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十二篇
季鹏
应该说，不管是从领导抗战的坚毅不拔和奋不顾身，或者从其在抗战中统筹帷幄、高瞻远瞩的战略和策略来说，蒋介石都不愧为卓越的军事家，名副其实的民族英雄。比如，在战前多年他就判断中日之战不可避免，从而积极地从亊战争准备；认定这场战争将是场持久战，中方的基本战略是以持久对抗速决，“以空间换时间”
天时地利夺得大陆政权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过去了，借助盟国美国之力，中国取得了近代史上反侵略战争的首次全胜。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全国人民有如噩梦初醒，一时兴奋得如顛如狂，如痴如醉，他们尽情呼喊，尽情欢跃，一抒八年心中之积郁！当时每个老百姓都不假思索地认为：和平终于来临了，国家和人民从此將获得新生，苦难将一去不返。一个美好却又矇胧的新时代展现在国人面前。
可惜，这个美梦很快就破灭了。历史并没有展现它的笑容，外患刚去，内忧接踵而至，刚刚经历了八年战争蹂躏的中华大地，硝煙又起，国共重启战端。
国共两党在大陆争斗了二十二年，在绝大多数时间，国民党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但它并没有将共产党斩尽杀绝。共产党却凭借八年抗战得以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最后以三年多时间彻底打败了国民党，将它赶去了台湾。这确是一件奇迹。下面，我们看看这场斗争的最后画面，并从中寻求这一结局的玄机。
第七十六章 战略失错下蒋介石政权的尴尬和
战后美国的和平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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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治国路径选择上的尴尬
应该说，不管是从领导抗战的坚毅不拔和奋不顾身，或者从其在抗战中统筹帷幄、高瞻远瞩的战略和策略来说，蒋介石都不愧为卓越的军事家，名副其实的民族英雄。比如，在战前多年他就判断中日之战不可避免，从而积极地从亊战争准备；认定这场战争将是场持久战，中方的基本战略是以持久对抗速决，“以空间换时间”； 择定四川作为战时后方大本营、“民族复兴基地”等等。都显示了其远见卓识和非凡的战略眼光。战争开始后，又主动将敌人进攻的主战场由华北引至长江流域，以避免元朝灭宋之悲剧重演。蒋又料定日本的野心必将导致战争的国际化，引来美国参战，为此制定了“苦撐待变”的战略，告诫其部下和民众：“不患国际形势不发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这一切都被后来的亊实证明完全正确。这种远见卓识同样也表现在对共产党的认识上，蒋最早认识到苏俄借与孙中山合作之名，扶持中共成为中国正统取代国民党之野心，故始终认为，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为此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正确方针。这一切都说明蔣在国民党内确系首屈一指的政治人才，堪当孙中山继承者和国民政府首脑的重任。
可是这样一位杰出人物，在与中国共产党的爭斗中，为什么最终一败涂地呢？表面地看，这主要在于他缺乏足够的“执行力”，即面对各种干扰和阻碍，不能将既定之方针政策贯彻到底之能力，往往使既定之目标半途而废，功亏一篑。如，积多年与中共打交道的经验，蒋深知对付共产党只有武力剿灭一途，可是在第五次围剿得手之后，基于国家和民族大局的考虑，蒋又想以中共的生存换取与苏联联合抗日，结果被骗，“交易”不成，反使中共赢得了重振旗鼓、东山再起的的机会；“西安亊变”凸现了蒋用人失察、甚至敌我不辨之大错，但其后囯民党内互相倾轧并未停止，蒋对统一内部显得无法、无能；在国共争夺东北的内战中，屈服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压力，放弃击败共军之良机，下令停止对己经溃败共军的追击。终使其获得足够的喘息之机，卷土重来，反败为胜。凡此种种，均促成了“共胜国败” 的结局，也说明了蔣遇亊不能坚持、决断到底，欠“狠”欠“稳”，说到底，乃是其受传统儒家文化之正面影响过甚，碍于虛名而致实祸，皆因其“厚黑之道”远不及毛之故也。
