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推翻共匪政权是民意，是英雄行为

苏明

在我的上一篇评论中，提到了中国银行的所谓新规定。规定表明，凡是私人银行账户的存款达到10万块钱，或者是个人企业的银行账户的存款达到50万块钱，都要受到调查和严格的监控，同时还必须填写一份详细的表格。并且声称如果不合作，就取不出你的存款。共匪这样做的解释是：一，防止有不正当的收入；二，防止行贿受贿；三，保护存款人的存款安全。

听上去共匪是在为了人民的利益着想，但却把人民群众再次折腾得胆战心惊，不知所措。早在去年，共匪就已经盯住了人民手里的这一笔67万亿的存款。在共匪统治的七十年里，曾有几次说出中国人民富裕了，手中有了一些储蓄，可是下面的话共匪没有说出来。从共匪接下来的一系列做法上看来，就是想办法如何把人民手里的这笔钱骗过来，蒙过来，抢过来。

习蠢货刚刚宣布全民已经脱贫，都过上了富裕的小康生活，并且夸大其词地说是它创造了人间奇迹。尽管这个说法与事实严重不符，但是历来节俭的中国人手里有了一点钱，共匪是丝毫也不怀疑的。那么接下来的就又是共匪的老套路了，仍旧是如何把人民手里的这笔钱弄过去，抢过去，吭蒙过去。

记得我当初被发配去了农村插队落户的日子，每天坚持出工，坚持去挣那些到了年底都不知道能值几个钱的工分。也正是因为这样，在平时的生活中尽量能省就省地凑合着过，为的是能在过年期间省出钱来买一张来回的火车票回家团聚。这就是一个十几岁的插队的学生手头的这笔钱。估计是太少了，共匪感到不值得去打这笔钱的主意。也确实是这样。后来无论是兵团回来的，农场回来的，还是插队落户回来的学生，一个个都是身无分文地回到城镇，然后再去挣扎着找工作。全民性质的和集体所有制的工作早已满员，这些回来的人就只能干些街道性质的工作，所得的工资和待遇当然就是最低的了。

我有一个比我大十多岁的姑表哥哥，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后来分配去了华东舰队做中尉军官，月薪是50多块钱。几年后他可以被允许结婚时，他已经有了800多块钱的储蓄。这个数字把当时的亲朋好友羡慕得不亦乐乎。可是就在转年，那场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就开始了。因为他是现役军人，虽然月收入没有任何的提高，但在那个时候，现役军人的政治地位却高的吓人。所幸他没干过缺德的事情，最后总算有个安然退休的日子。

每当说到文革，在1966年8月发生的我亲眼目睹的三件事，是我永远忘不掉的，我也曾在我的评论中两、三次地提到过这三件事。既然谎言说一千遍都能变成真理，那么我把亲眼看到的事实多说几遍，也就不为过了。

第一件事是我们家居住的胡同，隔过几个门的院子里，住着一对都在工厂里工作的年轻夫妇。他们刚刚生下一个男孩，于是他们把生活在农村的男方的母亲接了来帮忙照顾小孙子。天晓得这位母亲在农村被划定的阶级成分是地主婆，竟然被红卫兵和街道知道了，于是就在8月的一个下午，一群十几岁的红暴徒冲进了这个院子，冲进了这个家，口口声声喊叫着“打倒地主婆”。

红暴徒的喊叫声盖过了小男孩的哭声。院子里种了19棵向日葵悉数被砍倒，暴徒们就用这19棵向日葵的杆抽打这个女人。大约半个多小时后，这群红暴徒唱着胜利的凯歌，口袋里装满了稍微值钱的财物离开了。同院和周边的邻居纷纷进入房间，首先看到的是鲜血淋漓的乡下女人躺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邻居大妈在被翻得乱七八糟的房间里找到了那个哭哑了的新生男婴，然后用平板三轮车将这一老一少送去了邻近的医院，电话通知了那对正在工作的年轻夫妇。当天晚上邻居得到确切消息，那位被称作是地主婆的女人死了，那个新生的小男婴并无大碍，只需要住院观察几天。两夫妇为了这个新生婴儿存下的不到200块钱不翼而飞。当时的我只有16岁，亲眼看到了整个事情的发生，对我的心理和精神的震动有多大，各位也是不难想象。

