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七十四章
季鹏
延安整风（下）：打造驯服工具的恐怖洗礼
一、一项重要的政策转变
从客观上观察，此时毛的队伍不论在数量上或结构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数量说，由于坚决、全力执行毛的发展方针，到1941年上半年延安整风前夕，中共已有七十万党员，为抗战初期的十倍多，其中百分之九十为新入党党员；到1940年7月，中共自称其八路军与新四军已达50万之众（在1940年11月9日由毛起草给国民政府军亊委员会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的“佳电”中，要求中央政府按50万人拨给军饷），为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合计4.5万人的11倍多，到整风时自然又不止此数了。
除了总量的迅速扩展，队伍成分构成上也有了较大的变化，由于执行“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的政策，在延安聚集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延安街头挤满了南腔北调着各色学生装的青年人，成为延安新的风景。他们被安排在各类学校或文化单位，作为毛干部队伍重要的新生力量。
本来，按照中共自己的定性也是苏共给它的规定，它是纯粹的“工农革命党”； 又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中共的革命就是现代版的“农民起义” 和“农民战争”，这一特点，在抗战以前的共产党的队伍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它的士兵就是穿上军装的农民，干的事情就是杀富济贫的“打土豪、分田地”， 即进行所谓“土地革命”。 因此这个队伍基本成员都是没有文化的的贫苦农民和极小数工人，都是“大老粗”，是敢冲敢杀的“流氓无产者”。这些人对文化人，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然的仇恨，对共产党有着天然的眷爱。所以毛对他的队伍是极为放心、极为满意的。
但是上述情况在抗战后开始改变。鉴于中共已获得合法地位，更为了取得更广泛的社会支持，毛首先需要改变一下长期以来中共的“长毛”、“ 流寇”、“赤匪”形象，包括他自己的形象。在这方面，美国左派记者斯诺等为他立下了“不下于大禹治水” 之功（ 毛对斯诺的评价）。斯诺通过对毛的采访所形成了《毛泽东自传》和《红星照耀中国》两部著作，特别是后－部（毛组织翻译成中文．书名改为《西行漫记》，显得更加中性、客观。）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共的看法。在国内，颠覆了人们对“共匪”的传统印象，像－股新风，在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掀起了奔赴延安的浪潮。毛本人则成为这一改变的最大受益者，由一个打家劫舍杀人不眨眼的赤匪匪首、长毛、山大王，摇身一变成为了质扑的工农领袖，中华民族的“摩西”，忍辱负重的“抗日英雄”。中共血腥暴戾的阶级斗争的历史也变成了为正义和崇高理想而献身的奋斗史，还创造了诸多神话式的传奇故事……
获得如此意外收获的毛受到极大的鼓舞，他决心进－步推进共产党的“形象工程”， 同时也为了适应新形势下中共发展壮大的需要，对传统政策进行调整。1939年12月1日，毛为中共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党内文件，预示中共的政策策略为适应抗战的新形势而进入新的阶段。
为什么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呢，毛在这个文件中没有细说，只是笼统地说：“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们早就知道，毛对知识分子的仇视、蔑视、藐视是一贯的，难道他的这一基本态度有了改变？后来的亊实证明，非也。原来这只是毛将知识分子由敌人、“拒之门外”转而改变为吸纳、“改造为我所用” 的策略转变，在延安整风中，毛在公开讲话场合就不断鼓吹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最没有知识”， 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比狗屎都不如。还说读书识字是最容易的事，比杀猪、做饭容易得多，等等。可见，毛对知识分子仇视、藐视、鄙视的基本态度丝毫没有改变。
那么，他声称要大量吸收、重视知识分子的真正用意是什么呢？仔细考察，大概有下面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毛这时感到共产党已经成为“全国性的大党” 了，趁抗战之机夺取全国政权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在抗战的头两年，中共在敌后建立了多个根据地，即“国中之国”，建立政权需要大量从亊行政、技术性工作的人才，这就需要知识分子。这种实践提醒毛必须要培养和储备从事各种行政管理和经济、文化建设的人才，以为未来之需。
其二是，抗战以来，毛共利用共产党内和党外左倾文化人掀起了“文宣抗战” 高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发挥了奇妙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左翼文人的“文宣抗战”不仅改变了共产党的形象，虏获了民心，还迫使国民党和蒋介石全力抗日，不惜拿出全部家底来和日军死打硬拼。这使毛看到了宣传和舆论的重大作用，知识分子的巨大利用价值。其中也包括如斯诺等外国知识分子为他所作的巨大贡献。因之决定要更大规模地利用知识分子为自己服务。
其三，是与其他政治势力争夺知识分子、收買人心的需要。这一点毛在上述那个文件里说了：“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痹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争夺知识分子呢？因为知识分子其实是一个民族的代言人，一个国家的灵魂，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载体，要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征服其知识分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毛不能让人家抢了先机，占了便宜。
毛是否真的把知识分子作为国家、民族之宝呢？答案却是绝对否定的！对毛来说，说到底，知识分子只从具有利用价值, 使用价值， 而绝不能让其来左右共产党的政策， “改造”共产党。因为毛知道，共产党的价值观和追求的未来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乃至文化艺术，是与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格格不入、甚至完全敌对的！他绝不能让知识分子“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用语）。所以，他对知识分子的最基本态度和策略就是“改造” 二字，改造来为我所用，为我服务。他吸收知识分子的主要目的，除了在客观上起到笼络人心的作用之外，就是要把知识分子先抢夺过来，以免资敌；然后改造他们，使之成为 “我” 忠实的工具和仆役（对其中不肯顺从者则坚决消灭之）。
对知识分子如何改造，要达到何种标准呢？毛给出的答案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点”（毛：《五四运动》）。这是一句毛式语言，翻译出来就是是否愿做毛和共产党的“驯服工具”，是否真心实意把自己的灵魂和驱体都交给毛和他的亊业。
在那篇《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之前两月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已经表现了对他的队伍迅速庞大起来的忧虑，他写道：“党的组织已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大党。党的武装力量，也在同日寇的斗争中壮大起来和进一步坚强起来了。.....这些都是伟大的成功。”“然而，大批的新党员还没有受到教育，很多新的组织还没有巩固，他们同老党员和老组织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区别。大批新的党员、新干部还没有足够的革命经验。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不懂或懂得不多。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完全统一的理解，还相距很远。”在这里，毛除了故意卖弄马列主义的玄虚之外，其余说的倒是实情，也就是说，毛早已决心对他的队伍要进行整顿、清洗和重建，让他们变成纯粹的、清一色的毛式“阶级斗争” 的残忍工具。而吸引进来的知识分子无疑加重了这种整顿、改造的难度和工作量，但从大局着眼必须这样做，就是说，必须先把他们吸收进来再进行甄别、改造、清洗。所以，毛在吸收知识分子那个文件里又说：“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炼，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 同时，“毫无疑义应该充分注意拒绝敌人和资产阶级政党派遣进来的分子，拒绝不忠实分子。”在这个文件里毛说得很温和，很含蓄，他不可能把他的真实想法和未来的做法说出来。
他的真正想法和做法就则是：对所有吸收进来的知识分子都要加以严历的改造！要彻底洗清他们身上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气味，让他们脱胎换骨，成为共产党的忠实奴才，驯服工具。所以，后来他们在延安整风中被整得鬼哭人嚎、甚至丢了性命也就不为奇了。
大量知识分子进入了毛的队伍，无疑也是毛要开展延安整风的原因之一。
二、从疯狂到失落：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们
据任弼时1943年12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汇报：“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四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占71%（其中高中以上占19%，高中占21%，初中占31%），初中以下的约30%。”
具体点说，大概包括两类人，占绝大部分的十几、二十岁的青年学生，他们当中有很少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或所谓“左倾进步青年”。这些人并没有接触到真正的共产党，他们凭着一股高昂的抗日爱国热情，认定共产高举抗日旗帜，于是慕名投奔而来。
另一类是为数不多，占比很少的中共党内知识分子和文人。他们中有的是受中央的调遣从外地回到延安来另行安排工作的，如周扬、艾思奇、李初梨、何干之等；有的是受到国民党追捕，或被捕出狱后生活无着，或因其他原因在社会上难以立足而投奔延安的，如柯仲平、丁玲、艾青、舒群、王实味等。这些人或许不应计算在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中，因为他们有的是老党员，有的是小有成就、小有名气的文化人或共产党的文化干部。虽然如此，他们中绝大多数仍然没有接受过党中央和毛的直接领导，直接“教育”，延安整风对他们仍然是陌生的，所以，他们仍然是需要通过整风加以教育改造的对象。这类人不多，总共不过一、二百人，但他们能量颇大，影响也大。其中有的后来成了这四万青年的中坚和领袖人物，如王实味。
这些志愿投奔延安的年轻人最基本的动机就是为了抗日，他们认定中国共产党是最坚定的抗日派，而国民党的抗日则是被动的，它本来不想抗日，只想打内战消灭共产党，是在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推动之下不得已才走上抗日之路。
事实证明，靠了巧妙、强大的“十分宣传”， 毛真的可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扭转乾坤，中国共产党真的被塑造成了全国人民心中的抗战英雄，而那个笨嘴拙舌，只知道到前线去与日本人拼命的蒋介石，反倒成了怕死鬼胆小鬼，甚至被骂为“投降派”。
人们认定共产党坚决抗日的另一个理由是苏联是当时唯一支援中国抗日的“友邦”。苏联是中共的后台老板，后台老板都主动帮中国人民抗日了，它的“前台”、由它指挥的中共还能不是抗日的先锋吗？
毛不但把自己打扮成抗日英雄，还公然宣扬延安是“民主圣地”，还是中国的“模范之区”。国民党的宣传部门对此也放不出一个屁，就别怪这些纯洁的年轻人相信中共说的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了。
有位记者采访了两个从上海结伴自愿奔赴延安的学生，颇具代表性。在回答记者为什么要去延安时，一个说：“我一连几天看完了《西行漫记》，看到了中国存在一个新世界。过去只听说‘朱毛’，看了书后，知道这些人都是当代英雄。过去国民党的宣传污蔑都是假话。”
另一个说： “看了《西行漫记》，使我从理论上进而到形象上具体清晰见到共产党了，如亲临其境。什么是真正的真理和光明？就在这里我看到了。看得见，摸得着，不再是抽象的了。我也要做这样的人，我看到了自己应该走的路。”
苏联、中共的宣传在中国如入无人之境，无怪从官僚到百姓，从上层知识分子到引车卖浆者流，都以“左”为荣，以“共产”为进步，形成了时代的风气。
一些知识青年们去延安、去抗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现实社会状况的不满寻求精神上的刺激。在“国统区”，人们的不满是公开的，骂政府、骂国民党是家常便饭。国民党确实存在诸多被骂的理由，它腐败无能，软弱无力，它不能解决民众的生计问题，不能消灭贫困和不公，人们对它越来越失望。还有一个是存在于当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心中的一个特定精神上的需求，这些人或多或少受到当年“五四”运动的影响，秉承五四青年们对自由、民主、科学的追求，对传统礼教和儒家伦理道德的强烈不满，向往和追求一种理想的自由、平等、浪漫而又充满激情的生活。这些青年一般都出身在比较殷实的家庭，家庭的平静而又有富有的生活环境令他们不满，长辈的管束被他们视作束缚自由的“旧礼教”，一心只想要寻求独立特行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巴金以反对旧式大家庭和旧礼教为主题的《家》、《春》、《秋》三部曲，是这些青年最喜爱的读物，引起普遍的共鸣和仿效。但是巴金在书中并没有给出青年们的具体出路。如今抗战来了，共产党高举起抗战的大旗，高扬自由、民主、平等、艰苦奋斗的精神，青年们不觉耳目一新，仿佛看到了真正的人生出路，看到了那火热、激情而充满浪漫的生活，于是，很快就认定这正是自己追求的理想人生，延安便成了自己梦中向往的地方……
赶紧打起背包出发吧。
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去延安之路并没有多大的阻碍，比如，从西安去延安，国民党设了九处检查站，但是经由这一途径去延安的青年们都能顺利通过。只是很多情况下要靠徒步旅行，有的要千里长途跋涉，穿越崇山峻岭，激流险滩，餐风宿露，这对那些没有出过远门，而且从来过着比较优裕的生活的热血青年们来说，确实是不小的人生考验，但也是他们所想往、所甘愿的人生经历……
当历尽千辛万苦，延安城头终于映入眼廉的时候，这些青年热血沸腾了，有的热泪盈眶，放声大哭，有的狂呼奔跑，纵情大笑，然后不约而同地高喊：“延安！多么庄严雄伟的古城，我们日夜思念的革命圣地，我们终于来到你的身边了！万岁！乌拉！......”
有的匍匐在地，亲吻着延安的黄土地；有的双膝跪地，双手捧起一抔黄土，将它紧紧贴在胸口，无限深情地喊着：“祖国啊，就剩下这片干净的土地了！......”
很多人回忆当时的情景：
“像梦一样，我们跨进了一个新世界，感到一切都是美好的，有意义的。晚上睡不着，又是唱歌，又是写诗。第二天一亮，就跑到延河边，去喝一口香甜的延河水，......一位四川来的教师，激动地伏在地上亲吻着泥土，兴奋地喊着：‘啊！自由的土地，我来了!.....’”
