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犯》第七十五章
季鹏
为拉拢中间阶层和同盟者的政治诱球:
“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
抗日战争时期不仅是中共起死回生、力量大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也是毛主义的发展、成熟期。这一时期中共的最大变化就是由此前的“叛党”、“草寇”、“ 共匪”变成了合法的政党和武装力量,延安表面上成了中央政府管辖下的一个“特区”,一个行政单元;中共的军队表面上也编入了政府军系列。因此,在抗战的初期,它不得不在表面上表示服从中央政府和蒋介石的领导,并作出了“改恶从善”的“四项承诺”等等。但是毛泽东很清楚,这一切都是在“作秀”,目的在于麻痹和软化国民党,使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环境。毛也知道蒋和国民党也不会彻底“捐弃前嫌”,而是时刻想“溶化”和吃掉中共。与孙中山“联俄容共” 的第一次合作-样,他与蒋和国民党这次的“合作”实际上也是一种同床异梦、各怀鬼胎的关系,而他的任务就是要抓紧把这种合法身份带来的好处发挥到最大化,把由此带来受到中央政府的约束和干预降到最小甚至零。为此,毛充分施展了他的“虎”、“猴”两气,发挥了他的两面三刀、阳奉阴违、欺瞒哄骗、泼皮无赖等“痞子功”,弄得蒋介石和国民党不胜其烦,最终都按他的要求办,为他实施其“假抗战、真扩军” 的总战略创造了极隹条件。他把这一切叫做“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 路线。在八年抗战中,毛把这个“自主路线”玩弄的出神入化,炉火纯青,还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中共力量的消长而不断调整自己的角色,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为战后最后与国民党摊牌,取国民党而代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抗战的深入,毛为中共制定的假抗战、真扩军、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战略越来越显现其效果,不管是军队、党组织和根据地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这时的毛和中共看到了在未来与国民党逐鹿中原、夺取天下的胜利曙光。根据新的形势,毛想到了应该改变原来只依靠所谓的工农群众、实行流寇式造反的思路,应该扩大他的队伍的基础,把传统上作为共产党的敌人和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拉进他的队伍和阵营,毛认识到,上述这些人群虽然人数不像农民那么多,但政治影响力很大,目前总体上看是一支中间力量,如果不把他们拉过来,就可能被国民党拉过去,成为异己力量。所以,他决定将对上述中间势力的“统战”上升为毛共的重要战略,后来被毛称为夺得胜利的“三大法宝” 之-(另两个是党的建设、武装斗争)。
另一方面,八年抗战,延安和平安稳,毛泽东足不出户、在他的窑洞里过着悠哉游哉的日子,有了时间和精力从事“理论”思考和写作,他也想在“留苏派”面前改变自己的“土共”形象,提升自己在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发言权。于是这一时期他有了多篇“著作”面世,虽然据后来揭露,这些著作大部分系由他的秘书捉刀或其他人代笔,内容也为东拼西凑、移花接木而成,甚至是拾人牙彗。但总算有了由他冠名的“理论”著作,如《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为毛主义增添了点“亮色”。
其实,这时期毛的真正具有实用价值、而且发挥了政治影响力的只有两篇东西,那就是发表于1940年初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5年5月的《论联合政府》。说它们拥有实际价值并不是说它们有学术上的创新意义,这方面绝无价值;而是说它们在欺骗、愚弄人民方面、在帮助中共夺取政权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虽然这两篇东西也少不了也由别人捉刀代笔的成分,但它们确实也代表了毛的主观思想,是“毛主义”的重要部分。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其加以简要的介绍和分析、批判。
一、新瓶装旧酒:逻辑混乱、强词夺理的《新民主主义论》
这既不是一篇理论文章,也不是一般的时亊政论文章,如果从论文的角度评价,它绝对不够格。它中心不明,论述混乱,相互之间缺乏逻辑关系和系统性,全文东拉西扯,杂乱无章,你光看它的小标题就知道它类似一个大杂烩,而且小标题与内文也不一致,如果不仔细读,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而且文风恶劣,常常强词夺理,没有论据和论证就不断乱下断语,强不知以为知。所以若以论文而言,是一篇不入流之作。但是我们在这里注重的不是它的文字或学术水平,我们只对它的政治意义,即它的政治取向、意图加以分析和评判。
(一)“新民主主义”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收入《毛选》第二卷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毛在1940年1月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上的讲演,原题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其实这个标题概括也不准确,它的内容也包括相当份量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所以,后来发表时改为现题。但现题也不准确,看了你就知道,它实际上是篇不知所云的大杂烩式的东西。
在此文之前的一个月,毛和他们的少数御用文人编了一本小册子,叫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那本小册子里,已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概念,并做了简单的论述,毛此文其实只是它的发挥和补充。
这篇著作的中心思想和基本观点是什么呢?这要花一番功夫才能探索出来。原来,它只是毛对自己现有的施政纲领的一次表述,他的主要观点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经济文化都很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在这种国家进行共产主义革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是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任务主要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对内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和统治。这种革命叫“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目标是建成“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是在新民主主义取得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向共产主义迈进。
读到这里,我们就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了。原来这个“分两步走”、头一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阶段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或者把共产主义革命分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个阶段的说法,不但在列宁主义中已有明确论述,而且,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上,就把它写在自己的党纲上了。所以它绝不是毛的发明和创新,毛只是重复这一“理论”,给它取个“新民主主义”的名称而己。接下去毛为它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内涵作了简单的介绍,中间还杂以对各种反对或不同观点的反驳、批判。 这就是这篇《新民主主义论》的大致内容。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 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区别呢?毛说:后者的目的是建成资本主义社会;而前者在它的前期是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但最终目的则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仍然实行发展资本主义,保护私有经济的政策,同时发展一部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所以,它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过渡形式。
其实,更重要、最本质的区别,按照毛的说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社会”是由资产阶级(通过其政党或代表人物) 领导的, 而” 新民主主义革命” 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则是由无产阶级(通过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内涵,毛泽东是这样表述的:
在政治方面,它由各个革命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组成“联合政府”, 在工人阶级的代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联合专政; 其专政的对象则为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它们在政治上的代表。按毛的说法,这是新民主主义的“国体”,即政权的阶级本质;它的“政体”即政权行使形式,则是以人民代表大会为载体的“民主集中制”。
在经济方面,它并不排斥私有制,除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铁道、航路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要收归国有,由国家经营之外,其余不操纵国计民生的均可以私人经营。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优先发展国有经济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国有经济担当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
在农业方面,实行“耕者有其田”,把封建地主的土地没收无偿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土地变成农民的私产。并允许富农经济存在。
