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大林隐蔽战略到毛泽东隐蔽战略》第二部分（五）

孟泳新

斯大林隐蔽战略在东方亚洲的实施成功（五）

第五章 隐蔽剧的最后一幕

         第一节 隐蔽剧的最后一幕：1949年大变局

          我在《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2）》（2013.3.11）中写道，“要建立社会主义阵营，要与资本主义决战拉开冷战序幕，这就是斯大林世界及东方战略和谋略的主要目的所在。“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发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要与资本主义决战拉开冷战序幕之后，他开始考虑建立社会主义阵营。首先是要建立共产党国际组织，替代已经取消了的第三国际。”〔袁腾飞：《谁挑起了国共内战？》〕其实，1946年2月9日这一天只是斯大林公开了他的世界及东方战略而己，他的考虑、谋划早已有了。应该讲，可推到当年成立第三国际之时。
    要建立社会主义阵营，自然是希望这个阵营是越大越好。以朝鲜半岛为例，斯大林一看到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将打到海南岛了〔因为这是己经严重地超越了《雅尔塔密约》〕，美国人也没有出来干预。斯大林就马上批准了金日成出兵，突破三八线，一直打到朝鮮海峽，从而引发了朝鲜战争。〔徐泽荣获罪十三年牢狱之灾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关朝鲜战争起源在朝鲜战争》中写道，斯大林既扮演了发令员的角色，又是中国、北朝鲜这两个运动员的教练。他安排了一场接力赛，先由金日成起跑，再由毛泽东接棒。〕在这里举朝鲜战争为例，笔者只想用较中性的词，来表现斯大林的个人性格，斯大林对于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坚韧不拔性，但也有一般人、平常人常有的那种贪婪和傲慢。至于说到斯大林到底有没有在中国搞“南北朝”的想法？毛泽东的俄文翻译、苏联问题专家师哲回忆说，“南北朝’的提出是在1949年4月间，我们已进入北京一个多月以后，国民政府的谈判代表在北京谈判时，才提出所谓建立“南北朝”的问题。“有人说，斯大林让我们搞‘南北朝’。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苏联人，包括斯大林，有几个人懂得‘南北朝’这个词？既然他们连这个词都不懂，怎么会提出搞‘南北朝’呢？”师哲明确否认了斯大林有搞“南北朝”的想法。此外还可以参阅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文章，李良明 黄雅丽揭秘：解放战争后期 斯大林是否主张“划江而治”，网上文章斯大林想让国共划江而治搞“南北朝”？等等。“从20多天后米高扬同毛泽东的谈话中也可以看出，斯大林并没有劝阻解放军过江。米高扬问毛泽东，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夺取南京、上海？毛泽东回答 说，现在不忙于这个。他还说，还需要一两年时间我们才能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占领中国。米高扬显然不赞成毛泽东的想法。因为苏共中央和莫斯科的看法〔应该讲，是斯大林的看法―笔者注〕是，中国共产党占领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越快越好，干部是在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米高扬劝说毛泽东，不要拖延建立革命政府一事，应该在占领南京、上海之后立即宣布建立新的革命政府。”
    而我们则从斯大林的个人性格，斯大林对于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坚韧不拔性，这一点就可以明确否认了斯大林有搞“南北朝”的想法。另外还可从东欧、空运西柏林等事件中得到旁证。
    在此有必要讨论，为什么毛泽东要造谣说，斯大林不许革命，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斯大林要我们，把长江作为与蒋的分界线，建立‘南北朝’等等呢？！我们认为，其一，由于苏联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毛泽东觉得有必要与斯大林撇清关系，〔其实此关系是永远也撇不清的〕，这如同此时金日成提出了金日成主体思想一样，好在中国早已有了毛泽东思想，但用意都是一个，撇清关系，因为斯大林声誉臭了，其二，撇开了斯大林在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应该更确切地说，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上的最主导的地位、最重要的领导作用后，毛泽东在国际国内舆论上大造舆论，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从而给人以错觉，还如同那些不结盟国家如印度建国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也可以争取参加亚非会议、不结盟国家会议，〔其实所谓的不结盟国家实为罗斯福要求英、法在战后放弃在亚洲的殖民地，包括印度在内的结果，故讲印度建国实为罗斯福所赐〕。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大讲，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取得胜利的，决不是从外输入的，连自己的出身于第三国际的输出革命也被赖掉了。其三，借助于一般中国人传统性习惯性的史学观念，贪天功为己有，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看成是只有毛泽东的功劳，是毛泽东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一般中国人的传统性习惯性的史学观念认为，中国史仅为中国人的历史，岂不知自从列宁斯大林向中国输出革命、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后，以及日本入侵中国、爆发二次大战后，中国史己经变成了当代世界史的一个部分，中国史与当代世界史的研究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只有搞清当代世界史，才有可能真正地搞清楚中国史。中共在四九年后反反复复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获得解放，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具有伟大而深远的影响。”说的就是，中国史与当代世界史的研究己经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在此必须指出，一般中国人传统性习惯性的史学观念在评论所谓的解放战争时必须彻底地改变，方可获得合符真实的史论。”

