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附件一
季鹏
附：毛主义高压和摧残下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生存状态一瞥
由于这个题目太大了，所以也只能“一瞥”，即只能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镜头以窥一斑。
毛对知识分子的仇视可谓渗入骨髓，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少有，在世界文明史上也罕见，他不同于秦始皇为保江山而“焚书”，和因受到术士的欺骗而“坑儒”（ 秦皇坑的是术士或方士，也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但不能代表知识分子全部）。毛对知识分子完全是一种基于仇恨的主动进攻、打击、杀戮，不需要任何理由。毛还想从文化的角度、哲学的角度，证实“知识分子无用”，应该而且必须将这群“废物”踩在脚底下，让他们夹着尾巴像狗一样做人，或者干脆送他们上“西天”。为此毛又发明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说，说知识分子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四肢不勤，五谷不分，不创造价值，只是像“毛”一样，附着于社会经济实体（工、农、商）之上、即“皮”之上，靠吸血讨生活。所以不但是一群废物，还兼有剥削的本性，即具有“原罪”。理当消灭之。
不过他的这一理论也有“漏洞”，当年毛在延安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说到知识分子最无用、要靠工人农民供养时，为了堵住反驳者的口，他自问自答地说：
“……我这样说，难免有人要发脾气，他说：‘照你这样解释，马克思也是半个知识分子’。我说：‘是的，马克思一不会杀猪，二不会种田。但是他参加了革命运动，他又研究了商品。’” 所以马克思不属于靠削劳动人民讨生活的“毛“。
毛的答复不伦不类，半遮半掩。实际上应该问他的是：既然你说知识分子无用，是只能靠别人养活的废物、寄生虫。那么，中共领导人不也是知识分子，也不会杀猪、种地吗？还有大批共产党干部也既不会杀猪、又不会种田，他们算什么呢？按毛的逻辑答复则应是：知识分子如果参加了他的“革命队伍”，成了共产党，那么，他就是对革命有贡献，是于人民大有益处的人了，不但不是附在“皮”上的“毛”，而且成了“皮之上”的领导者。所以，说到底，毛认为知识分子只有参加他的革命，并且彻底赤化的，才算是有价值的人，否则，仍就是吸血鬼、寄生虫、废物，要终身改造，直至从肉体上消灭。
由此看来，毛对知识分子实际上是矛盾的：他不能完全离开知识分子去搞“革命”，但又认定他们是异类，不相信他们，要不断地敲打改造他们。而且，从毛的内心来说，他认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除外），是“改造”不好的，所以他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是长期的、终身的。也就是说，永远是一种异己的力量。所以逐渐形成了他独特的有关对知识分子的“名言”：
“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
“知识分子没出息”
“知识越多越反动”
“读书越多越蠢”
“对于资产阶级教授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
毛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最集中、最恶劣的一次表演是在1958年5月八届二次会议上谈到秦始皇时毛说的一段话。当毛说到秦始皇是“厚今薄古”专家时，林彪插话：
“秦始皇焚书坑儒。”
毛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万6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说罢哈哈大笑，引得全体中共大员也跟着大笑不止。其洋洋自得之态，其狰狞可怖之目，跃然纸上。
如是，在这样一个秦始皇+马克思主义、亘古第一暴君毛的统治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就无可奈何地注定了。
附一：建国后、反右派前，毛对知识分子的打压和迫害
这里需要说明，此处说的建国后、1957年反右派之前对知识分子打压迫害，其实只是指其中几个事件，而且，如反胡风运动，因为已归入敌我矛盾阶的级斗争之列，此处不再叙述；还有如上述毛自己说到的借镇反之名对知识分子的大屠杀，以及綿延无尽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等，这里均不涉及。
最早是借两部电影掀起的对知识分子的“敲山震虎”。
1950年3月至5月。由香港永华影业公司出品的电影《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演，获得观众一致好评。这是一部以戊戍变法为题材的电影，基调是对变法失败的惋惜，对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揭露和鞭挞。它的爱国主题和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从清末到今天、海内外华人对此次事件的一贯看法和学术界的不变评判。
可是，这样一部简单易判、是非分明的艺术作品，却被一贯善于鸡蛋里面挑骨头，专门把白弄成黑、黑说成白的一对夫妻硬说成是“宣扬卖国主义”的“反动影片”。这对夫妻就是毛泽东和江青。
要说清楚这一事件，还得牵涉到中共高层内部的关系，不能不多说几句。毛共建国后，毛就已经把自己定位为没有皇帝名号的皇帝，开始逐步将他与昔日的战友由“同志、上下级” 关系改造为君臣关系。这一计划当然不好说出口，而只能从“大权独揽”、“说一不二”做起，逐步推进。对毛的秉性和他的“革命目的”最清楚不过的江青，决心在这方面投其所好，再立新功。江青不但了解毛的“革命目标”，更了解他的不同凡人的思维方式，其中重要的如指鹿为马、朝三暮四、翻云覆雨等等。
这时江青正面临后宫危机。毛进北京、搬进中南海丰泽园后，就故意与江青分居。这使江感到毛是有意抛弃她，至少是冷落她。这种情况正是毛要成为没有皇帝名号的皇帝的信号之一。其实当时江青才35岁，风韵犹存，毛没有什么理由抛弃她。可是江想到杨开慧、贺子珍的下场，想起毛的好色无忌、暴虐成性的本性，以及历史上帝王们喜新厌旧的传统，想到她有可能被毛打入冷宫、过那种凄淸寂寞、行尸走肉的生活，不由得冒出了冷汗。