在文化方面,毛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所以,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服务。“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是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毛还说,鲁迅就是新文化的旗帜,鲁迅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作了这番表述之后,毛就自我表彰、自我陶醉地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共和国,是全国百分子九十以上的人们都赞成的,舍此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仔细审读,就可发现毛的说法与过去共产党标榜的主要区别是:以上述四个阶级的“联合专政” 代替了原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毛这样说的目的在于安抚、拉拢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即所谓民族资本家,指没有官方背景的资产阶级。中共最初把农民划归于“小资产阶级”, 后来把农民从小资产阶级中剥离出来,小资产阶级专指农民以外各种小有产者和自由职业者,包括大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共过去的“革命实践”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虽然没有明定为革命的对象,但实际上都在共产革命的打击对象,例如毛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就自供:“四月全军到边界后,烧杀虽然不多,但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厉害的。”“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做法,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赶到豪绅一边”。至于知识分子,也是中共历来排斥打击对象,如在三十年代前期在中共根据地开展的“肃反”、“打AB团”中,见到衣服上插钢笔的、戴眼镜的,都成了“杀无赦”的依据。毛此次特地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列为“革命阶级”,在经济上提出保护私有制和他们的经营权,就是要使这些有产者放心,让他们也站到毛共一边来。对于知识分子,在毛发表此文之前,中共中央已有《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内部指示,提出了“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 观点,对知识分子作了正面评价。这些都可说是毛的“新民主主义”的新内涵。
毛之所以作出这些政策和策略调整,除了拉拢处于“中间状态”的人群之外,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拉拢社会上层的民主人士,即社会各界的代表性人物,这些人本质上是高级知识分子,而且是参加政治活动的高级知识分子,属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派,或称“第三种势力”。毛抛出这个“新民主主义”,其目的 就是与国民党争夺“第三种势力”。 此时这些各界代表人士大多已被蒋吸收到战时最高参政机构“国民参政会”之中,但他们并不完全认同国民党,不久,这些人中的活跃分子就组建了国、共之外的“中国民主政团联盟”(即后来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以独立自主恣态正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毛写此文的时候,虽然那些民主党派还没有形成,但他已感觉到了这股新的政治力量正在形成,所以他在文中意有所指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革命的人们,是绝不排斥的,我们将和所有愿意抗日的阶级、政党、团体、个人,坚持统一战线,实行长期合作。”毛抛出这个“新民主主义” 就是这样一个政治“诱球”,一个“统战”策略。从此时开始,毛把统战工作从主要针对国民党(这点不能动摇)扩展到对各民主党派、即上层知识分子。
但是我们必须地认识到,毛的这些政策调整,主要是出于策略考虑,出于“统战”的需要,而“统战”本身正是中共的一种骗术,一种手段,所以,在毛的骨子里,是绝不可能真正把上面各类人群当作“革命的动力”和“自己人”的。比如资产阶级,在共产党的词汇里,就是“剥削阶级”, 是工人阶级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死对头;至于上层知识分子,毛在《中国社会个阶级分析》的原文里是把 “大知识分子”(即上层知识分子),作为“反动派”中的“死敌”看待的。即使是小资产阶级和一般知识分子,毛也把他们作为 “改造”的对象,要“警惕”他们“搞乱自己的队伍”。所以,上述人等其实都是毛和共产党的“敌人”或潜在敌人。这是是不可能改变的。政策调整,完全是出于对这些人的暂时的、策略性的利用的需要。这些都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
上述是我们对毛的原文加以剖释后的评判,不是毛本人的表述,毛此文本身的特点则是:逻辑混乱,矛盾百出,强词夺理,文风恶劣。且看:
其一,它把所谓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叫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说这种“资产阶级革命”必须“由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来领导”。很明显,这不仅逻辑上不通,而且是一种強词夺理,蛮横霸道的流氓式骗术。这个“理论” 虽然并不是毛本人的发明(是列宁和苏共发明),不过毛加以大力宣扬、发挥,毛至少是这一理论的追捧、传播者。
把共产党搞的“革命”称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按毛的说法,其“理由”是:它所完成的任务,本来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在中国,就是 “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这两大任务,然而资产阶级革命(毛指的是辛亥革命)没有完成,所以必须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来完成,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就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了。仔细推敲,此论是十足的谎言 :
首先,毛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一个捏造的概念。毛在这里使出了“偷梁换柱”之法。毛共及列宁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是指如法国“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俄国的“二月革命”、 中国的“辛亥革命”等等政治革命运动。然而我们知道,这些伟大的亊件都是全民参与的革命运动或全民战争,绝不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在那儿搞的玩意,这些革命的领导者或其后的国家的领导人,也都是全体民众选举或推举的全民领袖,而不是那个阶级的“代表”,要说“代表”,他们代表的是全体人民、代表整个国家。
毛还说,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即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府”。也就是说,毛把一切民主国家说成是“资产阶级国家”、“资产阶级政府”。硬说民主国家的民选总统是“资产阶级代理人”。其恶毒用心,无赖的嘴脸昭然若揭,就不用批判了。可见,毛所谓“资产阶级革命” 和“资产阶级国家”,“资产阶级政府”完全是别有用心捏造的概念,它们根本就不存在。
我们还可以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的辛亥革命,本来就是一次推翻封建皇帝专制制度的全民革命,毛却硬说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孙中山也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难道孙中山这个“临时大总统” 只代表资本家?可见这完全是毛和共产党的恶意造谣和诬蔑,这与毛说他和中共代表“无产阶级”一样,是公开的无耻谎言。
再就革命目的来说,辛亥革命完成了“驱逐鞑虏” 即推翻了满族统治,同时也完成了“推翻帝制” 、建立了中华民国这两项伟大历史任务。虽然它还不彻底,未完善,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吧!既然辛亥革命已经完成了推翻“民族压廹” 和 “帝制压迫” 这两大任务。共产党还有什么必要、什么理由再来完成“反帝反封建” 呢?
毛也许会说,列強的不平等条约还未废除,日本侵略者尚未赶跑,农村的“封建地主”阶级未打倒,耕者有其田未实现等等,所以共产党要继续革命。这其实是一种偷换概念、转移命题的把戏。不平等条约是历史遗留问题,新政府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后来国民政府己解决了);日本侵华则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问题,不是国内革命要解决的问题;至于“反封建”,本来就是毛捏造的一个伪命题,皇帝都没有了,何来“封建压迫、封建地主”?(有关这方面本书第八篇已有详细论述。)至于国家的建设、改造的任务,其实就是孙中山提出的建国大纲的任务,那是在革命政府领导之下逐渐开展,逐步完成的任务,不属于革命本身的问题。
所以总的来说,毛说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绝对是个伪命题,实际上就是为共产党造反夺权、建立共党-党专政的极权国家寻找借口。
再来看一看毛提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的代表”共产党来领导”的命题。
光看这个提法就知道这是个违反逻辑、荒诞的、违反常理的伪命题。首先,共产党就早就明确宣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完全对立的两个阶级,是你死我活的死敌,那么,资产阶级革命怎么可能由它的死敌来领导?如果真是无产阶级在领导,那就只能叫“无产阶级革命”,而不可能叫“资产阶级革命”,这是常识。否则就是胡編乱造,狗屁不通了。
其次,资产阶级是共产党发誓要打倒、要消灭的对象,共产党又怎么可能代表资产阶级的来“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按照毛共的理论,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中国国民党,其领袖先是孙中山,后是蒋介石。可是孙、蒋并没有请无产阶级的中共或毛泽东去领导他们,而是相反,他们都领导过中共和毛。可见毛所谓资产阶级革命要无产阶级去领导全是鬼话、屁话!
