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附件三
季鹏
附三、 多少精英填沟壑：毛对“右派分子”的肉体消灭和对知
识分子的全面扼杀
如果在上一节我们主要记述了毛对中国知识分子进行精神催残的话，那么，我们在此节将看到毛在反右运动中对所谓“右派分子”继之以肉体消灭的滔天罪行。
在建国初期，毛主要借助所谓清匪反霸、土改、镇反、肃反等运动，以反革命分子、土匪、土豪劣绅、地主、恶霸等名义消灭了大批体制外、或者敌对方（国民党）投诚过来的知识分子。当时是釆取快速的“抓到即杀”或在镇反运动中以反革命罪处决的办法，更多的是交由农民、基层干部自行处置（打死），因此很少留下他们的文字资料，所以我们对这些冤死者也就知之不多甚至完全不知。直至今天，中共都拒绝为这些恶行的受害者甄别平反。有人误以为那是在“革命的急风暴雨”式的斗争中群众自发的过激行为。这绝对是错误的，它完全是毛有计划的屠杀，只要想一想当年毛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对到访的苏共代表米高杨说的所谓要“打扫屋子、清除杂草、垃圾、尘土、跳蚤、虱子”的话，就可知，毛在建国初期进行的各种名义的“运动”，都是其有计划的对己经归顺的、手无寸铁的所谓阶级敌人进行的恶毒的大屠杀。这是历史上任何改朝换代时期新朝统治者所没有过的暴行。正因为如此，那些被屠杀的人有的是自投罗网，有的根本没有想到逃离，结果全都束手待毙，引颈受戮。在毛建国初期这种“大扫除”中冤死者究竟有多少，只有留待历史去探究了。
反胡风和肃反，是毛从体制内和体制外结合、而且重点是对体制内知识分子迫害的开始。关于这段历史，我们在有关“阶级斗争”的章节中已简单介绍了。接下来的“反右派”和“文革”成了摧残、迫害知识分子的“主战场”，文革是一场综合性的对人类历史和文明的反动，我们将以专篇叙述；反右则是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廹害运动，这里主要讲述毛对右派分子的肉体摧残。
在毛信誓旦旦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和风细雨”、“不打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挡案袋）”的“感召”下，各类知识分子，包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大学教授、文化名人、由国民党投诚过来的老政客、老将军，以及更多的一般知识分子通通都落入毛撒出的“天网”之中，然后被其一个个清算、煎熬，有的被直接处死，有的慢慢折磨致死，有的让其自我灭亡。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特别是未经历其事的后来人，看到这么多各色人等都被毛“收拾”，一定会以为这是毛的手段无比高明所致，或是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幼稚、冲动所致。但这种认识是非常错误的！是不懂历史、不懂毛、“以君子之心度毛的小人之腹” 的结果。因为从总的方面说，那么多高级知识分子、老牌的政客都“上当受骗”，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幼稚无知，而是由于谁都没有料到毛作为 “一国之君”、一个号称“最先进”、要“解放全人类”的执政党的领袖，竟然是如此无赖，如此言而无信，如此出尔反尔，如此厚颜无耻下流！
上当受骗中的很多人都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者，有些是老牌政客（章伯钧、罗隆基之外还有龙云、黄其翔、陈铭枢、黄绍竑等等），还有一些是文化界、新闻界的名流，这些都是富有政治经验和社会阅历的知识精英，但正因为如此，他们也深知现代政治的“游戏规则”，深知作为政治领袖人物的起码道德“底线”。所以，才认定以毛的身份，在国家级大讲台上的公开宣示，白纸黑字的中央文件，正式座谈会上的推心置腹，公开场合的信誓旦旦，不应该是“骗人”的伎俩；因为古今中外的君主、总统或国家元首一级的要人，都没有这种先例。正如后来章伯钧私下对他女儿说的，他是“高看了共产党”，以为共产党作为一个大国的执政党，应该能够约束它的领袖，维护党的信誉。实则是低估了毛的流氓地痞本质和他无所不用其极的毒辣和卑鄙。后来的事实证明，从本质上说，毛仍然是盗跖、庄蹻、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一流人物。但是，毛又比上述这类人厉害得多，狡猾得多，狠毒得多，也高明得多。于是就发生了知识分子、饱学之士，遇到“无产阶级”领袖兼厚黑大师便－败涂地的悲剧。
完全可以说，仅仅是这场反右派运动的表演，便足可以将毛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前面我们已经说了一些大右派的经历，这里再说说更多的一般右派的来历，看看这些“右派分子”是怎样的一批人，他们是怎么“上钩”成为“右派分子”的。
首先，可以肯定地说，占右派绝大多数的一般知识分子（很多人其实够不上知识分子，如只有小学、初中文化的小干部、小职员，工人、甚至有中学生和小学生），并没有真正的“右派言论”，而是被毛的预设阴谋和陷阱将其“圈进”右派队伍里去的。具体原因可谓千奇百怪，但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向来与领导关系不好，不大听话，这种人就难逃厄运了；二是出身所谓剥削家庭，或者个人经历、社会关系较“复杂”，这些人早就是毛眼中的 “准阶级敌人”，划成右派是“理所当然”；三是在单位里有些异类，遭人忌恨，或人缘不佳，遭人讨嫌者；四是口无遮拦，随便发议论；五是完全意外的“无妄之灾”。
以下各举例以证实之。
由天。女，原籍吉林扶余县田家窝堡人，反右时在兰州大学医学院任马列主义教员，1957年被划为右派。由天被划为右派，她自己说是学校想提升她为副教授，但她却主动推辞掉。她这一“高风亮节” 之举不但没有赢得赞赏，反而引起领导、同事的指责，说她是故作清高，制造矛盾，破坏团结。反右时因此将她划为右派。
其实，由天被划为右派更主要是因为她有一个在美国的丈夫。由天与其夫都是当年日本侵占东三省时，不愿做亡国奴而流浪到内地的青年，他们在流浪中分别在重庆、成都读完大学。之后她丈夫去美国留学，由天一人带着三个孩子留在国内。毛共建国后，由天与丈夫天各一方，但保持通信往来，丈夫在美国当了教授，时常寄钱回家。正是这种当时令人恐惧而又说不清楚的“海外关系”，使她成了右派，并处以送劳动教养。由天在教养农场患上了精神病，送到精神病院治疗，得知她患病的丈夫于1959年秋天从美国回来看望她，被临时安排在宁夏大学当教授，但之后则再也回不去美国了。在文革中由天的丈夫被活活打死，由天单身出逃不知所终（估计死于“革命群众”之手）。三个孩子也没有存活下来。
李景沆，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分配在天水一中当教师。李的家人因受一个亲戚影响都信奉基督教，他自小耳濡目染，也信了基督教。这就成了他日后成为右派的理由。
其实李景沆最安份守己、胆小怕事。他按照“上帝”关于“要服从在上面掌权人的意旨”的教导，对领导毕恭毕敬，凡开会发言必歌颂共产党。整风开始，学校领导动员他帮党整风，他仍然只是歌功颂德，不管怎样动员，他始终不改口。领导们分析，李这种基督教徒不可能真心拥护共产党，唯物论与有神论是互为水火、势不两立的。于是仍然决定把他列入“右派”的名单。
李景沆曾经对人说过：“我害怕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要消灭宗教。”“肃反时已把我吓得跟猫娃一样，我哪里敢对共产党不满呀。”但这似乎够不上右派言论。所以，当领导宣布他坚持反动立场、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时，李争辩说：“鸣放中我没有提过一条意见、怎么划我右派？”领导说：“你不说不等于没有意见，你不说，却比说的人还反动！”李无言以对、就此成了右派。
还有一个跟名人有关的右派。建国之初，国民党反正过来的邓宝珊将军当上了甘肃省主席，邓立志要弄出一点政绩，决定大修水利工程。于是给他的老友，时任国家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写信求援。傅作义便给已在美国定居的弟弟、留美博士、水利专家傅作恭写信，劝其回国来帮助邓宝珊搞水利建设。傅作恭对共产党也十分崇敬，于是毅然抛弃了在美国的优越生活回国，去到甘肃搞水利建设。傅被任命为甘粛水利厅总工程师。这时甘粛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正计划在甘粛搞一项伟大的“引洮上山”水利工程。但作为水利专家的傅作恭一眼就看出其计划荒谬不可行，于是直言不讳提出反对意见。这时刚好反右运动来了，张仲良认为傅是阶级敌人破坏经济建设、向党进攻的典型，毫不犹豫就给傅作恭载上“极右分子” 帽子，送往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这个身材魁伟的水利专家，后来被活活饿死、折魔死在农场。
这里顺便讲讲那个令傅作恭致死的“引洮上山”水利工程。张仲良搞这个工程是为了响应伟大领袖毛“大办水利” 的号召，张调集十多万民工苦干了两年多，最后丟下数以千计的尸体、耗费了难以计数的物资钱财之后，下马了。原计划浇灌1500万亩地一亩也没有浇上，己建的部分在当年就给山洪冲垮了。人们谓之“急火火地上马，血淋淋地下马”。这其中就有“右派分子”傅作恭的血。
如果说上面这几人划为右派都受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影响，那么也有相反的事例。
王达是烈士遗孤，本人在延安由孤儿院抚养长大，是天然的革命接班人。也许拥有这些先天优越的条件，王达在单位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 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且性格倔强，对自己的顶头上司作出的决定往往发出不同意见，而且还爱“当面提出”。到了反右，领导决心“教训”他一下，随便找上几条他“反领导”的言论就把他打成了右派，王达也就变成人民的敌人了。
至于各种“无妄之灾”，就更离奇了。
高尚斌是1952年上海华东金融系统支援大西北的干部，当年他不仅放弃在上海的大城市生活，到了甘肃，又主动放弃了留在武都或临夏这种条件较好的小城市工作，主动要求去条件更艰苦的岷县工作。后来领导照顾他与妻子团聚调到临洮。
到临洮人县民银行工作后，同事们风传一位行领导与某女职员有“不正当男女关
系”。高尚斌不爱理这些闲事，只顾埋头工作。有一次他去请行长签一个文件，不小心未敲门就走进这位行长的办公室，正好碰见行长与那位女职员在行“好事”，他立即转身退出，也不告诉任何人。但事情已被发现，领导终不放心，于是趁反右派之机，列出高几条罪状，接连召开批斗会，要划他为右派。可高问心无愧，拒不认罪。这样，对他批斗便无止无休。一次，他被带去参加另一个单位对右派的批斗会，那个单位的右派个个低头认罪，主持会议的领导就宣布休会。这使得高产生了幻想：我也认了，不是就不挨批斗了吗？果然，在他承认一切之后就不被批斗了，但是换来的是一顶右派帽子和二十二年的“贱民”生涯，高在教养农场九死一生，差点丢了性命。
后来那位行长也被戴上了“坏分子”帽子。但这于他又有何补呢。
（以上取材于邢同义的《恍若隔世 回眸夹边沟》一书）
胡平的《禅机 1957》中则说了下述故事：
安徽山区某一个小学的教职员工，由于远离城镇，过着与世无争的“世外桃园” 般的生活，半个月看一回报纸，蔬菜自给自足，也从不关心外界之事。
然而整风反右来了，该校30来名教职工，上级给派下抓5个右派的指标。校长好不容易抓到了4个：两个是在会上给县教育局提意见，第三个是偶尔回家碰上新婚妻子正好与乡长搂抱在一起，乡长不能放过这位老师；第四个老师是对班上一名画手枪说要打死他的顽劣学生训斥一顿，并撕掉了那学生画的手枪。哪知该学生的舅舅就是带真手枪的公安局副局长……
还差一个未能完成的任务，怎么办呢？校长日夜为此焦心。恰好这时分配来一个年轻的新教师，这个新教师来到第二天就写了入党申请书。校长对他的入党申请并不感兴趣，偶尔跟他谈起还差一个右派的事，年轻教师看见领导犯难，想了一会就自告奋勇地说：
“校长，要不，这个指标……给我吧。”
校长像抓到救命稻草，紧紧抓住年轻人的手，真诚地说：“那就委屈你了，不过年轻人吃点苦也好，算是党组织考验你。最多两三年吧，你再回到学校，我一定让你入党！”
校长开出的当然是一张绝对的空头支票，据说后来这位右派教师在教养农场“疯”了。这个年青人的一生就此断送。
董玉宝是另一类型，他原是河南信阳地委党校副校长，主持学校工作。反右运动中，上级要董抓右派，董认为自己单位确实没有右派，要求上级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地委书记王某听了勃然大怒，厉声呵斥道：“你就是右派！”于是董玉宝就成了右派。
张贤亮在《烦恼就是智慧》里说了一件事：
张已经划了右派在教养农场劳动改造。一天收工回来，见到一个乡下人蹲在号子门口哭。张看他的样子有些奇怪：这样的人也是右派？后来才知道原委：
原来他所在的县要押送20个右派去劳改农场，领导已经派了押送干部。这位老
乡从没出过远门，也想趁机外出游玩一趟。苦苦请求之下，领导同意他也参加押送。谁知途中一个右派逃跑了。两位押送干部打电话请示县领导怎么办？任务是必须完成的，无奈，县领导决定让这位老乡顶了那个逃跑右派的“缺”。
还有“玩笑右派”。王跃文在《我曾混迹官场》中讲了他父亲被划为右派的故事。
他从小知道父亲因言获罪，但不知细故。后来，父亲终于告诉他事情原委。原来父亲
二十三岁的时候，在家乡的县里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也是年轻人，平时大家很随便，
常常互相开玩笑，谁也不在意。县委书记的夫人是县妇联主任，虽然尊贵，却是个麻
子．一次他父亲心血来潮，想跟她开个玩笑，便在她的扇子上面题了一首打油诗：妹
妹一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一日蜜蜂过，错认他乡是故乡。不久，反右派
来了，这件事情被定性为：攻击县委书记夫人=攻击县委书记=攻击共产党=资产阶级右派。于是他父亲被定为右派分子。终身命运就此彻底改变了。
