈士”。在新冠疫情期间，钟南山成了一个“国士无双”的大英雄。他对疫情不停地发出并不靠谱的研判，同时利用自己行情大涨之机而不停地带货，推销各种与疫情有关甚至无关的产品。有人在网上对他发出了质疑的声音，政府立即发布声明，宣称要对这类言行采取法律措施，要把这些人行政拘留起来。极左人物、知名时事评论员郭松民对此都看不下去了，他在微博上评论说这不对，即使对钟老构成了毁谤，也属于民事案件，也应该由钟老本人去进行维权。这样的例子还有袁隆平。作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贡献无疑是举世公认的，也是“国士无双”（既然是无双，就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又哪来那么多的“国士无双”），于是也跟钟南山一样被封了神，是我们凡夫俗子说不得的。有人吃了豹子胆说了，还真被处理了呢。极权统治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要树立起一个又一个的英雄，封出一尊又一尊的神，要是都这样说不得了，我们还有没有说活的余地？

    胡适当年说过，连上帝都可以批，孙中山为什么不可以批评。诚哉斯言！言论自由意味着没有一个人可以享有批评的豁免权。对于英雄（当然是指真实的英雄），我们是要懂得珍惜和敬仰的，那些肆意诋毁和污辱英雄的言行确实是不应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批评他们了。真正的英雄是不怕批评的。

                                                       2020年5月19日写就

                                                    2026年7月31至8月4日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