    从我2013年初的文章就可以看到，斯大林在隐蔽剧的最后一幕（1949年大变局）中起的大致的作用。但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历史学家薛衔天的文章来作一印证与补充之。

    第二节  苏联从对华二元外交到一元外交

    薛衔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1940年2月6日生。1964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同年9月到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评聘为研究员，为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在发表于2005年10月29日《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所主办）《苏联从对华二元外交到一元外交》中薛衔天写道，“从中共成立之后，苏联就支持中共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推翻北洋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蒋介石政府），但却与这两届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抗日战争期间对蒋介石政府还给予大力援助。这就是苏联互相背离的二元对华政策，或曰双重对华政策”。……
 

    “1949年春，三大战役结束，为迎接全国胜利，中共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后，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从西柏坡迁到北平。这不仅标志着中共将工作中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且还表明中共领导的地方民主政权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全国性的政权。在此之前，国民政府在1949年1-2月份从南京迁往广州，它虽然处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的境地，但在名义上还是中国合法政府。这样中国事实上就出现了广州和北京两个政府暂时并存的局面。中共要走向国际舞台，第一步就是寻求与苏联建立战略同盟关系，于是中苏两党关系进入了外交领域，也就是说从两党关系进入了国家关系。这是苏联执行了几十年的二元对华政策的必然结果。苏联对华二元外交，或曰双重外交，就是在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就在国民党政府南迁之际，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问了西柏坡，表明苏联此时已经将对华关系的中心转移到中共方面。同年6-8月刘少奇访苏，奠定了苏联与新中国结为全面同盟的基础。但是，苏联并没有抛弃蒋介石政府。为维护雅尔塔协议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取得的利益和使中苏新疆经贸合作达成协议，苏联将对国民政府的外交关系一直维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同米高扬访华的科瓦廖夫，作为斯大林的私人代表（又称苏共中央联络员）留在西柏坡，并随中共中央前往北平，他实际上充当苏联与中共打交道的大使。中共中央拟订首任新中国驻苏联大使的王稼祥，随刘少奇访苏之后，便留在莫斯科，也提前进入中国驻苏联大使的角色。这样，从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段时间，就出现了苏联——中共，苏联——广州政府的“二元外交”。前者是极端秘密的，后者是公开的。

    根据俄罗斯解密档案，早在1948年5月中旬，苏联外交部就向苏联驻中国使领馆下达了联共（布）中央的指令，对苏联使馆与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以及与美日等态度和行动都做出十分严格和具体的规定：

