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附件二
季鹏
附二、高压下的人格扭曲：反右派中围剿“章罗联盟”的表演及其他
在前面的正文中，我们已经说到，整风转入反右伊始，毛就钦定了个“章罗同盟”（后又称章罗联盟），并说1957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面对毛这一荒唐的“撮合”，知情人心里感到滑稽，但表面上不得不迎合，民盟内一些聪明的见风使舵者，更是摩拳擦掌，披挂上阵，准备围剿这一“联盟”。而章伯钧呢？在稍作抵抗后，就乖乖投降了，违心承认了这个“没有组织、纲领”的“章罗联盟”。
只是这个同盟的二号人物罗隆基其时远在东南亚跟随郭沫若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全体会议（罗还兼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的头衔，所以跟会长郭出访），当他从报纸和广播中得知这一切之后，顿时火冒三丈，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打长途电话，第一个打到章伯钧家中，接电话的是章夫人李健生。罗一听这个熟悉的声音也顾不上客套，立即叫喊：“去把章伯钧叫来！”
章伯钧刚拿上话筒应了一声，那边就传来罗隆基连珠炮似的叫嚷声：
“章伯钧，报上说我跟你‘联合’了，你居然也承认了！现在你就跟我说清楚，我什么时候和你‘联合’的？又是怎样联合的？你说呀……”
章伯钧已为这事痛苦了多日，不过这时已变得近乎麻木。他已估计罗隆基知道了这一消息肯定会找上门来算账的，可他有什么办法呢？嗫嚅了好一阵，他只好说：
“电话里说不清楚……等你回到北京，我们再谈。”
罗隆基依然不依不饶，叫对方做好挨清算的准备：
“我明天就回北京，一出机场，我就要找你算账。”
第二个电话打给叶笃义。
叶是民盟中央办公厅主任，早年留学美国，是民盟内与罗隆基关系较好的“英美派”。罗找到他，主要是问叶，为何有“章罗联盟”之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过遗憾的是，这时已被封为章、罗之间“联络员”的叶笃义自己也是一头雾水，说不清楚，更不敢多说……
第三个电话打给浦熙修。
浦是罗历时十年的“红粉知己”，情人兼民盟同事，时任《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京办事处主任。此时浦也陷身于反右的暴风之中了，不过此时《人民日报》7月1日社论尚未出笼，她还未被“钦点”为“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民盟右派系统”中的一名“女帅”，加上她对共产党的无比信任，无比忠诚，她推断不出毛何以要趁整风运动将章、罗两位民主党派领导人、政府部长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当然更加想不到自己也会成为这个联盟中的重要成员，成为“人民的敌人”。
所以浦在电话里安慰罗隆基，认为问题并不会很严重，顶多回到北京检查一下就过去了。到底是异性知己！罗隆基似乎感觉到浦女士的温情，也得到一丝安慰，火气稍有降温。
不过他仍不肯放过章伯钧。次日回到北京的罗隆基身着西装，手提自由拐杖，带着南洋海风的咸味和椰林的清气，直接“如约”闯进章伯钧家门，见面并不寒喧，即直奔主题，连说带吼：
“伯钧，我们之间吵得还不够吗？我们吵过多少回？天晓得，我们竟然‘联合’了，可笑可笑，可笑之极！”
“你居然去承认什么章罗联合，真乃岂有此理！民盟上下有几人不知道我们的明争暗斗？你我之间，不仅没有组织上的联合，就连思想上的联合也压根儿不存在！”
“你我之间必须讲清楚……”
几乎是罗隆基在唱独角戏，而章伯钧犹如既聋且哑的傻瓜，只是低头不语。他深知这位恃才傲物的同事，虽然搞政治也有几十年了，但还没有真正领略到政治权谋，更没有尝到被陷入瓮中之鳖的滋味。章知道，现在跟他解释、辩护都没有用，不久毛泽东就会用事实解答这一切。所以他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
面对采取沉默战术的章伯钧，心高气盛的罗隆基更加怒不可遏，他讲累了，看来他的对章之战还没有找到制胜之道，于是决定暂时到此为止，过后再理论。临要出门时，罗突然转身，几乎是气急败坏地吼道：
“章伯钧，我过去没有跟你‘联合’，现在没跟你‘联合’，今后永远也不会跟你‘联合’！”
说毕，拎起随身携带的自由棍，双手各执一头，猛地往大腿上一压，只听“咔嚓”一声，自由杖一折两段，罗把折断的拐杖往章伯钧面前一扔，留下响当当的八个字：
“你我之间，如此而已！”
这些情景不知是否通过罗瑞卿布置的卧底报告到毛的案头，或者由李维汉统战部长亲自向毛报告？如果毛知道了，肯定开心极了，或者还哈哈大笑，他知道，凡被他封为什么“集团”、“联盟”的人，起初总是这样大喊大叫不承认真有其事，或大呼冤枉。不过，要不了几个回合，他们就会老老实去写认罪材料，请求宽大处理了。毛可是曾经沧海了，还怕你罗隆基一介书生？等待收拾吧，小菜一碟……
不过也许毛有点小看罗隆基了，他可能没有估计到罗会如此顽强抵抗，对这个所谓的“章罗联盟”，罗始终指其为子虚乌有，坚不认账。好才“联盟”另一方的章伯钧已缴械投降了，7月4日的《文汇报》刊登了章伯钧关于“章罗联盟”的检查、检讨，承认了两人“思想上、政治上的联盟”，但不承认有组织、纲领。现在联盟的叧一半却什么也不承认，这当然不能收手，毛要取得斗争的完全胜利，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统战部。
于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决定集中力量围剿罗隆基，攻下“章罗联盟”这块骨头。
统战部长李维汉亲自担任这场战役总指挥，在他指挥下，动员、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
最先上阵的有马叙伦，还有著名的民盟内“左派”、民盟北京市委主委、北京市副市长吴晗。
吴晗深得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宠信，并且在整风开始前的1957年3月入了党，因而总能得风气之先。所以在整个“鸣放”高潮的5月，吴晗跑到太湖度假休养去了。反右开始后，他便回来精神抖擞地投入反右派斗争。7月7日吴晗在全国人大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针对“章罗联盟”作了题为《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可谓神情兼备、声色俱厉，以下摘其片断。
“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部署、有策略、有最终目的的，并且和各方面的反动分子有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
