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二十二章
“阳谋”下的右派真相点滴
季鹏
前面己经论证，毛的“引蛇出洞，聚而歼之”完全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行为。自“鸣放”后不久，毛即发出一系列指示，准备“秋后算帐”。抛开《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不说，5月14日，即大鸣大放启动不久，中共中央就下发了《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示明确要求，对于在鸣放中的“右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行，必须原样地不加修饰地报导出来。对于一些反共言论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应立即加以纠正。”5月16日，毛又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对待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示在肯定整风中党外人士批评的有益方面之后，指出“社会上带有反共情绪的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煽动性的言论……”要求各地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夺取胜利。
5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加强对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文中认为北京、上海各地的右派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各地党报应在继续登载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的同时，注意刊登一些批评某些反动论点或批评某些错误观点的言论，要求各地宣传部门要分类研究右派的“反动言论”， 为反击做准备。5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拟定了一批题目，发给指定作者和审稿人，限期交稿，作反击之用。
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省市一级机关、大专院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鸣大放方法整风要加紧进行，要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所谓“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
仅仅过了两天，6月8日，运动突然转向，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反右斗争信号弹，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准备》的党内文件。由此可见，六教授会议确是运动的转折点，毛已经急不可待了。
至此，毛完成了由“阴谋” 向“阳谋”转变的全过程。
后来，毛在各个场合讲明了他的整个战略意图，在《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毛说：“这是一场大仗（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烂，只溃烂一小部分（这部分溃烂正好，挤出了脓色），利益极大。”
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毛告诉他的高干们：“大量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
“你们一篇讲话为什么不早讲？为什么没有早讲，我们不是早已讲过一切毒草必须锄掉吗？……”
毛还告诉他的高干们：“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后，我们将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是毛开展整风的真正用意之一，即以共产党整风为名，引导亦即强令民主党派和非党知识分子整风，即进行又一轮思想改造——驯化运动。
在毛为7月1日《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他除了编造出一个“章罗同盟”，和“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民盟右派系统”外，还表演、示范了他的流氓无赖手段：文中说：“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报纸在这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猖狂进攻不予回击”——这－切都是他的战略部署——因此，《人民日报》这样做是“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是正确的。然而《文汇报》响应他的号召大登各种“资产阶级右派”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文章（即大鸣大放的报导或发言记录），毛却摆出另一付面孔，大肆斥责，说是想“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你看，同样的做法，同样是响应他的号召，执行他的指示，他的党报正确、有功；而民主党派的报纸则罪该万死！在运动之初，这个毛还公开赞赏《文汇报》办得好，还亲自召见该报的总编，鼓励有加。转眼之间，他不认账了，“反戈一击”了。
毛在这篇社论中正式宣布：他以前号召整风、鸣放等等都是假的，是“引蛇出洞”， “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其流氓无赖嘴脸令人震惊！
在这篇文章中毛还告诉他的下属如何狡辩。如他说原来说的“言者无罪”己不适用于向共产党进攻的右派了，因为“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如何叫“行”？毛没有解释，总之，“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
