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取术及反人类罪》第七十三章
季鹏
延安整风（上） “毒”害王明，臣服高层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战争初期，德军势如破竹。这一事件对毛的打击不小，眼看苏联自身难保了，“靠山”没有了，毛立即改变策略，命令他的部队：“对国民党敌后各部应停止任何攻击性行动。”（这恰恰从反面证明了此前共军在进行对“对国民党敌后各部的攻击性行动。”）但此时苏共和斯大林急了，不断命令毛共拿出打击日军的“具体步骤”，以牵制日军对苏联东部可能的进攻。可毛却以半推诿、半耍赖的方式拒绝执行斯氏的命令。这时毛早已决定将中共的全部工作转到另一个领域:打扫后院，整顿内部。
毛的这个决定应该是苏德战争开始之前就已经作出了，5月19日，毛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就已经作出整风的决定，而且，作为整风的纲领性文件《联共（布）党史简要读本》也准备好了。这是因为苏德在战前关系就已经很紧张，毛共对此己心中有数，据说德国6月22日向苏联发起进攻的情报就是中共特工阎宝航提供的。中共也因此推迟了原定于1941年5月1日召开的中共“七大”的决定。然后，又决定将全党工作转入内部整风。可见毛共对徳苏战爭是有预感的。
毛的整风打算是通过开展一场广泛的内部清算和整顿，彻底臣服党内高层的对手、政敌，树立自己在党内的绝对权威，使自己成为中共的斯大林。同时，彻底清算干部队伍内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把整个干部队伍打造成“无产阶级”的钢铁队伍、驯服工具。这是毛早就计划的一项巨大工程。他原拟通过召开“七大”来解决这一问题，可是被共产国际阻止了，共产国际指出，中共的七大应着重解决抗战中的实际问题，而不是花很多时间去讨论过去的“路线是非”。还告诫毛总结历史经验要“特别慎重”。看得出来，共产国际对毛以“路线斗争”之名打击“国际派”的谋图早已有所警觉。
然而现在好了，形势大变，共产国际无暇干预了（后来它自己也被迫解散了）。毛可以从容实施自己的既定计划了。而且，把七大放到整风之后召开，七大就成为从制度上确立毛在党内绝对领导地位的大会，从而使毛真正成为”中国的斯大林”。
整风运动虽然是一个整体，是在统一的、强有力的领导之下进行的，但是，运动实际上被分别在两个部分，在两个领域进行，即，在以高干为主要对象的战场，主要解决党内斗争等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进一步巩固、强化毛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体制；对于中层以下干部和广大党员来说，整风则主要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通过开展普遍的干部审查、甄别，将干部队伍打造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成为毛的驯服工具。
下面，我们分别这两大领域对这场重要的运动进行阐述。
一、关于毛开展这场运动的动机、目的
毛泽东最突出的特长之一，就是说的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说的可以全是仁义道德，礼义廉耻；做的却绝对是男盗女娼，阿飞流氓。他善于把完全相反的“言”与“行”合而为一，统一起来，还振振有词，理直气壮。他可以把一切龌龊的阴谋诡计和血腥的卑鄙残暴说成是正大光明、温和可爱，，当面撒谎而面不改色，气壮如牛。毛有关延安整风的言行，就是上述特长的代表作之一。
如果我们翻开《毛选》，或中共一切公开文献、党史、教科书等，你看到的延安整风绝对是一场美妙的、温柔可爱的干部学习和自我教育运动，完全是在心平气和、和风细雨中坦诚的思想交流，结果，“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大大提高了一步，使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毛选》第三卷《改造我们的学习》）
按照中共的说法，收入《毛选》第3卷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篇文章是指导延安整风的基本性文件。那么，在这三篇文章中，毛说了些什么呢？在第一篇文章里，毛说，“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变一下”，改变“理论和实际分离”，以及“主观主义”的学习和思想方法，进而提出三点要求：（一）开展调查研究，“周密地研究周围的环境”；（二）集中人才，研究近百年中国的历史；（三）在职干部中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主要教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第二篇文章中，毛提出要去掉“三风”，即主观主义的学风；宗派主义的党风；“党八股式”的文风。同时提出整风的两大宗旨和原则：”第一是“惩前毖后”， 第二是“治病救人”。
第三篇文章似乎完全是讲文风问题，即要求去掉那些内容空洞，装腔作势，玩弄文字游戏的作文习惯，包括讲演、宣传的方式方法，毛称之为“党八股”。文中毛还提出要使马列主义民族化、中国化，毛似乎也只是把它限定在文风的范畴。
总的看，这三篇文章中所指出要“整”“改”的问题实在没有什么不对，也没有什么不好，而且都是善意的、言之成理的。而且，毛提出的问题，似乎也不是什么原则上的问题，只是一些思想作风、文风问题、没有可称之为“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东西。所以有给人无关痛痒、小题大做的感觉。而毛也说整风运动是“和风细雨”的自我教育、自我思想改造运动。“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有益的格言”。（见毛在中共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对整风运动的回顾和评价。）从毛这些自我标榜中，使我们想象中的延安整风肯定是一场非常和谐、生动的、其乐融融的共产主义者内部之间的友好互动和心灵交流，人们推想：大概因为在当时紧张、残酷的抗战环境中，大家的神经绷得太紧了，所以才搞这么一场学习以放松心身，回归自然，恢复理性。所以它应该是一场非常美妙、充满人性和善意的思想沐浴和心灵休憩。
这种判断还能从毛这位运动的领导者后来在其他场合的讲话中得到印证。1957年2月，毛在为一场新的“整风运动”造势而作的后来叫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中，再次提到延安整风，他说：“在1942年，我们曾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得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方法。.....还可以追溯的更远。自从1927年我们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取这个办法的。”
这段话不仅宣传了延安整风，而且宣传了更早的中共党内一系列内部运动，包括苏区肃反，打“ＡＢ团”等等。当时听到毛的这一说法的广大的干部、知识分子、以及全国人民，肯定都相信那些运动也如延安整风一样是非常和谐美妙，和风细雨，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相信中共和毛－贯采取这种与人为善、同志式的方法以达到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于是大家就都兴高采烈地、跃跃欲试地来参加这场“帮助党整风” 的美妙运动了......
这时大概只有那些亲身经过这些运动的“老革命”们的心中有所触动，他们知道那些运动意味着什么。但是，铁的纪律使他们守口如瓶。而对延安整风之后才参加毛共队伍的知识分子和一般干部来说，听到毛说要采用延安整风的方法来搞1957年的整风运动，大家一定兴奋莫名，一定感到那是毛对自己的信任，看着讲台上毛那弥勒佛一般的笑容，大家从心底里充满了对毛的感激和崇敬之情……
不过，如果当时听报告的人对毛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用词加以认真推敲的话，还是能从其中悟出一些暗含的“杀机”的，比如，他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必须注意，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给人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把人整死。”这就是说，要注意：不要过火，把人整死了。一个和风细雨的运动能够把人整死吗？如果真的只是善意的交流，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需要提醒：不要把人往死里整吗？这其中的潜台词令人回味，也足以使人不寒而栗。可是，不管当年在延安听毛作整风报告的人，还是1957年听毛作整风报吿的人，都没有对毛的这些用语细心斟酌，仔细推敲，总是以君子之心度毛之腹…….
