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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三十一章

 

如石

 

三十一

18日的会上,没有安排周恩来发言。当他听到彭真说的毛泽东也应该对自己错误负责,包括检讨的话,心里不由一惊,随即顿生敬意,继而又不免有所担忧:一是为彭真;二是为自己。周知道,彭真的这番话,肯定会迅速传到毛的耳朵里。以周对毛的了解,这种情况,别说正值国家经济面临极大困境、毛的威望和领导力正受到影响的非常时期,就是一般情况下,毛也不会马上有所反应。

但想想59年庐山会议,毛对彭德怀算的历史细账,一桩桩一件件、一笔一笔那算得多清楚啊!连建国后“10 年9次电话,1 年不到二次”,1 都记得真真切切。说明什么呢?说明毛“拉清单”,现在没反应,不代表日后没反应。到那个时候,恐怕在座的,附和的、沉默的(对毛来说也是默许),都得受牵连。想到此,周甚至生出对彭真的责怨,觉得也是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

不过好在今天的会议,没有安排周发言,周不说话也在情理之中,否则,还真不好开这个口。顺着彭的话说,那就会大大增加毛的猜疑,搞不好会弄出“第二个彭”来。何况在座的谁都可以批评、非议毛,只有他周恩来不行!在毛心里,周是什么角色,俩人都彼此心照不宣。

放眼当朝,朱德,有名无职,基本已淡出权力核心。刘少奇,有文无武,党务方面、包括北方地区的领导力方面,刘的权力虽已相当稳固,但在军务方面、包括军队方面的人脉,虽然刘当过一段时间的新四军政委,但一是时间短,二是想扶植的粟裕,因为58年军队反右倾,已被毛打入冷宫。而且毛对刘拉拢粟裕一直有所警戒(1946年8月,粟裕率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取得了七战七捷,刘少奇为此特意搞了一个家庭聚会,邀请了朱德、彭德怀等人来喝酒庆贺。1951年11月,粟裕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第二副总参谋长。进京之前,他请假半个月,到上海治疗右臂内残留弹头处的发炎。正在上海视察与疗养的刘少奇得知后,偕夫人王光美“猥自枉屈”,造访粟裕2)。邓小平有文有武,是取代高岗,平衡刘少奇和周恩来,毛正着力培养的人,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林彪只是替毛掌管着枪杆子。至于陈云、彭真、贺龙等,虽然也是位高权重,但并非举足轻重。

只有他周恩来,既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聂荣臻、叶剑英有同事之谊,与林彪、徐向前、陈赓等有师生之情。又在上海领导过中央特科,与康生、李克农、陈云等人有患难之交。还在留学欧洲期间,与朱德、邓小平、李富春等人有砥砺之往。更有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与贺龙、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建军之功。还不算他担任红军总政委、领导“军事三人团”时,连毛泽东都是他的部下。再加上建国后长期担任总理之职,国家经济、政府事务等一把抓。在历来讲究资历和人脉的政坛,周恩来,作为政坛常青树、不倒翁,一方面在于他对毛的谦恭迁就、相忍为党,另一方面也在于他的根基和实力。

“九一三事件”后,毛发动1973年末政治局会议批周、批林批孔、批水浒,都是针对周的,就是批邓的右倾翻案,也是暗指于周。但周就是批而不倒,这固然有周忍辱负重、低首下心、诚惶诚恐、不断认错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正如毛自己所说:他现在买我的面子,他是不赞同我的思想的,文革他反对,他反得很精明,他在党、政、军中有基础,百姓也尊重他,他和刘少奇、邓小平基本上同路人。3  “(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没到。4”包括周去世后,毛还在说:总理是反对我搞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小批,还是老的,都听他的。拥护我,高呼我万岁,是无奈的。我明白,这点我和总理的鸿沟是无法弥补的。5