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7月9日毛在上海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毛说出了他在整风鸣放中的心态：“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一个时候，两三个星期，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好像是有利于资产阶级。我们讲硬着头皮顶住，也就是两三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如果把这些话与在发动整风之初、他到处煽风点火、鼓励人们鸣放，还装出一付弥勒佛的笑脸对照来看，就活画出一个魔鬼摇身一变冒充“天使”的卑鄙、无耻、下流，活画出一个古今少有的大骗子、大流氓的形象！
在这个讲话中，毛不忘对知识分子污蔑、咒骂一番。他老调重弹：“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你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识大字的人，他们知识高。”知识分子最无知，大字不识的人最有知识，这就是毛的逻辑。毛对知识分子的本能仇恨，正好说明了他发动反右派运动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整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贬为等外贱民，再次表现了毛主义的反人类、反文明、反人性的本质。
再从毛的表演看，毛这次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完全使出了他在与国民党二十多年斗争中所使用的－整套战术和手段，如两面三刀、翻云复雨、言而无信、倒打一耙、偷梁换柱、无中生有、笑里藏刀、使刁撒泼等等。在对运动的布署、指挥、操控上，也完全是对敌军事斗争的－套，如兵不厌诈、瞒天过海、欲擒故纵、分化瓦解、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预设陷阱等等。而且使用的也是军事术语，如“引蛇出洞，聚而歼之”，“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围剿、开火”等等。可见，毛一开始就将这场运动定性为一场对敌斗争，一场大战役。再放开来看，毛在所有他发动、指挥的运动中，也无不釆取这些手段、谋略。如果说在战争中遵行兵不厌诈的“诡道”无可指责，那么，在和平时期，在治国安邦、建设国家、发展经济中、一句话，在对待自己的臣民百姓中，仍然使用这一套，就足见其把民众始终当作敌人或潜在敌人的反人民、与民众为敌的本质，从而其恶魔、暴君面目暴露无遗。而在此次运动中，毛自创的“阳谋”一说，更堪称古今中外无耻之尤了！
毛的这种作派和心理充分反映了这个流氓地痞、草根出身的暴君在依靠其骗术和权术取得 “成功”后的骄橫和自信，他已经坚信他的一套战无不胜，“放之四海而皆准”。他坚信他还可以更上一层楼，当上世界大帝，让全世界葡伏在毛主义脚下。
毛非常清醒，在他要征服、驯服的所有人群中，在实现他的宏图大志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是他最大的敌人、最大的“心患”，因为知识分子不容易愚化，不容易变成驯服工具。所以这是他最为耽心、最为忌恨的人群。从建国伊始，毛就不停顿地整肃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早成了惊弓之鸟。可是毛仍然不肯放过，他认定“驯服”都是假装出来的。而且，非常无奈，他还要知识分在当教师，做学问，写文章，他们还不像夹着尾巴的“狗”，这让他感到气愤难平。
在上海召开的干部会上他从头到尾都在开骂：““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 ……‘皮之不存’……这五张皮都没有了”，“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即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在毛看来，知识分子都是寄生虫，剝削者，不劳而食 。所以，作为“工人、农民”的“代表”的他，动不动就说：“不给他开饭！”在这次讲话中，毛点名骂了若干所谓知识分子右派，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王造时、 陆饴、陈仁炳、彭文应、吴茵、孙大雨等。全篇讲话从头到尾充满了仇恨和复仇的快乐，言语间充斥着痞气、流气、霸气。
这时，毛已开动他的全部宣传机器和镇压机器，对“右派”刮起了十二级台风，在恐佈高压和灭顶之灾的镇慑下，绝大多数被当局指定为右派者纷纷被迫检讨、认罪。但毛并不因此放过他们，毛发话：对右派就是要急风暴雨！因为他们对共产党整风不是和风细雨，现在要叫他们自己尝尝急风暴雨的滋味……
首先遭打击的当然是以章伯钧、罗隆基及其代表的民盟。但是，毛从来认为光孤立地打击几个头头不过瘾，不足以显露对方的“罪行”，于是他想起在批斗高岗、饶漱石时他成功地制造了一个“高饶反党集团”的经验，后来他运用此经验又制造了多个反党“集团”、“联盟”，如“ 胡风反革命集团”等，效果都很不错。这时毛对“集团”己经着迷了，于是决定再制造一个“章伯钧—罗隆基同盟”（ 又称“章罗联盟”），把运动推向高潮……
为什么一定要做成一个集团呢？我们的后人和外国人可能不懂得其中的奥妙，所以还要加以说明。首先，成为一个“集团”，就比单枪匹马性质不同了，单枪匹马不可能打天下，不可能推翻共产党取而代之；而“集团”就可能做到，为此集团就必须“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地开展活动，“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其次，有了集团，还可以“上挂下联”，把文章按需要做大，在横向，凡是想要“打倒”或“批臭”的都可以算进这个集团中去，在纵向，它的组织系统可以从中央下伸到省、到市，到县、到基层单位。“胡风集团”就圈进了几千人，后来的“彭德怀反革命集团”、“刘少奇叛徒集团”圈进的人就更多了，单是“属于”“刘少奇集团”而被判罪或受到其他处分的就达两万多人。
再者，做成“集团”之后，才能震醒国人，发挥最大的轰动效应，使广大人民“大吃一惊”，从而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并因此使全国人民受到教育，团结到毛和共产党周围。
不过，既为集团，就要有相应的佐证材料，如集团的计划、纲领、组织系统、活动和联系的方式方法等等。这些在一般人看来很神秘、或者很可怕的东西，在毛泽东眼里，都是小菜一碟，他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当年子虚乌有的“AB团”不是照样轰轰烈烈地搞了起来，照样处死了数万“AB团成员”吗？延安的“抢救” 和“锄奸”运动不是照样“有根有据”地抓获了一万五千多名“特务”吗？毛泽东确信天下没有他办不成的事情，(所以后来他禁不住慨叹：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起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是如此。
