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附五

季鹏

毛泽东集残暴、毒辣、阴险、狡诈、虚伪，可谓“五毒”俱全，但却决不昏瞶，甚至堪称精明之至。他的一切言行举止、政策、制度，都服从于他的政治利益和长远目标，当危及他的根本利益时，他可以将他的“马列主义”如弃敝履，做出惊人的抉择，如在中苏珍宝岛之战后，当遇到苏联核打击的威胁时，美国趁机为他解了围，并对他摇起了橄榄枝，于是毛毫不犹豫地决定对美“友好”，实行“联美抗苏”的重大战略转变。对一个互相斗争、咒骂了几十年的“不共戴天”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可以一下子友好起来，一时间互相访问、互签协议、发表声明、打得火热，临末还与被赶下台的尼克松情深意长，依依不舍；却将一个原来同属“共产主义”阵营，还是中共长期以来依赖的“老子党”、“老大哥”苏联，当作了势不两立的头号敌人。何哉？就是因为事情关系到了他的统治能否继续、他的国家能否生存的大问题，这时他过去高举的什么“主义”、旗帜也就变得一文不值，在转眼之间将外交政策罗盘旋转了180度。

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毛也知变通。总的来说，毛对知识分子是深恶痛绝、势不两立的，但这主要是针对那些人文知识分子而言的，因为他认为这些人对他的统治、他的国家 “有害无益”； 而对于科技知识分子，因为需要他们来为自己发展军事科技、军事工业贡献力量，为其称霸世界服务，所以一般地在政治上采取网开一面的政策，生活上给他们远高于一般干部、一般知识分子的待遇，让他们忠诚地、安心地为“政治服务”，为他的政权服务。因此，不论在反右运动或后来的文革，他都特别制定了“保护科学家”的规定。在1957年反右运动时毛特别下发了《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内中规定：“要区别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特别是对待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划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

自然科学家中得到特别保护的则是核科学家和核技术人员。在所谓“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期间，归属二机部（核工业部）的各个核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家，都得到中央的“特批”照顾，粮食部、商业部、海军和各大军区、总后勤部以及核基地所在的甘肃、青海省，都调运了大批肉类、黄豆、鱼、海味、蛋黄、油、粮等专门供应这些基地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这正是毛的高明之处：饿死几千万无辜子民他可以毫不在乎，但对于其统治至关重要的各类宝贝，他却是十分慷慨大度，绝对不会亏待。正是如此，毛共赢得了这些科学家的忠心。这也是毛共政权屡屡危而不倒的原因之一。

但是，这并不是说毛对所有自然科学家都是那么“友好”，也不说明毛对这部分知识分子真的就有一种天生的“好感”。毛在学生时代就讨厌自然科学，当年毛还要求他在读的学校将自然科学从学生必修课中“除去”。由此可见他对自然科学的厌恶，对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也就不会有什么好感，他后来提出“外行可以领导内行”，主要就是针对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和其他技术人员而说的，这也无形中表露了他对科技知识分子的仇视和忌恨。毛对科技知识分子的优待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在政治上必须拥护他和共产党，必须绝对忠诚。民主党派中有不少科技领域的出色专家，但因为参加了中共以外的政治团体，便被毛从“受保护的自然科学家”的名单中剔除了，在反右中毫不犹豫地被打成右派分子，归入“专政”行列。

那么，已经加入共产党、而且在某些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科学家，是否就一定是毛保护、优待的对象呢？也不一定，那主要看其在工作中是否对共产党百依百顺，否则也难逃受压制、歧视的命运，钱三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钱三强是著名原子能科学家，是毛共最急切需要的人才，又是共产党员，因此钱被任命为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二机部（即核工业部）副部长，是毛共核武工业的领导者和奠基者之一。

按道理，这样的人物，应在毛的政策特别保护之列。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1957年整风时，钱氏正在苏联考察，准备回来建立中国的原子能研究机构。其时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奉命去征求钱对中国发展核工业的意见。作为中国核工业开创者又是共产党员的钱三强，当然没有多加考虑，直言直语坦陈了自己的一些意见。哪知，就是这种党员对党的领导通过正常渠道发表的一些完全善意的意见建议，在后来的反右中也被说成是反党言论，有关领导要将其划为右派。只是考虑到当时中国的核工业才刚刚起步，离不开钱氏这样的中流砥柱，经毛和周恩来亲自决策，暂时没有将钱戴上右派帽子。不过，这笔“账” 己经记在毛的心里了。