    1、对中国国民政府及其各部门持谨慎而十分严格的官方立场，大使和馆员与中国政府和外交部官员的交往不得超过官方关系；大使应同政府部门的进步活动分子保持接触，不排除通过他们影响政府要人的可能性，以保护苏联利益；如有人请苏联在政府同中共之间进行调停，大使只能回答，苏联政府按照1945年条约规定，不干涉中国内政；大使应坚决维护苏联在华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在政治方面及时回击敌视苏联的行为和攻讦，即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交涉，或提醒政府官员注意，或经苏联外交部批准，向报界发表声明；在经济方面则通过政府机构，或面见蒋介石，促使中国履行对苏贸易协议，维护俄国教会在华财产，维护苏联侨民利益和私人财产。2、对“民主和进步团体”（共产党和亲共的民主党派），考虑到目前它们尚处于“非法状态”，与民主和进步人士交谈时应极为慎重，要小心观察他们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摸清他们的计划和任务；要注意研究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民主同盟的活动。3、要密切注意美国人在华活动情况，查明美国人参与和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民主力量的情况，美国资本渗入中国的形式和规模，在华反苏军事基地的筹建情况，为损害苏联在华和远东利益与国民党的合作情况，以及合作策划反苏政治活动和推行其它措施的情况。此外，指令还要求苏联使领馆广泛利用中苏文化协会，中文和俄文报刊等文化团体与出版物介绍苏联的生活和政策；注意研究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政治、经济、军事、财政形势，以及在这些领域的一切变化，并及时向苏联外交部汇报等。这些规定核心是作为苏联外交机关的使馆，对中共要作为“非法组织”对待，不要因为与中共的关系，影响了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

    但以上指令仅仅限于苏联外交官在华的活动。在苏联党政的最高领导层则通过科瓦廖夫与中共进行绝密联系，确切地说就是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个人之间的绝密联系。诸如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这类头等机密问题，连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事先都一无所知。

    苏联这种公开的和秘密的，合法的和“非法的”，表面的和实质的双轨并行的对华外交机制，表面上呈现出非常矛盾的现象，不仅使当时的局外人不知底里，就是毛泽东有时也不十分清楚斯大林的真实想法，从而造成不小的误会。”

    请诸位读者注意，这里讲的“在苏联党政的最高领导层则通过科瓦廖夫与中共进行绝密联系，确切地说就是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个人之间的绝密联系。诸如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这类头等机密问题，连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事先都一无所知。”“苏联这种公开的和秘密的，合法的和“非法的”，表面的和实质的双轨并行的对华外交机制，表面上呈现出非常矛盾的现象，不仅使当时的局外人不知底里，就是毛泽东有时也不十分清楚斯大林的真实想法，从而造成不小的误会”。这二句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隐蔽”。

  第三节  二元外交的杰作：制造“划江而治”幻影，粉碎和谈阴谋

    薛衔天在《苏联从对华二元外交到一元外交》中还写道，“在三大战役行将结束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的策动下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妄图“划江而治”，取得喘息时间，卷土重来。蒋介石在美国和以桂系为首的反对派的逼迫下，在1949年元旦发表《新年文告》，宣布只要停止战事，恢复和平，他对个人进退决不萦怀，唯国民公意是从。一些主张走中间路线的民主党派也呼吁和平，要求国共和谈，结束战争。蒋介石统治集团认为时机已到，于1月8日分别向美、苏、英、法四国，提交备忘录，表示欢迎各政府“可使中国的和平早日恢复的任何建议”，并准备通过各政府的调节，开始与中共谈判。

    毛泽东最初的态度是坚决反对任何和谈，主张毫不间断地、坚决地打到底。但斯大林在接到国民党政府照会的第二天，就化名菲利波夫致电毛泽东，表明自己对国民政府要求调停的态度，并提出建议。

    电报首先指出，国民政府的举动是“美国授意的”，其目的是向世人宣布南京政府赞成和平，如中共“直接拒绝与南京和谈，则向世人宣布它主张直接进行内战”。接下来谈对国民党要求调停的对策。