还有“小便右派”。某单位在反右补漏时分得一个右派名额。领导感到很难办，便交给大家去“评选”。可开会时谁也不发言，会议陷入僵局。正当难堪之际，一人
突然起身去厕所小便。此人刚走，便有那脑筋灵活者提议：就选他！于是众人附和，
一致通过，全体如释重负。等那人从厕所转回时，会议已宣布散场。过后领导才把群众“评选”的结果告诉他，已经上报定案了。
四川达县有一个可能是全国最小的“右派”。 原来达县城关镇一家鞋帽生产合作社职工冉某，在整风运动初期想给某副镇长提意见，但自已既不会写又不会画。见到邻居家一小学生喜欢画画，便请他画了一幅题为《一手遮天》的漫画。后来运动转为反右，冉某被打成右派，跳大桥自杀了。领导追究那幅画的来历，一查，原来是冉的邻居、12岁的小学生张克锦所为。张克锦从小爱画，得过少儿绘画大赛奖项。于是把张克锦小朋友从学校抓回，给他戴上“右派” 帽子；但因年龄太小，上面不批。于是改称“右童”， 并把他关进牢狱。一关7年，放出时就够资格成为真正的右派了。……
就是这样，毛泽东的“反右斗争”取得辉煌胜利，右派分子都“自己跳出来自投罗网”，被“一网打尽”了。
这里须说明一点的是，毛自建国初至文革之前发动的各种“运动”，都是采取由各级党委、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农村基层党支部负责的办法，各单位的负责人就是本单位“运动”的领导者。这就给领导以打击报复、公报私仇、拉帮结派等等以极佳的机会，反右运动也是如此。于是，领导逐渐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党” 的化身，甚至变成单位里的 “小皇帝”。正是这千千万万“小皇帝”，托起了毛泽东这个“大皇帝”。
下面讲右派们的后续命运。
抓住了这么多“右派”，对右派的“处置”自然成了个大问题。1957年7月，毛在青岛召开了一次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这次会议的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布置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毛在会上讲了话，对右派的处理作了原则上的决定。后来这篇讲话收入《毛选》第5卷，题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在这篇讲话的开头，毛就宣称说：
“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也就是说，右派是十足的敌人。
但是，后来在对右派公开处理时，毛却耍了点花招，大概出于他的“仁慈”，他宣布：对右派实行“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所以，后来对右派的最高处罚是“送労动教养”，据说这是一种“最高行政处分”。这使人感到他仍然“宽宏大量”，对右派分子是“仁至义尽，从轻发落”。这样做，在毛看来能收一箭三雕之效：一是留下这些人作“反面教员”，让人们看到反对与共产党的下场，以便受到活生生的“阶级斗爭教育”；二是可以榨取“剩余价值”。不管让他们留在本单位劳动或是送去教养农场，都可以让他们为国家创造价值（毛说过，把几百、上千万地主杀了太可惜，不如留下这批劳动力划算；三是能为毛和共产党嬴得“宽大为怀”的名声。特别是外囯人和我们的后人，他们研究中共的历史，只能以留下的文献为依据，当看到毛对“猖狂的、罪大恶极的右派分子” 仍然按 “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时，谁还相信中囯共产党统治是什么“暴政”呢！
对右派的具体处置大体上分为两种情况：认为罪行比较轻的交原单位或回农村“戴帽”管制劳动；认为“罪行”严重的“极右分子”或者态度恶劣者一律送农场劳动改造，此中又分为两类，－部分送去专门为右派设立的“教养农场”；－部分送边疆军垦农场，或它们的附设机构。不管那种农场，实行的都是严酷的劳改政策。
这里简单说说这个教养农场。据说，它是仿自苏联的“劳动营”。
为了给右派送去劳动教养制造法律依据，国务院于1957年8月4日，通过《人民日报》公布前一日发布的《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和《劳动教养条例》。（这不能算法律，只是行政法规）《条例》说明这个制度出台的依据和宗旨，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0条的规定，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能力的人；为了给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人一条悔过自新的出路……”
你看，完全是为了做好事啊，是为这些人谋出路，积德行善才搞这么个办法。那么，宪法第100条又是怎么规定的呢？经查，其原文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遵守社会公德。”
原来如此。这个宪法第一百条不但跟右派根本扯不上边，而且也未为实施超乎法律之外的所谓“劳动教养”提供任何依据。所谓根据宪法100条将一些公民送去劳动教养完全是子虚乌有之词，实乃毛和中共为所欲为、变相践踏宪法的行为。而且，就是在这个《劳动教养决定》中规定的四类教养人员中，也没有“右派”一说，四类人员就是上文中提到的“游手好闲、违反纪律、不务正业……” 之人，而右派完全是响应毛的号召（甚至被迫“响应”） “帮党整风”的现职干部、教师、学生等知识分子，他们有正当、合法的职业，是守法公民，而且是社会精英。你看，为了给右派治罪，毛及其帮凶居然伪造“宪法”， 编造莫须有罪名，是何等卑鄙无耻！
重要的是，这个条例规定有关方面可以不须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将公民送去劳动教养。在反右时则是由单位的领导便可将本单位的所谓右派送去农场教养。《条例》说劳动教养不算刑亊处罚，只是“最高行政处分”。但教养农场由公安部门的“劳改局”管理，教养人员实际上与“劳改犯”没有差别“一视同仁”。很多地方没有教养农场，或教养农场不够，便把右派分子直接送去劳改农场。
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劳动教养没有刑期，实际上等同无期徒刑，所以比判刑更可怕。后来有的即使摘掉了右派帽子，也要“留场就业”，劳改到死！留在单位或在社会上改造的右派分子，则划入“地、富、反、坏” 行列，称之为“地、富、反、坏、右”，于是，毛钦定的交由“群众专政”的阶级敌人由原来的“四类分子”变成了“五类分子”。
从此，任何人只要当局不高兴，不顺眼，不需要任何证据、任何法律、任何程序，便可以抓去“劳动教养”。这一恶政造成了多少人间惨剧、多少冤魂，可谓擢发难数！它一直实行了五十多年，直到2013年冬才被名义上废止（还在部分变相执行）。
可是，当时的右派们，仍然完全不知道毛泽东给他们设置的未来的命运。对于劳动教养，当时人们完全无知，右派们也没有认真去叩问，只是想当然地按它的解释以为既然说是“最高行政处分”，自己仍然享有公民权，也就可能回到原单位和原来的工作岗位。所以，被宣布送去农场的右派还做着很快回到“人民的怀抱” 的美梦。有些地方在“征求”右派对处分的意见时，单位的头头也告诉右派们：“如果去教养农场，最多两三年吧，回来了仍然恢复原来的工作；如果回老家，回农村，那就与原单位脱离关系了，永远不能回来了。”这些头头也许不是恶意欺骗，因为他们也不懂毛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只是说是“最高行政处分”，便认为仍然可以回到“革命队伍”是情理中之事。于是，很多右派也就主动选择去“农场劳教”。谁会料到这是一种比判刑劳改更加酷毒的死亡之路！
在初期，右派们普遍比较乐观，他们暗忖：既然说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那就仍然属于“自已人”。就算说错了话，最多也就是“错误”吧。最多“改造”二、三年，只要过了反右的“风头”，就可以 “回到人民队伍”了。
正是在这种心态驱使下，右派们大都积极地改造，都想早点“脱帽”。
1959年，已是大跃进高潮,四川巫山县委决定制一幅超大标语以显示对“总路线”的拥护，对毛的忠诚。标语共13个字：“高举总路线伟大红旗奋勇前进”。计划“写” 在从巫山县长江南岸东起杨柳坪，西至下马渡长约30华里的山崖上，每字相距约二华里。由于都是在陡峭的悬崖上作业，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一般人不敢承担这个艰巨、危险的工作。于是，急于立功“摘帽”的右派成了最佳人选。70多名右派被集中起来，每天起早贪黑、忍着饥饿劳累，攀援在巫山群峰的峭崖绝壁上作业，而他们每天的口粮只有200克！一个月后，这条旷古未有的大标语出现在巫峡的群山之中。
但是，工程完成之后才发现，13个字拉开30华里，每个字相距两里以上。外地乘船逆江而上需要一个多小时才能看完这条标语。如果乘下水船，标语被反着念，使人不知所云。
面对这条超大标语制作的“失误”，县委领导非常尴尬，决心再制造一条视觉效果更佳的超级标语来弥补这一“损失”。于是，很快又决定在巫峡西口的文峰制作“毛主席万岁”的竖排标语，这样，上下船的过客就能一目了然。
方案确定后，任务当然又落在右派分子肩上。这回有100名右派参与这一“伟大”政治工程。其时已是12月，朔风怒号，高山严寒，右派们分工协作，肩抗锄头铁铲，
身背浆桶，攀援在文峰的峭壁上。一边是“猿猴欲渡愁攀援”的巉岩，一边是波涛汹涌的长江，高空悬体作业，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坠入巨壑深沟或滚滚长江之中，尸骨难觅……。就是这种非人的超強劳动，每天只有200克口粮，分成三餐掺以牛皮菜煮成粥状果腹。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是，稍有“表现不好”还要遭到监管干部的打骂、扣饭。在饥饿、劳累、寒冷和皮鞭之下，先后有9名右派丧生在悬崖峭壁之间，他们的名字是：陈文清、向明瑶、谢会鑫、谭明生、陈文轩、张玉贵、周敬清、谭敬三、杨玉云。终于，在右派们的艰苦努力下，五个字每个长宽各十丈、一字占地1000平米的超大型标语诞生了。而右派们则均已陷入浮肿无力，几乎不能行动的地步。更重要的是，原来当局许诺任务完成后为他们“摘帽”一事却没有了踪影。后来才知道，这倒不是当地领导无情，不守信用，而是“政策”不允许，地方干部没这个权力，开了空头支票。
在1960年——1962年间，确有很小－部分右派得到“改造好了，摘掉右派帽子”的处理。但后来才知道这不是毛之所为（是谁所为仍不得而知），毛知道后极为震怒，“摘帽”立即停止，有关右派还受到查处。（详见后文） 对那些已经摘了帽子的人，公安部门只好宣称：即使你们摘了帽子，但这“帽子”还攫在“人民”手里，如果不老实、不好好继续改造，随时可以给你们再戴上。后来很多原来已经摘帽的“右派”，又被宣布“没有改造好”而被重新戴帽，到了文革中，不管你是否摘帽，就都属于“地富反坏右”之列了。
右派分子终于发现：自己头上这顶“帽子”有如孙悟空头上那顶紧箍咒，是永远脱不掉的了。不但脱不掉，而且，只要运动一来，当局就可以如唐僧那样念上几句咒语，直叫你在地上打滚。而且与还要祸延家人。
有关右派们的命运，近些年来已经有一些右派幸存者的通过写回忆录，和关注此事的作家的釆访记述，揭开了冰山一角。下面择其要者略述一、二。
林昭，原名彭令昭，以笔名行世。北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的学生右派。林昭与写《是时候了》的沈泽宜、张元勋同为学生刊物《红楼》的编委。她具有坚实的中文基础和杰出的才华，深得文学教授游国恩的赏识。运动初期，林昭虽然也发表了一些抨击时政的文章，但并不是当时最尖锐的批评者，比起如张锡锟把中共比作“希特勒统治”，“把宪法当手纸”，岑超南指斥毛的发扬民主“只有理论价值”，“要真正整风，首先要把不民主的制度一扫而空！”等等，林昭的言论算不上尖锐。但鉴于她的不妥协、不认罪的态度，仍被划为右派。在处理时，只给她“留校监督劳动”的处分，被分配在苗圃一边劳动、一边学习、改造。
但林昭仍然坚决不承认自己的右派罪名，她还毫不客气指斥学校领导：与当年蔡元培校长相比，你们不但不去营救学生，反而为虎作伥，迫害学生，甘心堕落……
不久，北大新闻系并入人大新闻系、林昭来到人大。她与另一个叫甘粹的男右派学生在共同劳动中产生了情愫。领导发现了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大吃一惊，勒令二人立即分手。但二人依然我行我素，结果双双被捕。甘粹被发往新疆劳改，林昭则送北京的教养农场“劳教”。
林昭被劳教了两年多后，因支气管扩张咯血不止，由其母领回上海家中养病。林昭丝毫也没改变她固有的立场、观点，在养病期间常到复兴公园散步，结识了另外两名大学生右派。一叙之下，三人志趣相投，“位卑不敢忘忧国”，本性难移，复又议论起天下大事来。
其时正值“大跃进”和“三年特大自然灾害”，血淋淋的悲惨现实，更加激起了三位大学生的义愤。言谈中，三人直指毛给国家、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并指责毛制造的所谓“彭德怀反革命集团”案的荒诞不经；他们还对当时所谓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发生兴趣，对南共纲领发表评论，为其辩护，肯定。
不过，这三名可爱的热血青年在政治上确实过于幼稚了，虽然已被当局狠狠地踹了一脚，但却对毛和毛为首的最高当局依然存在幻想，加之受传统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 的驱使，三人居然以匡时救民为己任，集体给中央上书，慷慨指陈时弊、建言献策。
这种与虎谋皮之举结果可想而知。很快，三人同时被铺。林昭又被查出与兰州大学右派学生张春元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案”有涉（林在张等人编印散发的《星火》秘密刊物上发表诗歌《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于是两罪并罚，被判刑20年，其余二人分别被判13年、7年。