1962年春，在广州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周恩来、陈毅要给知识分子摘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其时毛因大跃进的惨败宣布退居“二线”，周、陈才有此举），说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参加会议的钱三强非常高兴，回去传达并联系本单位情况发表了些类似意见。谁知周、陈的说法很快被毛否定，于是钱三强也再次受到批判、斗争。只是毛考虑到上面同样的原因，才没有给钱进一步处分。但在单位已被列为“另类”受到监控。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弹成功，北京和全国都在举行庆祝集会游行，直接参加原子弹研制的原子能研究所和二机部，更是隆重庆功授奖。谁知，就在庆功会召开的前几个小时，有关领导通知钱三強立即启程去河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所有庆祝授奖与钱三強无关。

为中共的原子弹事业倾注了几十年心血、功勋卓著的著名核科学家，从此离开他的本行，到农村生产队去帮清算收支帐目去了。

钱三强的遭遇尚且如此，就不用说一般科技人员了。

由此可见，毛始终把“政治态度”列为对科学家的第一考察内容，而所谓对科学家的保护，实际上只是在保护他心爱的“工具”，工具用坏了，或者有新的工具替代了，旧的也就丢进垃圾堆去了。钱三强最后被打入“冷宫”，主要就是因为新的核科技人才培养出来了。

还好，钱三強还没有被发配北大荒或投进秦城监狱。

下面几个科学家的故事，也许是毛的科技知识分子政策更好的诠释。

第一个故事主人公叫束星北。

束星北，一位名符其实的科学天才，上世纪二十年代求学于欧美多所著名大学，师从多位世界级名师，专攻物理学。1928年，年仅22岁的束拿着自己两篇有关“相对论”的论文，找到爱因斯坦，被爱因斯坦聘为助手。后爱的科研受阻，便介绍束到英国投师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大师惠特克、爱丁顿门下，参与了著名的狄拉克方程全过程推导。1931年8月，又转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师从世界另一名师斯特洛罗克。也是这一年，束星北被竺可桢任校长的浙江大学聘为物理学教授，时年25岁，被誉为中国最杰出的青年科学家。1937年，世界物理科学大师玻尔访问中国，对束星北表示了高度赞赏。束还是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的美籍华人李政道、吴健雄的老师。内行人推测，束如果不回国留在国外深造，完全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束星北回国头一二十年还是很风光的。其中有一个小插曲可证，就是束星北曾当面责难过蒋介石。

像很多杰出人物一样，束星北也具有高傲自负、愤世忌俗、不守陈规、不修边幅的性格。束从国外回来不久，就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物理教官。1932年的某天，蒋介石到学校视察，被蒋接见的军官中就包括束星北。当时“一·二八”抗战发生不久，全国抗战呼声高涨。在接见中，束当着蒋的面，直陈十九路军和八十四师违抗政府命令对日本进行战斗，是值得赞扬的民族壮举；而国民党后来与日本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是种妥协行为，明确表示了对政府的不满。这使得蒋介石很尴尬，但他并未责斥这个年轻人的不敬，只是说：“你太年轻，不懂政治。”束星北有个弟媳是宋美龄的秘书，她日后告诉束：蒋回到总统府，还提起这件事。束认为蒋气量太小，就辞了教官一职去了浙江大学。

毛共建国后，搞全国高校院系调整，1952年，束星北被分配到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一次山大物理系教授周北屏匆忙中忘了带校徽，被门岗拦住，眼看上课时间已到，周解释几句便往里闯，不料被门岗用上了刺刀的枪挡往外顶，把周的衣服也刺破了。周受到侮辱气愤不过上吊自杀，虽然及时发现抢救过来，但已落下后遗症。束星北知道此事后独闯校党委，强烈要求校党委向周教授道歉，领导却不肯。于是双方僵持着，束忽然愤怒地向围观的人群大喊：“法西斯，民主死了！”只因这一句，束就变成了现行反革命，市公安局、省公安厅都来人干预，要抓现行反革命。只因当时的校长华岗一力顶住，束才得以免难。

