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长辈谈民国

子规

他们都不说民国好

    我父亲是1935年生人，母亲是1940年生人，都算是民国时代的人，他们经历过解放前的时代，也经历过解放后的时代，经历过改革开放前的时代，也经历过改革开放后的时代，阅历也算丰富，通过这些阅历，自然会形成自己对社会和时代的一些看法。现在就说说他们曾经说过的当年那些事儿吧。

    父亲平时不大喜欢到外面跟人聊天，晚上吃完饭就早早休息了。有一次他躺在床上休息，我坐在床前打开那部黑白电视机，边看边跟他拉话。我当时还很年轻，涉世不深，书也未读透，原先对那种以主流意识形态写出来的历史深信不疑，上大学后眼界打开了，看到了许多很不同的历史叙述以及评说，于是态度又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认为以前读的那些历史都是不可信的，民国以及国民党的历史似乎都被写反了，都被说得十分不堪，其实蛮不是那么回事。父亲对我又急切又感慨地说道，你们这些年轻人才不知道国民党有多坏呢！

    他这样说，一方面是希望我不要有叛逆的思想，不然以后在体制内是无法适应的，前途会受到很大影响。而对他们这些老辈人来说，一个人读了书后要在国家单位里发展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然读书就失去任何意义了。另一方面也是以他亲身的经历告诉我们这些年轻人，国民党可不像你们这些根本就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所想象的那样。也不仅是他，我从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嘴里，也确实听不到谁讲国民党有什么好的，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国民党都是“抢打连夺”，即见人就打，见物就抢。这些话都是在一种自然状态下流露出来的，并非谁要他们这么说，也不见得他们都是被洗过脑的。对于这些目不识丁的乡人，几千年下来的传统思想对他们是有很深影响的，他们很难摆脱那种皇权观念，但要说他们会因为被洗过脑，而把一个很好的时代说成一个很坏的时代，无疑也是言过其实，不够客观公正的。比起那些“民国粉”对那个时代的凭空想象，我更愿意相信这些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长辈的证言。

    八年抗战结束时，母亲已经开始懂事了。那时外婆已经病故，外公带着她生活。有一天，外公去外地还未回来，她自己坐在家门口玩。保长带着乡公所的人来挨家挨户地收捐税。据她讲这些人都是一手提着麻袋，一手握着铁棍，一脸凶巴巴的样子，要是谁家的捐税交不出来，就会一铁棍抡过去（但抡完后似乎也没有再怎么样了）。他们看见大人不在家，就问母亲你爹去哪里了。她正想说外公去哪里还没回来，保长立即对她使了个眼色——都是乡里乡亲的，怕让他们知道后会在这里赖下去。她明白了过来，就急中生智地说道，不知道。他们看见是一小女孩，也无法拿她怎么样，就悻悻地走了。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已经搞得怨声载道，连保长都向着乡亲，都不想为他们卖命，能敷衍的就敷衍，可见那时国民党政权已经腐朽不堪，它在内战中丢掉政权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母亲还讲过，快解放时有一天中央兵（即国民党中央军，我们那里把它叫作中央兵）经过我们这里，把外公拉去带路。外公给他们带到村外的一个岔路口，那里地形复杂，过了一个拐角就找不到人了。他急急走了几步，就偷偷溜掉了，让这些中央兵自己摸去。连路都不给带，可见这个政权已经失尽了民心，穷途没路了。

    母亲又讲过，解放军快打到这里时，村民以为又来了中央兵，又要遭殃了，就纷纷跑到山上躲起来。后来有人上来说这回来的不是中央兵，而是解放军，我们这里已经解放了。人们就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烧好茶水摆在路边慰劳解放军，庆祝这里的天也变成了解放区的天！

