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命向專制挑戰

——訪原《人民日報》海外版編輯吳學燦

八九民運期間因將趙紫陽在政治局常委會上的重要講話以《人民日報》號外的形式印刷發行的原《人民日報》海外版編輯吳學燦，六四後被當局判處四年徒刑，一九九三年九月被釋放，日前抵達美國訪問。

童年差點餓死 當兵爲了吃飯

亞：對您平安到達美國感到高興，因爲這一段時間從國內傳出來的消息實在使人擔憂：劉念春遭受毒打，陳龍德被迫跳樓自殺，王希哲申請出國參加學術會議沒有被批准……。可不可以請您先將自己的經歷作一個介紹?

吳：好。五十年代初我出生在蘇北農村。童年時代最深的記憶是我差一點餓死，母親那時得了浮腫病，我連續七天一粒米都沒有下肚。一九六八年三月，在我初中畢業後的兩年，我穿上軍裝當了兵。從大道理來說是爲了“保家衛國”，但實際上我主要是爲了吃飯，因爲我聽說當兵有飯吃，而且可以吃飽。從陸軍到海軍，我都很積極，得過獎，被評爲五好戰士，一九七零年七月加入共產黨。一九七二年四月復員來到國務院出版口。當時由周恩來總理親自批准，從海軍調了四十個戰士到人民出版社“摻沙子”。我到出版社後又被送入廣州中山大學讀書，七五年畢業回到人民出版社。

亞：您當時在出版社做什麽工作?

吳：因爲我“根正苗壯”，品學兼優，一到人民出版社就被分配到“要害部門”的政治處工作。人民出版社是一個比較保守的單位，在政治處工作更沒有意思。我多次向領導提出要搞業務，一九七八年二月離開政治處到經濟編輯室當編輯。那時整個社會潮流處在開放時期，西單出現了民主牆，有一次我在壁報上批了幾句話，主張對毛澤東的餘毒進行清算。在出版社裏，我也經常發表各種“怪論”，使得出版社的領導覺得很難辦。

一九七九年成了共產黨的“塌天派”

亞：這是不是您後來進入《人民日報》的原因?

吳：多年來《人民日報》理論部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我對其中的許多人非常敬佩，理論部辦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是我經常看的。我的思想的根本的轉變發生在一九七九年春天，那是在一批堅持思想解放運動的老前輩的影響下完成的。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黨內的一些知識界人士，即那些老知識份子兼共產黨員，如《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副總編輯王若水，編委兼理論部主任何匡，理論部副主任汪子嵩等，在思想解放運動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我當時仔細閱讀了他們在中共中央理論務虛會上的文章和發言。他們總的意圖當然還是討論怎樣使社會主義制度完善，而我讀了這些文章得出的結論卻是社會主義不能救中國，祇有推翻中囯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才能使得中國興旺發達。如果說在理論務虛會以前我還是同胡績偉、王若水等人一樣，是共產黨制度的“補天派”的話，那麽此時的我就轉變成一個“塌天派”了。這樣，我在工作單位裏的所謂“自由化”言論也就更加多了，甚至主張批判社會主義和共產黨。人民出版社的領導希望將我調走，我自己也希望到思想比較解放的單位去工作。一九八零年十二月我離開出版社，被調到《人民日報》理論部。

亞：依照剛才的介紹，您原來可以說是共產黨中的優秀份子，在一九七九年卻變成了反叛者。對如此大跨度的轉變，您是否可以作更詳細的說明?

吳：前面提到的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遭受的苦難，我永生難忘。當思想解放運動中人們在討論社會主義的所謂“不完善方面”時，我的腦海中出現的卻是悲慘與黑暗。在經常進行的“回憶對比”活動中，老年人憶的是所謂舊社會的苦，思的是新社會的甜，我回憶的痛苦卻完全是“新社會”的：“社會主義好，一天三頓吃不飽”——就是說，社會主義、共產黨給我帶來的是饑餓和痛苦，而且不祇是給少數人帶來這種苦難。也許正是這種切膚之痛的經歷，使得我在對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的領導作理論思索時，作出了完全否定的結論。記得一九九一年五月我在秦城監獄中寫的詩中有這樣幾句：“少年傾聽謊言，青春狂呼口號；二十八年夢裏飄，醒來怒火中燒。”從我出生到一九七九年在思想上的清醒，正好二十八年。這首詩是我的真實寫照。從此以後，我就把埋葬共産主義作爲自己的生活目標。

亞：您到了《人民日報》，是否如魚得水?