“章伯钧在1951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和我说，只要我们俩人合作，事情就好办。我置之不理，这样他就越发仇视、敌视我们，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总是不对。北京民盟因为没有接受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章伯钧、罗隆基的领导，多年来就像封建家庭的小媳妇，怎么也称不了这两个恶婆婆的心……”
“章罗二人原来是两个把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互不相干……突然一年多以前，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匈牙利事件之后……以为要变天了，共产党站不长了，民主党派大有可为了，章罗两个冤家忽然变成章罗同盟了，两人此唱彼和一个鼻孔出气了，一个腔调说话了，不是个别的而是联合一致的来打我们了……”
“……这样两个党派深入到基层点火，两个报纸一南一北，派出大批记者到九大城市，到各个大校到处点火，火焰弥漫，烟尘蔽日，弄得他们自己也晕头转向了……章伯钧的结论是：‘共产党现在弄得进退失据，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民盟有责任帮助党。’大有‘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之慨。（全场哄笑）……结果是从自己点火所造成的烟幕出发，错误地估计，罪恶的行动，点火烧了他们自己，凿船，整个右派分子下了水！（鼓掌）暴露出他们是人民的敌人……”（长时间热烈的鼓掌）。
吴晗的发言虽然气势汹汹，火药味十足，但所讲的内容实际上都是报上、会上已经揭发、批判过的那－套，说得不好听只是拾人牙彗罢了。所以并没什么的杀伤力，罗听着都不大当回事。
岂知吴晗的利刃是一步步出手的，他把精彩的留在后头。下面是他最后使出的真正杀手锏：
吴晗把镜头拉回到1948年9月，其时，中共的胜局、国民党的败局日渐明朗。这时的罗隆基被国民党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躺在病房装病人。不久吴晗从昆明来到上海，吴晗早已参加了民盟西南联大支部，并成为支部负责人。这次是打算从上海买飞机票飞香港，与已在香港的民盟领导人汇合，然后设法投奔毛共的“解放区”。哪知到了上海，才知国民党当局严控飞香港的机票，吴的计划不得不改变，只好在上海暂时滞留。得知罗隆基在虹桥医院，对这个近在咫尺的民盟领导人、上司，吴决定去看望一下。见了之后，交谈中，罗趁在医院监视的国民党特务不注意之际，将一封密信交吴晗，嘱附其亲手交给在香港的民盟领导人，吴一口答应并将密信收藏好。
谁知吴回住地后竟将密信私自拆开看了，见信中有要求坚持民盟自主，不要接受中共领导等语。吴感到大方向不对，因为这时的吴虽为民盟成员，但已抱定了投靠共产党的决心。若将罗此信交去，不是起相反的作用了吗？于是他决定将信私自收藏下来。一藏9年，直到中共发动围剿罗这块“顽石”，吴想起了这个“宝贝”，于是作为揭发罗的重磅炸弹，将此信及其前后情况一并在大会上宣示，激起了对罗一片愤怒的讨伐和打倒之声！
此举确实出乎罗的意外，给了他重重一击，成为了罗隆基一贯反对共产党的铁证！
吴还一不做二不休，又在会上爆出了罗的“隐私”。吴揭发说：“罗隆基对人说过，周恩来是南开出身，毛泽东是北大出身，我是清华出身，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我就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
但是，明眼人看出，吴晗的这些揭发其实是把双刃剑，既伤了作为对方的罗隆基，同时也“伤”了自己，因为他这样做等于自己坦白了受人之托而不忠于人之事，反而私拆密信，并私自藏下，9年之后却用作检举揭发对方的材料，而且这托他带信之人是他的顶头上司，也可称之为“主人”。这样吴晗就成了地地道道、自己站出来的“叛主求荣”、“卖友邀功”的“小人”，甚至无耻之徒。作为历史学家，熟悉孔孟之道的吴晗，不可能不知道这顶“帽子”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份量，但他为了立“功”，为了对共产党表忠，一切都顾不得了。这才真可谓“利令智昏”了。后来吴晗果然因在反右中揭发、斗争章罗等右派有功，被提为民盟中央副主席，取得了党的“宠信”。
吴晗之所以这样不顾“廉耻”，不顾中国人做人的道德底线，敢于公开出卖朋友，除了上述急于立功表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早已有“前科”，无所谓了，那“第一次”就是两年前也是毛亲自发动的批判“反动学者”胡适的运动。胡适是吳晗的恩师、伯乐，吳却全然不顾地对其公开批判、侮骂。比之胡适，罗隆基算得了什么呢！正所谓“偷一次是贼，偷十次也是贼”。再干一次又有何不可？他早就豁出去了。鉴于这有关吳晗的人品问题，在此不得不补充交待一下。
吴晗，浙江义乌人，家道中落。青少年的吴晗曾就读于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因一篇题为《西汉的经济状况》的论文博得胡适的赏识，推荐让《大公报》发表，得稿酬80元，解了吴晗家中的无米之炊，又得以去北京报考北大。无奈吴晗偏科严重，数学只得“0”分而名落孙山，因当时北大、清华、燕京这三家全国一流大学联合规定，考生在文史、英语、数学三科中有一门功课为零分者，不得录取。
落榜后的吴晗再次由胡适推荐在燕大的燕京图书馆找得了一份工作。次年吴晗再次报考，无奈数学又一次吃了个0蛋。吴只好埋头于自己所长，利用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完成了一本《胡应麟年谱》，又得到胡适以及学术界的赞赏，清华大学因此破格录取了吴晗，吴晗从此才得以晋身中国知识界之门。
然而在求学期间吴晗家中又经济告急，眼看就要中途辍学。又是胡适通过关系为他在清华校内谋得工读生的资格，并为其在图书馆找到了一份月薪25元的工作（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月薪才8元）。于是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吴晗不仅顺利完成学业，而且家庭从此“中兴”……
胡适爱才惜才和为救学生危难四处奔波的精神风貌，曾使吴晗深深感动，也试图日后报效恩师。此后吳晗日益左倾。国共内战时在北平面临共军压境、危在旦夕的日子里，吳晗曾奉共产党之命，先是以学生身份劝挽胡适留在大陆，但胡适没有听从。后又以学生兼中共代表的身份向胡许诺：保证让胡适任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胡适的回答是：“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然后飞去了南京。自此师生音讯隔绝，天各－方。
前面本篇的正文中曾说过毛因为要报胡适在北大的一箭之仇，在反胡风运动之后又发动了对“反动文人、学者”、“美帝国主义的文化走狗”胡适的所谓批判运动。当时中国学术界所有重要人物都参与了这次“风车大战”，一贯左倾、积极、深得彭真宠信的吴晗当然也加入其中。只是，知道内情的人私下都说：别人参加对胡适的诋毁讨伐未尝不可，唯对吴晗来说，如此这般则是罪过。因为胡适不仅是他的恩师、伯乐，实乃情同父子，有再造之恩。