    我们那一带直到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一直都是国统区，即使在土地革命时期，也只是在偏远地区有小块中共控制的革命根据地，大部分地区包括我那个村子一直都在国民党政权的控制之下，长辈人可谓一直都在跟国民党打交道，对国民党的统治状况是最有感受的。国民党向他们收取各取苛捐杂税（其实那个年代战乱不休，经济发展很难走上正轨，政府要维持浩大的军政开支，焉能不向社会征收各种捐税，焉能不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他们在经济上是贫困的，对国民党的评价实在好不起来。但对国民党的评论低，不等于对共产党的评价就高。我们那里把去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人称为“武卒仔”，这是一个十分贬义的称谓，这些人往往都是乡村的流氓无产者，是十分被人瞧不起甚至遭人鄙视和唾弃的。共产党闹革命也需要经费，同时又不事生产，就只能到有钱人家里要求“献”出财物。说是献其实就是抢，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与土匪的打家劫又有何异。这种需索甚至比国民党的苛捐杂税还要糟糕，国民政府至少还是合法的政府，征收的是“皇粮国税”，同时还有一定的“王法”，不会那么无度，那么暴力。

    共产党号召人们起来闹革命，说是要消灭地主阶级，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下中农。但在那些未被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这种革命其实是很难被民众接受的。比起北方以及西南西北这些由地方军阀控制的地区，南方的5至7个省份是国民党真正能够控制的地区，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这些地区并不得人心，这是导致它失败的根本原因，而不是长期以来主流所宣传的那样，是王明的左倾路线以及李德的军事冒险主义所导致的。即使中央苏区始终实行毛泽东的路线，始终由毛泽东主导，也是避免不了这种命运的。在1927年至1937年这十年间，国民党直接统治下的南方几省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有了较大进展，虽然政府实行一定程度的官僚资本主义，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仍然具备，民间的经济力量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民众的生活水平总体上还是在改善的过程中，谈不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并未出现后来1942年河南大旱灾导致几百万人饿死那样的惨剧（这与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还是由天灾以及战争引起的），更没有出现1959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导致减少人口几千万人的惨剧（这与自然灾害也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还是极左路线的人祸导致的）。因此，在这些地区并不具备共产革命的社会基础。长征说是要北上抗日，实际上是共产党在南方已经无法立足，只能向西部转移，用国民党的说法就是“西蹿”。刚开始时共产党也没有想到要到北方，而是想在西南地区重新开辟根据地，但西南的军阀已经牢牢地控制了自己的地盘，再加上国民党的中央军也随后进入了西南地区，所以只能来到国民党统治力量更为薄弱、地方更为分裂、更有空子可钻的北方。即使这样，如果不是抗日战争的到来，国民党不得不结束“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得不接受国共再次合作的事实，国民党的势力也会不断地进入北方，假以时日，共产党也会重走南方的覆辙，使革命再次失败。抗日战争却完全改变了这一历史进程，使共产党在广大的敌后地区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短短几年时间军队就由几万人发展为一百多万人，建立了众多的抗日根据地，拥有几千万乃至上亿可以有效动员的人口，从而可以与国民党分庭抗礼，在战场上一决雌雄了。

    而等到共产党发展壮大后，国民党这样一个“搞独裁无胆，搞民主无量”，即使在自己的统治区内也无法有效地控制基层社会，自身组织也十分软弱涣散的威权政权，在组织严密，牢牢地控制着整个社会，动员能力极强的共产党面前，显然是处于下风的。国民党的腐败是事实，尤其抗战胜利后在接收沦陷区的过程中，那些接收大员都变成了“劫收大员”，通过接收敌伪资产和强制兑换货币（以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把民财搜刮一空，更是极大地丧失了民心。但这并不是国民竞失败的根本原因，国民党就是腐败也是威权统治下的腐败，其程度与共产党后来在极权统治下的腐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后，权贵资本主义日益盛行起来，那种腐败程度远远超过当年的国民党，但这并未导致政权的垮台），从根本上说它还是败于一个已经发展壮大起来的极权政党。

