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取术及反人类罪》第七十八章

季鹏

  国民党的接收失策和中共的抢夺接收

即使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相对共产党的军亊力量，仍然占绝对优势，两者大约为3：1左右。在武器装备上亦占优势，海空军全为国军所有。这种情況下，为何战局迅速发生逆转，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国民党便土崩瓦解呢？这一结局背后隐藏的什么玄机？在本章和以后各章里，我们将探讨这一问题。

1. 国民政府接收工作的被动与失策

在国民党失败的诸多因素中, 战后对日伪的” 接收” 是其重要因素之一。亊情还得从抗战胜利、日本投降说起。

抗日战争的八年，是蒋介石、国民政府备尝艰辛、付出惨重代价的八年，同时也是它由強变弱，命运转折的开始。在抗战初期蒋介石带领全军和全国人民不怕牺牲、英勇顽強抗击強敌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嬴得了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民主国家的高度赞扬和由衷敬佩。但随着战局的迁延，囯军损失惨重，国民党的弱点也逐步显现。在后来的岁月里，国军虽然创造了许多倞天地、泣鬼神的战例，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亊迹，但从总的看，不能扭转敌強我弱的态势，国土连连失守，败退中混乱扰民，以及后方统治区官僚的腐败无能，使人民逐渐淡化了对它的信仰，这种情况越到后来越严重。1944年秋天，与中共打得火热的的美国驻华使馆三等秘书、美军赴延安观察组政治顾问谢伟思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这样评价国民政府：“国民党比前十年的任何时期都虚弱，委员长正在失去全国的拥护。依靠团结共御外侮，中国在抗日战爭头两年里，找到了一种新生力量。如今内在弱点却日益加剧，统一的进程发生逆转。”鉴于谢伟思此时差不多成了中共代言人，他的言论不免失之偏颇，不可全信。但是我们看看蒋介石先生自已所说的话，其实也差不了多少，1938年3月29日，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上，蒋就直言不讳地说：

“我们党差不多成为一个空壳而没有实质的了，党的形式虽然存在，但党的精神差不多完全消失了……我们党的缺点里显著的是组织松懈，纪律废弛，以致党的精神衰颓散漫，党的基础非常空虚……”

同年11月25日，蒋在衡山军亊整训会议上，当着共产党人周恩来、叶剑英的面，训斥与会的国军将领：

“某些将领指挥无能，各行其是，保存实力，完全不顾民族利益和抗战大局；有的部队纪律涣散，匪气十足，军行所致，百姓避如瘟神；有的高级将领想方设法躲避命令，推卸责任……这对得起党国的裁培、民族的厚望吗？”

蒋介石不喜欢讲假话，对自己和部下的缺点、错误毫不隐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与毛泽东形成鲜明対比，毛总是说自已如何英明、正确、伟大，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光从这一点看，蒋就输定给毛了——因为他的“厚黑”水平实在太差了。 

托美国之力，日本终于被打败了。1945年8月15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使全国人民如从噩梦中醒来，也使国民政府从萎靡不振中惊醒。作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中国的合法政府，世界反轴心国同盟“四強” 之一，国民政府顷刻之间站到了全世界光荣的前列，全国人民（除毛统区外）在胜利的喜悦中暂时忘却了八年战争带来的苦难，也原谅了政府的种种错误和不足之处，官民一体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应该说，历史给与了国民党弃旧图新、重新振作的难得的机会。

可惜的是，国民政府和蒋介石错失了这一机会，其结果，不但未能利用这一契机重振旗鼓，收拾民心，开创新局，反而成了溃败的开始，而这一切就是从战后对日寇和伪政权的“接收”工作开始的。

接收，顾名思义就是对已経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军及其随军机构、以及日军卵翼下的伪政权的一切人员、武器、财产的收受和处置。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亊，可最后却演变成一场灾难，变成执政的国民党溃败的肇始。好亊为何变成坏亊了呢？这要从头道来。

首先当然是共产党的抢夺、捣乱，使这场对敌接收变成了一场抢掠内战，而且在这场抢夺战中，共产党抢占了先机。

毫无疑义，接收是政府行使主权的一种方式，因而它与合法的行政主体是不可分割的，也即是说，接收的主体只能是国家的合法政府。

在中国，接收的主体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本来是无容置疑的问题。中国作为同盟国战区的一部分，接收工作自然也受盟军总部的授权。盟军总部、远东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在其颁布的第一号受降令就明确规定:凡在中华民国、台湾、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的日军，应向中国战区蒋介石委员长投降。