可怜林昭的老父作了林昭案件的第一个牺牲品。因为公安人员在逮捕林昭、搜查其家时，作风极其恶劣，蛮横，林父不堪受辱，愤而自杀。
“自己送上门”的林昭，以一腔热血、满腹正义，怀着对国家人民的高度忠诚和责任感，为国直言反而获罪，她当然不服。在狱中，林昭以各种方式如绝食、写血书、写诗歌、喊口号等进行抗争，受到狱卒们野蛮残暴的迫害和虐待，但是，她不仅不向暴力屈服，其思想反而在抗争中不断升华，意志更加坚定，观点也更加深刻成熟。在狱中，她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意志，以发簪、竹签作笔，以自已伤痕累累的血肉之躯作墨池，以鲜血作墨，在狱方为她提供写“坦白、认罪书”的纸上，让她学习改造思想的书本上，以及－切可书写的物件上，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血书”，计有《灵耦絮语》（十八万字）、《基督还在世上》、《鲜花怒放悲壮的五月》、《囚室哀志》、《秋声赋》、《自谏》、《不是练习——也是练习》、《练习二》、《练习三》等等。光凭这点，也创造了古今中外囚徒绝无仅有的奇迹！
1965年5月31日，上海静安区法院判处林昭20年有期徒刑。次日，林昭在判决书的后面写下了《判决后的声明》：“昨天，你们那所谓的伪法院，假借和盗用法律的名义，判处我徒刑20年，这是一个极其肮脏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之自豪！”“历史法庭的正义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佞——歹徒、恶赖、窃国贼和殃民贼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林昭不仅是位了不起的自由斗士，还是位卓越的才女、诗人，在狱中，她以其深厚的文史功底和博通中外的学识，写下了大量古体诗和现代诗，借古讽今，严厉鞭挞现实中的丑恶，抒发其纯洁高尚情怀，为后世留下了极其可贵的精神遗产。
1965年7——12月，狱中的林昭给《人民日报》写去了一封十万字的公开信。色厉内荏的当局当然不敢把林昭义正词严的控诉书公之于众，更不敢与她辩论。
当局认定林昭不可改造，便决定从肉体上消灭她。狱方在提请对林昭加刑的报告中写道：“（林昭）关押期间，用发夹、竹签等物成百上千次戮破皮肉，用污血书写了几十万字内容极端反动、极其恶毒的信件、笔记、日记……公开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是‘抢走每一个人作为人的全部的－切的恐怖制度’，是‘血腥的极权制度’。” 这份报告从反面铸成了当局一份绝妙的自我供词，也记下了林昭光辉一生的最后一页。
林昭自然察觉到了敌人的阴谋，早己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她对同监的难友说：“他们能消灭我的肉体，决不能消除我的意志。我的路似乎走到了尽头，但历史会给我公正审判。这个黑暗的年代，最终要被人民消灭的……”
现在反映林昭在狱中被野蛮摧残、迫害的一鳞半爪资料是其妹彭令范，以及林昭原来的北大同学，同为《红楼》编委的张元勋（因写了那首《是时候了》的诗被作为反革命分子判刑7年，刑满“留场就业”）对林昭的探监记录和回忆：
一次，彭令范去探视林昭，等到所有探视者都走了，林昭才被允许出来。只见林昭浑身素缟，穿一件破旧的灰衬衫，下穿用白被单改成的长裙，长长地拖曳在地上，头上扎一白色方巾，上用鲜血写成的一个大“冤”字，整个人有如昆曲里窦娥的扮装。
张元勋去探视时，林昭也是这身打扮，她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头巾，用手指把头发分开来给张看，只见她所指之处，都是头发被揪光后留下的伤痕，大者如栆，小者如蚕豆，布满头部。揪出的头发连皮带肉都被丢弃了。可见这已成为了狱卒对付她的“常法”。林昭还告诉张：“因为知道你要来见我，怕打伤我无法出来见人，所以这几天没有开会斗我。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关押，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他们在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但是，我头发被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
林昭掀开披着的外衣，里面的衣服都没有扣子，有撕破的条痕，但都已用针线缝死了，无法脱下。
林昭指着周围那些狱卒：“这是一帮禽兽！他们想强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张元勋这时才发现她的衣服与裤子都是缝在一起的。
林昭解释：“大小便则撕开，完了再缝！无非妹妹每月给我送线来！”
林昭边说边咳嗽，撕下一块块卫生纸把带血的唾液吐在纸上。继续说：
“但是他们还不解恨，还要给我上手铐，而且是背铐！有时一付还不行，要上两付背铐！”
这时，一直在旁边四周故作镇静的“管教干部”再也沉不住气了，便对张元勋大声说：“她胡说！她精神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
“神经不正常？”林昭抢白说：“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在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的‘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神经不正常呢？”
不仅仅要上两付背铐，而且是连续背铐180天！即使是在她绝食的时候、胃痛发作痛得滚地的时候，妇女生理特殊时期，背铐一刻也不松开，而且两付也不肯撤掉一付！平时吃饭、洗漱、大小便都这样背铐着，吃饭时必须像狗一样舔着吃。狱方就是要将人变成狗，来摧毁她的意志，迫使她屈服！可是这个美丽的女囚就是不屈服！她用自己的鲜血在一切可以书写的地方，写下她的理想、信念，写下眼前的黑牢地狱！写下她不屈的灵魂！关于她在这个共产党监牢中所承受的苦难，她用极简炼的文字写道：
“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恐怖最血腥的地狱，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惨痛的死亡”!
“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生活之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可恶、极权主义的恐怖统治之下”。
这是对当代极权主义顶峰的毛政权的泣血控诉，也是正义对邪恶、光明对黑暗的揭露和宣判。
最后的时刻到了，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秘密宣判后执行死刑。当她被叫监号时，她知道这是生命的最后时刻了，她与难友们从容作别，出得监房来她想唱《国际歌》，但早已准备好的狱卒们一拥而上用棉花塞进她的口里，并用黑布条将她的头部严严裹起来……如今我们所知道的，是她临刑前留给我们的最后的呐喊、在法院判决书上签写下的八个大字：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第二天，一名警察来到林昭家里，对着林昭的母亲和妹妹说：林昭已在29日下午被枪毙，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这是毛共很长时期的一项“政策”，要犯人自付处决费，其毒辣卑鄙可谓古今中外史无前例！林母一听立即晕倒在地。林母叫许宪民，是上海抗日时期著名民主人士，曾多方支持共产党的工作，被共产党列为统战对象，待若上宾。如今时移势异，“统战对象”变成了“专政对象”。
不久，许宪民就疯了。七年后，她暴毙在上海的街上。
林昭死时年仅36岁，仍是处女之身。1981年林昭冤案获得平反。她的同学、旧友为她举行了简单却沉重的追悼会，当时并无她的遗物，只是一位狱中难友将她的一绺被揪掉的头发偷偷保存了下来，它便成了林昭骨灰替代物。旧友们在她的遗像面前写下的是一付无字“挽联”：一边是一个巨大的“？”号，另一边是一个巨大的感叹号“！”
林昭的事迹被媒体简单报道后，不胫而走，引起强烈反响。人们奔走相告，为她惋惜、叹息，悲愤莫名！被誉之为“中华圣女”。
中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过－段短暂的“开明”期，当局曾为文革和反右受害者进行了有限的平反和“改正”，允许对其冤案进行初步的的揭露和反思。但很快，当权者发现如果深入揭露下去，必将危及中共的统治根基，于是急忙刹车。所谓拨乱反正也就无疾而终。对林昭的报导和追念活动也被廹令中止，或转入“地下”。
在后来北大“百年校庆”喧嚣尘上的锣鼓号角声中，在一片所谓传承北大“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的鼓噪声中，有人提出应该记住林昭，应该给这位真正的勇士、“民主、科学”精神的真正传承者、发扬者以一席之地。当然，当局是绝不会采纳这一建议的，也不敢在此时此刻提及林昭。人们记忆犹新，北大、清华在文革中都曾充分扮演了毛的“文革策源地”、“ 文革冲锋队”、“红卫兵魔窟”的丑恶、可耻角色！而当年那些得势者多数仍在台上。由这样一帮北大精神的叛徒、罪恶累累的凶手、杀人犯来参与主持北大的百年大庆，有什么真实性、合法性可言？这些人有什么资格来谈“传承北大精神”？不清算这些败类，“北大”精神怎能传承发扬？林昭之魂兮，何以归来？！
旧北大，蔡元培、胡适时代的北大早已经死了！当然，它可以重生，但只有在丑恶的北大被烈火焚烧后才有可能重生，才能真正成为“涅槃”的凤凰！
另一名与林昭齐名，甚至当时名声更响的女大学生右派叫林希翎，其命运比林昭稍好一些，她的人生之路代表了那一代人的最终觉醒。
林希翎本为人大法律系四年级学生，原名程海果，本是从头到脚“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接班人”。但是，知识使得她觉醒。她跑到北大去“煽风点火”，据亲历者说，林希翎的文才与口才都令人倾倒，她可以不要演讲稿，不要提纲，口若悬河一气讲几个小时，所以，当年“名动京师”。听过她讲演的人说，所有教授、教师和其他同学的讲演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可见，如果是在民主社会，林希翎无任何悬念地将成为出色的女政治家或者名律师、法律专家。
在一次讲演中，她的朋友告诫她：再这样讲下去，总有一天我们要到监狱去找你，并为你送饭。她笑着说，真有这一天我被投入了监狱，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可是，想不到这一天那么快就来到了。
起初，人大校长吴玉章也许是出于惜才之心，只给林希翎留校监督劳动、继续批判的处分。可她偏不领情，既不认错更不认罪。于是被警方临时拘留5天。5天之后，她仍毫无悔改之意，改为拘留15天。当然，15天也不可能“改造”林希翎。
1958年7月，公安部长罗瑞卿来到人民大学，在听取了校党委关于林不接受改造的汇报后，罗说：“像林希翎这样的大右派，留在你们学校是改造不好的，还是交给我吧！我有办法对付她……”
随即，林希翎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判刑15年。
15年差两个月，林希翎被释放，她之所以被释放，还得益于她的“右派”名气，以致毛泽东也知道这个绰号“带刺的玫瑰”的“学生大右派”。毛一时想起此人，突发“善心”，叫人将她放了（否则按惯例留场就业，老死劳改农场）。出狱之后，被安排在一个县农机厂当工人。她本不想结婚，一个人度过一生。但她想起1958年秋，审讯员对她咬牙切齿的一句话：“我要关你一辈子，一直关到白发苍苍，让你断子绝孙！”
想到这里，她就决定偏偏要结婚，偏偏不“断子绝孙”！
她生下了两个孩子，孩子都被别人追逐着骂“小右派”；丈夫因她的原因只能在车间当工人，全家所有的亲人都因为她而受苦受难，她感到了“罪孽深重”。
1978年中央55号文件决定给右派“改正”，但仍有包括林希翎在内的近一万人未“改正”。这时她已经42岁了，人们劝她去申诉。1979年3月，她到达北京。
她的申诉状曾三次摆到当时的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案头，胡也三次批示：“改正有利”。但不知为什么，也许林希翎这个右派当年名气太大，也许胡耀邦之外“天外有天”，反正她的右派“改正”问题仍如泥牛入海，了无消息。后来了解到，原来她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判她15年徒刑的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在审查她的右派一案时都坚持“维持原判”，不予改正。她最终去掉了对当局的幻想。
从现在的角度看，林希翎的右派言论并没有太“出格” 的地方。比如，她说，从严格意义上讲，不但中国算不上社会主义，苏联也不是社会主义，要算，只能算是“封建社会主义”；当代社会主义的故乡在南斯拉夫……
她还认为，从法律的角度讲，胡风及其“集团”构不成“反革命罪”。而且，胡风的文艺意见书，大部分是正确的。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是金科玉律，既然提倡“百家争鸣”，为什么不能反对呢？……
就是这些，当时认定她大逆不道，死有余辜了。
1980年3月，她申请去香港看望父亲和同父异母兄弟，初不被批准，后来还是去了。1980年6月，她再次写了一封万言信寄给中央有关部门，并将信的“副本”留存在香港。信中的内容有：
驳斥反右只是“扩大化”的说法，认为是根本性错误；
指斥当局对待文革受害者的“走资派”和反右派的受害者采取两种态度、两种政策；
要求允许她以右派“代表”的身份进入全国人大和政协。
最后她说：“当历史需要把我作为祭坛上的羔羊和十字架上的耶稣来钉死时，我只好如此了……我的青春，我的爱情，我的生命，都可以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但是我确信我的灵魂是钉不死的，也总有一天会复活的。出卖我的犹大们，钉死我的刽子手们，以及那些伪善的法利赛们，请记住我的话吧!”