有的挥笔写下当时的心境：
“我们像逃犯一样，
奔向自由的土地，
呼吸自由的空气；
我们像暗夜迷路的小孩，
寻找慈母的保护和扶持，
投入了边区的胸怀！
...... ”
他们正在富于幻想。爱做梦的年龄，又是十足的理想主义者，一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感到什么都新鲜，第一次听到人们称呼自己为“同志”，“感觉到浑身的血管都冒出热气来了。”看到延安干部们都穿着千篇一律的、又脏又臭的灰色服装，感到那么神奇、亲切、令人羡慕不已。握手更是让人心跳不止的体验，它胜过千言万语，将天南地北的陌生面孔一下子拉近了，一种革命同志情、“阶级爱”油然而生，一种人人平等的感觉流进心田，耳边响起熟悉而又陌生的歌声：
“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
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 ”
年轻人聚集到一起，歌声是最美好的共同语言，情感交流的工具，早先到达那里大哥哥、大姐姐和长辈们，教给他们唱延安的“革命歌曲”：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
啊，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
这首《延安颂》，是每天早上集合必唱的歌曲。还有歌颂当地风情的民歌小调，最著名的当然是由冼星海作曲、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了。成千上万、朝气逢勃、精力过剩、热情高涨的青年汇集在一起，一改延安过去荒凉死寂，变成了一座歌城，歌的海洋。一位亲历者回忆说：
“延安唱歌，成为一种风气，部队里唱歌，学校里唱歌，工厂、农村、机关里也唱歌。每逢开会，各路队伍都是踏着歌来，踏着歌回去。往往开会以前唱歌，休息时候还是唱歌。没有歌声的集会是没有的......”(这种“歌声抗日”又是多么符合毛的“抗战”要求。)
毛共的宣传和政工部门巧妙地利用了年青人的这一特点，将教育和思想灌输融汇于歌声之中，群众性的歌咏活动不仅成为大众娱乐方式，而且成了形成和强化统一意志的有力手段，对这个队伍的精神凝聚力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当局把以抗战为主题的歌咏、娱乐活动，幻化成了形成统一意志的有力手段。后来，又悄悄地把以抗战为主题的歌咏改变成歌颂共产党和毛的一种固定程式，《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绣金匾》等肉麻颂歌应运而出，成为逢会必唱的政治性仪式。
与唱歌一样，作诗是知识青年们的另一所爱。毛共当局同样巧妙地利用青年们的这一特点，引导他们变成对领袖和共产党的赞颂，这方面，那些共产党文人和党的文化干部，起到了引诱和以身作则的作用。后来被吹捧成“大诗人”的艾青，就有一首叫做《毛泽东》的诗，可称为这方面的代表作：
人民领袖不是空虚的颂词，
他对人们的爱博得人民的爱戴.....
他的脸常覆盖着忧愁，
眼睛里映着人民的苦难；
是政治家、诗人、军事指挥者，
、 革命者——以行动实践着思想......
但是，激情总是不能持久的，当新鲜感和神秘感变成习以为常的生活后，浪漫逐渐还原为生活的本色，贫瘠得寸草不生的黄土地并不可爱，延河水也并不清澈甘甜，艰苦而又单调的生活开始侵蚀青年们美妙的革命情怀......
最早引发热血青年们革命信念动摇的，不是他们日益发觉存在于表面之下的普遍不平等和特权现象，而是来自那些原来被他们尊敬和羡慕的身穿“又脏又臭”的干部装的工农干部，工农干部和大老粗首长实在看不惯这些充满“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知识青年，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一颦一笑都让这些大老粗们感到他们是自己的异类，看到他们便本能地想起那些被自己亲手杀灭的地主、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少爷小姐，对他们的反感、仇恨和鄙夷油然而生。反过来，知识青年们也发现这些工农干部们并不如想象的可爱，他们拒绝和自己打成一片，他们爱摆老资格，爱把无知识、无文化当作炫耀的资本，他们语言粗俗，面目可憎，不讲卫生，身上“又髒又臭”的干部服也不那么可爱，而是发散着令人难以忍受的异味……总之，双方都感觉了与对方的格格不入。
毛共当局感觉到了这两类人的文化和背景差异隐藏的危机，而且知道原来的老干部、老党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农民，绝大多数为文盲或半文盲）是挑起矛盾的主导方，于是在1940年10月，由中共中央文委发出了一份《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要求“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作家丁玲在其发表的文章中提到，一些工农干部对知识青年直斥：“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这些土包子，你还想来延安吃小米！”（显然，这些工农干部误以为这些知识青年们远道来到延安，是为了找一碗饭吃。）当局也告诫知识青年和文化人要虚心向工农老干部学习，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丁玲就是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的一位，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使自己“工农化”，丁玲在其文章中极力抹去自己原来的“莎菲女士”色彩，妆扮得很工农化，她在自己的小说和文章中大量采用粗俗口语，俚语，如“他妈的”、“ 老子”、“卵用”、“尿”、“屎”等等，并且热情歌颂工农兵大众的“无产阶级感情”……。
但是，一般的知识青年和文化人还是很难实现这种转变。就是丁玲，这种表面上的工农化并不能说明她的思想已经改造好了，在后来毛泽东开展的整风运动初期，在号召人们自由向领导提意见的阶段（颇类1957年整风的“鸣放”阶段），丁玲就发表了揭露延安妇女问题的文章《三八节有感》等“毒草”，要不是她与毛泽东有过一段“特殊关系”，放她一马。很可能她就变成王实味第二了。
延安的“男女关系”问题也很快发展成为新干部和老干部、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矛盾冲突的另一焦点。当时，延安的中共队伍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最初是30:1.后来是18:1，女性成了“稀有动物”，紧缺资源，严重供不应求。
按照毛共的等级制度，像其他稀有、紧缺资源一样，为数不多的“女同志”本应优先“供给”有一定级别的老干部。可是这些老干部几乎都是“大老粗”， 很难得到女知识青年们的芳心。反之，她们更愿意在男“同类”中寻找伴侣，这就大大激化了隐藏的矛盾。
最早发生的“刘茜事件”就是这样一种信号。
刘茜是抗日军政大学（抗大）第十五大队学员，来自太原一个中学的学生，时年十六岁。十五大队大队长黄克勤，是从井冈山走过来的老红军。黄克勤看中刘茜后，单刀直入要求与刘结婚。刘茜却是位受到过五四精神熏陶，追求个性自由和独立自主的少女，如何肯屈从黄的“权威”？在几次追求未果之后，黄约刘到延河边散步，以便对二人关系作个了结。单纯的刘茜如约而至。谁知，这个真实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故事，却以两声枪响，一地血腥作结。
后来的验尸报告表明，黄克勤向刘茜脑部、右肋各开一枪，同时死者右膝盖及下腿部皆有瘀伤，呈紫黑色，可以推知黄克勤对刘茜实施了多么残忍的侵害、摧残！黄的暴行引起了广泛的公愤，特别是外地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们，一致要求对黄严惩不贷。
几经展转，黄克勤被判处死刑。他不服，上书给毛泽东，毛经过认真的权衡，没有袒护这位井冈山的追随者。
在处决黄克勤的大会上，大批老红军、工农干部为黄鸣冤，要求枪下留人，让其戴罪立功。当达不到目的后，这些人为黄嚎啕痛哭，一股不祥的戾气在延安城中暗流涌动。
黄克勤被处决了，毛泽东却久久不能平静。他之所以最后抛弃了黄克勤，当然是为了大局，为了平息“民愤”。 但这一事件同时也触犯了中共固有的等级特权制度，因为，本来，在占有女人的问题上，黄克勤应该享有一定特权或优先权，但他做得有些过份了，超越了他这一级别干部的特权的限度，或者说他的级别还不足以包容他的行为。毛很清楚，处决黄克勤，但决不等于可以动摇共产党的政治等级特权制度。他今后仍然要维系这种制度，维系高干们在占有一切、包括占有女人上的特权。另外他也知道，这一事件打击了他的工农干部，这些人是他的最爱，他的依靠，他必须要挽回工农老干们的心。总之通过这－事件他更看到了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给他的队伍带来巨大危害。为了大局，他不得不让这些知识分子赢了一个回合。但是，必须遏制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延安这片土地上继续播撒自由主义的种子，必须对这些知识分子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后来整风中毛放纵工农老干部对知识分子们的残酷斗争和迫害，不能不说是刘茜事件的发酵，黄克勤们的报复。
果然，不久又有不谙“内情”的10名来自南方的青年男女自发组织了一个“自由恋爱俱乐部”。 这－次，毛没有给他们丝毫包容，他立即下令取缔，并将这十名男女逮捕归案。算是对那些老红军、老干部的补偿、抚慰。再后来，在毛共队伍里实行了明确的、严格的婚姻“准入制”， 规定了何种级别、资历的干部才能娶妻。在两性和婚姻上充分实行了高干、老干优先的原则。
毛对十名要求婚姻自由的青年知识分子的严厉镇压，使青年学生们心目中的革命殿堂开始摇晃。而宗教式的虔诚一旦开始动摇，现实中的一切便跟着起了变化，这时恰恰碰上毛发动的整风运动，整风的初期人们被要求大胆向“党” 提意见。青年学生们原来被强制压抑在心里的一些想法、看法，也就如决堤的洪水汹涌而出了。
最明显、也最令知识青年们不能容忍的是延安无处不在的等级特权现象。这些青年不远千里、万里投奔延安而来，除为“抗日”之外，就是冲着延安的“民主摇篮”、“革命圣地”的名声而来的，而“平等”则是这一价值观的核心。然而，它却被延安的现实无情地碾得粉碎。
先看食。食是离人们最近，最密切相关之事。王实味说，延安“食分五等”，其实不止五等。1937--1938年的规定是，战士每天5分伙食费，一般干部7分，枣园（社会部特工）1角5分。军队团级干部和地方厅级干部为一素一荤一汤，师级和中央部级加一荤，政治局委员四菜一汤。书记处成员则享受“特灶”。1940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规定了大、中、小、特灶标准，每个等级的伙食标准呈几何级数递增，广大知识青年只能吃清水煮白菜的“大灶”。另外，延安不产稻、麦，只产小米，大灶只能吃小米。这使从来只吃大米的南方人很难下咽。大灶除节假日外，见不到荤腥。而那些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一般都来自比较优裕的家庭，他们过惯了衣食无忧的中、上等人的生活，到了延安，就只能享受小米加清水煮白菜的的革命生活，久了，肚子难免发出怨言。
衣分三色。一般干部只能穿由当地农民生产的土布，粗糙且扎人。领导干部则穿从国民党统治区进口的斜纹布。衣服的样式则有士兵服、干部服、政工人员服，就像皇帝时代的官服一样，等级分明，绝不可以“乱穿衣”。
日用必需品如烟草、蜡烛、纸张等都按级别实行不同质和量的分配。
行，达到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可以骑马，并配有马夫，还有干杂活勤务员。毛泽东则一人“一枝独秀”，拥有延安唯一一辆小汽车。这辆车本是纽约的华人洗衣房捐赠用于运送抗日伤员的，毛把它私有化了，成了他的专车。
其实在衣食住行方面适当的等级差别人们还是可以接受的，只是等级差别太大、太绝对化，让人们怀疑所谓“革命队伍人人平等”，“大家都是革命队伍大家庭中平等一员”的口号的虚伪性。、
延安的等级制度还不限于上述方面，它延伸到人生的一切方面。比如看病。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生病是可怕的大敌。延安的医疗卫生资源本来就很缺，有限的资源又被首先用于为高干服务。医院分为普通病房和高干病房，高干病房拥有最好的医生和医疗设备，即使高干病房闲置，普通病人也无法去那里享受医疗服务。普通干部要住院治疗要有相应的级别单位的介绍信，或经某首长的特许（这些规定一直延伸到建国后，直到今天）。一般的战士和老百姓就更只能“望医兴叹”了，不少人眼巴巴死于缺医少药。
然而在这方面毛又鹤立鸡群，他本来就有美国的马海德医生专门服务，后又有苏联派来的两名医生。他有医疗保健方面的需要，还可以直接向莫斯科要求，或由在重庆的周恩来设法从“国统区”弄来。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曾派出红十字医疗队来延安给一般老百姓看病，但很快就被当局以“使用有毒的针、药”为由赶走了，然而一些有专长的医生却被留下来专为特权阶层服务。
再如教育。延安设立专为干部子女服务的幼儿园、学校，但一般干部的子女是无权享受的。再说，一般干部除非原来已有配偶，也很难找到对象；有了对象也不敢要孩子，因为从生孩子、抚养、教育等一系列问题都要全靠自己“解决”，在艰苦的环境里，自身已经难保，怎可能有此能耐、怎敢有此奢望呢。
高干们的子女还可以送去苏联受教育，一切都由“公家”包揽了。
另外就是前面讲到的由于男女比例失调带来的男子找对象难，结婚难，女子成了稀有资源，政治上不平等的特权制度又加剧了婚恋上的矛盾。虽然高干们并不都采取黄克勤那种赤裸裸暴力胁迫方法，但为数不多的“女同志” 仍然被拥有各种巨大优势的高干们占有了。除了女子本能选择高官厚禄者以外，还有－种由“组织”指定婚配的不成文规矩，靠了这种规矩，老领导们都配上年青漂亮的妻子，如林伯渠、谢觉哉的伴侣都是由组织指令配给的。当然也有女方不从者，如，高岗看中了年青女孩李力群，可李抵死不从。王若望、习仲勋等便以“组织” 名义强迫李就范。李力群跑到延河边哭泣，王若望找到了她，严肃地说：“你学过党建吗？党员要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安排，这也就是组织的安排！”走头无路的李只好服从“组织安排”。
广大的年青干部就只能“望女兴叹”了。
问题还在于毛决心维护这种“婚姻特权制”，明显的例证是，以毛为首的已径拥有配偶的中共高干，趁有外来女青年拥入之机，忙于给自己“换妻”，原来的“黄脸婆”被年轻漂亮的“女学生”取代了。毛泽东则以实际行动充当了这个“换妻帮”的领头羊，先是跟国统区来的摩登女郎好上了，后又跟美国来的洋妞勾搭成奸，被夫人贺子珍当场捉奸，大闹一场，弄得满城风雨。但毛的“革命意志坚定”，干脆把贺子珍强行送去苏联“养病”，然后名正言顺将上海滩的三流影星蓝萍（江青）纳为夫人。
“党” 还把女子作为笼络共产国际干部的工具。在江西苏区时，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要女人陪睡觉，博古把这项任务交给中共中央局妇委主任李坚贞去完成，李坚贞找到年青女子李月华，李月华不肯，说：“这比下地狱还难啊！”可李坚贞以“革命需要” 和“组织决定”迫使她下了“地狱”。到了延安，中共又给苏联派来的联络员、以及在延勾留的日共领导人扳野参三都安排了“临时妻子”。待这些外国人回国后，这些临时妻子算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被留在了延安另行婚配。
可以说，维护政治等级特权包括婚姻特权，是毛对“刘茜事件” 的真正答复。
亊情还不止于此。为了调剂黄土高原荒漠小城的枯燥生活，毛共高层又办起了 “梨园周末舞会”，一时毛及其高干们趋之若鹜，舞会成了高干们寻芳猎艳的场所。这就是后来被王实味所指责的延安上层社会“舞迴金步莲，歌啭玉堂春” 景象。在前方将士与日军浴血奋战，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秋；在中华国土半成焦土，黎民百姓辗转沟壑的艰苦岁月里；在国家战时首都重庆被日军飞机轰炸得血肉横飞之际，毛的小朝廷却过起了如此安逸的声色犬马的日子，难道不令人愤怒、噁心、不应该遭到谴责吗！可谴责它的人却人头落了地！