吳：不然。我到報社就覺得沒有事情可做。因爲我到《人民日報》報到的第二天，副總編輯安崗正在報社傳達當時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的情況。會議上各省、市自治區黨政第一把手中有許多人把矛頭指向《人民日報》。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楊易辰帶頭指責“《人民日報》帶領群衆造共產黨的反”，其他一些省委書記附和呼應，說他們在下面沒有辦法幹了，要求中央對《人民日報》在組織上予以調整，思想上加以整頓。因爲胡耀邦對《人民日報》的工作一直比較支持，他說思想整頓可以，組織人事就不調整了。

亞：整頓的結果如何?

吳：不了了之，這是中共許多運動的結局。但是，本來可以發表的說真話的文章不能發表了，在報社內部有的話也不能說了。一九八三年又搞“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我“頑固地”站在胡績偉、王若水等人一邊，爲他們的人道主義和異化理論辯護。我在報社裏說，社會主義不搞人道主義，難道要“獸道主義”，“鬼道主義”?我認爲提倡人道主義就是對抗共產黨的獸道主義的。還有異化，在中國，人民名義上當家作主，實際上受盡奴役和苦難，這不就是異化?

亞：據說您後來擔任過《青年論壇》駐北京記者站的記者?

吳：清除精神污染之後，湖北《青年論壇》創刊，他們通過遠志明找到了我，我就請王若水給雜誌寫文章，這是王若水在“清除精神污染”之後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題目是“智慧的痛苦”。我也擔任了記者站的記者，記者站一共有五個人，包括遠志明。這一年，胡績偉爲了培養思想解放的新聞幹部，與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系合辦了兩年制的在職幹部的研究生班。我通過考試後被錄取，讀了兩年。八五年畢業之後就到《人民日報》海外版從事港臺僑鄉的報道。

震驚中外的《人民日報》號外事件

亞：在八九民運中，《人民日報》號外事件是引起很大社會震動的一件事情，您是這個事件的主要當事者，請您回憶一下當時的情況。

吳：按照我一九七九年以來的思想發展，八九年我參與民運也是順理成章的。我像報社的大部份記者編輯一樣參加遊行示威，祇是普通的一員。到五月二十日，就是實施戒嚴的第一天。報社裏有人拿到一份《北大傳單》，內容是趙紫陽在五月十六日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的講話要點，正準備印刷。我那天做值班編輯，就參與了這件事。在考慮以什麽方式印製這些內容時，我作爲一個資深編輯，決定印《人民日報》號外，而不是一般的傳單。當時印刷廠的工人問有沒有批件，我說去請示了，我還自己動手在鉛字架上找大號字。當時印了幾百份，我畫了一張圖，派人外出散發。後來印刷廠副廠長來了，說沒有批文不能印，把餘下的收了起來，但我們預先藏了一些，當天下午遊行時帶出去散發。

亞：在我接觸到的有關八九民運的資料中，沒有關於《人民日報》號外的直接記載，您是否保留着號外的原件?還記得趙紫陽講話的主要內容嗎?

吳：也許是當時的印發量太少，許多中外記者都和我說過他們沒有見到過號外，但是我保留着一份複印件。我記得趙紫陽講話的主要內容大約有五條，第一是否定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第二條是說由他本人承擔發表社論的責任，第三是說要順應民意，反官倒，反腐敗，由人大設立審查高幹子弟、審查官倒的機構，趙紫陽說還可以從他的兩個兒子身上開刀，第四，公佈全國副部長以上幹部的行爲背景，第五，公佈高級幹部的收入和福利待遇，取消特權等等。講話的內容我們是從北大印製的傳單中得來的，我們在《人民日報》的號外上也注明了消息來源。我當時認爲黨報記者應該把黨的總書記的講話及時告訴大衆，這是應該做的事情，不存在有什麽錯誤的問題；但是我對於事情的後果是有所預料的，在印完號外回到辦公室時，我跟辦公室的同事們說，做了這件事要殺頭也可以了。

亞：您是什麽時候被捕的?