现在我们再来说说毛在文中提出的另一个命题,即所谓“民主”和“专政”的“阶级性”的问题,这是毛此文中提出的第二个古怪命题。
毛在文中说,“民主”有“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 之分,而且说它们是两种完全不相容的“民主”。毛把当今世界民主国家民主制度的核心范畴,如普选、议会制、三权分立,以及公民的言论、出版、迁徙、信仰、结社、示威游行、罢工等自由一律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是“假民主、假自由”;那么,什么才是真民主、真自由呢?当然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民主”才是真民主、真自由了,但从来共产党只讲“无产阶级专政”,它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民主”是什么样子?人们没有看见,毛也没有论证。人们从苏联看到的只是十足的共产党一党专政。
所以,和上面的命题一样,这又是毛编造的一个的伪命题。
为了支持他的“两种民主”的观点,毛又创造出凡是政府行使职能都是实行“专政”的更加恶劣、更古怪的理论,他说: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在实行“专政”,只是“专政”的“阶级不同”他装模作样、大言不惭地说:“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府的阶级性来划分,不外乎这三种:(甲)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乙)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丙)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毛说他的“新民主主义”属于第三种即联合专政的形式。他的意思很明显:既然大家都在搞“专政”,那就“乌龟别说鳖”了,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只是其中一种罢了,就可以混迹于世界“民主国家”之林了。
在这里,毛不但恶毒地把共和制等同于“专政”, 还从根本上否定了民主、专政的区别。毛通过“抹黑”全世界,来达到把他的残暴的“无产阶级专政”混同于民主国家的目的。
根据同样的原理,毛又把“宪政”分为“无产阶级宪政”和“资产阶级宪政”以及“新民主主义宪政”(见晚于上文一月后毛的《新民主主义宪政》一文,载《毛选》第二卷第731—739页),毛不但以他的“阶级论”抹黑民主国家,而且抹黑宪政制度本身,真可谓厚黑之极、无耻之尤了!
但是连小学生都知道,“民主” 和“专政” 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它们本身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阶级性”。语言、文字是人类的意志表达和价值判断工具,它们具有固有的含义,决不容颠倒、玩弄,毛却敢于挑战这种人类文明的最基本规则,挑战人类的是非、善恶常识,其狂妄、狡诈、恶毒,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不但把“民主”、“专政”搅乱、抹黑,混为一谈,还把一切带有普世价值的概念,如人性、人道、自由、平等、博爱、仁慈、残暴等等都贴上“阶级”的标签,使它们混淆起来,失去原有意义,失去对世间事物评判的作用。譬如,你说凡是人都有人性,也就有人道。他就说世界上没有抽象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道,只有带有阶级性的人性和带阶级性的人道……毛就是这种毫无人性、顽冥不灵的魔鬼、怪物,你与他讲道理,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都是徒劳的、绝对是对牛弹琴。只是,毛此次在此卖弄自以为得计,却不料正好暴露了他那野蛮卑鄙的嘴脸和流氓无赖的“痞子”本性。
第三个问题,是毛在此文中创造了所谓“新、旧三民主义” 之说。它让我们再次领略这个的流氓、厚黑大师无可救药的“风采”。
抗战前夕,毛共为了争取生存权,争取合法地位,多次主动向国民政府表示“改恶从善”,“金盘洗手”的意愿,并承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毛共的“苦肉计”凑效,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完全满足了它的要求。后来它在敌后大肆扩张,建起若干个“国中之国”,继续公开推行其变相的共产主义,实施变相的 “无产阶级专政”,逐步恢复了其本来面目。毛共的倒行逆施连中间偏左的人士也看不下去了。1938年12月,独立学者,后来社民党的领导人张君劢发表了一封《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劝毛真正履行自己的战前承诺,“将马列主义暂搁一边”,真正实行三民主义,并建议取消陕甘宁边区,将八路军、新四军归并国民政府军。”
这封信可谓击中了毛的要害。毛对其的反应空前激烈,他使出了泼妇骂街的本领,给对方泼污水,千方百计进行人身攻击。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不忘就此进行进一步诡辩,为此他提出了“新、旧三民主义” 之说。毛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他当年所说的“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的三民主义,是指新三民主义,而不是原来的“旧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什么是新的三民主义呢?毛说就是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叫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然而查遍《孙文全集》,都没有新、旧三民主义之说。国民党有那么多研究三民主义的学者,也没有发现孙中山曾经把自己的三民主义发展成“新三民主义”。于是有学者彻查这个“三大政策”的来源,发现原来这是中共自己提出来的口号,192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了迎接远在法国的汪精卫回来与蒋介石抗衡,作出了一个决定,提出“迎汪复职,以与蒋分权,继续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起草此件为陈独秀。所以此说应为陈独秀提出、经中共中央认可的一个囗号。但陈氏仅仅是在内部提出,并没有说它是“新三民主义”。
可是毛硬说这个“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自己提出的,还说,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提出“新三民主义”之时,他是看着大会通过的。真是拉大旗作虎皮,当面说谎。毛说,打那以后,三民主义就分成“新、旧”两种,中共当初承诺“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如果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毛说,“那就同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没有什么基本上的共同之点,因为它是旧时期的,过了时的。”
可是,既如此,为什么中共当初在承诺“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时不说清楚呢?为什么到现在才冒出个“新三民主义”来呢?
毛当然不怕质询,他的办法是置之不理,只管说自己的。然后厚颜无耻地说:中共当初关于彻底实行三民主义的承诺,“在中国解放区是完全实现了。” 也就是说,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就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再次表现了这位厚黑大师指鹿为马、当面撒谎的本领。
毛在此文中还提出了一些在今天看来只能当作笑柄的一些“理论”,如,所谓一国有“国体”和“政体”之分。 “国体”即国内各阶级的地位,即什么阶级充当“专政者”,什么阶级是被专政的对象;“政体”则是“政权构成的形式”,如他的“新三民主义”采取的就是“民主集中制”等等。又如说,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全世界已进入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新时代”。在此文“驳顽固派”的小标题下毛洋洋自得地写下了一段自我陶醉的文字: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保夕’,快进博物馆了。唯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在半年之前,在《青年运动之方向》一文中,毛在说到他的新民主主义时说:“还应当容许资本家存在。中国是否永远要资本家呢?不是的,将来一定不要。不但中国如此,全世界也如此。英国也好,美国也好,法国也好,日本也好,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将来统统不要资本家,中国也不例外。苏联是建设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将来全世界统统要跟它走,那是没有疑义的。”
可以想见毛在写下这些文字时的那种洋洋得意、傲横不可一世的样子。可是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死后仅仅15年,那个他认为无比美妙、无比强大,令他搜索枯肠尽情赞美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却在一夜之间突然訇然倒下了,真个是“忽剌剌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一场欢喜空悲辛”!”毛认定“全世界都要跟他走”的苏联垮台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散伙了,少数幸存下来的共产党国家有的改换了门庭,有的继续打社会主义招牌却挂羊头卖狗肉。真正列宁式“社会主义”国家难觅踪影了。如果毛地下有知,不知会如何痛断肝肠,终日以泪洗面吧!
