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三十一章

如石

三十一

18日的会上，没有安排周恩来发言。当他听到彭真说的毛泽东也应该对自己错误负责，包括检讨的话，心里不由一惊，随即顿生敬意，继而又不免有所担忧：一是为彭真；二是为自己。周知道，彭真的这番话，肯定会迅速传到毛的耳朵里。以周对毛的了解，这种情况，别说正值国家经济面临极大困境、毛的威望和领导力正受到影响的非常时期，就是一般情况下，毛也不会马上有所反应。

但想想59年庐山会议，毛对彭德怀算的历史细账，一桩桩一件件、一笔一笔那算得多清楚啊！连建国后“10 年9次电话，1 年不到二次”，1 都记得真真切切。说明什么呢？说明毛“拉清单”，现在没反应，不代表日后没反应。到那个时候，恐怕在座的，附和的、沉默的（对毛来说也是默许），都得受牵连。想到此，周甚至生出对彭真的责怨，觉得也是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

不过好在今天的会议，没有安排周发言，周不说话也在情理之中，否则，还真不好开这个口。顺着彭的话说，那就会大大增加毛的猜疑，搞不好会弄出“第二个彭”来。何况在座的谁都可以批评、非议毛，只有他周恩来不行！在毛心里，周是什么角色，俩人都彼此心照不宣。

放眼当朝，朱德，有名无职，基本已淡出权力核心。刘少奇，有文无武，党务方面、包括北方地区的领导力方面，刘的权力虽已相当稳固，但在军务方面、包括军队方面的人脉，虽然刘当过一段时间的新四军政委，但一是时间短，二是想扶植的粟裕，因为58年军队反右倾，已被毛打入冷宫。而且毛对刘拉拢粟裕一直有所警戒（1946年8月，粟裕率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取得了七战七捷，刘少奇为此特意搞了一个家庭聚会，邀请了朱德、彭德怀等人来喝酒庆贺。1951年11月，粟裕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第二副总参谋长。进京之前，他请假半个月，到上海治疗右臂内残留弹头处的发炎。正在上海视察与疗养的刘少奇得知后，偕夫人王光美“猥自枉屈”，造访粟裕2）。邓小平有文有武，是取代高岗，平衡刘少奇和周恩来，毛正着力培养的人，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林彪只是替毛掌管着枪杆子。至于陈云、彭真、贺龙等，虽然也是位高权重，但并非举足轻重。

只有他周恩来，既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聂荣臻、叶剑英有同事之谊，与林彪、徐向前、陈赓等有师生之情。又在上海领导过中央特科，与康生、李克农、陈云等人有患难之交。还在留学欧洲期间，与朱德、邓小平、李富春等人有砥砺之往。更有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与贺龙、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建军之功。还不算他担任红军总政委、领导“军事三人团”时，连毛泽东都是他的部下。再加上建国后长期担任总理之职，国家经济、政府事务等一把抓。在历来讲究资历和人脉的政坛，周恩来，作为政坛常青树、不倒翁，一方面在于他对毛的谦恭迁就、相忍为党，另一方面也在于他的根基和实力。

“九一三事件”后，毛发动1973年末政治局会议批周、批林批孔、批水浒，都是针对周的，就是批邓的右倾翻案，也是暗指于周。但周就是批而不倒，这固然有周忍辱负重、低首下心、诚惶诚恐、不断认错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正如毛自己所说：他现在买我的面子，他是不赞同我的思想的，文革他反对，他反得很精明，他在党、政、军中有基础，百姓也尊重他，他和刘少奇、邓小平基本上同路人。3  “（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没到。4”包括周去世后，毛还在说：总理是反对我搞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小批，还是老的，都听他的。拥护我，高呼我万岁，是无奈的。我明白，这点我和总理的鸿沟是无法弥补的。5

