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三十二章

如石

三十二

作为负责会议统筹总管的杨尚昆，有负责将包括每天每人发言和讨论的情况简报等都要及时报送给毛泽东的责任。同样，作为毛四大秘书（另外三位是田家英、胡乔木、江青）之首的陈伯达，也有把参加会议情况及时上报给毛的职责。如前所述，杨尚昆从毛那里汇报而出，正好陈伯达要汇报而入。

陈伯达，书生本色，私心过甚，此正与田家英相反，田亦是书生，然公心极重。书生最大的特点，并非书生意气、自视清高，或按书索骥般机械型、直线性的思维及言行，而是难以掩饰，难以掩饰其心、其思、其行。所以，真正的书生，难以从政，尤在中国。即便从政，要么做“提线木偶”，要么是“出头椽子”。“提线木偶”者，谨小慎微，畏手畏脚，多被人所鄙；“出头椽子”者，理直气壮，宁折勿弯，易为人所用。或曰：取二者间，岂不妙哉？言虽不谬，然能此者，已非书生，实政客矣。故书生者，要么可怜，要么可叹，非此即彼。

书生最大的特点，决定了其适合在领导身边做秘书性质的工作。或者说高明的领导，一定会首选真正的书生在自己身边。都说忠心第一，但忠心会因时因事随时可变，如“文革”中，不少领导都吃了被秘书“揭发”的大亏，如黄永胜的秘书。有些还有着多年情分，如张闻天的秘书。所以，心思可变，本性难移。高明的领导择人，便是以其的本性甄定，而不会在意其私心大小，大私可大用，小私可小用，无私不可用（看似无可挑剔，面面俱到者，慎用）。惟恐其深藏不露。深藏不漏，就可能蓄势待发，或随时后院着火，而又“家贼难防”。

看看毛泽东历任主要秘书：李韶九、古柏、周小舟、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徐业夫、张玉凤，包括江青、李锐（兼职），学问大小暂且不论，都是不善也不敢掩饰自己的人。陈伯达在“文革”中，即便位列国家第四号人物，亦自嘲为“刘盆子”。只是这位还自称是“小小老百姓”的人，在“文革”中从大红大紫，最终走向身败名裂。且其书生本性，还直接影响了林彪，虽未必导致了林彪的政治结局，但毕竟让林彪从“善用兵者隐其形”变成相反。据邱会作说：“1970年底我听叶群说，文化大革命这几年林总有三次失误，是听了三个人的话：一是听了叶剑英的话，允许军队院校‘四大’（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二是听了杨成武的话，整了贺龙；三是听了陈伯达的话，庐山上带头打了张春桥。”1 虽然其真实性还有待进一步探析考证，且外因终究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但“九大”后，很大程度上私心作祟的陈伯达对林彪影响力的日渐增大，还是有据可查的，此为后话。书生误事误国，自古有之，最典型的就是辅佐建文帝的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最终把建文帝政权辅佐没了不说，连人都下落不明。

《陈伯达》王哲（如石）

谙君谙史不谙身，本是书生强做臣。

及至自称小百姓，还有几分百姓魂。

陈伯达把彭真在会上说毛的那些话，如实报告给了毛。毛听罢，深深地吸了口烟，说到：每个人都有一张嘴，就像现在，我选择抽烟，你选择不抽，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力，也有表达的权力。军事上的胜利，靠的是开战；政治上的胜利，靠的就是开会。会场就是战场，你也应该知道，我们党打倒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王明、高岗、彭德怀，都是在会上战胜的。这次大会很重要，我当然要讲话，但讲什么，我还没想好，多听听人家的，有好处。你说对吧。

陈伯达说：主席说得对！我只是觉得如果说到责任，说到检讨，一直在一线负责的刘少奇、陈云、周恩来等人，相对您来说，责任更直接、应该先做检讨。他彭真这么说，至少有些哗众取宠，目的不纯。