经过反复的瞑思苦想，江青终于悟出了道道，这就是帮助毛实现他的“帝皇梦”。只有这样才能让毛感到她的重要和不可替代性，保住自己的“皇后”地位。电影《清宫秘史》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这时，江青的处境还比较困难，毛还遵从与江青结婚时党内高层与之约定的“约法三章”：江青不得干政。所以，毛登基后并没有给江青安排显要之职，只是根据她的老本行，给她在文化部安排一个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虚职。
然而江青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并无多大实权的职位上，为毛成就大权独揽、党内独尊、说一不二的地位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事情要回到《清宫秘史》的上演上来。在此片公演之前，先在中南海为中央领导放映了专场，目的是取得中央领导的认可，然后好在全国放映和宣传。在专场放映时，毛没有去看，刘少奇等领导人及其夫人都去看了。刘少奇在观看之后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胡乔木闲谈时，肯定了这部片子，陆、周、胡等人的观点也不谋而合。
既然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都肯定了这部影片，中宣部领导当然认为应该给它放行了。他们觉得没有必要请示毛了，毕竟只是一部电影，而且大家看法都一致，就不应用这种小事去打搅毛了。他们当然也没有征求当时还从未以“第一夫人”身份露面的江青的意见（不以毛的夫人身份出面，也是毛与江青结婚时所接受的三个约束条件之一）。
岂知冷眼旁观的江青，以其特有的嗅觉感受到了这是一次为毛立功的好机会。她故意在这部电影在各地上演并获好评后才去毛处告状。江与毛谈话的原话已不得而知，她跟毛说的重点也肯定不是影片本身（对影片本身的审视无足轻重），而主要针对两点：一是指出这是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大权旁落的苗头，毛本来就十分注重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对这一点自然十分敏感；二是特别指明、抢了毛的独家话语权的是刘少奇，因为江青知道，毛这时对刘少奇开始有了戒心，在上一年春天刘去到天津时大谈“发展资本主义”甚至说“剥削有功”，已经引起了毛的不满。
由于江青对毛的内心想法了如指掌，所以，她一告即中。江又调来《清宫秘史》单独放影给毛看，毛看了后同意指其为“卖国主义”影片。只是，毛当时还不想为如此“小事”与刘少奇撕破脸皮。于是决定由江青出面，找到陆定一、周扬、胡乔木，说《清宫秘史》宣传了卖国主义，要组织批判。这中间江青卖了一个“关子”，她故意不说明这是毛的意见，而是把自己和毛的意见混在一起（江意欲以此获得毛的代言人身份），这便使陆定一等人很为难，因为搞不好，这要承担挑唆党内两位最高领导人之间关系的罪名。但又不能不对江青的警告作出反应。于是组织人马写了批判《清宫秘史》的文章，但想来想去最终没有发表。毛因忙于其他政务也没有过问此事，不过他记下了这笔账。
后来文革中戚本禹写了篇叫《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专门谈及这部影片之事，并把这一切算到刘少奇的账上。刘始则莫名其妙，继则如梦初醒，因为此前他根本忘记了此亊，更不知有此一说。
江青这次虽然没有掀起大波澜，但已初步引起毛泽东的重视，算是达到了一半目的。自此，她打定主意，要做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电影方面的侦察兵、看门“犬”，再立新功。
很快，机会又来了，那就是《武训传》事件。
《武训传》的编导孙瑜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的同学，与周关系不错。影片题材是根据著名平民教育家陶行知提供的材料和陶的遗愿拍摄的。拍摄之前孙瑜当面请示了周恩来，周以他惯有的严谨、小心和思虑缜密的作风，作了三条指示：一、站稳阶级立场。二、武训成名后，统治阶级即加以笼络利用。三、武训最后对兴学的怀疑。这三条被尊为该剧编导的指导思想。
《武训传》依据的是真人真事，是清末一件奇闻，其基本亊实是：
武训，原名武七，清末山东堂邑县（今聊城）人，生于1838年，卒于1896年。出身贫苦农家，父亲早年去世，武七跟随母亲到处流浪，以乞讨度日。十几岁给地主打长工，主家欺他不识字，尅扣了他的工钱，使其深感不识字的苦处，决心创办义学，让穷孩子读书。他把分家分得的三亩田卖掉，加上自己行乞得来的钱，积攒起来存在一个富绅家里（那时没有银行）让其放债生利。为了募集办学的钱，他吞瓦片，喝脏水，让人当马骑，含垢忍辱，始终为了让贫寒家孩子上学这一崇高目标奋斗不息。经过30多年不懈的努力，武训积攒了两千多两银子，全部拿出办义学，他自己仍然过着“居不求安，饥不择食，衣则褴褛，卧无枕衾”的困苦生活。1888年，武训在家乡堂邑县柳林镇办起了第一所义学，第二年在馆陶县办了第二所义学，1896年临死前又在临清县办了第三所义学。
武训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直达皇廷。清帝得知他的亊迹后对他的义举颇为感动，封给他“义学正”的官号，并赏赐“黄马褂”——一种对特殊贡献者的嘉奖。武训却拒不接受这些“崇高的荣誉”，但如果他正面拒绝，是要被加上“大不敬”之罪处死的，所以他只好装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进行反抗，完成了他的悲剧性格的完整性。其间，当他听到他的义学考第一名的学生说，学成以后可以做官的时候，他不禁痛哭流涕，给学生们下跪，恳求他们“将来千万不要忘了咱穷人”。这一切表明，武训办义学之举确是不为名、不为利、真心实意为穷人，他自己到死都坚守穷人的名份。
像武训这样的奇人奇事，不论在哪个朝代，都会被褒奖赞扬的，这也是人们普适的价值观、道德观。特别是武训不接受朝廷嘉奖之举，更适合马列主义的“阶级性”要求。