所以，在7月1日毛为文汇报写的社论中，就正式宣布了由他钦定的“章罗联盟”和“罗隆基—浦修熙—文汇报民盟右派系统”。这篇文章的最后，有一段杀气腾腾的话：“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主席为章伯钧—笔者），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这时民盟经和文汇报经过改组已是中共代理人掌权了，都非常配合，立即表态接受这个御赐的封号。因为谁都知道，此时毛的镇压机器已经开动，磨刀霍霍，只要毛一声令下，所有胆敢“对抗运动”者都会被投进黑牢监狱，甚至推上断头台。谁还敢与毛争辩呢。
毛非常自信，他知道，在他的恐怖高压下，知识分子会很快投降，按他的要求交待问题的。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而人不到完全绝望，总是不愿死的。在7月9日他对上海干部们的讲话中，他就徳意洋洋如此描绘右派们：“他看到哪里有一根稻草就想抓，因为他要沉下去了。好比黄浦江里将要淹没的人一样，哪怕是一根稻草，他都想抓。”
章伯钧就有些类似于毛说的情况。当毛气势汹汹地将他封为中国第一号右派时，他预感到可能大难临头，所以对家里人说：“老毛是要借我的头，解决国家的困难了。”这说明他已作了死的最坏打算。但他转而又想到，自己确实没有“反共、反毛”，也没有把柄在毛手里。毛知道，手无寸铁的民盟不可能对共产党的统治构成威胁，他只是想在共产党的大锅分一点残羹剩饭而已。至于“六六六”事件的真相，毛也应该知道，毛之所以要公然指鹿为马地说民盟要造反，章伯钧要夺权，不过是“形势的需要”而已。从这个角度来看，章伯钧又估计毛也许只是要借他的“罪名”来吓一吓全国人民，可能并不真要借他的人头。不过他知道，前提条件是他必须配合、顺从，否则毛恼羞成怒，就难说了。考虑到这一点，章决定有条件地配合。
就在这时，毛抛出了“章罗同盟”一说。这种说法的荒谬性是包括周恩来在内所有中国政府高层人士都清楚的，章、罗二人因权力和个人意气之争，从民盟成立之日起十有余年来，龃龉不断，这在民盟内部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以致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也都知道，周在给民盟做统战工作时，也分别在不同场合找二人中的一位，而不是把他们招来一起谈。故章伯钧的女儿章饴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记述：
……从1946到1949年，在民盟终于有了一个人称“无形组织”的小集团，其基本成员连罗隆基在内共有十位……这个无形组织的宗旨，用罗隆基的话来说，它的“主要对象是章伯钧，是不让章伯钧独霸民盟的组织委员会”……一边是章、史（良） 联手的当权派，……一边是罗隆基、张东蓀为首的非当权派…… 这个情况，别说是具体管理民主党派的统战部，就是毛泽东、周恩来也心知肚明。1949年召开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前，周恩来拿着民盟出席会议的名单，都是先和沈钧如、章伯钧商量，再与罗隆基、张东苏蓀讨论，而决不把这水火不容的章罗两派搅合在一起。
最初，对这个子虚乌有的“章罗联盟”章伯钧也很气愤，不予承认。后仔细想想，这关系到毛是否借他的“人头”的问题，不可不慎。后章氏抛出了他的“政治设计院”实是緣于毛泽东的首创这一“杀手锏”。这一“反击”，也令毛惊心。经过彭真居中调停，毛应允以从轻发落相交換。章就梯下阶，也就将“同盟”认可了。
可是，罗隆基对毛封给他这个“章罗联盟”却进行了十分顽强的抵抗，直到11月7日，这时已经被批斗了四、五个月的罗隆基，在交待他与章伯钧的关系时仍然是：
“我同章伯钧的认识有二十年的历史，共同在民盟工作也有十七年的历史。我同他有过长期的斗争……我同他的合作是始终有戒心的，两人从来就是在合作中斗争，在斗争中合作……两年来我同章伯钧就没有私人相约聚谈过一次。”
“当时许多民盟的负责同志，如周新民、徐寿轩、沈志远、潘大逹等十几人，都认为要搞好民盟，章罗两人应该合作……章伯钧本人一次在民盟总部同我争吵时，当面说：‘中共中央统战部对在民盟（内部）不合作的态度不满’……为了省麻烦起见，我决定对章伯钧让步，同他合作。”
“我同章伯钧的合作，绝对没有什么私人的勾结，秘密的阴谋。”
“一年多来，我同章伯钧的合作，绝对只限于民盟的工作范围。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和《光明日报》的事情，他绝对没有对我谈过，我也无权过问。”
“以上是我同章伯钧一年多来在民盟合作的全部真相。我绝对没有捏造，绝对没有隐瞒。事实俱在，可以追查。”
此时罗隆基不了解章伯钧承认这个“联盟”的内外原因，章也无法尚他解释，就只好充当儍瓜，任凭罗的指斥。当然，章伯钧对自己缴械投降，也心有不甘，所以他只承认思想上、客观上有这个“联盟”，但没有组织形式。所以他并不是真的完全“认罪”。只是他知道反抗没有用处，只会徒增苦难，故对女儿章饴和说：“我早年之所以脱党，就因为目睹了它内部的残酷和黑暗。如果我不低头，就没有办法。党是不会认错的，只有我认错。如果我坚持下去，事情就越搞越大，连累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共产党决心整起人来，是很有办法的……”
这是章伯钧的无奈和悲哀。说到底，是当年民主党派选择了共产党的结果。而民主党派之所以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选择中共，除了因为毛的统战手段高明之外，就是无奈，因为这些党派和人士从抗战前到抗战中、抗战后，都在不断与执政的国民党争斗，都在辱骂国民党和蒋介石，他们与国民党当局已经结“仇”，没有和解的余地了。而当时毛和共产党却许诺在未来建立一个多党联合执政的民主中国。这样，他们只好选择地倒向共产党了。
然而，当形势发展到今天，民主党派不再是中共的助手和必须拉拢的伙伴之后，这些民主党派头头才认识了毛和共产党的本质和真相，可是世界上哪有后悔药啊！
6月中旬，罗隆基还在东南亚国家访问，从报纸上得知道章伯钧已经承认了所谓的“章罗联盟”时，火冒三丈地打来长途电话质问章：“章伯钧，谁和你联盟了！……”，
电话那边的章只能默不作声任凭罗的训斥。当罗回到北京找到他家，在质问、怒吼够了一顿之后，将随身带来的一根自由棍一拆两断，以表示与他从此一刀两断，章伯钧仍然不出一声，仿佛无心无肺……
但后来的结果表明，章伯钧是对的，正是所谓大智若愚。当被足足批斗拆腾了半年多之后，罗隆基终于不得不低下他那高贵的头颅，被迫承认了“章罗联盟“。也许这时他才知道自己并不比章伯钧高明。后来，他又自食其言，主动与章修好……
有关章罗联盟及围剿罗隆基的这一大闹剧，由于具体情节较多，笔者将其放在本篇之附录中叙述，在此就不多占篇幅了。