毛听后，用夹着烟的手摆了摆说：理似乎是这么个理，但不能这么说。我刚才说这个大会很重要，其实何止是很重要，应该说是至关重要。因为从大家反映上来的情况看，表面上是地方不那么听指挥、听命令了，实际上是反映出我们的中央权威、领导力出问题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出在哪？地方上的同志为什么会对我们的权威和领导力，产生疑虑甚至动摇？如果不搞清楚，将来积重难返，会出大问题。

所以开会伊始，我才决定把你们搞的那个报告，干脆去掉，不要先入为主，不要以我们的意志为意志。我们掉个个，以地方上的同志为中心，把他们的想法说法汇总、统一，作为我们报告的主要内容，这样我们才能不仅可以解决问题，更主要的还要保持和强化我们全党上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士气和势头。

你要知道，做事容易做势难。蒋介石占领了我们延安这件事，似乎并不费力，但结果呢，我们仅用了三年，就夺取了他的政权。为什么？就因为他蒋介石只是做事，而没能做势。势是什么？势是民心，是趋势，是发展，也是一种规律。你是写文章的，总晓得提纲挈领吧，势就是纲，纲举目张。

我是向来喜欢在“势”上做文章的，有时做得好，有时做得不那么好，多数还是好的，否则我们也走不到今天。邓小平是做事的，这也是八大时，我力主他当总书记，也就是副帅的缘故。当然总理也是很能做事情的。

陈伯达从毛的菊香书屋出来后，心情很愉悦，觉得毛今天跟他说了不少心里话。作为跟随毛多年、且身为秘术之首的陈，算是颇为了解毛的。他觉得今天毛说的这个“势”字，非常重要，由此甚至可以破解和领会之前许多毛的说法、做法。但更重要的是毛提了邓（小平），也提了周（恩来），但是没提刘（少奇）。这或许意味着什么？是什么呢？陈想大概一个负责党务，一个负责政务，都是做具体工作且也都能干，也许毛指的就是这个吧。

不过最终，陈伯达还是想到了，他不过是专门汇报彭真会上非议毛这一件事，毛却漫谈式的跟他谈了不少，这是毛对他这种做法的一种肯定。是的，以他对毛的了解，应该八九不离十。想到此，陈伯达不觉有些激动甚至兴奋。他让司机停车，说他自己走回去，司机只好慢慢跟着他。1月，正是北京最寒冷的时候，陈走了几十米，还是钻进了车。

第二天，根据发言顺序，周恩来发言时说了前述那番暗批彭真的话。陈伯达当时心里既为之高兴又有些沮丧。高兴的是，反驳彭真，自己并不孤立，而且还是总理打头炮。沮丧的是，这头功也白白让总理抢走了。不过好在，总理的发言还比较含蓄，正好给我的发言做铺垫，我可以顺便放开说了。

尽管周恩来之后，邓小平的发言，婉转地象征性地支持了一下彭真，缓和了一下氛围。但此时的陈伯达，已然蓄积全力，拉开了满月之弓，直射向彭真。彭真听了陈伯达的那番话后，感到问题严重了，不得不赶紧做了解释。2

从重组报告起草委员会，进行谈论开始，刘少奇每天主持会议，不敢稍有懈怠。刘心里清楚，毛对第一次主要由他指导起草的报告，是不满意的。这不满意，不是因为给毛审阅的时间有些紧迫，而是他在指导写作班子时说的一些话，即对问题、对困境不要有顾虑和遮掩，要“竹筒倒豆子”、你们尽管大胆写，出了问题你们不用负责等等，毛听了难免不太舒服。尤其是在刘这番话的鼓励和指导下，报告中对当前形势，描述得有失黯淡，这肯定与毛的一贯看法和想法相违。

这一点，毛虽没有跟任何人有所流露，甚至当陈伯达向毛反映，刘少奇鼓励他们写作班子 “竹筒倒豆子”、不要保留时。毛认为这也无可厚非，事实嘛，总是可以说出来的，尤其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