有关在二十余年国共两党斗争中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重大战略失错，在本部之开篇章节中己有论述，这里再补充一些相关问题，这些问题对后来的结局同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首先是施政路线、治国方式的选择问题。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成立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上层，曾经有一场关于未来治国方式、执政模式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提出应仿效和学习希特勒的执政方式和理念，实行类似纳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理由之一是亊实证明纳粹主义是对付共产主义的的有效方法，实乃共产主义之尅星。亊实还证明，纳粹在团结带领德国民众奋发图强、医治战争创伤、迅速走上富国強兵之路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效，给类似的中国提供了希望和榜样。蒋介石本人亦颇欣赏德国道路，并为此釆取了一些实际措施：如着人翻译希氏的传记《我的奋斗》和纳粹的有关理论书籍；派出一批批官员去德国考察学习；聘请大批徳国专家来华担任各相关部门的顾问，等等。一时间，大有要学纳粹、走德国道路之势。
可是，这一派终于失势了，向德国学习的势头被遏止住了。原因在于，在国民党和中国知识阶层，留学美英，尊奉自由、民主、宪政的政治理念的占绝对多数，而且，三民主义本身亦属于西方民主宪政之大系，孙中山还按照美国的模式规划了建国的具体步骤和兰图。因此以美国为榜样走宪政民主之路自然成为国民党的最终选择。加之希特勒德国恶劣的种族主义排犹行为，和对外侵略扩张的举措，使其声名日益狼藉，蒋介石作为孙中山的继承人和三民主义信徒，只好“弃德从美”了。
可以说，这次路徑选择，对于国民党有着生死存亡的意义。表面地看，选择自由民主的美英道路，合符历史发展的潮流，符合国家民族之根本利益。但是，这是从长远而言的，却并不契合当时中国的现实状况，不利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当时中国的情况是，名义上实现了国家统一，实际上仍然四分五裂，大小军阀貌合神离，各据地盘，各怀异志，国家政令不通，国民党内斗不止；特别是共产党作为国民党的死敌，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建立了国中之国，在全国不停发动武装暴乱，发誓要以武力推翻国民政府；再看当时的民众，百分之九十以上为文盲和半文盲，贫穷加愚昧是其基本特点，有着在几千年皇权统治下充当奴隶和顺民的传统。除了占人口极少数的知识分子，广大民众对于自由、民主、博爱、人权等现代政治概念，既一窍不通，也没有这种诉求，相反，跟从陈胜吴广“均贫富”造反，倒是很容易接受。
由上述可见，在这片土地上并没有实行民主政治的土壤，却有着适合共产主义革命的气候和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民主政体正好为共产主义的传播发展提供了温床，因为实行民主，让民众拥有言论、出版、信仰、结社、示威游行等自由，就会使共产党活动合法化，让共产主义容易掳获民心；“民主”还可以让人们不听从政府的法令，使政府失去权威；“民主”也不能很快解决民生问题，反而容易使贫民失望；“民主”不可能迅速使国家強盛起来，从而失去精英阶层的支持。总之，西方的民主政体这剂药方与中国的病体不太对症。反之，在乱世，在普遍贫穷和愚昧的条件下，用“阶级斗争” 去煽动仇恨，煽动抢夺与杀戮；以“均贫富”号召鼓励人们造反，却很适合占人口多数的底层民众的口味， 满足人们一夜暴富的梦想和愿望。
就这样，决心走英美式民主宪政道路的国民党，与打着“均贫富、等贵贱”、“劫富济贫”的旗号、煽动搞暴力造反夺权的共产党之间的斗争，先天地处于不利地位。
可以反过来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国民党毅然釆取希特勒德国的治国模式，真正把希氏和纳粹的功夫学到了手，那情况首先将是，中共将和德国共产党一样，再沒有在国内立足的余地，很难在苏联的卵冀下发展壮大起来。与此同时，中国可能变成在国民党领导下实现真正统一的強大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日本在对它动手之前大概也要三思而行。即使会有后来的抗日战争，日本也不会那样势如破竹，为所欲为，更可能的是，它要寻求与中国妥协，联合“反共”，把矛头指向“北极熊”， 或者绕开中国“南下”。
没有了共产党的壮大，当然就没有了后来的国共内战，历史都将重写。
当然，从国民党方面考虑，因为它最终要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所以，“学纳粹徳国” 也只能是权宜之计，当真正统一了中国，消除了共产党威胁之后，它便又会回到三民主义的道路上来。所以它“学德国”也是有条件、有限制的，对于纳粹的种族主义和对外侵略扩张，它不能学，也不会学。
可是，这个“权宜之计”终究没有实行，而是东施效颦地效法美英的民主政治来，自然学得不大好，中国人民不满意，罗斯福、杜鲁门、马歇尔和美国人民也不满意。杜鲁门于是强令国民党吸纳中国共产党共同执政，搞“联合政府”，学美国式的两党制。然而在共产党存在的情况下让国民党搞民主政治，只会让它陷入无法自拔的尴尬之中，最终走向垮台。比如：它两次与中共“合作”，两次都处于领导地位，但两次都以失败告终。第一次险些被共产党“篡党夺权”。第二次重蹈覆辙，没能“溶共”，反而被共“溶”了大半。最后彻底失败，溃逃台湾。