    好在还有一道台湾海峡，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正是这道海峡挡住了所向披靡的共产党军队，再加上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全面介入两岸关系，使台湾获得了安全的保证。国民党痛定思痛，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一方面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使政权得到了稳固，另一方面进行了和平土改，大力发展工商业，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使经济开始起飞，同时还实行地方自治，改变了社会结构。到了1980年代，国际国内的情势都逼着台湾当局要开放政治，再加上国民党对开放政治并不存在意识形态的障碍（实行宪政，还政于民，这本来就是革命胜利后三步曲的最后一步），于是就开启了民主化，成功地实现了社会转型。而反观中国大陆，腐朽没落的国民党政权被推翻了，建立起的却是一个更加专制，更加党国不分，党国垄断一切社会资源，并且垄断思想舆论，对社会的控制做到无孔不入的极权统治。毛泽东时代且不说了，即使到了后毛泽东时代，也始终走不出这样的格局，民主化始终遥遥无期，市场化也是半截子的伪市场化。但人们一般并看不到这一点，我的长辈更看不到这一点，他们只能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认为当年的国民党政权实在坏到家了。

民国也有“计划生育”

    母亲有一次跟我聊天，我们说到以前没有计划生育，人们生小孩都是随便生，一直生到不会生为止。这固然可以满足追求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但也必然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当父母的个个都活得很累，要接二连三地把儿子拉扯大，还要给他们成家，几乎没有喘息下来的时候；当儿女的由于有限的生存资源要被兄弟姐妹们分走，能分到自己手里的就十分有限了，就得不到更好的成长和发展，只能在生存线上艰难地挣扎。我就问母亲，既然生很多小孩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人们得到更多的是苦难而不是幸福，却为何还要生那么多呢？假如以前也像现在这样有各种避孕手段，人们是否会少生一些？她听后不假思索地答道，会的。接着她又举了她娘家一个叔婆的例子。她这个叔婆特别能生，几乎每年都能生一个下来。她丈夫比较早就因故去世了，但他们也已经生下了很多儿女，其中留下来的有四男三女，还有好几个女儿实在无力养活，生下来就被溺死了。

    我们家附近也有一个人，他祖父生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但两个女儿生下不久就送给别人当童养媳了。其中一个是约好省城一户人家下来领走。当他祖父把这个襁褓中的女儿抱到定安码头时，由于迟了几步，船已经开了。他生怕错过这个机会，情急之下跳进水中，奋力往前走了几步，终于把女儿交到了对方手中。虽然是女儿，毕竟也是自己的亲骨肉，却恨不得立刻就脱手。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就要继续养着，日子本来就已经过得够艰难的，再多一张嘴吃饭就更过不下去了。可见当生存十分艰难时，人们其实也是不想多生小孩的，生下后也会想方设法送出去。虽然由于过去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送出去的更多都是女孩，但送男孩的也不是没有，那些自己没能生儿子的人家，传宗接待的儿子就是从别人那里卖来的。

    因此，以前家家户户都是儿女成群，并非都因为人们想生那么多，还与以前缺少避孕手段有关。避孕甚至只需要具备一点生理知识，懂得什么是排卵期就够了，但以前人们尤其是目不识丁的乡下人，又哪里懂得这些呢。现在人们都知道如何避孕了，所以当生儿育女的成本越来越高，年轻人又越来越追求自我的生活质量时，就纷纷选择了少生甚至不生，即使政府不再采取限制生育的政策，甚至开始鼓励人们生育了，都很难改变人们的生育意愿。

    全国解放后，人口得到了快速增长，很快就由四万万同胞变成了六万万同胞（1955年），然后又是八万万同胞（1970年）。人口快速增长的原因，一个是社会安定下来了，卫生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使人口死亡率大为降低，还有一个就是农村实行集体化，每个人一出生就可以从生产队领到一份口粮，甚至谁家的小孩越多越有利——小孩分到的口粮还可以匀给大人吃——所以这种“一大二公”的吃大锅饭体制也是鼓励人们多生的。我也曾经向母亲问过这个问题，说以前缺吃少穿，每家都生那么多小孩怎么养活？她回答说每个小孩生下来反正都可以从生产队领到一份口粮，都有办法养活。毛泽东时代人口的过快增长，主要原因并不是通常所讲的“错批一个人（马寅初），多生三亿人”，其实1950年代中期政府就开始提倡节制生育，1971年就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1979年后才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只是过去这种实行平均主义以及城乡二元化的经济体制，很难让人们降低生育的意愿，人们反而不如民国时代那样懂得需要节制生育。直到人民公社解体，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后，人们的生育意愿才开始降低。进入新时期后，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乃至现在进入了人口负增长，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此，而不是政府所实行的计划生育。