历史是最好的判官,也是无情的见证者,毛泽东之流的“理论”也就只能“放进历史博物馆”,留作历史的笑柄了。
(二)毛的“新民主主义”注定不会实行,实行了也不会有好结果,不必留恋。
已有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了毛主义的虛伪、残忍、反动、丑恶,并拿起笔来揭露和讨伐之。但是也有少数体制内的学者和“老干部”,表现出对毛的“新民主主义”的怀念和惋惜之情,他们认为毛的最大错误,就是过早抛弃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以后的一切罪错都源于此。并认为如果建国以后就沿着新民主主义的路子走下去,就不会有后来的一切“左祸”,而且中国可能早已变成发达国家。为此,有人提出以后中国应该明确走“新民主主义”的路子……
看来,在对待“新民主主义”的问题上仍然有一些歧见,这是由于长期以来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和探讨造成的,在此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和澄清。
笔者认为,简单地说,答案是:“新民主主义”绝不是什么好东西,它不可能实行,实行了也不会有好结果。
首先,要认识到,当年毛抛出这个“新民主主义”本身是一个骗局,一种统战策略,它从来就没真正实行过,更没有打算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实施它。跟毛在夺得全国政权之前许下的无数承诺一样,他根本就没有把这个“新民主主义”当作一回事。而且,毛也不可能实施它。
“新民主主义”之所以不能实行,从政治层面看,首先是因为从理论到实践,共产党从来只奉行“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一党专政,所谓“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是绝对不可能的亊。就以后来成立“联合政府”一亊来说,在斯大林的干预下,在建国之初,毛不得不搞了个“联合政府”的花架子,谁知还没有真正开张,毛一纸“党组制”的内部指示,就把这个“多党合作、联合执政”的花架子彻底颠覆了。为了防止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民主党派的怨言和不满,毛随即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先发制人地将资产阶级及民主党派打成实际上的敌人,让他们战慄莫名,自顾不暇。再过几年,干脆将“人民民主专政”改为“无产阶级专政”, 即共产党一党专政,这样,所谓新民主主义的表面文章也不做了。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讲,是因为马列主义从来未曾预留“多个阶级联合执政”的空间。
有人认为从建国到1953年之间,中国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 社会制度。这是绝对错误的。仔细看看建国初期毛的施政,就知道实际上没有一点“新民主主义”的影子。先从政治上看,这段时间可谓腥风血雨,大开杀戒,全由共产党说了算。这时期有几个著名运动,一是土改,二是镇反,三是三反、五反。都可谓穷凶极恶,杀人如麻,而且三反五反是直接针对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和民主党派的,按照毛的说法,这些阶级和党派都是共产党的盟友,是与共产党联合执政的。如果他们真是与共产党“联合执政”,难道他们自己整自己、自己杀自己?!
又如,毛在《论联合政府》中曾许诺,在抗日期间,毛的根据地已经将原来的暴力土改改为“二五减租”,并说“这个政策,如果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准备在战后继续下去。”可毛立即自食其言,在没有任何“特殊阻碍”的情况下,它在抗战后就恢复了最野蛮残忍的土改屠杀。还把这个残忍的政策在已经夺得天下之后在全国推广开去,对手无寸铁且没有任何反抗行为的所谓地主和富农被当做猪狗一样屠杀。
难道这些就叫做“新民主主义”?
还有那个“镇反”,实质是对数百万计放下武器投诚过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大镇压,大屠杀,毛对这些人初始表示宽大为怀,不咎既往,但当大局已定之后,便立即“变脸”,以一场“镇反”运动开始了疯狂报复。毛自己承认,在这场运动中杀了“反革命”71万(实则远不止此数),其性质与虐杀俘虏无异。开创了古今中外最大规模虐杀俘虏的恶例。
再从经济层面看。当时毛政府入不敷出,需求远大于供给,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毛立即打起了占人口最多的农民的主意。1952年,毛政府开始实行对粮食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 政策,并逐步将统购统销的范围扩大到一百多种农产品,农民被迫将几乎所有生产品以无偿和亷价贡献给国家,而自己则温饱难求。后来又进一步发展成为一套城乡“二元经济”制度 将农民整体上打成“二等公民”,并被捆绑在土地上成为新一代农奴。
这就是毛对自己宣称为主要同盟者、工农联盟的基础、帮他打天下的主力军农民的“报偿”。难道这也属于“新民主主义”?
有人说:这都是放弃“新民主主义”的结果。其实,毛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就是这个样子。请想一想,只要在毛的领导下,只要实行共产党一党专政,能够不搞阶级斗争、不搞政治运动吗?要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能不整人、杀人吗?为了加速工业化、争霸世界,毛能够不剥夺资产阶级吗?不剥夺农民吗?
有人说:即使当时政治路线无法改变,但保留私有制、发展市场经济也是可以做到的吧,就像邓小平执政以后这样。并认为如果从那时就搞市场经济,到现在,肯定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了。
此说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不可能的。比如保留私有制、发展市场经济,首先就要使雇工合法化,而谁都知道,雇工等于“剝削”。当时,因“剥削” 而刚被消灭的地主、富农,一提起就让人胆战心惊,谁还敢去当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也在三反、五反中被整得九死-生,臭不可闻,谁还敢当资本家?何况,推行市场经济就要让劳动力自由流动,当时全中国人人都被捆绑在“户口”册上动弹不得,劳动力主要来源的农民更是被捆绑得不能越雷池一步,这种情况下,能搞市场经济吗?
“那么,现在为什么可以搞呢?”
答曰:那是因为情势根本不同了。首先当然是因为毛泽东死了,最大、最根本的障碍没有了。其次,是毛二十余年的倒行逆施,不仅使全国人民吃够了苦头,也使中共领导层认识到,若再依毛的路子走下去,只有死路一条。没有这种认识,改行市场经济和发展资本主义是绝不可能的。其三,更重要的是,今天搞资本主义富起来的首先是权贵和官僚,因为他们只要利用权力化公为私,就可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所以不存在认知上的障碍。可是在建国之初,那时没有多少国有经济可供官员们化公为私,共产党人也不敢步刚被虐杀和打倒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后尘,退-万步,如果那时真的搞市场经济,发展资本主义,先富起来很可能是原来的资本家、商人,甚至地主富农。共产党能允许这些人先富起来吗?