所以，可以说，1957年毛那场“阳谋”之所以得逞，主要是当时人们对延安整风一无所知所致，它显示了毛共几十年来铁幕政治的巨大成功和专制制度无与伦比的威力……
延安整风后来一直列为研究的禁区，几十年来，只能按毛为它定下的调门，按照统一的口径，为它赞美、歌颂。这种情况，直到毛死后二十年之后，才有了改变。先是一些当年的亲历者以回忆形式揭开了它的冰山一角。继之，有勇敢的研究者撬开了它沉重的、黑暗的闸门。慢慢地，阳光开始照进了那被捂得紧紧的重重黑幕……
如果从1941年5月19日毛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算起，到1944年底宣布运动结束，这场运动花了三年半时间；但实际上，应把它推延到1945年5月的中共七大开幕之前，因为直到1945年4月20日为七大准备的那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是在为整风运动作总结，那篇《决议》就是这场运动的结晶。所以，它实际上花了整整四年的时间。
关于毛发动这场空前的、马拉松式的大运动的直接动机和目的，一些人简单地归结为他为了要当上中共“一把手”。这是把事情简单化了，也把毛低估了。毛担任中共一把手的问题，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已经解决了，经过王稼祥转达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圣旨”，王明已经自动退出竞争，谁还敢与毛争锋呢！所以问题不仅仅是毛要当中共的一把手那么简单，他有更高更远的打算和想法，简单地讲，就是他要当中共的“斯大林”，成为全党的绝对权威，说一不二的独裁者，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党皇帝”；然后是为未来可能当上当今的“秦始皇”打下坚实基础。为此，毛要从两个方面解决这一问题，一是，在党内高层，彻底驯服过往的、现在的和未来的、潜在的竞争对手；二是，对广大干部、党员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让他们成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忠实的、驯服的工具。做到了这两点，前面的目标就自然达致了。当然，要做到这两点，需要对全体参加整风的人员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造，这当然就要花相当长的时间和经历非常痛苦的过程，决不是和风细雨和轻松愉快所能达致的。
为了实现上述总目标，毛必须具体解决几大问题：
第一，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改变现行党的领导体制，树立毛个人的绝对权威，避免重蹈过去领导人被人推翻的覆辙。
从历史上看，自中共成立时起，先后坐上一把手而又被拉下台的领导人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以及张闻天等人。每个前任都是被后任以犯有这样或那样错误（“左”或“右倾机会主义”）拉下台的。而实际上，这种所谓错误既难以避免，也可以随意罗织。这首先就说明，这些领导人没有足够的权威，更没有形成如斯大林那样掌握有强有力的镇压工具和忠于自己的“近卫体系”。毛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牢牢掌握这种权力和建立这种体制之前，他不愿匆忙去争当这个一把手。
第二，改变与共产国际（苏联）的“父子关系”，建立自主的领导体制。
中共在到达延安之前，与共产国际的“父子关系”是绝对的，不加掩饰的，每届中共领导人的任命，撤换都是由共产国际作出，甚至可由共产国际中某个领导决定（如王明就是由米夫扶上台的）。这种情况对毛极为不利，因为他不属于莫斯科直接培训的 “布尔什维克”， 他没有直接的“国际背景”。所以，毛在取代张闻天的一把手位置问题上特别小心谨慎，因为张是“国际” 的人。在毛实际掌权后，他便采取了一些对苏共阳奉阴违的措施，增加了中共的自主决策权。然而，这件事却由于苏德战争，苏共不得不主动解散了“共产国际”而得以基本解决。毛决心利用这一有利形势，进一步摆脱苏共的控制，从而建立自主的、由他主导的领导体制。他在整风中大反 “教条主义”（ 实即共产国际路线），重点打击王明等“国际派”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措施。。
第三，树立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建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这点既是为打造自己独裁统治所必须，同时也是毛试图未来在中共内甚至在全中国人民心中铸造自己“政教合一”的“全能神” 形象所作的准备。在这方面，毛可谓又得天助，因为他赶上了中国全民抗日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因为抗日，蒋介石再次“容共”，中共合法化了；因为抗日，毛才有了在抗战后方大展拳脚的机会，中共得以空前壮大。这使他在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方面有了足够的本钱。也是他在整风中以“路线斗争”之名，毫不留情地清算党内政敌、最终降服所有对手的真正目的所在。
第四，彻底清除干部队伍中的知识分子自由主义习气，将他们改造成为毛主义驯服的钢铁工具。
在中共的队伍里，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仍然有很多大小知识分子，特别是随着毛在抗战初期推行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后，大批带着各色各样自由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涌入了毛的队伍。毛采取的是先让他们进来，再加以甄别、改造、处理的政策，让其转变为“无产阶彶战士”。整风就是这种“转换器”。毛决不让知识分子的思想作风影响他的队伍，他最钟情“工农兵”，大老粗，因为这些人头脑简单，动机单纯，还凶狠残忍，敢打敢杀，绝对服从命令。相反，知识分子总是有点自作聪明，凡事好问个为什么，天生地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结缘，在当时，五四运动时期流行的自由、民主、平等观念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还很有市场。毛知道，他不得不接收知识分子进入他的队伍，但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更为重要，他必须用马列主义改造知识分子，而决不能让知识分子“改造”他的队伍。整风的实质之一，就是要“整”掉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
此外，抗战以来，毛的党员队伍、战士队伍迅速发展，这些新成员虽然不都像知识分子那样必须加以改造，但对其进行严格的训练是必要的。现在的形势使得他有了充裕的时间来从事这一他认为最紧迫、最重要的工作。
二、与主要对手王明的较量：王明先胜后败
经过在延安几年来的苦心经营，在抗战之初，毛在中共内部的最高领导地位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党内几个主要对手博古（秦邦宪）、张闻天、张国焘、朱德、周恩来经过多轮较量，先后都败下阵来，甘拜下风了。不过，这种情况并不能使毛满意，如上文所述，这离他心目中的要求甚远。即使对于这几个在与他较量中败下阵来的政敌，毛在内心仍然不肯放过他们，毛认为他们虽然认输了，但对其“错误路线”尚未进行彻底的清算，还没有清除他们的“流毒”， 也没有触及他们的“灵魂”。这样，以后若有适宜的环境和气候，难保其不“翻案”或东山再起，而毛是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的。他喜欢“追穷寇”， 喜欢“打落水狗”，喜欢“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敌人，制服对手。
谁知，正当老对手们一个个被毛制服之后，抗战伊始，一个新的、更有力的对手出现了，那就是王明。王明，中共留苏派、国际派的首领，共产国际的宠儿。王明可谓少年得志，1931年，年仅26岁的王明就被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米夫看中，扶持其继任了李立三的中共总书记之职。但他刚刚干了九个月，就不得不去莫斯科避难，只好把这个宝座让给同伴博古，自己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去了。在莫斯科，他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亦步亦趋，唯命是从，甚得宠信。不久，王又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颇为得意。
1935年后，欧洲形势日趋紧张，日本也蠢蠢欲动，苏联面临西、东两面受敌的危境。斯大林重操列宁故伎，决心利用各国共产党充当捍卫苏联的工具。1935年7月，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作出了一个“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的最重要任务是建立人民反帝阵线”的决议。所谓“反帝人民阵线”，就是要求各国共产党暂时停止在本囯的造反夺权活动，转而积极投入反对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活动，以牵制、制衡这些国家可能对苏联的进攻。中共是这一战略最重要的一环，斯大林的中国战略是要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结成暂时的同盟，参与到国民党领导的全民抗日战争中去，目的是把日军牢牢地拖在中国抗战的泥潭里，使其无法进攻苏联，避免苏联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险境。
王明充分领会斯大林的战略意图，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王明立即拟好了一个以中共中央名义的《为抗日救国吿全体同胞书》，这便是后来所谓的中共《八一宣言》，成为经共产国际钦定的抗战时期中共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令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放心，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始终坚持“抗战必先反蒋、灭蒋”的方针。即使在《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传达到陕北之后，1935年12月中共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决议仍然定为：“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在1936年4月5日中共发表的有关宣言中，仍然呼喊“打倒汉奸卖国贼蒋介石”。后来又与野心家张学良勾结发动“西安事变”，试图杀蒋、分裂中国，挑起中国内乱。虽经斯大林直接干预，毛的阴谋没有得逞，然而对于不大听话的毛和中共中央不能不引起斯大林的忧虑。
