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为虎作伥，蔡家麒伪造历史

王书瑶

《炎黄春秋》在2015年第八期上刊发了北大历史系毕业生蔡家麒的文章，说1957年北京大学的五一九运动的第一张大字报是他写的，这引起所有北大现存右派的极大愤慨，因为我们所有的右派都清楚地知道 ，第一张大字报是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许南亭写的，谁都没听说过一个叫蔡家麒的家伙写过什么大字报。

于是我写信给《炎黄春秋》编辑部说明其事，到了十月份，在第十期最后一页上，登了我的部分去信和蔡的答辩，蔡的答辩只是重复前文的老调，大概《炎黄》的大编们认为此事已经了结了，可是，这个问题不是两个观点之争，而是关于一个简单事实的真相的确认，真相只有一个，对立的观点都摆出来并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争论的升级。

在《炎黄春秋》看来，我们所有这些右派的记忆都不是证据，可是蔡家麒的一家之言难道就是证据吗？他有证据吗？他提供证据了吗？于是我建议编辑部到北大去调查，我想我的这个建议是有理性的，由《炎黄》去调查有客观性，北大的档案应该是权威的。但是，很令我失望，《炎黄春秋》没有兴趣去调查，我连着去了两封信，《炎黄》的编辑部都没有理我，而且，他们使用了我的文字，也没有给我任何知照，连个电子版都没有发给我，我很不满意，他们缺乏对作者起码的尊重，直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得到他们的答复。

于是，我就自己找到北大核实材料，我找了北大党办、校办的副主任于俊老师帮忙，他答应了，可是接着几天都无法接通他的电话，11月11日我冒着大雾重霾去了北大，上午还没有见到于俊，下午上班后，于俊的同事给了我三张复印材料，一张是一本书的封面，一张是这本书的封二，另一张则是书的内容，从下数第五行则明明白白说的是，许南亭写了第一张大字报！我喜出望外，如获至宝，于俊是负责任的，我连声道谢就离开了办公室。走在路上就想，这本书既然写了五一九运动的开头，就一定会有进一步的内容，于是我就想到北大图书馆去看看全书，不料，虽然规定校友证可以在图书馆中借书，可是，没有（没带）身份证却不能进馆。以后不论到哪里做什么事情我都要想着带身份证。

借不了书，我就回到校办公室，想接下来多印一部分，这不大合理，他们建议我到出版社去买，从西校门走到东校门，再去出版社，出版社说大兴书库才有，又联系校内的书店，还剩一本，我又走回学校，花了220元买了一本， 1353页，比两块砖头都沉，累完了，书店建议我快递回来。

这书已经摆在我的案头，书名叫《北京大学纪事  1898---1997》，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2008年4月第二版。（王学珍在1989年任北大党委书记，据说他有力地保护了参加运动的同学。）

在该书第617页的下数第五行上写道：（1957年5月19日）：

“◎中午，在大饭厅东墙上，出现了历史系学生许南亭以‘历史系一群同学’的名义贴出的一张大字报，质问校团委会关于我校出席团的‘三大’代表产生的情况。

◎哲学系学生龙英华贴出了大字报，号召搞一个‘民主墙’。

……

◎昨天贴出大字报以后，今天大饭厅周围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

以后的叙述，一直到1958年2月，包括了“五一九运动”的大部过程，先说了从五一九开始的右派运动，然后又说了从“六八社论”开始的反右派运动，直到结束。

这里的记述，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是1957年5月19日许南亭的大字报，引发了整个北京大学的五一九运动，与他人无涉，书中没有记述，也没有一个人听说过有一个叫蔡家麒的人写过和贴过什么大字报，蔡家麒说他写了什么大字报，那是无中生有，那是贪他人之功以为己有，那是冒名顶替，那是伪造历史。他被我指出后还狡辩，那是怎样的厚颜。

北大519运动开了一个头，五月二十六日之后，从北京到全国，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机关还学校，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其源盖出到于北京大学，而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源头就是许南亭的这一张大字报，可以说，许南亭的大字报，不仅仅是北京大学大字报的导火索，而且也是全中国大字报的源头，这个大字报运动在数年的时间内席卷全国，还曾二次或三次写进宪法，直到1980年才从宪法中删除。

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蔡家麒争的就是这种地位，在1957年反右的时候，他决不敢说那大字报是他写的。为了这张大字报，许南亭竴了八年的大狱！现在可好，蔡家麒轻轻松松地就通过《炎黄春秋》夺得了这个历史地位！第一张大字报变成他写的了！