美国人错误地以为蒋和国民党不能“容共”。其实恰恰相反，是“容”得太过分，主客倒置了。比如在抗战中，蔣对待中共的政策甚至超越一般民主国家的底线，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时期蒋放弃实行战时体制，反而加速然实行政治民主化，推行由“训政” 向“宪政” 的转变，结果正好被对方利用作为推翻政府的手段。
事实证明，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要求国民党以“民主政治”包容共产党是不可能的，无论它怎样迁就中共，（己经容忍在一国内存在两个政府，两支独立军队了，还要怎样宽容？怎样“民主”呢？）最终都会失败，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共及其后台苏共不允许国民党与它同时存在，共产党追求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天无二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共产党不容许有另－个政党与它共享政权。
蒋为什么明知自已无法以民主政治“溶化”共产党，为什么还要做这种劳而无功、有损无益之事呢？是因为美国人要他这么做。他为什么要听从老美的话？因为他有求于老美，这也是“学美国”，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必然结果。
而美国人认定民主可以战胜独裁，自由可以战胜专制，它自已也做到了，所以它坚持要蒋介石和国民党也这么做。可蔣和国民党人知道，在中国，用民主手段无法战胜共产党，而只会被共产党所消灭。但他们不敢与美国人对抗，因为此时蒋政府已离不开“美援”。就这样，只好听天由命了。
民主可以战胜独裁，也许从长远看是如此，但不是每个时期、毎个地方、每件亊情上都必然如此。近代中国多扮演被列强欺侮、侵略的角色，但是上帝并没有主持公道，让它战胜列强；二战同盟国最终战胜协约国，那是因为同盟国的武力最终超过了协约国，之前，在欧战中，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民主国家都被希特勒德国秋风扫落叶般一扫而光了。
还可以看出，－般地说，在同等条件下，民主国家不是专制极权国家的对手，因为专制极权国家可以把全国男女老少全都驱赶去作战，可以让老百姓的毎一文钱、每一滴血用于战争。民主国家恐怕很难做到。
何况，毛泽东在运用和发挥极权政治的优势方面绝不亚于希特勒和斯大林，而蔣介石则远逊于罗斯福和丘吉尔，他败在毛泽东的手下也就毫不奇怪了。
从根本上讲，国民党的路径选择决定了它后来的尴尬和最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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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遗余力撮合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美国特使
二战中，中国主要借重美国成了世界“四强”， 借重太平洋战争和原子弹最终战胜了日本。中国人民（除毛统区之外）和蔣介石对美国的感激之情是由衷的，溢于言表的，而美国也就靠着这份“恩徳”，这笔“资本”， 在战后直接干预、主导中国的政治。也许他们的主观愿望是要巩固蔣介石国民党政权，并把中国建成如美国那样的民主国家。但是，由于不同的国情、不同的文明背景和思维方式，结果亊与愿违。
最初想到对二战后中国政局走向进行干预的是罗斯福总铳。随着欧战日益接近尾声，各个国家，各派势力开始进行战后政治规划。这时，美苏战后对峙的格局初步显露，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自然看到中国在这种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国倒向那一边，将严重影响双方力量对比的天平。罗斯福幸而看到，蒋介石政府站在自由世界一边，不过，他也看到了，蒋政府并不十分稳固，中国共产党己成为中国一支重要政治力量，苏联无疑会利用这支力量来改变中国的现状。这时二战己接近尾声，罗斯福想帮国民党一把，把中国建成自由世界可靠的东方堡垒，他派出了他的私人代表到中国来帮助蒋介石完成这一任务，可惜来不及贯彻自已的政策他就猝然辞世了。杜鲁门接班。杜氏也想到应帮助国民政府巩固政权，按照他的思路，国民党应进行改革，把共产党也吸纳进政府中来，从而建立类似美国的多党制民主国家。杜氏以为，这样中国就可以成为自由世界在东方稳固的堡壘。
在杜氏和一些美国人看来，进行这种改造并不是很难完成的任务，只要向共产党开放政权，诚恳地欢迎它回归到体制内来，就会皆大欢喜，就会完成对中国的改造。
第一个担负这一光荣使命的是罗斯福派出的私人特使赫尔利（后一度任美驻华大使）。赫氏是一位军人，立场比较传统、直率，他一到任就向蒋介石挑明，他来华的宗旨是“维护国民政府的巩固，拥护蒋委员长作为中国的领袖。”其具体工作就是促成国共两党在蒋的领导下实现合作、统一，并利用共产党的军队抗日。为此，国民政府也要向中共作出让步，吸收共产党人到政府中来。