七七抗战爆发后，斯大林决定派王明回国，以便不折不扣贯彻自己的战略思想。临行前斯氏召见王明，明确告诉他：“现在在中心是抗日，抗战结束后我们再打内战。”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乘飞机降落在延安的简易机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领导人全体到机场热烈欢迎。毛还与王明拥抱并热情地说道：“欢迎你给我们山沟里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当晚，中共中央设宴欢迎王明以及随同回国的陈云、康生、曾山，毛给王明欢迎致词，兴味盎然地说：“中国有句古话‘喜从天降’，今天王明同志乘飞机从天上回来，岂不就是‘喜从天降’？中国还有句成语叫‘饮水思源’，今天统一战线的成就，其本源是什么呢？那就是《八一宣言》。”
毛的表演颇有点像神话传说中那个吃人之前要大笑三声的魔鬼。这时，除了毛自己之外，谁也想不到不久的将来毛就要置王明于死地而后快。
十天后的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中共党史称之为“十二月会议”，拉开了毛、王之间较量的序幕。
王明在会上做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报告，其主旨是“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王明说：“现在的中心是抗日”， 接着不点名地批评了不久前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制定的假抗日、真夺权的方针，其重点指向毛所谓的“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路线”。毛所谓独立自主，实即阳奉阴违，大耍两面派，有利的服从，不利的不服从，甚至对着干。（笔者按，所谓“统一战线”只是中共的提法，从国民党来说，它只是容纳共产党参加政府领导的全民抗日。）又点名批评毛的坚定支持者刘少奇。王明认为，在抗日成为全国军民中心任务的形势下，过分强调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可能会破坏已经形成的国共合作局面，不利于抗战大局。而这个大局是高于一切的。王又提出：在抗战的条件下，不怕国民党的限制，要到国民政府中去立案，争取合法。他还批评中共（实指毛）对国民党的“根本改变”认识不够，对国民政府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这是王明在八一宣言中提出的概念）的作用、和国民革命军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军的作用估计不够。王明还反对“争取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提法，认为不要空喊领导权，不应该提谁领导谁，而是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 抗战。
从王明的讲话中，不仅体现了斯大林关于中国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是抗日的主旨，而且明确提出应该承认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中共应在这个“国防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真诚参加到全民抗战中去。既如此，再提争取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就是一个古怪的、违反逻辑的问题，因为事情明摆着，中共早已明确承认并愿意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之下共同抗日，中共的陕甘宁边区已作为国民政府的一个特区，中共的军队也只是全国抗日队伍中的一个部分，它还有什么资格奢谈什么争取“领导权”呢？然而共产“正统”理论认定自己是“最先进的阶级” 的政治代表，所以，它绝对不能承认自己为“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所领导。对于这一点，王明也只好退避三舍，转而提出含糊的“共同负责、共同领导”论。
这样看来，王明与毛的差距就明显了：王只知道遵循着斯大林的指示办，而毛则始终把打到国民党、推翻国民党放在第一位，把“抗战”只作为中共扩军备战为未来打倒国民党的幌子。
但王明的报告得到与会者的赞同，被一致通过。那些在洛川会议上与毛意见分歧者（包括周恩来）似乎又从王明的报告中寻找到了理论方向，又摇摆到毛的反对面去了。
面对不利的形势，毛泽东决定暂时忍让。他知道这时王明作为斯大林“钦差大臣”的风头正劲，更主要的是党内高层在深谋远虑、两面三刀、玩弄权术方面与自己差距太大，只能靠将来用事实纠正他们的幼稚无知和残存的“资产阶级”思想（好面子、充英雄，图虚名等）。因而在会上毛装聋作哑，无动于衷，不辩护，不争论，并装作拥护的样子，保持表面上的“团结”。
王明趁机扩大战果，在会上作出了准备召开中共七大的决定，并成立了大会筹委会。筹委会主任是毛，但王明任书记，会议决定由王明作七大的政治报告。按照中共惯例，上一届的党的领导人任筹委会主任是陈规，而作政治报告的才是新一届的领导人。照这种安排，王明接替毛任中共一把手似乎是无疑的了。
毛的地位岌岌可危了。
然而，久经战阵的毛临危不乱，在表面上一团和气的气氛掩护下，毛在暗中紧张地筹划着战胜、制服王明的策略。
他的第一招是让会议不作正式决议。会后只是让张闻天起草了一个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说会议“接受了国际的指示，检查了过去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一些经验教训，纠正了工作中的某些偏向，使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新的发展。”王明以为这已经反映他在中共领导层取得的胜利。然而毛知道，没有会议正式决议，这些东西都是不作数的。会后毛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一切指示、命令，仍然按照洛川会议的决议和他原来的布置办，王明的影响被消解于无形之中。
毛的第二招是，将王明支走离开党中央这个权力核心，让他去武汉当中共代表团团长与国民党打交道。
第三招是不设总书记，只由常委进行了重新分工。这表面上夺了毛的权，实际上给毛支走王明提供了方便。按常委分工，张闻天负责主持日常党务工作，毛负责军事，王明擅长统战，由他去跟国民党打交道。这倒很合王明的口味。然而谁都知道，毛是这种分工的最大受益者，他紧紧抓住了最重要的军权，为后来实行专权、制服王明和一切对手提供了保证。
毛的第四招是对王明的阵营进行了初步的分化瓦解，挖墙脚。很快，毛把康生拉了过去，康生也看岀了毛掌握实权，乐意投毛。毛对这位“肃反专家”委以重任，让其担任中共的“格克勃”—— 社会部部长。陈云不久也投入毛阵营，担任了有实权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曾山本与毛关系密切，自然也向毛靠拢。王明逐步变成了孤家寡人了。
王明被毛孤立是必然的，因为大家都看得出，中共中央全部的军、警、特的实权都掌握在毛手里。谁愿意投靠一个手无实权、只会夸夸其谈的“理论家”呢。只有王自己没有意识到这点。
王明在分工后就去到武汉，任中共驻国民政府代表团团长，内部职务是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任他的副手。王与周配合默契，与国民党方面的关系也很和谐协调。王明把在武汉的工作搞得风生水起，颇为自鸣得意。毛不动声色，把王（以及周恩来）在武汉所作所为作为他的“右倾机会主义”罪行牢记在案，后来在整风中被彻底清算。
王的失算还在于他离开延安。虽然名义上他与毛都是常委，是“平等” 的，但离开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也就离开了权力核心。毛盘踞在延安，又负责军事，自然成了事实上的中共负责人。王的离去还为毛对其阵营进行“策反”和 “倒王”活动提供了方便。
毛进一步施展手腕，在中共领导层内部开展了广泛的“统战”，任弼时、王稼祥、乃至周恩来都陆续倒向毛泽东。王明的后台是莫斯科，毛决心把王的这个后台夺过来。任弼时被毛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实际上是为毛游说；王稼祥和周恩来则是以去苏联治病治伤为由，也被赋予为毛说项的任务。这些人纷纷弃王投毛，从主观上讲是看到毛大权在握，从客观上说，是毛的假抗日、真扩张政策已见成效，中共根据地和军队、党组织获得大发展，使他们不得不佩服毛，从而决心跟着毛。
任弼时到达莫斯科后，先向共产国际作书面报告，后作口头汇报。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通过了肯定中共政策的《关于中共代表团的决议案》，称：“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正确的”。7月，王稼祥自称获得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头“圣谕”：“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中的问题要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解决。” 又说毛“是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导人，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领导人了。”
就是为了“传达”季氏这一“口信”，毛泽东特地召开了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关于中共代表团的决议”，以及季米特洛夫的口头“圣谕”。一锤定音，确立了毛在全党的最高领导地位。
毛泽东大获全胜。王明不得不俯首称臣。毛、王的第一轮较量于此落下帷幕。
后来一些中共和苏共党史专家对季氏这一口谕提出了质疑，认为是王稼祥与毛勾结的“阴谋诡计”，因为当时毛（还有任弼时参与）垄断了与莫斯科的通讯、通话权，如果毛与有关人员串通进行这种揑造，其他人是无法也不敢去查证的。论者还认为，共产国际6月正式讨论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没有提及的问题，一个月之后却由季氏个人提出，是不合情理、也不合组织程序的。
此种质疑有一定道理。不过笔者认为，可能不是完全“捏造”，因为王明还拥有苏联的朋友可为其打听真伪，毛可能还不敢完全无中生有进行捏造。但是，这显然不是代表共产国际的正式意见，也许只是季氏个人的一点看法，毛便把它提升为“圣旨”，为提升自己的地位张目。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这期间王明的老师、“伯乐”米夫在肃反中被斯大林当作“叛徒”处决了，季氏看斯大林眼色行事，这可能是他抛弃王明的一个原因，所以讲了那么一句话。毛便拉大旗作虎皮，拿鸡毛当令箭了。
经过不到一年的较量，王明就败下阵来了。这期间只有最初几个月他和周恩来合作愉快，配合默契，一度，王任书记周任副书记的中共中央长江局被党内人士称为“第二中央”。王有时并不听命于延安的毛中央，如，他敢于公开批评中共的晋察冀边区政府不经中央政府批准就擅自宣布成立；自拟了一份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的电文，而将毛的电文压下不用；有时则擅用中共中央名义对外发表谈话等等。这些都引起了毛的强烈不满。1938年3月，毛以中央名义将王明召回延安，拆散了他与周恩来的合作。
王明回延安后想挿手军队，这更不为毛所容，毛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严把“铁门”，王明得不到任何与军队有关的职务。