编导者为了贯彻周恩来的指示，使之更适合毛共的理论和胃口，又在剧情中加入了编造的太平天国车夫周大领导囚犯们进行狱中暴动、与官府进行武装斗争，但最终失败的情节。还在影片结尾的时候用心良苦地加上了一段旁白：“武训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所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过去了。所以，单凭念书也解救不了穷人；周大呢——单凭农民的报复心理去除霸报仇，他没有把广大的群众组织起来。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里，他们两人都无法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役和流血斗争，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倒了‘三座大山’，得到了解放。”
就是这样一部既有阶级性，又有人性，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要求的影片，在全国99.99%的人民看来，都是一部具有“积极教育意义”的“好影片”。可是谁能相信，到了毛泽东、江青的眼里，却变成荼毒人民，污蔑革命斗争的“大毒草。”
事情是这样的，《武训传》拍完后，1951年2月21日先在中南海放映给中央领导看片。周恩来、朱德、胡乔木都去了。唯毛泽东、江青没有去（恐怕是故意所为）。看完之后，朱德握着编导孙瑜的手说：“很有教育意义。”
随即，影片在北京公映，获得一片赞扬之声。各种报纸连日发表观众写来的观后感，好评如潮。后来一些专业影评人士、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家”也纷纷发表影评文章，一致对影片给予充分肯定（后来批判时说报刊发表这类赞颂文章有48篇之多）。
这次，躲在“阴暗角落里”的江青，决心要作一篇“大文章”，掀起一次大的波澜，以抵消上次未能将《清宫秘史》公开彻底批倒、批臭的遗憾，同时借以大大提升自己在毛心目中的地位。
毛虽然极为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但其时其他大事太多，如 “清匪反霸”、“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等运动正如火如荼开展，毛每天为他的“杀人事业”忙碌不迭，对一部电影这样的事当然顾不过来。
而江青正好充当了毛在这方面的耳目。江青也在抓时机，她要等到《武训传》已经在全国“火”起来才出手，以便使事情闹大，引起毛的足够重视。
江青当时是怎样在毛面前告“御状”，我们已不可细知。总之，江青对毛主义、毛的为人是深切了解的，而且她也把这一套学到了手。一般地说，毛对很多事物的看法，都是与一般人、包括他的党内“亲密战友”相反的，一般人认为好的，毛可能认为是坏的；一般人拥护的，毛可能坚决反对。这大概就是斯大林所说的“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做成” 吧。不过看来不是一切共产党员都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而只有毛这种特别“优秀”的人才才如此，就如在苏联，也只有斯大林等极少数人堪当此誉一样。
江向毛汇报了周恩来、朱德对此片的评论，特别指出《武训传》的编导乃周恩来的老同学，拍此片得到了周的支持。这一句就牵动了毛的敏感神经，因为周恩来正是毛认定的主要潜在政敌之一，虽然在延安整风时周已对他表示完全臣服，但毛对周的怨恨并未消除，周精明能干，又广结善缘，在国内、国际上的人缘、名气都比他老毛好。毛对其是既恨之，但因工作需要又不得不用之。因此，如能利用这次电影事件，把它上纲上线做大做“危”，不啻是对周很好的一次“敲山震虎”，迫使他以后更加驯服。
于是毛叫江青将影片调来。果然，毛一看，加上江在一旁提醒，毛立即认定这是一株“大毒草”。 于是决心借此事对全国知识分子再来一次“洗脑”，同时对周恩来，还有朱德来一次警示。
1951年5月20日，毛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他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文章以毛特有的霸气、流气，以最高权威的口吻，对《武训传》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贬斥：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整个中国电影界、文化界以及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直至看过电影《武训传》的普通老百姓，都犹如挨了当头一闷棍，被打得晕头转向，有些惊恐莫名。此时毛、江又通过党内小道渠道故意向全社会传出：此篇社论乃毛亲写。本意为增加社论的威力，引起全囯上下重视，但也增加了人们的惊恐和慌乱。
为了证明毛写的社论的正确性，《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立即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山东武训活动过的地方进行所谓调查，江青以“李进”的代名进入调查团。在调查团尚未到来之前，山东省的有关领导、部门已经完全知道了此次调查的动机、目的，于是紧行动起来急做好配合调查的“群众工作”，完全满足调查团所需要的一切材料和“人证”、“物证”。
于是，调查团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由包括江青在内的三位作者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
《调查记》得出的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 遵从反动统治阶级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是一个勾结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贪残，手段苛刻的高利贷者。”“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就这样，在江青的直接指导参与下，将武训的历史彻底颠倒、改写了，将一个以行乞兴学的贫苦农民、一个舍身为义、感天动地的善举，污蔑成罪大恶极的罪人。