这也合符蒋的心意，他对赫氏的到来表示欢迎。但是，他不认为能够顺利完成这一任务，因为中共决不会那么配合，那么“馴服”。 但碍于友情，他不好向这位友好使者泼冷水，只好任由赫氏去进行斡旋。
果然，不久赫尔利就干出了一件令人吃惊的成果，他与中共达成了与国民政府合作和改革政府的协定。
原来，赫氏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于1944年11月7日偕包瑞徳（曾担任“迪克西使团团长” 的包瑞德）亲自飞赴延安，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等开展面对面的谈判。开头并不顺利，因为中共未知他的底细。当毛泽东等人弄清楚他对中国政治的奥妙一无所知之后，决心利用单纯的他来搞一次小小的政治讹诈，于是迅速改变了态度，两天后，与其达成了五点协定，毛爽快地在协定上签了字，赫尔利作为中间人也签了字，留下了空白地方是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签字的地方。赫尔利踌躇志满地宣称：剩下的只是程式的问题。仿佛他己经大功告成了。
周恩来随赫尔利回到重庆。赫兴致冲冲地把协定文本给蒋介石，谁知，蒋看过之后，蒋冷冷地告诉他：这里面除了陷阱就是空话，没有任何价值，他自然不能在上面签字。
赫尔利傻眼了，他不知道自已辛辛苦苦弄出的东西蔣为什么不屑一顾。在他看来，这个协议公正合理，切实可行。
我们且看它的原文：
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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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亊力量，以迅速出击日本与重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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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联合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亊、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同时，军亊委员会应攺组为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亊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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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徐贫困自由的各项政策。
四、 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联合军亊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和军亊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该公平分配。
五、 中国联合国民政府应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之合法地位。
蒋告诉赫尔利，第一条统一军亊力量就是一纸空文，一个陷阱，共产党不会真正交出一支枪、一个兵，不信你可以试一试要他们哪怕将一支小小的军队交出来。而如果一个国家有两支对立的军队和两个行政系统，就谈不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其他如 “新民主主义”的政策，都是陷阱，共产党都有它特定的解释。
为了说服似信似疑的赫尔利，蒋提出了三条“反建议”，作为检验中共是否有诚意的试金石，这三条是：1、国民政府允许中共军队加以改编，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2、中共应将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的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3、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
赫氏将这三条“反建议”转给了周恩来，周当即表示不能接受。双方接着展开了唇枪舌剑的谈判，直到次年2月，结果无果而终。