毛在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撤消了长江局，另成立南方局，设在重庆，由周恩来任书记，主持与国民党的联络、统战工作，取代了王明。王明被毛架空，调任徙有空名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并被“圈禁”在延安，自此，他再也无法离开毛的视线自由行动（只在1939年9月参加国民参政会去过一次重庆）。这期间毛任命王明担负几个职务：中共中央统战部长（这是个延安最冷的衙门），南方工作委员会主任（实际工作由周恩来在重庆的南方局担当了），东北工作委员会主任（因东北抗联已被日军消灭，已无事可干）。后又让他担任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兼中国女子大学校长。这本身已是对王明的羞辱，可王明凭借这个职务还可抛头露面，又掌握了一个叫《中国妇女》的刊物，可以在上面发表文章。毛于是干脆将女子大学并入延安大学，《中国妇女》杂志也被撤消，王明无事可干了。实际上成了由毛监视居住的可疑分子，成了踯躅于延安街头的“多余的人”。
眼看自己一败涂地，王明只得服输了。这时他作出了一个“能屈能伸”的决定，对毛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策略转变，由原来的对抗变为对毛大吹大擂，大颂大拥。1940年间，王明亲自撰写了包括《学习毛泽东》在内的两篇文章，对毛极尽谄媚吹捧之能事，称毛为“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伟大战略家”，后来又加上一顶“伟大理论家”。 送给毛这一顶“伟大理论家” 的帽子，表明王确实愿对毛俯首称臣了，因为留苏派一贯以马列主义的正统自居，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的“守护神”， 瞧不起毛的“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如今作为留苏派首领的王明连这个阵地也不要了，送给毛泽东了，表明他确已服输，或者不顾原则地向毛“投怀送抱”。
面对王明这种表演，毛在内心虽不为所动，但他也想进一步看看王明葫芦里卖什么药，于是表面上放松对王明的限制，还让他发挥“理论特长”去各学校、各单位宣讲马克思主义。王明抓住这一机会，在为毛吹捧的同时，大肆炫耀他的“理论家”本领。据说王明口才极佳，口若悬河，往往几小时不用讲稿，滔滔不绝，条理分明，出口成章。王明的才华获得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的由衷赞叹，被称为“天才”，“活马列主义”。有时一场演讲下来获得数十次掌声。王明的出彩使毛本来拙劣的口才更形见绌，引起毛的极大忌恨，立即下令终止了王的一切活动，并在上层开展了一场以王明为主要靶子的讨伐运动——在政治局内开展对“左倾机会主义”、 “右倾机会主义”、 “教条主义”的批判，为即将开展整风运动对留苏派进行清算作准备。
1941年5月，毛泽东的整风正式拉开了序幕，当年5月和次年2月毛为整风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报告中，开始了对留苏派——又称“国际派”、后来毛正式命名为“教条主义宗派”——展开了猛烈攻势。由于留苏派都是知识分子，而毛这次运动要整肃的也是知识分子，所以他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所有知识分子。在报告中他称知识分子“－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是“最无知识的人。”其中又特别给以王明为首的留苏派加上“洋教条”的罪名，指留苏派是“言必称希腊的留声机”，对中国的过去、现在“一团漆黑”，是“连猪狗都不如的蠢货”。而且“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有什么用途呢？”——这些毛式语言由于太过粗鄙，在收进《毛选》自然都删去了。
后来有熟悉中共内情的学者总括说：从表面上看，毛确实没有什么过人之处，貌不惊人，才不压众，语言粗鄙乏味，面目邋遢可憎，具体讲，其口才不及王明，学问不及张国焘，管理不如刘少奇，外交不如周恩来，军事不如林彪。不过从总的方面看，这些人却都不及毛泽东，因而他们最终一个个都败在毛的手下，或死或囚，或外逃，或转而成为毛的忠实奴仆。细细探究，原因在于上述所有人在玩弄权术、阴谋诡计、脸厚心黑、卑鄙无耻方面都不及毛，如王明，就缺乏毛的阴险毒辣和痞气；张国焘缺少毛的狡诈油滑和权谋机变；周恩来缺乏毛的“王者”胆量和霸气；刘少奇缺欠厚黑和圆滑；林彪只一军事人才，不具备红色国君必备的下三滥资质；博古和张闻天则还残存一些知识分子气质……看来，如果当年蒋介石真的把毛泽东抓起来干掉了，中共的结局还真的不好说，延安恐无人能取代毛，难免陷入群龙无首的内讧和互相倾轧之中……
三、王明死里逃生，众大臣一网成擒
毛的整风——“打扫后院，整理内部”的运动目标是明确的，简单讲就是要把整个共产党打造成他的驯服工具。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树立一个要达到的标杆和榜样，毛已找到这个榜样，那就是苏共的斯大林。他要成为中共的斯大林。为此毛又发现斯氏主持编造的党内教材《联共（布）党史简要读本》是以斯氏划线的党内“路线斗争“史，是一本极佳的斯大林成功之路的记录，完全可以拿来仿效，为我所用。只要按照这本教材统－全党的思想，把其中的斯大林变作毛泽东就行了。因之毛对《读本》赞不绝口，钦定为干部必读书，高校必修课，并定为整风运动的指导读物。
当然，中国的具体情况终究与苏联有些不同，故此他又提出马列主义“中国化” 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将斯大林主义中国化，或者说将他的“毛思想”作为中国的斯大林主义。于是他决定根据斯大林的套路，构建以他划线的中共“路线斗争史”，为此，毛要编－套以中共秘密文件为蓝本的党内文件汇编，将它命名为《六大以来》，收集了从1928年6月中共六大以后至1941年11月党内的秘密文件、文章共519篇，共约280万字。其中以毛自己的55篇文章为核心，其他文章、文件均为从反面衬托毛的一贯英明、正确的“旁证”，大致囊括了“国际教条主义”（留苏派）和国内“经验主义” （ 周恩来为首）的代表作。另外还收进了刘少奇的四篇文章，作为毛的文章的补充，算是特别眷顾，也作为要将刘提为二把手的暗示
当然，毛编这套文集不会是照本宣科、照原样收彔，他是“选编”， 只 取其“所需”。比如他自己的东西，凡那些有“右倾”嫌疑的都不收，如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论新阶段》就不收，给蒋介石的电、信当然也不能收。反之，对立面的文章、文件也一律取其所需，断章取义，有的还改变了原作时间。这样，路线斗争的特色就鲜明了。任弼时、胡乔木、王首道等协助毛进行具体的选编工作。
文集在1941年6月编好了上册，立即作为整风的学习资料下发，让大家作为批判和对号入座的样扳。1941年12月又编好了下册。于是轰轰烈烈的、长达几年的整风运动就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学习、批判、斗争的源泉，整风的积极分子们也就大有用武之地了。
按照毛的说法，整风的重点是整党内两个“宗派”：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宗派”和以周恩来为首的“经验主义宗派”。由于1943年7月之前周还在重庆无法回来参加整风，所以毛决定先拿“教条主义宗派”开刀。按毛划线，在毛掌权之前中共几届领导人如王明、博古、张闻天、李立三、王稼祥等都划属于这个“宗派”（即共产国际派）。而这个“教条主义宗派”的头目、便是对毛最具现实威胁的王明，所以王是整治的重中之重。但其他的已经臣服的、或已无任何威胁的“死老虎”也要清算，要将其彻底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以防其死灰复燃。
毛在政治局会议最早放出关于中共历史上路线斗争的试探气球是1940年12月，他在会上说：在中央苏区的苏维埃后期党中央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此说立刻在“国际派”内部激起了震动，因为当时当权的都是那些国际派，他们一听到毛要清算这笔旧账，便有些慌了，于是开始互相推诿，王明说自己后来去莫斯科去了，把责任推博古；博古则推给张闻天，.....看到国际派自乱阵脚，毛暗自庆幸，知道他们各怀鬼胎，不堪一击。同时加紧编辑那本《六大以来》，以便让这些企图蒙混过关的国际派们在整风中一个个现出原形，将其彻底击垮。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的政治局开会整风，是毛正式向“教条主义宗派宣战”的第一场攻坚战，并且大获全胜。已经分崩离析的留苏派们，互相撕咬，只有招架之功，已无还手之力。随着捡举揭发的深入，这些留苏派自爆了一个大冷门：原来当时由米夫指定的中共中央六届政治局常委们本身尚不是中央委员。所以当时曾决定到了中央苏区后，要在多数政治局成员在场的情况下向大家作出说明，补办选举手续。但是，这些人到了中央苏区之后害怕遭到否決，失去权力，便没有作出这种说明，更沒有补选。他们集体隐瞒这件事。这样，严格说这些国际派就都是不合法的“冒牌货”。这让毛太开心了。毛对他们又加以“区别对待”，如张闻天认错态度较好，受到毛的“表扬”鼓励，而博古则被冠以“篡党”的大罪，据王明回忆说：毛“疾言厉色”威胁博古：若不好好检讨，将被逮捕枪毙！博古吓得哭了一夜，做好了死的准备，后被迫写了详尽的认罪材料，才获毛赦免。
其实毛的主要打击对象是王明，打击博古主要是镇慑王明。毛在会上宣布剥夺王明所有职务。又将张闻天的宣传部长转让给凯丰（何克全），并让囯际派进一歩互相揭发相互嘶咬，以加剧其内部矛盾。国际派很快瓦解了。毛泽东笑了。
国际派没有什么抵抗能力了，眼看毛对国际派大获全胜。可谁知毛一时不慎，又将王明这个已经投降的对手激活了，从而又弄出一场闹剧。
事情的起因是：1941年10月4日，毛收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向毛质问：中共采取什么行动打击日本，以阻止日本从东面夹击苏联......电报列举了15个问题，个个尖锐，不容回避。毛一时未想好茹何作答。他想起能言善辩的王明，心想不如叫王来作答。于是毛把此电报交给了王明，要他作出答复初稿供讨论。
孰知王明一看，季氏之言正合己意！且季氏言辞尖锐。气势汹汹，知道国际和斯大林对毛不满已有时日了。有了这个底，王明一下就变了，他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东山再起，与毛再斗个输赢。经过考虑，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直抒己见，认定目前毛对日、对国民党的政策是错误的，王明说：“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的全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太左。”“从1937年12月会议之前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之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
毛闻言大惊！原以为这个手下败将是真心向他投降了，臣服了，谁知说变就变，完全暴露了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真面目。毛于是当场反驳，说中央本来等待他进一步交待在长江局工作期间的错误，谁知他不但不知错悔改，反而又反攻倒算。接着毛便逐条数落王的错误和罪行，“第一是轻信国民党......”