   “我们想（对国民党的建议——引者）作如下答复：苏联政府过去、现在都赞成中国停战和建立和平。但在进行调停之前，苏联政府想知道，作为另一方的中国共产党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停。有鉴于此，苏联希望能让中国共产党一方了解中国政府的和平行动，并征求它同意苏联调解。我们想这样答复，请告是否同意。如不同意，请向我们提出更合适的答复。”

   “同时我们认为，如向你们征求意见，你们的答复应大致如下：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中国实现和平，因为不是它，而是南京政府发动了内战，南京政府应对战争后果承担责任。中国共产党赞成与国民党谈判，但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犯们不能参加谈判。中国共产党主张与国民党直接谈判而不要任何外国调停人。中国共产党特别认为，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和舰队亲自参加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内战的国家不能居间调停，因为这样的国家在消除中国战争问题上不可能中立和客观。”

11日斯大林又发来上述电文的续文和结尾：

   “从以上所述看出，我们提出的你们对国民党建议的答复草案旨在阻挠和谈。很清楚，没有外国调停，特别是没有美国调停，国民党不会和谈。同样，没有蒋介石和其它战犯参加，国民党也不想谈。所以我们预计，国民党将拒绝按中共提出的条件举行和谈。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同意和谈，因而不能指责它想继续打内战。与此同时，国民党将成为破坏和谈的罪魁。这样，国民党和美国的和谈伎俩将被揭穿，而你们可以继续进行所向无敌的解放战争。”

    斯大林的策略是苏联不明确拒绝调停，中共也不明确拒绝谈判，让中共提出让国民党无法接受的条件使美蒋拒绝谈判，从而在政治上孤立蒋介石，使美国政府难堪，苏联置身局外。但毛泽东认为，在中共已经握有战争主动权的情况下，苏联有任何介入调停的表示，都会在客观上帮助敌人攻击中共好战。1月1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回了一封长长的电报。电报首先为苏联政府拟了一个答复国民政府的文稿：

   “苏联过去、现在一贯愿意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但以何种方式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根据不干涉其它国家内政的原则，苏联政府认为不能同意参与对中国内战双方的调停。”电报接着指出：“您1月10日来电中所阐述的立场，那将会使美国、英国、法国认为，参加调停是应该的，也将使国民党抓住攻击我们是好战分子的把柄。而广大对国民党不满、寄希望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取得胜利的人民大众将会感到失望。所以，如果苏联从整个国际关系角度出发，在答复照会时可以采纳我们提出的立场，接受我们的建议，那将是对我们极大的援助。”电报最后强调：“现在我们有充分理由倾向于拒绝国民党的和谈骗局，因为现在中国各阶级力量的对比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际舆论也对南京政府不利。据此，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天将可渡过长江和攻打南京。似乎我们无需再次采取政治上的迂回行动，再次进行这样的迂回行动弊大于利。”

    斯大林显然认为，毛泽东对他的电报有误解，在1月14日回复毛泽东一封长电，详细解释了他对付美蒋搞这次和平运动的策略和目的。电报说：“毫无疑问，南京和美国的和平建议是欺骗政策的表现”，南京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和平，而是要休战，利用喘息机会，加强长江防御攻势，从美国运装备，积蓄力量，然后撕毁停战协议，向解放军进攻。对美蒋这种策略有两种答复：一是直截了当的拒绝。但“第一，这意味着，你们打出了最关键的王牌（继续进行内战——引者）并将和平旗帜这一重要武器送到国民党人手中。第二，这意味着，你们在帮助中国内外敌人蔑视共产党，视其为继续打内战的主战派；赞扬国民党，视其为和平卫士。第三，这意味着，你门在为美国在欧、美制造下述社会舆论提供可乘之机：与共产党无法实现和平，因为它不要和平。实现中国和平的唯一手段是组织大国武装干涉，如1918-1921年四年中在俄罗斯进行的那种干涉。”另一种答复方式是“双方举行没有外国调停人参加的谈判”，“举行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之间的谈判，不与内战罪魁并因此而丧失人民信任的南京政府谈判”。斯大林预料国民党不会接受这些条件，但假如出现意外，它接受这些条件的话，共产党如何应对呢？第一，不应停止军事行动，在组建联合政府时，政协五分之三的议席，政府三分之二的部长职位留给共产党。第二，总理、总司令，可能包括总统的职位由共产党人担任。第三，联合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任何自认为具有政府职能的机构一律消除。最后，所有的部队必须宣誓效忠联合政府，对拒绝宣誓的部队“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电报最后说，前次电报也许我们对建议阐述得不够清楚。希望对我们的建议“确实当作建议加以研究，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没有什么责任问题。你们可以相信，拒绝我们的建议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一如既往是你们的朋友”。“至于我们对南京关于调停建议的答复将按照你们的意见精神做出。”