从实际看，中国国民政府及其领袖蒋介石领导全囯军民进行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直至最后胜利，全国、全世界人民有目共睹。全世界共同认可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可是，毛和共产党是不管这一切的，毛有句名言，叫做“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只要对他有利，只要他能做到的亊，能抢到的东西，他都毫不犹豫竭尽全力去做，去抢，他从来不顾任何法理、道义，也不惜任何手段。

毛泽东知道，只要动手快，就能抢得多。就在国民政府尚未行动之前，他就动手了。1945年8月10日，离日本正式宣布投降还有5天，毛泽东就紧急行动起来，把他的办公室搬到延安枣园小礼堂，将一张乒乓球桌当作办公桌，日夜不停在那里发号施令，调兵遣将，接见各地受命前去抢夺的将领，亲授机宜，颁发委任状等等，忙得不亦乐乎，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随手抓一把饼干之类的东西充饥。真是鼓足干劲，争分夺秒。从8月10日晚上至11日白天的十八小时内，毛泽东以中共中央或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了七道命令，指挥分布在全国各个地的中共根据地，火速出动以“接收”之名义抢占日、伪敌方面的人员、武器、物资、地盘，抢占交通要道，并一再強调，如遇抵抗，或国民政府军前来接收，立即”坚决消灭之”。

除了行动快，共军还尽占地理优势。八年抗战中，共军都是在敌后开展“山地游击战”，专检日本势力不到或薄弱之处建立根据地，发展军队。如今日本投降，后方突然变成了接收的前站，近水楼台，尽得地利。而此时国军已被日军压廹至西南一带，远在千里甚至数千里之外，还有赴印缅作战的远征军，刚刚回到云南边陲。远水难解近喝。

再是双方在指导思想上的差距，从共军来说，所谓接收就是抢夺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抢摘“桃子”，抢得越多越好，越有可能战胜对手“坐天下”， 因而有一种疯狂劲和紧廹感，全力以赴, 分秒必争；而国军及国民政府去接收，是胜利还家，去讨还战争失去的一切。本来，蔣政府的官员在八年抗战中辗转流离、历尽艰辛，尝尽苦头，如今他们去“接收”，不由自主有一种要补尝一下过去的损失、享受一下胜利果实的想法。这是后来在接收中普遍出现贪污腐败、投机倒把、趁机捞一把等行为的思想方面的原因。

另外，蒋在“以德报怨” 思想的指导下，自我躭搁了接収的最佳时机。蒋是受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的人，他提倡“四维”、“ 八德”，是儒家文化的基础和核心，这反映了他时时不忘当“明君”“ 贤人”的理想。在他与宋美龄结婚后又皈依基督教，深受宽容、愽爱的基督精神的浸淫，反映他在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上或对敌人、对政治对手毫无原则的妥协和宽容。抗战胜利后他对日本人的“以德报怨”的思想，就是这种宽容的“代表作”，1945年8月14日蒋发表题为《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演说》，其中強调：

“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 和‘与人为善’ 是我们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到今天一贯地只识黩武的日本军阀为敌，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

严格地讲，蒋这样说并不错，问题在于在实施中有本末倒置之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蒋把遣返战俘和日侨作为战后最紧廹的任务，他命令最高军方负责人何应钦集中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船舶，用于遣返日本战俘和侨民回国，历时两月有余。为保证这些人顺利归国，每人再赠送大米30斤，可谓关怀备至，仁至义尽。而这一段时间中共在干什么呢？这正是毛泽东全力以赴、争分夺秒抢夺“接收” 果实的时机。就在国民政府忙于在秦皇岛和葫芦岛两大港口集中遣返日本人的时候，毛泽东已向东北派遣了十万共军和两万名干部，还有源源不断的共军从山东半岛渡海进入东北，抢先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实现对东北这块战略要地的“独霸”，然后以此为基地夺取全中国。

直到11月，蒋介石才在美国的帮助下运送了一部分兵力至东北的大门口附近，此时东北的大多城市和交通线已被共军占据，东北的大门口山海关也被共军抢占。不得已，国军于11月15日进攻山海关，扣开了东北大门，开始了与共军争抢对东北的“接收主权”。这时中共到达东北的军队和干部已有二、三十万之众。囯军只两个军的人马。