经过毛一番针锋相对的驳斥，政治局委员们权衡利弊，倒向了毛的一边，多数人附和毛，批评王。但此时王已经豁出去了，坚决不肯认错，并声称要将“官司”打到共产国际，大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之意。
毛知道，官司真的要打到共产国际，对他来说是凶多吉少。他知道王明有办法跟共产国际联络，共产国际会偏向王明。他真后悔低估这个王明了。这时，毛一方面要设法阻止王明向国际告状，另方面要寻觅能制服王明的途径。一想起这些毛止不住怒火中烧，他发泄不满的方法除了正面与王明辩论以外，还在背后写骂王明的文章，大概有些话不好公开讲，便在笔底骂，连同曾经与王明配合工作的周恩来一起骂，一共写了九篇。但仔细一想，还是没有将这些骂人文章公开，只给了少数几个人看。但他仍然把它们当作宝贝一样珍藏起来。直到他死前一个月还让人给他读。可见他对王明等人的仇恨之刻骨铭心。
可不久，王明突然重病住院了，无法与毛打这场官司了。
王明究竟因何得病住院，这事还真难以考证，据王自己说他是被毛投毒病倒住院的。王说：他前一段时间每天去毛家里吃一餐饭（两人如此仇视，为何还去毛处吃饭？），于是“胃由于大量失血变得极不正常，头晕得利害，心脏虚弱。医生诊断说：症状很像中毒。”
王明住进医院。毛立即在政治局开展对王明大规模的“背靠背”批判，发动一切力量揭发、批判王明，为此毛暂时放过博古和张闻天，把他们拉拢进来批王明。批判的材料和发言不断往医院里的王明送。还于1943年11月1日由李富春主持搞了一场专门批判王明的大会（王从1941年10月住送医院之后，不参加任何会议）。
1942年3月，在入住医院4个多月后，王明准备出院，试图继续与毛大战三百合。他拒不接受毛给他的狂轰滥炸，不但不认罪，还反过来指责毛“反对苏共和苏联，反对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制造毛泽东主义，建立个人党内专制和个人军事独裁。”极度偾怒之下，王明还赋诗明志曰：
“自是凛然争气节，独逢乱谄不低头......”
可是他出不了医院了。王明的主治医生金大夫告诉他必须继续住院，而且还要给他做“拔牙、割痔疮、割扁桃体” 三大手术，这后两个手术在当时延安的条件下都属危险性很大的“大手术”。后由于其他医生的反对而作罢。3月13日，王明再次要求出院，金大夫当即给他服了一片药，“十三日服一片即头晕，十四日服二片，即呕吐头晕，肝剧痛，脾肿大，心区痛”。“三月十五日（金）又叫病人吃一片”，“第二天诊断就发现（病人）急性胆囊炎及肝炎，肝肿大”。（ 以上及下文的引文均出自1943年7月延安医生给王明会诊产生的《对王明同志病过去诊断与治疗的总结》，此文后作为中共高度保密文件。参见张戎毛传第24节。）
后来会诊的医生问及金大夫拿给王明吃的究竟是什么药物？因为“药是由金主任直接拿给王明同志的，没有第三人证明，也没有药方。”金的回答“含糊不清”。但会诊总结确定：“服此药后病人的中毒症状与某些药品中毒症状是相同的，如砒霜制剂。”
王明只得继续留医。后来金大夫又给他开了大量剂的甘汞加小苏打。这是有名的禁忌配方，因为它会产生升汞，使服用者汞中毒。金给的剂量 “足以引起数人中毒或致死”。但王明为什么没有“致死”呢？原来这时王明及其妻孟庆树已怀疑金是有意下毒，把金给的药背后扔掉了，却把药方暗中保留下来。
这位金大夫是什么人呢？据另一部“毛传”介绍，此人叫金茂岳，原是国民党派去给延安老百姓治病的红十字医疗队的医生。中共说该医疗队在治病时“下毒“，医疗队被赶走，金因是妇产科和小儿科专家，被共产党留下来，专门为中共高干服务。金给王明治病是“特殊任务”，由毛泽东直接掌控，金只对毛负责。
1942年6月，延安来了新履职的苏联络员孙平（即俄文的弗拉迪米洛夫，张戎毛传中称其为孙平，是其中文名字），同来的还有苏军情报局的大夫阿洛夫，以及一名电台服务员。孙平级别很高，可直接发电报与斯大林联系。
这时金茂岳已停止了对王明的下毒，但王明的身体已受到严重损伤。1943年初，王明病情恶化，延安的医生和阿洛夫大夫一致建议送他去国民党统治区或者去苏联去医治。但毛拒绝让王明走。为了能去莫斯科治病，王明向孙平口授了一份直呈斯大林的长篇电文，内容提到“毛的许多反苏反共罪行”，最后“请求是否可能派飞机接我去莫斯科治病，届时我将向共产国际领导汇报毛泽东罪恶的详情。”
毛获悉王明向莫斯科告状，立即发出了一份电文反告王明。但季米特洛夫仍然回电答复王明说：“我们将派飞机接你来莫斯科。”
1943年2月12日，金茂岳再次给王明开出致命的甘汞加小苏打。一星期后，又开出单宁酸给王明灌肠，浓度高到“有严重危险”（会诊总结）。这次王明既没有吃药，也没有灌肠，而是把处方留起来作为对方罪证。
3月22日，王明向孙平报告毛对他下毒，并把金茂岳的处方交到阿洛夫大夫手上。孙平随即用电台报告莫斯科。莫斯科回电称处方将“导致慢性中毒”，“严重时死亡”。王明将处方抄件交到了延安医疗负责人傅连璋手上。在孙平的直接干预下，包括傅在内的延安的医生于当年七月对王明进行了一次联合会诊，会诊结果产生的《总结》肯定了王明在治疗过程中有“中毒症状”。
毛泽东感到了事情败露的威胁，不过他早就准备好了退路和替罪羊，那就是金大夫。据孙平的日记记载：3月28日，江青“突然来拜访我”，“她长篇大论地对我谈金大夫如何如何不可靠，说也许他是个特务。”
但这只是毛的预案，是最坏时的打算。重要的是必须阻止王明离开延安，只要王明在掌握之中，就一切危险都不会发生。
这一点毛泽东做到了。季米特洛夫原来的打算是，趁送毛的长子岸英回国之便，将王明接回莫斯科。可按当时的规定，飞机能否到延安，以及乘飞机进出去延安的人，都要经过蒋介石的批准。于是毛通过周恩来告诉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蒋不同意王明离开延安。但据当时也在重庆的林彪告诉潘友新：周根本没有向国民党提出让王明离开延安的请求，原因是毛不让提出这一要求。
当季氏得知这一切之后，也采取了对策：原来打好行装回国的毛岸英在临行前被留下来。莫斯科的意图很明显：你放王明，我们才放毛岸英。
可是，从来都把自己的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毛，并不因为父子之情就坏了他的政治大计，他坚决不肯放走王明。孙平写道：“医生们受命说王明的病使他坐不了飞机。”同年8月和10月先后有两架来往延安和莫斯科的飞机，王明眼看它们飞来又飞走了。
不久，王明被勒令出院参加整风，接受批判斗争。此时共产国际已于1943年5月解散，王明失去了“后台”， 只得遵命。在王明住院的一年八个月的时间里，毛已做足了批判王明的文章，早已将王明批倒批臭，王明已成为政治麻风病患者，过街老鼠，人人见了唯恐避之不及。没有任何人敢接触他，更不敢支持他的观点。王明除了挨批、挨骂，就是躺在床上哀叹：毛泽东太厉害了，他是睚眦必报呀！
终于，王明知道自己不是毛的对手，他现在跳不出毛的掌心，继续顽抗下去，身败名裂不说，可能小命难保。于是再次选择了妥协、投降，承认了加给他的一切罪名。1943年12月28日，毛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出了一份《关于王明、博古宗派主义的指示》的文件，将王明问题的性质定为“反党”，其主要罪名有四条：一是反对毛的《论持久战》；二是迷信国民党；三是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四是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
王明己成了“死老虎”， 这时，又有一个重量级“宗派首领”赶来领罪了，那就是周恩来。于是，人们将斗争矛头转移到周恩来身上。
周恩来的头衔是“经验主义宗派”首领，其“地位”仅次于王明。这其实是很冤枉的，因为周早就站到毛的路线上来，与王明划清了界线。1939年9月周去莫斯科治疗骑马摔伤的左手，就在莫斯科积极为毛游说，宣传毛的政策路线的巨大成就，并且与共产国际路线的“一致性”，还直言毛“必须被选为总书记”。其后周积极、忠实地执行毛的路线，配合毛的工作，比如在皖南事变中周就成为毛的有力助手，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可惜，毛是个只会记仇、不会记恩的角色，他耿耿于怀的是周曾经充当他的上司的时候给过他难堪；在洛川会议上与他“唱反调”；在长江局时与王明配合默契搞“右倾投降主义”。毛决定要将他这个“土宗派”首领与王明那个“洋宗派”首领牢牢地捆绑在一起清算示众。