可是，经过毛共的思想改造洗脑，又已身居共产政权高位的吳晗，这时已经完全没有这种“顾虑”了，甚至连内疚也没有。所以这次反右派，他又充当急先锋。
说到这里，还应补叙，其实在吴晗之前，就有一位重要人物抢先上演了一出“卖友求荣”的好戏，为了不淹没其“反右先锋”之功，现有必要补述一二，此人就是民盟另一位副主席史良女士。
史良与吴晗和罗隆基都不同，她是章伯钧在民盟中的“密友”，关系很“铁”，被认为是章的真正盟友。章伯钧很多事情可以不与罗隆基商量，但不会不找史良。章、史二人及两家的关系也很好，远胜于“公事公办”的章罗关系。据章伯钧的女儿章饴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的描述，每次史良来章家，还是少女的章饴和总止不住内心的狂喜和心跳，因为在她的眼中史良是那么雍容华贵、气质高雅、谈吐不俗，据章饴和说，她认为史良集“三美”于一身，即长得美、爱美、懂美，是少女时代章饴和的偶像。每次史良到家中来与其父商谈工作或聊天，章饴和都躲在房内“偷窥”，看见他们说话投机、关系融洽，饴和心里便特高兴，她盼望自己的偶像能经常来……
章伯钧也真把史良当作自己的异性“知己”。在整风鸣放后期，高等学校学生的言论日趋激烈，党群关系也愈显紧张之际，民盟的领导和在学校的民盟教授们，既为共产党忧虑，同时也为学生耽心，便想尽到师长之责，对学生加以劝阻。为此有了1957年6月6日在章伯钧的召集和主持下的“六教授会议”，章也请了时任司法部长的民盟副主席史良参加，表示了对史良的特别信任。六教授会议得出一致结论：要帮助共产党控制局面，不让运动背离整风的初衷，不能辜负毛领袖的期望。于是形成一个报告，一致推举史良呈交给周恩来总理。史良当场应诺，可却不见有下文。次日即6月7日，国务院开会，章伯钧写了个字条给周恩来，也是试探报告的下落。但周接了字条也不置可否。等到6月8日，才知道气候骤变，整风变成反右了……
6月8日下午两点钟，《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来到章伯钧家，向“章社长”当面提呈了辞职书。章伯钧知道事已无法挽回，接下储的辞职书，但表示自己一人无法决定……
“整个下午，父亲的心情烦闷，家中的气氛陡然大变。”章饴和回忆道，“晚饭后父亲去了史良的家，在那里，对《人民日报》社论（即《这是为什么》）和第一个站出来反击右派言论的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卢郁文发泄不满，他对史良说：‘卢郁文不过是个小丑，而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几百年才有定评’……”
章伯钧在这种时候，专门到史良家，对史良如此推心置腹地说心里话，说明他是真正将史当作同志、知己来看待的。不知史良当时有何反应和对白，很可能史女士是‘一言不发’地应付过去，因为次日各大报纸上出现了新华社发的通稿，赫然映入眼帘的通栏大标题是：
《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态划清界限，质问章伯钧是不是也有两套做法》
可以想见，章伯钧见到此文，如果不是当即晕了过去，也会跌落在躺椅上长久不能起来。后来史女士更是将6月8日晚上章伯钧到她家中说过的话，以及以前所有对党的不满言论一一在会上抖出，成了吴晗之前民盟的反右先锋。吳晗大慨是从史良的举措中受到了鼓舞，仿而效之……
所以吳晗对罗隆基的揭发，不过是步史良的后尘而巳，算不上头功。
不过有些可惜的是，吴晗抖出的重磅炸弹虽然给了罗隆基重重一击，但却并没有对“章罗联盟”的认定有多大帮助，罗隆基一副不屑的样子，依然故我。
时间已经一天天地过去，罗隆基这个堡垒拿不下，可无法向毛交差。中共中央统战部和民盟中的左将们有些着急了……
应该说左将们己经使尽了气力。胡愈之、闵侯刚们除了亲自上阵以外，还想出一切方法来逼罗就范。闵侯刚弄了一份罗隆基小集团的名单，将相当部分民盟中央和各省市负责人都包括在内，然后按图索骥，发动这些小集团成员起来反戈一击，立功赎罪；时任民盟中央副秘书长的千家驹，也加班加点搞出了一本《章罗同盟言论集》……
费孝通也反戈一击了。他说自己长期被罗隆基利用，现在不但悔恨，也十分愤恨。费还说，他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是费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罪证），是受罗隆基的观点影响。可费的这一着实在不太高明，几乎全在为自己洗脱责任，因此既未能增加罗隆基的罪责，也未能推掉自己的右派帽子。
还有罗隆基的机要秘书邵云慈，则只够资格躲在背后打小报告、放些冷箭。此外踊跃批罗的名单还有一长串名人：高崇民、陶大镛、翦伯赞、华罗庚、楚图南、童弟周、萨空了、梁思成、冯亦代以及由罗隆基介绍加入民盟，后来在1946年7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闻一多的夫人高真等等。这些人之所以积极披挂上阵，总的看出大概于三种动机：一是想借机立功赎罪以便推掉自己头上的右派帽子，如费孝通；二是趁机展现自己的“一贯左派”的光辉形象，如翦伯赞；三是为防殃及池鱼，但求自保，如梁思成等。
不过尽管动员了这么多大牌“明星”来围攻，仍然不能给罗隆基致命一击，使其俯首就范。于是，运动的领导者们考虑到了传统中国人互斗中一种易于置对手身败名裂、万劫不复的“搞臭”方法，即抛开那些政治层面的正面进攻，专拣桃色绯闻和生活琐事入手，令对手有口难言，或百口莫辩，然后导致其意志大厦的完全崩溃，俯首就擒。
担当这一“杀手锏”重任的是罗的“十年情妇、十年密友”浦熙修女士。
在说浦对罗的落井下石之前，还须简单介绍一下浦的情况和罗、浦关系。浦熙修，上世纪40年代已是名记者，《新民报》采访部主任，专以采访高层名人著称。1946年年初在国民政府时代的政协会议上，她把采访目光瞄准了民盟宣传部长，38名政协代表之一的罗隆基。
罗时年50，风流倜傥、浑身充满活力。罗曾两次结婚又两次离婚，时下独身。浦时年36，有一双儿女，但与丈夫的婚姻名存实亡。罗、浦的初次见面都互为对方吸引。那当然不是青年人的一见钟情，也不是一般的男才女貌。诚然浦女士十分欣赏罗的才华，但更佩服他的政治见解，政治立场，以及他那标准的绅士风度，典雅而精致的西方式生活方式；罗也看上了这不平凡女性的智慧、机敏，以及因常年奔波于名利场那白皙面孔中稍显的疲惫、蕴藉而又狡诈多情的面孔。两人一来二往，陡生情愫。第二年浦就与原来丈夫离了婚。但这时两人都投入紧张政治斗争漩涡，无暇过多顾及个人私事。其后浦、罗二人又都遭到国民党的逮捕或软禁，两人都尽力救援对方……直至1949年毛共建国后，两人才稍稍安定，且都住在北京而且相距很近，按道理，这时罗、浦的爱情理应修成正果，但不幸好事多磨，浦这一方却遭到其亲属的坚决反对。首先是其妹浦安修及妹夫彭德怀反对这门亲事；次是这时浦与前夫生的一对儿女长大成人上了大学，也不遗余力地阻止母亲与罗隆基接近。
这种情况下，罗、浦二人依然坚守与对方的前盟，只不过只能作西厢之约罢了。就这样，一拖十年。虽然双方都望穿秋水，但实在无可奈何，罗隆基还在家中空出一室，专设一榻虚位以待浦女士，以示信守前盟。
这时浦熙修已是《文汇报》副总编兼驻京办事处主任。她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凭借她的名气以及与彭德怀的关系，浦在中共高层已如同进入自己家中一样方便，她可以直接进入周恩来的办公室；碰到“十大元帅”也都与他们寒暄、握手。中共高层对浦熙修均以“浦二姐”相称。浦与中共关系广泛而融洽，不是党员而胜似党员。