这是她1986年时说的话，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相信她的思想和精神一定有更大的飞跃，因为世界发展的潮流更明晰了。
林希翎女士后来流亡海外，在法国落脚，继续为民主自由奋斗不息。不管怎样，她活到了出狱，活到了“右派” 改正，活到了毛死之后，应算是右派中的幸运者。
我们再来看两个名人右派：
一个是章乃器。章是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又是抗战前一度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的“七君子”之一，还是当时中国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这三个“之一” 奠定了他在中国民主运动中的地位。在此前的1936年7月15日，章乃器与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四人联名在报上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一文，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是共产党当时求之不得的声音。远在西北黄土高原的毛泽东看到此文后，如获至宝，在一个多月内两次致函章等人，对他们表示了由衷的感佩之情：
“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我们全国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出无限的敬意！”
毛表示，希望与救国会的领袖们一起，“在各方面做更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并委托在上海的潘汉年代表自己与章乃器等人联系。
但不久之后的1936年11月23日，章乃器与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七人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所谓“七君子事件”。后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特别是“西安事变”的推动下，“七君子”在1937年7月30日获释。
章乃器本是金融家，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中国征信所创始人，还当过安徽省财政厅厅长。三十年代毛共“解放区”的金银、共产国际的外币，均通过章兑换成现钞，作为共产党的经费。四十年代章为新四军大肆运送过境物质，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1935年陈云在“长征”中途由四川到上海、转去莫斯科汇报遵义会议情况，也是由章乃器亲自安排的。章还为毛共培养了大批财经人才，这些人都成了毛共建国后急需的财经系统的领导和骨干。
毛共建国后，章乃器因对共产党有大功而被委任为粮食部长，政务院政务委员、财经委员等一堆头衔。他的粮食部长干得很出色，得到毛等中央领导人的表彰。
整风开始，章乃器抱着真诚帮助共产党整风和遵照毛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要求，胸怀坦白地，完全出于善意地提出一些意见，形成文字主要有《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两文，是根据章在座谈会上的发言稿和在民建中央会议上的讲话稿整理而成，并在《光明日报》发表。其中主要的“右派言论”有：要解决民主党派人士有职无权问题，就必须克服共产党内的宗派主义思想；一部分共产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做“党性”；否认民族资本家的两面性是先天的、本质的，“阶级烙印”只能盖在皮肤上，而不会盖进骨子里；思想改造工作要自然一些，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仅仅喊些没有内容的、抽象的口号……但是，后来让他成为“钦定”大右派的关键话语则是：
“不要神化任何人。大家都是人，没有哪个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毛主席就一贯反对把他神化起来……”
章还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资本主义不是一无是处，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糠。
还有一件更糟糕的亊：1957年6月15日，反右开始不久，章乃器作为《光明日报》的社务委员去参加批判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总编储安平的会议，他却在会上公开为储安平辩护：
“储安平的言论（即党天下论），从政治上来看，不能说是脱离了社会主义的。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好……并不是说对于毛主席和周总理，就不能提意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本人也是欢迎提意见的……”（章对毛、周可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章氏的言论一出，立刻遭到“全民”讨伐，“资本主义的吹鼓手”，“一贯违法乱纪的不法资本家”等等帽子飞到他的头上。
对章乃器讨伐的“背地总指挥”就是毛泽东。章氏的言论中有相当部分是直接针对毛的而发的，如，关于人的阶级烙印问题，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资本家管理企业的效率比共产党的国家机关要高（私有制可以比公有制优越），反对对毛的神化、瞎捧，等等。这就刺伤了从四十年代以来一心要神化自己，要做没有皇帝名号的皇帝的毛泽东的心，所以，毛对章可谓切齿痛恨！毛在有关场合的讲话和文章中对章一再进行恶毒攻击，如说“右派的老祖宗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是右派中的“死硬派”，是 “又臭又硬的花岗岩脑袋”，要“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 示众等等。
确实，在右派中，始终不认罪，态度“顽冥不灵”的，就算是章乃器了。罗隆基抗不住毛的车轮、疲劳战术，最后不得不违心承认那个子虚乌有的“章罗同盟”。而章乃器则不然，直到他死，都没有“认罪”。不但不认罪，而且还敢于当面质疑他的顶头上司，中共总理周恩来。1957年6月25日，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周将要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提到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几位右派部长的批判。章乃器此时的部长尚未撤销，也参加会议。听着听着，他突然站起来，目光直逼周恩来，朗声说：
“你是总理……现在我遇到了问题，作为总理，批评帮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干部，只是根据他所说的两三句话，就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个断语，是不是值得考虑？”
据其子章立凡的记述：章乃器的“一番话直指人心，语惊四座。”素以折冲樽俎辩才无碍著称的“周公”，竟一时语塞。在场的李维汉等见势不对，领头对章群起而攻之，接下来又是一场唇枪舌战，场面混乱……
于是章乃器被公认为“花岗岩”脑袋。在1957年10月13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说：“右派中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就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
章乃器这个“红色资产阶级”当然是真的。想当年，他为共产党、新四军作了那么多的贡献，因为帮助中共，他丢掉了实业银行副总经理这个金饭碗，放弃了去英国留学深造的机会，还全家都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他的三弟参加了共产党，并为“党”献出了生命。他本人义无反顾地拒绝了蒋介石以“财务部长”的高官诱惑，毅然投入毛共的怀抱。
对于这样一个几十年以身家性命相许、忠心耿耿为毛共的革命尽忠尽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派头，谁会相信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呢？他自己又怎能咽下这口“冤气”呢？难道他响应毛的号召真诚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出一些对共产党的意见，就变成十恶不赦的“极右派”了吗？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问题真正出在：他当年看走了眼，误把大骗子、大流氓的毛当作中国的希望和“救星“。如今的毛终于露出了真容，不再是当年那个与他平起平坐、口口声声称他“先生”的毛了。
章乃器在最后写的三万余言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的“检讨书”中仍在呼喊：
“我对党披胆沥血，希望党也对我推心置腹。”
可是毛泽东才不会跟一个过气的“统战对象”推心置腹呢。
由于章一直不认罪，对他的处分，在九个部长级大右派中也最重：工资由四级降到十级，比罗隆基还多降了一级；撤销了他所有职务，也撤销了所有的特权享受。但应该说，当时还远远没有真正触及他的“灵魂”，只有到了文革，再度清算他的右派老账时，他才真正体会到了自己沦为“专政对象”后的悲哀，也才知道毛的厉害。
1966年8月18日毛首次接见红卫兵，号召红卫兵杀向社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8月23日，发生了在旧国子监孔庙前，对首都文艺界30余名“国家级”文艺家的毒打、炙烤事件，老舍就在那一天被毒打得奄奄一息后投湖自尽。次日，一批红卫兵“光临”章乃器家。先是将章的夫人王者香当着章地面打得死去活来（不久王便因伤死去），随即扫荡章家，随即将章押往“吉祥剧院”，那里正上演着很不“吉祥”的打人比赛。据说，凡是押到那里去的人，没有能够活着出来的！
章被押到吉祥剧院后，一帮凶手就不由分说挥舞着各种“武器”劈头盖脸雨点般落下，很快，章已满身满脸是血昏倒在地，红卫兵并不放过他，继续挥舞铜头皮带抽打。也许是他命不该绝，此时有民警进来，说明如将此人打死不好交代。于是，章乃器被拖出剧院，成为唯一能活着走出该剧院的幸运者。后来章自己说他之所以能抗住这次暴打，主要是得益他常年练气功之效。
章经医院抢救后回到家，才知道这只是苦难的开始。下面是他后来的《七十自述》中的一段话：
“8月15日以后七天的遭受，是每天都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辱我。门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理，拷打和凌辱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记述的是，是有人用钢丝包着橡皮的鞭子抽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易消退。还有人划上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用水壶灌鼻孔，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在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住屋）之前，竟有人用油彩涂了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
章乃器居然没有被折磨死，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章说这是他常年练气功之故。看来，这应该是中国气功最过硬的活广告了，应该详加细述，向全世界宣扬。
后来，到了1975年，章在其弟的帮助下，最后一次直接向毛要求平反其“右派” 问题（张已意识到，这个“右派” 是一切苦难之根，不去掉此根，不仅自己，还要祸延后代），据说毛似乎动了点恻隐之心，但想想之后却没有给予答复，后又忙于发动“批林批孔”去了。章的问题也就不见下文。章乃器在1977年含恨去世。
“七君子”之中还有一个王造时，情况更惨。
建国初期，“七君子”除了已死去的邹韬奋，李公朴，活着的都安排了部长以上的职务，可惟独王造时成了“另类”，他失业在家，穷困潦倒，没有了经济来源，吃饭都困难。这是为什么呢？
要说，王造时是有大功于共产党的。他是“七君子”中最年轻的一个，27岁便从美英留学回国当上教授，后也成为救国会负责人之一。因大力从事反政府活动，王也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但他无所畏惧，仍然我行我素。王造时因其才华、更因其“左倾、爱国”名动上海滩，有人说其文章讲演都在鲁迅之上。
这么个中共十分欣赏的人物，为何建国后被打入冷宫呢？
原来是王教授不慎踩中了中共的一颗政治地雷。
