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往事」／京華尋夢話童年（二）
作者／凡薇（范亞維）潘晴：序注
 
1902年，滿清恢復「新政」，身為京官（內閣中書）的范熙壬，以初試、復試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京師大學堂，右圖為范熙壬復試之試卷節選。
1903年，滿清政府首次選派國立大學的學生出國留學，這是現存於「南京圖書館」的京師大學堂仕學館學員合影，中立者為范熙壬（左起第五人）。
一九O二年京師大學堂復校，父親初試、復試兩次都是第一，一九O三年選派留日。夏家母親一直在鄉下侍奉婆母和老姨太等，七年獨守空房，的確虧了她。那樣秀麗的她，辜負了多少青春年華！問題是祖父特別鍾愛父親，以前不得已，聽從杭州伯父意思，讓父親過繼四房。這時以夏家母親沒生育為由，力主一子肩祧，再為四房迎娶母親蕭奉琴。其實，一九一四年夏家母親與母親先後懷孕，只是夏家母親產下一姐姐，一生下來就夭折了。她從此在鄉下吃素，陪著祖母念佛。她隨祖母上京後對我說，我是她的女兒托胎來的，對我非常疼愛和照顧，我也特別依戀她老人家。平常相稱自然也是媽媽，叫母親則叫姆媽。夏家母親眉清目秀，鳯眼、懸鼻，我最喜歡看她的梳頭側影，由於她念佛，衣著格外清爽。為了不麻煩別人，夏天，她總是把大紅板凳壓著洗好了的夏布衣和黑綢褲子，保證衣服的平整比燙得還好。她在鄉下受了許多苦，幸虧是夏家外婆的意思，叫棫真姐前來和她作伴。為了我，夏家母親常做一些炸豆油皮包、紅綠絲芝麻小卷卷，給我做零食。有人送來孝感麻糖，也總是先讓我嘗，因此我喜歡吃孝感麻糖。她的素菜做得也特別好吃，常常要我跑腿，去吩咐廚房怎麼做。
那幾年，「采壽堂」賓客如雲，內眷祖母為主，多半由夏家母親招待，因為母親總在做月子。我們年紀小，家裡孩子又多，顧不過來。外客有叔叔、本家子侄協助父親照料，我在內、外院、迴廊、小過廰，看見過水滸一百單八將等行酒令牌。像紅樓夢中描寫的那樣，酒宴之中行酒令，比男士們吆喝比酒更高雅，也比光顧吃喝更有趣味一些。
二三年的春節過得最隆重，奶媽們剪紙，貼窗花，男工們打糍粑，老人家（族兄財連哥）訂做了一尺多高的大木桶泡糯米，蒸後用木棰夯，邊棰邊唱夯歌。父親喜歡煙花，準備了許多大煙花，像大雀巢奶粉罐頭，好像叫「萬年青」和「大八卦」（先後放十二次煙火），「二踢腳」等……。我們三個大孩子噓「鼠尾巴」，侄哥們放「二踢腳」，（下面一點火，上面響二次），男工們點煙花，真實場景異彩紛呈，大家拍手歡笑格外熱鬧。祖母尤為高興，在黃陂鄉下，從來未見過這樣絢麗輝煌的場面。午夜，放著留聲機，全家吃長壽麵，孩子們要給長輩磕頭、拜年，奶奶就賞糖果和壓歲錢給我們，爸爸對親友也一樣。母親除了賞錢之外，還捧著大盤果點給男工們，作為熬夜吃的零食。在黃陂鄉下，習慣年三十夜只有老人和孩子們睡覺，叫做「挖窖」，挖金窖、挖銀窖祝賀財旺。當時，采壽堂真得是喜氣洋洋。印象中多年以來，這是最熱鬧的一次。吃完長壽麵，還把八仙桌搬到花園裡，按黃曆選最吉利的方向，上供、磕頭、出行。第二天早上出門，先朝這個方向走，另外幾年的新春過年，大家迎春接福雖也很熱鬧，但沒有這樣隆重了。
記得二三年春天，父親為我們四個孩子訂制了四個白銅墨盒，我的墨盒刻的是紅梅綠枝幹，題著「梅花知已」，三妹是蘭花，四妹是蓮花，公涵大弟是「初日高照林」，畫面是朝日和樹林，當時我就建議三姊妹自己養蠶，用蠶絲鋪墨盒，為此我還作過《養蠶小記》。