浦二姐还有一个本能的“好习惯”，就是特别“听党的话”，只要党中央和毛发出什么号召或发动什么运动，浦熙修必定一马当先，神采飞扬，立即发出多篇文章来推波助澜。正因为她如此忠心自觉充当党的喉舌，而且功勋卓著，所以深得包括陆定一、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垂青，其事业正蒸蒸日上。
这次整风，毛亲自发动，一再号召大鸣大放，给共产党提意见、除“三害”（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浦当然深信不疑，闻风而动，立即义无反顾地投入运动。作为《文汇报》副总编和驻京办事处主任，她不但自己亲自出马采访，还调兵遣将、厉兵秣马，派出一支支采访组分赴全国各地，推动运动的发展。浦又通过她多年记者生涯建立的与各界名人的关系，与首都各界人士联系、访谈、座谈，一时间浦的办事处成了京城名流的沙龙。后来一些被定为反右斗争“靶子”的“大毒草”，很多都是经浦之手在《文汇报》上发表的。
就这样，惯于紧跟毛和“党中央”的浦熙修，这一次意想不到落入毛设计的“阳谋”陷阱。不仅没有像以往一样受到褒奖，而是被封毛親点为“上跳下窜、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的阴谋家、野心家”。毛在1957年7月1日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指名她是民盟在《文汇报》的右派系统的一位女帅，是罗隆基手下的得力干将。
就这样，十余年来一贯左倾、建国后自愿充当“党的喉舌”和运动急先锋的“浦二姐”，一夜之间成了毛的“钦点”要犯，落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应该说，在被毛点名成为右派女干将之初的一段时间，浦还是不服的，她觉得委屈，她希望这是一场误会，她希望说清事实，洗刷自己，重回 “人民怀抱”。 但一切似乎都无济于事。
成为钦点“右派”后，她不仅在民盟，而且还要在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全国妇联会等一系列单位接受批判，有时一天要赶三场批判会。初期她除了为自己作无罪辩护，还竭力向人们解释：
“罗隆基与章伯钧是互不对头的”。
“有人说《文汇报》和罗隆基有关，这不符合事实……”
“我和罗隆基有十年关系，但是《文汇报》和罗隆基没有关系。”
但是她每解释一次就遭到更激烈的“炮轰”……她终于明白了，解释、洗刷是没有用的，而且会越来越糟，怎么办呢？……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她得到“组织”的指点：要想减轻自己的罪责，唯一的办法是和罗隆基划清界限，检举揭发罗，立功赎罪……
她终于认为这也许是挽救自己的唯一指望。
主意打定之后，浦女士立刻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受了罗隆基十年欺骗、十年迫害的“苦大仇深”的女人。1957年8月10日下午在南沿河街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批判罗隆基的大会上，吴晗以“重磅炸弹”开头，而浦照修则以最让人期待的揭发收尾。
浦走上台，听众们都知道她是罗“同居”十年的情妇，一下子精神振奋起来，浦宣布她发言的题目是《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台下立即群情激荡，大家都竖起耳朵打起精神等待精彩的剧情登场。
浦从罗隆基的家世说起：“罗隆基自己讲是出生在士大夫家庭，其实这个士大夫家庭就是江西安福县枫田乡的一个地主家庭。早在1929—1930年的时候，他的家就被共产党清算了。父母双亡，主持家务的寡嫂亦被斗。罗隆基曾说自己从小由寡嫂抚养，他不能不管，每月都要寄钱回去维持寡嫂和侄儿们的生活。而这件事就足以证明罗隆基对共产党的阶级仇恨是刻骨铭心的。”
浦接着以生活中的事例来证明罗隆基的这种阶级仇恨，她说那是在解放前，罗住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养病，她穿着一双新买的红色胶鞋去探视。罗突然勃然大怒，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罗的怒从何而起。后来才知道罗发怒的由来，她说：“原来罗是怕红色，还责问我为什么要买红色胶鞋？”
浦接着说到蒋介石，说蒋有次看曹禺的话剧《蜕变》，看到剧中人穿一个红肚兜即大发脾气。浦于是说：“罗隆基怕红胶鞋，蒋介石怕红肚兜，这正好说明罗隆基和蒋介石是站在同样的阶级立场上，对共产党有着深刻的阶级仇恨。”
浦讲这些时，罗隆基把头扭向一边，眼睛盯着窗外，一付不屑的神气。罗的傲慢和不屑点燃了浦的怒火，浦提高声音说：“罗隆基解放后对美帝国主义并未死心，在家中曾说，张东荪勾结个美国的三等特务，太不争气，他自己始终想和美国的头等特务搭上关系。”
由于人所共知自己与罗隆基有“十年亲密的朋友关系”，浦想借此机会否定这个不太雅的“关系”。她忽然声泪俱下地说：“像狼一样的罗隆基竟无人性可言，对我也并不好些。1949年我从南京出狱后，想即去香港到解放区，他扔出刀子来威胁我。解放后每当我一有进步要求的时候，他就暴跳如雷，例如我要求入共产党，我要去《光明日报》工作，1950年我想脱产学习，他都不知对我发过多少脾气，最后使我屈服而已。”
末了，她向罗隆基发出绝情的最后通牒：“让这所谓的亲密关系丢进茅坑去吧！我再一次警告罗隆基，你永远不要想利用我了！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浦熙修的揭发有些令听众失望，因为它既没有什么“精彩”内容，所说的那些主要是为自己洗刷，又都是发生在两人之间的事，无第三者证明，罗隆基完全可以一概否认之。不过真正给罗以打击的是让他看到了这个十年情人的无情背叛，这使他幸存于心底的最后一点温情彻底破灭了。
大概是听众（观众）对浦的揭发感到不满足，后来有人提出要浦交出十年来她与罗之间的所有信件，这正是国人之所好，也是自胡风案件以来对斗争对象必须实施的一项“程序”。浦最初交出了三封信；后来看看不能过关，终于交出了所有通信信件。人们像蚂蚁附膻一样贪婪地希望从这些情意绵绵的情书中找到一些特别“有趣”的东西，或者罗的“反革命罪证”，但结果大失所望了。
虽然浦的揭发效果不太理想，运动的组织领导者仍然坚持从罗的生活琐事和“细节”入手搞垮、搞臭罗隆基，于是将所有罗的“身边人”都找来揭发、控诉。
在罗家中当护士的王爱兰被请到民盟中央的批判会上。王控诉说：“我在他家三年零六个月，朝夕挨骂，每天在饮食上总是要找我的岔子，要是杨薇（北京人艺女演员）来吃饭，我就要倒霉，总责怪我把菜弄少了；而浦熙修来又说我把菜烧多了。只要杨薇一来，罗便任何人不见，浦熙修几次打电话要来，因为杨薇在，他就说有人在开会，或者说要出去开会，其实他和杨薇不知道在搞什么。”