1941年4月13日，正当中国人民在血与火中与日寇拼死奋战之际，苏联却向日本伸出橄榄枝，签订了《苏日互不侵犯的条约》，条约声称相互保持“中立”，还宣布双方确认外蒙古和满洲国的独立，以及双方各自对外蒙古和满洲国享有的“权利”。这等于两个强盗公然瓜分了中国领土，践踏中国之主权。对如此明目张胆侵害中国主权行为，救国会诸位领袖确实无法释怀，于是大家公推由最年青的王造时起草一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王写好后经过张申府审查，在信上签名的有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杨、胡子婴、加上王造时九人。然后分别递交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国民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据说，信中因顾及中共的脸面，语气已经尽量缓和，删去很多指斥性语言。
然而对于中共来说，苏联就是它的“亲爹”，苏联任何行为都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斯大林任何时候都是英明伟大的，中共岂能看到主子受到指责？所以它公然与全中国人民唱反调，极力为这个条约叫好、助威。只是当时中共尚未掌权，对反对、谴责条约者无法加罪，对王造时等的行为，也只好隐忍，记下了这笔账。待到中共建国后，立即决定报复。不过毛共在这件事情上底气不足，不能将全体签名者一网打尽，但也不能听其全都“逍遥法外”。于是采取折中办法，将公开信的起草者王造时作了替罪羊，将他打入另册，以示惩罚，以儆效尤。
王的悲惨境况引起了他的朋友们的同情，有人为他说情，有人为他说理。终于，到了1951年下半年，上海方面安排王去复旦大学任教，总算有个饭碗了。
但后来王造时还想就此事申诉，多次上书中共中央。为此，周恩来还曾接见了他一次，并好言抚慰。岂知到了1957年反右，这一切成了他的罪证。王造时在劫难逃，被新账老账一起算，成了右派分子。
可怜这个王造时被打成右派后，接受了教训，知道在共产党的天下不能象在国民党统治下那样放肆了，“夹紧尾巴”当了几年“贱民”。1960年，有关部门见他老实可怜，给他摘了帽子。岂知到了文革，并无新的“罪行” 的“摘帽右派”王造时，再次在劫难逃了。
一天半夜，20多个红卫兵冲进王家，在扫荡了所有房间之后，将其妻赶出王宅，交其所在单位勒令监督劳动，不得再回王家。然后，对王造时开始了长达一月的单独审讯和肉体折磨。
1966年11月21日，王造时被正式逮捕，而且是被反拷着双手，“丢”上囚车。
王造时曾三次被捕，第一次为五四运动时被北洋政府关押，但只如去住饭店，很快就回来了。第二次是1936年11月作为“七君子” 之一被捕，虽然时间长些（半年多），但其“风光”、“荣耀”却让其回味无穷……
想当年，“七君子”事件发生时，举国上下民声鼎沸，全国各界纷纷谴责国民政府，掀起了强大的救援运动。“七君子”虽陷囹圄之中，然而每天“会客”不断，并通过挥毫作诗作文，将自己的豪情传达给社会。他们还偶尔聚集在一起，高歌《义勇军进行曲》，引得狱卒也来合唱。关押“七君子”的看守所所长叫朱冈，更是同情和仰慕七人之学问人品，对其敬如师长。青年看守文六，敬请“七君子”题赠作画。为“七君子”看病的苏州名医陈起云，也请“七君子”题赠墨宝。“七君子”虽在狱中，反而成了社会各界追捧的焦点，全国的“明星”，其“身价”陡增。
1937年7月31日上午，在全民声讨救援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通过法庭将“七君子” 无罪释放。当天下午5时20分，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和人群的欢呼口号声中，“七君子”犹如凯旋的将军，步出江苏省高等法院的看守所，走向欢呼的人群，接着，游行一圈，才荣归故里。
总之，那一次坐牢，不仅没有吃苦头，反而增添了无上荣光，还将“青史留名”。想起这些，王造时肯定感慨万端。王造时在共产党的狱中的悲惨详情，已不得而知，今天知道的只是一鳞半爪。王坐牢后，家属可以送些东西去，但因系“未决犯”，不能见面，其妻邓毓秀只是从丈夫签收单上越来越软弱的“王造时”三个歪歪倒倒的字，判断其况况越来越糟糕。1971年春，狱方叫家属不要送东西了。家属要求见面，狱方却说：“还未到时候，到了时候，自然会安排。”自此音讯全无。
同年8月5日，邓毓秀接到通知，但不是去见面，而是去认尸。家属赶到龙华火葬场，看见王的遗体，四肢浮肿，嘴角渗血，王留下的一只搪瓷口盅内仍有死者生前吐下的血迹。
王的妻子、女儿要求知道王的病况和治疗过程的有关情况，以及当局对王造时最后的“结论”。
狱卒不耐烦地答复说：“要什么结论？反革命分子一个，死了烧掉拉倒！”
这使人想起了这位在蒋介石统治时代“反独裁、争民主、争宪政”的大英雄曾今有过的纵横捭阖、睥睨时流的豪情壮志和风采。当年的王造时先是直斥国民党“党高于国、有党无国”；然后在报纸上大声疾呼：
“生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国家，不说我们没有权参与政治，连我们说话也不自由，出版也不自由，言论也不自由，信仰也不自由……这是鬼的世界，不是人的世界。”
“老实说，我不否认我是一个爱国者……但我不认为国家本身是目的，我坚决反对国家被一个人或少数人操纵。”
王造时在发表这类文章，发表这类演讲时不认为他有言论自由，大概他认为那只能算是骂腐败政府，骂独裁的国民党，算不上“言论自由”。这回好了，他追随的共产党当权了，他尝到了“自由”的滋味了。只是，现在毛泽东只给他坐牢的自由。而且，这回坐牢的滋味比国民党的监牢形同天上地下，没有鲜花与微笑，没有欢呼与颂扬，没有人请他题赠“墨宝”。有的只是镣铐、拳脚与皮鞭，只有把他背铐起来，叫他像狗一样去舔食，然后慢慢折磨让他去见阎王。而他在监狱所经历的一切，他说的一切，半个字也出不了牢门。
不知道王造时这时认为这是“鬼的世界”，还是“人的世界？”
不知道王造时这时认为共产党是“党高于国”还是“国高于党？”
但是不管怎么样，一个铁的事实是：尽管他能言善辩，仅管他满腹经纶，但他的任何声音都出不了这铁笼和高墙，甚至也出不了他的心扉，因为只要他一出口“放毒”，等待他的便是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早把他的嘴巴鼻子揍扁了。
当年蒋介石用中央政府大员去与他对话，用高等法院的法庭为他提供讲坛，让中外记者传播他的高论。而如今，毛泽东只用几个最低等的狱卒对付他就绰绰有余了！
王造时本人死了，不过由他给他家人的灾难并未结束。
王造时有二子一女，分别名叫王钧陶、王钧枢、王海容。也许是王造时太过于聪明与能言善辩了，到他的两个儿子便遭了“报应”，都变成了只会动拳头的“武疯子”。王造时有工作、有收入时，两个儿子常在精神病院住院，王进监狱后，工资停发，哪还有钱交住院费？便被赶出病院。而其母邓毓秀每天都要出门讨“生活”，便只好将两个儿子捆绑在床上。仅仅三个月两兄弟便先后死在家里的床上……
王造时的女儿王海容，因受父亲的影响被打成“小右派”，红卫兵抓她去剃了阴阳头，游街批斗，精神上倍受刺激。父亲之死给予她新的更大的打击，不久即患上癌症撒手人寰……
后来，邓毓秀将王造时（墓志铭改为王雄生）及三个子女埋葬在一处。四座新坟。犹如四个巨大的惊叹号在叩问苍天：这究竟是为什么？……苍天曰：这就是报应，是当年为毛摇旗呐喊、不惜破家殒命去帮助毛共“革命”的“左倾进步人士”的报应！这种下场其实是他们自找的，但却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些人几乎都曾留学美、欧，获得过高级学位，而且都负有才名，在智商上应该是不低的。他们回国后，以美欧国家的民主尺度衡量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当然大失所望，于是便大放阙词，高声咒骂。然后纷纷投入当时高唱要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毛共的怀抱。可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在国外大都以政治、法律、哲学为学习专业、博古通今、学兼中西的精英们，为什么不去认真考察、研究一下毛共在其“苏区”推行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主政治”？不去具体了解一下延安的政治和社会真相？或者，认真研究一下作为毛共的“老师”和“样板”的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真相。 在不去做这一切重要而必须的调查了解之前，就那么轻率地、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毛共的怀抱，所以，他们后来得是咎由自取，不值得怜悯了。
以上只讲了几个名人右派的遭遇，其实他们并不是最悲惨的。最悲惨的往往是那些人数最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小右派。
北大是反右的重灾区，当年8千师生的北大，居然有1500人被打成右派，这都是些思想敏锐、头角峥嵘的有为青年，有识之士，就在他们的人生还没有正式开始，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时候，就被毛残忍地扼杀了！更为可叹的是，他们中一些佼佼者，因不屈的抗争，被穷凶极恶的毛及其爪牙从肉体上消灭了。
1958年哲学系学生黄中奇被绑赴刑场枪决。
物理系学生刘奇弟在肃反中被公安局关押半载，后查无实据释放。官方不但无认错表示，反而说是“宽大处理，免予处分。”刘在鸣放中贴出了《白毛女伸冤》的大字报；又贴出《胡风绝对不是反革命》大字报。结果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判刑15年，发配至北大荒兴凯湖农场劳改。刘不服罪。多次被吊打，后被关入一间长1.5米，宽0.8米，高1米，不能站不能睡的“小号”，让其活活冻饿而死。
西语系英语专业学生顾文选，也在肃反运动中被斗争、关押、拷打折磨，及至发现为错案，各有关部门却互相推诿、敷衍。顾不服，要求平反纠错，结果被以“反革命煽动罪”判刑8年。服刑期满留场就业成为“二劳改”。1966年顾趁机外逃，抓回后被处以死刑。
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对沈元的残害。沈元，浙江义乌人，1955年以全国文科总分第一名考入北大历史系。沈元曾－人从英国《工人日报》转译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报告全文。因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开除学籍，发配农村劳动改造三年。1961年回北京，居住在其姑母家。因其卓越的才华，被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以及刘导生、刘大年等大家看中，破格将其调入中科院历史研究所。沈元勤奋著述，其学术文章数次发表于代表历史学科最高水平的《历史研究》，并两次被《人民日报》以前所未见的整版篇幅转载，引起学界轰动。邓拓为之感动。郭沫若赞为“神童”。但也引起更多人的忌恨，告状信递到毛泽东处，毛指定其秘书田家英出面干预，中宣部也“打招呼”，终于使沈元不得再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沈元的成才曾被人誉为“沈元道路”而引起较大争论。文革到来，沈元的恩师、伯乐黎澍首当其冲，沈元也被列入史学界的“十大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之列，受到打击迫害。1968年9月1日，自感在劫难逃的沈元以鞋油涂面，扮成黑人闯入马里驻华使馆试图寻求避难，然而马里乃靠毛扶养的非洲“友邦”之一，岂敢得罪毛共？沈元立即被移交中方，中方以叛国罪将其逮捕。“－打三反”运动开始后，沈元被列入第三批枪杀名单，于1970年4月1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公判大会后杀害。
据知情者透露，沈元原被列入于2月11日第二批（与王佩英同日）杀害的名单中，却被临时划去。后又被一“神秘人物”用黑笔加上，终于受害。由此可见在是否杀害沈元的问题上，高层有过不同意见和斗争，最终是“必杀派”得志。其内幕至今虽不得而知，但鉴于沈元事件、以及由沈元成才之路形成了与毛的“红专道路”相对立的“沈元道路”的争论，曾经惊动毛本人，所以，不排除毛亲自过问或决定杀沈；即使毛不出面亦必为其亲信秉承毛之意旨最后定谳。总之，沈元的遇害实为毛扼杀人才、摧残民族未来的典型罪案之一。（沈元事件见百度“北大沈元”条目）
另有，化学系学生张钖锟，也因企图越狱被处死。其时已是”毛死江囚”后的1977年了。
还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学生王申酉，虽是文革中才上大学的晚辈，但也是1977年被处以极刑的，其命运与他的学长有共同之处。据事后记者的采访，1977年4月7日，这一天上海市委常委会讨论了58起重案，决定了68个“罪犯”的死刑，每个案件包括案情汇报、讨论、到拍板，平均只有6分钟，6分钟判定一件大案，而且结论全是“杀！”，这可能也是全世界司法史上空前的奇迹，何况判案的不是法院，而是一个叫做共产党的“委员会”！
其实，对右派分子的屠杀，通过法院判刑是极少、极少的部分，可以说，99.9%都是自杀，以及在劳改农场被累死、饿死、打死、折磨致死。著名的甘肃夹边沟教养农场，先后收容右派分子（以及小数其他“犯人”）3000余人，最后辗转存活下来的只有二百多人（－说四百多人）。所有右派教养农场致死的直接原因大都是饥饿，活活饿死；也有被打死、斗死、累死、病（不得医）死、上吊死、触电死、投河死、卧轨死、工伤死、逃跑被打死……等等，等等，花样繁多，数不胜数。