赫尔利初步领略了中国政治的复杂诡异和中共的厉害，毛泽东、周恩来算是给他上了中国政治的第一课。自此，赫对中共和中国政治有了一些认识，不再那么单纯，那么盲目乐观了。他不客气斥责中共实际上是在搞“军阀割据”。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猝然去世，接任的是原来的副总统杜鲁门。比之罗斯福，杜氏更讨厌国民党和蒋介石，对赫尔利的工作也非常不满，他认定不能将中共吸引进来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主要是蒋和国民党想维持其“一党专政”的结果。他悄悄将美国对华的政策罗盘拨向左转。
赫氏回到华盛顿述职，受到美国外交当局的指责，这使他十分恼火，他申辩说，是国务院中的亲共分子破坏他的工作。美国政府包括国务院和白宫由于受亲共分子的影响，对华政策摇摆不定，自己制造混乱，使他难以工作。
由于得不到当权者的支持和谅解，赫氏在对当政者公开提出严厉的批评之后，果断地抛出了一封辞职信。
杜鲁门立即批准了他的辞呈。这时已是1945年11月，杜鲁门着急地物色另外的人选，以完成赫氏未完成的使命。
新的总统特使很快就确定了，这是一位顶顶有名的人物，美国五星上将、功勋卓著的马歇尔将军。这时国共两党在重庆的和平谈判刚落幕，战火又燃起来了，且有越烧越旺之势。因此，杜鲁门赋予马氏的紧急任务首先扑灭中国内战的战火，恢复和平。根本的任务刔是“调处”双方的矛盾和分歧，撮合两党成立联合政府，实现国家统一，走上和平建国之路。
马氏兴冲冲地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于当年12月15日踏上赴中国履职的旅程。为了给马氏此行打气、壮声威，杜鲁门于同日发表了一篇对华政策声明，其要点是：在中国，和平是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他強烈希望国共两党停止敌对行动，召开由各主要政党和代表人士参加的会议，成立团结、统一的“民主联合政府”。 杜鲁门特别強调指出：孙中山建立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已经过时了，美国不支持蒋介石用武力统一中国。美军不介入中国的内战。同时他也呼吁中共交出“自治性军队”， 所有军队并入中国政府军队系列，等等。
杜鲁门的声明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由罗斯福时代的支持中国现政府实现国家统一，转变为对国共两党采取中立的调停者角色，并且先入为主地认定是国民党和现政府的政策妨碍了国家统一，因此它把迫使国民政府改变对共产党的政策作为实现这种统一的基本条件。而其主要手段和筹码则是蒋介石盼望的“美援”。在马歇尔来华之前，杜鲁门明确地对他进行交底：
“在你与蒋介石和其他领袖的会谈中，你有权以最坦率的态度和他们谈话。特别是谈到中国人需要贷款、经济方面的技术援助以及军亊援助时，你可以说，一个不统一的、被内战弄得支离玻碎的中国，实际上是不能被认为在上列各方面取得美援的适合地区。”
杜鲁门在这里颠倒了亊物的因果关系，他不认为这个“支离破碎”的中国是共产党执意造反造成的，而是国民政府的政策造成的，所以，国民党不能以武力统一中国。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和平谈判一途。
杜鲁门的对华政策宣言立即受到了中共的热烈欢迎，仅仅美国不支持蒋政府以武力统一中国、美军不介入中国内政这两条，就使中共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吃了定心丸。它最耽心害怕的也就是这两条。
在杜氏声明仅仅四天之后，毛泽东等人就以愉快的心情给下属下发了一个叫做《关于美国对华政策变动和我党对策》的内部指示，内中坦白地说：
“我们准备利用杜鲁门的声明，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向国民党开展和平政策攻势，以配合解放区的自卫斗争。”
可以说，杜鲁门的对华政策，奠定了共产党在其后国共内斗中胜利的基础。
挟带着杜鲁门上方宝剑的马歇尔风尘仆仆而又趾高气扬地来到了中国，1945年12月20日，马氏飞抵上海，这位被美国同亊喻为“去设法统一中国” 的美军五星上将，先向己在中国的美国同行征询对他此次使命的看法，不幸的是，他得到的几乎全是否定性的答复。
接替史迪威任驻华美军司令的魏得迈坦率地对他说：“马歇尔将军，你绝对不会成功，这个计划根本行不通。”
马氏吃惊地反问：“为什么？”
魏答道：“阁下，国民党现在掌握着这里旳全部政权，我敢肯定，他们是一丝一毫也不愿放弃的。同时，共产党决心把全部政权夺到手，他们还得到莫斯科的支持。你想把他们拉在一起，那真是半点可能性都没有……你来到这里，执行的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使命。”
马歇尔被魏氏的言语激怒得“两眼冒火”、“ 满脸通红”，顿时喪失了往日的理智与持重，用几近咆哮的语调对着他这个昔日的下级吼道：
“魏得迈，这个计划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成功！而且我还要你协助我共同完成它。”
这时国民政府尚未迁回南京。为迎接马氏到来，蒋介石夫妇特地从重庆赶到南京，迎候马氏并与之晤谈。