除了特权和由之带来的普遍不平等之外，“民主”的幌子也露了馅。本来，这些热血青年们就是奔着延安这个“民主摇篮”而来的，在初期，他们似乎感到有那么一些“民主自由”，如他们可以放声高唱，可以吟诗作词，可以高喊抗日；但很快他们就明白了，原来这里只有歌功颂德的“自由”， 只有歌颂毛和共产党的自由，如果超越了这条“红线”，就变成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自由化”了，甚至有变成了“反党”、“反革命”、招来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
这里的一切都被集体化、战斗化了，没有个人空间，没有不受干涉的私人“领地”。“民主”在这里实际上难觅踪影，这里的一切实行军事化管理，个人服从集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铁的纪律。这里也没有个人隐私，一切以个体为出发点的思想言行被斥之为“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意识”而受到批判、斗争。最初让人们感到新奇的集体生活，令人振奋的哨声、集合声、歌声、口号声，逐渐变得单调而令人神经紧张、烦恼、恐惧，“人”逐渐蛻变成了没有思想、不能思想、没有个人兴趣和个人追求的工具、符号。加上艰苦的、仅能维持最低生存的物质条件，“简直到了无法再简单的生活”。于是有人开始在心底里反问自己：这难道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不远千里、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为的就是过这种生活、变成这样的人吗？……于是有人想家了，有人沉默寡言了，有人发牢骚了。
但是没有退路了。青年们发现，这里其实戒备森严，全民皆兵，一旦发现有人想逃出延安，便会以“叛徒”、“汉奸” 之罪立即处决。谁也不敢冒这种风险。
忍耐吧，等待吧。一切表面仍然平静，与出初来时似乎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火山在酝酿着。
三、毛泽东初施钓术，王实味率先吞钩
毛泽东早就预计这帮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不会持久，还在那些热血青年们刚刚到达延安，对着延安的一草一木疯狂地、肉麻地、不着边际地歌颂的时候，毛就想到如何让这些充满幻想的小资们吃点苦头，让他们从云端中回到地面上来。必须让他们在火里烧一烧，在水里泡一泡，如此反复几次，庶几才能去掉他们身上的资产阶级“臭味”，成为他所需要的“无产阶级”工具。至于其中一些不忠诚分子，经受不住考验的“意志薄弱” 分子，则要加以淘汰，让他们变成延安黄土地的肥料吧。
延安整风是此后半个世纪毛对中国知识分子进行大规模迫害改造之始，毛式政治运动之滥觞。
现在看来，那场延安整风与后来1957年的整风有着惊人相似之处(当然是1957年的整风学习和发展了延安整风)。毛泽东在延安作整风动员报告时也说得轻松愉快，在讲到知识分子必须到实践中学习的时候，毛还编了一个知识分子不会做饭、不会杀猪的“笑话”。虽然表现了他对知识分子的蔑视、藐视，但同时他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治病救人”， 必须耐心，和风细雨，必须从“团结党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对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主要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作为毛的整风运动的助手、最初的“二把手”的康生也象毛一样，号召大家大胆向领导提意见，强调要发扬民主，还提出要出墙报，让大家有个鸣放的园地。他还强调，领导们即使遭到错误观点的批评，也不应立即反驳，决不能压制民主、圧制批评......等等，等等。
“钓鱼”开始了。
根据总学委的决定，确立中央研究院、《解放日报》社、文艺界是整风的三个重点单位和部门。这当然是经过进行慎重选择的，第一、这三个单位都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第二、这三个单位也是毛最不放心的地方，中央研究院是由张闻天兼任院长，《解放日报》是由毛的另一个老对手博古掌管，文艺界则素来被认定为问题最多、最复杂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渊薮。
但是也很明显，这三个单位、部门都不是权力中心，毛声称整风主要是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以及相应的党风、学风、文风，这个部门和这“三个主义”、“三风”（除了文风之外）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三风和三个主义的根子应该在有权力的决策部门，而不是这三个文化、学术部门。而如今把三个没有实权的部门拿来作为开刀的重点，说明毛要整治的首要对象是知识分子。 可怜的延安的知识分子也如1957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完全在不知不觉中中了毛的陷阱。
出于对“党”、对毛的信任和对“革命”的忠诚，在毛和康生的讲话的感召下，知识分子们真的行动起来“帮党整风”了。
这时，也象1957年春天一样，“党” 慷溉地为知识分子们提供发表批评言论的场所和园地，除了党报、党刋之外，还允许自办、自创各种刊物、墙报。中共中央党报《解放日报》先后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等等。此外还有王实味在《谷雨》杂志上的《政治家、艺术家》，《硬骨头和软骨头》等。更多的则是在各单位自办的墙报上发表的短小然而犀利的文章，这些文章道出了长久以来压抑在人们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一扫之前清一色歌功颂德的“党文学”、“党八股”，令读者耳目一新，心头一震。在这些作者和文章的引导和鼓动下，延安出现了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揭发和批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首长至上现象”的热潮，在这形形色色的批评文章中，影响最大、冲击力最强的要属王实味的杂文。
王实味，河南潢川县人，1906年生。出身于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古典文学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北京大学预科班学习时，又打下了扎实的外文功底，为后来成为翻译家奠定了基础。
王实味在1926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由于其脾气执拗，性格耿直敢言，与党支部书记闹翻，被支部书记“开除出党”。经过再三努力，1937年王实味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时的王，已经结婚并有了一对儿女，虽然他写小说又从事翻译，都有不俗的成绩，但一直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和收入，无法养活妻儿。为了生计，也为了抗战，王实味于1937年10月辗转奔赴延安。此时王妻怀孕，只好暂住在岳父家，准备等待时机再到延安与丈夫会合。
王实味到延安后，先被安置在陕北公学，后安排到中央研究院任职。由于他出色的英语水平以及曾经翻译过马列著作的功底，兼及他的小说家的文学修养，被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张闻天看中，委任为研究院编译室特别研究员（这是当时最高级别之学术职务，享受与中央领导人同等待遇）。应该说，长期颠沛流离、食不果腹的王实味有了一个不错的归宿。
但是，具有传统中国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气质、而又生性孤傲，疾恶如仇的王实味，并不满足自己个人生活的安逸。他勤奋工作（三年中翻译理论著作200万字），但对于所见所闻一切不合理、不公正、不正义之事，仍然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这种性格、气质便注定了他后来的悲剧结局。
整风开始后，王实味所在的研究院与延安其他单位一样，大家都很兴奋，以为这是一次“民主运动”，一次难得的揭露和鞭挞现实中的黑暗、丑陋现象的大好机会。
中央研究院的人员在座谈、学习整风文件时，都以为这次运动是“整领导人和领导机构“的，“我们把整风运动看成只是‘割大尾巴’（领导的尾巴）。”以为自己的任务只是给领导提意见，帮助“治病救人”而已。因为当时包括高级干部在内，都对整风运动的真正意图、方式不甚了解，毛当然不会向核心圈以外之人透露天机，他正希望大家都以为这是一场“民主运动”呢。
为了更好配合运动，根据康生指示，研究院办起自己的墙报《矢与的》，意即以民主之“矢”，射邪气之“的”。墙报的发刊词主张“彻底民主”，“谁阻碍民主，就会在民主面前碰出血来。”
这时延安其他单位也都纷纷办起了自己的墙报。据李锐的回忆，他所在的中央青委办的墙报叫《轻骑兵》，专门评击当时一些落后现象，为整风呐喊助威。
整风的大幕一拉开，知识分子们的“民主之矢”就不约而同射向“等级特权”之“的”。王实味成了运动的先锋，他在《谷雨》上发表了《政治家与艺术家》一文，又在《解放日报》和《矢与的》上发表了《野百合花》和《辨与邪》、《软骨头与硬骨头》等杂文，他多面开弓，言词尖锐激烈，直言不讳地说：“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上下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他还指责延安上层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大搞“歌啭玉堂春，舞廻金步莲”，与前线将士流血牺牲形成强烈的对比......王实味的这些匕首般的文字已经直刺毛等少数中共最高层特权者的要害。
王实味还在文章中反映青年知识分子到延安后的失落情绪，指责不断出现和强化的等级制度与革命的目的背道而驰。他向中央和全党呼吁：重振共产主义理想之光，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的能动性去防止黑暗的产生，削减黑暗的滋长。他还提出，文艺家要做“改造灵魂的工作”，“首先针对我们自己和我们阵营的工作”，“揭破一切肮脏与黑暗，洗清他们，这与歌颂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
王实味的文章在广大知识青年中产生了热烈反响和共鸣，《矢与的》有几期贴在布上，挂到延安最热闹的的南门外，来观看的人川流不息，像赶庙会一样。这在长期以来舆论一律、清一色的歌功颂德文章的延安，成了一道亮丽而刺眼的风景线。一时王实味也成了延安明星式的人物，受到人们热烈追捧。
事情很快就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一天夜里，毛打着马灯去南门外看挂在那里的《矢与的》。看到那么多激动的人群都赶去看王的文章，毛感受到了王实味巨大的号召力，决定将王实味作为典型开刀祭旗。他后来说：“不少的人，从很远的地方跑到小鞭沟看他的文章，但没人看我的呀！”，“王实味称王称霸”，“1942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
毛还到研究院去看《矢与的》。边看边说：“这些东西很有教育意义，是很好的反面教材”。“这回思想斗争有目标了。”
于是风向骤变，就象1957年6月8日一样，毛开始组织反击。据胡乔木回忆，毛看到解放日报刊登的《野百合花》等文章之后，气愤地猛拍桌上的报纸，厉声质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随即给《解放日报》打电话，责令报社作出深刻检查。在整风之前和之初，延安很多舆论工具和党刊党报还掌握在张闻天、博古等人手里，这时毛泽东决定首先将这些舆论工具夺过来，交给他的心腹和代言人如胡乔木、陈伯达、周扬等接管和打理，一些报刊则干脆取缔，毛迅速垄断了宣传、舆论、文艺、意识形态管理大权。
于是，毛召开高干会议，研究如何进一步“好好整风”， 实即转为对前阶段提意见者进行整肃，就像1957年的整风运动转入反右派阶段一样。延安的整风运动由群众、知识分子“帮党整风”，转变为整“帮党整风者”。
在高干会议上，丁玲和王实味一样受到与会者的痛批。但是毛泽东决定集中力量打击王实味。毛在会上为丁玲开脱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这当然是托词。真正原因是丁玲刚到保安时与毛打得火热，有过不寻常的“特殊关系”。不过，从毛的这种讲话中可以看出，毛决定使出党内斗争惯技，抛开问题本身，从清算对方历史或揑造对方的政治问题入手，置对方于死地。“托派”在当时的延安是与“叛徒”、“特务”－样吓人的政治重犯，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其“敌我矛盾”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
毛所说的王实味的所谓“托派”问题，是指因为王曾经翻译过托洛茨基的著作，还私下里说过托洛茨基是“天才”，“斯大林人性不可爱”，苏联清党“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这些话是多年前说的，而且都是事实，当时无人追究。如今搬来，变成了“罪证”。 于是王实味的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对他随时可以实行“专政” 了。
1942年4月3日，由中宣部出面作出决定，认定前阶段整风中进行“纠偏”，即在前阶段整风中揭发、批评延安的特权现象和其他阴暗面的做法“偏离”了整风主题，错了，要纠正。怎么纠偏呢？就是把矛头转而对准这些揭发、批评不良现象的人。王实味是“首恶”，首当其冲。
但是开始时对王实味的批判搞不起来，只有个别积极分子响应号召对王实味进行讨伐，却几乎没有人附和。反而有人对讨伐者进行反批评，认为是“捕风捉影”和“主观主义”的方式。
毛当然不会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但是此时毛要举行一次“文艺座谈会”，解决文艺界的“问题”，被迫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个会议上。故暂时将王放一放。
5月下旬座谈会结束后，毛空出手来，专门整治王实味了。在做了充分准备和层层发动以后，当局从6月1日到11日，连续11天组织了对王实味的批斗，最多时与会者达到千多人，延安各单位都派代表参加。但是，王实味本人却只出席6月4日一天的会议（可见，那时整人的方式方法还不成熟，被批斗者居然可以不到会）。在4日那一天对王的批斗达到了高潮，与会者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声讨。但王拒不认错，更不认为有罪。于是，会议主持者改变策略，由批判王的自由主义转到揭批王的托派问题，即从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王实味则坚决否认自己是所谓托派，于是招来一阵激烈的辱骂，批斗者纷纷往王的“脑袋扣屎盆子”。会场气氛骤变，人们都知道王的问题变成敌我矛盾了，都紧张起来。
中共的理论权威陈伯达、李维汉等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提高批王的调门，指明王的问题己变成敌我矛盾。人们害怕了，许多原来支持、同情王实味的人动摇了，为了自保，纷纷反戈一击。艾青的表现突出，他发言说，自己感到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完的时候，就像是走进了城隍庙一样，王实味的文章风格是卑下的，手段是毒辣的，这样的‘人’，实在够不上人的称号，更不应该称他同志......”