由一斑可窥全豹。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自从毛泽东去井冈山当山大王之后，他所从事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又叫“民主革命”），到底是在干什么；他所宣扬、杀戮的土豪劣绅、地主、富农、反革命到底是些什么人，而他的“共产革命”及其骨干、积极分子又是什么货色！
毛就是用这种无比卑鄙、无比邪恶、无比无耻、完全颠倒黑白的手法，编造出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一生，从对武训的恶毒无耻的污蔑，到对知识分子设置陷阱的“阳谋”； 从在江西大打“AB团”，到最后将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毛的“革命路线”、“革命手段”和“革命逻辑”就是如此，从来如此如！这就是毛的“革命”的真相。
毛对武训和《武训传》的恶毒诋毁、污蔑，在中共党内和社会上居然没有受到一丝一毫抵制或公开异议，有的只有奴颜婢膝的拥护、赞扬，有的只有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这说明毛主义己在全党、全国树立了绝对权威，毛顺利地独占了中共的“话语权”。为其后来从“领袖”向“皇帝”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仍然不肯就此收兵，像每一个运动一样，不搞得全国人仰马翻，人人心惊肉跳他是决不会罢手的。首先遭罪的当然是《武训传》的编导、演员，旁及那些影评家和写观后感的普通观众，他们只好收起昨天的笑脸，摆出一付哭丧的苦瓜脸忙不迭地写检讨、查思想，尽量上纲线上线辱骂自己，搧自已的嘴巴，以求得求得毛的宽恕，求得与毛思想的吻合。
但是毛的重点并不在影片本身。毛的重点是要借此再度开展一场知识分子改造运动，重点整那些高级知识分子，挖掉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同时震一震党内那些“右倾” 的潜在对手。于是，一场借批《武训传》，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使知识分子“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运动在全国开展。运动的内容完全超出了对武驯传的批判本身，而是要所有参加运动者“脫裤子”、“割尾巴”、人人过关。像毛所有运动一样，先让检査者自己给自己掴耳光，然后让别人来掴、再互相帼，直到人人被掴得痛不欲生，倒地向党、向毛求饶……
在复旦大学，为了帮助孙大雨教授过“思想关”，批判会开了8个钟头；
北京大学的周炳麟教授，因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任过职，被反复地整来整去仍然不能过关。他绝望了，只好铁了心说：“你们不要再找我谈什么思想改造了，就算我是为国民党殉节吧……”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
西南政法学院，一位做过国民党最高法院推事的教授，过关无望，便主动跳入长江……
为《武训传》作检讨的最高职务者是周恩来了。但是周是个党性很强的共产党人，他不会将自己在党内高层受到的打击、委曲向外人吐露，不过，也许是一时疏忽了，或者觉得骨骾在喉，不吐不快，1952年春天，周到上海，碰见孙瑜，据孙瑜回忆说，周“在和我握手时微笑地问我：是否听到了他在北京为《武训传》所作的检讨？”这使孙大吃一惊，原来周恩来这位堂堂总理因为这个《武训传》而要在党中央作检讨！
联想到因《武训传》而使全国的知识分子挨整，甚至不少人丢掉了性命，孙瑜很后悔，很痛苦：早知有今天，何必当初！搞这个鬼电影干码呢。
可是江青和毛泽东则真正开怀了一阵子，当年11月，由于江青在电影战线屡建奇功，聪明的胡乔木提议江青做中宣部电影处处长。书面报告呈送到毛泽东的案头，毛提笔欣然批曰：“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江青总算突破了“不得干政”的桎梏，正儿八经做官了。自此，毛、江的夫妻店越开越大，越开越红火。
因为《武训传》，知识分子们被整得失魂落魄。好不容易刚刚告一段落，又发生了一桩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的公案，害得知识分子们忙不迭继续检讨下去……
问题是从1953年5月开始的。红学家俞平伯出版了一本叫《红楼梦研究》的新书。当月《文艺报》登刊了一篇介绍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对此书作了很高的评价和推介。
俞平伯是老资格的红学家，他的基本观点是《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不具有反封建主义的旨意。俞在《红楼梦研究》之外，又写了一篇叫《红楼梦简论》的文章，宣扬自己一贯的观点。
哪知，俞老先生不经意踩中了毛泽东的一颗地雷。原来毛泽东也是个“红迷”，他将红楼梦读了多遍，在讲话、作报告中不时引用书中原文，故事，比如，他一次在讲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时，就说这是“我们的古人王熙凤，又叫凤姐儿说的”。将一个小说中人物说成“我们的古人”，大概只有毛才能这样说。更为重要的是与千千万万红楼梦的读者、研究者观点截然相反的是，毛硬说《红楼梦》是一部以反封建为主题的小说，是反映清代中晚期“阶级斗争”的百科全书。但是凡看过红楼梦的人可能都会对毛的说法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这明明是一部描写一个贵族大家庭由盛而衰的言情小说，书中以贵族小姐、公子们的爱情故事为主线，穿插了大量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物事件、风土人情，由于作者高超的艺术功力和对社会万状的洞悉，说它是某种意义上的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也许不为过，但若说它是什么“阶级斗争”的教科书，则是风马牛不相及之事。它曾一度被统治者以“诲谣”为由禁止，但从未听人说过它“诲盗”或教唆阶级斗争、教人造反。曹雪芹可能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人说他的书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符合。毛又给古人制造了一宗滑稽的冤案。