“三反”运动中，著名数学家，有“东方第一几何学家”之称的苏步青教授，被人诬告贪污。苏步青企图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束星北得知此事，怒不可遏闯进校“运动办”，揪住主管人员一拳挥去，一边说：“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算个什么东西！”对方被打得鼻血直流。

于是束星北“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被学校组织批斗。

从上面的几件事情看来，束星北的思想作风还停留在国民党时代，他还习惯于维护教授尊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些在那时都算是正常的、维护正义之举。可是，书生气十足的束星北搞错了，这时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了，束星北早已上了校党委要铲除的黑名单，迟早在劫难逃。

终于，报复的机会来了。声称不过问政治的束星北，被政治找上门来了，1955年，肃反运动中，大概因为束曾当过国民党陆军学校教官，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可是，这时的束星北仍然未清醒过来，他的行为与闻一多、李公仆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时对付国民党差不多，校方要他进行坦白交待，他置之不理。他还在自家门口写上告示：“请勿进门，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十条”。抄家人员看到一把撕了踩在地下，冲进束家中，束星北则手拿着《宪法》摇晃着大声抗议。抄家人员感到既可笑又可恨，这个反革命、臭知识分子还真有点“不知秦汉、无论晋魏”的味道！他们想教训的就是这种人，于是抄家人员加倍地疯狂，翻箱倒柜，终于获取了他的反革命罪证：束自己组装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私通敌台”的罪名成立了。

原来这束星北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心想用自己的知识报国，他自动做起了国防武器的研究，在激光、雷达、收发报机、无人驾驶飞机的研制方面下了功夫，制成了我国第一部雷达探测器。在学校撤退转移到贵州后，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武器作坊，用土法制造大量手榴弹、子弹供抗日军民之用。

毛共建国后，束重回讲台，搞武器研究是不可能了，但在业余时间弄个半导体收音机，对他来说只算自娱自乐罢了。谁知，现在却成了反革命的罪证。

其实，当局已下定决心要“熔化”他这块“反共分子”顽铁，即使抄不出罪证，他的“历史反革命罪行”也“铁扳钉钉”。

结果是，1956年束被山大肃反领导小组打成“反革命”。束据理力争，决不屈服。他四处呼吁，向中国科学院、高教部、党中央、毛泽东不断写信申诉，同时准备以全家集体自杀的方式“讨还公道”。束星北的情况被原浙江大学校长、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得知后，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周叫当时的副总理兼中国科协主席陈毅亲自处理此事。陈毅专门为束星北召开了两次会议，周培源、赵九章、贝时璋等全国科学权威被请来参加“同行评议”。鉴于束星北在学术上的成就，以及学界名人的一致“请求”，陈毅决定放束星北一马、令山东大学党委取消了他的“反革命”定论，恢复名誉。

束星北侥幸地、好不容易刚刚过了“肃反”关，可在第二年毛发动的反右派运动中，便再也无法“逍遥法外”了。1957年，束星北被打成“极右分子”，取消了原有一切待遇，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可是束星北有7个子女，妻子没有工作，全家一下子陷入绝境。当局当然不管这些，他们要的就是束星北这个狂妄的“反革命分子”陷入地狱的下场！高兴的就是看到这个顽固的“反共分子”、这块“顽铁”被革命烈火溶化成一滩烂泥的惨状。这时不管竺可桢、周培源、或陈毅、周恩来都救不了束星北了，山东大学党委终于报了束星北“忤上”之仇。

不但端掉了束的饭碗，当权者还决定进一步给他狠狠一击，1958年，当局又以“反革命罪”判处束三年管制，编入劳改大队去修水利。

这一次是真正的九死一生了。但束星北终于挺了过来，也许是对亲人的挂念，也许是他未竟的事业，他不想就这样死去。不过原来的束星北真的“死去”了，在严酷的“改造”环境里，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高傲地死去，或屈辱地活着。这时朿星北仿佛看到了啼饥号寒的儿女，凄苦无助的妻子……他无奈地选择了后者。从此，活着的束星北完全变了，逐渐变成了逆来顺受、领导说一不敢言二的顺民，变成了一个蓬首垢面，衣衫褴褛的囚徒，当年那个趾高气扬、宁折不弯、傲骨峋嶙的名教授束星北已经不见踪影，“死”去 了，只剩下了囚徒、劳改犯束星北。这也可算山东大学反右派运动的伟大成绩之－吧。