还有人说,如果是刘少奇当政就好了,刘是热衷搞新民主主义的。但是这已经脱离了原来的命题,我们是讨论毛为何不兑现他的“新民主主义”承诺,不是讨论谁来当一把手可实行新民主主义。而且这个问题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刘少奇斗不过毛泽东,邓小平和其他人也斗不过毛泽东,所以只有等毛死了以后才有可能改变毛主义路线。
结论是:没有经过毛造成的大苦难,大倒退,中共是不会在经济上改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在共产党人特别是其上层分子不能够占有发展资本主义带来的好处之前,它也不会搞资本主义。满足这两个条件也就只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即便如此,我们也知道,中共搞出来的并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叫“权贵资本主义”的怪胎,它实际上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升级版,但比毛的新民主主要强多了。所以,对那个“原始版”的新民主主义绝对不值得留恋。“新民主主义”早已过时,落伍,不论从政治或经济的角度讲,它都不是未来中国发展的道路或模式。
最后我们来看看毛说的文化上“新民主主义”的欺骗性。毛在文中说:文化是为政治、经济服务的。新民主主义在政治上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所以,新民主主义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及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这就决定了文化、实即知识分子必须处在极权政治的从属、奴仆地位。共产党领导文化,就意味着文化和文化人及一切意识形态要为共产党的政治服务,说白了,这个新民主主义文化就只能是共产党的“党文化”,奴仆文化,谎言文化、歌功颂德文化。后来的亊实证明,在毛主义指导和控制之下,文化只能成为当局的“阶级斗争工具”和“专政工具”。文化只能日趋萎缩、雕零,最后变成文革中那种万马齐喑、全国只剩下八个“样扳戏” 的可悲情况。
可是有趣的是,毛在那篇文章中把鲁迅树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向,把鲁迅吹捧上了天。然而我们知道,鲁迅是以批判和揭露现实为其职志的,难道毛真要学习和推广鲁迅吗?这是绝对的谎言,也是大骗局和大陷阱。后来在延安整风初期,有人提出“还是要用鲁迅笔法”,结果在被整得呜呼哀哉。可见毛捧出鲁迅完全是别有用心,是诱球、陷阱,此后凡有暴露、鞭斥毛共“阴暗面”的鲁迅式作品,其作者不是被打成“反党分子”、就是“右派”、“反革命”,毛干脆自已出面说明:如果鲁迅活到今天,要么闭嘴,要么进牢房。——这就是毛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真相和实质。
毛还说: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要为工农兵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
然而谁都知道,我国农民是最大的劳动群体,为工农兵服务总得为农民服务吧。可是,大跃进饿死几千万农民,毛的“文化工作者”反映过一点实况吗?为农民说过一句话吗?……
关于文化问题,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讲了一段为一般人所忽视的、但非常恶毒的话,他根据他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的理论,推论出:五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决定了五千年中华文化是“封建文化”;根据同样的道理,近百年的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以近代中国文化即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只这一句,他就把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全部否定、抹杀了。因此他接着恶狠狠地说:“不把这种东西打到,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这句话是我们理解毛之所以要打倒、摧毁一切中华传统文化、传统文明的钥匙;也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 的深层原因之一。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建国伊始,政治上、经济上的“新民主主义”就被毛否定了,放弃了,却独有所谓“新民主主义文化”被毛坚持了下来。这是因为,所谓新民主主义文化实质上就是专制主义文化、党文化。后来,在毛这种反动、野蛮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之下,中华五千年文化被摧残殆尽,拥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几被其弄成文化沙谟。稍为留心文化的人都看到,近代中国所有在文化艺术和学术领域卓有成就的人物,都是在“非毛”时代产生的,毛时代没有培养出一个文学、艺术、科学学术大师;所有听从毛的谎言留在大陆或从海外归来的文化大师,后来几乎都遭到摧残甚至灭顶之灾。这种现象除了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之外,还与毛的个人品性相关,因为极端独裁狂妄的毛,已经不允许在他之外出现任何受到国人追捧的偶像,所有把大小山头都被削平,剩下一座喜马拉雅山就更突出了。
二、新民主主义的实施版:《论联合政府》
这个时期毛抛出的另一枚政治诱球叫做《论联合政府》,是1945年4月24日毛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
这时已是抗战胜利前夕,国内各派政治势力都在谋划抗战胜利后的政治格局,试图从中分得一杯羹。1942年,在抗战中涌现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开创了中国党派政治之先河。为了分化瓦解、拉拢这一新兴势力,毛命令中共在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1944年9月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由各党派代表组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动议,鉴于在这一问题上新兴的民盟以及其后的“民主党派”与中共有共同利益,因此,得到民盟的响应。1945年1月,由原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成立的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也发表了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声明。毛的这个报告以“论联合政府”为题,就是再次强调这一诉求,进一步把 “第三种势力” 拉向自已,加大对执政的国民党的打击和压力。
毛共为什么要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呢?原来孙中山为国民党制定的的建国计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军政时期,即以军事手段推翻军阀政府,统一中国,建立中华民国;训政时期,主要是在政府领导下,训练人民进行自治和管理国家的能力,是向宪政的过渡期;宪政时期,即实行“五权宪法”,完成国家民主政体建设,还政于民。也即是建国任务完成的标志。在军政和训政时期,实质上是“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只有实行宪政,“还政于民”,国民党才是算完成了它的历史史命,此后国民党与其他党派、团体一样,作为社会普通一员参与国家政治活动。从孙的这一设计可以看出,国民党是完全按照现代民主政党的原则设立的,它无意于垄断国家权力,只求通过它的努力,将国家和人民带上现代民主宪政之路。
孙中山的建国计划充分体现了国民党作为民主政党的本质,这是它与试图永远统治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永远实行“一党专政” 的共产党的根本区别。今日之台湾就是国民党建党理念的证明和实践。