要具体说清这些情况是困难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大部分死者、见证者早成白骨，没有留下半点文字；当年那些关押、折磨死这些无辜者的机构、人员、知情者，他们对此避之唯恐不及，当然不可能站出来道出真相。而那些机构的档案、文献能存留下来的有多少呢？存留下来的那些东西的真实性又有多少呢？当年的劳教、劳改农场对一切死者无例外地都是一片草席卷了叫他们的同伴挖个坑掩埋了事，然后通知家属，或送教养的原单位：该员因病死亡。而很多家属根本没有接到这种死亡通知（有的家属也死了，无法通知）。以致在右派“改正”后，还有人到处打听自己的右派亲人在哪里？写到这里，不由想起“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古诗句，这当然完全不可类比，但情景则比其更惨、更无以名状。在毛共的专政机关、劳改场所的狱卒和“管教人员”的眼里，“犯人”的性命不如猪狗，猪狗他们得好好养着，以便供自己享用；而“犯人”除了供其进行奴役创造剩余价值的“价值”之外，剩下的就是作为他们发泄阶级仇恨的靶子的作用。到了文革，一些农场的管教人员勾结附近的“贫下中农”， 来到农场来将那些管教人员平日的“眼中钉”活活打死，却谎称是“革命群众”的行动，与己无干。然而，不管怎样严密的封锁，总有一些幸存者或者他们的后人几经辗转得知了事情真相，有的幸存者在人生的最后岁月毅然拿起纸笔，记载了他们亲历的这段历史的一鳞半爪，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实和见证。
戴煌是其中之一。划右派前戴煌已是新华社国际部著名记者。戴是属于“自己送上门”的右派之一。戴煌，江苏阜宁人，正宗的抗日儿童团团长，“红小鬼”出身，百分之百纯粹的“共产党员”。因为其嫉恶如仇和刚正不阿的秉性，以及保存尚好的人性，在1957年毛号召的整风中，在6月8日后，在已知毛的“引蛇出洞”策略之后依然挺身而出，就中共当时已经相当严重的“特权与神化”的问题上书给毛，这无异于虎口拔牙。后果当然是成了全国知名的“大右派”。发配北大荒劳改，妻子离婚，全家受株连。
戴煌们来到的北大荒后来被中共渲染成中国最大的、最肥沃的处女地，仿佛那里是沉睡的乐园。实际上那是片死亡之地，也是折磨、摧残人的最理想处所。道理很简单：如果那里适合人类居住，适合用两只手去垦荒伐木，当地早就有“原住地居民” 了，何劳右派们去拓荒？
右派们的作息安排是：每天凌晨四、五点起床，晚上七、八点收工。除了吃饭以外，没有任何时间休息。每日劳动时间在十六、七小时以上，而且都是开荒、伐木这类超强劳动。北大荒的冬季，达到零下38度严寒，右派们住在自己匆匆搭起的大窝棚里。麦秆儿苫顶，外面是朔风怒号，只好在棚内生起地火，但也只能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许多人只得穿着衣服鞋袜围火而“睡”。
吃的则是窝头、玉米渣子、黑面膜。初时可以吃饱。但没有菜下咽，甚至连盐都很少。后来，粮食定量节节下降，从一百来斤降到36斤，27斤，最少的每月只有9斤粮食，原来的一日三餐变成了一日两餐，最后变成一餐，而且是玉米野菜糊……
可以想见，叫这帮原来从未从事过体力劳动、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书生，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和饥饿，在这荒无人烟的冰天雪地从事垦荒、伐木等重体力劳动，会是什么景象，什么后果。很多人累倒了，更多人在原始森林里伐木被木头砸死、砸伤。到后来，主要是被活活锇死。死人的事越来越多，而吃的越来越少，于是，埋死人成了活着的右派们的一项主要作业。冬天是死人的高峰季节，但冬天的北大荒挖个埋死人的坑很不容易，于是采取浇开水的办法，每浇出一个洞，立即塞进一具尸体，然后，将四周的雪土复上，便算完成了一个埋尸任务。但这方法效率太低，赶不上死人的速度，于是有人发明了用炸药来炸的办法，炸出一个大坑，再用汽车运来几十具干柴似的死尸，自动卸货的汽车将死尸往坑里一倒，一下子填满了大坑，然后掩上雪土完事。
这些“干柴” 相当部分成了饿狼的美餐。
有谁知道这些“干柴”们的生平和经历呢？与戴煌一同发配北大荒的，都是中央各单位的右派，有的是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各部门的，有的是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的，有的是高等学校的右派学生和右派教师……也许他们曾经是驰聘学界的骄子，扬威异域的高才生；也许他们曾经是优秀的诗人，知名的作家、杰出的演员；他们曾经引吭高歌，倾倒亿万观众；他们纵横三尺讲台，令天下英才折腰；他们曾经以自己的智慧，筑起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文明之桥；他们曾经以自己汗水，浇灌出绚丽的艺术之花、智慧之树；他们曾经是英俊少年、南国佳丽、学界泰斗、艺苑英华……
只因为响应毛的号召，谴责了生活中某些阴暗面；为了把国家治理得更好，提出自己的几点想法……于是，突然之间，天旋地转，全都落入了毛预设的万丈陷阱。他们获得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右派，被发配到这北国死亡地带；他们成了一群蓬首垢面的囚徒，一群穷愁潦倒的乞丐；他们从事超负荷的奴隶劳动，失去了最后一丝做人的尊严……。不但兴凯湖农场死亡惊人，在辽宁锦西煤矿劳改的1200名右派，居然饿死了1000人，剩下的200人，其中198人或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卧床不能起，臥以待毙；只有两人靠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勉强下床走动……
刘治平，15岁考入北大物理系的少年天才，三年级时就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报》发表论文，1956年大学毕业年方19岁，被遴选至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刘因其父做过国民党专员（己被枪决）,受珠连被打成右派，先送兴凯湖劳改，当局怕这些右派偷越国境投奔苏联，而转押送回河北茶淀农场改造。刘治平在劳动中受工伤缺医无药，当局任其活活痛死。
徐雏，1952年清华大学毕业留校从事计算机研究，后调中科院数学所，是我国计算机领域的开山者之一。现今多位计算机院士，均为徐雏的学生。1957年徐雏回校被划为右派分子，劳教多年后在监狱的铁工厂就业。其10岁的儿子送来妻子的离婚信，徐雏钻过铁丝网去取信，发现后被严刑拷打，一周后伤重身亡。
无法确切知道抛尸在北国荒原的右派究竟有多少。能够活着回来（有的被转移去其他地方劳改）的大概有两种情况，一是“组织上”暂时不让他死去的、有意照顾其干点轻活，得以苟延残喘；另是原来体质特好、年轻力壮终于能挺过来的人们，戴煌属于后一种情况。他去时不到三十，是身高1.78米，体重196斤的壮汉，1962年奉命回京时，连同身上的破棉袄、烂军帽、旧胶鞋等总共才92斤。当时北大荒的右派总领队负责人曾向中央有关领导报告，如果再不回来，再过两个月，这些人将全部成为北大荒的干尸。还存有“革命人道主义”的某些领导人（不是毛，见下文），终于发了“恻隐之心”，叫这些人回京，并准备对其进行甄别、摘帽。
这些回到北京的右派可谓真正的九死一生，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接近油枯灯尽、奄奄一息了，当他们奉命到原单位集合、报道时，很多人连这点力气都没有了。司法系统的右派被指令在二楼集合，但是，所有返回人员没有一个能“走”上二楼，他们跨一个门坎也要人搀扶。
不过，这时有关人员传达了一个“好消息”， 右派们被告知可以将自己的情况写成申诉，供“组织”审查、甄别，如确属错划者，会被摘掉右派帽子。戴煌是被通知写复查材料中的一个，结果他一气写了好几万字，送交审查。
岂知，材料送上去以后杳无音讯。终于等到了回音了，传来的却不是“佳音”，而是被指为“翻案”，坚持反动立场，反攻倒算，罪加一等！
原来是毛得知有人对右派进行“甄别、摘帽”后，雷霆震怒。1962年9月29日，毛看了中宣部送给他的当期《宣教动态》上的这一则消息后，当即提笔在上面批示：
“刘、周、邓三同志阅，请邓查一查，此事是谁布置的？……此事出自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是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6、7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阅后附还，查后告我。毛泽东 1962年9月29日”
毛借此亊还在高层宣布：“右派不准平反”，“右派帽子是终身制”！（这大概是后来邓小平只给右派“改正”、而不给“平反”的原因。）
戴煌因“翻案”被正式逮捕，判处七年徒刑。新的苦难又开始了。
戴煌们并不是最悲惨的，他们只是被送去“劳动锻炼，改造思想”。比这更高一级的处分是送劳动教养，是右派中命运最悲惨的部分。鉴于中文“教养” 这个词比较文雅，估计外国人和我们的后人很难想象这种地方的真相，所以，有必要着重谈一下在教养农场的右派的遭遇。
当时被送往教养农场的右派有多少？当局至今没有公布，也就无法获得确切的数字。只知道这种农场一般是由原来的劳改农场改建（改名）扩充而来，当然也有新建的。这些农场仍由公安部门的劳改局管理。在初期，为了掩人耳目，与判刑劳改犯还有所区别，如对劳教人员还给点少许的“自由”，每月还发点铺助费等等。但不到一年以后，劳教人员的“待遇”全部取消，和劳改犯‘一视同仁’了，有的干脆把教养农场併入劳改农场统一管理，劳教人员 右派们也就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犯人”了。
在中国，至今没有一部堪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媲美的著作，这是中国劳改犯和教养人员的一大憾事，也是一大悲哀。因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比前苏联还多，那里发生的故事也许比苏联更“精彩”，更悲惨，却没有一部全景式的作品记录展现。至今，在右派教养农场中，揭露比较彻底、比较典型的是位于甘肃酒泉境内的夹边沟农场。
夹边沟农场位于酒泉城东北30公里，整个农场是带形的低地，南北宽1.5公里，东西长15公里，犹如一长形布口袋，东与巴丹杏林沙漠相连，北边是山冈和水库，西边是戈壁沙漠，南边是山冈和古长城，东边有一个叫夹边沟的几百人的村庄和农田。农场以村命名，场部也设在东部。这里犹如布口袋的袋口，守住它，“犯人”很难逃出，即使逃出“口袋”，到了茫茫沙漠也会因迷路而渴死、饿死。
在作为劳改农场的夹边沟农场时，只能养活四五百劳改人员。这是因为这里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而且盐碱严重；夏日温度可达四、五十度，烤得人大汗淋漓；到了冬天，朔风劲吹，畅行无阻，温度可降至摄氏零下四十度。
在这个明知道最多只能养活四五百人的地方，1957年，甘肃省先后共安排了2963名“右派”到这里劳改（此为邢同义《愰若隔世》书中的数字），要他们自己养活自己。这大概出于当局对右派们的刻意处置：让他们在劳改中因不能生产自给而自然地死去。这样，当局还可以振振有词地指责是右派们劳动不努力自食其果，与政府无关。
开始的时候，右派们每个月有粮食定量供应40斤，虽然干的是重活，又没有油水荤腥，可40斤口粮还可勉强支持劳动。但是，进入1958年以后，定量逐步减到20斤，18斤，右派们的肚皮越来越瘪，不论管教干部怎样呵斥、辱骂，甚至拳打脚踢，出工的人仍然越来越少了。右派分子邢政在写给家里的一封信中提到在农场的生活：早晨一个馍，半碗苣菜，中午一个馍，三小勺稀糊糊糁子饭，一天劳动17个钟头，怎样挨得住……这封信被作为邢政“抗拒改造”的罪证，被法院判处三年徒刑。
其实，邢政讲的还是1958年早些时候的情况，到了后来，“馍”没有了，就剩下稀糊糊糁子粥。58年秋收后，已经没有人出工了，因为空手走路都困难了。
夹边沟农场的收获物只能供教养人员吃一个季度，全年四分之三要靠省劳改局从其他农场调去粮食接济。这就使劳改局十分恼火，常常是明知那里已断粮多日，可就不予理睬。进入了58年冬，右派分子开始有人陆续死去，但无人过问。
于是右派们不顾一切地寻找食物自救。可贫瘠盐碱的夹边沟土地上可吃的东西太少了，河滩上的野菜、捋草籽很快就被拔光，还有点气力的便到草滩上挖地鼠，抓蜥蜴，抓到了煮来吃算是美味了，但有数人因此中毒死亡。
这时，大多数人已经没有气力行动了，少数人靠家里人从牙缝里省出些食物送来救命。没有人送的，便只能躺着等死。
这时的夹边沟农场实际上已经荒废，1960年9月，上边决定将夹边沟农场的剩余右派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这时，3000右派（后又加入少数其他人员）已死去一千余人。迁移时有三、四百人已无法行动，只好留下。另一千余人去到明水，哪知这明水农场条件比夹边沟更加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一片旱滩。一千余名右派很快出现大面积浮肿，进入11月中旬，出现死亡高峰。据一位幸存者的描述，浮肿病人死亡的情况非常恐怖：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脸肿得象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面包着一包水。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都要停顿几秒钟。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裂着，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的声音，嗷嗷嗷的。”
