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三十三章

如石

三十三

几乎在陈伯达去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那里的同时，刘少奇也把彭真叫到了中南海西楼，即刘少奇的住所。

中南海从南到北划分为甲、乙、丙三个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庐山会议被批判后搬出）住在甲区。此外，为便于毛的工作，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毛的秘书胡乔木、田家英、卫士长李银桥也住在甲区。甲、乙区的人可以随便到丙区，但丙区的不能随便到甲、乙区，乙区的也不能随便到甲区。可谓海内丙乙甲，比邻若天涯。一墙之隔，已然两个世界，一区之别，又有不同尊卑。森严等级，无处不在。常说“侯门深似海”，而中南海，有侯更有君，正是“庭院深深深几许”！

刘少奇所在的西楼，位于中南海西大门内南侧。这里有几栋灰色砖瓦的建筑，被一道不高的灰砖墙围着，组成一个单独的院子。因为属于甲区，围墙东西两侧的门，有岗哨守卫。西楼是对围墙内建筑的统称，这些建筑主要包括：位于院子南面两栋外观相同的五层小楼（下大上小，顶层只有一间房），偏东边的楼是刘少奇的住所，偏西边的楼是朱德的住所，北面靠近围墙处有一栋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三层办公楼，在这三个楼的东边，南北走向的一个较大的建筑，是西楼餐厅。

西楼餐厅原本是为领导人就餐而盖的一个特灶食堂。它的东半部分是厨房，西半部分是餐厅，北边有一过厅连通二者。餐厅宽敞豁亮，室内约有两层楼高，场地比一个篮球场稍大些，铺着原色木地板。西楼餐厅在中南海的实际生活中并不只是餐厅，它有时被用来召开小型会议，成为会议厅。这次“七千人大会”结束14天后、几乎与“七千人大会”齐名的“西楼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刘少奇一见彭真，便说到：知道为什么叫你过来吧？

彭回答说：知道，就是今天会上我说的那几句话嘛。

刘微微一笑说：你呀，比那个“谭大炮”（谭震林）也差不了多少。当然，比他要勇敢和有的放矢得多。不过，主席这个人你也知道，有些话当面直接跟他说，更好。否则难免那些“歪嘴和尚”跑去“念经”。

彭接过话说：是啊，歪嘴和尚防不胜防。不过我是在会上说的，这么多人在，还能歪到哪儿去？我的性情主席和大家也都了解，当年在延安我是发自真心第一个喊他万岁的。现在由于他的决策失误或者说是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这么大的灾难，我现在也是发自真心希望他能认真反思一下，吸取教训，也给全党做个榜样，做个交待。这样，您和我们大家的压力，也能减轻许多，今后的工作也更好开展。

刘说到：你想的不错，但毕竟还是一厢情愿啊。而且，你以为在别人心里，你只代表你自己吗？你我都知道，主席那个人，天性就多疑。只怕是传话者有意，听话者更有意啊。

彭说：少奇啊，说实话，虽然您一直名义上在第一线主持工作，但大计方针哪个不是主席拍板决定，您不过是第一知情者、第一执行人，有时连第一知情也未必。国家出了这么大的问题，现在大家基本都认识到是我们政策上出了问题，那么这些政策是谁领导制订和决定的？

我刚才也说了，如果主席不做一个检讨似的表态，党内党外，对您会怎么想？你们两个主席，总得有一个站出来，对大家有个说明也好交待也好检讨也好，让主席出面也是实事求是嘛。您这次还真不能替他出这个面、表这个态，否则今后会很难开展工作，一个是下面的同志心里会有疙瘩，因为这几年下面的同志心里确实有很大的委屈和工作上的艰难；另一个是这次不让主席当众郑重的表个态，今后他难免还会心血来潮，急功近利，独断专行，这样让他今后也有个自我约束。