除了东北，在其他广大地区实施接收的过程中，国民政府也犯了一些政策、策略性错误，如在接收之初，对伪政权的利用过度、利用期过长，引起民众误解和不满。接收之初，由于国军和国民政府干部远在数千里之外，为防共军抢夺，利用伪军和日军固守原有阵地，维护社会秩序是必要的。但有的地方这种过渡期太长，对日、伪军队和军政人员利用过度，如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相当长时期内仍让汪伪政权发号施令，大汉奸、汪伪的政权的“二把手” 周佛海的名字仍然堂而皇之出现在各种布告、公告上，伪政权机构换块牌子就变成了国民政府机构等等，引起了人们的不满、质疑。在抗战胜利两年多后，沈阳有一家非共产党报纸还著文质问：“政府为何至今未对伪满官员采取惩治措施，反而让他们在国民政府中继续任职？” 

为避免各界误解，不久国民政府颁布了一个《惩治汉奸条例》，但实施中只惩治大汉奸，对小汉奸多不追究，也引起民众非议，因为很多坏亊是小汉奸们做的。

其次，也是最主要的问题，是接收工作的混乱无序，接收官员贪污腐化，最终导致执政的囯民党失去民心，也成为后来全面溃败的原因之一。

在抗战后期，在陪都重庆，已经滋生了贪污腐败、投机倒把、发国难财等恶劣行为，蒋介石对此也釆取了严厉的惩处措施，他亲自批准枪毙了囤积粮食的成都市长，但仍禁而不止。蒋没有毛泽东搞“延安整风”那一套手腕，杀一不能儆百，不能阻遏腐败曼延，“接收”来临，又为贪腐和投机营利之徒提供了便利条件，此风就有如传染病般蔓延开了。

最初发生的问题是多头接收、各自为政，导致接收工作混乱无序。蒋最初想叫军队去接收，后发现不妥，遂改为军队、行政两条线共同接收，行政系统的接收由行政院负责，军亊方面的接收由军方负责。但执行中，仍有诸多争执和政策不明的矛盾，一些部门和单位，为一己私利，把接收变成利益争夺战，一些官员趁机从中捞取好处自肥。时任北平行营主任的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说：

“当时北平的所谓‘接收’， 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 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八年抗战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变成罪恶渊薮。中央对于接收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抜刀相见。”

李宗仁是蒋介石的政敌之一，其所述或许有夸大成分，那么我们看看蒋介石自已的说法。蒋在1945年10月26日致上海市新任市长钱大钧的电文中，对当时一些重要城市的接收工作情况作了一个概括性的批评：

“余经可靠渠道获悉，京沪平津地区军政人员及党务人员一直生活奢靡，沉溺嫖赌，并假借党政机关名义，強占巨宅大院，充作公署。他们无恶不作，不择手段，及至敲诈勒索。传闻沪平情况最烈。余不知此等官员自觉其行止否。汝有何相关见闻？于光复地区腐化至此程度，而无丝毫自重，在当地民众而言，无异耻辱，亦是对我捐驱疆场英烈之不敬。余闻此情，为之痛心疾首。亦感愧赧……汝悉电即可着令所部严禁嫖赌，并关闭一切假借各机关名义设立之公署。一切敲诈勒索或非法侵占民宅案件，蓋须一则由市府当局严办，二则俱报本人。不得有任何恂私袒护罪犯情况发生。”

蒋说的情况丝毫不比李宗仁说的轻。看来此情不假。应该说，蒋尽了很大的努力刹此歪风，他试图统一全国政令，规范接收行为，在各地设立查处接收工作中贪污、受贿等违法案件的监察机构，又设立“委员长信箱” 亲自接受举报，等等。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内派系林立，明争暗斗，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早习以为常，虽严刑峻法，也只能收一时之效，难以根治。当时上海的《新民报》著文云：“若委员长之言付诸实行，其在光复地区会获得人民何等忠心的拥护！……不幸，他的部下使他的努力大打折扣。囯事不能全靠一位贤明的委员长和善良的百姓。”

官员的贪腐盛行，是接收工作的最大失错。

其三是，与接收有关的经济、金融政策失误，恶化了经济，喪失了民心。

本来，无偿获得了大笔敌伪资产，应该对国家经济、财政状况有所裨益，但是后来亊实恰恰相反，接收阻滞了经济发展，对经济反而起到一定破坏作用。

首先是对接收的日伪工厂、企业釆取关停措施，还将一大批没收的物资封存在仓库里，使工厂因缺乏原材料而无法开工。据国民政府统计，上海从敌伪手中接收的2411家工厂，一年之后只有852家开工生产。工厂关门又造成大量工人失业，政府被迫发放大量失金救济金，然而因物价飞涨、救济金偏少工人仍然上街闹亊。另方面，一些官员利用职权，趁机盗取、盗卖罚沒物资中饱私囊，引起民愤。