明知周反自己、反文革，明知鸿沟无法弥补，但也不能像拿下刘少奇那样拿下周恩来，不是毛不想，是不能！为什么？因为毛很清楚，自从他自断臂膀，酿出“九一三”后，军队无论是红军时期的三大山头：一、二、四方面军，还是抗战时期的115、120、129三个师，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大野战军，真正毛自己的人马已经凋零不堪。尤其整肃林彪的“双一”，等同于自己削弱自己。此时，毛已经既无力打掉周，也无力挺举江青、张春桥等人。最终不得不让人传话给张春桥，要他“让一下”给华国锋出任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6  毛知道：拿下总理，党会分裂；江、张主政，国将大乱。此是后话。

有人说，58年毛反“反冒进”时，就想动周，即拿下周的总理一职。其实这念头也就是在毛脑子里闪了闪而已。至于说邓小平代表其他领导人合议后，不同意周辞职并报告给毛，并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毛根本就不想动周，也不能动周，否则无人牵制刘少奇，就会打破政治平衡，就会自乱阵营出问题，这一点毛非常清楚。

当年评衔时，刘少奇力推粟裕为元帅，周恩来则力推陈毅。为什么最终陈毅成了元帅？并不是毛给周面子，是毛不给刘染指军队的机会。7 对毛来说，那是一次真正的“两害相权取其轻”，

首先，毛知道周恩来天生不是“帅才”，也没那个当“帅才”的野心，或者说开始也许还有，之后随着共产党的壮大和斗争的日益复杂残酷，渐渐让周对自己有了清醒的认知和清晰的定位。正像他自己在延安整风检讨时说的：

“我是个破产的封建世家子弟，这个家庭社会给我的（好虚荣），包庇、爱面子、自私、世故、畏首畏尾、患得患失、猥琐行动的劣根性并未很好铲除，加以幼年母性的教育，更增建了我的党内奴性、软弱性，便成为我以后长时期富有妥协性缺乏原则的根源，同时又带有破坏性。”

“动摇性是很明显的了，政治上常常左右摇摆，特别是重要关头之转弯拐角时，把握不定。自私性表现在世故（怕得罪人）和患得患失上（如宁都会议）。虚荣性表现在爱面子，不打戳破自己和人家的痛楚，常常原谅多于责备，同时，也养成只注意表面不注意本质的毛病。冲动性表现在盲动和破坏纪律上（如武汉时期、洛川会议后，乃至西安最后一电）。软弱性表现在党外之迁就倾向、党内之畏首畏尾，奴性（如四中全会前后、博古、李德时期）”。8

应该说延安整风时，作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主义的帮凶”的周恩来，在当时紧张严厉的氛围下，对自己的反省、检讨乃至谴责，用语是很重的。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往自己身上泼了不少污水，加了不少罪名，不如此就过不了关。9 但上述周之言，也道出了周性格及为人上，一些本质的东西，且这些与生俱来的品性，作用于周的一生，也注定影响了中国。

其次，刘是毛公认的接班人。对于深谙历史、且时时事事以史为鉴的毛，非常清楚历朝历代接班人的心理和情态。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宋太宗的“斧声烛影”等，之所以能够成功，而且还能社稷有成，说到底还是因为他们自身的能力和实力使然，尤其是对军权方面的把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卧榻之侧，他人酣睡，至多也就是吵了点儿，身心不难么舒服罢了。而一旦枪杆子、刀把子，握在别人手里或有别人染指，那就关乎性命。所以，建国初期，刘兼任了短期军委副主席后，就被毛彻底清逐出了军界，一直到死，再没和军队沾过边儿。周也如是。

再有，相比于粟裕的沉默寡言，或者“蔫人出豹子”（参见之前所述粟裕三件“先斩后凑“之事”），毛更喜欢陈毅的直率和外向，即毛一眼能看到他的内心，尽管陈毅历史上反对过毛。但政治重要的是对人的把控，而不是受制于自己的好恶。

对于周恩来来说，既然顺着彭真的话不可行，那么就要仔细斟酌怎样反转彭真的意思，当然如果能在反转中，为彭真缓颊一下更好，毕竟周还是从心底里钦佩彭真这种“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正直和勇气。