刘说：我刚才不也说了嘛，你想的不错。我是都能理解，主席这个人也肯定能理解。但你是站在党和国家的角度、站在我们的角度，没有站在主席的角度。你现在站在他的角度想想，你觉得让他当众表你希望的那个态，以你我对他的了解，他会情愿大于不情愿，高兴大于不高兴吗？当然，我们也只能是推测，他要是不想让我们看出来，谁也是看不出来的。

国家现在可以说是到了紧要关头，我去年回老家那次调研，真正震撼到了我。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实事求是的说，跟解放前差不了多少，甚至还不如解放前。主席、包括我们的想法再好，但客观上给老百姓带来的巨大伤害，别说道歉，就是引咎辞职也不为过。当然这话就你我说说罢了。

说实话，在今天这件事上，本来我还想提醒提醒你，今后别这么冲动。现在看来，在如此危急的形势下，更需要的是敢于担当。老战友啊，我支持你！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也许明天有人会针对你今天的发言，有所指责，你对此要有个心理准备才好，我当然也会相机而行的。

刘少奇对彭真说的这番话，确是发自真心。作为同一山头的一主一副，在大是大非面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必须“二人同心”，才能“其利断金”。作为一派之掌，呵护自己的手下，尤其又是左膀右臂，乃责无旁贷，何况最终呵护的也是自己。

但当刘少奇看到彭真所言，已超出了山头、派系之见，站在党和国家的全局角度，直言犯上、不计得失时，在感到一丝惭愧的同时，既为有这样的属下高兴甚至激动，内心也涌出一种使命感。另外，觉得在此关键时刻，如果再屈忍畏缩，不敢担当，恐怕将有损自己在下属心目中的形象，这更大为不妥。总之，刘少奇说出了上述那番由衷之言，不如此，也许就不成其为刘少奇。其后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报告、在“西楼会议”上的发言，都显示出了刘作为一位时代所赋予的领导者的勇气和责任。

但真正“成大事者，忘我而行”，这个“忘我”，就像李世民，“忘了”李建成和李元吉是自己的亲兄弟，杀之而得皇位；就像刘邦，“忘了”项羽要烹煮的是自己的老爸，求其分一杯羹；就像朱元璋，“忘了”为自己打下江山生死弟兄，残害开国元勋；就像邓小平，“忘了”自己写的“永不翻案”，终以三落三起。 所以，准确的说不是“忘我”，是“望我”，不是把自己忘了，相反，是只认准自己、只相信自己、只为了自己，“宁可我负天下，毋使天下人负我”。那些在紧要关头，还爱惜羽毛，寻思着、惦记着、顾忌着自己的名和利，就像刘少奇，在毛最后一次召见他时，还想着自己一个人承担罪责，保护其他人（据知情人说，江青事后向毛泽东点出：刘少奇还是不服。文革要深入发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干部是党的干部，是毛主席的干部，该打倒就打倒，该解放就解放，何用他多嘴。此话正说中毛的下怀，在毛看来，刘是在收买人心的同时，把人们对文革的怨恨都统统集中到他本人身上来1）。那么，“杀君马者”，非“道旁儿”，而正是自己。“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者，在其有道，若无其道，何以制之？故道者，御人也；御人者，无道也。大概这就是毛所以为毛、刘所以为刘的缘故吧。

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里，吴家少奶奶在回答慈禧如何做好经营时说：一个字：变！即因人而变，因事而变，因时而变，因势而变。人事之朝夕，时势之转瞬，皆在无常而变。故变者，即道也，道者，即变也。此即如《孙子兵法》所言：“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斯于日新月异之当世。

第二天会上，针对彭真关于毛的那番话，果真有了周恩来、陈伯达的指责，也有了邓小平的缓颊、彭真的自辩，当然，更有了刘少奇的明确护持。而这一切，自然一如既往，或原汁原味或变汁变味地送上了毛的案头。

对于毛泽东来说，相对于彭真的那番话，刘少奇的态度更重要；相对于刘对彭那番话的态度，刘对“三面红旗”（“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的态度更重要。因为在毛看来，这直接关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他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针对毛最为看重的“三面红旗”，在报告起草委员会的讨论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有不同侧重发言，也表明了不同的态度。