罗的警卫员张登智揭发，说：“罗隆基骂我们的人民警察是‘警官’，叫派出所是‘拘留所’，他去缝衣服又辱骂裁缝偷了他的布，他对烧暖气的工人百般为难，他规定暖气只能烧到75度，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有时烧得高些，他就骂道：你们要热死我吗？快给我拿扇子来，有时烧低了，他又骂：你们要冻死我吗？他还骂警卫员说：我要打电话问罗瑞卿，是叫你们来保卫我还是监视我的？”
没有什么有用的真材实料，组织者就采取疲劳战术加上一些人身侮辱的恶作剧来折磨罗。
一次，有人要罗站起来交待问题，罗交待完了就坐下去，那知凳子被人抽开了，结果重重地摔在地上，眼镜被震飞了，罗没有眼镜寸步难行，于是满地爬着去找眼镜，人们便开怀大笑，仿佛在看马戏团的狗熊表演。
就这样由夏斗到冬，七斗八斗，永无休止。后来干脆来个车轮战，轮番连续斗，不准休息，也没有什么内容，就是折磨你。12月21日、22日、23日就这么连续三整天地斗，终于使罗隆基明白争辩毫无意义，也毫无用处，心力交瘁，气血两空、形容枯槁的他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被迫承认“企图把民主同盟造成一个大党，同共产党分庭抗礼，这绝对不仅仅是思想上的错误，而是章罗联盟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阴谋活动。”
检查上报到毛的案头，大致符合了毛在半年前为他下的结论，被允许“过关”了。应该说罗隆基还是幸运的，因为反右派时还不兴武斗，所以他能“顽抗”半年多之久，如果是后来的文革只怕半天功夫就将他“收拾”了——可是在文革到来的前一年年底，即1965年12月7日他却“幸运地”死去了。
有趣的是这一场章罗联盟的闹剧过后还差点弄假成真。当反右运动的尘埃落定，两个原来互为轩轾、互不服气的老对手忽然觉得亲近了。据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记载，反右后两人见面后的第一话题就是反右，罗隆基感慨万端，说：“伯钧呀，这个反右毛泽东搞的是诱之以言，陷之以罪呀。而我们是转瞬之间，百暖百寒，一身尝尽矣。自己是想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饱受屈辱，人格丧尽，是谁也没有料到的……我的主要讲话，大都属于在人大、政协、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按说是应该受法律保护的，结果都成了共产党划我右派的罪状。”
“……父亲的理解与同情，让罗隆基十分感动，他摇头叹息：我们简直是做了一场恶梦，恶梦一场呀！”
“父亲补充道，恶梦里的魔鬼就是那个高喊“长期共存”口号的人。农工的人揭发，说我攻击他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现在看来这魔鬼的部分越来越大了。”
后来的某一天，罗隆基忽然跑来告诉章伯钧：“伯钧，我俩上了大英百科全书啦！”章伯钧得此消息也激动得夜不成寐，过后章伯钧对女儿解释说，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已经上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对他们的基本解释为：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目内容，让爸爸彻夜激动，觉得自己一辈子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一个归纳，也很满足了。爸爸说能被历史记上一笔，还要感谢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俩当作（中国）一、二号右派分子，我们始终不过是个内阁部长和党派负责人罢了。”
就是说，反右派确实把章罗二人“联盟”起来了。
笔者深信很多当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也有同感，就是在被划为右派之前，其实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反毛的思想企图；而恰恰是这场运动，这场丑恶的“阳谋”以及被划为右派后的苦痛经历，最终促使这些人觉醒，成了真正反对共产党暴政、反对所谓的毛式社会主义及毛思想的斗士。正是自作聪明、自以为是的毛，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赶到他的对立面，进而使其中一些人提起笔将他的残暴、丑恶、无耻和流氓成性的嘴脸记录下来，并让历史传承下去。这大概是当年不可一世的毛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吧！
至于那些在反右运动中出卖自己的灵魂，或为虎作伥、或为一己之私而落井下石之人，以自己的行为演绎了从“名流”变下流的人性蜕变过程，也值得拿出来展览一下，下面就讲讲其中某些代表者的后来归宿，也算为这一故事做一个完满的交待。
首先当然是反右英雄、卖友求荣的“左将”吴晗先生。他后来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并升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吴晗自恃反右有功，又有彭真的宠信，根本不把民盟的同事放在眼里。秉承毛的旨意，在吴晗的主导下，上演了“腰斩民盟”一幕，即割断了民盟北京市委与中央的关系，肢解了民盟的组织体系。很得毛的赏识。不过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七八年后毛发动的一场更大的运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成了首要打击对象，其后台彭真也成了第一个被揪出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第一号头目。吴左派一下子就从响当当的革命领导干部沦为反党、反毛、反革命分子，阶下囚了。
吴晗这次的获罪，可以说比“章罗联盟”还冤，事情的起因在于他写了一部叫《海瑞罢官》的历史剧，然而这却是他“奉旨作文”的产物。1959年春毛在上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看了表现海瑞平反冤狱的湘剧《生死牌》（开会带戏班子和文工团成了中共不成文的规则），便兴致来潮，号召他的下属们学习海瑞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精神，还说要提倡“五不怕”，即为坚持真理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其实毛说这些话时就有再度“钓鱼”之意。会后，胡乔木奉毛之命去找一个专家写文章宣传海瑞，胡找到了“明史专家”吴晗，吴晗立即应允，写了《海瑞骂皇帝》一文，登刊在《人民日报》，后又写了《海瑞》、《海瑞的故事》等多篇短文。
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先生觉得海瑞的故事极富戏剧性，便请吴晗写一部海瑞戏。为了响应毛的号召，吳欣然应允。其间七易其稿，历时一年写成《海瑞罢官》。此剧公演后，获得毛泽东高度赞扬，特请演海瑞的马连良到中南海他的家中吃饭，席间还请马清唱其中段子，毛赞扬：戏好，演得好，海瑞是个好人。这使马连良和吴晗都激动不已，此时是1961年。