恰在这时，两位受了阶级斗争教育，又能体会毛的红学思想的共青团员大学生李希凡、蓝翎合写了一篇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的文章，寄到《文艺报》，但没有发表；然后又寄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文史哲》，得以刊出。
专门窥视意识形态领域动态的江青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她拿着《文史哲》刊登的李、蓝两位作者的文章要求《人民日报》转裁，总编邓拓以《人民日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由，表示恕难从命，并建议由中宣部转知《文艺报》或《光明日报》转载。后来这两报都刋豋了。
一年以后（不知何故拖了一年之久，也许是这段时间毛忙于其他更重要的阶级斗争不能分身），此事被毛从新提了出来，并写了一封气势汹汹的信给中共中央各领导人及主管思想、文化战线的官员，信中说：
“……事情是由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的唯心论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从这封信中，可见得知江青几次向毛告御状都完全获胜了，毛完全接受了江青的观点。表明毛、江政治上的高度一致性，而这正是江青所苦心追求的目标。从此，江青在毛的心目中已经不是一般的夫妻关系，而是一种奇特的“名义上的夫妻、实际上的政治盟友”的关系。江青成了毛政治上的代言人，江青登上政治舞台高位只是迟早问题，时机问题，这一点双方心里都已深信不疑，后来都兑现了。
只是可怜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又因此迎来了新一轮的思想改造运动，无数人又陷入“讲不清、道不明”的“脱裤子”、“割尾巴”的尴尬境地……其中被毛点名的《文艺报》和文艺界的领导们更成了“重灾区”，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接连召开了八次联合批判大会，《文艺报》总编冯雪峰被撤职，编委会被改组。冯雪峰等人后来在反右派的第一时间便被确定为右派分子，发配边疆充军劳动改造。
由于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又牵连出一位中国近代学界泰斗级人物被批斗，只是这位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已经不在大陆，他就是胡适先生。毛发动全国学术界对胡适声讨，很有点像唐·吉诃德对风车的战斗。不过在毛看来，重要的报了胡适当年在北大轻蔑自己的一箭之仇；那是1918年毛第一次去北京时，在恩师杨昌济教授的引荐下在北大图书馆谋了一份临时管理员的差事，有空闲时可以免费去听教授们讲课。一次毛去听胡适的课，大概是听得入神了，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便斗胆向胡提出了一个问题。当这位名教授弄清了这个操湖南腔的提问者并不是北大的正式学生，而只是一个旁听的临时工时，便拒绝回答，卷起书本潇洒地走人了。
这对一贯心高气傲、而且立志要做改造宇宙的大英雄的毛来说，无疑是一次难以容忍的羞辱，这个一箭之仇怎能不报？只可惜1949年胡去了美国了。无奈，毛只好利用他“君主”的身份，勒令大陆学者来一次对胡“万箭齐发”式的虚拟报复。当然，这对胡博士来说毫发无损，但却使大陆知识分子跟着倒霉，写下了不计其数的检查检讨。
毛的另一个收获是，由于拿红学权威俞平伯来开刀，几十年来有关红楼梦研究的不悦耳之声，自此从毛的耳边消失了。从此以后，取而代之的是毛氏的红学理论，即红楼梦是一部“反封建的阶级斗争的教科书”云云。。
毛玩政治权术玩弄得出神入化，玩到文学领域去了，也把暴力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横行无忌地入侵并占领了大陆中国的学术殿堂。
最后要说的一件事是毛与一个旧知识分子之间的战斗，虽然打击的对象只是一人，但情节却精彩动人，意义非凡，这就是所谓的“梁漱溟事件”，或称梁与毛泽东之间的“雅量”之争。
梁漱溟对毛的面折廷争，虽然只发生在1953年9月中旬的几天，但它却是一起不寻常的事件，是毛统治下绝无仅有的一位民主党派人士、一位非党知识分子对最高领袖当面要求话语权、申辩权的抗争；而且由于毛与梁的关系非同一般，在一定意义上折射了毛与旧友和民主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变化。所以此事具有标杆性的意义。
梁与毛有着较深的渊源。梁祖籍广西桂林，出生于北京，与毛泽东同龄。不过他似乎比毛“发迹”得更早些。梁出身书香世家，聪慧过人，早年却未能考上北京大学。梁当即指日发誓曰：他日不到北大当教师，誓不为人！光凭这句话就知其志向、气度不凡。果然，梁漱溟凭着自学成才，深研梵文和印度哲学取得不俗的成绩，1918年以一篇《究元决疑论》的论文名满京华，当年即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北大哲学讲师，实践了当年落第时的誓言。时年尚不满25岁。而同样年龄的毛泽东，却刚刚从湖南第一师范（相当于今之中专）毕业，跑到北京来寻找“未来”，因出国不成，投靠在一师时的恩师，时任北大教授杨昌济门下，靠了杨的引荐，在北大图书馆求得一个管理员的临时低等职位。而少年得志的梁漱溟，教学之余不免到同事、同为哲学教授的杨昌济家中高谈阔论。这时寄住在杨家的毛，只能充当端茶递水、开门迎送的角色。梁当时自然也未把毛放在眼里。但毛对这位自学成才的北大青年教师却产生了敬佩之情。后来梁又跑到山东青岛去搞他的“乡村改革试验”，居然大获成功，成为国内国际知名学者，后又任国民参议会参政员，跻身政要名流之列。
正应了那句俗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毛泽东走的是另一条造反夺权之路，二十年后也大获成功。这时的毛成了中共这个中国拥有武装力量的第二大政党的领袖，虽然在野，却是割延据称雄一方的“诸侯”。