毛封给周这个“经验主义宗派头子”的头衔，更有“擒贼先擒王”之意。毛所谓的“经验主义宗派”，其实就是指在国共武装斗争中培养起来的各级将领、各路掌军权的“诸侯”，他们如今都是中共的地方实权派。周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职务，是这些人的总头目，总上司，周在这些人之中拥有很高的威望和号召力。毛如今把这些人通通划归于“经验主义宗派”名下，把周作为他们的首领、“代表”，“擒贼先擒王”，毛知道周肯定会臣服。周这样做了，其他人也就跟进了。所以必须先把周恩来这个“王”整得服服帖帖。
延安整风开展了相当长的时间，周仍呆在重庆。原来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为了与中共联系方便，不许周离开重庆。这使本来就不愿回延安参加整风的周有了合法的借口。毛对此只有暂时忍耐，决定不打草惊蛇，基本上不向周通报运动的情况。但从1942年2月21日起，毛开始向周通报运动简况，说明毛改变策略，决心促使周尽早回延安参加整风。
直到1943年6月，周才得到回延安的许可。这一段时间，周的内心世界肯定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为他知道毛式运动的实情，他知道自己在运动中肯定会挨整，问题是毛要整到什么程度，自已能否过关，他没有底。经过反复斟酌，周决定仍然拿出他对待毛泽东一贯的老办法：顺从、吹捧、祈求原谅。一切为了能顺利“过关”。
周决定主动投毛之好，先为毛歌功颂德，献媚表忠，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周想，自己这样奴颜婢膝事毛，大概总能得到毛的宽恕吧。
1943年4月，在重庆的周恩来亲自撰写了一篇叫做《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的文章，搜索枯肠对毛赞美道：“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博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
可是，周的良苦用心还是落空了，毛并没有因为他的献媚、讨好、“效忠”而给他好脸色，更不会放过他。己经获准回延安的周，因为要处理一些未决之事，需要在西安等地逗留一些时日，可毛已经显得不耐烦了，6月15日，毛给周发出一封措词罕见的电报：
“成都、西安两地望勿耽搁，一则求速，二则避嫌。”
这“避嫌”一词，露骨地表达了毛对周的威胁，同时也表现他对周的仇恨、不信任。本来，像周这种长期代表全党与国民党打交道的人物，毛应是充分信任的，可他故意说周仍有 “魏延” 之嫌。毛当然知道，周要背叛，在重庆岂不易如反掌？何须等待今天。毛出此恶言，其实只表达了他将要整肃周而已。可是事到如今，周已毫无办法，只有主动“避嫌”，听候挨整而已。这也就说明了，此前自已主动向毛的表忠、示好，毫无效用。
周只好快马加鞭，于7月16日偕同邓颖超和林彪回到延安。
毛在表面上装作欢迎他的回归。但想不到冷不防又冒出一句雷霆万钧之语：
“不要身在曹营心在汉！”
这是一句更加露骨、更加恶毒的咒语，是毛对周不加掩饰的威胁。就这一句，应该使周几个月夜不成寐，食不甘味。
可是周究竟是一个久经战阵之人，他与毛打交道也不是一次两次，一年半载。冷静下来之后，周决定转守为攻：高举“白旗”，主动向毛投降、靠拢。
8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为周举行欢迎宴会（这不由使人想起几年前毛为王明回国举行的欢迎宴会）。周决定借机再次向毛主动示好，凭着他多年来在政治角力场上练就的厚黑功夫，当面对毛进行毫不掩饰的阿谀、吹捧，以图赢得到毛的原谅、宽容：
“……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
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有）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路线！……”
面对周恩来如此奴颜婢膝献媚取宠，毛大概在心里窃笑：难道就凭你这点表演，这点小聪明，就想蒙混过关吗？.....周恩来的“故事”太多了，“内容”太丰富了，多年就想来一次总清算，但未能如愿，这一次休想再蒙混过关！
毛不是不知道，周早已对他臣服、顺从，实际上周也没有王明那样有“篡位”的野心，对他并不构成威胁。而且，他也欣赏周的才干，周负责的统战工作非常出色，在党内无人可替代，在某种程度上说，他离不开周恩来的辅弼。
但是，惟其如此，毛认为更要对周严加约束，时时敲打，对其保持高压态势。因为周懂得的历史内幕太多了，并且在党内有很广的人脉，有很高的人望。对这种功高震主之人，如果不能除掉、灭口，就要使之成为最忠顺的奴才、仆役。所以，即使知道周没有野心，也要不断对其保持高压，让他时时牢记人臣之道。
9月7日，毛以整风总学委主任的身份宣告整风运动进入新的阶段，也就是“歼灭” 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宗派”和周恩来为首的“经验主义宗派” 的最后战役。这里顺便交待－下这个总学委：总学习委员会。这是毛为整风设立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它于1942年6月2日成立，毛自任主任，康生为副主任兼秘书长，下设混编的十个由高干负责的学习组。总学委有权决定整风的有关政策、任务，有权查阅任何人的学习笔记和相关资料。总学委成立后，实际上取代了政治局，成为毛新的专政工具。毛命“肃反专家”康生任总学委副主任，康生便成了人见人怕的排在毛之后延安的第二位实权人物。康生（原名赵容）曾任顾顺章之后的共特科负责人，又到苏联学得了“克格勃”全套本领，如今被赋予延安整风的生杀予夺大权，这一任命令那些略知康氏底细的大小干部们不寒而栗。
刘少奇到达延安后，受封为二把手，总学委也调整，刘兼任总学委副主任，排在康生之前。胡乔木任秘书长。不久，整风转入“审干”、“锄奸” 阶段，又成立了由刘任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的“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从此，刘少奇、康生成了毛的左膀右臂，一个（刘）负责幕后策划，一个（康）负责前线指挥，掀起了一阵阵腥风血雨。
鉴于王明己经臣服，所以这个最后战役实际上主要“收拾” 周恩来。
从9月7日开始，毛开始了他又－轮马拉松式政治局会议。9月13日，毛亲自披挂上阵，他先批王明，然后重点转向周恩来，其“语气尖刻、激烈，带有浓烈宣泄感情色彩。”（有关周的引文皆出自中共中央研究室的《周恩来传》，下同）算是给了周一个下马威。
早有准备的周恩来立即主动配合，在会作了概括性的初步检查。系统地批判自己自六大以来历次反毛、反毛路线的思想和言行。
这当然不会令毛满意，只能算是“开场白”、序幕。接下来，毛宣布要集中学习三个月，主要批判周的经验主义宗派。自此，周陷入了无穷无尽、反反复复、自泼污水、自打嘴巴的尴尬境地，同时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攻击、诬蔑、谩骂和羞辱。
不过这个周恩来的“抗打击力” 特強，也确实有能耐，接下来他演出的高潮是，以五万字的检查提纲，连接作了五天的“检查报告”。
想一想吧，检查的“提纲”就达五万字！它的内容有多少万字？接连五天的检查检讨，一个人自编自导唱独角戏，那要多少东西来讲？要多少词语来骂自己？不过这难不倒周这个“才子”，他知道，越讲得多，自我辱骂、自我蹧踏得越彻底，毛就越高兴，也才能表现自己改过自新、脱胎换骨的诚意。他从欧洲回国讲起，整整二十年，以时间为经，“故事”为纬，重点则是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到此次整风之前的种种问题，种种错误和罪过，毫不留情地痛骂自己，深挖自己，自煽嘴巴，自撕脸皮。他承认自己“犯了极大罪过”，充当王明的“帮凶”，说他在中共中央任职是“篡党篡政篡军”，又说自己本来没有什么能耐，却具有“奴性”，人格“猥琐”......完全顾不得面子，斯文扫地了。好不容易自我作践完了，转而却气宇轩昂地为毛唱赞歌，称毛从自己及其他人手中夺权是“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也挽救了他周恩来......