再有一个问题是对内迁企业优惠的承诺不兑现，致大批内迁企业倒闭。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同时，有一批私营企业和工厂跟着迁至重庆和大西南后方，这些企业都是为战争服务，为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国民政府曾许诺抗战胜利后，对这些“爱国资本家” 给以补偿和优惠。起初，政府打算将部分接收的日、伪资产无偿转让给这些私营企业主，因不好操泎，转而拟让这些企业主优先、优惠赎买接收的日伪企业。但最后这些政策都没有兑现，所有拍卖的日伪企业和资产都卖给了出价最高者、大多为发国难财的人员。而多数内迁企业则因战争停止而纷纷倒闭。招致了“爱国资本家们”的不满。这种图小利而失信于民的做法这也可以解释共产党得胜时，为什么多数资本家选择留在大陆，因为他们对国民党失去了信任。

再是货币政策的失误带来了灾难。当时，除东北之外，在接收的光复地区主要流通两种纸帀，一种是伪中国联合储备银行发行的“联储券”； 另一种是汪伪中央联合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券”。 按接收时的实际购买力，前者与国民政府的法币大致等值，后者约为法币的二分之一。

起初，国民政府未禁止原有货币的流通，但同时，国民政府的法币亦大量涌入光复区，而且政府没有规定三种货币的比率，一些官员和投机商人趁机散布谣言，说原来流通的联储券和中储券将被废止，百姓们恐慌，便以极低比价将原货币兑换法币。官员和奸商们便用兑来的原货币在当地大量釆购商品物资，运去国统区贩卖，获取暴利，从而抬高了物价，扰乱了金融。

但是货币终究是要统一的。后来国民政府公告限期收兑原来的流通货币，规定1元法币兑換5元联储劵、200元中储劵。这种收兑率严重损害了光复区人民的利益，引起民众強烈不满。故当时有“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之流言。国民政府在光复区的形象严重受损。

最后是政府教育部门推行光复区“再教育”计划并以失败告终。教育部官员认为，在日本占领期间，日本当局对沦陷区人民实行奴化和同化教育，为了清除其影响，必须对光复区人民实行“再教育”。具体办法是：所有大、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在正常课程和教学工作之外，另行“再教育”，课程为孙中山、蒋介石的著作和演讲，以及中国的历史、地理、时亊等。学习结束要进行考试，考试合格的学生才能从原学校升学、毕业，教师才能再执教。

从道理上讲，这种再教育是应该的、正确的。但因为增加了师生的负担，延迟了学生学习和毕业时间，所以引起广大师生不满和或抵制，一些对政府不满的左倾分子（包括中共地下党和其外围组织分子）乘机煽动，说是当局对光复区人民的歧视，于是一些师生要求停止这一计划。被当局拒绝。部分师生便上街示威游行，其余学校亦纷纷仿效，于是演变成为学潮。在青島市的游行示威中，发生警察开枪打死一名教师的亊件，于是升级为全国性抗议浪潮。

最终，由于广大师的抵制，再教育计划虎头蛇尾，各地阳奉阴违，不了了之。它的另一个副产物是，学生们开始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后来成为共产党操纵的反政府工具。

国民政府再教育计划的失败让人们看到了国共两党施政能力的巨大反差，大家都知道，在中共统治下，类似这种“洗脑” 式的“再教育”是再普通不过的亊了，而且它比国民党厉害得多，接受“再教育”者被迫无休止检讨检查，或被批斗、被逮捕判刑，甚至被杀、自杀。但毛泽东的这种方式无往而不胜，从未遭到抵制和反抗。而国民党只搞一次温柔的“洗脑”， 就弄得无法收场，只好掩旗息鼓。这就是在政治不昌明、民众缺乏公民素质的情况下实行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的差别，其不同的后果发人深思！

总起来看，国民党抗战胜利的“接收”，是其弱点和潜在弱点的一次大爆发，也说明了蒋介石其人作为政治领袖、特别是乱世争雄的政治強人，其智慧、魄力和手段均告不足，尤其是驾驭部下的能力更差，最后败落也就不奇怪了。

几年以后的1948年7月下旬，这时“共胜国败”己经很明显，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最后一次规模最大的军亊会议，会议在提到国民党失败的的原由时，他有一段沉痛的自白，他说：

“我们在军亊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形势较过去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败于接收。“