根据毛泽东“右派是终身制”的指示，从劳改队归来的束星北被开除了“学籍”，被送去青岛医学院继续改造，具体工作是清扫厕所。

这份工作（当时右派分子分配到新“单位”，或留在原单位的，大都从事这类工作）虽然低贱，被人鄙视，但是比在劳改队修水利要轻松一些。已经被共产党制服的束星北，虽然外形已与贩夫走卒、甚至乞丐无异，但脑细胞还没有“死亡”，脑子还管用，于是，他又提出了两大要求：一是对青岛乃至山东全省医院的抽水马桶进行维修改造，解决水箱常坏、大便冲不掉、用水又多的难题。这个本来属于他的“本职工作范围”，自然会被领导“批准”；另外一个要求就有点异想天开了，当他获知当时中国正在全力研制核武器时，他想以自己拥有的知识参加核武器的研制，还说可以叫他在国外的三个学生回国效劳。这时的束星北，确是想以此“立功赎罪”。但在“领导”的眼中，这不但是梦呓，还被怀疑另有“阴谋”。他的“报告”自然被丢进字纸篓去了。

不久，报纸广播中公告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举国都在欢庆，而束星北却躲在自己的屋里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为什么呢？因为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他立功赎罪的希望破灭了，共产党不要他为国家服务了，他那尚未丢弃的专业知识再也派不上用场了！

这回，得知束星北躲在暗处悲嚎的官方人士却高兴了，他们不仅幸灾乐祸，还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找到束星北告诉他：一个臭知识分子有什么了不起？当年要你为人民服务，你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得老高了；如今你想要服务都不要你了，诺大个中国，难道离了你束星北就搞不成社会主义？搞不成原子弹？共产党离了你就坐不稳天下？现在想来立功赎罪？晚了！共产党偏不要你！

山大官方的这种态度既是完全真实的，也是完全正确的，这不是下面几个干部的想法，而且也是共产党的想法、毛的想法。陈毅副总理得知后也说了：共产党不欠你束星北什么！共产党对得起你束星北了，你束星北有今天，完全是自作自受！

看真是自作自受。什么报效国家、什么立功赎罪，回到人民队伍，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束星北也不幻想了，还是去清扫好厕所，搞好“抽水马桶改造”吧。从此后，束真的一心扑在马桶改造上，文革中，由于他已是“死老虎”，不是打击重点，他就老老实实、积极地搞他的厕所清扫和马桶改造工作。据说，那些年他走遍了山东各地的大中型医院，维修改造了所有医院的抽水马桶，还附带帮助修理了一些医疗设备。

如果没有后来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束星北也许这辈子就以“厕所清扫工”、“抽水马桶维修工”终老归土了。也许是命不该绝，老天可怜他的知识、才华，还让他发挥一点余热为国家服务，为共产党作贡献，于是命运给他安排了一场戏剧性的转折。

1972年，美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应邀回国访问，受到毛、周等领导人的接见。交谈中周恩来提出，希望李能为中国帮助解决教育人才“断层”问题，介绍一些海外人士来华讲学。这反映出在受到苏联的核威胁后，毛、周等意识到科技落后可能招致挨打的可怕后果，因此再度引起对科技人才的重视。

听到周恩来的话，李政道毫不迟疑、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只是他们得不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就是。”李并借机提出要见老师。周恩来已记不起束星北的名字，有关人员只好以事先没有安排为由，婉转拒绝了李政道的要求。其实要找到束星北并不难，只是，当年的名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恩师已经沦为厕所清洁工，以束现在这种身份和形象怎么去见尊贵的外宾？这有损中共的国家形象啊。

李政道走后，有关当局立即奉命查找束星北，并将束的情况上报。束立即被请回了山东大学，重执教鞭，束的命运在晚年又奇迹般地改变了。

由于李政道的关系，束星北在1974年被破例摘掉右派帽子。1978年，束又被聘为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教授，可以自主地从事海洋动力学的研究。为了尽快为国家培养高端人才，他举办了海洋学培训班，选拔全国各地一流的海洋人才苗子来进修培训。

重获“新生”的束星北，知道感恩图报，也知道时间的珍贵，不顾自己患有慢性气管炎和肺气肿，他争分夺秒地为学生讲课和从事科研。因为病，只好带着氧气袋和肾上腺素气雾剂工作。