尽管已经如此“猥琐”，如此可怜了，毛却仍然不肯放过他。在毛式运动中，这类检讨永远是“不深刻、不全面、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的，所以，检查和检讨必须反复、无休止地进行，批判也要无休无止地跟进，而且要越批越狠，越批越毒，不断“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否则，参加批判之人就有“斗争性不强”、“同情被斗者”，甚至被指为“内奸” 的可能。
原中共中央研究室《周恩来传》组长、中共党史学者高谦文在其《晚年周恩来》中对周在延安整风中的遭遇有一段概括性的描写：
“在高干整风期间，是周恩来政治生涯中最难捱的日子。他被作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主义的帮凶’在党内领导层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斗争。历时之久，火药味之浓，都是在以往的党内斗争中从来未经历过的。其中不少用语，诸如‘篡党’、‘篡军’、‘帮凶’等等，完全和二十年后文革中所使用的语言如出一辙，甚至被威胁开除出党。”
其实，周面临的绝不只是“开除出党”的威胁，而是坐牢、杀头的威胁。这时整风运动已进入“抢救”阶段，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四川省地下党已被打成“特务集团”，经他推荐、提拔的大批中共干部都被打成了特务、叛徒，有的已经被枪毙或者自杀，周恩来随时有可能被冠以“特务头子”、“叛徒首领”的罪名打入黑牢，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他头上寒光闪闪。
为了突出重点，惩治首恶，为了批周，毛对其他次要人员网开一面，让他们反戈一击，在批周中戴罪立功。
除了毛本人上阵以外，刘少奇是批周的二号杀手，据说刘的攻击“尖锐、严厉、分量重”。其他如康生、张闻天、任弼时、王稼祥、彭真等人，亦在批斗周恩来的斗争中有卓越的表现。（所有的大员都要在运动互相检举揭发，互相批斗，这是毛的策略，故而在中共党内始终形不成反毛的统一战线。）
这时的周恩来仿佛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前面是无尽黑暗的隧道，看不到一丝光明。他不知道毛究竟要怎样处置自已，他也不敢想象以后的事。死，当然可怕，但对于周来说，政治上、名誉上的毁灭更可怕，特别是这种毁灭完全是出于卑鄙的诬陷......当然，周毕竟是政治上的老油子了，他早已知道“政治”的黑暗、龌龊，自己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也就无怨无悔了。
面对无穷无尽的折磨，再坚強的周恩来也一度落泪，黯然神伤。据司马璐在其《历史的见证》的回忆录中说，周曾向毛泽东下跪，说：“主席确是中国革命的皇帝。”恳求“放过一马”。后来在中共官方出版的周恩来传中，周只是含蓄地表达了他对延安整风的一点感想：“经过几年的教育，对毛泽东的领导确是是心悦诚服地信服”了。党性那么强的周，除此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可这时又应了那句“天无绝人之路”的老话，就在周自己感到绝望、看不到出路的时候，突然“贵人”降临了。这贵人就是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最终靠着斯氏、季氏的干预，周恩来和王明才得以脱离苦海，重获“解放”。
前面讲到，病中的王明曾通过苏联派驻延安的联络员的电台向共产国际申诉自己被毛下毒陷害，请求国际援助。季米特洛夫不忘旧情，曾两次派飞机欲接王明去莫斯科治病，但都为毛所阻。这时共产国际虽已解散，但季氏仍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也依然听从莫斯科指挥。面对毛的踞傲无礼，季氏曾一度放弃干预，他无奈地告诉王明：“你们党内的事，你们自己解决吧，我这儿是鞭长莫及。”
然而过了不久，大概季氏于心不甘，也于心不忍，把这事捅到了斯大林面前。“大老板”终于心动，1943年12月23日，斯大林亲自授权季氏给毛发了一份不同寻常的电报，电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一句话，说毛的长子岸英“我刚刚把他送进军政学院”。岸英本来说好就要回国的，现在却无头无脑说把他继续留在苏联，这显然是告诉毛：你的儿子已成为我们的人质了！
电文的第二部分，是“关于政治问题”，这才是其实质部分，电报原文如下：
“不言而喻，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它过去的领导人谁也不能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出于个人友谊，我不能不对您说，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令我担忧。您知道，从1935年起，我一直密切注视而且常常直接研究中国事务。根据我了解的一切，.....我认为，现在进行的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他们是由于执行共产国际倡导的民族统战政策而被指控，似乎他们因此而把党引向分裂。像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不应该开除出党，而应该保留他们，并为了党的事业充分使用他们。我担心一部分党的干部中存在对苏联的不健康情绪。我也觉得，康生的作用令人怀疑。那些像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团结党的正确措施，康生及其机构是通过那些不正常的形式来实现的，这些形式只能煽动互相间的怀疑，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强烈不满，帮助敌人瓦解党。”
当毛初看到这份由孙平翻译的电文时，不觉勃然大怒，他拿起纸笔一挥而就，针对季氏来电进行逐条反驳，根本否认季氏的指责：“我们并没有削弱对日斗争，恰恰相反......”“我们跟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意思，周恩来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王明一直在从事着各种反党活动......”“康生是可靠的”，等等，等等。并将其作为回复发给季氏。
但是，当毛冷静下来以后，便对自己的做法后悔了。他意识到这是斯大林亲自授权的电文，是对他直言不讳的警告。他仿佛看到了斯氏那深邃莫测的眼神，自己那些雕虫小技的辩词，能骗过这位诡计大师吗？当然，毛想到，斯氏制造党内斗争冤案比他厉害得多，毒辣得多，他杀了那么多“亲密战友”，而他只是整了一下周恩来和王明，他们还完好无损，斯氏却不能容忍了。这就是中国人说的“只准自己放火，不准别人点灯”。但是有什么办法，谁叫他是世界共产党的大老板呢？谁叫他手里握着自己的命运呢......