民国的高利贷

    大伯母是1920年代生人，比起父母更是民国时代的人，经历的事情更多，阅历更为丰富。有一次我跟她聊天，说到旧社会的高利贷问题。通常认为旧社会的高利贷是十分可怕的，那种“利滚利”会把穷苦人家拖进苦难的深渊，最后搞得倾家荡产、卖儿鬻女，因而民间都把这种高利贷叫作“阎王债”，像阎王那样是来催命的。我们所接受的教育都是这么说的，因而也就深信不疑起来，在我们心目中高利贷俨然就成为万恶的旧社会的象征。然而，我有时仍然会不无纳闷起来——既然高利贷如此可怕，后果如此严重，为何还有那么多人去借呢？难道他们都是不死找死吗？要是人们都不去借，什么都放弃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躺平了，至少还不会倾家荡产、卖儿鬻女。也许高利贷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么可怕呢。

    改革开放后，允许人们去发家致富，经济开始搞活起来了，需要用钱的人也就多了起来，同时有钱可以借出去的人也多了起来，于是又开始出现民间的高利贷现象，可现在并不是什么旧社会呀。大伯母的二女婿偷渡去澳大利亚，借了很多高利贷。那是1990年代初，民间借贷月利率高达三分，即一万元年利息要三千六，去偷渡要花几十万元。那次她跟我聊天，说她女儿的胸都被这些高利贷给算裂了（“胸都裂了”是我们当地的一句土语，形容一件事情对人的巨大压迫），女婿每个月从外面寄回来的钱都要拿去还债。说起旧社会的高利贷时，她说以前借钱的利息是很高，但比较了一下，还是没有现在高。

    民间借贷的利率说到底是由社会上资金的供求状况决定的，利率很高说明社会上的财富很少，资金很紧缺，人们都在等着钱用。改革开放后经济刚开始放开搞活时，社会上资金也是很紧缺的，民间借贷月利率都达到三分甚至更高。后来经济发展起来了，社会上资金变得相对充足，利率就开始降下来，到2000年左右只有一分半，再过十年又只有一分。而现在据说到银行以及小额贷款公司贷款的渠道更多了，年利率低的才百分之三点几，折成月利率就只有一厘多，比起以前的三分，简直就跟钱白借给你用似的。

    这指的是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即都是明码标价，借贷双方平等自愿进行的市场交易，不存在坑蒙拐骗和强买强卖。在这种借贷行为中，人们即使要付高昂的利息，也愿意去借，因为他们很需要钱，有了钱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人都是具有经济理性的，懂得什么对自己才是最有利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民间借贷的月利率高达三分时，我们这边的人借钱除了做生意，更多的都是去偷渡，虽然利率很高，但在国外做一个月抵得上在国内做一年，几年就能把债还清了，全家就能苦尽甘来，过上了好日子。所以这种民间借贷其实是人们所需要的，把资金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起到促进作用的，政府需要做的不是进行取缔和打击，而是把它们纳入规范发展的轨道。

    至于以前那些会把人逼上绝路的“阎王债”，它们并非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往往是土豪劣绅对穷苦百姓的巧取豪夺。他们都是在一个地方可以一手遮天的人物，人们都要任其宰割，借了他们的债就是掉进了魔窟，甚至不想向他们借债都不行。非要说这是民间借贷，也是一种畸形的民间借贷，已经完全扭曲了金融事业的实质，政府需要取缔和打击的倒是这种民间借贷。正常的民间借贷，借贷行为完全出于借贷双方的自愿，是不必担心那种不借也得借，借了就翻不了身的“阎王债”，不必担心那种“驴打滚”、“利滚利”的高利贷的。

                                              2023年5月28至30日写就

                                              2026年10月12至14日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