表面地看，这位科学天才与过去没有什么不同，他依然思维活跃，逻辑严密，语言清晰。只是家人发现，他常常半夜里突然从床上爬起来，在桌上伏案疾书，写完便又去睡觉。起初，家人都以为他是灵感突现，立即起来记下思维中的闪光片断，所以都不在意，更不去察看他写的是什么。可是，这种情况多了，而且他晚上写的东西，只是放在抽屉内，并不拿去研究所。这便使家人产生怀疑。更加他每晚半夜突起、突睡，仿佛梦游一般，家人便躭心他患了夜游症，趁他不在家的时候，从抽屉内拿出他写的稿纸来看，哪知不看则已，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他写的都是检讨、认罪书和自我批判之类的文字。

据医学上的说法，束星北患的是精神分裂症。大凡在某种特殊残酷的环境里长期生活过来的人，常常会在梦中重现当年的情景，被恶梦惊扰；或习惯性地重复当年的一些动作习惯。这种情况发展得严重，就会患上精神分裂症。一、二十年的残酷肉体和精神折磨，居然使束星北成了“双面人”，不亦悲乎！

束星北晚年重出之后写下了生命中光彩一笔的，是1979年中国发射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在公海的最佳接收和打捞时间。当时，国内没有这方面的专家来承担这一绝密的任务，经人推荐这一任务落到了束星北头上。束凭着海洋研究所的一台计算器和一摞纸、一支笔就准确无误地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既为国家节省了百万元专项经费，还争取了时间。行内人知道后，不由得惊叹：天才终究是天才！

1983年，束星北病逝。走完了他多灾多难的人生。

从束星北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极权、独裁政权对科学天才是如何进行无情摧残、扼杀的，也看到了在高压下一个科学家人格如何被扭曲，还看到了一个单独的个人在面对一个强大的恐怖的国家机器时是如何地无奈，无能为力，如何地可悲！

但是，最为重要的、最令人痛心的是毛泽东为了实现他的极权统治，依仗他的暴力万能论，不惜扼杀任何天才、消灭任何中华民族精英！束星北的遭遇不过是千千万万类似的被摧残者中的一个，是九牛一毛。而他在晚年的奇迹般的命运转折，是一般人所不可能遇到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束星北比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幸运，更不用说去比较那些被迫害致死的千千万万的冤魂了。

下面，再简略述说两位著名水利专家的故事，这故事应为“一组”，即两个个体的复合，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各自的形象完全不同、命运也各异。

黄万里，1911年生于上海，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赴美留学，攻修水利工程，获硕士、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先后任四川水利局工程师和测量队长，甘肃省水利局长，东北水利局总顾问。1953年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

值得一提的是，黄万里乃我国著名民主党派人士黄炎培之子，就是那个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到延安访问，与毛泽东探讨“历史周期率”问题、在中共建国后曾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的大公子。

张光斗，1912年生，江苏常熟人。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同年赴美留学，习水利工程，先后获得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工学硕士。回国后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任职，中共建国后，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

这两位年龄、学历、经历基本相同，后又同为清华大学水利教授的高级水利专家，后来却书写着完全不同的人生。

两位的分歧产生于修建黄河三峡门水利大坝上。

黄河是条多泥沙的河流，人称“一斗水，泥沙居七”。这就决定了用建大坝拦水蓄沙，是一条错误的治黄思路，上古时鲧治水失败和禹治水成功，已经提供了这方面重要的经验教训。

可是建国后不久，好大喜功，自以为战无不胜、“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却产生了与人们的经验和常识相反的想法，那就是想用“蓄水拦沙”建大坝的办法，使黄河变害为利，实现“黄河清”。

最初提出这一思路的是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1952年毛到郑州视察时，眺望黄河，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在旁陪同的王化云就提出：“古人治水只讲‘疏导’二字，治了几千年的黄河还是条害河……我产生了一个思想，叫‘蓄水拦沙’，用大坝斩断黄河，叫它除害兴利。”王的所谓兴利，就是除水利灌溉外，用大坝发电。

毛一听正合已意。不过他的想法不止于所谓的除害兴利上，他想到的主要是千古流传下来的一句谚语：“圣人出、黄河清”。毛自忖：自己已经统一了中国，建成了自秦始皇以来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统一集权的“帝国”，难道还不算“圣人”吗？既如此，我何不再干件大事，让黄河变“清”，岂不又是震古烁今的一大奇迹、流芳千古的美谈？