不过1月6日，毛写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1月12日，毛复信康生：“近作咏梅词一首（即：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是反修正主义的，寄上请一阅。并请送沫若一阅。外附陆游咏梅词一首。末尾的说明是我加的（指1961年12月27日，毛批示内部印发他写的《卜算子·咏梅》时，对陆游原词作的说明：‘作者北伐主张失败，黄帝不信任他，卖国分子打击他，自己陷于孤立，感到苍凉寂寞，因作此词’）。” 3

“诗言志”，词感怀，解放后毛的诗词，政治性基本都大于艺术性。从上记一诗一词、特别是“毛批示内部印发他写的《卜算子·咏梅》时，对陆游原词作的说明”中，我们还是能够清晰而深刻地感觉到，毛内心对待困难的态度和意志。我们甚至可以推想到，“作者（陆游）北伐主张失败”与毛的“大跃进”失败（尽管毛嘴上不承认）；“黄帝不信任他”与刘少奇等人对他的怀疑；“卖国分子打击他”与国际上赫鲁晓夫等人的攻击；“自己（陆游）陷于孤立，感到苍凉寂寞”与毛当时的内心感受。对毛来说，彼时的陆游，或许正是此时的自己。

然而，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所以才有了毛的《卜算子·咏梅》题序：“读陆游咏梅词，反其义而用之”，才有了“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等奇绝清放瑰拔之句。

将毛的诗词回归、还复于现实，那就是毛撷取、关护和强化的是他认为的那个“势”。而毛泽东的这个大势之“势”，与刘少奇的那个形势之“势”，字同而质不同，质同而时不同，一个指事态之势，一个指事业之势；一个是短期之势，一个是长远之势；一个重视战术，一个放眼战略；一个力求务实，一个偏于理想。其实真正的好势，正应该是二者有机的融合以及由此而得的平衡。“七千人大会”空前绝后的成功，就在于此。

陈伯达发言后，刘少奇作为会议主持人，说了一段如前所述，言有所指、语气颇重的话：主席历来提倡多谋善断。有些话是在酝酿中对我们说的，但是有些人把话传得太宽。这段话来自《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既非原话，亦无出处。

推测作者原意，应该是刘少奇为保护彭真而发声，应该是批评有人在毛面前搬弄是非，比如陈伯达这样的，事实也当如此。而不应该是有人传言毛的话。何况依据当时的任职和排名，七名常委（毛、刘、周、朱、陈、林、邓）之后就是彭真。可见作者为避开敏感内容的闪烁其词乃至生搬硬凑，令刘的这段话，成了句意割裂、难以通顺和理解的游离之语。

虽然现在尚无法得知刘少奇发言的确切内容，但可以肯定的是，刘的这番话，不会针对陈伯达，否则以陈现在“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的“罪臣”之身，尽可直书其名而无须避讳。既然只有周恩来和陈伯达，两个人对彭真非议毛的的发言，提出了异议。那么刘少奇的一番话所指，便不言而喻了。

如此，也与《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中第124页所言——“周恩来显然有一种担忧，仿佛彭真有点顶不住了。他担心别人也会这样，因此告诫在座的同志，都要积极地承担责任，换句话说让大家把责任都承担起来，不要去追究毛泽东的责任。在他看来，现在实行中央集权本来就遇到了问题，你再去讲毛泽东的错，会带来什么后果？也许周恩来的担心自有他的道理。但现在看来，周恩来这样讲，未必利大于弊”。相契合了。

尽管这段话，极力在淡化甚至美化周恩来“担心”之语，但“未必利大于弊”，显然已达官方容忍的最高限。因为这其实就是“逢君之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罢了，甚至某种程度上比“逢君之恶”有过之。
 

注释：

1 《心灵的对话》（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程光著，第72页。

2 《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张素华著，第125页。

3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