清末父親在武昌兩湖書院最好的同學，陳士可老伯（陳毅將軍），曾經以「都護使」駐庫倫（辦事大員）綏靖外蒙，卓有成效深得民心。二O年秋，再度被政府起用為「鎮撫使」搶救外蒙。五叔（范熙績）曾隨陳老伯同往庫倫。過去由於徐樹錚專權跋扈，觸怒蒙人，致引起反亂，外國勢力趁機介入，大局一度失控不可收拾。記得小時候，我們對外蒙的事情一直很好奇，後來五叔來采壽堂，在我們的追問下，對我們說他們被迫狼狽撤退，一路上還喝過馬尿。
此圖為范熙壬早期的照片，右為同窗好友陳士可（陳毅），曾擔任中華民國蒙藏事務局參事，中華民國西北籌邊使兼任西北邊防司令。
采壽堂第二件喜事是：一九二三年生了二弟公鑄，順著大弟，小名叫小狗。父親買了一架風琴給母親，後來成為了我的專利，我自彈自唱也就是從那時開始的。那時，小朋友的歌曲都是李錦輝所作「小麻雀」、「葡萄仙子」、「月明之夜」等歌。我常常自編自舞學著表演，帶著弟弟妹妹好玩。兩個小弟弟在奶媽懷裡也很起勁，後來他們學著唱，小狗胖乎乎的，憨態百出，還自己拍巴掌下場來玩。
奶媽吃飯時，總是我們輪流抱著兩個弟弟，有時我抱著弟弟打轉轉，他們就笑得很開心。一次我和大弟都摔倒了，母親生氣打我，我多想乞求母親的愛憐啊，常常是越打越抱著母親的兩腿不放，母親自然更是發煩。這樣，我和弟弟哭得不可開交，所以外婆常常把我帶到她那小住一、二天。在那裡和大舅蕭曙（海樓）學唱「四郎探母」。外婆曾叫人給我算命，說我二十五歲天翻地覆等等…… 有時候，是童紫華表姑帶我到琉璃廠四號，她公公李哲明老伯家小住。李姐姐也叫李葆華，在女師大學習，我還跟著她們到學校去看過演出，我記得，演的是《少奶奶的扇子》。當年，我便愛上了這種氣氛。結婚後給老伴清理書櫃，在所包書中，我看到了這本書的原文版。
夏棫真表姐在女師大附中學習，就把我們帶到附小上學。父親樂育英才，家裡有許多南方來的親友到北京來考大學，父親還資助親友進修和出國留學。家裡總是人客滿堂，而他本人，則一生清廉，自奉很薄，每天早上一杯牛奶，兩個豆沙包，對吃穿從不講究。倒是母親總在床褥，每天仔雞、阿膠等營養品不斷。
一九二三年夏天曹錕籌備賄選，派人送來巨額銀票，父親斷然拒絕，拍案大罵。隨後，他把采壽堂典押給日本東方保險公司，籌資組織議員南下上海、成立「移滬國會」，在上海湖北會館召開「國會非常會議」對抗，擁護中山先生，反對曹錕等人。而北京的國會大門上，多次貼著不利他的恐嚇黑函，於是母親帶著我們走避天津，住在胡鈞（千之）老伯家。他的夫人是德國人，住在租界。有客人來玩時，胡伯母不會打麻將，只在旁邊看牌，織毛衣。她的女兒常常拉著我的小辮子好玩，還教我編織，我第一件成品是給家父織的手套，從此我就學會了加針、收針，照著外國雜誌，編花織毛衣。家裡另外一位常客是王齡希（王黻煒）老伯的夫人—日本人王紅子和她的女兒Kimico，她和我最要好，教我念日本假名，這也是我喜歡外語的緣故。胡姐姐後來在北京大學教授德文，可惜沒有再聯繫。Kimico聽說後來到日本去了，也就更沒有消息。三妹從小跟王老伯堂侄訂婚，是當年祖母的意思。
1923年，上演了著名的「曹錕賄選」事件，此圖是當年9月刊於美國 TIME（時代）雜誌上的曹錕。
一九二四年曹錕發動接受法國的「金弗朗」案。這時，祖母在北京胃病已很嚴重，父親返京給祖母治病，趁此出席國會會議，彈劾政府辦理「德發債票」和「金弗朗」案，「金弗朗」案和法國勾結，用已經廢了的金本位還法國庚子賠款，有損國庫基金一、三億。在院會上，父親仗義執言，幾乎被當時的財政總長王克敏摔硯台砸破頭部，但父親仍與王紹鰲、范殿棟等，聯合議會各派同仁，據理力爭商議對策。