蒋介石接替孙中山领导国民党后,坚定不移践行孙的建囯理念,在推翻北洋军阀政权之后,就宣布“军政时期”就结束了,国家进入训政时期。接着又筹划着向宪政过渡,1933年就开始了宪法的起草工作,到1936年5月5日,公布了宪法草案(所以命名为“五五宪草”),同时还计划在当年之内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并进行了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但这个进程终因全面抗战被推迟。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并未停止这一工作,1939年9月,在抗战初期成立的最高民主政治机构国民参政会内,设立了“宪政期成会”。后来又成立了“宪政实施协进会”。在国民党1939年10月的五届六中全会上,作出了1940年11月召开制宪国大的决议,并积极进行准备,后因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和战事紧张不得不延后,但仍然承诺于战争结束一年内召开制宪国大。
中共则利用了国民党热衷宪政,将计就计,掀起了要求实行宪政民主的风浪,抓住民主和宪政大做文章,以此打击、搞垮囯民党。同时,作为实行宪政的前期准备,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这自然得到那些筹划成立新党的知识精英们的响应。如今抗战胜利在即,时机也成熟了。
以上就是毛大呼要成立“联合政府”的背景。
在这篇报告中,毛比较具体论述了他的所设想的“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实际上就是鼓吹他的“新民主主义” 的“实施版”。下面,我们就事论事对毛抛出的这个政治“诱球”的主要之点进行简单评析。
总的看,这篇长达四万字的报告,毛在自吹自擂、当面说谎、颠倒黑白、胡搅蛮缠等方面较之《新民主主义论》有有过之,是难得一见的厚黑大师的扛鼎之作,也是研究毛主义又一绝佳教材。
由于这篇报告实际上是中共抗战八年的工作总结,毛自然要借此大吹大擂一番。我们先看看它前部分有关抗战的论述,给人以强烈印象首先是毛在报告中处处以“人民”的化身和代言人自居,开口“人民”,闭口“人民”,这说明,较五年前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毛的厚黑水平大大提高了,原因是这时中共的根据地和军队都大大扩展了,所以说起话来更加气壮如牛。接下来他便把“进步”、“积极抗战”、“ 领导全国人民” 等帽子戴在自己头上,而把“投降派”、“汉奸”、“卖国贼” 加到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头上。他甚至根本不承认国民政府抗日,用一种诡秘的的语气、含沙射影地恶毒咒骂国民政府是“实际上帮助法西斯的各国反动派”之一。
报告的前部分用了很大篇幅以偷天换日之法弦耀中共在八年抗战中的丰功伟绩,同时贬斥国民党“不抗日”,“投降”。
毛首先抛出的是“共军乃抗战主力说”。毛反复提到中共和他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八年抗战的主力,“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负担的战场的广大来说,按其战斗力来说,按其有广大人民的配合作战来说,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来说,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到1943年,侵华日军的64%和伪军的95%,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国民党所负担的,不过日军的36%和伪军的5%而已。”
接着又施其偷梁换柱、瞒天过海之法,说抗战中有“两个战场”,即 “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仿佛这两个战场是平行的,日军同时分派军力在两个战场作战。而且“解放区战场”是“主战场”。
从此以后,“中共是抗战主力” 在毛统区、毛中国横行了几十年。直到2000年后中共要与台湾搞“和平统一”,才改变毛的调门,承认国民党军队担当抗战的“正面战场”,而共产党军队则是在“敌后战场” 打游击。虽然此说仍然遮遮掩掩,但比之毛瞒天过海的大骗局和大谎言,算是有了进步。
当毛在大谈共军是抗战主力之时,人们肯定会问:既然中共已经变成了抗日主力,为什么国际上的盟军、国内的人们都不知道,就连日本人也没有把中共当作主要对手呢?国际上,盟军尊蒋介石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日本的投降书交给蒋而不交给毛泽东,日军向国军投降而不是向共军投降。大概毛也感到这一点绕不过去,于是预作答复说:那是由于“多年来,中国的反动分子造作谣言,蒙蔽言论,不使中国人民(毛已经将中共和他自己等同“中国人民”了)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的真相为世人所知。”可是我们都知道,中共宣传的本领要比国民党强百倍,一次小小的平型关伏击战都被吹嘘成抗战中的伟大胜利,难道它成了“抗战主力”中、外人民都不知晓?就算国民党“蒙蔽人民”,难道日本人连自己的主要对手是谁都不知道?
为了给自己的“共军主力说”圆场,毛又当众撒谎,说“一九三八年武汉失守后,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的进攻,逐渐将其主要军事力量转移到了解放区战场”。然而我们都知道,战争有起有伏,有高潮有低潮,武汉大会战后,双方损失惨重,需要一个修整期和战略调整期。但这丝毫也改变不了总的战略格局,日寇更没有“将其主要军事力量转移到解放区战场”。1939年2月,日军在海南岛登陆,接下去还有南昌会战、随枣会战、桂南会战,和第一次长沙大捷,以及对重庆的狂轰滥炸等等。每一次战役的规模都远远超过中共吹嘘的“平型关战役” 和 “百团大战”(此战役中八路军实际参战兵力22个团,约五.六万人左右,毙敌一千余人)。所以,毛的“日军主力转移说”纯属厚颜无耻的谎言、臆造。
在关于抗战的论述中毛还偷偷塞了他私造的两个概念,一个是,由中共领导的抗战,叫做“中国人民的抗日”;另一个由中国政府领导的抗战,毛叫做“中国反动分子”的抗日。毛说中共领导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收复了大片失地,而中国反动分子的抗日由于是假抗日、不抗日,所以,“抛弃了从黑龙江到卢沟桥,又从卢沟桥到贵州省这样广大的国土和这样众多的人民”。 这是恶毒、无耻的对中华民族八年抗战的污蔑!是对全国军民壮烈、神圣的抗战事业的亵渎!国军败退到贵州省是事实,然而它付出了几百万将士(其中包括200多名高级将领)的生命和鲜血,谱写了淞沪抗战、太原抗战、武汉大会战、台儿庄会战、南昌会战、长沙会战、衡宝保卫战,以及两度远征缅甸、印度等一曲曲响彻云霄、惊天地泣鬼神的凯歌、悲歌!虽然付出如此代价,但因双方军力、国力的悬殊,国军仍然不能阻止日军的进攻,但终究保住了国体,保护了大多数人民,粉碎了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而此时,“战无不胜”的共军却按照毛的命令“不与日军正面接觸”,“避实就虚”,始终躲在敌后真空地带“山地游击”。
毛无法回答正义的质疑,他的办法是关起门在他的统治区、对着他治下被愚化的子民吹嘘他的“抗日主力”说。毛还说,他的军队之所以这么有力量,成了抗日主力,是因为执行了他的“人民战争”思想,即战争为了“人民”,人民全都参战,所以战无不胜。
然而人们要问:“不抗战”的国军为什么损失那么惨重,而“抗战主力”的共军不但损失很少,反而“壮大”了几十倍?如果说日军害怕共军、不堪一击;为什么毛严令共军不要与日军正面接触?
在吹嘘共军的丰功伟绩的同时,毛用一种诡秘的口气说:“(由于国民党)实行了消极的抗日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这样,就使得它的军队缩小了一半以上,而且大部分几乎丧失了战斗力。”
在这里,毛居心叵测、阴险地使用“缩小”一词,让读者以为是国民党不想抗日,所以主动把它的军队遣散了,于是军队就“缩小”了一半以上。剩下那不到一半的军队,因为不想抗日,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战斗力了。你看这个披着人皮的恶狼、汉奸、卖国贼毛泽东,是多麽恶毒、多么无耻地诋毁中华民族这场族神圣抗日战争!多么恶毒无耻地诋毁咒骂抗战中的军民!这是对整个中华民族污蔑、挑衅!如果我们任由毛泽东之流如此颠倒黑白,伪造历史,我们将何以面对几百军国军英烈的在天之灵?因为所有这些中华勇士、民族精英在毛泽东眼中不仅不存在,而且都是“自动消失”了的“逃兵”, 是胆小鬼、投降派、叛徒!多么恶毒的造谣污蔑!
更有甚者,毛在1949年在大陆当权后,把所有纪念抗战英烈的墓园、碑亭全部夷为平地,把在那场伟大战争中幸存的老兵统统冠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进行屠杀,或投入黑狱,完成了当年日本皇军未竟的心愿。这就是千古罪人、民族败类毛泽东为抗战作出的“贡献”!