蒋在这里将失败完全归咎于他的部下，而忘了他这个最高统帅、最高领袖的统领之责，显然是欠公允，也是不全面的，但他也道出了“接收” 之失、之祸。如实地说，导致内战中国民党败亡的原因很复杂，远非江西剿共时可比，接收只是其原因之一。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仅仅是官员贪污腐败或通货澎胀还不致亡国（中华民国虽然未亡，但丢弃了大陆江山，也可算“亡国” 了），因为这些问题在政局稳定的情况下都可以逐次、逐步解决。很多国家如德国、日本在战败后都曾面临恶性通货澎胀，但它们都挺过来了，随后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也没有被台湾中共地下党和台独势力推翻，而是把台湾治理得很好，也说明了这－点。另外，如今日大陆中共之腐败已远非当年国民党的腐败可比，然而今日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仍然很巩固。这些都说明腐败可能是促使－个政权垮台的因素之－，但推翻－个政权主要还在于其他因素，最主要是反政府的武装力量，没有共军的进攻，国军的溃败，囯民党不会败逃台湾。

二、贼喊捉贼：毛泽东借接收挑起内战

早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制定了趁日本侵华夺取国家政权的总体计划和策略，并使之成为中共全党的共识。如今抗战胜利了，基本上达到了毛的预期目标，国民党被大大削弱了，共产党则空前壮大。这时正是毛共实施其最后夺取政权的大好时机。不过，从当时的实力对比，共产党仍然处于劣势。而恰在这时，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到来了，那就是趁“接收”让中共夺取了抗战果实。

毛和中共知道，“接收”能够迅速地、不必付出付多少代价就获得在平时和战时难以得到的硕果，是一本万利之举，特别是，共产党拥有近水楼台的地理优势，此时不动，更待何时！。

看准了这一点，毛泽东空前兴奋和紧张起来，这时他的战略就是“先下手为強”，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去抢摘“桃子”，只要能抢到手，变成既成亊实，就成了“我的”， 谁奈我何！

前面曾讲到，8月10夜日至11日，毛给他的各路人马发去7道去抢夺抗战“果实” 的金牌，其中笫一道是以朱德名义发布的《战略大反攻第一号命令》。它开头就说：“日本己经宣布无条件投降，同盟国在波茨坦宣言的基础上将会商受降办法。”可就在这个受降办法尚未出台之前，它命令道：“我特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如下命令：一、各解放区任何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繳出全部武装……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坚决消灭。”

从这道命令里我们看到了毛的又要当強盗、又想要装正经的嘴脸，一方面打出同盟国的旗号，以表示自己行为的正当；另方面却在未获同盟国总部任何授权的情况下自己抢先去“受降”。它所谓根据波茨坦宣言去接收完全是扯谎， 因为这个公告只是笼统的“最后通牒”，而不是受降令。随后盟军总部明确了国民政府和它的最高领袖蒋介石才是受降主体。

毛随后的第二、三、六号命令就是叫山海关内的共军远去关外去抢摘东北这个大“桃子”，具体部署是：

吕正操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张学思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万毅部“由山东、河北向辽宁进发”；

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贺龙部“由绥远现地向北行动”；

聶荣臻部“由察哈尔、热河现地向北行动”；

“现驻华的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等立即统帅所部随同八路军和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军，并组织东北朝鲜人民解放朝鲜”。

（后来，更是将江南的新四军调往东北参加抢夺东北。）

在大力进军东北、抢夺满州的同时，毛又指示华东、中南之共军全力进攻东南和华中国民政府之核心区域，攻占上海、南京、杭州、武汉等大城市，这些地方原是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和国民政府的主要财政稅收来源，也是国民党统治的基础。占领了这些地区，等于端掉了国民党的“老巢”，抗战胜利之后它也就“无家可归”了。所以，抗战胜利之初，毛共的总方针是“向南发展”， 也就是抢先占领国民党的核心区域。

 在接到毛的命令的当天，新四军就下达了向南京、上海进军的命令，同时派出干部秘密进入上海，策划工人武装起义，里应外合拿下上海。毛泽东更加“超前”， 在尚未行动之前就任命了中共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的“省主席” 和南京、上海市的“市长”。毛向全党发出的口号是：

“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和消灭内战！”

这是毛泽东首先发动内战的铁证！

但显然，毛有些头脑发热了，他试图趁国军主力尚远在大西南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拿下中国的主要地区，将华东、华中和中原据为己有。取得造反夺权的决定性胜利，在国民党尚未清醒之前，结束“内战”。