吳：順便說一下，《北京之春》一九九三年發表過一篇介紹我的文章，其中說到北京戒嚴之後在遊行隊伍中就少見了我的身影。這不符合事實。五月二十九日王若水回到北京之後，我還和他們夫婦兩人一起參加遊行，六月二日、三日我也在廣場。六四淩晨我回到家中，妻子在哭，原來她以爲我被打死了。我是五日下午離開北京的，當時報社的同事對我說還是離開的好，否則被亂兵亂槍打死也說不清楚。於是我就離開北京，南下武漢，轉道重慶，再到海南。十二月十七日我在海南三亞被抓，在海南第一監獄呆了六天，又在廣州監獄關了一個晚上，十二月二十九日被押回北京。在車站我對送報社保衛人員來的報社司機作了一個殺頭的手勢。我被直接押送到秦城監獄。直到一九九二年七月一日，因爲病重轉到北京監獄。九三年九月十六日，在國際奧會投票表決奧運舉辦城市的前一個星期我被釋放，同時被釋放的還有魏京生、翟偉民等人。

亞：那時當局是以什麽罪名起訴和判處您徒刑的?

吳：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在法庭上，一個檢察員在起訴書中說我“盜用《人民日報》的名義印刷號外”，我當時就說，“你現在是盜用檢察院的名義在這裏說話”。他覺得奇怪，說檢察院的人怎麽盜用檢察院的名義呢?我說，那麽你爲什麽說《人民日報》的人盜用《人民日報》的名義呢?他無話可說，停了好一會，繼續念他的起訴書。後來在判決書上這一段話改成吳學燦“擅自”煽動、組織工人印刷所謂《人民日報》號外”。這還差不多。按照制度，要總編輯或者值班的副總編輯簽字才可以印刷報紙，我當然不是總編輯，這是一種非正常情況下的行動，是在危機情況下爲了中華民族的命運所作的一件事情。

亞：按照您現在的認識，您覺得這件事情做得怎樣?

吳：我認爲是完全正確的。受審時在法庭上，我說黨的總書記是黨章上規定的黨的最高負責人，而中共又是憲法規定的領導力量，最高領導人的指示和聲明當然在法理上有效力，而鄧小平在法理上並不是最高的領導者。我把趙紫陽這個合法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指示印成文字傳播，作爲一個《人民日報》的工作人員和共產黨員，無論從國家憲法還是中共黨章來說，都是做得對的，我是在模範地按照憲法和黨章做應該做的事情，是一個優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和共產黨員。法庭沒有理由宣判我犯罪。

亞：那麽，趙紫陽的五點聲明的真實性是否得到證實?

吳：我在法庭上也鄭重地提到了這一點。我在“最後陳述”中要求法庭傳趙紫陽出庭作證，因爲趙紫陽是本案最主要的證人。如果我在號外中提供的消息是假的，我願意承擔造謠的法律責任；如果內容是真的，那麽我就是在傳達總書記的指示，就是在按照黨章和憲法辦事，我就是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和出類拔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法庭判處我有罪是違反憲法，如果法官是共產黨員，他就是違反黨章。

亞：您在監獄中的情況如何

吳：中共一貫的做法是利用監獄中的管理幹部來整犯人，在犯人中間挑撥離間，讓犯人自相殘殺。他們在學生和知識份子面前把參加民運的一般市民稱爲“暴徒”、“流氓”，說學生、知識份子是“文化人”，和這些暴徒不同；在市民們面前又說“文化人”在運動中可以得到好處，有名有利，而市民們卻什麽也沒有得到。

改革開放：就是搞資本主義

亞：釋放之後您的處境怎樣?