毛的这个想法不便自己说出，却由当时的副总理邓子恢在1954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清楚地说了出来：“我国人民从古以来就希望治好黄河利用黄河，他们的理想只有到了我们今天的时代，人民民主的毛泽东时代，才有可能实现。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去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

很明显，毛已把他的意图传示给了他的大臣，他们深深懂得了三门峡工程的重大意义，首先是在政治方面的，就是实现“黄河清”，以此来证明“毛泽东时代”的伟大和辉煌，证明毛泽东就是几千年以来人民所盼望的“圣人”。这个目标一经毛的脑海形成，其他一切目标都降到次要的、甚至无足轻重的地位。技术方面，当然要为实现这一政治目标服务——按照毛泽东已经自我膨胀起来的想法，他认为在他面前，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没有人能阻止他前进的步伐。一贯鄙视知识分子、鄙视技术的毛，认定他的人海战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人定胜天”就是毛当时的名言。可以说，三门峡水库就是毛后来发起“大跃进”运动的前奏。

为了表示决策的民主、科学，也为了动员技术力量为其既定的目标服务，毛政府邀请苏联专家、以及国内主要水利专家来参加三门峡工程的论证和规划设计，黄万里、张光斗均在被邀之列。

当时，人们已经深知中共“先决策、后论证”的建设方式，特别是伟大领袖提出或拍板的事，实际上是不容讨论的。所以，参加工程讨论和规划设计的几百名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没有人敢对毛钦定的这一工程说“不”字。可是这时偏偏有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站出来说“不”了，那就是黄万里，还有一个叫温善章的技术员。

黄万里明确反对建设大坝，他指出：三门峡大坝建成以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没大片土地良田；同时，“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理想，在科学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与黄万里相反，聪明的张光斗和绝大多数与会者－道，积极支持建设三门峡大坝。

黄万里舌战群“儒”，据理力争。所有的中国专家、苏联专家都无法“战胜”黄万里。但是，工程依然顺利得到通过，而且，中共开动了它的所有宣传机器为三门峡工程造势、唱赞歌。黄万里的反对声音根本无法听到，早被铺天盖地的赞美之声淹没了。

毛泽东和中共领导集团根本没有耐心倾听反面意见，他们不会为一两个反对者而放弃“伟大”的宏图梦想，黄万里只能是被围攻、压制、最后是对其不予理睬。为了使方案在技术上获得苏联专家的通过，工程的组织领导者不惜指示有关人员采取篡改、伪造重要数据的办法，如黄河每年的泥沙量为1.6亿吨，而向苏联专家提供的资料被改为1.3亿吨，并且保证在黄河上游采取绿化等水土保持措施，使黄河的泥沙含量每年减少3％，二十年后，泥沙问题就可以彻底解决……

就这样，三门峡的大坝和水电站设计方案获得顺利通过。1957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正式动工兴建。

毛泽东对上述一切虽然不直接参与，但他对相关情况了如指掌。三门峡工程开工后，毛没有忘记对工程讨论中的有功之臣的奖励和“害群之马”的惩罚。张光斗被任命为工程技术负责人。在此前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评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1959年9月，毛视察北京密云水库，张带领学生在那里实习，毛亲自召见张光斗，听取张有关教育改革的汇报。张在汇报中盛赞毛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以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参加密云水库设计为例，说明这条路线的伟大、正确。毛听了十分高兴。从此，张光斗成了贯彻执行毛的教育路线的标兵，全国水利学界最高技术“权威”和“泰斗”，成了红得发紫的红色专家……

黄万里则相反，由于拂了“皇上”的“逆麟”，很快就被归入“另类”。在接下来的整风运动中，因其写了一篇小散文《花丛小语》，批评北京马路建设中的挖了填，填了挖的无序现象，还对毛的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谈了点自已的看法。这本来只是一般性质的“小意见”，谁知被深知毛皇“圣意”的小人，将其上纲上线密报到毛的案头，毛一看是有“前科”的黄万里（他还有个令人讨厌的父亲黄炎培），本来就发愁没有合适的罪名整治这个狂妄的“刁民”，如今有了这个材料，那就名正言顺了。于是，黄立即被毛“钦点”为右派分子。