这个披着人皮、人面兽心的毛在中共七大上继续大放厥词,施放毒汁。在骂完了国军和国民政府之后,便接着兜售中共“解放区”的狗皮药膏,他说他统治下的根据地是“民主中国的模型”,“中国解放区给予人民充分的自由”,在那里,人民直接选举自己的“民主政府”,在那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已经完全实践了”,在那里,“全体人民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其乐融融,是中国这块战乱大地中的天堂;最后他说,这一切都是他实行“新民主主义” 的结果。
当毛泽东在延安大吹他的“天堂”时,外人确是无法反驳的,因为他们不懂得“洛川会议”, 不懂得“延安整风”,不懂得有个叫王实味的知识分子因为响应毛的“反三风”的号召,说了一些不太好听的话,便被用大刀砍了脑袋;不知道那些从全国各地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一个个都被整得九死一生;不知道延安老百姓说一句反对毛的话就要人头落地……
毛在报告中两次提到延安整风,把它当作他的德政的典型,也就是延安美妙生活的一部分向外界加以介绍推广。
作为陪衬,毛在报告中指出国统区人民的种种苦难和不幸:“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这也确能得到人们的认同,报纸上就经常有这一类新闻和报导,在战乱之秋,国民政府也从不否认这些现象的存在,不否定这种指责。
但是,在毛所有对国民政府的指责当中,有一项最令人费解,甚至有些令人莫名其妙,就是他说执政的国民党“同美国的孤立派合唱‘先亚后欧论’”。
这个“先亚后欧论”是什么呢? 原来二战中美国参战后,美国的主流社会有一种论调,认为欧洲对于美国最重要,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对付德国,打败德国,解放欧洲;然后再回头来打败亚洲的日本,解救亚洲各国人民。这就是“先欧后亚论”。
与此相反的是中国政府主张 “先亚后欧论”,它指出中国受日本侵略最久(从1931年9月18日算起),所受苦难最深,亚洲其他国家也深受日军的蹂躏而且缺乏自卫抵抗能力,美国应该先把打垮日本,解救中国和其他被日本奴役的人民。
很明显,中国政府提出这一观点和要求是站在中国和亚洲人民的立场说话的,这难道有错吗?全中国人民都会说:没有错!可是毛泽东说:错了!应该“先欧后亚”。为什么呢?因为苏联的战场在欧洲,先欧后亚,就是首先要帮助苏联打败德国,才符合苏联的利益,而苏联的利益就是中共和毛的最大利益,毛泽东早就说过:“共产党人的祖国是苏联”。他要为他的“洋爸爸”、“洋祖国”尽忠、尽孝。所以,他坚决反对“先亚后欧论”, 拥沪“先欧后亚论”。
不知道此论是否是 毛的“慈父”斯大林叫他喊的,还是他自己主动站出来维护这个” 慈父”的利益。不过后果都一样,那就是都再次充分暴露了他的奴才本性和卖国嘴脸!毛反对“先亚后欧” 与当年中共在中东路战争中叫喊要“武装保卫苏联”如出-辙,是典型的卖国铁证!
毛还有解释,他进-步说:“先亚后欧论”是要“借以延长法西斯德国也就是延长一切法西斯的寿命,延长自己对于中国人民的法西斯统治的寿命。”这句难懂的拐抹角的话有两层意思:一是通过“先亚后欧”延长“法西斯德国”的寿命;二是借此也延长国民党政府对中国人民法西斯统治的寿命。
由于做贼心虚,毛故意把这句话说得让人听不明白,它逻辑混乱,自相矛盾。按毛的原话,他想把蒋政府与希特勒德国划为“同类”,所以,延长了德国的寿命,也就延长了“自己的寿命”。但是,他终究做贼心虚,不敢公开、明确说出来.毛泽东真实想说的是:应该先解救苏联,苏联要紧,中国则无所谓,中国人死再多也毫无关系!他不是说过吗,要让日本多占中国土地,多杀中国兵,那才有利于中共夺权,可见毛的此论是何等厚颜无耻!提出这个论点的毛心灵是何等龌龊、何等阴暗!这就是双料卖国贼——先把中国卖给苏联、再卖给日本——毛泽东的真面目。
在毛的这篇讲话中,类似的古怪论调还很多,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颠三倒四、强词夺理、逻辑混乱、矛盾百出。于是读者读起来便如坠雾里云中,莫名其妙。随着毛的军事胜利,毛的这种流氓文风也越发被推广,文革中达到了顶峰.
在做足了上述铺垫之后,毛终于转入他的正题,兜售他的“联合政府”, 亦即推销他的“新民主主义” 实施版。不过,毛式语言不同一般人语言,一般人是读不懂的,需要从旁加以注释、翻译,笔者暂且担当此任(以下引号内为毛文中原话, 余为笔者翻译):
——中共的政治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
这里的关键词是“工人阶级”和“领导”。工人阶级整天忙于做工养家糊口,是不可能来管理国家大事的,共产党自称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代表,所以工人阶级领导就是共产党领导;但共产有上百万党员,也不可能都来参与领导,共产党实行“民主集中制”,中央委员会代表全党,而中央委员会主席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以工人阶级=共产党=中共中央=毛泽东。说白了,这个新民主主义就是要在毛泽东“领导”之下的国家和政府。
其次是“领导”一词。一般人的理解,“领导”无非是起到一种带头的作用,“召集人”的角色。可是,在毛和共产党的词典里,“领导”就是决定一切。“领导”与“被领导”不仅是一种上、下级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如果被领导者不服从、甚至反对领导者,那就是一种反叛行为,要受到从撤职、坐牢直到杀头的处分。所以,这是一切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同盟者必须引起“严重注意的”问题。
——“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
听起来,这颇类西方国家的“代议制”。但不要忘了,这个“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首先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个组织,共产党在这个国家“领导一切”,毛则领导共产党,当然也绝对领导这个“人民代表大会”,所以,它的“民主” “集中”起来就成了毛泽东的意志。
——(我们)“给人民以充分的自由。”
这里面的玄机暗藏在“人民”二字里。“人民”就是坚决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与党和毛“一条心”的人。当然也有一些虽不是毛和共产党的铁杆战士和奴才,但最低是忠诚老实的顺民。至于一切对共产党不满、对毛不忠,对社会主义制度说三道四之人,不管他是什么职业,担任什么职务,绝对不在“人民”之列,而是人民的“敌人”,对敌人只能实行“专政”。用毛的话就是:自由民主的权利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
还要注意:有的人起初不是敌人,但后来变成敌人了,因为他们发表反动言论,如王实味,” 右派分子”, 以及彭徳怀、刘少奇、林彪等等。
——实行“军队国家化”。
毛宣布他完全同意军队国家化,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他说得很对。但他进一步解释:“什么是国家呢?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国家呢,还是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立即交给它。但是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
前面已经说过了,这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必须是由无产阶级、亦即共产党领导,而毛是共产党领袖,所以,这个国家必须是毛泽东领导下的国家。也就是说,“中国解放区的军队” 必须交给毛泽东,而且国民党的军队也得交到他手里。
——“坚决实行‘耕者有其田’”。
毛说,“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提出来的,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主张。但是孙中山并没有付诸实施,其他党派也没有认真实施。”只有共产党人“不但口头讲,而且实做。”它就是中共的“土地革命” 或者叫”土地改革”。
现在的年轻人或我们的子孙后代,大概做梦也想不到毛所说的“耕者有其田”是怎么回事,不过,关于毛共的土地革命或土改我们前面已“介绍” 过了,中共打着“文明”的招牌干的坏事、丑事、恶事可谓多矣,但以其血腥、残暴、野蛮、丧尽天良而言,当以” 土改”“土地革命”为最。“耕者有其田”,说得多好听啊!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毛在文中说:“目前时代的革命”,“革命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压迫;这个革命措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的地保护私有财产;这个革命的结果,将使工人阶级有可能聚集力量而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发展,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将使资本主义获得适当发展。”
在“关于工业问题”的小标题下,毛说要逐渐建立工业国,要发展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他特别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协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部分业界。为上述目标而奋斗。”
这些话无疑是专门说给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者听的,为的是使他们知道共产党把他们当作朋友而不是敌人,他们在“新民主主义社会” 里,政治上是“专政阶级”,经济上也受到保护和发展,大有可为。所以请你们投奔共产党阵营吧。
只是, 在后来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很多资本家被整得在跳楼之前,想起毛曾经说过的的这些话,想去找毛申冤。但这时毛在“天庭”,谁敢找他?即使他听到了,他的答复肯定是:他的政策没有变,只是你们变成“不法资本家” 了,不法分子能不受到法办吗。谁叫你们不守法呢!