明知周反自己、反文革,明知鸿沟无法弥补,但也不能像拿下刘少奇那样拿下周恩来,不是毛不想,是不能!为什么?因为毛很清楚,自从他自断臂膀,酿出“九一三”后,军队无论是红军时期的三大山头:一、二、四方面军,还是抗战时期的115、120、129三个师,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大野战军,真正毛自己的人马已经凋零不堪。尤其整肃林彪的“双一”,等同于自己削弱自己。此时,毛已经既无力打掉周,也无力挺举江青、张春桥等人。最终不得不让人传话给张春桥,要他“让一下”给华国锋出任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6  毛知道:拿下总理,党会分裂;江、张主政,国将大乱。此是后话。

有人说,58年毛反“反冒进”时,就想动周,即拿下周的总理一职。其实这念头也就是在毛脑子里闪了闪而已。至于说邓小平代表其他领导人合议后,不同意周辞职并报告给毛,并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毛根本就不想动周,也不能动周,否则无人牵制刘少奇,就会打破政治平衡,就会自乱阵营出问题,这一点毛非常清楚。

当年评衔时,刘少奇力推粟裕为元帅,周恩来则力推陈毅。为什么最终陈毅成了元帅?并不是毛给周面子,是毛不给刘染指军队的机会。7 对毛来说,那是一次真正的“两害相权取其轻”,

首先,毛知道周恩来天生不是“帅才”,也没那个当“帅才”的野心,或者说开始也许还有,之后随着共产党的壮大和斗争的日益复杂残酷,渐渐让周对自己有了清醒的认知和清晰的定位。正像他自己在延安整风检讨时说的:

“我是个破产的封建世家子弟,这个家庭社会给我的(好虚荣),包庇、爱面子、自私、世故、畏首畏尾、患得患失、猥琐行动的劣根性并未很好铲除,加以幼年母性的教育,更增建了我的党内奴性、软弱性,便成为我以后长时期富有妥协性缺乏原则的根源,同时又带有破坏性。”

“动摇性是很明显的了,政治上常常左右摇摆,特别是重要关头之转弯拐角时,把握不定。自私性表现在世故(怕得罪人)和患得患失上(如宁都会议)。虚荣性表现在爱面子,不打戳破自己和人家的痛楚,常常原谅多于责备,同时,也养成只注意表面不注意本质的毛病。冲动性表现在盲动和破坏纪律上(如武汉时期、洛川会议后,乃至西安最后一电)。软弱性表现在党外之迁就倾向、党内之畏首畏尾,奴性(如四中全会前后、博古、李德时期)”。8

应该说延安整风时,作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主义的帮凶”的周恩来,在当时紧张严厉的氛围下,对自己的反省、检讨乃至谴责,用语是很重的。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往自己身上泼了不少污水,加了不少罪名,不如此就过不了关。9 但上述周之言,也道出了周性格及为人上,一些本质的东西,且这些与生俱来的品性,作用于周的一生,也注定影响了中国。

其次,刘是毛公认的接班人。对于深谙历史、且时时事事以史为鉴的毛,非常清楚历朝历代接班人的心理和情态。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宋太宗的“斧声烛影”等,之所以能够成功,而且还能社稷有成,说到底还是因为他们自身的能力和实力使然,尤其是对军权方面的把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卧榻之侧,他人酣睡,至多也就是吵了点儿,身心不难么舒服罢了。而一旦枪杆子、刀把子,握在别人手里或有别人染指,那就关乎性命。所以,建国初期,刘兼任了短期军委副主席后,就被毛彻底清逐出了军界,一直到死,再没和军队沾过边儿。周也如是。

再有,相比于粟裕的沉默寡言,或者“蔫人出豹子”(参见之前所述粟裕三件“先斩后凑“之事”),毛更喜欢陈毅的直率和外向,即毛一眼能看到他的内心,尽管陈毅历史上反对过毛。但政治重要的是对人的把控,而不是受制于自己的好恶。

对于周恩来来说,既然顺着彭真的话不可行,那么就要仔细斟酌怎样反转彭真的意思,当然如果能在反转中,为彭真缓颊一下更好,毕竟周还是从心底里钦佩彭真这种“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正直和勇气。