学校的党组织知道黄万里成了“钦犯”了，在处理时也迎合“圣意”，将黄万里发配去三门峡大坝工地劳动改造，那意思谁都明白：你当年反对大坝上马，今天就叫你亲自来为大坝建设扛石挑土，而且是强迫劳动！这就是对你敢于与伟大领袖唱反调的惩罚！

毛得知对黄的这个惩罚，大概“甚慰朕心”了。

可是，当学校领导自鸣得意把对处分向黄万里宣布时，黄并未有激烈表现，只是平静地说：

“伽利略被投进了监狱，但是地球照样绕着太阳转。”

黄万里的预言很快就为事实所证实了：科学是不容戏弄的！很快，三门峡水库变成了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大坝1961年建成，1962年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但蓄水一年半后，1·5亿吨泥沙被拦截在三门峡至潼关的河道中，河床升高了4·5米，迫使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水位大幅上升，造成渭河堤岸崩塌，山体塌方，河水被偃塞了二分之一，酿成人为水灾（因缺乏资料，伤亡和损失情况不详）。中国最富庶的农耕地区之一的关中平原50多万亩农田盐碱化，30多万水库移民无法在新迁移地安家，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且，渭河水位的持续上升威胁到西北中心城市西安的安全。

问题还不止此。由于高坝只能当低坝使用，防洪目标无法达到，发电能力则只为设计的五分之一。此外，水库还毁灭了一批中华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物古迹，黄河航运也被迫中断。

据说毛听到这些汇报以后，曾气急败坏地说：“三门峡（大坝）不行就把它给炸掉！”

后来采取的补救办法是捞沙清淤，并两次改建大垻，据最后保守的估计，新投入的费用已经超过原来三门峡工程的总投入。而这时正是中国大饥荒饿死人的岁月。

这就是毛为了实现他的“黄河清、圣人出”梦想所付出的代价。

但是，这种代价对毛来说当然是无足轻重的，“三年自然灾害”死了几千万人对于他来说都无所谓，何况这点损失？而且主要是经济损失，不足挂齿。毛最担心的是由于经济建设上的失败，影响到他个人的威望，影响人们对他的无限崇拜、无限迷信。所以，三门峡电站建设的情况、效益，也成了高度机密，报纸、电台对此缄口不言了，人民群众对它的真相一无所知，久之便淡忘了，仿佛中国从来没有过这项“伟大工程”。

三门峡工程失败了，但作为当年极力怂恿工程上马，并担任工程技术总责任人的张光斗来说，不但未被追究责任，反而地位、荣誉都节节攀升，笼罩他头上的光环越来越多：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兼技术科学部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校党委副书记，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水利水电科学院院长、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和《科学通讯》副总主编、《水利学报》主编、黄河水利委员会和长江水利委员会技术顾问、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成都、中南、西北、贵阳、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的技术顾问，等等、等等。1994年又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还兼一个“反邪教（实为反法轮功）协会”荣誉理事的头衔。得到中国几代领导人的青睐、宠信……

其实，想一想，张“泰斗”的现象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伟大领袖毛发动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国家损失数以千亿计，他却安然无恙；文革中将国家弄到瘫痪崩溃，他的个人威望却如日中天，达到了顶峰。张泰斗只搞砸了一个三门峡，登上个人荣誉的顶峰有什么奇怪呢？关键是他紧跟伟大领袖，按毛的意图行事，毛不败，他当然也立于不败之地……

可黄万里就惨了。本来，三门峡工程的失败，也就证明了黄万里当年的意见正确，按道理应该给予这种敢于坚持真理、敢于犯颜直谏之士以褒奖，起码原来受到的处分应该撤销了。可谁知黄的右派帽子仍然牢牢地戴着，而且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越来越紧了。1978年，中共中央下达55号文件之后，全国的右派陆续“改正”，可黄万里的“帽子”依然如故，当局大概想将他作为“正宗”右派保留进博物馆。拖了几年，后来在各方的奔走抗议之下，才不得不将他“改正”了，黄万里成了清华大学最后一个“改正”的右派。可当局依然留了一手，不恢复他的授课权，直到1998年，长江大洪水之后，才给予黄授课权，这时黄万里已87岁，又患癌症，毛的接班人估计他也活不了几天了，不可能再掀起反政府决策的风浪了，所以，最后表示一下“皇恩浩荡”。