下面还介绍两位“阳谋”的牺牲者，他们分别可代表两种不同类型的受害者。
一个是被无中生有、弄假成真的“杀人犯”，把一个共产党的功臣弄成“敌人”这－大冤案中的冤大头葛佩琦。
还在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三名大右派的“三大右派言论”尚未成为全国批判的重点之前，有一位最早“出名”并引起全国轰动的右派，此人就叫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其右派言论有点吓人，叫做“要杀共产党！”
事情是这样的：葛佩琦本来是不想参加学校的鸣放座谈会的，这倒不是因为他没有意见可提，而是他认为这个会与他的身份不符，被邀请参加座谈会的都是党外人士，而据葛自己说，他是1938年就入党的老党员（可是党组织不承认），资格比很多“校领导”还老，如今却叫他参加党外人士的座谈会，这不是降低了他的身份、“玷污”他的人格了吗？所以，校党委曾两次通知他去开座谈会，他都置之不理。第三次，是系党总支一位负责干部亲自送来通知，并十分恳切、十分严肃地对他说：
“这是校党委第三次请你去了，你再不去，可不太适合。”
考虑到以后还将吃学校这碗饭，葛佩琦妥协了，勉强去了，这－天是1957年5月24日。
可以想见，葛佩琦因党籍问题，以及与党籍相关的十几年的地下工作经历长期得不到承认、解决，并遭遇学校方面出奇的“冷遇”，肚子里自然窝了火。会场起初有点冷清。但当会议主持人、人大党委书记胡锡奎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等这些毛反复申明过的话一再重复之后，一些人终于发言了。随后葛也跟着发了言。
葛发言的内容很多，大抵包括：尽快弄清他的党籍问题，不应该长期以来对他冷若冰霜；搞外行领导内行会出笑话，应该尊重人才；党群关系比过去差多了，责任在党。接下去他讲了几句后来惹祸的话：“……看到生活中这些现象，我不但感到生气，也还有点担忧；像现在这样的党群关系，如果再发生对敌斗争的形势，还需要做地下工作，群众便难再保护我们，我们就很有可能被敌人杀掉……”
27日，人大的内部刊物《人大周报》刊载了葛的发言，内中是：党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搞得不好，群众可以杀共产党人，打倒你们，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不为人民服务……
愤怒的葛佩琦当天下午来到校党委、找到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聂真质问：
“《人大周报》如此断章取义，不是有意陷害我吗？”
聂真倒很通情达理似的告诉他：
“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嘛。”
可是下一期的《人大周报》并未更正。倒是6月8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葛的那次发言，标题是：《人大教师葛佩琦发表反共言论》，内文中的葛佩琦说：
“我要重复一遍，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再腐化下去，那么总有这么一天，群众要起来推翻共产党，杀共产人。这也是合符社会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
葛佩琦看了，吃惊之外，倒吸了一口冷气，他知道在《人民日报》刊登他的这种“言论”意味着什么，难道他们真要置我死地？……但他还存在一丝幻想，心想堂堂中央党报总该实事求是吧。于是当天立即写了一封要求更正的短信，第二天一大清早亲自送到《人民日报》社。信中云：
“编辑同志：
6月8日你报刊登我的那个发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请予更正。我重复一遍，……应改为：
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能自取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
葛佩琦 1957年6月9日
《人民日报》自然相信共产党组织提供的材料，而不会理会一个右派分子的话。就在6月8日当天，该报就配发了三篇批判葛的文章。紧接着，又豋刋各地工农和各界人士、包括葛的学生声讨、批判、咒骂他的如潮水般汹涌而来的信件、文章，大有要将他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势。
接下来，全国的大小报纸、刊物也不约而同地竞相转载葛佩琦的反动言论，而且将全部内容简化为9个字，即“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
6月8日，正是毛为《人民日报》写的《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发表的同一天，是毛吹响向右派“反击”号角的第一天，是中共由整风向反右转轨第一天，是阴谋转“阳谋”的第一天，也是敲响中国知识分子丧钟的一天。这一天，配发葛佩琦的“发言”显然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因为“杀共产党人”这句话响亮、干脆，通俗易懂，妇孺皆晓，以此作为右派言论的代表，可以起到“画龙点睛”而又“振聋发聩”的作用。有利于迅速将全国人民对右派的仇恨之火点燃起来，让全国人民投入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中去……
果然，葛佩琦的这一“招牌言论”，立即传遍全国大街小巷、穷乡僻壤。人们一提起右派，就知道那是些要杀共产党的“杀人犯”，怎么能不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呢！
这时，即使葛佩琦有张飞那样大的嗓门，也无人能听到他的呐喊、抗议声了。何况，很快、葛就被逮捕，失去了“话语权”。
一桩天大的冤案就由此铸就了。
说到葛佩琦的奇冤，只有了解他的问题全部真相后才会信服，而这个真相是二十余年后才为人们所知晓的。原来，葛佩琦本名葛畔珩，出身贫寒，山东平度县人。1933年，靠半工半读自学完成学业的葛畔珩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但因既没有初中毕业文凭，更没有高中毕业文凭，眼看难以跨进校门。这时，恰巧有个叫葛佩琦的新生报到了到却不来上学，同情他的老师叫他顶替那个学生。从此，葛畔珩便变成了葛佩琦。葛佩琦在北大除了学习，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是“一二·九”运动积极分子。后又加入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还当选学校学生会副主席。日寇占领北平后，他投笔从戎，投入豫东的抗日游击队，并在游击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为1938年。