由于毛共精于宣传之道，延安被吹嘘成“模范边区”，特别是说其农村改革（实即血腥的暴力土改）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云云。这引起了醉心于乡村改革研究的梁漱溟的兴趣和好奇，于是决定亲自去了解一下。1938年1月梁首次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对这个他青年时代的旧相识仍怀有些许敬意，加上梁已是学界、政坛名人，毛当时想重塑中共和自己的形象，自然给予热情接待。访谈中，梁主要和毛泽东探讨中国农村未来的改革之路。然而在这个议题上，两人可谓南辕北辙，梁氏坚持他一贯的观点，认为中国农村积贫积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必须进行逐步的、渐进的经济、社会变革，特别是通过振兴乡村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科学素质，去发展农村经济，解变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的贫困落后面貌。而毛泽东自然坚持他的一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认为农村和农业问题主要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和斗争，只有通过土地改革、打倒地主、平分土地，才是农村振兴之道。两人自然谈不到一块去。不过他们在有关中国文化、以及对历史看法的问题上，很有相互切磋的兴趣，以致彻夜长谈，乐此不疲。1946年初，梁二访延安，毛仍然热心地与其作彻夜之谈，态度仍不失诚恳、友好。（今天的事实证明，关于振兴中国农村的道路，梁漱溟的理论可谓高瞻远瞩具有先见之明。）此后梁以民盟秘书长的身份在国共之间斡旋，多为中共效力。算是中共的友党友人。
延安一别数个春秋之后，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毛共夺权成功，毛当起了中国新的“国君”。梁漱溟这时虽已不从事实际政治活动，但想起自己与毛曾有的私交，而且当年自己任民盟秘书长时，在调解国共两党纠纷中，为毛共立下过汗马功劳。（1946年10月的某天，当梁得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共第一大城市张家口时，梁对采访的记者脱口而出：“和平已经死了！”这句简括而形象的比喻立即成了各大报纸显要的标题，梁漱溟也声名鹊起。）凭着这些关系，梁漱溟想象，毛泽东和中共也得敬自己三分。梁于是毅然留在大陆。毛似乎也不忘故旧，封了个全国政协委员给他当。梁不时参加政协组织的视察活动，到各处看看。回到北京，有时毛还特派小车将他接进中南海，在毛的家中吃饭、聊天。对这一切，梁很感满意，认为毛不忘旧情，梁把毛视为旧友。
然而梁漱溟所不知道的是，在毛看来，他所有这一些举动，无非在表现一个胜利者对旧友或手下败将的宽宏大度，以便赢得一个礼贤下士、不忘故旧的“明君”的名声。所以，他特别喜欢与国民党的被俘或投诚的将领、旧时有名望的知识精英“交友”，与他们纵论今古、吟诗作词，附庸风雅。柳亚子、章士钊、张治中、程潜、傅作义、王季范、周谷城、周士钊以及郭沫若等等都相继是毛的座上客。这些人也很识相，都在对毛歌功颂德的同时紧紧夹住自己的“尾巴”，决不表现出比毛更渊博的知识、学养和见解，更不敢表现出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风骨”。他们知道自己的角色就是陪衬毛这朵“红花”的绿叶，决不敢僭越、失礼。而毛就在这种众星捧月中得到一种满足，一种比他在党内被当作菩萨崇拜更加过瘾、更加得意、更加飘飘然的感觉。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中间居然出现了不谐之音，终致“君臣反目”，祸根就是这位梁漱溟先生。这梁老先生天生有一种耿介的书生气，一种桀骜不驯的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他是少有的把“政协委员”真当回事的“客卿”之一，他不大懂得对毛感恩戴德，互相作秀；反而有时真的去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以为只有这样才是对毛的报答之道。毛已有察觉、戒备之心，但不发作，他要冷眼观看这个不识抬举的家伙到底要弄出什么花样来。
果然，不久梁漱溟就跳出来捣乱了。
那是1953年9月8日至18日之间，为了讨论中共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北京接连召开了两次高层会议，一次是8日至11日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一次是12日至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全体会议。梁先生作为正式和列席成员参加了这两次会议。
在9月11日的政协会上，梁就有关农村和农民问题发言，毫不忌讳地直陈时弊：
“……有些农村干部把持乡村政权，违法乱记，欺圧群众。生产没有搞好，农民吃不饱饭，跑到城里当小工，露宿街头，公安部门今天把他们送回去，他们明天又来了。有人说，现在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了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忽略了他们，人家就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梁还谈到了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和他了解的农村情况，如当时已引起农民强烈抵抗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等等。梁的发言在一片歌功颂德声中显得突兀而不合时宜，引起了委员们的震惊和不满。
在梁发表“九天九地”之说后，会议宣布休息。但部分委员表示对梁的发言不满，群言汹汹。重新宣布开会时，周恩来作为会议主席发表讲话说：方才梁漱溟的话是有阴谋的，想破坏工农联盟，意思很坏。随后统战部长李维汉发言，更是对梁大加伐挞，会场已骚乱不堪。
第二天，毛在政府委员会上专就梁漱溟的发言作出了反击，他说：
“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说农民的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道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败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