吳：魏京生放出來之後被當局限制活動，所以新聞界就湧到我這裏來了，先是法新社記者白維採訪我，後來加拿大電視臺，美國ABC電視臺，香港有線電視、無線電視，《明報》、《聯合報》、《天天日報》等紛至踏來。記者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千篇一律是關於奧運會的。第二是反腐敗問題。當時大陸正在抓新聞界的“有償新聞”問題。我對記者們說，腐敗是一個制度問題。在這樣的制度下，腐敗是正常的，不腐敗反而不正常。比如記者寫新聞是自己的權利和權力，但是《人民日報》當時規定記者的差旅費是平均每人每年十二元，住房規定一天不超過十元。而我們採訪南方僑鄉，路那麽遠，記者去採訪必須由被採訪者包吃住開銷和來回飛機票，否則無法採訪。這樣，良心好一點的記者寫得盡可能實在一些，良心不好的記者就會筆下生花，亂吹一通。

亞：您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主要有哪些採訪經歷?

吳：主要是對南方僑鄉的報導，在海外版我主要是借歌頌改革開放的機會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表達出來。值得欣慰的是，在我的文章中沒有一個字說到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樣的記錄在中國新聞記者中也是少見的吧。

中華民族不是一個劣等民族

亞：就您的觀察，在六四前後，國內的民運力量有什麽變化?

吳：經歷了八九年這樣一場波瀾壯闊、前無古人也許是後無來者的運動，不管是共產黨員還是非共產黨員，大家實際上都已經知道共産主義制度在中國已經是日益消亡的東西了。從監獄釋放出來之後，認識了不少原來不熟悉的有識之士，包括魏京生、許良英、丁子霖、王丹、陳子明等等。我的立場是，不管你原來是什麽背景，祇要你認同自由、民主、人權和法制，我們就可以一起對共產黨的專制制度進行消解和削弱，就這一點來說，我的民運朋友比以前多了。現在國內民運人士團結得比較好，比如一九九五年的呼籲書運動，對國內民衆是很大的鼓舞。特別是許良英、丁子霖、魏京生和王丹、陳子明等等優秀份子起了很大的作用。許先生和我說過幾次，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制度一定會在全世界範圍內實現，中華民族絕對不是一個劣等民族，我堅信這一點。

亞：您是否認爲在六四鎮壓之後，中國民衆的爭取民主的追求並沒有削弱?

吳：可以這樣說。不過，有些人囿於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大部份民衆又不得不考慮到自己的生活，所以在表現的形式上面就不那麽簡單。民衆的覺悟是大大提高了，尤其是中下層幹部，都對共産主義制度失去了信心，與此同時，社會當權者在沒有自信時也會更加瘋狂。在統治者的瘋狂面前，老百姓又難免會恐懼。我一直在想，究竟是專制制度的殘酷造成了國民性的軟弱，還是國民性的軟弱加劇了專制制度的殘酷，我不得而知。

祇要目標一致，不管體制內外

亞：八九民運過去多年，在海外，在國內，對這一場大規模的運動在戰略和策略上也有不少反思、研究和檢討性的文字，不知道您是如何看待？

吳：有人說是學生佔領天安門廣場造成了政府的鎮壓，這是顛倒因果的說法。事實上是政府蠻不講理，根本無視民衆的要求造成了步步升級的巨大危機。其實祇要中共領導人做到他們所津津樂道的當年周恩來總理的作風，在八九風波時期中到老百姓中來一下，哪怕作秀也可以，事情就好辦得多。但是李鵬、鄧小平他們連這一點也作不到，既害怕又殘暴。民運力量要不要檢討?當然要檢討。但是事情的主要責任在政府方面，這是毫無疑問的。從根本上來說，正是這種一黨統治的專制體制消滅了任何反對黨存在的條件。八九民運中在反對政府的群衆方面並沒有組織和指揮，而有組織和指揮的祇有政府和軍隊，所以民衆在被激怒之後失去理智的行爲也是專制制度造成的。老百姓作爲沒有組織的力量，沒有權利也就沒有責任。

亞：您是否瞭解在海外的爭論，其中涉及到是否進行合法鬥爭的問題。

吳：中國現在的憲法和法律雖然不能表達人民的意思，但是我仍然遵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作我要做的事情，說我想說的話，推動憲法和法律的重訂和修改。我不贊成在中國民主運動中採取武裝的手段，不能採用過去梁山好漢“反法制”的辦法來反對專制，中國人通過自相殘殺的途徑也不能建立民主社會。祇要是認同自由民主人權法制，在目標一致的前提下做法可以五花八門，不管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都可以。我們當時就在體制內，利用體制內的一些有利條件進行反體制的活動，現在很多人在體制內還是這樣做。我覺得在表達一種思想的時候，不要去分什麽體制內外。

共產黨在和平演變中積聚私産

亞：根據您的觀察，現時的共產黨內有沒有可能走和平演變的道路?