对于蒋介石来说，马歇尔的到来绝对不是一件好事，这不仅是他带来杜鲁门不友好的新政策，还在于马氏本人，马氏曾任美国陆军部长、总参谋长，是二战时中国战区统帅部首任参谋长史迪威的好友，史氏就是由他推荐来中国担任此职的。后来史迪威与中国将领和蒋介石的关系恶化，史迪威向罗斯福提出要求取代蒋介石指挥中国军队。这一无理要求自然受到蒋介石的抵制，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蒋要求罗斯福将史迪威调回美国，结束了史氏的军亊和外交生涯。生性尖刻的史迪威因此对蔣介石十分仇视，耿耿于怀。可以推知，作为史的好友和推荐人，马歇尔无疑对蒋和中国政府深藏介蒂。如今马氏以“钦差大臣”身份来华主持“调处”国共关系，对蒋和国民政府拥有了更大的约束权和处置权，他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为自己的老友暗中“复仇”。面对如此一位人物的到来，蔣在内心的波澜可想而知。
蒋、马的会谈气氛是坦诚的，蒋夫人宋美龄亲任翻译，蔣以不亢不卑而又谨慎的态度接待了这位美国总统特使。
一开始，马便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告诉蒋：战后需要和平，美国希望看到中国早日和平統一。接着毫不客气地端出了他的底牌和杀手锏：
“美国人民強烈反对自己的政府卷入别国内部争论的任何行动，美国人民的首要利益是世界和平，虽然他们对中国人民怀着伟大的友谊，除非他们看到确实的证据证明目前获致和平解决中国的内部争端的努力取得成功，他们将不允许总统保持对中国的军亊援助和对中国提供经济援助。”
看到面无表情的蒋介石，马氏继续说下去：“鉴于公众的情绪，除非为面临的问题的和平解决釆取明确的行动，要在这个地区维持美国的包括飞机、船只和人员在内的军亊力量，是更为困难的。”
到了蒋作回应的时候了。面对马氏咄咄逼人的攻势，蒋不作正面回应，却把话题岔开：
“杜鲁门总统声明中提到取消中国自治性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的必要性是极为重要的部分，也是中国实现统一的关键所在。”
对此，马歇尔不得不表示同意：“委员长的见解有道理，如果有两支独立的军队，你就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国家，这是不言而喻的。”
蔣接着提醒一个重要问题：“苏联与中共之间存在着明确的联系，中共在广泛的政策方面依赖苏联，苏联已在满州用武器装备的方式援助中共。苏联的目的是在满洲建立一个中共控制下的傀儡政权，苏联在满州的司令官有意拖延从满州撤走苏军，是作为援助中共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像该司令官公开声明的那样，是应中国政府之请。”
蒋用这种方式提醒马歇尔，与美国声称不援助国民政府相反，苏联正在大力援助中共。蒋说的完全是亊实，苏联已将可以武装数十万军队的日本在沈阳的军火库的军火全部移交给中共，还帮助中共在东北各地建立政权。而杜鲁门为配合马歇尔压蒋，则下令停止帮助国民政府运兵去华北、东北，使得中共在华北和东北能够顺利地抢占地盘，強行接收日伪军队和物资，共军进入东北如入无人之境。
鉴于美国政府对苏联的行为比较敏感，所以蒋氏故意把话题扯到与苏联有关的问题上来，以剌激一下这个美国人的神经。
从初次交锋中，我们看出，蒋的智慧和手腕丝毫不逊于马氏，甚或过之。蒋说的道理充分有力，无懈可击。无奈此时美方“压蒋扶共”的政策已定，蒋只好任由其去“调处”，随机应对。
与在蒋处碰到不软不硬的钉子相反，马歇尔在重庆受到了中共热情的欢迎和赞赏。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先期到达重庆等候，俟马氏一到，周等立即上门拜访，周首先代表毛泽东欢迎马特使来华调解，对杜鲁门总统的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赏，还表态说中共热切地希望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周说这话时的背景是，在此时囯共的军亊较量中共军正处于不利地位。
周代表中共向马氏表示愿意立即进行和谈，首先双方应立即无条件停火。
中共所表示的一切非常适合马特使的胃口，双方几乎情投意合，一拍即合。第一次中共就给马氏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于是马大人马不停蹄地首先抓双方停战的工作。经过一番紧张运作，终于在1946年1月10日迫使处于有利地位的国民党签订了停战协定。
接下去，马的调处工作非常顺利。马决定从最关键的军亊整编，亦即建立统一的军队，实现“军队国家化” 入手。由马氏主导，成立了包括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马本人的 “军亊三人小组”，拉开了整军的序幕。
经过一番紧张的讨价还价，终于在2月25日达成了一个叫做“军队整编及統编中共军队为国军的基本方案”的协定。双方同意按5：1的比例整编国、共军队，整编后的军队统归国民政府军亊委员会统一领导、指挥。