可是时隔不几年，形势就变了，引起形势变化的内因是毛想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打倒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中共二号人物刘少奇。经过与夫人江青的密谋策划，毛决定选择以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为运动的突破口。
文革为什么选择拿吴晗开刀祭旗呢？一直没有人认真研究。有人说是因为要防彭德怀的翻案，但彭显然不是这次运动的打击重点。有人说是为了打倒不听话的彭真，因为彭真是吳晗的后台，先拿他的前台开刀。但所谓彭真“不听话”是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不予转载，此前彭真并没有“忤逆”毛的地方。所以此说不能解释毛搞此次运动先拿吴晗的文章开刀的理由。况且，选择拿《海瑞罢官》开刀，拿彭德怀的罢官说事，其本身对毛也有诸多不便之处，彭德怀罢官是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的事，而《海瑞罢官》是庐山会议后奉毛的意旨所作，1961年演出，演出后还得到毛本人的充分肯定，中共高层也都知道吴晗写海瑞文章是奉毛的旨意。毛如此出尔反尔，恩将仇报，难道不考虑别人背后的闲言碎语？不考虑后人对自己历史评价？是什么缘故使毛不惜冒自己过河拆桥、言而无信的风险，一定要拿吴晗开刀而不是拿另外的人开刀呢？笔者以为这其中另有玄机。此中的“玄机”就是毛对吴晗自作聪明、一再上呈他的得意之作《朱元璋传》的强烈不满，转而起了杀心，此中毛夫人江青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朱元璋传》初稿写于1946年，其时吴晗在西南联大任教。按照当年“左倾”文人的惯技，吴晗在“学术著作”的幌子下，塞进去一些对当时国民党所谓“独裁”政治的不满，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以朱元璋之独裁残暴影射蔣介石。这本来是当时这类“史学家”之故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莫不如此。吳晗当然没有想到这会有什么“问题”。1948年吴晗投奔“解放区”，在石家庄见到毛就迫不及待向毛当面呈上这部经过修改后的得意之作，不无炫耀邀宠之意。毛认真地阅读了，找吴晗谈了两次，最后还写成书面意见以信的形式转给吴，信的原文在一些客套之后，最主要指出的一句是：
“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
这是一句深藏玄机的隐语，可以读作学术讨论的善意批评；也可以看作是双方严重的思想对立；还可以悟出其中暗藏的杀机！就毛来说，如何对待吴晗，完全处决于他的心境和政治需要。此时毛也许还未想把吳弄成“敌我矛盾”，但内心一定记下了这个自鸣得意、实则把亊情推向反面的“名教授”。请看此书中一段对朱元璋的描写：
“对官僚地主士大夫，朱元璋用一付恶狠狠的面孔，青面獠牙，无人不怕。对草民百姓，有另一付面孔，白胡子的老公公，满脸慈悲相，满囗和气话。如果不看他的真面目，也许是人民多年来所梦想的有道明君呢！”
这也许是吳教授对朱元璋的真实印象、真实描写；也许是在影射当时的“皇帝”蒋某人。谁知，毛泽东看了，竟自动对号入座：这不是在指桑骂槐，影射我毛某人吗！当然，他不会露形于色。而且，他也知道吳晗不是在骂自己。只是这种臭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派太可恶了……但他又不能把亊情挑明了，只好就亊论亊拿朱元璋说亊，以“历史唯物主义”胡弄吓唬这位名教授……。
远没有真正弄懂“毛思想”的吴晗，对这句致命的评语并不在意，也不去深究毛的真意何在。后来他再对此书进行修改，对一些史料作了订正，刪去了一些嘻笑怒骂的东西，硬塞进一些“马列主义”， 原来比较生动的文笔变得味同嚼腊了。吴晗以为这一定合毛的口味了。1954年吴将修改后的书稿送呈毛。此次毛看完后除了对一些史料提出商榷外，主要增加了（明确了）一条重要意见，曰：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朱的晚年是否应写得好点？
毛的这种态度吳是应该理解的，朱元璋是中国农民起义领袖当上皇帝的极个别人物（刘邦而外第二人）；而毛自认他领导的中国“革命”实质上也是农民战争，与朱元璋异代同行。因此毛对朱有好感，甚至引为同道，是很自然的。
根据毛的意见，吳又作了第三次修改。然而可悲的是，他并未真正领会毛的意图，仍然把此书当作学术著作去写，自然就不能随意编造、篡改历史。他当然也知道毛要偏袒朱元璋，但这也只能从史实中去发挥，如说朱一统天下的功绩，建立明王朝后在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的贡献等等。但仅作这些改动，当然不能使毛满意。更要命的是，吴在书中还总结归纳了朱元璋四个方面的错误（其实是四大罪恶），即：一、以猛治国，过分运用特务组织，运用野蛮残酷的刑罚，制造了许多血案、冤案，大规模屠杀功勋卓著的功臣、元勋，火烧“功臣楼”，弄到“贤否不分，善恶不辩”的地步；二、违反历史发展规律，定下自撰的“皇明祖制”，规定子孙后代不得改变，压制、窒息了有明一代的政治、社会改革；三、文化上实行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推行鹦鹉学舌式的八股取士制，摧残了思想，文化；四、大肆宣扬荒诞不经的神迹、怪异、图谶，借以愚弄、欺骗和毒害人民。
这就是吴晗三度修改后的《朱元璋传》。1965年，吳将这个第四稿《朱元璋传》送呈给毛泽东。
此时正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吴晗在书中所指出朱元璋的四大罪恶，正是毛已经施行或即将要在文革推行的“革命新政”。联想到第二稿中对自已的指桑骂槐。可以想见毛的愤怒，他认定这位“明史专家”己经不可救药、毫无利用价值了。
火上烧油的还有吴又在不经意中得罪了江青。起因是毛在吳晗面呈此书之后毛曾让吳在家中吃饭（先请你吃饭再干掉你，看来是毛的惯技之一），二人正在交谈有关朱元璋和明史中的一些问题，半桶水不到的江青几次插话，被吴晗当场指出其错误，使江好不尴尬。更为重要的是，江青看到吴的《朱传》中记载有朱元璋规定的“皇后只能管宫中嫔妃之事，宫门之外不得干预”，“宫人不得与外边通讯，违者斩”这样一些怵目惊心的文字。而这时的江青正要“干政”，而且还要大显身手，可以想见，她对此书、对吳晗怎能不火冒三丈，恨之入骨！可以肯定，在毛决定将吴晗作为文革开局祭品的决策中，江青起到了推动作用。
1966年3月，毛对康生等人大谈北京是“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中宣部是“阎王殿”的讲话中，就提到吴晗、翦伯赞是“学阀”，“这俩人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反对共产党”。吴、翦必死的命运就己经注定了。如果说翦之被点名是因为其对姚文元的文章表示过不同的观点，那么，吴晗则是在向毛呈送《朱元璋传》第二稿时就已经命定了。我们知道，“左得出奇”的吴晗是不可能有什么“反共”“反毛”的言行的，唯一的“罪证”表面上是那部历史剧《海瑞罢官》，实际上惹祸之根则是那本《朱传》。