196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兰州召开会议，正式提出“抢救人命”。当时甘肃全省饿死的人数已达到百万以上（全省才1500多万人）。死人正在恶性蔓延。会后，开展了“抢救”，大规模死人才得到遏止，夹边沟农场剩余的右派们也才得以作为历史的见证者留下活口。但是他们的右派身份和“教养生涯” 并没有结束，有的后来虽宣布“摘帽”，但仍在农场“劳动就业”，身份与劳改犯差不了多少。而按毛泽东的本意，则宣称右派是“终身制”，永远不能摘帽，他在背地里还恶毒咒骂右派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如果不是毛泽东在1976年死去，右派们绝对要全部死去，彻底消灭。
可见毛对“右派” 怀有何等地深仇大恨！必欲彻底消灭而后快。只可惜他的寿命到点了，没有被整死的右派才得以幸存下来重见天日。
夹边沟的右派们到底死去多少？有不同的说法。杨显惠在他的《夹边沟记事》中引用了一个医生的说法，说他登记的死者“病案”是1500多人。更多的相关人士有的说幸存者最多不过五、六百人，有的说四百人，有的说只有二百人；其中亲历的幸存者提钟政在其撰写的《血泪惊魂夹边沟》中说，在夹边沟劳改的右派共计3136人，最后幸存下来的仅130余人！夹边沟的死人也许突出一些，但其他右派农场也大同小异，如四川沙坪农场，据幸存者铁流的记述，全场一万名右派，死了五千多。其他那些著名的教养农场，如东北兴凯湖，天津的茶淀，云南的红河州农场等等，虽然死亡的情况不一，但它们作为右派分子的活棺材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
2002年8月，当年成功逃离夹边沟的幸存者、原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带领5名惨死在夹边沟的右派分子的子女，从兰州来到酒泉夹边沟农场旧址祭奠他们的亲人、难友。
在炎炎夏日50度高温炙烤下，高吉义他们感觉不到身体的炙热，悲痛淹没了一切。虽然亲人们已尸骨无存，但他们似乎看到亲人们的冤魂在上天注视着自己，一篇由血泪凝成的奠文震撼着长空：
难友、亲人们的冤魂：
在我们生离死别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才有机会，带着极为哀痛的心情，远道来此沙漠荒滩 你们冤死暴骨的地方，寻找你们的冤魂，表达积压多年对你们刻骨铭心、永世不忘的怀念之情！
一九五七年，在那风雨如晦的特殊日子里，一些有良知的仁人志士，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出于民族责任感，从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出发，说了几句真心话，反映了一些实情，竟然大祸临头，灾难降身，被错定为“右派”，全国几十万人，瞬间落入万丈陷阱，人格受到了严重凌辱，精神受到无限折磨，肉体受到极大摧残，有多少人还被无辜夺去了生命，悲哉！痛哉！历史怎能忘记一九五七年！人民怎能忘记一九五七年！
戴着重如大山的“右派”帽子的三千人，被强迫送到酒泉的荒无人烟的夹边沟劳教营羁押，开始了屈辱的、饥寒交迫的、穷苦非人的生活！冬天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夏天冒着零上四十度的酷暑，住的是地窝子，土窑洞，一天喝上半斤糊糊汤，饿得实在忍受不了，去找草叶、草籽填肚充饥，还被迫超强度地劳动，眼看着难友们身体一天天垮下去，眼看着难友们一个接一个衔冤惨死，抛尸荒野、狼啃鸟啄！几年死了一半多！
夹边沟、夹边沟，白骨累累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日日夜夜声啾啾！
千古奇冤无处诉，凄惨情景难忍睹！
难友无法相救，亲人难以相见！
悲哉！惨哉！
幸存者的亲友家人怎能忘记夹边沟！
历史怎能忘记夹边沟！
人民怎能忘记夹边沟！
（以下略）
夹边沟农场幸存者高吉义率难友亲属奠
二00二年八月
奠文未念完，祭奠者均已泣不成声。
限于文体，祭文中对夹边沟发生的事情不可能详细记上，现根据采访者的实录，大略补述如次：
右派们的遭遇或者只能用“悲惨”二字勉强概括。在长期的、难以言表的饥饿煎熬下，所有劳教人员都放弃了做人的尊严，为了活命，他们什么都吃，凡能进嘴的如烂鞋底、破棉絮也往嘴里塞，甚至有毒也在所不惜。种麦拌了六六六粉，他们塞进嘴里，用唾沫“洗掉”药粉，把麦粒吞进肚里；蜥蜴、癞蛤蟆、蚯蚓、蚂蚱都成了美味，结果因此中毒、喪命……
1960年4月，高吉义等9人被派去酒泉拉洋芋，饿极了的他们不顾一切，9人便将一袋160斤的洋芋煮了吃光，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不能坐，不能蹲，一弯腰嗓子里的洋芋就从喉管掉出来，一名吴姓的右派活活胀死。高吉义回到住地，上吐下泻，同住的甘肃省建工局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服侍他躺下。高一觉醒来，看见牛天德正从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中收集未消化的洋芋，在仔细地辨认着吃！因牛天德没有捞着此次去拉洋芋的机会。
为了多得一口、半口汤糊糊，他们可以互相打得头破血流，甚至干脆去抢别人的来喝……
草籽吃了不消化胀肚，树叶吃了便秘，但为了活命还照样吃，拉不出屎，无奈之下，只好个个趴在窑外，撅着屁股互相给对方掏粪蛋。
后来，死人肉成了主要果腹之物。和凤鸣的《经历 我的一九五七》中已有“食人”的描写：
“当时饿极了的几位难友也曾经把死人的屁股肉割下来煮熟分食 在饥荒年代里，饿殍遍野，死人肉是最容易得到了……原省法院的难友李定国，感到活下来毫无希望，看到身边的人连死人肉都吃，在绝望中把被子撕破，把眼镜砸碎，把手表砸碎，第二天撒手人寰。”
在夹边沟，吃死人后来变成了“常事”。最初，几个右派去掩埋刚死去的邓大夫，发现他的大腿肉比别的死者多，于是，几个人动手把邓大夫屁股、大腿上的肉割下来，用火烤着吃了。结果被农场管理人员发现，农场为了惩罚这些人，每人做一个木笼，很小很窄，将人关在里边，站着不能动、不能蹲也不能转身。然后叫全场的人都来“参观”，木笼里的人只有眼睛转动知道是个活物，其余跟死人差不多，因为即使完蛋了但他们却仍然“站着”，倒不下来。
但是，这种残忍的惩罚并未能阻止“吃死人”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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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教干部召开大会叫大家批判吃死人的孙××，说：“你今天吃人家，
明天人家吃你，这不是野兽吗？孙XX还埃了一顿揍。但他此后照样吃死人肉。后来，别人都死了，孙居然活了下来逃出了教养农场……
前面讲到的留美水利专家傅作恭之死，其实，还有一个类似他的同伙，死得比他更惨。此人叫董坚毅，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说硕士），1952年响应毛共的召唤归国，在上海从医。1955年支援大西北来到兰州，在甘粛省人民医院供职。1957年整风中因给医院领导提意见被打成右沠，送夹边沟农场教养。1960年，夹边沟死人达到高潮，其时董坚毅主要靠在上海工作的妻子顾晓颖（也是从美国回国）接済食物活命。一天董对难友们说，他已经等不到妻子送的食物了，向大家交待了一些后事。三天后董坚毅死去，时年35岁。同伴们遵嘱用他的衣被毛毯裹扎掩埋。七、八天后，顾晓颕抵达夹边沟农场。得知丈夫已死，顾失声痛哭了二三个小时，然后挣扎着去看丈夫的尸体。难友们引导她去到董的掩埋地，哪知原来的地穴、尸体都不见了。几经寻找，在后沟里发现了董的残尸，用来包尸的被、毯均不翼而飞，尸体上凡有肉的地方都被人切割吃光了，剩下一付骨架。由于头上没有肉，紫色的头颅还完整地连在骨架上。顾晓颖扑在骷髅上哭得昏天黑地，直到天快黑了仍不肻走，并大声哭叫：“我不回去了，我要和他一起死！”几个难友齐心合力硬是把她架回窰洞。后来，难友们帮助将尸骨火化，将骨灰交给顾晓颖带回上海。
这是又一对夫妻双双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结局。
还有的右派饿得连大小便都走不动了，但又不能拉在床上或地上（帕影响大家），于是，只好把唯一的容器 饭盒又当便盆使用。一次，右派李景沆在宿舍排队等待厨房的大师傅分饭 一勺糊糊汤，在他前面的一个已不能行动的右派，递过来一个饭盒，大师傅一看，将内中的赃物倒在地上，一股臭气随即在全屋扩散。原来，那人的饭盒既装“饭”，又当便盆，里面还残留着粪便，吃喝拉撒在一锅。
而这些人，原来都是知识分子，很多人还是“为人师表”的教师、教授。暴力、饥饿不仅摧毁了他们身上的书生气，连“人”气也没有了；暴政不仅猛于虎，暴政还可以将人变成畜生……这大概就是毛泽东要达到的目的！
据说夹边沟农场的旧址如今己改建成为渡假村，红墙碧瓦，楼台停阁，可以想见游客们在花红柳绿，碧波荡漾的夹边沟中嬉戏追逐，欢歌笑语的情景。他们知道当年死亡地狱的夹边沟吗？知道在他们脚下那些叫做右派分子的白骨吗？当局不惜血本想让今天的人们忘记过去，忘记在这片地上发生的惨绝人寰的悲剧和罪恶，但是，难道金钱真的可以掩盖已经发生的－切吗？可以改变历史吗？——这些人错了，历史在人们心中，历史在正义的笔端，历史象大气－样充盈天地，传之无穷，不是盖几栋华屋、种几株花草就可以掩盖的！
夹边沟的情况只是全国一个缩影，一个典型。别的地方的教养农场也许死人的比例没有夹边沟高，但事情本质没有一点区别，因为总导演是同一个人。
在南方某地一个专收右派的教养农场里，有一个管教干部（中队长），右派们背后给他起了一个名号叫疯狗。“疯狗”一见到“右派”，就怒眼圆睁，咬牙切齿，似乎跟这些人有八世冤仇。他是从部队转业来的，他的口头禅是：“要是在部队，老子早毙了你！”
虽然不能随便毙人，但打人则是他的癖好。一次，一个右派因出工动作稍慢，“疯狗”便上去打耳光，左右开弓说要打100个耳光，并且边打边叫“犯人” 报数，打到86个耳光时，他自己的手也肿了，便说留下14个“明天再补打”。哪知被打的是个刚入场不久的“新人”，受不了这种虐待侮辱，当夜便投河自尽了。
一次，大概是过“国庆节”， 管教干部说这是革命人民的节日，右派没有份，而且，尊照伟大领袖的教导：“人民群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强令全队右派加班夜战，不准休息，不准偷懒。大约晚上10时许，以“疯狗”为首吃饱喝足，一个个红光满面，酒气冲天的管教干部，来到工地检查。看到白天劳累了一天、已经筋疲力尽，饥寒交迫的老右们一个个无精打采的样子，“疯狗”大怒，从他见到第一个“犯人”（他只认右派为“犯人”）打起，手脚并用，后来还找来一根扁担，“横扫千军”，一时间，工地上哭喊惨叫一片。后来，还是随后赶到的中队“指导员”借故将他叫了回去，右派们才得以躲过这一劫。
至于平时，右派们的劳动成果，凡是优等优质的如鸡鸭鱼肉，都交干部“小食堂”享用，小食堂挑选其中上品又给“上面”进贡；在那举国饥馑的年代，劳教农场的管教干部和狱卒们依然鸡鸭鱼不断，一个个吃得红光满面，脑满肠肥。而这些物品的生产者 右派分子呢，则是永远不变大锅白菜汤（或芥兰菜叶），以及每日两顿每顿四两（旧秤）的黑木薯粉蒸糕，浮肿病传遍了整个农场。右派中有人叹之曰：恹恹生难遂，迟迟死不能。但进入1960年之后，饿死人的事就经常发生了，“死”不是“不能”，而是随处可见的事了。
后来，“疯狗”因开枪打死一名所谓“企图逃跑”的右派，被调走了。那个倒霉的右派也是白死了 在那人命如蚁的年代，死一个右派算什么呢？谁敢去追究呢？教养农场所有被饿死、打死、累死、工伤死的家属通知书上，写的都是一个死因：病故。
前面己提到，这个“教养”制度最野蛮、最令人恐惧的一点是它没有“刑期”，一句“改造好了才行”就是刑期，实际上是无期徒刑。后来很多右派摘了“帽子”了，“解除”劳动教养了，但却不肯释放，而是宣布“留场就业”，也就是一辈子做个“准劳改犯”。许多人就是因为归家与亲人团聚的希望破灭，最后走上自杀或逃跑之路。当然，大多数逃跑未遂，不是被打死就是接受更严厉的惩罚。1965年，作家杨显惠19岁时奔赴大西北“上山下乡”，来到甘肃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一师第六团四连小宛农场，发现农场里一些已经解除教养、但仍不准回家，被安排在农场“劳动就业”的老右派，正是从这些人嘴里，杨显惠才知道夹边沟教养农场之事，夹边沟农场的暴行才得以曝光。
毛对知识分子的摧残、迫害，当然远远不只是 “反右派”运动，毛对知识分子迫害是逐步升级的，开始时叫“思想改造”，在反右派时，已上升为将“右派”送农场劳动教养或管制劳动改造。但此时打击面主要局限在知识分子中的“右派”。 六十年代之后，毛将整个知识分子定义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62年，此时毛名义上已退居“二线”，中共在广州召开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陈毅企图去掉加在知识分子前面的“资产阶级”定语，称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在得知后勃然大怒，立即返回一线重操权柄，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宣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是主要的阶级敌人。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疑也成为主要的的阶级敌人了。
1964年2月13日，毛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在会上他恶狠狠地说：
“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文学家、戏剧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去、到工厂去。不要总坐在办公室，在办公室里是写不出东西的。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