——“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该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财富。”“为着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
知识分子当时听到这段话可高兴了,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不愿跟蒋介石去台湾,很多在美国的跑回大陆来为共产党服务。但是他们犯了资本家们同样的错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改造思想,结果没能成为“人民的.....家”,反而成了“资产阶级的.....家”,后来被革命人民从整体上打成“臭老九”,一部分人还成了“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美蒋特务”等等,结果被“专政”。这能怨谁呢?咎由自取,怎能埋怨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和伟大的毛?
毛还谈到了少数民族问题,外交问题,就不再一一点评了。
除了上述各个方面“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从全文看,毛泽东突出强调一个管总的东西,那就是必须“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全文立论的基点,全文的主题核心。
毛和中共似乎特别痛恨“一党专政”,在本文中,也一再提到反对一党专政, 不过,我们如果认真、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毛说他并不反对-般的“专政”,不但不反对,而且在他看来,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在搞“专政”,如前面己经提到的,在本文中,他就说过“当今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阶级性质来划分,基本地不外乎这三种(专政)……”他自认为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属于“几个专政”中最好的”专政” 。
所以,毛只是坚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为什么要反对呢,毛说“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责任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从八年抗日战争的惨痛经验中,中国人民已经深刻认识了它的罪恶,很自然地要求立即废止它。”
原来国民党不但没有领导抗日,还专门破坏抗日。
在这里(及一切场合),毛使出的一个很能蛊惑人心、鱼目混珠的手法,就是把“执政”等同“专政”。因为国民党是执政党,所以它就是在实行“一党专政”。其实,国民党在执政过程中也大量邀请其他党派包括共产党参政,在政府中任职。但共产党却拒不参加政府,而是要推翻政府。国民党因此要“剿共”。
后来谁都看得清楚了,毛泽东比任何人都喜欢“专政”,他对专政不但情有独钟,而且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专政”有如空气和水,须臾离开不得。后来他又在专政前面冠上 “全面”、“ 彻底”、“永远” 等字样。在他当政之后,不但对“阶级敌人”专政,也对自已人专政,直到对他的重臣元老、亲密战友,-个也不放过。
其实,早在胜利在望之际,毛就表达了他对专政的态度: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积累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都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绝不施仁政。”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发表)
过了几年,毛干脆挂起“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一党专政 的招牌。最后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又变成了毛个人专政。
当然,在1945年毛绝对不会这么说,当时他信誓旦旦地说:
“有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像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的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
毛的这段话其实是颇费斟酌的,他的真实意思是:只要你不反对共产党,不反对“新民主主义”,他就不会 “变脸”。 但问题的关键是:如果共产党不搞这个“新民主主义”、 要搞“-党专政”怎么办?当问到他是否会抛弃这个“新民主主义” 这个要害问题时,他却答非所问、顾左右而言他地说: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的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这是故意虚幌-枪,以不答作答,留下以后变脸的“伏笔”。
果然,两年多以后的1947年11月30日,毛在计划未来建国模式而发电报向斯大林请示时,就说出了他的真心话:
“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候,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外,都应该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的革命。”
由此可见,毛在这篇《论联合政府》中对未来社会制度的“答非所问”,是他故弄玄虚,留有余地,以便后来“变脸”。
最后,交待一下毛提出这个建立“联合政府”的结局。
如上所述,按照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初衷,是要按照既定的程序,通过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宪,行宪,选举中央政府,完成向宪政转轨。因此它不接受中共的“先成立联合政府,后开国民大会”的倒行逆施的要求。然而孰料,中共和民盟这种要求居然被美国总统看中。二战结束后,美国总统杜鲁门一度试图在中国成立一个吸收中共和其他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 这与毛和民盟等的“联合政府” 诉求不谋而合。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了一个“对华政策声明”, 强调说:“中国之国父孙逸仙博士所以培养在中国走向民主过程建立一个一党训政政治之暂行政策,必须修改。” 并派出马歇尔作为他的特使前来中国斡旋,实际上是强压国民党让步,建立一个多党“联合政府”。所以,组建“联合政府”的要求实际上被美国总统釆纳了。
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改变在“联合政府”问题上的原有立场,本来,根据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作出的决议,国民政府定于1946年5月5日召开宪制国民大会,然后选举中央政府。但是美国总统特使的干预使蒋他改变了计划,采取将两者合而为-的折中办法, 让制宪国大开成各党各派” 政治分脏” 的会议。又宣布国民大会推迟半年,以便为新政府组成预作协商,作好准备。
可是毛泽东还是不参加这个联合政府,原因是对未来政府组成的名额分配不满意。在40名政府委员中,计划给中共10名,民盟4名,中共和民盟都拒不接受。毛共要的是能左右政府的多数,以便兵不血刃地实现它的和平夺权;退而言之,也要能够使这个政府干不成亊情,让它处于混乱无序无能之中, 这个名额显然达不到。
眼看以和平方式无法达到目的,毛决心以武力谋求它想得到的东西。它结集重兵于热河张家口一带,希望求得对政府的重大军亊胜利来改变形势,制造压力。然而未料到此次军事行动失败,张家口这个已为中共夺取的最大的城市,反而于11月1日为国军攻陷。
毛共因军事失败而恼羞成怒,准备彻底决裂。11月1日,即张家口失守的同一天,延安发表声明,要求停止召开制宪国大,周恩来致电马歇尔,声称延安将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以与制宪国大相抗衡。中共没有派人出席11月15日的制宪国大。
12月6日,中共在南京的发言人宣称:“我军已于各地先发制人,准备奋斗到底!”
至此,和平建国的努力以彻底失败告终。全面内战开打。毛在中共内部提出的口号是:“用胜利的内战消灭内战!”
其实,毛早就作好了以内战夺取政权的计划,在《论联合政府》的结尾,毛号召他的全体党员、战士奔赴战场,“踏着他们(先烈)的血迹前进”,去迎接“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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