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女人做官不容易

—— 从几个小官样本看官场生态之恶劣

张智斌

我想读者不会忘记，数年前，辽宁鞍山市原国税局女局长刘光明落马，被曝出前后花费人民币500万元去香港等地整容，光臀部整形就花了50万，整出“鞍山第一美臀”这则奇闻。

2018年9月，国内众多新闻媒体刊发《不靠脸吃饭的女贪官们为何爱上整容：虚荣心作祟渴望青春不老》的文章，对刘光明等一众女贪官的腐败罪行进行批判。文章还称：“越来越多女贪官加入整容行列，并且动机不一：虚荣心作祟，享受别人‘漂亮、身材好’的夸赞；年过半百，但渴望自己青春不老；为了潜逃，做‘易容术’隐藏真实身份；甚至有的逛遍美容会所，只为体验成功女性的快感。”

许多人读了此文后对这些女贪官的腐败行径感到愤怒，但读者中能有几人会体会到这些女贪官也有许多难处？党媒不愧为党媒，它们在引导舆论的时候，当然不会告诉读者越来越多的女贪官加入整容行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原来官场性贿赂也是如此之“卷”，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们为了在性交易、性贿赂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才想方设法用整容的手段去重塑自己的形象，以此取悦上级权力。从报道中也可以看出，刘光明为了升职，仅美臀就花费50万元，还要向40名官员提供性服务，她凭一己之力竟把鞍山某些行政大楼搞成了寻欢作乐的青楼，这容易吗？当然不容易。

现今官方处理贪官的通报中，谈到腐败女贪官，也往往离不开“性”事，常见的描述语句就有“违反生活纪律”、“生活腐化堕落”、“道德败坏”、“生活糜烂”、“甘于被围猎”等，但通报中却从来不提这些女官的难处，也不总结官场性丑闻泛滥的根源。

2024年8月18日，江西上饶发布“关于李佩霞严重违法违纪的情况通报”，有数家媒体报道称，举报江西省万年县县委书记毛奇性侵案的上坊乡原党委书记李佩霞被批“五毒俱全”，因此引发舆论哗然，新闻冲上热搜后被全网删除。

李佩霞只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一个乡党委书记，落马后被批“五毒俱全”，广大网友很不买账。这么一个小小的、深受压迫的芝麻绿豆官，就已经够得上“五毒俱全”的名号，那么那些高高在上的大贪官，是几毒啥全呢？李佩霞当乡官时被好色的县委书记毛奇逼迫得难，她落马后被永远正确的组织整肃得也难。

虽然李佩霞本人也算不上是什么好鸟，但她受到毛奇打压、被失踪后，她父亲受她委托在网上发布实名举报、公布录音的视频和流传的她亲笔写下的字条，让我看了还是觉得心惊肉跳，非常同情她的遭遇。李佩霞的字条是这样写的：

“老爸：我给你一个U盘，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和录音，如果哪天我出事了，你一定要异地网上举报。切记：一定要网上实名举报！这个U盘可以救我一命！老爸啊！千万注意安全！你的女儿：李佩霞 2024.4.28”

从法律角度看，李佩霞亲笔写下这张字条，不但可视作她委托父亲举报的委托代理凭证，同时也为她本人可能遭遇的不测留下书面证言。在普遍采用网络电子通讯的时代，李佩霞没有采用微信等通讯工具发送这份委托书，也不是用文档处理软件打印这份委托书，而是用亲笔手写的方式在出事前写下这张字条，除了防止被网络监控发现外，应该可以看出，李佩霞很想暗中留下自己遭受毛奇迫害的证言，她不想沦为被冤死的冤魂。从许多细节中都可以看出，李佩霞很了解官场上那一套黑恶的东西，她对法律的理解也很到位，她并不是一个无脑的花瓶，在这样的环境里，她只能这么去做，说明她当时的处境实在太难了。但是，她仍然有点幼稚了，她以为公开实名举报后组织上只能主持公道，她能把毛奇拉下马，扭转被动的局面。有些事她根本不会料到，最近网上又披露出李佩霞被安排了“官派律师”。可见，虽然她在这个“群”里混了那么多年，但她对组织的思维、逻辑仍然懂得太少。