1964年6月27日，毛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作了如下恶毒的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当官做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同年9月4日毛在武汉东湖宾馆接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在讲话中说到有关知识分子问题时，毛说：
“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不改造不行，过去我们没有抓紧。”“有几百万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他们受不了了。现在又整风，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整他一年、两年睡不着觉，我就高兴。”
从这些批示和讲话中可以清楚看到毛的心理是何等阴暗、恶毒。过来人谁都知道，打从1942年延安整风之后，毛的文艺界就是一直在声嘶力竭为毛共特别是毛本人歌功颂德，吹喇叭，抬轿子，为毛的个人崇拜和“神化”不遗余力；就在毛作上述批示的同时，文艺界正在排演全力歌颂毛的所谓“大型歌舞音乐史诗《东方红》”。毛居然还对他的文艺奴仆、走卒如此恶毒地咒骂，这只能用他对知识分子的本能的、天生的仇恨来解释。至于他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自建国以来，实际上没有一天放松过，直到将知识分子整得像狗一样“夹紧尾巴做人”，而且从肉体上消灭了一大批，但毛却仍说对这些人的改造“没有抓紧”。
从上述这些毒液四射的批示、讲话中，人们已清楚可见，毛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对知识分子磨刀霍霍，准备再次进行更大规模的扫荡、屠戮了，因为这时他已认定知识分子都是“阶级敌人”了。
果然，不到两年，毛便向知识分子，特别是“从旧社会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举起了屠刀，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毁灭性的“横扫”，文革开始了……
至今还有一些糊涂虫，说什么文革中的打砸枪、关管杀都是那些不知天高地厚、年少无知的红卫兵干的，是这些青少年自发的“无法无天”的行为。笔者以为，说这些话的人先应该静下心来去读读有关文字，了解一下毛是怎么说的
1966年3月，毛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在解放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是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是国民党。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
同年6月10日，毛在杭州会见越南胡志明时说：“现在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
7月18日，毛回到北京。一下车就说：“北京太文明了！……”
8月1日，毛写信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号召红卫兵“杀向社会”；霎时间，满城腥风血雨，鬼哭人嚎……
8月22日，《人民日报》一天发表两篇社论，鼓吹破四旧“好得很！”，要求掀起“破四旧”的更大的高潮。第二天，即8月23日，红卫兵应声而动，演出了国子监孔庙前、吉祥剧院等无数个地点的恐怖大戏……
1967年1月，《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了经毛亲自审定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文中除了周扬外，被点名批判的还有田汉、夏衍、阳翰笙、林默涵、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何其芳、翦伯赞、于伶、茅盾、巴金、赵树理、曹禺等等。这说明，毛要将其文艺战线的佐辅、爪牙全部抛弃了！后来这些被点名的人全被打倒，其中不少还被从肉体上消灭。
其实，毛早就对文艺知识分子歧视、藐视，故意对其贬损、羞辱。比如，被人称为中国的“文艺沙皇”的周扬，自延安整风到文革，一直是毛在文艺界的代言人，其人一言九鼎、说一不二，在文艺知识分子中“谈扬色变”。但就是这样一个文艺界的“最高领袖”， 毛不过给他个“候补中央委员” 的位置，这本身就是对文艺知识分子藐视、蔑视。以周扬三十年代初就领导中共文艺界的资历，当个政治局委员绰绰有余，毛却故意使其屈居他的“小秘书”之下。以示对文艺界的藐视和羞辱。如今到了文革，连周扬也没有面子了，被毛丟进了秦城监狱。
文革中毛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迫害达到新的高烽，有两个特点可证：一是不再区分左、中、右，也不仅只限于文艺界，而是要将所有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精英（即“反动学术权威”）“一锅端”；二是不再区分党内党外，“一视同仁”。连刘少奇都要消灭，那些有党员身分的知识分子也就无法再以“党员”作为护身符了。
这两方面的转变，表明毛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已经从原来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发展到“阶级”仇恨，发展到一种文化层面的对“异类”的敌视和势不两立。质言之，毛已决定将一切有文化、有学问、有成就的知识分子一概打倒！直至从肉体上消灭。这是毛主义恶性发展的一种变态心理，此时毛理想中他统治的国度最好是文化沙漠，清一色的驯服工具、愚民。只是还得有一批技术专家为他造原子弹、导弹，但这些科技专家最好是机器人，只会干活，不会思考。所以他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只办理工科大学，学生也只能从政治上可靠的工人中去挑选，学成后回原单位仍旧当工人。还可以设想，必要时毛会学斯大林，必要时将会造飞机、导弹但是有思想问题的人关进监狱里去，让他们在监狱里造。
周扬被打倒后，接着便对文艺领域来了个大扫荡，首先，文革之前出品的、所有歌颂毛和共产党的电影、戏剧全部被批判、封杀，都成了“封、资、修大毒草”，如《林家铺子》、《抓壮丁》、《兵临城下》、《不夜城》、《红日》、《逆风千里》、《怒潮》、《黑山阻击战》、《战上海》、《东进序曲》，以及建国前左翼文艺家在国民党时期拍的一切所谓“进步电影”，如《丽人行》、《桃花扇》、《万家灯火》等等，批判的基本方法是从鸡蛋里面挑骨头、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结果所有文艺作品无一不被冠以吓人的罪名，所有创作人员不是打成“反革命分子”、“ 特务”、“ 反共老手”，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锒铛入狱或被下放劳动改造……
廹害在继续升级，并向文艺之外的各个领域扩展，更多的知识界名人被廹害致死或“自绝于人民”。
首先是处在政治漩涡中的一批知识分子被害，运动伊始，除吳晗外，邓拓、田家英被迫自杀。（注：据新的资料，根据汪东兴的交待，汪受毛命去找田家英谈话，在交谈中田被汪东兴的随从、内保人员朱国华开枪打死。）接着，是曾在延安当过毛泽东秘书的中央政研室秘书长柴沫自杀。接下来，曾任中宣部部长的姚溱在被单位造反派批斗后当晚悬梁自尽。
再接下去：
1966年6月20日，著名史学家李平心自杀身亡。
8月23日，著名文艺评论家，《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陈笑雨 笔名马铁丁，在被批斗后投永定河自尽。
9月3日，考古学家兼古文字学家秦梦家自缢身亡。
9月11日晚，著名京剧艺术家、京剧大师言鹏菊之女、梅兰芳之徒言慧珠自杀身亡。
古典文学专家、语言学家、曾受教于王国维、梁启超门下的刘盼遂教授，因不堪斗争中的凌辱殴打自杀身亡。
著名文艺理论家、曾任“左联”组织部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叶以群跳楼身亡。
著名演员赵慧琛因在建国前电影《马路天使》中扮演妓女，受到造反派的侮辱戏弄，愤而自杀。
罗广斌，文革前红极一时的长篇小说《红岩》作著之一，曾被关入渣滓洞的四川省地下党幸存者，被诬为“叛徒”跳楼身亡。
严凤英，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名闻全国。被诬为“国民党特务”，1968年自杀身亡，死后还被剖腹检查是否藏有特务用的“微型收发报机”。
著名翻译家傅雷，学贯中西，集文学、美学、音乐、外语四“家”于一身，1968年9月3日，因不堪摧残凌辱，夫妇二人双双自缢而亡。
著名史学家翦伯赞，维吾尔族，1937年入党，著有《中国史纲》等18部大作。曾营救胡志明出狱。建国后任北大副校长。之前毛泽东曾经说过翦伯赞与郭沫若、茅盾、范文澜应属运动的“保护对象”。但很快毛便自食其言，翦被毛点名批判，遭残酷批斗，1968年12月，翦夫妇双双自杀身亡。
电影演员上官云珠，毛到上海时通过柯庆施召唤，两人关系暧昧缠绵，因此被江青忌恨，文革中惨遭迫害跳楼自杀。
著名作家、曾经的“鸳鸯蝴蝶派”首领周瘦鹃，1968年在苏州被迫投井身亡。
云南大学校长、著名作家李广田，1968年跳楼自杀。
著名文学史家刘绶松教授，因不堪迫害，与妻双双自缢身亡。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顾而已，30年代在上海了解江青（兰萍）一些历史，文革后受尽迫害，1968年8月服药自杀。
有蒋介石“文胆”之称的蒋的高级幕僚陈布雷之女陈琏女士，1939年20岁时背弃其家庭秘密加入共产党，为中共建功立业并增色不少。文革中被诬为特务，1967年11月从11楼自坠身亡。
著名记者、新闻学者范长江，1936年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到延安采访，为毛共大造舆论，后成为中共新闻战线的创始者和奠基人。先后任新华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长，国务院第二办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等要职。文革中因不堪迫害，于1970年投井自杀。
记者、诗人、作家闻捷，曾以其对毛共工业建设的颂歌名播大江南北。1971年元月，开煤气自杀。
版本、目录学家、敦煌学家王重民，对上述两学科均有重大贡献。文革中自缢身亡。
（以上主要取材于戴煌：《牢记造神运动的教训》）
此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虽非直接自杀或被杀，但实际上亦因受迫害而死。如中共一大代表，毛的老友，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在遭学生批斗殴打时曾修书向毛泽东求救，毛不予理睬，不久即在伤病中身亡。又如文学评论家陶然，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鲁迅夫人许广平，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蔡楚生，作家赵树理，文艺评论家、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著名作曲家马可，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诗人郭小川，著名作曲家、《解放军进行曲》作者郑律成，原《文汇报》社长金仲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小说家彭柏山，文学评论家侯金镜等等，都因被批斗、摧残，导致身心残疾伤病缠身、悲愤莫名而死。
另外，早在1958年，著名的国学大师、被誉为“近代中国最有学问之人”的陈寅格先生，其时已年近古稀，又双目失明，仍然被无情地、恶毒地攻击，嘲弄，陈寅格愤而辞职。在文革中抑郁而亡。
总之，在毛当政的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党内的或党外的，“左”的或“右”的，也不管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或毛共自己培养的，除了少许科技型专家之外（这些专家中也有相当部分人被整、被迫害，见附文五），绝大部分都遭到各式各样的迫害、侮辱，重者夺去了生命，轻者也被整得“夹紧尾巴做人”，慢性自灭。对文化人的绞杀、戏弄，似乎已成为毛的一种“嗜好”，他不是一次性处理，而是像猫戏弄老鼠一样，捉了放，放了捉，摔下提起，再提起摔下，直到最后弄死为止。这种情况除了冠之“迫害狂”之外，实在找不到更确切的判词了。
据有人统计，光在文革中被夺去生命的全国知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即国家级文化精英，记录在案者200余人，还不算未记彔的或省一级知名的知识分子或其他地方性知名人士。
然而，即使如此，毛还是不甘心，不满意，在他临死前，还发起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批宋江”等运动，试图将幸存的知识分子、残余的“儒家”收拾干净！可惜这时，毛自己也接近油枯灯尽，运动遂成强弩之末。于是遗憾地留下一句：“不要以为文化大革命搞三四次就行了。以后每七八年要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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