毛越想越不对劲，立即去找孙平，问那份电报是否已经发出？如尚未发出，“一定要改变里面的内容。”
可是电报已经发出去了。毛无法，只得立即再给季氏发去一电以为补救。时隔一天，两封内容、口气迥异的电报发给同一个人，在后一封电报中，毛一下子又变成了一只温顺的绵羊：
“我真诚地感谢您给我的指示，我将深入研究，坚决贯彻执行。”
“关于党内问题，我们的目标是团结。对王明也是这个政策。”
“我请求您放心，您的一切思想、一切感情都紧贴着我们的心。”
......
毛还行动起来。立即去拜访苏方在延安的各类人员，努力表示友好。（1944年）1月4日，毛破例地请孙平去看京戏，“见面后一句客套话也没有就马上谈起他对苏联、对斯大林的尊重，还说他真诚地尊重在苏联受过教育或工作过的老同志。”第二天，又来拜访（孙平），联络感情；6日，毛设宴招待在延安的苏联人，席间，“一切都礼仪周全，友好备至，甚至带巴结性。”7日，毛与孙平谈起王明，口气已经大变，似乎要与王恢复“友善”（引文均为孙平《日记》原文）
就这样，王明和周恩来都奇迹般地“获救”了。
这时，季氏也给王明来电，要求王明对毛妥协。王明经此九死一生的煎熬，也不得不退让求和，表面上表示服从毛和中央的批判，算是被“降服”了。
臣服了王明、周恩来这两大“宗派头头”，剩下最让毛挂心的就是他那些手握军权、战斗在第一线的各路将领了。古今中外的一切统治着，对军队的控制都是第一位的大事，而且，“将在外，君临有所不受”是得到公认的合乎情理的传统。所以，如何防备在外统领大军的将领独行其是，甚至暗中反叛，是一切君王的重中之重，无疑也是毛要借整风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毛的对策是，首先，他的各路将领陆续集中到延安来参加整风，在他看来，这远比作战更为重要。
总司令朱德实际上长期驻留在延安。
四方面军的主要将领徐向前1940年夏天就奉召到延安，参加整风全过程。
聂荣臻、刘伯承1943年9月以后参加政治局高层整风。
陈毅1943年11月离开军队，1944年3月初到达延安参加整风。
林彪随周恩来于1943年7月回到延安。
其他如叶剑英、贺龙、谭政、肖劲光等主要军事领导早就编入第一轮的各个高干学习班，并分任副组长。
毛把这些主要将领归属于“经验宗派” 进行重新洗脑，但在做法上与对周恩来完全不同，对这些军头主要是“正面教育”， 以拉为主。除了笼络旧有将领，毛还提拔了不少新的少壮派新人，如彭真、薄一波、陶铸、邓小平；随着刘少奇地位的陡升，刘的北方局人马也得到重用，刘澜涛、林枫、安子文、黄敬、胡锡奎、林铁、姚依林等，都成为整风中的积极分子，被当做新的依靠力量，成为毛新的权力支柱。
除了要求各路将领参加高层整风之外，毛还叫王稼祥、王若飞在1943年7月15日起草了一份主要针对军亊将领的叫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的文件，内中特别提到手握军权在外的军队领导人“不得在政治上搞自由主义”，“在组织上搞独立王国”，并警告他们要吸取“张国焘身败名裂的教训”。这份文件成为军队高层整风、学习的纲领性文件。
当然，毛知道，仅有警告和规劝是不够的，必须拿出一个有足够影响力的军中人物作为反派样板加以批判，让其他人从中接受教育，以儆效尤。
毛选择了彭德怀。彭是抗战中中共军队的实际最高指挥官，在军中地位仅次于朱德。毛选取彭开刀，足见他对军队整风的决心之大。但是，毛对彭的“百团大战”曾经予以充分肯定和表扬，所以他决定自己不出面，而是纠集一些“火炮手”对彭进行围攻，并且内容远远超出百团大战，而是从清算彭的“革命入股” 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起始。
彭德怀也在1943年到达延安，但迟至1945年初春才被整。毛对彭的“整风”采取一种专门会议的形式，名为“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座谈会”，简称“华北会议”。时间从1945年2月到4月，期间对彭开展批判、斗争四十余次（彭后来在庐山会议上说：华北会议，毛“操了他四十天娘”）。
对彭的批判斗争是一次深入、全面的清算。按照毛的规定，彭的问题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宣扬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等资产阶级思想，鼓吹战后“和平建国”（主要罪证是前面提到过的、后来发表于华北版《新华日报》彭那篇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二是在抗战初期擅自制定以“运动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针，与毛的山地游击战对着干；三是背着毛发动“百团大战”，暴露了中共实力，造成重大损失，客观上帮助了国民党；四是对毛不敬重，以及早年“入股革命”的思想。
所有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将领都被指定参加对彭的批斗，还让他们检举揭发。
彭没有就范，在会上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毛则不断加大批判的力度。会议起初由薄一波主持，薄显然不足以制服彭德怀。于是毛将他手下最能干的肃反大将、整人专家康生、以及李富春等全调去对付彭，除了对彭的思想和政治军事问题进行批判以外，还对彭的生活和作风进行无中生有的污蔑，彭本是中共高干中艰苦朴素的典范，却被批为“虚伪”，“收买人心”；罗瑞卿则“揭发”彭德怀原名“彭德华”，早就有“得中华”的野心，等等。（可见，后来庐山会议批彭只是华北会议的继续）
其实，就总的政治立场方面说，当时彭早已转到毛的路线上来了，前面已经提到，彭佩服毛的假抗日、真扩军方针的有效徃，佩服毛的“高瞻远瞩”。 只是他仍然坚持发动百团大战打日本没有错。彭在一些思想深处与毛的分歧（如共产主义革命的目的）并没有解决。
所幸的是，此时国际国内大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欧战结束，希特勒德国无条件投降，战爭重心转移到太平洋和东亚来，眼看日本侵略者的命运不长了。毛知道，他与国民党争天下的新时代就要降临了。他必须结束这场长达四年的“清扫后院”的行动，立即动员他的全部人马投入到夺取国民党政权的新的斗争中去。对彭的斗争戛然而止。
虽然这次整风结束得有点仓促，有点虎头蛇尾，但毛的大目标已经达到，党内高层已经完全驯服，新的权力机制已经建立，广大中下层干部队伍经过整治，已经焕然一新，成了他绝对的驯服工具。
所以，这时毛被廹将他的“虎性”暂时收敛，而以其“猴性” 用来收场、圆场。他知道这场运动对他的队伍伤害太大了，现在应该要收拾人心、挽回党心了，于是在几个公开场合向几年来被他整得哭爹喊娘、屁滚尿流的广大党员、干部“脱帽致敬”，“赔礼道歉”， 叫大家与他重归于好。这些在运动中被整得心惊胆战、死里逃生的大小干部，看到掌握他们命运的伟大领袖现在居然向他们笑容可掬地脱帽致敬，不由得感动得热泪盈眶，转而变成嚎啕大哭，再转而变成满屋的“毛主席万岁！”、“伟大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
毛决心把这场戏演完满。他知道，应该趁热打铁，把这场运动的成果变成文字，变成党的决议，以防以后有人翻案。于是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弄出了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个中共版的《联共（布）党史简要读本》，完全按照毛的需要、以毛划线编写新的中共历史，即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从而充分肯定了毛在中共历史中的正统地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是党内唯一的正确指导思想。五年前，当毛接触到那本令他耳目一新，为之倾心颠倒的《联共（布）党史简要读本》时，就决心自己也要搞出这么一个东西。如今倾注四年心血，终成正果。《决议》出笼，宣布延安整风目的达成，毛被全党公推为“中共的斯大林”， 整风运动功德圆满结束了。
召开七大的条件完全成熟了。为了庆祝这场伟大胜利，更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大胸怀，毛决心把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团结”的最好标志便是，毛将在这场运动中集中打击的两个主要对象、两个“宗派首领”王明和周恩来仍然放进党的领导圈子里。周恩来仍然留在政治局常委，只是排名靠后；而王明，据说经过毛做苦心的说服工作，终于得以在中央委员中叨陪末座。（这个被毛整得心身俱伤的政敌，终于在1956年“叛逃”苏联，后来著有《中共五十年》等回忆录。1974年在苏联病逝）。
中共七大主席台的上方横额，书写着一排直击人心的红色大标语：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这就是四年整风成果的集中体现。一轮“红日”在陕北大地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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