于是，人们终止了对王实味的“同志”称呼。
丁玲在批判会的最后一天加入批王大合唱。这时毛泽东已经宽容了她的“错误”，她除了感激，就是用批王的实际行动戴罪立功。
就在大规模批判王实味时，康生的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共的“克格勃”）奉命悄悄介入了王实味事件。1943年1月整风转入“抢救”阶段。康生宣布：王是反党分子，托派和国民党探子、特务。随即王实味被正式逮捕，并被单独囚禁。
这之后，由于“锄奸”、“抢救” 运动的开展，抓到的“特务”“ 叛徒” 越来越多，延安乎几成了国民党的“特务窝”，监狱人满为患，自杀和被迫害致死者也越来樾多，“死讯”频传，延安城笼罩在血腥和恐怖之中。－部分党内高层和前方的军事将领对这种“抢救”发出了质疑声。毛观察形势，决定暂作退让，宣布：对整风中揭发出来的问题，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王实味因此得以暂时幸免于难。但继续对他进行批斗和折磨。
1944年国民党地区记者去采访延安，为了装门面，王实味被安排与记者见面。据记者观察，此时的王有点像机器人，记者魏景蒙写道：“他重复说，我是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被处死。”“毛主席宽宏大量……我对他的仁慈感激不尽。” 记者赵超构认定他精神上受过不一般的刺激。后来对王实味的审讯者透露，见面会上王说的一切都是事先排练好的奉命表演。“他见了记者回来以后，非常恼火躺在床上，握紧拳头，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大凡经过长期折磨、但对活下去还抱一线希望的人，都不得不配合这种演出。笔者以为，当时王实味可能还认为自已罪不致死，而且他还在等待与妻子和两个孩子到延安来团聚。这大概就是他配合演出的原由。斯大林、毛泽东之流就是利用这种人的本性、或者人性中的这种“弱点”，来达到他们卑鄙的政治讹诈和制造谎言的目的。（但是，毛所谓的“大部不抓、－个不杀” 则是百分之百的谎言和他施放的烟雾弹，见后文。）
1947年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王实味与另外一百五十多名运动中的“囚犯”被社会部押送至黄河以东的晋绥根据地，途中解押者认为王实味等人“神经不健康，身体也不好”， 要求“处理”掉。晋绥公安局经请示中央社会部批准，将王实味等人全部就地处决。1947年7月1日。王实味被带到黄河岸边一偏僻山隅，用砍刀杀死后扔进一枯井中，时年41岁。其余一百五＋余名囚犯均被以这种方式“处理”掉了。
王实味是第一个因言获罪由中共官方处死的的知识分子。这事宣扬出去对毛和毛共是极为不利的。所以事后除了要高度保密、封锁外，毛还假惺惺地指责李克农（社会部原副部长，后升部长，批准杀王者），要李“赔他一个王实味”来。李克农也就此事 “检讨”，承担“全部责任”。毛泽东和李克农演完了这一幕，便各自心安理得、功德圆满了。随即，犯了“错误”的李克农却受到毛的进一步的信任和提拔。
对王实味的处决是近代毛共文字狱的开端，此后，大批“异端”知识分子便被冠以“反革命”、“特务”、“托派”、“地主”、“富农”等罪名处决。
王实味一案不准再提起，延安整风也成为中共历史研究的禁区。毛则亲自编造了另一个延安“整风故事” 作为这场运动的定论。令人惊叹的是毛和中共“再造历史” 的本事！所有经历过那场恐怖洗礼的人们，以及后来一切从延安走出的亲历者或知情者，都对当年那场运动、包括对王实味之死守口如瓶，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实在要提到的话，则按毛的囗径重复一遍，再加上几句赞美之词。
只是这可为难了王实味的妻子刘莹。“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刘莹带着两个孩子，一心一意想前往延安与丈夫团聚，可是由于战乱频仍，关山阻隔，梦想不能实现。1948年开始，刘莹在长沙市郊觅得一份中学教师的工作，还在次年2月参加了地下党，一边工作－边打听丈夫的消息。好不容易捱到中共胜利了，建国了，刘莹和两个子女都以为他们与王实味的团聚在即、梦想成真了。但经多次反复打听，就是没有王实味的一丝讯息。中组部的答复是：王实味去敌后工作去了，自此失去联系。宣传部长陆定一答复：王实味可能去了台湾。这些答复都妙极了，不但无法查证，即便死了，责任也推到了国民党头上。
刘莹又到东北寻夫。在东北他又找到了一份中学教师的工作，一边打听丈夫的下落。刘茔的女儿也几次向共产党中央及有关人士打探父亲消息，但始终如石沉大海。令刘莹奇怪的是，她毎为其夫的事打探一回，就被降一级工资，最后把她“贬斥” 到一个最边远穷困的小学校去当小学教师。
直到1978年的某天晚上，已经退休在家的刘莹无意中听到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里提到丈夫的名字，接下来却说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被处决了.....刘莹顿时昏倒在地。
次年（1979年）刘莹到北京为丈夫伸冤，但是何谈容易！王案乃毛所钦定，谁敢翻案？中共繁琐的组织程序和官僚作风消磨了她时光和精力，但她不屈不挠地不断申诉。转眼间十年过去了，直到1991年2月，公安部才下达了给王实味平反的决定。这时离王实味冤死已经45年了。刘莹及其子女得到了一万元人民币的“补助”，刘莹当即决定全部捐给教育事业。在行将就木的风烛残年，她终了却了毕生的牵挂，但得来的却难以平息的心中永远的痛！
现在我们看看当年王实味说的和写的那些东西，实在算不上什么，即使从揭露毛共阴暗面的角度讲，还远远谈不上冰山一角。而从王的的动机或本意来看，完全是善意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只是为了维护他理想中的党的形象，维护“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纯洁性，希望眼前那些“不良现象不致发展蔓延，毁坏党的整个肌体”，如此而已。（当时王本人已享受最高的待遇，可见他的批评、呼吁绝非是为一己之私，完全出于早期共产主义信徒的圣洁理想。）。
但是，悲剧在于，他以为中共仍就是那个纯洁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以为毛泽东是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
谁能想到，正直、善良、一心抱定救国救民宗旨而投奔中共的中华儿女，却投到了这个打着共产主义和抗战救国旗号，而内心抱定要当今日之秦始皇的大憝、巨骗麾下，这就是王实味、也是一切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们的悲剧！王实味不过是其中的代表和典型而已。
在这里顺便讲讲毛泽东在整风中首次全面表露的文艺乃至文化专制思想。如上所述，这年的五月，毛召开了一次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在会上他作了一个后来被吹捧为中共文艺“圣经”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集中表达了毛的专制主义文化思想，成为毛共统治下文艺知识分子悲惨命运之源。毛的基本文化思想是：“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文艺必须无条件“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在这一总的前提下，毛进一步提出了许多基本文艺政策和创作原则，如，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特别要为“工农兵”服务，要歌颂工农兵，歌颂共产党，歌颂无产阶级，当然更要歌颂他这个“无产阶级”领袖“；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进行自我思想改造，培养工农的感情；对文艺作品的评价必须以政治标准为第一位，艺术标准第二位，等等，等等。一句话，文艺要成为共产党的忠实奴仆和专政工具。
毛在此文中还提出了一些后来被奉为奎臬的“理论”，如，“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为阶级社会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等等。从此，《讲话》成为毛阵营文艺工作者头上的“紧箍咒”，文艺成为中共“革命机器” 上的－个部件、一个螺丝钉，成为“党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成为毛共各项政策的传声筒和阶级斗争工具。
四、恐怖降临：整风转入审干、抢救、锄奸
在对王实味的批斗取得 “决定性胜利”后，毛又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弄出了个“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 还在中央党校揪出了李国华、吴奚如等“国民党特务”。 消息传开，全城震动，－股不祥之气笼罩延安城。 毛决定把这－做法和经验推广到所有单位，并把整风转入“审干” 阶段。1942年6月19日，毛就审干问题发表讲话，他以王实味为例，说明在党内、“革命”队伍内隐藏着很多“托派”，“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必须通过审干挖出来。并就审干的方法、策略作了布置。
但是，在随后的一两月内，并没有“挖出”别的托派和特务。这使毛极为尴尬，决心用事实教训他的广大干部和子民，以证明自己的英明正确。
9月1日，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贯彻和部署审干工作。毛在会上对审干和挖敌特的工作进展缓慢表示强烈不满，痛斥高干们麻木不仁和自由主义态度，他说：“既然有第一个王实味，第二个吴奚如，会不会有第三个王实味，第四个吴奚如？要认真查一查。”并且明确要将“审干”和“锄奸”相结合，明确审干的目的就是“锄奸”。会议决定成立了一个“锄奸委员会”，叫刘少奇任主任。
整风转入审干和锄奸阶段之后，原来统管整风的“总学委” 感到力不从心，中共的特务和内保组织“中共中央社会部”（ 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潘汉年）走到前台，担任了审干锄奸的主力。这让人们不寒而栗。
毛的批坪，让康生感到了巨大压力。他知道，如果审干、锄奸不能迅速打开局面，毛可能要“換马”，不但自己的位置难保，毛还可能“反手一击”，将他当作暗藏特务或托派的头子揪出来示众。毛要这样做是很容易的，康生有足够的“辫子” 操在毛的手中。他无论如何要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为打破僵局，康生决定亲自抓典型突破，经过紧张的分析排查，他选择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作为打击的重点，并选定先从他的社会部主办的、专以培养中共间谍为职志的“西北公学” 开刀，为此，康生又亲自圈定这个学校学员张克勤作为突破口，张克勤被康生看中，是因为张的一个朋友在鲁艺学习，写了一份检举他有“特嫌”的材料。
张克勤，时年19岁。原名樊大畏（所有投奔延安的青年都必须改名换姓，一是为了避免连累家人，二为表示与过去一刀两断，脱胎换骨），陕西人。13岁时在西安参加中共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后被党组织派去兰州作地下工作，并参加了共产党。1939年张克勤被调回延安，在西北公学接受情报工作训练。
康生派他的能员汪东兴、吴德等上阵，经过三天三夜的车轮审讯，威胁利诱并用，终于旗开得胜，张克勤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同时交待出他参加的一个叫做“红旗党”的中共甘肃地下党“反革命组织”。
此时张克勤精神完全崩溃，在审讯者的诱导下，审讯者要什么，他就供什么。康生于是召开西北公学全体师生大会，让张克勤在大会上现身说法，并邀请延安多个机关团体学校的代表出席。在大会上，张克勤痛哭流涕地讲述了自己如何混进了共产党，如何受国民党派遣来延安搞特务活动，接着一口气交代了十几个暗藏在延安的同伙，当然包括了那位检举他、在鲁艺学习的“朋友”。
康生决定让张克勤充当“坦白从宽”的典型，以“ 吸引”更多“特务”坦白交待。他让张克勤骑上高头大马，胸配大红花，巡回到各地、各单位去现身说法，动员特务们自首、投降。康生亲自出马，配合张克勤的坦白作报告，恩威并施。其中经典语录有：
“未坦白的人赶快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
“对不愿坦白的人们，宽大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点要严重注意。”
“XXX长得那么漂亮，她不当特务，谁当特务？”
“延安新市场成了特务市场。”
“中央驻地杨家岭有三个剃头的自首了，我们的头在特务的刀子下滚来滚去。”
“你们麻木不仁，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你们要多少？一个排？一个连？.....一个旅都够了。”
据张克勤后来回忆：“在西北公学召开的号召（坦白）大会上，（康生）一个一个盯着看，看着谁像，就叫谁承认是‘特务’，就叫你上台坦白，结果大礼堂坐着的一大半都成了特务.....”