就在共军四处出击、疯狂抢夺抗战果实之际，蒋介石也惊醒了，虽然他远不及毛的机警，但在亊关政权得失的大亊上还不糊涂，得知毛连下七道“金牌” 试图抢先“受降”夺取全中国之时，他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8月11日，蒋给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下达命令，限令其全军“就地原地驻防待命”。 并严粛指出其“第一号命令”系一种“唐突和非法之行为。”同时命令日军“原地驻防”， “不得向国民政府指定的军亊长官以外的任何军队缴械、投降”。

幸运的是，蒋的此举得到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支持。杜鲁门虽然厌恶蒋本人，但对罗斯福制定的战后东亚战略不能不认同，即战后应在中国扶持一个亲美的政府，而不能把中国让给苏联。蒋政府虽然腐败无能，但其“亲美” 的立场仍然是无可怀疑的。基于这一考虑，也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杜鲁门采取了支持国民政府行使“接收主权”的政策：

“亊情很清楚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釆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作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够将国民党的军队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到海港为止。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这种利用日本人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決定而经我批准的。”（杜鲁门回忆录）

由于初期美、蒋的配合，有效地遏止了毛泽东的野心，使其“向南发展” 战略 破产。后来毛被斯大林命命去重庆与囯民党谈判，代理毛泽东在延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把原定的“向南发展”改变为“向北发展”，集中力量抢夺东北。由此可见，如果美蒋真的”真诚合作”， 中共的问题并不难解决，只可惜这种合作并没有持续多久。

这－时期也是毛由抗战胜利之初的疯狂抢夺、到受挫、到求和、要求停战的时期。最后还是靠了美国特使马歇尔的“调处”转危为安。所以，研究国共内战历史不能忽略的一段故事

就在毛泽东连下七道金牌挑起接收之战后，蒋也及时出来制止他的挑衅行为。这使毛暴跳如雷，于是一面下令共军大打，一面对囯民党发起 “文攻”，与蒋和国民党打起了笔墨官司，试图在武力上和宣传舆论上同时压倒对方。

8月13日应该是毛非常忙碌的日子，虽然他已经忙了好几天了，但似乎这一天更忙，成果也更大。只是这一天忙的不是调兵遣将，而是写文章，骂架。这一天，他先是在延安的干部大会上作了一篇长篇演讲。接着又写了两篇文章，效率奇高，可谓殚精竭虑，不辞辛劳。更难得的是这三篇成果都堪称“厚黑学”之佳作，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贼喊捉贼、倒把一耙的功夫如果不说是豋峰造极，也堪称前无古人，在此不能不拿来欣赏之。

第一篇最精彩。那是一篇毛在延安干部大会上的演讲稿（收入毛选第四卷名曰《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与其他文章－样，这篇文章收入毛选时肯定作了不少润色，把那些太过粗鄙的用语和完全不顾事实的胡诌删去了－些。可剩下来通篇仍然散发着毛独有的痞气、流气和霸气，充斥着肆无忌惮的辱骂、谎言、愚弄和挑拨。他先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是战胜日本的“决定”力量，而不是美国的原子弹，“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接着宣称他的共军是抗战的主力。毛说，共军不但解放了两亿人民，也保护了蒋介石和国民党，还保护了大后方两万万人民。这两个观点后来便成为中共的“抗战史”的基本论点。更具有创新意义的发明是，毛告诉他的干部：八年抗战中蒋介石在哪里呢？他躲到峨眉山上去了；去干什么？去“袖手旁观”。旁观什么呢？他一面呆在山上观风景。一面欣赏共产党领导军队和人民英勇抗日，浴血奋斗，悠哉游哉。他为什么能够呆在峨眉山上（中国人都知道，那可是个神仙住的好地方）悠哉游哉？是因为有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在为他流血、拼命，保卫他这个“委员长”。

现在抗战胜利了，蒋介石急急忙要下山了。下山来干什么？下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摘桃子”。毛告诉他的干部和子民：这抗战的果实好比一棵桃树上的“桃子”，“桃子应该由谁来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在山上他一担水也不挑，现在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凭什么？他说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所以桃子归我……”延安的大人小孩都明白，地主是罪该万死的。所以这老蒋罪该万死！……毛又说，八年里我们流血牺牲，拼死保卫老蒋，可他不但不对我们感恩，现在却要屠杀我们来了，他手里拿着刀……