毛的“接班人”继承了毛的遗志，对黄万里百般警惕、压制。1982年，邓小平给长期争论不休的长江三峡水电站的修建开了绿灯，1984年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建设计划。这时，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黄万里却不改其“右派本性”，站出来对在没有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情况下就作出这一决策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黄“右派”的这种顽固不化的跟政府对着干的狠劲，使中国领导人和决策者再次对他恨得牙根痒痒，恨不得重新给他戴上右派帽子。但是，黄又说得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找不到惩罚的借口。决策者无法，拖到1986年，只得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名义决定对长江三峡电站进行可行性研究。研究由水利部主持，邀请两院院士张光斗为特别顾问，黄万里则被排除在外。当局这种做法不仅是害怕黄万里又来“捣乱”，更重要的是对黄的一种“报复”：你不是说要进行可行性研究吗？我们现在依了你。可是，偏不要你参加！

果然，论证的结果是“完全可行。”1993年，国务院组织审查三峡工程的初步设计方案，聘请张光斗为审查委员会的技术负责人。之后又请张担任三峡工程质量检查的总负责人，又由国务院从总理基金中拿钱对张泰斗等人在三峡工程决策论证中的“特殊贡献”予以特殊奖励。

被“冷冻”的黄万里这时实际上已被剥夺了发言权，不过他仍然要顽强地表示意见，为何如此顽固不化呢？早在三门峡大坝工地劳改时，他就在劳动之余，在工棚昏暗的油灯下写下了自己的肺腑之言：“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对一些错误的做法不作任何评论，别人对我无可指责。但我确实是学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辈子水利，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关天、子孙万代的大事！”

正是怀着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对国家、民族和子孙后代负责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结，黄万里又一次冒着“逆龙鳞”的风险，对三峡工程提出诸多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建议。可是，他写的文章国内没有哪家报刊敢发表，他只好投去他求学过的美国，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杂志就多次刊登他的文章。同时，他还三次给中国最高领导人写信，指出三峡工程潜在的巨大隐患，但三次都如泥牛入海。

重登教坛后，黄万里公开批评三门峡工程论证中有的专家“竟然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夹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奴颜地说黄水真的会变清，下游真会一下子就会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自己的饭碗？”

看来黄万里真是个“死不改悔”的右派了，几十年过去了，他所批评、指责的那些“奴颜地”“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和“爱护自己的饭碗”的人，一个个青云直上，爬上了高官显爵，锦衣玉食，而且权势炙手可热。而他这个坚持讲真话、为子孙万代负责的书呆子，却换来了二十几年的被专政和“贱民”生涯，还株连家人和亲友。好不容易活到了解除贱民身份，早已过了古稀之年，却还要拿起笔继续为真理、为后代而战。看来他并没有接受三十多年来的教训，还对中国的现实视而不见，去继续谴责那些为了自己的“饭碗”而奴颜婢膝地讨好“党和政府”的专家们。可是人家正在庆幸自己正确的人生选择呢。

聪明人早就看清楚了：在中国，不需要有人为真理而战，中国不需要伽利略，也不需要岳飞，它只需要听话、会揣摸领导意图的“秦桧”。为毛所推崇的中国古代“法家”就有明示 ：“尊主令而行之，虽有伤败无罪；非主令而行之，虽有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响之应声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从形也。”（《管子》任法第四十五）张光斗大师在学习水利技术的同时，可能也学了点政治学，特别是法家和马列主义，所以认定了“尊主令而行之”，虽过犹功，何惧之有？反之黄万里先生则死尊孔孟之道“舍生取义”的教导，可能还记着“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格言，所以，就“非主令而行之”了。按理，这样做“罪死”——要杀头的，好在黄先生不带兵，也不当官，造成的影响不会很大，所以，如今的“法家”宽大为怀，只给他当一辈子“贱民”的处分，应该是够仁慈的了。

当然，黄万里先生身为高级知识分子，这些道理是不能不懂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传统“士人”的信条之一，亦其难能可贵之处。可也是其可悲之处——更是中国的可悲处。

黄万里给中国领导人的信中，指出了长江三峡工程的隐患和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对于如笔者一类水利外行来说，难以判断其所言的是与非。只是从民族和后人的利益考虑，但愿其言之不中，或者问题仍有可挽回之处。那就是国人之幸、也是黄万里先生之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