    从国民党发起和平运动起，特别是在国民政府向四大国要求调停后，也就是在毛泽东与斯大林函电往来的几天期间，国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出乎国民党意料的是，它的和平倡议不但没有赢得民心，达到孤立中共的目的，而且首先在国统区引起一片慌乱，大批民众向国民党要和平，指责国民党的和平条件太苛刻。司徒雷登制造和平运动的目的旨在推桂系上台，赶蒋介石下台。因此包括美国舆论在内的国际舆论也不支持蒋介石。毛泽东机敏地抓住时机，在不拒绝和谈的同时，全力戳穿国民党的和谈阴谋。鉴于国民党有可能接受战犯不参加和谈的条件，他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了与南京和谈更加严厉的八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八项条件没有一条是蒋介石可以接受的，他除了下野之外，无路可走。

    毛泽东在收到1月11日斯大林的补充电报后，已经理解了斯大林的策略在于揭穿美蒋的和谈阴谋，并非使革命就此止步。对补充电报中“你们可以继续进行所向无敌的解放战争”一语，毛泽东非常高兴。他在1月14日给斯大林的复函中首先表示：“我们与你们的基本方针（不与国民党大张旗鼓地谈判、将革命继续进行到底）完全一致。”同时向斯大林通报，中共已经公布了与蒋介石谈判的以上八项条件,并不拒绝和谈。斯大林于1月15日回复毛泽东：“我们间关于南京和平建议问题的观点已取得一致，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了‘和平’运动。所以应该认为问题已经解决。”这样，在对待蒋介石的和谈策略上，毛泽东与斯大林达到了完全契合。

    美国料定苏联不会参加调停，在1月15日赶在苏联之前发表了不参加调停的声明。18日苏联《消息报》按毛泽东为斯大林起草的文稿，发表了简短的消息：“1月17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А.Я.维辛斯基同志接见了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先生，并向他递交了苏联政府的复文，略谓：苏联政府一贯遵循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认为不宜承担上述备忘录中所谈及的调停。”蒋介石导演的“大国调停”丑剧就此谢幕。美蒋搞的和谈阴谋被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秘密磋商粉碎了。