李佩霞的父亲是一位退休教师，女儿失联后，生死不明、危在旦夕，他在网上脸色凝重地举起身份证实名举报万年县县委书记毛奇性侵、打压自己的女儿，他不会不懂这么做的严重后果，但他只能豁出老命干到底了，难吗？当然难。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就可以随意霸占女性下属，甚至可以支配下属的生死命运，司法完全成为摆设，说不定还在起反作用。实名举报后，李佩霞一案在社会上造成了如此大的反响，全国网民都在关注，但仍然不能得到公正处理，活在这样的社会里，还有谁能不难？

从李佩霞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在中国官场，女人当官很不容易。对于权大一级的好色贪官来说，身处在这种体制环境中，真可以肆无忌惮，如同老鼠跌进米缸里，可以“享用”的“资源”实在是太丰富了，只要他们看上眼的，不愿意也得愿意，许多贪官在这方面忙都忙不过来。有些女性就算豁得出去，“甘于被围猎”，如果在这方面没有一点“特色”，缺乏一些“能耐”，不能取悦上级，也很难有提拔的可能，不知李佩霞是否可以算作一个实例？

虽然我相信中国官场里肯定有洁身自好的女官，绝大部分女官也不是靠色相升迁，但不得不说，官场里此类出卖色相的竞争也是相当激烈，内卷也是相当厉害，这才是女贪官愿花50万买一个美臀的重要原因。当然，这花费的每一两银子，最终肯定都由纳税人买单，否则那些人又何必要费这么多的心机去争着当官？

女人当官难，也不仅仅只是难在“性”的方面。2024年8月中旬，“张琳琳已任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这条新闻在自媒体上热传。2022年疫情期间，河南村镇银行爆雷，千余名前去维权的储户健康码被官方违规赋红码，在当时情况下，这使得维权储户在社会上简直寸步难行。丑闻传开后激起民愤，在全国引发巨大反响。2022年6月22日，为平息民愤，时任郑州市团委书记、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副部长的张琳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政务降级处分。

2024年8月，有网友发现张琳琳在数月之前未经公告就已暗中复出任职，此事被广大网民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许多人都在网上追问郑州市委组织部张琳琳的职务晋升是否合法。但我想张琳琳内心里肯定觉得委屈，当时，在非常敏感的时期，河南村镇银行储户那场声势浩大的维权运动在全国影响很大，像张琳琳这样的小角色，哪有能耐决定得了维稳的大事？她被问责，应该是替人受过吧？可见做个小官也是够难的。但像张琳琳这种小官的难处我却难以同情，她们平时没有对百姓做过多少好事，而她们自己得到的好处却不少。2022年张琳琳虽然被问责，但她的上级心里很清楚，问责只不过是骗人耳目的鬼把戏。这不，他们又偷偷的给她封官加爵了。其实，这种事情实属常态，质疑的网友只是少见多怪而已。

张琳琳的例子实在太平常普通了，并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在武汉疫情爆发初期，另一位女官的例子倒是很能说明问题，这个例子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经写过：

武汉封城后，一个名叫唐志红的小人物一夜便成了新闻热点。中央电视台报道称，2019年1月29日，中央指导组派出的督查组赶赴黄冈市督查核查，时任黄冈市卫健委主任、疾控中心主任的唐志红，对黄冈市定点医院的收治人数、核酸检测能力等明确数据，竟一问三不知。她被问话的视频，被中央电视台播出后，立刻就被老百姓骂翻了。唐志红第二天就被湖北黄冈市委拿下马，《黄冈卫健委主任唐志红被免 在抗疫问题上一问三不知》这条新闻，在各大新闻网站登上了头条，公众怒不可遏，新闻下面的评论民意汹涌。

怎么看待这件事？当时武汉、湖北出了这么大的事，武汉市卫健委尽职了吗？湖北省卫健委尽职了吗？国家卫健委没有责任吗？各级领导也都没有责任吗？相比之下，黄冈市卫健委算哪根葱？所有我说唐志红是个小人物。

那天督查组赶赴黄冈市督查核查，向唐志红问话，唐志红可能讲不出确切的数据，但未必不知道大概情况，可是她什么都没说。许多人说她一问三不知，但我看未必。当时她能不能对新闻媒体讲出实情？背后有没有领导关照过不许乱说？这些隐情，公众是看不到的。