第二件事发生在我们居住的南小街和往北边200米左右的碌米仓胡同的交接处，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储蓄所。一天早晨，我去上学的路上，看到许多人围在储蓄所门外看着什么东西。走近一看，原来储蓄所门前的墙上贴了四张大白纸，写满了在这家储蓄所存款达到1000块钱的储户的姓名和家庭地址。那儿周边有两所中学，围观的人群中有不少的红暴徒正在抄写这些储户的名字和地址。当时正是红暴徒肆无忌惮地闹得鸡飞狗跳的狂潮时，不难想象这些被公开存款达到1000块钱的人家必将被抄家，抢走值钱的物品，甚至被打到死为止。

任何人在这个世界上开办任何生意，首先以诚信为第一。尤其银行这种机构，更是以诚信为先，为客户保密为第一要务，这实在是符合了财产不可以公有的原则。存进银行的钱是存款人的私有财产，数字多少是存款人的隐私。一旦银行破坏了人权和隐私权，就等于是银行的声誉和诚信扫地，再想树立银行的形象几乎是不可能了。

我这一辈子没发过财，始终是靠工资吃饭。自从我亲眼看到这件事以后，我就从来没有在中国的任何一家银行里存过钱，对共匪政权下所有的银行抱持着绝对不信任的态度，直到二十多年后我离开中国。显然，共匪插手各家各户的财政依然，否则又怎么会定立个私人存款达10万块钱的新规定呢？这些存了10万块钱的私人账户，共匪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当然是银行出卖了存款人的人权和隐私权。

中国的银行是靠不住的，连共匪的贪官和奸商都是把成亿元甚至几亿元的现金存放家中。由此可见，这群因共匪腐败体制捞足了钱的东西，到头来也是不相信共匪。权力必须公有是个原则。共匪反对，非要把公权力私有化，只有这样才能捞到一大笔的赃款。捞到钱之后，共匪又想起了财产必须私有的原则，于是洗钱、携款外逃，再不行就藏在家里，生怕贪腐得来的脏钱被共产了。中国的民众不相信共匪政权说出的每一句话是有其充足的理由的，就连共匪体制内的大小官吏们也绝对不相信它们的这个体制。难道那群犬儒、捂毛、篾片和老少粉红、自干五们，会是共匪政权的铁杆分子吗？

也是在1966年的8月，我永远忘不掉的第三件事是《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载了毛泽东接见了百万红卫兵的消息。《人民日报》的社论的题目是：《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凡是有了几岁年纪的中国人，都不难回想起文革初期的那场红卫兵的暴力和恐怖的种种行为，直接造成社会的混乱和动荡，搞得平民百姓人人自危。没有人相信那场红卫兵运动是由一群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半大孩子和青年学生自发搞出来的。但是，究竟那场红暴徒运动的幕后操纵手是谁，似乎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至少相当部分的国民不相信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会允许那场动乱发生。

再不要忘记的是，在那场文革发生之前的十年，和结束后的十年间，中国人民一直生活在半饥半饱的凭证凭票限量吃饭的政策之下，再加上共匪的低收入、低待遇和无福利的政策，中国人民几十年挣扎在贫困线之下苟且活着。这篇社论的发表的同时，附上了一张毛泽东佩戴上了红袖章的照片。稍有些头脑的中国人恍然大悟，原来毛泽东是这群红暴徒的红司令。红暴徒的所有的土匪行动和无视人的生命的暴行的背后，支使者是毛泽东。

这也就难怪人们说，1949年中国大陆地区完全沦陷为匪区的原因。中国人民根本不需要去反躬自省，究竟得罪了共匪什么。所谓的井冈山和延安的根据地，都是共匪的匪区。生活在那些地方的老百姓受到了什么，也就是1949年以后全中国大陆匪区人民应该受到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共匪始终是土匪，它们的行事作风与普通老百姓格格不入。它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仍旧是一帮匪气十足的土匪。