    但就在斯大林与毛泽东函电往来期间，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仍不断放出他从上一年开始的所谓苏联要在中国搞“南北朝”即“划江而治”的空气。例如：1848(1948)年7月15，司徒雷登发给国务卿的报告说：最近苏联大使罗申（当时应为代办——引者）对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彭昭贤谈过话。彭昭贤从谈话中意识到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某种不信任感，显然担心他们可能采取类似铁托的那种路线。司徒雷登又从彭昭贤的谈话中得出三点结论：1、苏联严重关切美国的援助能将国民政府加强到何种程度。2、渴望在中国共产党遭受重大失败前结束军事冲突。3、在过去的两三年中，苏联在各种场合已清楚地表现出对中共的疑虑，有时甚至是藐视。再如，1949年1月8日，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参赞克劳恩·K·休斯敦发回的报告，他转述美国驻印度使团团长克拉克伐蒂回忆他在1948年春离开南京时与罗申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罗申坦率地承认“在苏联东部边界出现一个庞大的共产党国家将给他的政府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苏联大使暗示，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对共产党的胃口也是‘难以消化的’……‘让美国人尽量把金钱抛给中国吧——这只能造成他们自己更加削弱。’”还有，司徒雷登在1948年12月1日给国务卿的信，信中预料，在解放军突破淮河的时候，蒋介石的部下或许终于有了反抗他的勇气。“到那时，很可能会出现停战或恢复和谈。有一条未经证实的报道说，到那时，苏联大使（N.V.罗申）将重新提出他的调解建议，调解的基础是国民党控制长江以南地区，中国共产党控制长江以北地区，而美国则承认俄国在满洲的特权。”以上这些资料就成为苏联要国共两党“划江而治”的根据。但是这些根据，有的是对话人（彭昭贤）对罗申谈话意思的体会，有的是转述第三者（克劳恩·K·休斯敦）的回忆，有的完全是推测（司徒雷登），都是似是而非的东西。因为罗申不只是苏联高级外交官，而且还是情报大员，那些话是他为掩护苏联对东北解放战争的支持，离间美蒋关系，减少美国对蒋介石集团的援助而散布出来的假情报。美蒋就是根据这些假情报出来拉苏联，搞了一场“大国调停”闹剧。

    这些假情报给美蒋造成错觉，起到了应有作用，无可厚非。但遗憾的是，也使中共领导人对苏联的意图产生一定程度上的怀疑，以至于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就是劝阻人民解放军渡江的人。1957年毛泽东对他身边工作人员的一次谈话说：“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毛泽东的这次谈话被广泛传播开来，以至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被学者大量引用，斯大林曾“劝阻渡江”几乎成为定论。

    前苏联秘密档案的解密，使真相大白：原来斯大林给毛泽东出的主意是出自真情，罗申所散布的情报是假意。后来“划江而治”之说的出现，是因为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误会。”

第四节 斯大林想让国共两党“划江而治”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

    关于罗申不只是苏联外交官，而且是情报官员，他到处传播那些假消息，都是他为掩护苏联对东北解放战争的支持，离间美蒋关系，减少美国对蒋介石集团的援助而散布出来的假情报；也就是说，都是实施斯大林隐蔽战略的隐蔽意图之为的。这里有一个根据，那就是薛衔天的证词。

    薛衔天在《苏联与解放战争》（2005年10月29日）一文有一条（12）注释上写道：“例如：1948年7月15，司徒雷登发给国务卿的报告说：最近苏联大使罗申（应为代办——引者）对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彭昭贤谈话。彭昭贤从谈话中意识到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某种不信任感，显然担心他们可能采取类似铁托的那种路线。司徒雷登又从彭昭贤的谈话中得出三点结论：1、苏联严重关切美国的援助能将国民政府加强到何种程度。2、渴望在中国共产党遭受重大失败前结束军事冲突。3、在过去的两三年中，苏联在各种场合已清楚地表现出对中共的疑虑，有时甚至是藐视。（美国国务院出版：《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7卷，第360-361页）再如，1949年1月8日，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参赞克劳恩·K·休斯敦发回的报告，他转述美国驻印度使团团长克拉克伐蒂回忆他在1948年春离开南京时与罗申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罗申坦率地承认“在苏联东部边界出现一个庞大的共产党国家将给他的政府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苏联大使暗示，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对共产党的胃口也是‘难以消化的’……‘让美国人尽量把金钱抛给中国吧——这只能造成他们自己更加削弱。’”（美国国务院出版：《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8卷，第24-25页。还有，司徒雷登在1948年12月1日给国务卿的信，信中预料，在解放军突破淮河的时候，蒋介石的部下或许终于有了反抗他的勇气。“到那时，很可能会出现停战或恢复和谈。有一条未经证实的报道说，到那时，苏联大使（N.V.罗申）将重新提出他的调解建议，调解的基础是国民党控制长江以南地区，中国共产党控制长江以北地区，而美国则承认俄国在满洲的特权。”（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第484页）以上这些资料就成为苏联要国共两党“划江而治”的根据。但是这些根据，有的是对话人（彭昭贤）对罗申谈话意思的体会，有的是转述第三者的回忆（克劳恩·K·休斯敦），有的完全是推测（司徒雷登），都是似是而非的东西。因为罗申不只是苏联外交官，而且是情报官员，那些话是他为掩护苏联对东北解放战争的支持，离间美蒋关系，减少美国对蒋介石集团的援助而散布出来的假情报。