在周恩来看来,现在毛已然认识到了自己的过失,最主要的应该是就事论事,把该澄清的、该纠正的、该确定的做好。而不宜轻易再针对什么人、包括毛,惹起人事方面的纠纷或争端,从而转移主要矛盾、耽误主要工作。总之还是要息事宁人,相互理解,统一思想、步调一致,大家拧成一股绳,克服眼前的困难,走出困境。这个时候,需要大家、特别是我们这些领导人的凝聚力,一些容易引起臆想失和、节外生枝的言论,要尽量少说、不说,比如彭真的这番话,就有些不合时宜。

另外,此时正处于政治敏感期。言论稍有不慎,轻则会引起毛的不快,重则会导致毛的猜疑。而一旦被毛猜疑上,那就等于上了黑名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灾祸临头。所以明天的发言,于公于私,还是要对彭真针对毛的那番话,有个表态。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党、对国家负责。

当晚,周恩来一边斟酌着自己第二天的发言稿,一边等着杨尚昆跟毛汇报后的结果,并特意嘱咐秘书,跟杨尚昆办公室打个招呼,杨从主席那回来后,及时告知一下。也就有了前边周打给杨的电话。

周、杨通话虽然很短,但内涵丰富,最主要对周来说,想知道都知道了;对杨来说,想说明的,也已经说明了。这就是政治,在似乎也必定是客观陈述中,把彼此心知肚明,不言而喻的腹内之语、心中所想,都清晰而现,又不动声色,更滴水不漏。

所以中国的政治家,乃至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和影响的东方政治家们,都修炼成几乎同一个表情:面沉似水,即所谓喜怒不形于色。当然不是什么“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那般清澈干净的流水,而是给人感觉深不可测,毫无涟漪的一潭死水,久之,就会变为一滩臭水,并终成泥沼。

这时的毛泽东,以其现在的权力和地位,除了他故意为之,已经不需要再压抑自己或戴上面具装扮给谁看了,尽可以直抒胸臆而无需顾忌。所以,杨尚昆在电话里对周说:主席看完简报,微微笑了笑,什么都没说,没有最新指示。对周来说,“微微笑了笑”,就是最好的指示;“什么都没说”,便尽在不言中。至于杨特意补的那句:“我出来后陈伯达同志进去了,您要不再问问他吧?”对深知毛的周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周顺手把这句写在了纸上。

“锦上添花的事情让别人去做。我只做雪中送炭的事情”。这是晚年的杜月笙总结自己从一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小瘪三,成为当时上海滩乃至中国威风八面枭雄的成功秘笈。当然,光有秘笈还不行,重要的还在实施,于是杜月笙又说了这句话“人活在世上要靠两样东西,胆识和智慧”。是的,“雪中送炭”,孤身而进,逆水行舟,必需要胆识和智慧!如此,“送”的才会有价值、有回报、有意义,才能实现“送”此“得”彼、“舍”此“得”彼的目的。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10 周在文革中的这番慷慨决绝之辞,众所周知。此时,大概周把“上林”,当成了“虎穴”,当然不是去“打虎”,而是去“送炭”。周第二天如前所言的那番讲话,比后来饱受官方抨击的林彪的“护主”发言(1月29日在大会发言),提前了十天。周的发言,针对的是彭真;林的发言,针对的是刘少奇(1月27日的口头报告)。虽然从发言字数和内容看,无法与林相提并论,但这只是形式上“五十步”与“百步”之别,本质无二。只不过一个可谓是点到即止、成熟老练的政治家,一个更像是慷慨激昂、旗帜鲜明的扈拥者。

 

注释:

1 《庐山会议纪实》:李锐,电子版。

2《名将粟裕珍闻录》:2009年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张雄文著。

3  《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高文谦著,第569~570页。

4  《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高文谦著,第483页。

5  《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高文谦著,第604页。

6  《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高文谦著,第604页。

7《名将粟裕珍闻录》:2009年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张雄文著。

8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提纲,1943年11月15日,手稿。

9  《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高文谦著,第79~80页。

10 《凤凰卫视》:2012年3月17日,《皇牌大放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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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如石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7年10月8日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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