吳：和平演變早已開始，鄧小平的和平演變是把社會主義變成他們的子孫作老闆的資本主義，而不是東歐式的全民私有化的資本主義。就是讓共產黨特權階層的子孫後代(如陳雲所說的“我們自己的人”)從部長、中央委員變成總經理和董事長，把中華民族的幾億老百姓的血汗轉變成他們子孫們的私產。共產黨不是用現代資本主義文明來發展社會生産使民衆受益，而是千方百計積聚自己的私有財産，讓老百姓繼續受苦受難。

亞：有經濟學家指出，改革的實質是在中國建立官僚資本主義。您是否認爲中國的官僚私有化進程與建立市場經濟的方向還有某種一致的地方?

吳：我與大陸的一些前輩學者談論過這些問題，認爲中國大陸是後封建社會，是現代化的封建專制。共產黨現在的私有化與歷史上的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不一樣。如果說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是不可避免的血腥，那麽現代共產黨卻選擇了比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更加卑鄙下流醜惡的道路，造成中華民族道德淪喪，後果可能會造成中華民族的自相殘殺。在民衆極端不滿的情況下，可能會有人起來與太子太孫們拼個死活，這種可能我並不排除。

亞：現在有兩種判斷，一種認爲在中國現階段的改革或者私有化的過程中，老百姓也得到了一些益處，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一種認爲在官僚的掠奪中，人民生活是一種下降的趨勢。您認爲哪一種判斷更準確一些?

吳：這個問題很複雜。現在在工商、稅務、郵政、電訊這些壟斷性行業中工作的人生活比較好，例如在電訊局的，百姓要裝電話，必須買它們出的電話機，不買就不讓裝，這些單位的人不是憑藉他們的聰明才智取得高收入。而真正老實巴交又沒有其他路子好走的人，生活水平在下降。但是這些人在整個社會中佔有多大的比例?由於中共資訊的封鎖，我無法得到確切的統計。我不同意民衆生活在上升，社會矛盾不激烈的這種看法。問題還是在於統治者太殘酷，使得老百姓連表達不滿的機會都沒有。“我自橫刀向天笑”的譚嗣同畢竟是少數，布魯諾在西方也是少數，實際上敢於以生命向專制挑戰的人物在任何一個民族中都是少數。

亞：國內民衆對南朝鮮最近審判兩位前總統全鬥煥和盧太愚有什麽評論?

吳：我在秦城監獄時就說過，將來李鵬、陳希同、李錫銘會到秦城監獄中來。現在陳希同去了，將來李鵬也一定要去。老百姓的普遍反映是“不看他們今天跳得歡，將來就要拉清單”。總有一天要算帳。比較明智一些的幹部子弟也知道這一點，認爲不要太過分，將來激起民變時自己可以有一條後路。我不希望中華民族將來有暴力清算的悲劇出現，但是還想奉勸中共權貴子弟在盜竊國庫時不要太過分，不能祇管今天享受，哪管禍及子孫。

亞：您這次出來訪問，有什麽學術上的打算? 政治理念上有什麽變動?

吳：作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我有進出國家的自由。我這次自願出國，主要想實地考察現代資本主義的優點和缺點，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是否能夠避免資本主義的這些缺點。我沒有參加民運組織的打算，但是我的四項基本原則是自由、民主、人權和法治。我想向海外民運朋友說，既然大家認定了自由民主的目標，那麽就應當容許別人在共同理念下採取不同的方式，不要用共產黨黨內鬥爭的方式對待民運隊伍內部的分歧。

亞：非常感謝您接受採訪，預祝您在美國生活愉快。

作者 亞依

(原載《北京之春》一九九六年九月號，後被收入《流亡者訪談錄》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