在周恩来看来，现在毛已然认识到了自己的过失，最主要的应该是就事论事，把该澄清的、该纠正的、该确定的做好。而不宜轻易再针对什么人、包括毛，惹起人事方面的纠纷或争端，从而转移主要矛盾、耽误主要工作。总之还是要息事宁人，相互理解，统一思想、步调一致，大家拧成一股绳，克服眼前的困难，走出困境。这个时候，需要大家、特别是我们这些领导人的凝聚力，一些容易引起臆想失和、节外生枝的言论，要尽量少说、不说，比如彭真的这番话，就有些不合时宜。

另外，此时正处于政治敏感期。言论稍有不慎，轻则会引起毛的不快，重则会导致毛的猜疑。而一旦被毛猜疑上，那就等于上了黑名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灾祸临头。所以明天的发言，于公于私，还是要对彭真针对毛的那番话，有个表态。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党、对国家负责。

当晚，周恩来一边斟酌着自己第二天的发言稿，一边等着杨尚昆跟毛汇报后的结果，并特意嘱咐秘书，跟杨尚昆办公室打个招呼，杨从主席那回来后，及时告知一下。也就有了前边周打给杨的电话。

周、杨通话虽然很短，但内涵丰富，最主要对周来说，想知道都知道了；对杨来说，想说明的，也已经说明了。这就是政治，在似乎也必定是客观陈述中，把彼此心知肚明，不言而喻的腹内之语、心中所想，都清晰而现，又不动声色，更滴水不漏。

所以中国的政治家，乃至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和影响的东方政治家们，都修炼成几乎同一个表情：面沉似水，即所谓喜怒不形于色。当然不是什么“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那般清澈干净的流水，而是给人感觉深不可测，毫无涟漪的一潭死水，久之，就会变为一滩臭水，并终成泥沼。

这时的毛泽东，以其现在的权力和地位，除了他故意为之，已经不需要再压抑自己或戴上面具装扮给谁看了，尽可以直抒胸臆而无需顾忌。所以，杨尚昆在电话里对周说：主席看完简报，微微笑了笑，什么都没说，没有最新指示。对周来说，“微微笑了笑”，就是最好的指示；“什么都没说”，便尽在不言中。至于杨特意补的那句：“我出来后陈伯达同志进去了，您要不再问问他吧？”对深知毛的周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周顺手把这句写在了纸上。

“锦上添花的事情让别人去做。我只做雪中送炭的事情”。这是晚年的杜月笙总结自己从一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小瘪三，成为当时上海滩乃至中国威风八面枭雄的成功秘笈。当然，光有秘笈还不行，重要的还在实施，于是杜月笙又说了这句话“人活在世上要靠两样东西，胆识和智慧”。是的，“雪中送炭”，孤身而进，逆水行舟，必需要胆识和智慧！如此，“送”的才会有价值、有回报、有意义，才能实现“送”此“得”彼、“舍”此“得”彼的目的。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10 周在文革中的这番慷慨决绝之辞，众所周知。此时，大概周把“上林”，当成了“虎穴”，当然不是去“打虎”，而是去“送炭”。周第二天如前所言的那番讲话，比后来饱受官方抨击的林彪的“护主”发言（1月29日在大会发言），提前了十天。周的发言，针对的是彭真；林的发言，针对的是刘少奇（1月27日的口头报告）。虽然从发言字数和内容看，无法与林相提并论，但这只是形式上“五十步”与“百步”之别，本质无二。只不过一个可谓是点到即止、成熟老练的政治家，一个更像是慷慨激昂、旗帜鲜明的扈拥者。

注释：

1 《庐山会议纪实》：李锐，电子版。

2《名将粟裕珍闻录》：2009年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张雄文著。

3  《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高文谦著，第569～570页。

4  《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高文谦著，第483页。

5  《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高文谦著，第604页。

6  《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高文谦著，第604页。

7《名将粟裕珍闻录》：2009年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张雄文著。

8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提纲，1943年11月15日，手稿。

9  《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高文谦著，第79～80页。

10 《凤凰卫视》：2012年3月17日，《皇牌大放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