不知什么原因，共产党派他去做秘密地下工作。他干出了出色的、骄人的成绩：单独策反伪军一个团；参与策反一个伪军师，将他们编入了共产党控制的部队。
大概是他的地下工作出色，党便继续叫他担任这种“鼹鼠”的角色。在国共内战时期，葛佩琦打入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并建立了一个地下联络站，获取了大量情报。后来葛佩琦被调去沈阳，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少将督察和东北通讯处处长。他利用职务掩护，将大量敌军高度机密的情报，通过自己的单线的“上线”联系人李年，再经过秘密电台不断地送到延安毛泽东的案头，为共军夺取辽沈战役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不幸的是，1947年底他的单线联系人李年被捕，不久，他的党组织关系所在的领导人赵耀武也在西安落入国民党之手。虽然葛佩琦提心吊胆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李、赵都没有出卖他。可是，从此，他的地下共产党员身份和传奇式的地下工作经历与功勋，也随着李、赵的“失踪”而消失了……
毛共建国以后，经曾为共产党提着脑袋在敌人心脏里干了十多年地下工作，战果辉煌、功勋卓著的葛佩琦，突然成了“党外人士”。他当然心有不甘，不肯罢休。他不断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要求调查他的历史，并提供了有力的线索：在抗战胜利后，由党中央社会部西安地下情报组派去东北作“鼹鼠”的并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批人，光是与葛佩琦在同一情报组的就有四人，有的人还健在，要查清他的身份并不难。又据后来知道，葛报告中的情况已被中共华北局以函调方式证实。但葛后来到人民大学任教，不知道为什么，那些调查材料似乎没有转来，人大党委会仍然确定他为非党人士。葛为此多次找人大校党委和系党总支要求查明，但均如泥牛入海。这就是葛佩琦对共产党不满的原因。
1957年12月24日深夜，葛佩琦突然被警察从家中带走，关进北京草岚子监狱，从此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审讯。
审讯人员的兴趣和重点是他这个“国民党军少将”有哪些罪恶，对于葛佩琦的解释和声明根本不听。起初葛坚持自己是共产党员和党的地下工作者，并且多次提供调查线索，希望查明他的历史。但每次都被审讯人员呵斥：
“混蛋！你是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国民党少将，怎么会是共产党员？你这是在公开污蔑共产党！我警告你……若不老实，就将罪上加罪！”
从审讯人员杀气腾腾、一次比一次盛怒的表情里，葛佩琦知道，他的任何申辩都毫无用处，只会增加自己的“罪恶”，于是他不再坚持重新调查自己的历史了。
1959年2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向北京中级法院提起公诉，公诉词除认定葛佩琦是“历史反革命”外，还指控他是现行反革命——借党整风之机，恶毒攻击和污蔑党的政策和历次政治运动，叫嚣要杀共产党人，推翻人民政权……
法院以反革命罪状判处葛佩琦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葛妻朱秀玲是人民大学副教授，因得知丈夫的可怕罪行，加上本有疾病，接到丈夫的判决书，一下子就晕倒过去。后瘫倒在床6年。大女儿在北大附中读高三，门门功课在九十分以上，结果高考时没有任何一家学校接受她。她痛哭无语，无奈只好休学在家，后来便专门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老三、老四都送给了亲友，老五本来也有人想接养，但一听是葛佩琦的女儿，坚决拒绝了。
为了孩子们的前途，后来朱秀玲与葛佩琦办了离婚手续，五个子女均改为朱姓。这是当时很多犯人妻子的通行做法。
由于葛佩琦当年右派的名气太大，那句“要杀共产党”的名言太吓人，加上可怕的历史反革命罪行，使他在后来右派甄别、改正时遇到了比一般右派更大的困难，曾经多次碰壁，使他几乎绝望。后来还是友人指点，让他亲自找到了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在胡耀邦的过问下，葛佩琦的双重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葛重见天日。当然，他曾经为共产党、为毛做出的那些“重大贡献”，那些辉煌的业绩，算是打了水漂了。
平反之后的葛佩琦，据说在有人造访时仍然念念不忘大谈他当年做地下工作时入龙潭、闯虎穴、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只是在说到受到共产党二十多年监牢的报偿时，脸上才掠过一丝阴影。也有记载说，葛曾经对友人说：“早知是这样，当年还不如跟他们（指国民党官兵）去台湾好了!”
葛晚年还写了一本回忆他做共产党地下工作经历的小册子。不过，当局一直未准出版。笔者认为这不仅是担心共产党地下工作方法被泄露，更主要是从政治影响方面考虑：一个当年要杀共产党的大右派，怎么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的英雄？
葛佩琦的悲剧在于：他毕竟是个知识分子，而且又对现状、对自己的遭遇不满，还以老共产党员的口吻说了出来，于是，变成毛泽东的靶子就是必然的了。本来是共产党对不起葛佩琦，结果葛反而变成了毛共的罪人，差点坐穿牢底。历史总是被毛泽东颠来倒去，千千万万如葛佩琦式的人物的命运也就被如此颠倒了。
还有另一个阳谋受害者，叫徐铸成，此人则是另一翻景象。
徐没有葛佩琦的光荣历史，但是也是一个左派，对“党”忠诚而且有些贡献。他是一个老报人，报界元老，虽然他不是共产党员，却一直用笔杆在为党服务。 1956冬，徐被告知，曾被两度“停刊”的《文汇报》复刊为日报，并任命他为总编，要求他把这张报祇办成有“书卷气”的“读书人”的报纸。徐受到极大的鼓舞。其时，正是毛提出的“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全国风靡的时候，徐决心大干一场。（从后来看，恢复《文汇报》也是毛的“钓鱼”策略之一。）
《文汇报》的开场之作是敲了一通“电影的锣鼓”。《文汇报》是当时少有的设在上海的全国性报纸，而上海是中国电影业的发祥地，大批电影工作者和电影人才聚集在上海。上海电影的状况即是全国电影状况的缩影。从总体上看，由于建国后毛对电影的严格控制，像所有其他艺术形式一样，电影业也处于枯萎凋零之中，70%的影片收不回成本，群众对那些完全当作政治的图解和传声筒的公式化、概念化的电影既不感兴趣，又敢怒不敢言。电影工作者也处于苟延残喘的状态，大部分人没有“工做”。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文汇报》发起了一场题为“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