刘少奇说：“比较难说的‘三面红旗’问题”。毫无疑问，“难说”二字，至少表明了一种不坚定的态度。同时1月2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大会报告时，刘接受了陈云“允许怀疑（三面红旗）”的意见，暗示着刘也是赞同陈云“怀疑”观点的。在后来公开发表的刘少奇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中，谈到“三面红旗”时，刘是这样说的：“‘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的做出结论。”这段经典性的一段话，后来被人们广泛引用。很明显，刘对“三面红旗”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2

首先，“难说”在什么地方？为什么“难说”？刘少奇都没有讲。其次，“现在都不取消”，难道将来要取消？另外，“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哪些问题看得不那么清楚？为什么看得不那么清楚？刘也没有讲。为什么出了问题，不能像邓小平说的那样：重视他爱护他，想办法解决问题。而非要等到5年、10年后去总结呢？

周恩来认为报告中有关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要多说几句。总之是倾向于肯定和褒奖“三面红旗”的。

邓小平说：人民公社如果经过试点更好，既然早产了就应当好好爱护他。对早产的孩子有四种态度：一是不要，这是右派；二是对付对付，不认真；三是拔苗助长多给猪肉吃，多运动。这三种态度都不对，主席的态度是重视他爱护他，想办法解决问题。四种态度跟哪一种走？当然跟主席走，一定有希望。3

1月25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主持召开了有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及中央各部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报告第二稿进行讨论表决。在这之前，改好的报告稿曾送报给了毛，毛虽然最后一部分没有看到（修改稿起草委员会通过一部分，即送毛看一部分。最后一部分通过后，刘少奇等人立刻向毛直接汇报），但表示“赞成这个方向”。 毛本人没有出席这个扩大会议。

会上刘少奇解释了三个“不提”：一不提“15年赶超英国”；二不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三不提“人民公社一大二公”。4

“15年赶超英国”是毛泽东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最先提出来的。1月27日，刘少奇向大会作口头报告、再次谈到这一问题时，毛插话说：少一些时间是不行的，多一些时间是可以的。这一不提，意味着中国开始正视自己的国民经济实际状况，特别是毛泽东，摈弃了好高骛远、急于求成的政策和做法。他在吸取了“大跃进”的教训后，再也没有在经济上重蹈冒进。

《农业发展纲要》，是毛泽东花了很大心血精力，从1955年开始，经过两年反复讨论修改，又经过两年实践才正式实施的。柯庆施在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就质问：《纲要还要不要》？可见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不提《纲要》。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也是毛泽东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说的：人民公社的特点，就是一曰大，二曰公。事实上从1961年起，在党的文件报刊上就很少提“一大二公”了，所以这次报告中不提也并不太出人意料。但刘在会上专门说到这个“不提”，表明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有人对“一大二公”提出质疑，一方面也有人坚持。说不定哪一天一旦条件适宜，又会重刮“一大二公”的“共产风”、“平调风”。所以这个问题必须予以说明，以引起大家的重视。

这三个“不提”，反映了中央高层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转变，以及在这些转变上所采取的态度。但从高层领导对“三面红旗”和“三个不提”，表现出来的不同看法，以及在大一统之下掩盖、潜隐着的分歧和矛盾。尤其在事关毛、刘不同之见问题上的走向，随着事物的演变，这些不同的看法、分歧和矛盾，慢慢酝含、交织、显现为各种利害关系和冲突，在经济形势逐渐好转的同时，中国社会却逐渐步入了一个波谲云诡、风声鹤唳、动荡不安的时代。

1962年1月27日，是“七千人大会”第一次全体大会。随着毛泽东一句简短的开场白：“同志们，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今天开幕。请少奇同志报告”。于是一篇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通称“口头报告”）诞生了。

注释：

1 《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高文谦著，第218页。

2《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张素华著，第125～126页。

3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张素华著，第126页。

4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张素华著，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