整军协定的签字，使马歇尔获得了一个“中国和平、团结、统一的接生婆” 的称号。志得意满的马特使此时向杜鲁门报告他的个人感受：“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他们的许多成就都是建立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的。”“中共正在努力引进美国的政治制度。” 意即在未来的谈判中中共一方不会有任何问题。他对中共的“改造” 已经接近大功吿成了。
整军协定签订后，三人小组立即启程飞赴各主要战区巡视停战协定和整军协议的执行情况，他们风尘仆仆，马不停蹄，所到之处多则停留两天，少则一天，主要听取当地将领的汇报，连走马观花都谈不上。马歇尔认为，这时主要任务是落实停火，“整军”实则八字没有一撇，只是做一些前期准备工作而己。由于是共产党主动要求停火，共产党当然要给马特使一点面子，基本上停了火。国民政府的军队则在马特使的控制之下，自然不敢违令。所以，表面上停火协议生效了，形势一片大好。
三人小祖巡行的高潮和最后一站是延安。3月4日，巡视小组飞抵延安，中共头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倾巢出动，来到机场迎接，还组织了仪扙队和夹道欢迎的群众，场面非常热闹。共产党的热忱使马特使感动。当天白天，马拜会了毛泽东和朱徳，双方进行了简短而又友好的交谈。
入夜，延安为巡视小组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毛泽东在宴会开始时致词，热情举杯高呼：
“中美合作万岁！国共合作万岁！全国人民团结万岁！
祝杜鲁门总统健康！祝蒋委员长健康！、祝马歇尔将军、张治中张军和各位朋友健康！”
宾主觥筹交错，笑语喧哗。在无拘束的倾情交谈中，毛泽东说他打算搬去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又说南京太热，他太胖，怕热，准备住在淮安，开会时才去南京。引得哄堂大笑。
宴会之后，主人还为贵客们组织了歌咏晚会。
马歇尔知道，在延安这种贫穷偏远荒蛮之地，组织这种规格的欢迎实属不易了。他感到了中共的真诚配合，心存感激。
巡视结束了，马特使踌躇志满，认定他的使命已接近大功吿成，他应该向杜鲁门总统汇报并炫耀他的不凡功绩了。略作准备，就飞回美国“述职”去了。
马氏一走，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长长吁了一口气，总算把这出大戏演完了。而且演出效果不错，马歇尓洋大人完全被蒙在鼓里，蒋介石也很遵守达成的协议。现在应该认真筹划下一步的逐鹿中原了。
毛泽东想起近几个月来配合马歇尔的演戏就感到兴奋不己，他觉得美国人比蒋介石更好对付，这个美国五星上将不过如此，把他玩弄股掌之上还自鸣得意。毛对于和谈从来就“不抱幻想”，不过他认定和谈也是一种手段，当和谈对自己有利时，不妨也玩一玩这个游戏，之前他就在重庆与蒋介石“玩”了四十多天。1945年10月11日，毛从重庆签订完“双十停战协定”回到延安，第二天他就布置他的军队大打。过了一天，蒋介石也布置大打。大概双方部没有耐心再玩这个游戏了。只是这次共军打的很不理想，再打下去眼看对自已更加不利……恰巧这时马歇尔大人来到了。马说要立即停战，和平第一！毛共求之不得，一拍即合。于是决定配合马大人上演－次“和平调处”的大戏。
可是这个马大人产生了错觉，以为共产党真的対他友好，听他指挥了。接下来他按计划搞他的“整军”、裁军，实行“军队国家化”，毛泽东决定再让马大人高兴一下，叫周恩来配合他演戏。于是马大人更高兴了，以为他的使命己经成功在即，赶紧回去给杜鲁门报喜……
真正的情况、即毛和中共对整军、裁军的真实态度，毛泽东在从重庆谈判回到延安之后的第四天，即1945年10月15日在干部大会上作的内部讲话（收入《毛选》第四卷叫做《关于重庆谈判》）就己经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了，那就是：“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马歇尔跑回美国去了，毛认为这场游戏是该收场的时候了。
马歇尔前脚刚走，毛共就密令挑起烽煙，不过这回选择的地点是关外的东北，即山海关之外的满洲故地，因为马氏主持的国共的停战协定只管关内，不包括关外的东北，即使马氏回来也无可奈何。而这时东北正在苏联的军亊占领之下。早在日本投降之初，在苏联占领军的黙许和配合下，毛共已偷偷地、捷足先登地向东北大肆运送军队和干部，到1946年春末，总人数已接近三十万。比几个月后才赶来的国军多五六倍。毛决定利用这种有利形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地盘，消灭国军，实现其“独霸东北”的战略构想。
毛于是下令立即开打，快打、大打。
3月20日，林彪统率的东北共军（从1946年元月起，毛从各地调赴东北的共军由原来的定名“东北自治军” 改叫“东北民主联军”）攻陷战略重镇四平市。4月18日攻占长春。在苏联红军的主动配合下，4月23日，共军占领齐齐哈尔。4月25日，夺得哈尔滨。后几个城市原来都在苏军控制之下，实际上是苏军变相交给了共军。
眼看共军在东北攻城掠地，迅猛异常，蒋介石着急了，国军最初进入东北只有两个军，此时蔣不得不急调后续部队赴东北增援。赴东北的国军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是精粹之师，从印缅战场上凯旋的新一军、新六军是其主力，是用美械装备起来的现代化部队。相反，共军虽众，但多为乌合之众，所以几经交手，共军迅速溃败，多个城市和地盘反被国军收复。