讨论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纷纷指出国产电影片的症结所在，矛头不约而同指向了毛的文艺方针和严格的审查制度。
演员们直呼：“请尊重人，我是演员，我要演戏！”
导演们则强调：“导演应该是影片生产的中心环节。”
资深电影艺术家呼吁：要“尊重电影艺术的传统……”
这场讨论历时达三个月，影响巨大，应该看作《文汇报》在整风鸣放前的主要功绩。可是，它却遭遇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张春桥组织的围攻。
令徐铸成意想不到的是，最高领袖对他这种“放”得几乎有些“过分”的行动，不仅未加谴责或表示不满，反而给了他赞扬和鼓励，这使他原来的一颗懸着的心完全放了下来。
那是徐被邀请去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之时，1957年3月10日下午，他与各大报同行、《人民日报》、《大公报》、《解放日报》、《新闻日报》、《新民晚报》的总编们，被毛召到丰泽园的住屋单独接见，令老总们受宠若惊。
接见时没有其他人陪同，只有一个当时人们还不十分熟悉的康生作陪（这种安排颇令人感到毛另有深意，因为康生并不是党的意识形态主管，也没有文化部门的职务，而是中共政治特务头子）。
徐一进毛的书屋，康生立即起立向毛介绍说：
“主席，这就是徐铸成同志。”
毛立即伸出一双大手，将徐的手紧紧握住，仿佛知心老友久别重逢：
“你就是徐铸成同志？你们《文汇报》办得好啊，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办得活泼。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纸看，然后再看《人民日报》，有功夫再翻翻其他的报纸。”
受到毛的赞扬，原来因“电影的锣鼓”遭到围攻带来的沮丧心情，在徐铸成心中立即消融了。
在座谈会开始后，徐 小心谨慎而又充满真诚地问：
“我们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对马列主义还没有学好，在报纸上如何展开双百方针，感到心里没有底。抓紧了，怕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放松了，又怕犯了修正主义错误，请问主席，该如何是好？”
毛没有教给徐铸成不犯错误的法宝，却有些顾左右而言他。他含笑地谈了半个多小时，在谈话中，他明确地支持《文汇报》敲的这一场“电影的锣鼓”，接着便大讲尽可能避免片面性，这大概就是毛教给的不犯错误的法宝了。不过，接下来毛的话使徐大为感动：
“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延安办报，历史也短，全国性办报没有经验。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全国有500万左右知识分子，其中共党员不过是一个小指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点道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
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去年已经讲了几次，后来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陈、马他们的文章（指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陈其通等四人联名批判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文章—笔者）。他们是忧心如焚，唯恐天下大乱，他们的方针是反中央的方针，用的是压的办法，不能说服人。想到会有人以为他们的文章是代表中央的意见，因此觉得有好好谈谈的必要……
年内要开始整风，要用小民主的办法，在小民主面前，再加两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先整共产党。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装腔作势，他们没有本钱，又要做官，不摆架子就不行……”
徐铸成也算有经验、有阅历的老知识分子，当时万万没有想到毛的那番谈话原来是他“引蛇出洞”策略的一个部分。毛没有告诉他不犯错误的“法宝”，目的就是要他犯“错误”。而且，毛也确实没有什么使别人不犯错误的法宝，因为没有人犯错误，这阶级斗争不就熄灭了吗？况且犯不犯错误，标准全在他心里，而且是每天24小时、每年360天都在变幻。即使他当时教给你不犯错误的“箴言”，你也照着去做了，但也不能保证你不犯错误，因为第二天毛可能宣布他头天的话是“放屁”，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说过……
徐先生一回到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就激动得不行，等不及办事处主任浦熙修回来，他就先召集有关人员传达毛接见时的讲话，向他们交代了年内将要开展的整风，并特别强调：在眼下宣传贯彻毛的双百方针和在未来的整风运动中，《文汇报》一定要大张旗鼓而又切切实实反映主席的指导思想，要反映知识分子的心声，以体现本报的特色。徐一再勉励大家一定要不辜负毛的教导和对文汇报的殷切期望。
浦熙修回来后，徐又将毛讲话内容向浦女士反复作了交待。这很可能就是后来浦女士对整风大鸣大放的导报那么卖力的原因，因为浦一贯最听党的话，特别是毛的话。
令徐铸成激动的消息还接踵而来，当时决定组织中国新闻界代表团访问苏联，起初内定徐铸成为副团长，后来改为任团长。这当然也是“党”对他的最大信任、最大的荣誉了。
这趟出国门对徐来说确是意外的幸运，因为他这一去44天，等待他回来时，整风的鸣放阶段已经过去了。《文汇报》在那段时间遵照他这个总编的嘱咐，开足马力、全力以赴地报道全国大鸣大放的消息，大量登刊知识分子们鸣放文章，可谓殚精竭虑、不遗余力。
《文汇报》之所以如此下劲、卖力，还因为早在整风正式开始前，上海市委办公室就通知在家的副总编辑钦本立，说伟大领袖毛要亲自到《文汇报》看看，并交代要保密。从此，全报社人马就望穿秋水，日夜等待毛的临幸。可后来，忽然又来了通知，毛因故不能到上海，因此也就不能到文汇报来了。为弥补这一遗憾，特派遣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为他的代表到报社看望大家。
陆定一见到钦本立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们的报纸办得好，有生气，有情况，有主意，有办法。”
进了总编办公室，陆定一开玩笑地说：“你看我来当贵报的总编辑好不好？”
陆定一主要是传达一种信息，即毛和中央高层对《文汇报》的高度评价和由衷的赞赏。