经过长达两年的反复审查、坦白检举，批判斗争，西北公学500人中，480人成了“特务”。这个中共中央社会部直属的培养中共特务的学校，竟然成了国民党特务的“大本营”。
为了扩大战果，各单位纷纷成立了“规劝组”，让那些已经坦白、自首的“特务”去规劝那些尚未坦白的“嫌疑者”。一位署名方实的亲历者著文回忆说：他因确实不是特务，无法坦白交代。规劝小组的人偷偷对他说：我也不是特务、汉奸，但是无法......不管你是不是，只要你交待了，就行了。你写什么都可以，四顶帽子（叛徒、特务、汉奸、托派）随便给自己戴一顶就行。这时方实已被关押一年多，吃尽了苦头，完全看不到出狱的希望，他只好委屈自己当“特务”了。但他还有良心，为了不连累别人，他谎造了在重庆的哥哥是他的特务“上司”，并单线联系等一套鬼话，因为重庆在国民党手里，他交待的情况无法查证。
坦白交代之后，一般都会得到“宽大”，未坐牢的可以不坐牢了，已经被抓进监牢的“待遇”会改善。但是，“坦白”要得到当局认可的并不容易：你既然是特务，就必须交待你的组织关系，交待特务活动和“联络图”，必须编织得能自圆其说，才算“彻底坦白”。
既然有“坦白从宽”，当然也会有“抗拒从严”。对那些“顽固”拒不交代、不听“规劝”者，当局就不客气了。最轻的常用方法是不让睡觉的车轮战，让你站着交待，不准打瞌睡，不准眨眼睛，否则就是一记老拳......李锐先生说自己坚持了五个昼夜之后，不得不“投降”。最长的记录是“顽抗”了15个昼夜。当局又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一个好听的名词，叫做“抢救失足者”。 为了抢救这些“同志”， 审讯者使出了包括压杠子、老虎凳、吊打、五花大绑、假枪毙等等方法，一位拒不承认是特务的男青年，被五花大绑两天两夜，“坦白”后松开绳子，两手和指尖全都成了暗紫色，两只手腕被绳子勒紧的地方开始腐烂，他虽然活了过来但终身残废。
如火如荼的“审干——抢救”运动从延安烧到了边区各县，那些地方比延安搞得也毫不逊色。下面，引用一位亲历者韦君宜女士在其《痛思录》中说的一些情况以供参阅。
当审干“抢救失足者”运动开始袭来的时候、韦君宜及其丈夫杨述（中共建国后，韦君宜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社长，杨述任北京市委书记）在绥德地委编《抗战报》，开始，她夫妇俩尚未受到冲击，他们的任务是报道运动的情况。
一天，他们被告知，绥德师范发现“特务窝”，要他们前去报道。这夫妇俩非常震惊，因为他们都曾在这个学校教过书，为什么自己原来没有一点察觉呢？只能怪自己警惕性不高，政治嗅觉不灵敏了。
他们去听该校的特务坦白会。一个比桌子略高的小青年上台去坦白，自称是“特务”。接着一个叫白国玺的小青年上台，自称特务组织指示他，叫他在厕所墙壁上乱画猥亵的画。又一个学生坦白说：他搞的“特务活动”是用洗脚盆给大家打饭打菜......。他们听后有些莫名其妙，但不敢怀疑其真实性。后来，学校的“整风领导小组”交给他们夫妇“深挖”出来的一摞特务材料，让报纸登载。材料中说到有一个“美人计”特务队，队员全是女学生，而且按年级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叫“美人计”，三年级叫“春色队”；她们的口号是：“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韦君宜看着着实吓了一大跳！可是从党性原则出发，他们对这些揭发仍然深信不疑。
他们从材料中选登了一个叫刘国秀的女学生写的《我的堕落史》。文章见报后，跟着引来了一大批自称为“特务”寄来的稿件，而且内容越来越离奇，特务年龄也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有12岁的，11岁的，10岁的，最小的竟然只有8岁！这已经是匪夷所思了，但韦君宜却仍然不敢怀疑它们的真实性。直到有一天，她的报社新来了两位年轻女文书，其中一个的小弟弟，就是新近登报的小特务，韦问这个文书：“你弟弟怎么会参加特务组织啊？”对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问题，对方只是报以淡淡的一笑。然后说：“他啊？你只要给他买些吃的，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
韦君宜开始怀疑了。但是，出于对党的信任，她仍然忙着收集、报道这类材料。
不久，运动便由学校发展到社会，而且“特务” 由原来本地的共产党人和青年学生，发展到外来干部，即由全国各地投奔来延安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
还是在绥德师范召开的一次坦白会上，一个来自四川的大学生郭奇，上台坦白自己是特务。特务上级就是成都地下党负责人韩某。这使韦君宜震惊极了，因为她丈夫杨述就是四川地下党……只听得主持会议的绥德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上台号召特务们迅速坦白，并且说：“四川伪党问题中央发现了，要追查到底！”
回来后，夫妻俩惊魂未定，杨述起初仍存侥幸之心，因为四川地下党分为川东、川西两个系统，相对独立。韩某是川西的，自己是川东的，他指望着不被株连。但不久，他的这一幻想破灭了，原来根据中共中央的布置，凡曾被国民党逮捕又释放出来的，都是国民党的“红旗党”，是叛徒、特务。而杨述在重庆时在公开场合曾被国民党逮捕，后由周恩来以杨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公开工作人员为理由，被保释了。但是，不管你被谁保释，这顶“特务”帽子的难以摘掉了。为此杨述被抓进地委“整风班”关押起来。
孤立无援的韦君宜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处境更加艰难。整风小组不断催促韦君宜去动员丈夫“坦白”。她起初不理，因为她不相信丈夫是叛徒、特务。后来，宣传部长亲自告诉她：组织上已认定杨述是特务了。韦无法，只好去动员杨述坦白。夫妻俩在“整风班”见面后，放声痛哭。哭过后，韦君宜对丈夫说：“形势叫你非坦白不可，你就坦白了罢。”说罢，二人再次失声痛哭......
于是，杨述编了一个当特务的故事。还好，居然过了关，杨述成了坦白自首的特务，不久获得释放。
后来杨述想翻案，跑到延安去上诉。到了才知道，延安比绥德的情况更厉害，他的很多熟人都被抓进去了，一个在鲁艺执教的艺术家全家自焚；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邹凤平被迫自杀。除了“四川伪党”，还打出了一个“河南伪党”......有好几对夫妻，都因运动而离异，从四川来延安的党员，几乎被一网打尽。他哪里还敢申诉？
韦君宜在这次运动中付出的附带代价是：由于杨述被关押，她一人陷入艰难困苦之中，加上缺乏带孩子的经验，一岁多的女儿夭折。
过不久，韦君宜也回到了延安，此时运动已是尾声，原来被打成“叛徒、特务” 的都平反了。韦碰到当年跟随她一同出来投奔共产党的叫吴英的女孩子（是韦的妹妹的同班同学）。吴英说到她在运动中受到的苦难，忽然说：“我那时想起来就怨你，你不该带我来到这里来，早知这样，我也决不会来！”韦君宜能说什么呢？只好无言以对。还有一个叫丁汾的女孩子，也是外来的知识青年，当时已在绥德担任区长，抢救运动中也被打成了特务，理由是她父亲是国民党专员。案子甄别平反之后，召开平反大会，只听这个丁汾站在台上哭诉，说到当时受冤屈时的心理状态，她居然说：“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要背叛我的家庭出来革命！我是应该跟着我的父亲跑的。当时我就想过，如果能见到我的父亲，我就对他说：把这些冤枉我的人都杀掉吧！”
这番话让韦君宜听得胆战心惊，的确，她道出了许多当事人心里想过却不敢说出来的话。但是，这种坦率太惊人了！韦君宜想：光是这句话，就可以又把她逮捕起来。即使今天不捕，记上这笔账，以后遇上不论什么运动都可以要她的命！
韦君宜的这种担心绝不是多余的，只是她在书中没有交待这个丁汾的后事。可以想象，她决不会有好下场——谁叫这么单纯的人来参加共产党呢。
韦君宜在那场运动的遭遇决不是最倒霉的，最多只能算是中等罢了。在《痛思录》记述的事也不是最恐怖的、最惨的，还有难以数计的更加悲惨的故事。《思痛录》中对于当局是以什么方式、什么手段使那些无辜者甘愿承认为“特务”几乎没有说。笔者看到另一部学术性著作《延安文人》（朱鸿召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摘取其中一些情节，以补不足：
整风运动打击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那么，运动的依靠当然是工农干部了。这些工农干部主要是本地人，也就是穿上共产党干部服的农民，他们的“水平”可想而知。下面是一位审讯者与一位被审讯者（从国统区投奔来的青年学生）的一段对话：
问：你家中还有什么人？都在干什么？
答：父母亲都在战火中死亡，只我一个。
问：国民党内有你的亲戚吗？
答：没有。
问：那么你来延安是国民党派你来的？
答：不是。
问：你是怎么来延安的？
答：坐火车来的。
问：坐谁家的火车？
答：坐铁路上的火车。
问：铁路上的火车是共产党的吗？
答：不是，是国民党的。
问：坐国民党的火车，你还能说与国民党没有关系吗？
答：......
审讯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除了“车轮战”外，常用的战术还有，审讯者在甲面前说乙供出你是特务，在乙面前则称甲供出你是特务，造成互相猜忌，仇恨，互相挟私报复，然后一锅端；还有“食物诱惑法”， 因当时延安生活特别困难，一般人一个月也吃不到一口白馍，以食物相诱能使一些人主要是那些未成年的少年，自愿招供为“特务”，就如那位文书的弟弟一样。另有“填月表”和“信件检查”法。“填月表” 就是命令被审者按月、按日反复写出自己的详细履历，然后与已经写的相对照，如有不符或空缺即为突破口；“检查信件”是指扣查一切外地寄到延安的私人信件，从中发现蛛丝马迹。如以上手段均不凑效，就靠刑讯逼供了，据关中一个县的统计，先后采用过不让喝水、不准坐凳子，推打、举空甩地、吊梁、压杠子等24种肉刑和变相肉刑。延安青年剧院一个赶大车的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结果被活活吊打至死。
边区保安处的审讯科长布鲁，在审讯“嫌疑犯”时喜欢玩弄枪法，如审讯对象“拒不坦白”，他便抓起桌子上放着的手枪，“啪啪”两响，分别从对方左右两耳呼啸而过，神经脆弱者，当即被吓昏过去。
一次，布鲁审讯的“犯人”喊口渴，布鲁接过勤务员端来的滚烫开水，直接往对方脸上泼去......
又一次，行政学院的赵一峰被抓到保安处，布鲁审讯时趙拒不承认是特务，布鲁便跑到厕所里舀一勺大粪往赵的嘴里强灌……最终致赵一峰神经错乱。
在延安县妇联工作的谭丁是外地来投奔的热血青年，在审查批斗她的会上，蟠龙区区长张仲元，这位土生土长、目不识丁的工农干部扯开嗓子大骂：
“谭丁，你这臭婊子养的反革命，狗日的特务，混进我们边区来破坏革命，替蒋介石老儿卖命，他是你干老子还是野男人？看你骚里骚气的鸟样儿，就不是好驴日下的......”
作为一个姑娘，一个知识分子，她无法接受这样粗野下流的人格侮辱，精神世界完全崩溃了。被斗争后她艰难地回到自己的窑洞，拴好绳子，搬来小凳，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但是，在当时自杀也是一种罪恶，一概以“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论处。
可是，无边的黑暗，肆无忌惮的折磨仍然使很多人感到生不如死，毅然选择了这条“自绝于人民”之路......