可是自我感觉良好，并自以为毛是自已的“领袖”兼“文友”的吴晗，做梦也想不到他与毛的学术交流转化为了“敌我矛盾”，他也不知道毛是一切以政治需要为转移，可以在转瞬之间变脸、将“同志”变成“敌人”，将“座上客”转为“阶下囚”的人物。
就这样，一贯以左派自居，在反右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的吴晗，文革一开始就尝到了当年被他痛打的“落水狗”的滋味了，尝到了被举国痛骂，革命群众拳脚交加，彻夜不眠的滋味，还尝到了只准别人向自己头上浇大粪，不准申辩，还得老老实实“认罪”的滋味。经过了充分的“觸及灵魂”的“皮肉之苦”之后，吴左派就被戴上手铐、头上蒙上黑布投进了著名的秦城监狱（连监狱都用“秦城”之名，不愧是名符其实的当代秦始皇）。“革命群众”和“革命监狱”在被批斗吴晗时的极端残忍、单凭一点就可足以说明一切：在他死前，头发已经被生生地拔光了！
在狱中吴左派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大口大口地吐血，只是当局仍不叫他死，为的是从他口中得出更多他本人和别人的罪证。但是他的老婆却等不得了，1969年3月17日吴的夫人袁震受尽折磨被从“労改队”放回时，已经被折磨得奄奄待毙，子女送她去医院，但由于是“吴晗的臭老婆”，医院不收治。18日凌晨袁震半睁着眼停止呼吸，先赴黄泉了。
同年10月11日，吴左派在阜外医院一边输液抢救，一边接受专案组的审讯，但不久审讯人员发现对方变成了一具死尸……
吴晗的一对儿女，时年14岁的女儿小彦和10岁的儿子小双则是真正无辜受罪，女儿小彦想为父亲讨个“说法”，当局以“无理取闹”和“扰乱社会治安”罪名逮捕，受尽摧残、凌辱，被逼疯后送入精神病医院，医院争得暂时回家养病。被折磨得心身俱残的小彦彻底绝望，决心以死抗争，在弟弟小双十八岁的生日，看到弟弟已长大成人，只比弟弟大三岁多的小彦觉得自己已完成了“任务”，当天服毒自尽。这一天是1976年9月23日，离“四人帮”被捕只差13天……（九死一生的小双后来选择去美国留学。）
吴晗的结局比当年被他落井下石的“右派”还惨，不知他在牢中有何感想，不知道他对自己平生的所作所为是否有所醒悟和愧疚？据说，吴曾作过无数次检讨，估计他只能从自己“主观”方面去找获罪的原因，深挖自己的“反动思想”。但是，他难道不应该辩护吗？比方说：“我当年都是遵照毛领袖的旨意写那些宣传歌颂海瑞的文章的，后来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得到他的肯定和赞扬。我完全是 “奉旨行事”，何罪之有？”也许他说过，但他刚说出口就被革命群众揍得口歪鼻斜、满脸鲜血了；也许他说过，但又有什么用呢？不说别人无法听到，听到了又能怎样？海瑞的坟也被挖了，尸骨被挖出“鞭打”扬弃了，守望海瑞墓的老人被活活打死了，还有当年演海瑞戏的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裘盛戎、周信芳都已被迫害致死了。难道你这个写剧本的“首恶”还不该命赴黄泉？
毛泽东再次祭起他的权力摩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人面前上演了一幕幕出尔反尔，贼喊捉贼，过河拆桥，恩将仇报的连台大戏。在他把所有的“敌人”和“恩人”都收拾完毕之后，他依然坐在“永远正确”的龙椅之上，接受人们山呼万岁、顶礼膜拜。
另一个是女将浦熙熙修。
浦确实堪称“右派”中的“左派”。不过她当年面对政协俱乐部的热忱观众上演的那一出《击鼓骂罗》的折子戏，并不太成功，“功” 不能顶“罪”。“组织上”决定仍给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但浦女士并不灰心，她积极改造，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认罪”态度好。所以在1959年10月被作为第一批“确已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帽。刚摘了帽，她又“得寸进尺”，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可惜上面没有理睬，没了下文。后来毛泽东对右派“翻案”雷霆震怒，估计浦右派也决没有好果子吃。
1966年1月，被查出患了直肠癌的浦，仍然向“党”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学习毛著作，改造自己……可惜，后来文革来了，再也没有人来管这个摘帽右派学不学毛著了。1970年4月23日，浦的生命在孤寂中走到尽头，临终时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她终年不足60岁。
浦熙修本来应该成为毛的好学生，好吹鼓手、打手，可惜她竟被自己最敬爱的领袖设下的圈套套住，以致误弄成敌人。这是浦的悲剧，也应该是毛的小小失误。但这种“损失”对毛来说九牛一毛都谈不上，他当然不会放在心上；而对浦来说，就是一辈子的代价了。想当年，类似浦被命运弄错位置的人在全国何止千千万？浦大概算是这些悲剧人物的一个代表吧。
还有当年上台猛批章罗联盟那些名人，包括为整风“鸣放”忧心忡忡，对共产党的忠心可昭日月，却又被当成“反党野心家”，被毛斥为“利令智昏”的六教授等等，当年都上演了有辱斯文、很类似下九流作派的互相撕咬、落井下石、自辱人格、甘当小丑的闹剧：
曾昭抡在高教部检讨时揭发钱伟长说：“当他们（六教授会议）分析形势后，钱伟长提出三种可能性，第一是共产党动员三百万军队上街，这会失去人心，共产党不会干；第二是共产党提出“收”，这也会失去人心，这样知识分子以后就不讲话了；第三由民盟出来讲话，显然第三个办法可行。”
曾昭抡对费孝通的揭发更多，“情节”也更为严重，他说：“解放前，费孝通一贯结交反动官僚、政客、学阀和军阀以及帝国主义外交人员、文化特务、学术骗子，借他们的力量往上爬。如1931年去英国勾结帝国主义学者、功能派头子马林诺斯基。后又去美国勾结哈佛大学的美国特务费正清夫妇。1947年勾结上了卫立煌，被卫请去‘讲学’。因此，费是一个‘一贯勾结美蒋的’政治掮客。”
但也有人揭发曾昭抡，说他是北大的“恶婆婆”：并且，“曾昭抡在外国是学化工的……他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毒气杀人这件事很感兴趣，于是写书写文章，鼓吹毒气化学以献媚于当时的反动政府……”
费孝通则反戈一击，想为自己找条生路，他揭发：“钱伟长在6日的‘六教授会’上说，教师要领导学生准备暴动（钱伟长坚决否认）。”又说：“6月10日，章伯钧约我去，他说：共产党要借我的头，贴上个反动派的字条，我也愿意，这叫借东风。章伯钧的意思是说，共产党受到了群众的反对，压不下去，所以要借他的头。这句话章伯钧不止重复了一次……”
钱伟长则在清华大学揭发，是费孝通把他拉进“章罗联盟”，并把他介绍给储安平……
章罗阵营的下一级成员更是“乱成了一锅粥”。“章罗联盟”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仁炳就主动坦白：
“怎么能说我们这个小集团不是反共的呢？……”
