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中国高考日（2020年7月7日）
胡平
2020年7月7日、7月8日，是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日子（该年高考因疫情推迟）。全国各地总共一千多万高中毕业生参加这一场有 可能决定他们人生前途的高考。记得77年、78年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前两场高考，录取率只有5%，真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物以稀为贵。那时候，大学生 就是金字招牌。现在不一样了。今年的高考，据中国官媒《中国日报》报道，录取率将近90%。如今，上大学不是问题，上好大学才是问题。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可 以上全国一流学校。因此高考仍然充满激烈的竞争。
网上看到一幅照片，是寒门子弟参加高考的励志口号：“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 一个无钱、无权、无势的“三无”人员，在整个人生中，也就只有在统一的高考竞争中，才有凭自己的能力战胜那些“三有”人员的希望。话说得很夸张，但细细品 味，何尝不是实情呢。
不消说，中国的高考有很多弊病，但相比而言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高考最大的特点，就是统一、量化、标准化，这也便于阅卷和评判。正是由于标准化，所以在中 国司空见惯的权势、金钱、人情、关系等等难以进入，相对是一块净土。今天的中国人之所以对高考制度情有独钟，一方面是有古代科举制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则 是文革中废除高考的惨痛教训。文革初期的一件大事就是废除高考。理由是高考是智育第一、分数挂帅，是“一张卷纸定终身”，不能反映真才实学，等等等等；于 是改为“推荐与选拔相结合”。这看起来很好，实行起来却很糟。因为它给形形色色的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在所谓“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弟多的不成比例就是明证。
当今中国，腐败无处不在，高考领域也不例外。在中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大规模的向北京等大城市倾斜；而在录取的时候，中小城市、尤其是农村的考生还要受 到第二次政策性歧视，他们的考分必须比北京等大城市的考生高出很多才能被同样好的高校录取。就在这次高考前，媒体又揭露出山东的陈春秀、苟晶等被他人冒名 顶替上大学的丑闻，舆论为之哗然。照说，这种弊案本不难查出，之所以禁而不止，主要就是因为惩罚太轻。在古代，科场作弊是重罪，因为它关系到千千万万寒门子弟的上升机会，关系到公平正义。近日，有全国人大代表和教育界人士，提议立法，加大打击高考作弊的力度。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 搞冒名顶替这种勾当的都还只是小权贵，大权贵根本用不着搞冒名顶替，一个条子、一通电话就解决问题。中国的反腐败任重道远，一党专政是最大的腐败，我们要做要改的事还多得很。
附：我的高考
我是因祸得福。1977年恢复高考，年龄放宽到老三届都可以考的年龄。同学们都以为是最后一次机会。我那时是临时工，赶快去报名。殊不料那年四川搞了个土政策，规定病残者不可以报名（因为报名高考的人太多，体检量必然太大，怕给医院增加负担，所以事先就把所谓体检不合格的人排除在外）。我当年是以病残的名义回的城，所以被剥夺了报名高考的机会。
到了77年年底，报上说明年（78年）要恢复研究生考试，因为报考研究生的人数大大小于报考本科生，所以也不事先排除病残了。这样我就去报考了研究生。
看了看研究生招生广告，我觉得很多专业都有几分把握，文学、历史、法学经济学，最后选的是哲学，西方哲学，因为哲学最能满足我多方面的兴趣。我没读过本科，要和文革十年积压的人才竞争，研究生录取人数以个位数记，应该没什么胜算。不过看了看推荐书目，没有一本自己不熟悉，不信自己没机会。我在报考研究生时提交了两篇论文，一篇是谈洛克的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另一篇是谈存在主义的。谈存在主义的那一篇我引用了托尔斯泰的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后来到了北大才读到西方早有人引伊凡伊里奇之死来阐述存在主义。这自然不让我感到意外，我们是在极其封闭的环境下思考哲学的，别人的思考成果我们大都茫然无知。但我能独立地有此思想，在宇宙飞船的时代独立发明了自行车。这表明了我具有这方面思考的能力。
为了提高录取的机会，我本想选考最差的大学，殊不知我要考的西方哲学专业只有北京大学，连四川大学都没设这个专业。我无奈才报了北大。结果以第一名录取。
如果我在77年那次就去考大学本科，以当时还要计较家庭出身的惯性，最好的出路是进入两年制的师范专科培训，毕业后分去当中学老师。
其实在78年还是要计较家庭出身的。我在78年报考北大研究生的同时，还参加了该年的高考，据区教育局的朋友说我是那年四川文科第一名，不过后来变成第二名，第一名是成都川师附中老高三的高贤钧，起初他的分数算错了，少算了几分。他也上的北大。我们是好朋友。考本科填志愿，我也填了北大，还有川大，但后来都没录取，到头来是一所四川的二流大学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我。
我在收到北大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后就去了北京。过几天家里收到四川师范学院本科中文系发来的录取通知书。我母亲把川师的录取通知书原件寄回。附上一句话：我儿子胡平已经去北大研究生处报道了。据一位在川师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川师录取我也是很不容易的。他们校领导在一次教工会议上还专门提到，我们解放思想，今年录取了一个家庭出身问题严重的考生。
我被北大录取研究生也费了很大周折。在初试复试后，北大哲学系调取档案，才知道我的家庭出身问题那么严重，还有“思想反动”挨批判的前科。系里不少人说，北大哲学系不能收这种人。亏得有老师仗义执言。他们说，要是不收他，当初就不要他来考嘛。他参加了初试复试，已经知道自己是考得最好的，怎么好不收呢。双方争执不下，于是决定派出两个老师到成都做调查，问我的中学的老师同学，问我的邻居包括居委会主任。好在大家都众口一词说我好话。只有一个高中同学、也是农村插队时的同队知青说了我一句不好的话，说胡平对上山下乡运动有看法。北大毕竟是在首善之区，得风气之先，那两个哲学系老师也早就对上山下乡运动有看法了，所以没计较这句话。这样我总算被北大录取了。
我的录取通知书是全校最后一个发出的。等我赶到最后一天到研究生处自报家门报道，研究生处的老师抬起头看看我，说：“你就是胡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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