鲁艺的高洛音女士，已经“坦白”了自己是“叛徒”，但过分的恐惧和对生的绝望，使她仍然选择了“自绝人民”，她想到自已死后三个孩子也绝无活命的可能，故在自杀前，竟然残忍地杀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可以想象，一个母亲如此作为该是到了何等绝望、何等痛心的地步！
自然科学院的英语教师庄湘则选择了另一种死法。他穿戴整齐，为了不使自缢后舌头伸出难看，口里含了一条毛巾。人们发现他的窑洞也收拾得干干净净，桌子上的书和用品摆放整齐，并分别写上主人的名字，似乎在向人们诉说他的清白。
庄湘死后不久，该院物理教师陈文又步了庄的后尘。他先是吞下了一盒火柴的火药，未死，然后在自己的门前吊死。
……
监狱是另一个恐怖的地方，一个老干部、老党员回忆说：他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最后坐共产党的监狱。感到最可怕、最恐怖的是共产党的监狱了......据方实在文章中回忆，他所坐的保安处的监狱，是一排排的小窑洞，每个洞关押四、五人，没有窗户，只在门上开了一个伸不出脑袋的小孔，巡视、送饭、送水、采光、透气全靠这个小孔。洞内阴暗潮湿，铺上碎草烂席席地而卧。在墙角处放一个没有盖子的大尿桶，供排尿，或有人拉稀，或等不到放风解大便均拉在这个桶内。洞内臭气熏天。据里面的“老号”告诉他：被抓到保安处就别想再出去了。一个叫做魏伯的老犯人告诉他（魏因企图自杀被戴上脚镣）：他自1938年被抓进来之后，从未见一个人放出去。不管审查结果如何，反正都得关死在里面。后来方实才知道这个魏伯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做过第三国际的情报员，因被人检举是“托派”入狱。方实的同事蒋齐生，也因被人检举是托派于1938年被捕入狱，到1940年问题已经查明系冤案，但仍不放，如此等等。这些本来要死在监牢里的人，后来因为抓人太多，死人太多，引起党内高层不满和共产国际的干预，毛泽东才不得不收手，来了个甄别平反，结果发现几乎全是冤假错案。此举也惠及到这些久押的“老犯人”，他们意外地得以释放。毛共建国后，魏伯曾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长。
被关押的人不少精神失常。据薄一波回忆称：“那时我母亲也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至少有六七个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我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的人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他们都是被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遭到抢救的！”
后来中国官方把延安整风中的一切暴行都归咎于康生这个恶魔。可是，事实证明，康生完全是执行毛泽东的意旨，而且，如果他不这样做，本人也可能被打成“特务”、“叛徒”……
1942年4月20日，在延安整风初期，毛在中央学习组的会议上作报告便恶狠狠地说：
“延安失掉了还没有什么，张家独立，王家也要独立，那就不得了。......总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巴烂也要搞！”
康生知道毛最恨知识分子，便也学着毛的腔调说：“目前所谓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最无知识，工农分子反而有一点知识。”
1943年3月16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就整风转入全面审干讲话时说：“整风不仅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来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很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和贤才。在延安，年内要完成审查干部、洗清坏人的工作。”
接着在4月28日，毛成立了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任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审干、肃反、锄奸、抢救混合进行。
同年8月8日，毛在中央党校二部的开学典礼上说：
“延安整风特别有味道。不是整死人，有些特务分子讲出了问题，也不是把他们都杀了，我们要争取他们为人民为党工作。你们整了风以后，眼睛就亮了，审查干部以后，眼睛更亮了。两个眼睛都亮了，还有什么革命不能胜利呢？”
8月15日，毛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的文稿时，以“特务之多，不足为奇”开头。后来又改成“特务如麻”开头。
当审干、抢救已经轰轰烈烈开展了一年多之后，该斗的、该抓的、该杀的、自杀的都已经差不多了。延安已沉浸在风声鹤唳之中，引起了高层部分人士的忧虑和质疑，毛知道他的“锄奸”“ 抢救” 不得人心，为了挽回一点人心，毛忽然提出“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口号，就像后来文革收尾阶段毛提出了“严禁逼供信”一样。不过这个“不抓” 也只是说社会部和保安处不抓，抓到各个单位自设的各类“学习班”、“专政队”则不在此列。
毛在延安整风中创造了许多建国后得到广泛推广的运动经验，如：
——反复的、无穷无尽的自我检查、自我批判和互相检举揭发。当时叫做“脱裤子、割尾巴”，毛在总结中叫“批评与自我批评”。另是要求反复写《个人历史自传》、《思想自传》，社会关系交待等，从从反复交待的前后对比和与他人交待的对比中发现“问题”，找出破绽，进行追击，扩大战果。这个方法成为各种运动最普遍、最基本的方法。
——填“小广播”表，抓“祸从口出”。“小广播”表就是填写在何时、何地、跟何人讲过什么对党、对革命不利的话，实际就是一切非官方的语言。每个人都要写，而且反复地写。然后前后对照，互相对照，一一验证。如别人写了，自己未写，或与别人写的不符，就要追个究竟，挖根溯源。这个方法后来发展称为“向党交心”。
——现实与历史结合，外调与内查结合，专门机关办案与群众运动结合。当时中共还没有统治全国，只能在它势力所及的地方搞外调。到了建国后，每个政治运动都要搞外调，形成外调满天飞的现象。外调主要调查历史和社会关系问题。运动中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揭发出的问题都要作为批判斗争的材料，最后则由专门机关定案。
——所有单位“准监狱化”。由于打击的人太多，“特务如麻”，所以，收监这些人成了难题。毛发明了“大部分留在单位处理”的办法。不但节省了大量监牢经费，更使同一单位内原来的“同志”变成了“囚犯”和“狱卒”两种身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纯粹的政治关系、敌我关系，人人自危。毛所谓的“大部不抓”就是指将人留在原单位关押，这不算“抓”。
——5%和95%的定律。毛要求运动中必须人人过关，不使一个人漏网。但后来“特务如麻”，按规定特务当然要枪毙，至少要坐牢，但如此之多（约占干部总数的一半）的特务都抓起来，也是一大难题。所以，在1943年11月5日毛致邓小平的电文中规定：正式逮捕的特务不得超过该单位总人数的5%。这是毛首次提出5%的概念。建国后，这一条经验发展成为，每次运动打击的人数不超过参加运动总人数的5%，其余95%应在“团结”之列，以保症团结绝大多数，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由上可见，建国后毛搞政治运动的一套做法几乎都可以在延安整风中找到踪迹，延安整风确乃毛式运动名副其实的鼻祖。
但是，这场轰轰烈烈、天昏地暗的运动最后却偷偷地、逐步地、无声无息地偃旗息鼓了，并且，运动的发动者、总指挥毛泽东还向广大受害干部“脱帽致歉”“陪礼道歉”。这种情况是很特殊的，之前和之后都没有过。这出于下面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毛的运动目的已经达到，党内高层的“对手”已经彻底臣服，广大中下干部都已经被吓得胆战心惊，毛的中共“斯大林” 地位和独裁体制也已经建成；二是由于对王明和周恩来的穷追猛打，引起了莫斯科的干预，而这时苏联在苏德战争中已经取得胜利，完全有能力干涉中共的亊务了，无论怎样，毛再也不敢得罪斯大林；三是1944年之后，日本败局已定，抗战胜利在即，毛考虑到还要靠这些人去为他与国民党争天下，必须适时“解放”他们，并借此收拾党心、挽回人心。最后，是一些受迫害的党内高官，纷纷表示对运动不满，特别是对“抢救”、“锄奸”的所谓战果表示质疑，张闻天就对康生说，社会部搞出的那个《锄奸经验》全是假的！周恩来也对把地下党几乎都打成“叛徒”、“特务”不满，表示自己可以为受迫害的同志作证、辩诬。此外一些前线的将领对于运动的做法（因为他们的亲属也受牵连）也纷纷表示怀疑...... 运动再搞下去就有可能完全喪失党内支持，很可能走向众叛亲离的局面。出于对上述多种因素的考虑，毛决定将这场运动“和平”收场。
1944年冬以后，运动逐步收尾。接着又成立了甄别工作委员会，为运动中被冤屈者甄别平反。为了给受冤者一个“说法”，毛不得不屈尊纾贵，向运动受害者“脱帽敬礼”。这是毛一生中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公开给自己发动的政治运动“纠错”、给受害者“ 道歉”。可以看出，毛这样做是被廹的，极不情愿的，是当时特殊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以后就再也没有这种情况了。建国后毛终于有了条件延续延安整风的未竟事业，而且可以无所顾忌、为所欲为地干到底！从整风反右的“阳谋”，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干脆利落地把当年未及彻底清算的知识分子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彻底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算是偿了延安整风之未遂心愿。
天翻地覆闹腾了几年，究竟抓到了多少特务、多少反革命呢？有关资料中没有确切、统一的数字和说法，据当亊人、毛的秘书、曾任总学委秘书长的胡乔木的回忆，1943年至1944年这一年清查出来的“特务”大约1.5万人，当时延安中共的机关、学校（包括抗大、鲁艺等学校的学员），总数大约3万人，也就是说，50%打成了“特务”、“ 叛徒”、“托派”、“反革命分子”。
有趣的是，李锐先生发表在2007年第9期《炎黄春秋》的《关于唐纵日记的回忆》中却说到了另一件亊：当时国民党主管情报工作的头头、在国民党情报系统的地位仅次于戴笠的唐纵在当年的日记（此日记1950年被中共缴获）中却曾悲叹：现在延安的情况很乱，可惜我们在共产党内没有一根内线，得不到确切的情报。日记具体内容是：
1942年8月23日： “晚在罗家湾座谈会讨论共产党问题，切实检讨，对共产党毫无内线，所得报告，皆空泛无所据，至可惊叹！”
据李锐回忆说，他在50年代初曾阅读过该日记。唐纵日记记载涉及此事的还有一些，但仅这两行字，已足以说明当时国民党在延安确实没有一个真正的特务，也就是说，这一万五千“特务”完全子虚乌有，全是毛泽东等人自己“制造”出来的。
这场残忍的运动究竟使多少人丧生呢？各方有不同的说法，且差异很大。按毛泽东的说法：他没有杀一个人（王实味大概属于下面的“误杀），整个运动和风细雨，治病救人，美妙极了。当然，那些自杀者是自绝于人民，与他无关。
而据他的政敌王明在其《中共五十年》的回忆录中说，这场运动中被杀害的有五、六万之多！被捕和伤害者无法统计。王明的说法确实惊人，但不知有何根据、是如何统计出来的?
张戎在其毛传中说：死人上千。
不管那种说法更接近实际，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那是－场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以摧残人们灵魂、制造驯服工具为目的的残暴的、黑暗的、恐怖的、无中生有的大清洗、大迫害；是以反文明、反人性为特征、以将毛泽东打造成中共的斯大林为目的的丑恶、残忍运动。
后来毛泽东被迫在各种场合向在整风中被错整、冤死的人们道歉，但是，他首先肯定“审干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查处了问题”，“整风是好的，审干也做出了成绩”。然后却说：“你们是上海、北京来延安山沟里闹革命，受到从头到脚的审查。要我看，是应该的，但太狠了。” “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
你看，归根结底还是“你们”太娇嫩了，经不起“考验”，那些被杀和自杀的枉死者，当然是咎由自取了。
可是即使是这种“道歉”， 仍然令那些刚刚从鬼门关走出来的“同志们”感激涕零、山呼万岁了。1944年5月22日，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学院、行政学院合并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到会讲话。他先说整风是好的，审干也做出了成绩，只是在抢救运动中做得有些过分了，打击面宽了些，伤害了一部分同志，戴错了帽子。于是，毛向在场者行了个脱帽鞠躬礼。“会场上顿时沸腾起来，先是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接着不约而同唱起了《东方红》。 他们一面高声唱歌，一面流着激动的眼泪。”……
差点被整死了，后来靠着整人、杀人总司令高抬贵手才捡回一条命，却还得歌颂凶手是“大救星”。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毛“改造”后的知识分子。能做到这点，也算是毛的确“伟大”了！
经过这场“洗礼”，延安的大大小小干部，各色人等，果然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了。延安气象为之一新：原来的“牢骚”、“小广播”绝迹了，再也没有人三三两两自由交谈、勾肩搭背、交头接耳了；《东方红》成了逢会必唱、人人必唱的歌曲；毛的肖像大量印刷，家家户户都贴在最显眼处，毛的像章开始在干部胸前佩戴；外地的热血青年们初到延安时，对喊“毛万岁” 的口号感到“肉麻”，很不理解，现在人人竞相呼喊，唯恐喊的声音不大别人听不到。更重要的是大家对毛的讲演再不讥笑了，对中央下发的学习文件再也不说三道四了，而是诚惶诚恐、阿谀奉承唯恐不力。人们之间再也看不到亲昵的切切私语，听不到爽朗的调笑、戏谑之声。一切循规蹈矩，做党的驯服工具，“听党的话”成了人们的最高信条。
另外一个看得见的成果是，文艺界面貌一“新”。在整风前，延安曾有过18个文学社团，21种文艺期刊（另一种说法是至少有26种期刊），三种党报也刊登文艺作品，一时间可谓欣欣向荣，百花争艳。据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6月9日校庆报告中说，该校师生此前两年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作品1925篇。由此可见当时文艺、学术活跃、繁荣之一斑。然而自1940年下半年起，一些刊物停办、绝大多数文学团体被迫停止活动。到1942年5月毛的《讲话》之前，尚存12种刊物、10个文学团体。《讲话》之后，则所有刊物停刊，所有文学团体全部停止活动，其原因据说是：所有人员都投入“伟大的整风运动” 中去了，所以只好关门了。
此时剩下唯一能登文艺作品是毛亲自管辖下的党报《解放日报》的副刊，但它是综合副刊，文艺作品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可是，连这唯一的一个园地都无人投稿了。为妆点门面，毛只好亲自出马组稿。1942年9月20日，毛开列了16位在延安的文化名人的名单，给他们下达每人每月的征稿主题和字数，如周扬以文学批评为主，每月一万字；吕骥以音乐为主，每月5千字，等等。毛并亲自在枣园宴请这些幸存的文化名人，才勉强撑起这唯一的门面。至于这些文章和作品内容，当然是清一色的歌颂毛、歌颂共党、歌颂各种工农兵先进人物了。
这大概是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只剩下八个样板戏的先声。
至此，人们也许会产生一个疑惑：毛和他的少数帮凶如此无端制造亊端，肆无忌惮地摧残自己的干部，难道就不怕自己人造反，或者导致人心涣散、队伍离散吗？在运动后期确实有人提及这种耽心：“此次抢救运动，是在知i识分子党员心灵上投下了－道浓厚的阴影，是相当沉重地打击了党内相当广大的新知识分子党员的革命热情……”（当时负责青年工作的蒋南翔1945年3月给中共中央的信）。但这种耽心在毛看来完全是多余的。首先，如毛自已所说，他已经拥有一批忠实的、掌握军政大权、掌握枪杆子的“中坚”和工农骨干，他们坚决拥护毛和毛的政策，包括整风，是毛可靠的权力支柱。何人敢造反！其次，毛每次整人，打出的都是 “反右倾”、“反投降”的招牌，这次整风也是打的抓“叛徒”、“特务”的旗号，人们为了要澄清自己，只能以更“左”、更“激进”的面貌来洗刷自已，所以，每次运动过后，人们都更加“左”了，对毛更加忠诚了，而不可能出现清算毛的路线政策的声音。（真有人反毛，那就证明毛的做法更加正确、必要了。）再次，每次运动既有被整，被虐待、被加害者，也必然有运动的受益者，后者便成为新的更坚定的拥毛力量，毛就依靠这种分化瓦解、打一批、拉一批的策略，使自己永远控制“多数”，“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另外，毛对自已所作所为充满了信心，是因为他完全可以将自己在运动中的种种恶行、丑行严密地掩盖起来，然后创造一整套谎言，把它作为“真相”向外界宣扬，作为“历史”、“党史”强行灌输。毛确实创造了这方面的奇迹，几十年来它的真相被隐瞒的滴水不漏，以致毛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中，在参加那次整风的人们面前，大言不惭地说那一次“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是一场美妙的、可爱的人民之间的自我教育和互相帮助的成功尝试。还说他用这种民主的、善意的方法取代了过去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采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
面对如此空前绝后无耻、无赖、权谋奸诈的巨骗加厚黑大师，你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只是，骗术终究是骗术，再高明的谎言也变不成真理，时间才是洞察一切的睿智老人。
附：“民主揺篮” 里的“幸福生活”：“模范边区”小记
由于毛共无与伦比的宣传手段和密不透风的铁幕政治，关于抗战时期延安的情况，除了毛共官方宣扬的“革命圣地”、“民主摇篮”、“模范边区”之外，我们几乎－无所知。随着对“延安整风”真相的揭露，这方面个真实情况终于露出冰山一角，但那也多是毛共内部的斗争、倾轧情况，对于民间的、老百姓的情况仍然一无所知，所喜的是，最近终于有了零的突破，看到了一星半点真相。
一、毛泽东的神仙日子和伍兰花的诅咒
在延安的日子里，按照毛自己的设计（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机构调整之后，毛亲任新成立的“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在此前或此后，中共的宣传大权也一直由毛亲掌），毛被塑造成“人民的大救星”。延安被宣称为“革命圣地”，“民主摇篮”，最突出的还是对毛的个人崇拜和神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了延安独特的风景线。
与这种“舆情”相对应，毛的实际生活则成了魔鬼加神仙的混合体。所谓魔鬼是指在抗战后期毛没有战争可打了，于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整风运动上，亦即整自家人之上，直整得大大小小的干部、党员屁滚尿流，有的跪地求饶，有的但求一死，更多的是被斗得呜呼哀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毛则在这种“与人斗”中“其乐无穷”；神仙的一面是指此时他的个人生活全面上升到了新的挡次，十年的飘泊生涯终于安定下来，此时毛成了名正言顺的一方诸侯，在政治上他已经能呼风唤雨，生活上则堪称“一枝独秀”。 延安虽然穷厄，但一百五十万子民供养他这个合法的－方“诸侯”过上神仙的生活仍然是不成问题的。由于“革命需要”，“党”叫他每天吃一只鸡，还有专用的奶牛，专职的厨师，由于营养过剩，长成了“双下巴”。住的窑洞虽然“土”点，但冬暖夏凉，其舒适度却赛过北京那大而空的皇宫。俗话说：保暖思淫欲，又曰：贵异妻。初尝一方“霸主”滋味的毛，这时已不能容忍未老先衰、伤病缠身的贺子珍充当他的后宫之主了。毛的“性伴侣”空前丰富多彩起来，有来自北京的艺人，来自上海的影星，有南珜富商的千金，有本地特产的美女，还有不远万里来自大洋彼岸的洋妞。经过一番醋坛搏斗，相貌平平但狐媚有术的上海滩三流女星蓝萍胜出，获正位中宫，“黄脸婆”贺子珍被远逐番邦莫斯科。
却说正值毛皇在延安的小朝廷志得意满之时，一日忽雷鸣闪电，风雨大作，不久有探子报得：正在参加陕北边区政府召开的县长联席会议的中共县长们，突被一个炸雷炸翻，延安县县长被当场炸死，会场一片狼藉，惨不忍睹......