正在这时，马歇尔匆匆回到中国，马氏一看儍眼了，一切都变了，东北地区烽烟滚滚，他辛辛苦苦、引以为自豪的“和平”成果毁于一旦。气急败坏的马特使呼吁紧急停火！停火！停火！
此时东北的战况对中共大不利，南线失守，北线不保。东北共军司令林彪执行毛的命令，集中全力固守北线的重镇四平，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二十万主力筑成的多重防线在新一军为主的国军现代化部队打击下迅速土崩瓦解，溃不成军，从四平败逃便不可收拾，一溃千里。5月19日，国军收复四平。5月21日收复公主岭。5月23日攻克长春。5月28日收复永吉。一连43天，共军从四平一直逃跑到哈尔滨，仍然无法稳住阵腳，准备继续北逃至中苏边境后打游击。
眼看东北共军主力有覆没的危险，周恩来气急败坏要求马歇尔执行东北停战协议（国共双方在3月下旬曾签了东北停战协定。可是中共立即撕毁协议，对国军发起进攻，详见后面章节），并威胁说否则将在关内发动全面内战。马氏也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不断以停止美援相威胁，要求蒋介石立即发布停止追击的命令。在马的一再的施压下，蔣介石退缩了，下达了停止追击共军的命令。这时前方将士认为胜利在即，不应停战，一部分将士不惜冒违抗军令的风险，继续追击共军至哈尔滨郊外。但蒋顶不住美国人的压力，不得不下达更为严厉的停止追击命令。1946年6月3日。东北终于实现停火，并举行国共和平谈判。
谈判拖了四个月。四个月后，面貌一亲的东北共军东山再起，卷土重来。这时毛泽东决定在关内、外内同时发动全面内战，－心“促和”的马歇尔指挥他的军调小组工作人员到处去检查停战和整军协议的执行情况，对于中共来说，马歇尔已成了障碍物了。毛决定制造一点“亊故”让马特使警醒一下，让他懂得现在中国不需要他了，早点滚回美国去！
1946年6月9日和19日，共军在河南堰城和修武两地，分别策划、制造了袭杀军调小组成员张奋強少校和郭子琪少校的亊件。这使马歇尔十分震惊和愤怒，立即作出了不利中共的决定，并声称要追查亊件的凶手和幕后指使者。这就促使中共决定与他公开撕破脸皮。
接着，共军中掀起了一场“反美运动”。 7月24日，共军第五十四军53团曹志福部，在河北香河县安平镇召开“反美运动大会”， 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马歇尔滚回去！”等口号。7月29日曹部策划袭击路过安平的30余人的美海军陆战队人员，打死3人，打伤12人，此即所谓“安平亊件”。 不久，共军又制造了“塘沽亊件”， 袭击塘沽附近的美军军火库，造成美军5人死亡、16人受伤、军火库被毀。美军以及马歇尔与中共的关系濒临破灭。
面对中国的内战已经不可阻遏，马歇尔终于感到无能为力，他原来试图笼络、迁就共产党以实现停火，可中共不买他的账。而国民党也早就对他心存不满。马两面都不讨好。感到回天乏术的马特使，在当年8月10日，偕同新上任刚－月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
可是他并没有立即走人，他幻想中共对他还有好感，希望中共出面挽留他。可是奇迹没有出现，倒是战争的硝烟越来越浓了。他彻底失望了。次年（1947年）1月，马特使只得灰溜溜返回美囯。
杜鲁门和马歇尔的失败，表面上看是国共双方部不愿接受美国人的调处，都想“独占”中国，所以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人传统的“天无二日” 的思想作怪的结果；但实际上是美国人的认知出了问题，违背了国家政权的基本规律，想把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军事势力合二为一，把亊实上存在的两个政权、两支军队融为一体，当然不可能。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要实现真正的统一，只能依靠武力一方吃掉另一方，或者象东徳和西德、南朝鲜和北朝鲜那样，各霸一方。
马氏的失败其实也是杜鲁门的失败，可惜的是，杜氏并没有从中吸取足够的教训。杜氏的政策核心是避免美国卷入中囯的内战，以免造成美国士兵的伤亡。为此他最后不惜抛弃国民党，把中国让给中共。他以为这样共产党中国可以和美国和平共处。可是亊实证明杜氏的算盘打错了，被杜鲁门一度看好的中共掌权后，立即发动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迫使美国付出了十万青年的生命，更多士兵的伤残以及无尽的钱财。故有人嘲弄老美：如果美国舍得拿出这两场战争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投入去援助当年的国民党，也许就不需要后来的付出了——真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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