谁写的第一张大字报这件事是一定要载入史册的。

《炎黄春秋》，你帮了骗子手蔡家麒的大忙。

如果此后有人据《炎黄春秋》写北大五一九运动史，第一张大字报不就变成是蔡家麒写的了吗？这也算秉笔直书吗？

据说，“《炎黄春秋》是创刊于中国大陆的一部侧重于历史的书面媒体刊物。对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革命和社会建设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进行评价。”

被赞誉为“是一份充满对中国历史的良知和对中国未来责任感的杂志”、 “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

美极了，不过恐怕也是“盛名之下，实难相符“吧！

该刊对投稿的基本要求是：来稿要求题材新颖、内容真实、论点明确、层次清楚、数据可靠、文句通顺“。

蔡的伪作刊发的责任编辑是杜明明，（我当时得到的是电子版，电子版上没有注明责任编辑是谁。） 杜明明是何许人也？据说是《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小女儿，一些资料说她是杂志社的秘书长或副秘书长，也说是杂志社的执行主编。

我对蔡文提出质疑后，不是她接着处理的，而是由另一位执行主编丁东处理的，把我的质疑同蔡的答辩同时发在第十期的最后一页，替蔡家麒打掩护，结果只能是引起更多的争论。因为它并没有回答第一张大字报到底是谁写的这个核心问题。不能“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不存在辩证法的“既是、又是”，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只能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不是蔡家麒就是许南亭！没有“既是蔡家麒又是许南亭。”

蔡家麒的伪作，符合你们上面列出的投稿要求吗？

翔实的史料，可靠的数据在哪里？

查百度，“蔡家麒 1935年12月生，江苏南京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硕士生导师、研究员。中国民族学会理事等。”另一处说他还是教授。在百度下面，列出了他的众多著述。

对于我这个历史学界的外行来说，对历史的研究，根本要求就一个字：“真”，对历史事件的观点与评论可以“求同存异”，各抒己见，但是，对历史事件本身，却必须和一定要真实，这样才能是信史，而不是伪造的历史。不伪造史实，这应该是对“历史学家”最起码的要求，不过分吧？

蔡家麒研究员在对自己伪造历史的答辩中居然说：“从最高学府北大出来的人，应有的文化素养是文明、自重，尊重别人，包括对待持不同意见的人。”

真是笑死我了，他还知道人世间有羞耻事吗？对自己的历史都可以伪造，他写出的论文是不是也有伪造的？他是如何指导自己的硕士学生的？

也好像是在求饶。

我可以尊重别人的不同意见，可是我却一定不能尊重别人伪造历史！

在另一处，他还提到陈鸿生，他说“陈鸿生病死狱中”，下面是一段奇闻：

“陈鸿生（均）被划成“右派”，其中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因为在他自己交代的日记里发现有不少反党言论，即便他从来也没有流露过。他历来很内向，我平素同他接触很少。他来自江苏农村，身体壮实，在入学前已婚，有一子，因和班级党支书谈话时动手打人而被捕，后病死狱中。……陈的遗子，学校给予了生活补助金。”

我感到惊讶，我在上信中说了陈不是判刑，他是劳教，也不是“现行反革命”，我同他在一个中队、一个小队，他是饿死的，不是病死的。

当时北大是不允许结婚的青年入学的，陈如果入学之前结婚了，那就一定是向校方隐瞒了，否则他一定不能入学。“陈很内向”，“我平素同他接触很少”，陈结婚、且有孩子，蔡是怎么知道的？更可怪者，陈鸿生是在劳教中饿死的，可是，蔡说，“陈的遗子，学校给予了生活补助金。”这事情怎么可能？蔡教授连陈鸿生是劳教还劳改都弄不清楚，他是怎么知道“陈的遗子，学校给予了生活补助金”的？当时是1960年，全国大饥荒，到处饿死人，尤其是农村，据蔡家麒说陈还是“现行反革命”，北大怎么会给一个现行反革命的遗子“生活补助金”？而且，对北大来说，陈鸿生是瞒婚的，北大是怎么知道陈结过婚并且还有一个孩子的？对我们这些在劳教中快要饿死的学生北大都不管不顾，怎么会去照看一个“瞒婚”、又是“现行反革命”的遗子呢？

我都被这个历史学研究员、教授弄蒙了。

《炎黄春秋》的大编们却相信这些神话，不然怎么会发表出来？

蔡说陈是因为打了人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我却听陈亲口对我说，在宿舍中，他的同学打了他，他还问我是不是也挨过打？

《炎黄春秋》的大编们，蔡文的“翔实史料”在哪里？

既然“北大‘五一九’参与者的结局”这篇文章的标题可能是杜大编辑随心所欲更改的，那就不能算在蔡家麒的头上，我这个人还比较客观和讲道理吧？其实，整篇文中，连一个当时起重要作用的右派名字都没提到，还说什么“结局”！

2015/11/20    于广西北海“候鸟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