一天下午，父親準備出去開會，由於祖母想去看她的乾女兒夏家舅母，父親素來行孝，就讓祖母先坐馬車走了，特務們緊跟馬車，到宣武門右側，抄手胡同夏家，看到下車的竟是位老太太，大失所望。這也是父親行孝的好處，特務在大失所望之余折回采壽堂，當時我和三叔兒子（辛望哥），正在花園遊玩，特務們不理會門房，繞過照壁，到花園裡問望哥：「你伯伯在不在家？」望哥雖只有十三歲，但知道情況不妙，詭稱在家。旁晚大批軍警進宅，大肆收查。大門、房門各站兩人把守其餘人入室，甚至掀起大衣櫃，企圖捉人，情況十分緊張。我當時八歲，已警覺事情嚴重，急忙請梓亭、齊雲二位侄哥摸黑翻越馬號矮牆，去石駙馬大街一號，田伏侯（田吳炤）老伯處，告訴父親不要回家。田老伯兒子田方增在校和我同座，田老伯女兒田方靜和三妹也是同窗好友。辛虧她們轉告，父親直接住進了六國飯店。軍警包圍采壽堂未果，就將秉能哥（范彪如）逮走作為人質。祖母只好帶著我們小孩子也住進了六國飯店。直到冯玉祥班师回京，打到曹锟，我们才回采寿堂。
六國飯店是北京東郊民巷最大的賓館，裡面都是外賓。晚上常有舞會，我第一次到舞廳，小皮鞋滑了一交，某位英籍夫人將我牽起，之後又帶我去她的房間，教授我英文，和他兒子一塊玩，看大畫畫書，這是我學習英語的開始，從此奠定了我一生的英語教學生涯。
記得父親帶我坐馬車經過前門大街（前國會大街），到東郊民巷外國書店買書，父親給我買了一本《鮑氏讀本》，這是我最早的英文教材，父親訂購的是原版英文《西藏語法》和日本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知名教授河上肇的著作。父親早年和他的學生李大釗研究馬克思學說，曾經翻譯過《資本論》，此後又為蒙藏院翻譯《西藏語法》。當時國內沒有過這種事，可惜一尺多高的手稿，抗戰期間被燒毀了。後來，我從父親寄存在同鄉好友李鼎庵老伯家裡拿回三十多口書櫃式的小書箱，其中就有兩本原本，但在文革期間被抄走了。
從那之後，寄住在家中的大學生繼續教我英文，先是梓亭侄哥，後來是中鐸哥。後來又請了一位康小姐，因康小姐有事南下，母親送行時，還在桃樹下送給她一枚金戒子作為紀念。解放後，夏棫真表姐告訴我，這位康小姐就是後來的朱德夫人康克清。我記得她中等身材面目清秀。她教授我英文的事情，多年來，一直未對人講起過。
一九五八年我從俄語原文，翻譯了一篇波蘭女音樂家的故事，附上俄文信和三、四女兒穿古色古香大花邊繡花唐裝的放大照片，寄給北京婦聯主席蔡暢，請她代寄。因為當時不敢隨便與外面通信，但始終未見回信。蔡暢是我堂兄范屹瞻（念慈）的舊友，老同志。解放後還請他上北京小住過。考慮這都不行，就沒有再打聽康老師的消息了。父親早年由李大釗介紹秘密加入共產黨，康老師也許也是南下參加革命的。母親和我都很懷念她，也一直在為她祝福。
念慈哥在北京上大學對我幫助很大，我第一次翻譯英文小說故事，投稿校刊《囊錐》，就是他鼓勵我做的。談到投稿，父親給我起的筆名「薇庵」，當時這個庵字，一橫一撇（廠）。現在我還記得父親寫這個字，教我念庵字時的情景。可是現在一橫一撇簡化成了工廠的廠字。最值得紀念的是，父親曾在花園裡和我一起乘涼教我們做對子、猜字謎。我最大，總是我最先猜到，引得父親很高興，慢慢也就不足為奇了。當時花園還有螢火蟲飛來飛去，我們覺得很好玩，搶著把它們抓進瓶子里，學做古人「囊螢讀書」。為此，我還為此寫了一首打油詩作紀念，這是現在兒童見不到、體會不到的事。記得有一天，念慈哥在大門外學騎單車，撞翻了一個瓷器擔子，初學單車的人常常會這樣，看熱鬧的還有一個賣毯子的白俄，他們很窮，一般不為人們看重。之後蘇聯怕日本佔領東北，爭中東路的路權，還跟我們打過一仗。我方楊忠甲、韓光第二位指揮官本來退敵獲勝，之後還是退了兵。議和時還吃了俄國人的虧。
1924年12月4日，時任國會非常會議主席的范熙壬代表北方政府歡迎孫中山北上，在天津張園與中山先生合影。圖中的許世英時任國務總理（代表段祺瑞），楊宇霆為奉軍參謀長（張作霖的代表），汪精衛當時任中國國民黨一大執委，陪同孫中山先生北上。（原圖現收藏於台灣《國父紀念館》）