这似乎是一个上天警示。此后，毛自己也亲历了一系列“怪象”，弄得这位从不信鬼神，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毛皇心中也犯了嘀咕：莫非本皇真的得罪了天神，要遭“天谴”不成？……
炸雷径入会议室炸死共产党县长，这亊发生在1941年6月3日。过后，毛在一次防范严密的高干会上，大概出于对“敌情”的分析，他向他的大员们说了一系列怪异“事件”：就在那次雷击事件之后，一位农民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诅咒：“老天爷不长眼，咋不劈死毛泽东呢！” 说这话的农民自然立即被抓获、正法了，说同样的、类似的话的，也已经被保卫部门抓了不少。毛又说到他的亲身奇遇，一个“装疯的人”冲过来想打他，那当然是飞蛾扑火。不过毛自己加以解释：农民“对我有义愤，原因是当年的公粮负担太重了。”还有一个农民被迫买了一张毛像（不买不行），回去以后把像中毛的两个眼睛挖掉了。审讯者问他为什么要挖掉毛的眼睛？农民说：“他不长眼睛。我们农民活不下去了......”
任何在毛共统治下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不管在什么场合，说如此“恶毒攻击”毛的话都是 “死罪”！这些农民在说出这些话之前肯定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是什么让他们不顾自己的生命、也不顾给家人的连累，一定要说出对毛的仇恨呢......
中共的社会部（锦衣卫加克格勃）将此类“谣言”定性为“重大反革命案”， 开展广泛侦察，定要把“造谣者”和“幕后指使者”一网打尽。
大概抓人杀人太多，影响不好，毛决定亲自出马，做点补救工作。他选择制造了一个案例，对“恶攻”案犯予以从宽处理，并顺势将此案转化为“关心群众疾苦” 的佳话加以宣传。于是，就有了下面一个官方存挡的“故事”（ 资料）：
1941年6月3日发生的“雷劈共产党县长”事件后，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四乡八县，事件的主题不约而同被民间定性为“老天爷对共产党、红军作恶多端的惩罚。”虽然社会部的特工以及其野蛮的手段（当众枪毙）来“止谣”、“息谣”，但仍然止不住这种民间讯息的传播。
当时延安城北有个村子叫“傻村”，村里的本地男子多为傻、呆，这村子有个女子叫伍兰花，嫁的男人既傻又呆，生了三个孩子却活蹦乱跳，一个也不傻。傻男人管不了家，一家六口（还有一个白发婆婆）的担子全部压在伍兰花肩上。
陕北是个靠天吃饭的地方，风调雨顺，收获的粮食尚可勉强果腹，一遇水、旱、虫灾，就只有挨饿的份了，所以历史上是个以“造反”出名的地方，李自成、张献忠均出自这里。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这里接连发生旱灾，收成锐减，农民养活自己已经困难，偏偏这时突然来了几万红军和共产党干部，这几万张嘴要吃要喝，吃少了还不行，必须先尽他们吃饱。你想，这农民被饿口夺粮，身陷何境——绝境！
伍兰花家是全村有名的困难户，共产党掌权后第一年公布了各户交纳公粮的任务（共产党来之前这里农民的公粮全免）。可伍兰花实在无力交纳。她找村干部说情况，算她家的粮食账，村干部见她一家已经吃不饱，确实无力交公粮，但政策又不准减免，只好答应把她家的公粮任务推迟到下一年“补交”。
谁知第二年又是因灾歉收，别说补交上年的公粮，就是当年的也交不上。
村干部领着乡干部到伍兰花家，兰花坐在炕上纳鞋底。干部们轮番给她讲支援革命的道理，她低头毫无反应。村干部恼火了，上前一把夺走了兰花手中的鞋底，大喊：“你怎么搞的？人家乡干部走几十里路来找你......”
伍兰花被众人拽下炕，瘫在地上。她“唬”的一下忽然跳起来，嘴里绝望地喊着：“交吧，交吧，交了我全家就等死！”
但干部们不为所动，开始在各处搜查粮食，但－无所获。在干部们的逼迫下，伍兰花终于从地洞里提出一小袋粮食，她嘴里说：“这就是我们全家一年的口粮......” 说着已泣不成声。
干部们立即宣布：伍兰花私藏粮食，罪大恶极，粮食没收充公，罪恶以后再清算处理。说着便如狼似虎从伍的怀里抢夺那个小粮袋。
伍兰花把身体扑在粮袋上，用双手紧紧抓住口袋。她心里清楚，这是她全家人的命根子，粮食被拿走，全家很快就得饿死！她不顾一切地豁出去了……
双方力量显然是不成比例的，一方是唯一一个女子，另一方是满屋的大汉，还有荷枪实弹的武装民兵。明知寡不敌众，弱不胜强，可是人到了这种时候往往不顾后果地硬要干那种以卵击石之事。不一个回合，伍兰花被甩出好远，小袋子到了干部们的手中。扑倒在地的伍兰花这时绝望地哭喊：
“天啊......黑啊......天啊......黑啊......没有粮食我们怎么活啊......”
（引者注：原文在这里把伍的骂话改为省略号，但我们还是知道她在骂共产党和红军，因为接下来的描写是——）
干部们指着她大怒：
“你敢骂共产党和红军？！”
伍兰花毫不示弱：“骂了有怎样？骂了共产党，还骂毛主席哩！前一阵打雷，咋不把他打死哩！......”
“好！”一个乡干部大叫一声，宣布：问题的性质变了，伍兰花是现行反革命！接着他向满屋的乡村干部、民兵大吼：
“你们还呆着干什么？快给我把她捆起来！”
由于“罪行严重”，伍兰花被一级一级直送到中央社会部。
中共中央社会部正在边区大张旗鼓地追“谣言”，抓“幕后”，这个送上门的案子被立即定性为“反共产党、反毛”的典型，立即宣布判处死刑，准备召开大会将伍兰花当众枪毙！
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办了一个叫《情报汇报》的油印小报，是专门送给中共领导人看的，伍兰花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也登在上面。
毛泽东看到伍兰花案件的简介，他沉思了。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亲自介入这一案件。
伍兰花被带到枣园毛的办公处，毛亲自审问：
“你为什么要骂我，让雷打死我呢？”
听口气，伍兰花知道问话的人就是毛泽东。她慢慢抬起头来，向毛投过充满仇恨的目光，充满敌意地望一眼，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这个脑袋真值钱喽，”毛“风趣”地说，“国民党要它，用枪用炮，你倒好，要用雷打......”想了想，又接着说：“要我死嘛，很简单，可你总得说出一个让我死的理由来嘛！”说完，给伍兰花递上一杯开水。
伍兰花不喝水，双目怒视着毛泽东，恶狠狠地说：
“雷打不死就让火烧死，火烧不死就让水淹死！反正咱也活不下去了！”
毛听出了对方的话中有话，就插嘴问：
“活不下去了？有什么你说出来让我听听。”
过了一阵，伍兰花终于忍不住，连哭带喊把自己交不出公粮，以及全村人因公粮负担过重，生活苦不堪言等诉说了一些，悲伤使她说不下去......
听到伍兰花的哭诉，毛默默无言。末了，他通知他的有关下属开会，来讨论如何减轻群众负担的问题。
......
（以上主要取摘自《炎黄春秋》2003年第12期《毛泽东与延安百姓》一文，并参考了其他资料）
原文自此以下都是为毛作歌功颂德的文字：伍兰花被释放回去，免了她的欠交公粮。毛又叫中共中央西北局去调查农民的公粮负担情况和生活情况，设法努力减轻农民负担云云。笔者完全相信这个“毛泽东枪下救农妇” 的故亊是真的，但它必是在若干个脑袋因此被砍掉了之后。毛深谙此道，不时他会制造一起“救人于刀下” 的“佳话”供人流传， 比如，建国之初他就曾特赦了一个贵州的女匪首，还让她在新政权下当花瓶，被当作毛的“宽容、仁慈”的佳话广泛宣传。当然啦，这亊情也是发生在几千、几万、 “可杀可不杀”（陶铸向毛报吿语）的土匪脑袋被砍下之后。
两个月后，毛收到一份调查报告，内称：1938年边区征收公粮总数为1万石(石念“担”，一石约合120市斤)，1939年征收5万石，1940年征收9万石，1941年，则为21万石。由此可见，在伍兰花事件发生的1941年公粮为上年的2·33倍，为1939年的4·2倍，为毛共刚来的1938年的21倍！这种公粮递增速度应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的！而那几年陕北均为遭受天灾的年代，1940年大灾，公粮却比上年增加近一倍；1941年粮食总产减收三成，公粮则反而增加1.33倍。
得知此报告后毛是如何处置此呢？据那篇文章说，毛立即开会讨论减免公粮的问题……但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1941年10月15日，也就是发生了“伍兰花事件”、毛指示要“减轻”农民负担之后的四个月，毛的边区政府又公布了当年粮食的征购任务，总量为上年的2·55倍，同时还增加了一个新的税种，叫做“公草税”，即喂“公马”的饲料摊派。
这就是毛的“关心群众疾苦”的“佳话”！也即是毛在伍兰花事件中说的和实际做的！
毛政府之所以不但不能减轻其统治之下人民的负担，而且要不断大幅度增加人民的负担，要饿口夺粮、鹭腿剔肉，就是因为这时它正在全力扩军、建政，军队和非战斗人员的队伍在迅速扩张，其目的都是为即将到来的与国民党争夺天下的战争作准备。毛的这个目标是不能改变的，需求就是无穷尽的，而供它剥削、压榨的人民是有限的，像延安及其所辖的各县均是靠天吃饭的贫脊、荒凉、苦寒之地，全边区总共才150万人民，却要供养10万军队和毛共公职人员（光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就达四万多），其供养比例远远超过一切国家和历史上的任何朝代。这就无怪乎其要采取一切能够想到的敲骨吸髓的办法来压榨他的子民了。
除农业税，毛共是另一项重要财政来源是盐业收入。食盐主要出口给南面的国民党统治区，但是产盐地却在边区的东北边，中间隔着数百公里崎岖山地。为节约成本，毛政府下令完全由农民义务运盐，肩挑人扛，自备伙食。缺乏劳动力不能去服盐役的要交“代金”。这一徭役令全体农民“荒废农业，强所不愿”（ 谢觉哉日记中语），但没有半点通融余地，抗拒要被抓去劳改，下场更惨。
除了不断加重税赋和劳役之外，毛又打起了向人民“借钱”的主意。1942年12月，毛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不打自招”地谈起了对边区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一九四零年九万担，一九四一年二十万担，一九四二年十六万担......陕甘宁边区虽然是没有直接战争破坏的后方环境，但是地广人稀，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供给这么多的粮食是不容易的。老百姓为我们运公盐和出公盐代金，一九四一年还买了五百万元的公债，也是不少的负担。”（此文收入毛选第3卷，题为《抗日时期的经济和财政问题》）150万人买500万公债，人均买了3.3元，相当于四、五担稻谷。这确是一个奇迹，因为这时已经经过反复的战时捐献、支前、土改（或叫二五减租）和连接不断的各种运动的搜刮、有钱人不死也变成了穷光蛋，穷光蛋变成了赤贫，居然还能压榨出这许多油水，堪称 “燕口夺泥、鹭腿刮肉” 之功了。
在这篇报告中、毛还公开批判了要求对老百姓减轻负担“施仁政”的观点，他说，残酷剝削压榨老百姓是为了“抗日”，是“大仁政”。原来这是他1953年批判梁漱溟时说的“小仁政”、“大仁政”的原始版。另外，该文中还提到了发展公营经济的问题，也就是毛政府和军队垄断当时一切能赚钱的商业，运输业，总之毛把当地所有资源和财源都集中到了自己手里。
做了这一切之后，毛不忘自鸣得意地吹嘘：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这确实是奇迹，不过是压榨、剥削老百姓的“奇迹”。
二、改造“二流子”运动
当一切常规的敛财方式都用完了之后，毛想起来他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施用过的另一个方法，那就是充分挖掘、利用他的劳动力资源，将一切能够劳动的人驱赶去昼夜不停地劳动，不管效率如何，总能榨得一点油水。现在毛就又想到了这一招，于是，延安发起了一场“改造二流子运动”。
原来，陕北本属游牧民族地区，农民习惯于靠天吃饭，春天在地里撒下种子便不管了，回家抽“大烟”（鸦片，陕北乃鸦片传统产地）、串门谈天过日子。等到秋天再去收割，到冬天又蹲大坑、抽大煙。因此，不事生产或半工半荡的“二流子”不少。这在毛看来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他怎能容忍如此浪费他的财源！
毛共制定的“二流子”的标准如下：
第一种，完全无正当职业，靠不良行为，如偷人、嫁汉、招赌、拐骗、做神为生者，是完全的“二流子”；
第二种有正当职业，又兼以不正当行为为生者，称作“半二流子”；
第三种靠正当职业为生，但兼有不良嗜好、不良习气者，称之为“有二流子习气”公民。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矛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准传统女性的，旧时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的民谚，且妇女是不下地的。而现在毛把靠“嫁汉”、“偷人”（指暗中卖淫）而食（其实只是不下地干重活）也当作“二流子” 来打击、消灭，从中可见毛提倡的“妇女解放”的真正本质！
按照毛的“阶级”理论，二流子大多贫穷，不属于“阶级敌人”。但是是有严重恶习之人，是一种“半敌半友” 的身份，如果接受改造，可以回到“人民队伍”； 如果不好好改造，就可划作阶级敌人（坏分子）。所以对他们实际上是一种強制劳动改造。
二流子、半二流子的身份由村和街道干部认定，然后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名单。凡划上上述三种二流子者，立即在其頸脖挂上写有其名字的大黑牌，然后上台接受群众揭发斗争。对二流子的斗争虽然不如斗地主一样要置其于死地，但也令其人格丧尽、名誉扫地，一旦挂上这个黑牌，就成为人人不敢靠近的“狗屎堆”。此中自然少不了有因为与干部有隙而被打成“二流子” 的冤大头。
接下来便是对二流子的改造。凡家中有划为二流子者，家人要与其划清界线，订出帮其改造的计划。改造的办法主要是断绝其“不正当收入”来源，逼迫其做苦工“自食其力”。毛共还采取破坏千百年来家庭结构、和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具体办法是：以帮助改造二流子之名，将各家劳动力打乱编为互助组，以互助组为生产、分配单位。互助组长由上级指定。这样就大大加强了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家庭”这一社会细胞无形中被破坏，变成人们互相监督的一种组织形式。这就是当时毛号召边区人们“组织起来” 的真正用意。
执行改造二流子计划实际上就是強廹“二流子”们披星戴月地劳动，帮助改造二流子的“劳动人民”当然更要做出表率如此劳动。据知情人回忆说，在“改造”运动之前，延安一带的农民往往日上三竿才陆陆续续下地劳动，日头下山前回到家里。“改造”之后，所有人天不亮出工，头顶月亮才能归家。不管平时或节日，看不到一个闲散之人。这时人们的身份都是“互助组组员”。
为了清除二流子的产生温床，毛共要求每村庄和街道都订出村规民约，实行改造二流子的联保，杜绝二流子产生和生存的一切条件，将这个责任落实到每一个村民、街民身上。
对二流子改造的运动从1939年开始实行，1943年延安的《解放日报》新年致词中提出“不许有一个二流子”。改造计划大概于当年完成。当然，这一任务实际上是没有期限的，因为“好吃懒做”是人的天性，“二流子”也就是不可能根绝的。
以上就是后来被全国人民赞美并羡慕的“革命圣地”延安人民的“民主政治”和“自由幸福”的生活。随着毛共的军事胜利，赞美延安人民幸福生活的“革命歌曲”也被传唱到中国的每一个穷乡僻壤，歌声里的延安成了全中国老百姓心驰神往的美妙之乡：
“三大边（区）啊好地方，
一片稻田黄又黄，
你要吃饭得做工啊，
没人为你做牛羊。
大鲤鱼，满池塘，
织青布，做衣裳，.....”.