“有人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人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如他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面对中共几位领导人的连续攻击，梁感到有申辩的必要，于是给毛写字条要求申辩权。但毛不予理睬。当晚梁又见到毛，毛已完全变脸，根本不与梁交谈便扬长而去。
9月17日，经过秘书们几天紧张、通宵达旦地准备好了讲稿的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数小时的长篇发言，从历史的角度穿凿附会，加油添醋、颠倒黑白，说梁漱溟从来就是个“反共分子”，在调解国共两党的和谈中，他貌似公正，表面与共产党站在一边，实际却在为国民党服务，站在蒋介石的立场破坏和谈……总之是个“反共老手”。
在一边吞云吐雾的毛，听着周恩来振振有辞的“批判”，不时插上几句：
“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你梁漱溟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人们说你是个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
说到激情处，毛干脆亲自上阵：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看到自己曾经以为礼贤下士、虚心纳谏的毛泽东口中吐出这么多恶毒下流、又语无仑次、类似泼妇骂街的语言，梁漱溟感到震惊了！但他决不想向这种以势压人的做法屈服。
梁要求当场作答，但被告知第二天再说。
次日，即9月18日，上演了此次闹剧的高潮。对于这个事件，记述者有不同版本，笔者只能照录。一个版本是：在毛、周安排好的全场一边倒、严阵以待的肃杀气氛中，梁争得了十分钟的发言权。在四周虎视眈眈、众目睽睽之下，梁走上讲台。他镇定地开口就说：“我的发言，一则是考验我自己，一则是考验共产党的雅量，因为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党的自我批评是真是假。”哪知刚说到这里，主席台上的毛便把扩音器移到自己面前，大声道：“你想要的雅量是沒有的！如果梁潄溟这类意見可以称作‘谏’， 我声明，我们确是拒谏。” 歇口气，接着又说：
“在梁潄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就是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毛越说越激忿，干脆开骂：
“你觉得自己很美，比西施、杨贵妃还美，我看你臭得很！”
梁不禁愕然，会场顿时紧张起来。毛指着梁漱溟继续骂：
“台湾广播说你有气节，有硬骨头，我看你有臭气，有臭骨头！”配合毛的咒骂，台下响起了一片口号声和怒吼声，“不听梁漱溟的胡言乱语！”“反革分子滚下去！”“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打死反革命分子！”……在一片怪叫声中，再也说不下去了的梁漱溟拖着沉重的步伐走下主席台。这时会场局面很僵。人们等待着毛发落梁漱溟。就在这时原国民党十九路军老将军陈铭枢在获得毛允许后走上主席台，他先向毛鞠个躬，然后说：
“请问主席，梁漱溟今天的事，是思想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盛怒中的毛想了半天不得不回答说：“是思想问题。”
陈于是说：“若是思想问题，我想发言说几句。”陈便一面批评了梁漱溟，另一方面却说：“既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大家似乎不须有今天这样骚动的场面。”
陈铭枢算是巧妙地将了毛一军，为梁氏解了围，大大减轻了梁的“罪责”。因为思想问题比起政治问题来自然要轻得多。已经承认梁是思想问题的毛只好顺着台阶下，说了一通：“梁赖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之说……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的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人民政府是否能够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
同时又说：“我们是不是要借此机会和他绝交，从此不再和他来往了呢？也不。只要他自己同意和我们来往，我们还准备和他来往。在第二届政协全会上，我还希望他当选政协委员。其原因是：因为还有一些人还愿受他的欺骗，还不了解他，他还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所以他还有资格当选政协委员。这一点雅量我们还是有的。”
一场有惊无险的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这个版本也许有些不准确，有些不完整。据梁漱溟后来自撰的《事情》一文，他是这样记载的：
“18日，午后开会，我登台发言，气势蓋盛。我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毛主席立刻厉声说：‘告诉你，我没有雅量！’”
在海外出版的署名戴晴和郑直淑撰写的《毛泽东与梁漱溟》中，在“雅量”问题上记载较详，书中梁漱溟的原话如下：
“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尊重您；您若真没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我现在意思是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
结果与梁的自述一样，招来毛的厉害呵斥：我没有这个雅量！
还有记述补充了当时的情景：当会场上一片嚣声使梁漱溟没法说下去时，梁冲着毛泽东说：“主席，既然是请人来开会，让提意见，你就应该有点雅量，准许我把话讲完啊！”
哪知毛一听戾气大发，当即指斥：
“梁漱溟把共产党的农村政策描得一团漆黑，说得一无是处，就算我有这个雅量，不知今天出席会议的各位同事，有没有这个雅量？”
台下一片附和、否定之声。