如果至今仍然有中国人不明白这一点的话，那么几代的中国人被共匪欺骗、吭蒙、抢劫、送命。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天生就带有奴隶性，或者是在被奴役中感到了快感或幸福感，而是中国人民没有认清统治中国大陆地区的统治者就是一群土匪。如果至今仍然还没有认识到共匪政权就是个土匪政权的中国人，就只能说这些中国人就是愚夫蠢妇了。但是我相信这些愚夫蠢妇的人数不可能太多，更不怀疑他们也会试图尝试一下人权、自由和自主的生活方式。

我总是在想，共匪一直在努力用打土匪的那种意识形态去统一十几亿中国人民的意识形态，是件多么可笑的事情，又是件多么艰难、可是永远也办不到的事情。中国的纳税人在七十多年中，始终在供养着这群土匪，并且还任由着它们为所欲为。试想一下，如果中国人民只供养一个政府的行政领导班子，而不必再去供养一个凌驾于政府之上的共匪领导班子的话，至少中国人民的税收可以减少一半以上甚至更多。

中国人都知道，每一个共匪的官吏都有办公费用的开支，工资福利的开支。享受特权待遇的开支以外，更有一笔庞大到无法估算的贪腐的开支，乃至嫖娼宿妓和赌博吸毒的开支。而这批美其名曰党务工作者们或政治思想工作者的每天的工作，就是以它们土匪的意识形态去给中国人洗脑，去监视管控中国人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去造谣、欺骗中国人民，去污蔑栽赃丑化中国人民，去疑神疑鬼地怀疑中国人民在颠覆它们的政权。

共匪所做的这一切，就是因为它们自己也非常清楚它们的立身不正和篡权的非法性。更何况共匪这个团伙在1949年以前和以后，从来没有在社会局注册登记过。一个未注册登记过的组织，当然就是个非法组织了。

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意识、意志和对生活的目标，都是属于天生就有的，完全属于自有的天性。人类有她的共性，但圣贤们提倡的是人的个性，提倡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想。无需提倡和鼓励，就会有自由的精神，追求自主的意识，和自由地开创自己的生活，从而促使社会发展和人类的进步。

这些听上去像是多么高深的学问，其实都是人类的祖先一点一滴地探讨实践后得到的知识和常识。在中国七十多年中，先有一个毛思想，现在又出现了个习思想。一个是初中文化程度，一个是小学文化程度，都想用它们的意识形态去统一管理天下人的自我意识。它们想用土匪的侥幸发家的历史，去代替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历史；用它们的欺骗、谎言和暴力一贯行为，妄图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其最终目的就是打算以土匪的匪性，让中国人放弃做人的人性，从而制造出一个可以使土匪政权长期存在，并且可以为所欲为的土壤。

中国的三家学术思想都是基于人本、人文的哲学思想传承下来的。神本的思想在中国成不了气候，所以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中没有宗教的地位和记载。共匪企图向中国人民灌输以党为本的思想，岂不更是个玩笑。七十多年的共匪当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共匪是个杀人党，抢钱党，土匪党。在我提到的在文革之初，我亲眼看到的三件事的发生，对我的思想和意识上的冲击是根本性的。我之所以反共反党几十年，就是想颠覆推翻共匪的这个土匪政权。

几十年间，，我不仅仅是在反党，也时时在关注着共匪是否有一丝一毫的改邪归正的迹象。可惜的是共匪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仍然是在害民毁国。民，是我的血浓于水的同胞；国，是生我养我的母国。我始终努力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在努力具备自己的社会公众的良知感和道义感。

共匪不但不敢去彻底批判文革和毛泽东，去惩罚文革的责任人和文革中的犯罪者，现时的习蠢货反而要继承毛的邪恶和罪行，甚至还大有再搞一次文革恐怖运动的趋势。所以我自信，反党和任何颠覆共匪政权的行为都是正义良知的行为。任何中国人都不必害怕共匪指责和判刑的反党和颠覆政权的罪名，因为反党和颠覆政权乃至用行动去推翻这个政权的根本理由，都是共匪把中国人逼出来的。这正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共匪崩溃在即，正是英雄造时势的时机，何况中国民间从来不缺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