陆定一还表白，自己是受到毛的委托来鼓励《文汇报》积极大鸣大放的，希望大家不要辜负伟大领袖的期望。
中国的知识分子素来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文汇报》碰到的“知己”不是一般人，而是伟大领袖、一国之君，你说他们怎不感恩图报、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于是文汇报全体上下，特别是驻京办事处那位女主任浦熙修（这时她已升任副总编），使出浑身解数，作出十二分努力，为伟大领袖发动的整风运动、为大鸣大放鼓吹、造势。那段日子，浦主任真的是废寝忘食、全部身心都投入了对整风鸣放的报道和造势之中。她不仅像一位女将那样运筹帷幄，指挥她的各路人马，还亲自身先士卒，深入第一线采访，亲自出马组织京城知识界名流座谈，一时间，浦的办公场所简直成了京城知识界名流的沙笼。
就这样，在大鸣大放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文汇报》全体人马夜以继日、马不停蹄，为整风鸣放殚精竭虑，手脑并用，全力以赴。他们生怕辜负了伟大领袖的期望，他们感到虽苦尤荣，觉得自己为毛、为党尽到了一份应尽的责任……
谁知，就在他们沾沾自喜、以为为整风运动立下了头功的时候，6月8日，一篇《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犹如一颗重磅原子弹在中国大地爆炸，特别是在《文汇报》的同仁们心中爆炸，一时间，所有的人全慒了，有的头晕目眩，天旋地转，几乎晕厥过去。
稍为清醒过来之后，才知道是政治风向突然来了个180度转向，而且这转向来自最高层，就是那位令他们日夜感念的“国君知己”。可是他们百思不得其解：这怎么可能呢？究竟是怎么回亊？……
其实，6月8日的社论只是发出了一个信号弹，不是真正的主火力，很快，真正的打击来了，文汇报被掀了个底朝天，全体成员忙不迭地检讨、检查，痛心疾首，晕头转向。7月1日，一篇叫做《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人民日报社论令文汇报跌落万丈深渊。而且，很快大家都知道了这篇社论乃毛泽东亲笔所为，文中，毛数落了文汇报的种种“罪行”：
“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时期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明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中和整风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
毛以掩饰不住的仇恨笔触指斥文汇报中的民盟右派：“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为天下大乱，取而代之。”这罪名的确使人吃惊！文汇报的同仁们个个胆战心惊，全都乱了方寸。
在毛的强大高压恐怖下，文汇报被迫以报社的名义作了检讨。但毛却认为这个检讨是远远不够的，不深刻的。毛引用文汇报的检讨原文：
“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见或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
这是真心话，也是当时毛对各报纸的指示。文汇报是忠实执行这一指示，才落到如此地步的。
对此，毛是如何辩解的呢？他先是在这篇文章中不得不承认：
“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注：指人民日报社）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到六月七日这个时期，执行着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
党报这样做是对的！但文汇报这样做（而且是毛亲自要求它这样做）却是居心叵测，包藏祸心，是犯了大罪，罪该万死！毛欺骗了文汇报，欺骗了天下百姓，这时却倒打一耙，反说文汇报是“是一场欺骗”。这就是毛泽东的强盗逻辑，骗子哲学。
毛接下去说：
“文汇报在春季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
根本无理可说，只由他说了算，十足的流氓强盗嘴脸。他进一步指斥：
“文汇报至今不准备批判自己大量违反事实的反动新闻，大量刊发的反动言论，大量采用过的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反动编排。”
就这样，毛将他的痞子作风、流氓哲学不仅带进中国的政治领域，也带进文化领域，使这种恶劣的文风在中国文坛大行其道，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顶点……近来看到一位“异见人士”居然说，“毛泽东的白话文章，就连白话创始人胡适读了都佩服不已，认定白话文写作，毛泽东首屈一指。”“他的文章写得实在太生动太形象了，真可谓为中国民众喜闻乐见”。不知这位先生指的是毛氏哪些大作？不过笔者从毛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开始，到反右时的骂人文章，从不见毛的文章有任何“最优秀白话文”的影子，有的只是流氓泼皮的无赖，强盗暴君的蛮不讲理，以势压人，以及泼妇骂街、村夫撒野的“本事”。毛是将中国文人优良的文风彻底破坏、颠覆的罪魁！
毛的文章和言论是从来不准人反驳、辩论的。可怜的文汇报报人们，在挨了这蛮横无理、劈头盖脸的一顿棍棒后，不但不敢申辩、反驳，还可怜兮兮的如丧考妣般忙不迭去讨饶、认罪，完完全全成了一批丧家之犬。下面是毛的7月1日社论发表后，文汇报的秀才们连夜通宵达旦制作的请罪书、即《文汇报》7月2日社论《向人民请罪》中的一部分：
昨天是党的生日。我们在党的生日受到党报所作的爱之以德的批评，既感到温暖，又感到惭愧。文汇报一错再错，不但在政治上对不住人民和党，而且在道义上，也对不住人民和党。文汇报是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下长大的，如今我们对人民对党，却以怨报德，人而无良，何以至此？
所以，我们在这一时期，有的吃不下饭，有的睡不着觉，有的外出采访无脸见人，有的收到读者来信感到无地自容。痛定思痛，悲愤莫已。现在我们在感愧交并的心情激动之下，向全国人民请罪！
我们发誓，将文汇报从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的危险道路，扭转到社会主义的人民新闻事业的光明大道上来……
多么可怜、多么可悲、多么可耻！人家打了它的脸，它说感到“很温暖”，右脸挨打了，希望再打左脸。明明是对方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却要说自己“以怨报德”，现在“无地自容”……