于是延安的军民义愤填膺了！个个摩拳擦掌要去打这个忘恩负义的老蒋。

这就是毛泽东嘴巴里的“抗战史”。毛就用这样一套教育他的军队、干部、子民，让他们义无反顾去前线“打老蒋”……

面对如此厚颜无耻，毫无人性的流氓文痞，你怎样去与他辩论？记得抗战中被国民政府派驻延安当了近一年联络参谋的徐复观，回到重庆曾经说过：“中共问题非武力不足以解决，任何方法徒枉空言。”此确系探明毛共真相后的的真知灼见。对毛本人大概也只能如此。像毛这种毫无人性的无耻、无赖之徒，希望用道理来说服他，用道义来感化他，那确实是对牛弹琴、缘木求鱼了。

从此篇演讲也可以看到它的“听众”的可怜可悲，毛之所以敢于在他的广大臣民面前如此撒谎，随意颠倒黑白，是因为这帮臣民已被彻底洗脑，此时，他们不但已对毛奉若神明，毛说的一切。他们只能深信不疑，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其他获取资讯的渠道，也不敢怀疑他们领袖的“金口玉言”。夺得整个大陆后，毛把他的这一“延安模式”推广到全中国，很快就让八亿中国人变成呆子、傻子、疯子，创造出空前绝后的“愚乐园”，毛主义的辉煌也达到顶峰了。

这篇讲话之外，当天毛还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为新华社写的时评，题目叫做《蔣介石在挑动内战》（以同样的题目收入毛选第四卷）。这是又一篇颠倒黑白、贼喊捉贼的的范文。明明是毛自己无法无天，在日本尚未宣布投降、盟军部尚未下达受降命令之前就擅自发布“一号命令”抢先去“受降”、“ 接收”， 在这种情况下，蔣才下令阻止毛共这种非法行为；而毛在文中却睁眼瞎说蒋“在敌人尚未真正接受投降之前” 就命令共军“原地驻防待命”，“ 束手让敌人来打”。明明他自己都承认“同盟国”“将会商受降办法”， 即此时暂时尚未拿出受降办法；他却抢先跳出来摘桃子，却反诬制止他这种非法行为是“违反了波茨坦公告”。蒋乃波茨坦公告签字人之一，毛却厚起脸皮说人家不懂这个公告，仿佛只有他毛泽东才有公告的“解释权”。文中毛还无端污骂戴笠的“忠义救国军”“与敌伪合流”。 实际上戴笠的这支军队名符其实，令敌人闻风喪胆，忠义军平均每死一人，杀敌三人，最后忠义军人员亦大部分壮烈殉国。毛对抗日英雄如此诋毁，対照他对 “日本皇军”的无耻赞扬，活划出了一个超砐叛徒、汉奸的嘴脸。

此文中毛使出贼喊作贼的惯技，把一顶“挑动内战”的帽子送给对方，说蔣指责毛共的一号命令就是为挑起内战找借口。然而此前几天毛就己下令共军向国军和国民政府的核心区南京、上海等地大举进攻了，而且还叫嚣着要“以胜利的内战来消灭内战”！到底是谁在“挑动内战”，谁在贼喊捉贼！

此文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毛特有的匪气、痞气，他在文中直呼蒋的名字大骂：“中国的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上一篇讲演中，也充斥着这种泼妇骂街式的语句，如“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 等等。对照他在1938年给蒋的信中对蒋谄媚献谀：“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 以及两个月后在重庆“咆哮般”地高呼：“蔣委员长万岁！”就可知此人之厚颜无耻、灵魂卑污到何种程度了。

这天毛还有一篇以朱德名义写的抗议蒋的“原地驻防待命” 的电文（收入毛选第四卷题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蔣介石的两个电报》中的“八月十三日的电报”）。 内容无非断章取义，撒泼耍赖，“坚决拒绝执行”之类，就不再分析评论了。

光这一天，毛泽东就生产出如此之多的毛主义成果，可见其用功之勤，功力之高。可毛决不是个只善于舞文弄墨和打笔墨仗的人，他更主要的兴趣和精力是放在实际行动方面。发完了那七道金牌和这三篇谬论之后，毛仍就马不停蹄、接二连三地发指示、指挥他的军队抢摘桃子、打内战。下面几句话是他的自供：

“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烈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装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

在毛不停的催促威逼下，各地共军在抢夺抗战果实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察哈尔、河北、山西、山东、苏北等地夺得了大量地盘和物资，在绥远的集宁、清水二县围剿了刚刚来接收的国军，还集中力量向三万拒绝缴械投降的日军发动了自抗战以来最大的围歼之战；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率领三千余人由绥远进至察哈尔受降，也被共军围而歼之。