假设当初唐志红对着镜头打着官腔拍着胸脯大言不惭胡说八道地向督查组满口保证：黄冈市认真贯彻落实上级领导的重要指示和精神，经过全市医疗系统的积极努力，黄冈区域内的××××名感染者87.3%已经得到住院医疗，其余12.7%我们刚才会议上已经作出妥善安排正在落实救治的措施，准备在2天内克服困难全部落实收治；关于核酸检测能力的问题，因为现阶段试剂供应偏紧，和受实验室现有条件和人员的限制，目前工作确实还存在一些困难，每天只能检测×××份样品，确实难以满足疫情中检测的需求。但这些问题我们向有关部门汇报后，上级领导非常重视，已经当场作出批示，现在正在联系解决试剂供应的问题，并且协调相关部门立即培训检测人员和增加相关的设备和人员配备，急需的资金也正在落实中……

如果唐志红当初这样去说，她的结果还会不会因“一问三不知”而丢官？想必不会。在当时混乱的状况下，中央督查组真的能够一项一项、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去核实吗？几乎不可能。因此她如果谎言连篇，也照样可以瞒天过海。当初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说湖北不缺口罩，物资充足、食品充足，说武汉不缺口罩，物资充足、食品充足的也大有人在；说人不传人、无医护人员感染的，不照样还活得好好的，难道这些人的工作就比唐志红称职？难道这些人就不应该立刻落马？

唐志红被拿下马，她冤不冤呢？一点也不冤枉。如果对中国的官场有所了解，当然会知道坐在这些位置上的，能有几个是脚踏实地为人民认真履职的？但在湖北新冠疫情爆发这场大灾难的关键时刻，把一个相对还算老实的小人物唐志红扫下马来，其职位实在是不足以为这场灾难去“谢天下”的。

从唐志红落马这个样本中可以看出，在一个不良的体制中，那些满嘴谎言、信口雌黄的罪人和恶棍，或许会比一个相对诚实、不敢说谎的“老实人”日子过得更滋润、更安稳。可叹的是唐志红在最后一刻连“甩锅”都不敢，相对而言，这也算是一件很无奈的逆淘汰事件，很可惜公众中大部分人是看不懂这里面所包含的道理的，许多人只会跟在官媒后面瞎起哄。

从前面列举的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在中国女人做官很不容易。当然，或许有人会说，女官有女官的难处，男官则有男官的难处。而且，后面两个例子中所列举的种种难处，应该不分男官女官。但是我想说明的是，从总体上看，中国仍然是一个男权社会，官场更是如此，如果出身不带“红色基因”，没有坚实的靠山，女性在官场上更容易遭受不公、受到打压、成为替罪羊。她们的处境与男性官员相比更是不易，这也是一些体制内女性不得不“献身求稳”的原因所在。

听经常与女官员打交道的一些人说，中国的女贪官与男贪官相比，她们有时显得更恶毒，更变态，更极端，更贪腐。《人民周刊》就报道过，被称为“三湘第一女巨贪”的蒋艳萍级别不高，她曾经放言称：“男人玩女人可以不讲档次，女人玩男人就不能不讲档次了。”“在男人当权的社会，只有懂得充分开发利用男人价值的女人，才能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蒋艳萍的言论其实非常典型，她通过自身的经验把基层腐朽官场中权力和性之间赤裸裸的关系总结得明明白白。虽然这些言论很变态也很极端，但我想她这种人格分裂的原因，实在是有社会学和心理学原因的。在一个价值观混乱、是非混淆、黑白颠倒、虐来顺受、受尽侮辱的官场环境中煎熬出来的怪物，能有几人是心理健康的？能有几人没有“不恶毒对不起自己”、“不变态对不起自己”、“不极端对不起自己”、“不贪腐对不起自己”的想法？她们遭受的折磨越厉害，她们的心理就变得越阴暗，一旦权力在握，自然会把它运用到极致。从这一点上看，女贪官虽然同样可恶，但我倒是挺同情她们的，她们同样也是恶体制下产生出的牺牲品。

2024年8月23日第一稿，9月8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