当然，凡是当年毛式运动的过来人，都知道这种检讨是被迫的，是必须写的，否则将有更多更大的苦难在等待你。怕死、怕折磨，这是人性的普遍弱点，只不过文汇报的报人们的软骨病更严重些，说出的话更让人起鸡皮疙瘩。毛于是抓住了这一弱点来折磨这些可怜虫！特别奇怪的是，他明明知道整个鸣放期间徐铸成都不在国内，可却揪住这位曾被他大力表扬过的老报人不放。这种痞劲确实罕见。
徐铸成从苏联回到北京，再到上海已是9月初了。这时鸣放早已过去，反击也进入了尾声。徐忙于写他的访苏见闻记，隔天一篇，昼夜伏案。而在此前，所谓《文汇报》猖狂向党进攻的那些日子，他不在国内。但作为报纸负责人，即使在国外，他也关心国内动向，并且天天看自己的报纸。徐以他老报人的经验和嗅觉，感到文汇报的一些标题有些锋芒太露，似不合办报的传统技法。但他当时不好干预。回到北京后，与钦本立通电话，问到为何标题的火药味那么重，钦答曰：那都是中共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要求那么做的，那段时间，柯书记天天给文汇报打电话，发指示，要文汇报为大鸣大放添力鼓劲，火上浇油……
徐于是一切都明白了，但有什么办法呢。
在划右派前夕，《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作为党内高干，得消息之先，立即给钦本立、徐铸成打电话，要他们采取主动，先行自我检查，以图减轻处分。徐在惊愕之余，也对邓拓的“哥们情”十分感激。但他还是有些莫名其妙，不知怎么检查，邓拓无法向他们多作解释，徐也无从多问。可怜的徐老先生只感到一阵眩晕，随即天旋地转，知道大难临头了。
可是作为老共产党员的钦本立还未丧失人性和知识分子的良心，接完邓拓的电话，他首先想到的是救人、救报！第一个要救的是徐铸成！
钦本立挺身而出，当即求见柯庆施，说明《文汇报》这段时期如果有问题，应由自己负责，因为徐铸成远在苏联访问；徐回到上海报社后，也未主持报社工作。只是参加过市委召开的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在会上发言讲了文汇报如何“拆墙”（拆党员与非常人士之间的“墙”），那也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彦两次去徐铸成家登门动员，徐才“奉命”讲的。总之，徐铸成无论如何不应划为右派。
柯庆施听后似乎还很通情达理，几乎全部接受了钦的意见，他说：“徐的问题只作为认识问题，不作政治问题；徐还当他的总编辑，还将有职有权。”
钦本立一听，大感慰藉，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想到：只要徐铸成这个桅杆不折，《文汇报》这艘船就不会沉没……
但是就在钦本立回去报社传达柯庆施的指示两天后，市里一位大人物对徐铸成进行点名批判。徐老先生再次提心吊胆，惊魂不定。为了安慰徐，钦本立拉上他一道再次求见柯大人。
那知，才过了两三天，柯庆施大人的“脸”已完全变了，柯不愧毛的好学生，单是这“变脸”之术就学得很到家。
柯以高高在上的、冷漠的、傲慢的态度，当着钦、徐的面，说了那段后来在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的“名言”：“中国的知识分子，用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二是贱，三天不打就翘尾巴。”
徐铸成被弄得由白脸变成红脸，又由红脸又变成白脸，无言以对。只好听“天”由命了。
毫无疑问，柯庆施在这两天内亲自请示了毛，得到毛的圣旨，他们的脸才变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恶毒。
之后，徐赴京出席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他是全国人大代表）。会议期间，看到《光明日报》一篇署名文章，揭发他去年在民盟新闻小组会上说过：文汇报复刊后，一切听罗隆基指挥……这可是不好的兆头，更不是事实。他想起来辩驳，但无人理睬他了。真实的情况是：徐铸成不仅没有说过这话，更没做过罗隆基的马前卒，而且，他还二次退过罗隆基给《文汇报》的稿件，这在当时是很不平常的行为，因为罗作为民盟中央副主席，其文章“所向披靡”，别的报纸求之尚且不得……以至罗后来在民盟中央一次会议上愤愤地说：“文汇报还说是什么知识分子的报纸，竟连我的稿子也不登……”
可是这时这位中国报人的元老，也没有发表文章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了。
不过徐铸成仍然暗中自我安慰：总算没有将自己归入“章罗同盟”。由此可见，毛也许会对他网开一面。
毛当然不会忘记“关照”这位老报人。也就在这时，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刘述周特地到《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找到徐铸成，转告伟大领袖的话，刘说：“毛主席十分关心你，毛主席昨天接见赵超构同志，我也在座。毛主席特别提到你，说：‘徐铸成同志的包袱比你（指趙超构）重，但无论怎么样的包袱丢了就好了。’所以特地叫我向你转达他的话。”
徐听到此话，既表示感激，又感到纳闷，感激的是在无数知识分子、包括文汇报的浦熙修等人都被批斗将喊天哭地的时候，毛却对他如此关爱，如此“温柔”，称他“同志”，又叫他丢下包袱；纳闷的则是：毛说他的“包袱重”。包袱重，也即问题多、问题大。但他徐铸成的问题“多”在哪里、“大”从何来？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鸣放时他不在国内，他也没有说过一句出格的话，更没有放过“毒”。如今毛却说他的包袱重，看来这不是一句好兆头的话。联想到那次在丰泽园接见时，毛对文汇报赞扬有加，如今对文汇报却杀气腾腾大加讨伐，短短两个月，冰炭两重天！这使他对毛的话不禁打起了寒颤……
果然，曾被毛亲切接见、赞扬，而且他自己也认为一贯听党的话，没有做过错事的徐老先生，最终被毛钦定为“右派”……
当然，受难的绝不止徐一人，既然毛说文汇报有个右派系统，那就不止一两个人，结果是，6名编委、15名记者编辑同时落网。完成了“右派系统”的指认。
徐先生对自己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冊总有些于心不甘，耿耿于怀。其实徐的错误或罪名只有一条：那就是他是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新闻界的头面人物。既然文汇报反动透顶，那么他这个总编能逃脫吗？
所以，划他一个一般右派，应该是毛对他的宽大为怀了。
徐铸成后来著有《“阳谋”亲历记》一书。
关于反右派运动的情况，及由它派生出来的光怪陆离的众生相，包括对右派分子的处分、发落、下场，由于篇幅关系此处从略。一些较有代表性的故事，则放在“附录”之中，作为历史见证，供读者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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