那知梁却仍不识相，竟然当众顶撞说：
“主席，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
会场气氛顿时紧张得使人喘不过气来。只见毛的脸色煞白，慢慢站起身来，高声宣布：
“现在，我提议，来一次表决，同意梁漱溟先生发言的，请举手！”
整个会场，只有毛一人举起一只手，其他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宋庆龄、张澜、李济深等都无一人敢举手，全场鸦雀无声。
接着毛便发表了那一套“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用笔杆子杀人……梁漱溟是野心家、伪君子等等的讲话，毛一气骂了一个多小时，直骂到疲惫了，才住口。
记述这次梁、毛雅量之争和毛泽东那通泼妇骂街式讲话的，首先是署名戴晴和郑直淑在香港出版的《毛泽东与梁漱溟》，据考，戴晴用了真名，而郑直淑则是曾担任政协秘书长的汪东林，汪不敢用真名，用笔名“郑直淑”，取“正直述”之谐音。后来，又有1956年底去了香港的原民盟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周鲸文撰写的《风暴十年》中的“梁漱溟事件”记述此事。再后来，中共将经过修改、刪节、润饰的毛、梁之争以《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的篇名收入1977年出版的毛选第五卷。
总的说，由于素材来源较杂，上面叙述中不免有次序不一、内容参杂互见或有所差异等情况。不过，各种版本基本精神是一样的，基本情节也大体一致。
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毛那表面上与旧友和文人墨客貌似融洽亲热的关系背后的实质。从此以后，毛的那些旧日朋友、清客，即他所谓的“右派朋友”， 与他相处时就更加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了。
毛最后对梁漱溟先生的处理显得很大度，这点确有些使人意外，从来对毛稍有公开忤逆之言的，毛是绝对不会轻饶的，而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地位。梁先生后来除了不再开口之外，却基本相安无事，照样当他的“政协委员”。 这大概是因为毛感到在大会上对梁的咒骂有些失态，有些过份，所以在处理时特别宽容一点，以塞众口。文革中除了抄了梁家的书籍外，也未再给以特别打击。梁所以得此幸运，除了陈铭枢当场迫使毛给他作了“思想问题”的定性外，还可能得益于这次事件本身的公开传播，特别已经传到海外，既要骗人又要顾及面子的毛不能不考虑这个因素。还有一个一般人不知晓的因素，据知情者说，梁漱溟有一个大他二十几岁的族兄梁焕奎，乃毛的恩师杨昌济的恩师，当1918年毛泽东去北京投奔杨昌济时，梁焕奎同样去北京梁漱溟处寄住，梁、杨两家多有往来，毛也被卷入其中。这一层“恩师的恩师的兄弟”的关系，使毛与梁漱溟有了一点说不清的“亲戚” 关系。毛虽然要别人六亲不认，但他自己仍然看重血缘关系。也许这一点不为人知的因素促使毛赦免了梁的“死罪”。 不过，笔者以为，毛素有“党内斗争严厉，党外待人宽容”的不成文传统（ 不过这宽容也是一件“画皮”，宽容的对象只限于有影响力的名人、统战对象），在延安整风时他把自己的干部队伍整得鬼哭狼嚎，但他在接见外部记者和国统区来延参观考察的人士时，却显得彬彬有礼，谈笑风生，看不出一点暴戾之气，还装出一点儒雅之风。蓋因为内部斗争关系到他的成败荣辱，故他丝毫不能迁就；而与“外宾”交谈则完全是即兴作“秀”，这个“秀”作好了，可以麻痹对方，又有利树立自己的形象，何乐不为？此乃毛的又一狡诈之处，也是毛主义又一秘笈和“潜规则”。梁潄溟也就于无形中占了这点“便宜”。
后来梁活到95岁才去世。文革后期有一首据传是梁老先生写的七律打油诗（更可能是借梁之名的他人之作），名为《吟臭老九》，录之以飨读者：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是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
假若马列生今日，也要揪出满街走。
【笔者注：这里顺便澄清一下“九儒十丐”问题。九儒十丐之说见于元代，后人因此以为元代是最轻蔑知识分子的时代。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元代是北方游牧民族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蒙古民族当时处在军事部落制时代，带有浓厚奴隶等级制色彩。蒙古族入主中原的初期，很自然地将他们的一套规制和习俗带入中国，对汉族和知识分子的歧视也是起于此时，当时确有“七匠、八娼、九儒、十匄（匄同丐）”之说。但很快，元朝统治者认识到他们的野蛮游牧文化不能用来统治中国，而必须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融入华夏文明。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尊崇儒学，善待和重用士人。蒙古对中国的统治真正应始于元世祖忽必烈定国名为“元”之后，即1271年后（而不是成吉斯汗建国的1206年）。元世祖召北方理学名家许衡为集贤殿大学士、国子监祭酒。许为元主多方谋划，复延周、孔遗教，并从新开科取士，儒学始得复兴。忽必烈后又召孔子后裔孔洙为国子监祭酒。至武宗，则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之尊号，其位已在各朝对孔子的封号之上，当然就不存在什么“九儒十丐”问题了。
再则，我们从在元代一些著名文人，如关汉卿、马致远、赵孟頫 、张养浩等人的作品和事迹中也不难看到他们作为知识分子，仍然保持着高尚的人格和风骨，统治者对他们也相当宽容和礼遇。如早期的关汉卿，以不与当局合作为是，且敢于为民“鼓与呼”，不惧权贵，自诩为“锤不扁、煮不烂、蒸不熟、响当当一颗铜豌豆。”就这样一个长满“反骨”、一身傲气的人物，并未受到统治者的直接迫害。可见，即使是元代早期，知识分子的境遇实际上要比毛统治下的时期好得多，从整个朝代来看，更不可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酷毒凶残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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