但是，毛共企图占领华东国民政府基地的计划则完全落空。如前所述，美国和蒋介石都命令日军原地驻守，只能向蒋委派之军队投降，不能向此外任何人投降缴械。蒋同时命令国军中的精锐“加紧推进，勿得松懈”。此时美军亦加紧了对国军的空运和海运，其首要目的地就是沪、宁、江、浙等地。所以，很快，试图抢占这些地区的共军败下阵来，毛的“向南发展”成了黄粱－梦。

恰在这时，从8月14日到23日，蔣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但杀得正起劲的毛根本不想去浪费时间，他在想：你老蒋很快就要完蛋了，还谈什么和平？可不幸的是，后来斯大林也下令叫他去重庆谈判。对这斯大林毛称之为“慈父”，怎敢违令？无奈之下毛不得己去重庆。临行前的8月26日还下文件分咐各地共军继续大打特打，并且检点了两个星期以来抢夺接收的战果：

“日寇迅速投降，改变了整个形势。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大城市暂时（一个时期内）不能属于我们”。但已取得辉煌战果：“两个星期来，我军收复大小五十九个城市和广大农村，连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五十七个，获得了伟大胜利（以下是各个战场的具体战绩）……再有一个时期的攻势，我党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的绝大部分，热、察两个省全部和辽宁一部。”（《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按照毛的部署，在重庆谈判期间，共军继续在各个战场猛烈进攻，战火越烧越旺，据中共自己宣称，自9月11日至10月11日的一个月内，共军所占县城已达二百余座，并占据了胶济、平津、陇海、平绥、北宁、德石、平汉、道清铁路的大量据点，阻断了华北、华中的交通要道以及苏、皖两省的长江和运河航线。还组建了“交通控制队”， 专门从亊铁路和公路的破坏与运输物资的抢劫。1945年10月，为了破坏交通，共军在河南决黄河，在江苏、山东决运河，在河北决永定河、子牙河，以水代军，既阻滯了国军的“接收”，更淹没了无数的民众和农田……同时还大肆破坏各地的工厂和矿山。所以，共军的行为，不仅是为了阻滞国军运兵接收，更是蓄意破坏生产流通，破坏经济，陷民众于水火之中。

面对中共的疯狂进攻和破坏，国民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奋起应战。所以，整个重庆谈判期间，战火不断。

可是总的说，这一时期毛又失算了，他原本以为国军已是疲惫之师，不堪一击，很快就会“以胜利的内战消灭内战”。谁知在八年抗战中很少打硬仗的共军与这支疲惫之师交战仍占不到便宜，败多胜少，很多前段已经到手的“桃子” 又重新被对方夺去了。

1945年11月5日，神情沮喪的毛以中共中央发言人的名义发表了一次谈话（收入毛选第四卷题为《国民党进攻真相》），一贯自吹自擂、报喜不报忧的毛，不得不承认共军遭受了挫折。

“我豫鄂两省解放区军队，现被国民党第一、第五、第六等三个战区的军队共二十几个师四面包围……我豫西、豫中、鄂南、鄂东、鄂中等处解放区都被国民党军队侵占，大肆烧杀，迫得我李先念、王树声等部无处存身”；

“傅作义将军奉命进攻我绥远、察哈尔、热河三省解放区己两个多月，曾打到张家口，占领整个绥远解放区和我察哈尔西部。”（两个月前毛曾预计，“再有一个时期的攻势就可拿下” 这两个省）。另在华北、苏北、皖北的“解放区” 亦遭国军进攻和侵占。

于是毛不得不呼吁：“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办法制止内战。”

为什么两个多月前气势汹汹叫嚷要用“胜利的内战消灭内战” 的毛，转而呼吁“用一切办法制止内战”了呢，无他，战场失利也。这正应了徐复观那句话：对中共，只能以武力解决，舍此均是徒劳枉然。

毛不但在延安呼吁“和平”， 还指示仍然在重庆与国民党举行后续谈判的周恩来、王若飞想方设法立即停战。周、王二人便在和谈会上提出“立即停止进攻，各就原地不动” 的议案。但国民党不干。蒋也不儍：你已经抢夺了那么多地盘，岂能“原地不动？”

于是，中共发动它的“民盟” 朋友和各界“民主人士” 来帮忙，这些“友人” 立即纷纷发表声明，呼吁“制止内战”，“和为贵”； 毛又指示它的地下党在国民党管辖区的大小城市，组织学生、工人上街游行，呼喊“停止内战！”

可国民党仍然不为所动。毛有些着急了……

但是别急，这时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大人赶来救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