    遗憾的是，这些假情报不仅给美蒋造成了一定的错觉，而且也使中共领导人对苏联的意图产生一定程度上的怀疑，以至于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就是劝阻人民解放军渡江的人。由于这个问题十分重要，这里不能不对中共领导人的怀疑问题略作考察。最具体、明确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发表在《人民日报》1979年1月2日第3版上的王方名《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亲切谈话》一文。该文引述1957年毛泽东的一次谈话说：“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斯大林这句自我批评的话，是指抗战胜利后一段时间不相信中共会取得胜利，不含对其他问题的自我批评，前文已经作出交代）但王文没有指明转达给毛泽东“不要过江”这一重要信息的是谁。是斯大林本人吗？肯定不是。前文引述斯大林给毛泽东的几封电报，并没有劝阻解放军渡江的意思。毛泽东只是对第一封电报有些误会，但很快就消除了误会，与斯大林取得认识上的一致。是米高扬吗？肯定不是米高扬而是杨尚昆。他在1984年11月3日接见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说“米高扬曾经转达斯大林的警告，劝阻解放大军过江。”（向青：《关于斯大林劝阻解放大军过江之我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主办：《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第64页）但杨尚昆并没有参加西柏坡会谈。会谈自始至终的唯一翻译是师哲（米高扬也带来翻译小科瓦廖夫，但他听不懂中共领导人的话，师哲只好承担全部翻译工作），他始终否定米高扬说过“劝阻”之类的话（笔者也曾访问过师哲，仔细询问关于“劝阻”问题，并事先将有关材料呈师哲过目。他说米高扬肯定没有说过任何不要过江的话）。而且在米高扬来华之前，关于和谈问题（这个问题关系是否过江问题）斯大林与毛泽东通过函电往来已经解决，斯大林不可能再让米高扬传递这方面的信息。俄罗斯已经公布了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报告，报告中没有转达上述信息的一点痕迹。当然该报告是他在1960年写的，报告中也不可能收入他访问期间所说的全部的话。但是如果米高扬负有转达斯大林“劝阻”信息的使命，他在报告中就不能不写上一笔。而且米高扬报告中还建议中共尽快去占领上海、广州等这些南方的大城市，这就不是“劝阻”、而是“督促”中共尽快地消灭国民党军队的一切残余，并不是想让革命半途而废。这样，米高扬便可被完全排除。那么“传递”“劝阻”信息的还能有谁呢？只能是苏联大使兼情报大员罗申。不过，他不是“传递”、而是“散布”劝阻的信息。其目的就在于制造苏联要搞“南北朝”的假像，因此不仅向美国人散布，而且向国民党亲共派人士（例如对张治中，见《司徒雷登日记》第15页）“泄密”。罗申散布的假信息不可能不传到中共领导人的耳朵里，再加上毛泽东对斯大林的第一封电报的误解，使他认定斯大林曾经有过让国共两党“划江而治”的想法。这一想法就是上引王方名那篇文章的由来。向青在1989年《关于斯大林劝阻解放大军过江之我见》一文中，力主斯大林确实曾“劝阻”渡江，但他在1994年出版的专着《苏联与中国革命》一书中只字没提“劝阻”的事，说明他已经改变了看法（这是正常的）。经过近些年来中俄史学家的努力，看来在中国史学界争论的这个大问题——关于斯大林想让国共两党“划江而治”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