“章罗联盟”在四川的“代理人”潘大逵则罗列了罗隆基的“十大罪状”。
章伯钧之子章师明在南京对其父“发难”，公开声明：“他是我的父亲，如果他不放弃走资本主义的幻想，彻底承认错误，我就要和他脱离父子关系。这样的父亲，对我是莫大的耻辱！”
储安平之子储望英也起来造父亲的反：“我要给储安平先生一句忠告：希望你能悬崖勒马，好好地倾听人民的意见，挖掘自己的反社会主义思想根源，彻底交待自己的问题，以免自绝于人民。”
这些认罪书和“造反声明”都登在《文汇报》上。
后来这些教授、专家、主任、委员互相揭发、攻讦的语言就越来越不文雅，什么“蠢驴”、“野猪”、“狼外婆”、“狡兔”、“中山狼”、“国家纵火犯”、“毒蛇”……等等都登上报纸的大雅之堂。
这里顺便还讲几句民主党派之外文艺界的事，文艺界的人以著文为生，历来的“文人相轻”遗传，加上政治高压下的分化瓦解，那互相撕咬就更见血腥，如沈从文、叶君健批萧乾，郭沫若斥沈从文为“反动文人”、令沈两度自杀（未遂），巴金批路翎，巴人批聂钳弩、邵荃麟、张光年，刘白羽批丁玲、陈企霞，艾青，冯雪峰批肖也孜，夏衍批冯雪峰，田汉批老舍，老舍批吴祖光……
所有这些相互撕咬、踢打、陷害、落井下石、给圈套、下绊子，最实现的目的就是想排除当局对自己“右派”的嫌疑，或立功赎罪，免划为右派；己经被确定为右派者，则希望当局能突发善心，摘掉“帽子”。当然也有的想将对方作为“垫脚石”， 助自已再爬上一个台阶的……
不过，就像挤压在一个箩筐里的螃蟹，最终不管是咬人者还是被咬者，全都浑身是伤。最后还是被主人提着一锅“清蒸”、“红烧”了。
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以往似乎比文艺界人士要“清高”一点，而如今已经完全等同了，他们中绝大部分不得不向当局认错求饶，像犯了错被家长责打的小孩一样，一边眼泪鼻涕齐下，一面痛悔陈辞：
“我们的罪行已达到了最高峰……我犯了弥天大罪，叛国大罪。”
“我痛恨自己的过去，我痛恨章罗联盟，我一定要和他们划清界限，一刀两断。”
（以上为费孝通）
“我检查这次我犯的反党罪行，检查我几十年一贯的反动历史，看到我的满身疮疤，看到了（自己）灵魂的丑恶。”
“党一贯挽救我，但我始终抗拒改造，党对我这样一个怙恶不悔，这次又犯了这样严重罪行的人，还耐心地帮助我……党这样仁至义尽，我不是木石，不能不感激零涕。”
（以上徐铸成）
“……这就是我们这个丑恶集团的见不得人的目标，我现在痛恨这个集团，我也痛恨我自己，我深深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大恩大德，请求党给我最严厉的处分，我请求党给我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我要争取彻底改变立场，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今后老老实实接受党的领导和教诲，不再三心二意。”
（以上陈仁炳）
这里要特别提及一下钱伟长。这位钱教授不仅在当年反右中极力嘶咬同侪，企图立功赎罪，甩掉右派帽子（可惜未能如愿）。还把这一套铭记在心，当作后半生做人的坐右铭。1986年11月，在反右运动即将三十周年之际，有方励之、刘宾雁、许良英诸人，倡议召开一次“反右运动学术讨论会”， 邀请函也发到了钱伟长手上。钱教授一看窃喜，认准立功的机会到了，便将此邀请函上呈到最高当局、太上皇邓小平的案前。邓一看大喜，立即派员扑灭了右派们的“翻案” 之火，三位发起人受到开除党籍、严加批判、予以监管的处分。（邓小平错把许良英弄成王若望。后来方、刘、王三人被廹流亡海外）。还连累“反自由化 不力” 的总书记胡耀邦被赶下台。钱却因这次检举有功被邓大人钦批为“表现很好、应予重用”。结果荣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忝居“党和国家领导人”之末。钱大喜过望，自是感激涕零。他大概可算中国检举文化的最大受益者、检举揭发受到的最高奖赏者了。正是：
为了一顶“右派帽”，多少“名流”成下流！
不过，在反右中也有“顽抗到底” 的 可歌可泣之士，民盟上海负责人之一的彭文应就一直不承认所谓的“章罗联盟”和自己参加联盟的“罪行”，哪怕这时他全家在经济上已被中共逼入绝境，而且当局允诺只要他“认罪”，就恢复他的工作和经济来源。这时他的子女均未成年，年幼的小女儿跪在他面前求他“认罪”：“爸爸，为了儿女，你就承认下来吧……”
他泪眼花花面对小女儿揪心的呼唤，却铁下心不为所动，真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彭文应曾于1962年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在同年12月15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年仅58岁。之前彭的妻子和一个儿子已经在贫病交加中先“走”了。彭临终前致信毛和中共中央，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终止反右。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展更是刀枪不入，在批斗会上大声宣示：
“让我承认错误除非砍下我的头。我要把右派分子的帽子戴到棺材里去！”
有如此气节的当然是凤毛麟角了。
可怜的是那个口口声声求饶，“请求党给我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机会”的陈仁炳，不仅当时当局没有给他“重新做人” 的机会，就是到了1979年全国99.99%的右派都已获“改正”时，陈却仍被作为五个不予改正的全国性右派中唯一幸存者，当局仿佛故意羞辱他，与他作对，让他把右派的帽子戴到死。但对另外四位“不予改正”的已经故去的全国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来说，不但无损毫毛，其家属后人还引以为荣，正如章诒和所言，他父亲和罗隆基被保留“右派”身份，正是她永远的“自豪”。然而对于一心想“摘帽”、“重新做人”的陈仁炳来说，偏偏不予改正无疑是对其最致命的一击，最后不得不“抑郁”而终。
当然也有一些右派后来又飞黄腾达了，如费孝通、钱伟长后来都担任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副职。但是这些人在无限风光的后面，却总有挥之不去的反右派时那段不光彩的阴影，所以最怕人们提起反右运动，故总是委婉地说：“让这些没有必要留给我们子孙知道的事，在历史的尘灰中埋没了吧。”（ 费孝通）。
其实，这种躭心是没有必要的。作为当年那场“阳谋”的受害者来说，不管怎样，他们都不应承担罪责，在高压下说－些违心检讨的话，也不是很丢人的事，没有必要因此隐瞒这段历史。但如果刻意隐瞒历史，反而成了为罪恶制造者们掩饰罪恶的帮凶了。这也是对自己、对子孙后代不负责任的犯罪行为了。
我们已经高兴地看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受害者，包括中共内部人士，终于挣脱羁绊，拿起笔来加入记录历史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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