中山先生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應馮、張、段邀請北上，主張召開國民議會，打倒帝國主義，完成國家統一。當時國共合作，父親作為非常國會行政委員，主持國會會議（當時國會不設議長，由行政委員擔任主席），並代表北方政府到天津歡迎中山先生北上，籌備召開國民會議。不幸的是，中山先生頻年勞瘁，從廣州沿海宣傳，開導各處人士，又親往日本，為東亞和平勸說日本朝野。海風凜冽，到了天津又抱病與北方政府代表見面會談，未到北京就已經病倒了。那段歷史，只留下了這幅中山先生最後的集體合影照。這幅放大後的照片，就掛在采壽堂內院的大客廳，與以前中山先生贈送父親的，他和夫人宋慶齡夫人的儷影放在一起。
中山先生自己是名醫，一生為人民、為國家忘我工作，積勞成疾，以至病入膏肓。進京後不久，就住進了協和醫院。加上段祺瑞、張作霖等幸災樂禍，對中山先生一改常態，趁機策劃廢棄憲法的「善後會議」，置擬召開「國民會議」，依據憲法來商定國家大政的全國民意於不顧。情勢的突變，更加重了中山先生的病情。一代偉人，終於在三月十二日與世長辭，使第一次南北方的「三角聯盟」橫遭破壞。對國家重建事業造成了莫大損失。父親當年於辛亥革命前後，到國共合作時期，曾營救了許多革命同志。至孫中山北上後，又為召開「國民會議」奔走，與中山先生的治國理念相合一致。中山先生病倒後，父親曾由汪精衛陪伴探望於中山先生病榻，了解中山先生的最後遺願，因此遭到國民黨右翼分子的造謠誣蔑。
一九二五年的春節之後，春寒料峭，是個名副其實的倒春寒。本是春暖花開的時節，北京卻依然寒冷。由於中山先生去世，父親整日獨處書齋，心情沮喪，家裡氣氛頓時禿唐，家人紛紛不敢吱聲。父親給中山先生寫的祭文手稿，八十年後由延中弟從台灣寄回。我曾經寄給有關單位，可能因為文字深奧，沒能引起重視。（作者補記：直到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前夕，這篇珍貴的歷史文獻才「大白天下」）記得父親當年寫悼念中山先生的輓聯，一個字有六、七寸大，讓我在前面牽引。現在網絡上還能看到父親為蔡鍔將軍寫的輓聯，可惜，一直沒有找到哀悼中山先生的那兩幅。那時父親心情尤為悲痛，詞句一定非常動人。
孫中山先生於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國會通過決議案舉行國家公祭。時任國會非常會議主席的范熙壬代表國會撰寫了《祭前大總統孫中山先生文》。
中山先生逝世後舉國哀悼，移靈香山碧雲寺之前，二叔范熙申代表海軍專程來京，五叔范熙績代表陸軍，一起參加追悼會為總理執紼。公祭大會是三月二十六日在中山公園，現在的中山紀念堂舉行的，父親帶著我們先在北京飯店休息，三妹隨班夾道相送，父親帶著我走進祭典大廳，和少數人寒暄了幾句，沈默了很久。儀式完畢後牽著我走出大廳，拉著我在人煙稀少的地方徘徊。他的情緒低落，所寫的祭文是請別人代讀的。那天的天氣特別陰沈，站在社稷壇旁，父親的心情比層層的烏雲更為沈重，中山先生長逝，革命前途，中國未來，社稷安危，種種愁思，縈繞在他的心頭。回想起來，我至今仍為他難過。
靈車出了大廳，出了公園，往西長安街西頭走去，父親止不住泫然淚下，我只敢搖著他的手催他回北京飯店，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親流淚。
范氏昆仲：范熙壬（非常國會主席）、范熙申（海軍艦長）、范熙績（陸軍中將）分別代表國會、海軍、陸軍為總理執紼，范熙申並擔任護靈隊隊長。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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