“二月里来好春光，
家家户户种田忙，
只盼着今年的收成好（啊），
多捐些五谷充军粮。”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 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呀，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
听到这美妙的歌声，动人的歌词，想着如今自己也“解放”了，很快就可以过上延安人民的幸福生活了，人们打心眼里高兴，也就不由自主地哼起了拥护毛拥护共产党的赞歌……
三、“革命的鸦片”
尽管采取了上面诸多行之有效的敛财办法，但由于形势变化，它原来的主要收入来源受阻，到1940年下半年之后，延安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
当时毛共的财政来源， 除了向根据地的老百姓榨取之外，另外是中央政府定期拨给边区政府的经费和军饷，以及来自莫斯科的援助。1940年2月，斯大林亲自决定每月给中共30万美金，这相当于今天的每月五千万美金，所以，毛的小朝廷的日子其实过得很滋润。
可是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中断了对它的财政供给。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陷入空前危机，自顾不暇，也就不可能履行前诺了。所以，1941年、1942年是延安毛共小朝廷最困难时期。毛在公开场合的讲话把这一切归咎于国民党的“封锁”。其实国民党对毛共的贸易封而不死，从未断绝，如前面讲到的延安第二大收入来源之盐业，就是卖给国统区的。不但与国民党的贸易没有断绝，不久，毛共还开辟了更大的“外贸市场”， 那就是与日军做交易……
在毛共最困难的时候，有一项与日军后勤部门的贸易特别“火” 了起来，那就是延安向其出口的“特货”—— 鸦片，“特货”是毛共的暗语，延安成了鸦片生产基地，毛泽东成了真正的“鸦片大王”。正是这种交易，挽救了中共……
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代表弗拉弟米诺夫在其《延安日记》中记载了下述令他十分诧异的现象：
“中共解放区有一幅离奇古怪的景色，所有单位都与日军后勤部队做买卖，到处可买到日本货。还有鸦片买卖，我在中共120师（贺龙师）师部的一座房屋内看到正在加工鸦片，送到市场上。中共陕甘宁边区是以生产鸦片为特色的，成百公顷土地种植着罂粟，这是一个可耻的事实。政治局要求扩大鸦片生产，派任弼时领导这一工作，鸦片是特区出口贸易的主要商品。”
这才是抗战时期毛共能渡过困难的真正法宝。为了鱼目混珠，掩人耳目，这－时期毛共作出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决定，周恩来搬来一架延安农民的原始纺纱机装模作样地纺纱，让记者把这个照片向中外媒体广为转发，作为延安全体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致开展生产自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证据。毛的文艺兵配合鼓噪，还搞出了一个叫做“生产大合唱”的东西。
原来，陕北地方本来有种鸦片的传统，但早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就把禁止生产、制作、销售鸦片当作一项新政在全国贯彻执行，在毛共到达陕北之前，当地已基本禁绝鸦片。可是后来被蒋介石派去围堵、监视中共的国军邓宝珊将军，不但与张学良、杨虎城一样成了中共的“好友”，而且还偷偷利用屯军之便，暗地里搞起了鸦片生产，以中饱私囊。邓本人每次去陕北，都要顺道去延安“拜访”，原来他的秘书、女儿都是共产党员，女儿还在毛共的在延安工作。邓每次到延安，毛也都要出来接待，待若上宾。所以，当毛共陷入财政困难之后，立即就想到发展鸦片生产这一“奇招”。只是鸦片的名声在中国确实太坏，人们从小就知道有林则徐禁烟和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天天高喊“抗日救国”、“爱国爱民”的中共如果公开使出这一招，无疑是往自己脸上抹黑，给自己打耳光。但毛从来是个实用主义者，他绝不会图虚名而失实惠，在利益和道义面前，毛毫不犹豫选择了前者。好在共产党有铁的纪律，还有 “铁幕”政治、“铁血” 统治，有了这“三铁”就不愁干不成任何事情。
南泥湾被选中作为鸦片种植、生产基地。一二0师之三五九旅（王震旅）被派去那里垦荒，其实主要任务就是种植罂粟。在三五九旅到达南泥湾之前，那里是延安辖区内仅有的一片原始森林，三五九旅大肆砍树烧荒将这片原始森林区变为罌粟地，当然，在罂粟的外围要种上高梁玉米等作物作为掩护，对外宣传则是在那里拓荒种粮食。三五九旅并被当作“大生产运动糢范单位”进行大力宣传和表彰奖励，其中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的歌曲《南泥湾》就是对三五九旅的颂歌，至今仍传唱不衰，歌词中唱道：“今日南泥湾，鲜花开满山” ，其实那里沒有其他花草，有的便是乃罌粟之花了。
为求证这段历史的真伪，中国艺术学院研究员张耀杰亲赴南泥湾调查考察，走访知情者，证实当年三五九旅种植、烧制鸦片之“传闻”完全属实。就这样，毛共把一桩罪恶可耻的勾当，改编成英雄故事来加以歌颂、传唱，糊弄了全中国、全世界人民几十年，而且仍在继续糊弄下去。
在毛共高层作出了发展鸦片生产决定的同时，也作出了严密防范泄露真相的有关规定，如禁说“鸦片”之名，而以“特货”代之；从事鸦片种植、加工、运输、销售各个环节的相关人员，都有严格保密规定和森严的纪律，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所从事的工作。所以，尽管大规模种植，生产、加工、销售鸦片搞了几年，数以万计中共干部、士兵参与其亊，然而延安以外的中国人竟一无所知，从延安走出的数万中共干部、军人，也一个个守口如瓶。毛共一声令下，此事便从中共的历史中“消失”了。你不得不佩服毛“再造历史”的本亊。
延安开始种植和生产鸦片始于1940年，1941、1942年为其高潮，1943年后逐步减少，1944年停止。前后搞了三年多。据1942年西安一报纸披露，当年陕甘宁边区种植的鸦片为三万英亩，合十八万多市亩。主要销给日本人，日本人则转销给其统治下的中国人。据信，日本人当时正实施一项计划，允许并鼓励中国老百姓吸食鸦片，目的是让鸦片吞噬中国人的体力、金钱和意志，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国的目的。毛共则可谓有力地配合了日军这一恶毒可耻的阴谋。
1943年之后，鸦片生产逐渐过剩，销售受阻，有人提出转内销。可毛考虑，内销比较困难，弊多利少。特别是这时毛共的财政困难早已渡过，还有了足够的储备。所以1944年毛决定停止鸦片生产。
鸦片带来了巨额财富。仅仅一年功夫，中共的财政困局就不存在了。再过一年，延安成了“富翁”。1943年2月9日，毛在电报里告诉在重庆的周恩来：“边区财政难关已经渡过，现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边币五万万以上（合法币二万万五千万以上）。”据苏联人在1943年估算，中共共卖了44760公斤鸦片，价值24亿法郎（相当于2000年的6.4亿美金）。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在其日记中说：中共很“富”了，而这无疑是由“特货”得来的。
中共用种鸦片、卖鸦片给中国人吸食的办法解决财政困难，中共内部自然无人敢于提出异议，但引起了在延安的苏联人的不满和指责。1942年8月，一位苏联“同志”在打麻将时公然问毛：作为共产党人，怎么可以“公然种鸦片？”毛未作声，一旁的邓发代为回答：“鸦片能赚钱，有钱我们就能打国民党。”这位中共的克格勃创始人之一说的很明白、准确，中共有了钱不是为了打日本，而是打国民党，夺天下。邓发还说：过去从边区拉走一大堆货物，只能换回很少钱票；如今相反，拉出去的货物只一点点，换回的东西却一大堆。这个生意真是一本万利，好极了！
有了鸦片贸易，延安的中共干部、战士生活获得极大改善。从外地回到延安的中共七大代表王恩茂记载一顿不算特别的饭局：“开始吃了一点点心，糕、糖、油煎的花生和麦块，梨子、枣子、花生等，继续吃了几十个菜，每个菜都剩了很多吃不完。”“延安党校的伙食，每天都是四菜一汤，大盘四方块红烧肉，让你吃个够。我问他们是不是七大代表都吃得那么好？答复是你来已减少了一半，过去是八个菜。”
但是鸦片财富并不使老百姓受益。据谢觉哉日记的记载，延安的大灶已提升到每年24斤肉的标准。但老百姓一年人均只有五斤肉。按理，这时应该给人民减免税赋了。可在1943年6月间，毛政府借口蒋介石要来打延安（实际上没有这回事），又搞了一场全民“自愿捐献”运动，捐出的东西包括：柴火、蔬菜、猪羊、存款，还有终生积累的一点点金子。真真贪得无厌，多多益善，无论贵贱，兼收并蓄。
贫困给延安人民带来了高死亡率。谢觉哉1944年10月12日的日记写道：“（延安城）一年生一百八十三，死二百二十四”，志丹县“今年上半年出生率百分之三，死亡率百分之十四”。死亡率高的原因是“衣食住均薄”，生了病“没医生”。
延安的通货膨胀也丝毫不亚于国民党统治区，与1937年相比，1944年，食盐涨了2131倍，清油涨了2250倍，棉花涨6750倍，火柴涨25000倍......
但是，只要你是从国民党统治区或其他外地去到延安考察、釆访、或者做客，你能接触到的老百姓必定会主动给你谈起他们的幸福生活，还会抑制不住表达对“共产党、毛主席”的热烈拥护和感激之情。如果你有一定地位和背景，或者是“外国友人”，当局还会请你出席欢迎晚会，会上有不少精彩节目、其中就有歌颂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垦荒的歌伴舞《南泥湾》表演：
“往日的南泥湾，处处是荒山，没（呀）人烟，
今日的南泥湾，鲜花开满山，是陕北的好江南.....
又学习，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
咱们走上前，鲜花送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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