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洞里十四号省公安厅看守所轶事（四）

一真溅雪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第二天上午九点半批斗会才开始,因有的高等院校像；湖南医学院、湖南农学院、长沙铁道学院、湖南财贸学院等高校离湖大较远，而衡阳医学院和湖潭电机学院(现已改为湘潭大学)则分别在衡阳和湘潭，只有中南矿冶学院、湖南冶金学院(现已合併到中南工大)离湖大较近。

等其他高校的师生都到齐了，保卫科的文干事才来带我去湖大的大礼堂。湖大礼堂虽有三层楼，但总共大约只能坐四千多人，外校的师生代表和化学化工系的师生以及部份其他系的师生代表都安排在大礼堂内就坐，我校其他的师生都自带櫈子坐在礼堂外的空坪上。

文干事带我穿过坐在礼堂外的人群，这些外系的师生，其中有认识我的就指着我小声对其他师生说：这就是陳XX。于是外系师生的目光都一齐转向了我。文干事带我从礼堂前面的侧门进入礼堂，我抬头就看见礼堂主席台的顶上用红布拉起了一条横幅，上面用白纸写着“湖南省高校师生批判反动学生陳ＸＸ大会”(方形的白纸旋转九十度一角朝上一角朝下贴在红条幅上，每张小白纸上用墨笔写一个字)。主席台下放了一张小条桌，条桌上放了一个话筒，条桌后面放了一把椅子，这就是我接受批判的坐位。我的坐位后面才是参加批判会的师生们的坐位。

我把目光移到主席台上、看到省委宣传部部长徐千里坐在中间的主坐上(他曾在我校任过党委书记)那个瘦小老头、朱凡、唐麟，还有几位估计是省委宣传部、省高教局和其他高等院校的领导分坐在徐部长的两边。台上居然没有“反革命集团”案的主要“功臣”化学化工系的刘书记，不知是他级别不够；还是学校领导对他的憎恶而不让他上台？

接着朱校长宣佈批判会开始，立即有化学系的党员积极份子带头站起来喊口号：打倒反革命份子陳Ｘ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老实交待，只有死路一条！强烈要求政府严惩反革命份子陳ＸＸ！……，他们每喊一句，其他师生也只好跟着振臂高呼一句。

其实我知道这些党员积极份子都是在刘书记的授意之下试图用这些“民意”影响对我的问题的定性和处罚。在当时那种宁左勿右的政治大环境之下，台上的领导们虽然都心知肚明是刘书记在背后捣的鬼，也不便出面纠正，更不敢出面制止。

朱校长趁喊口号的间歇连忙宣佈：现在由师生代表发言对陳ＸＸ同学(他用“同学”这两个字的含意是表明我当时尚未被学校开除学籍)的反动思想言行进行揭发批判。

接着各校师生代表依事先安排的次序，依次上台发言对我的反动思想言行批判(因为事先都有有关我的“反动”思想言行的资料印发给各高校师生)。

到中午12点，朱校长宣佈批判会暂停，大家去吃午饭，下午两点继续开会。我回到学生七舍的传达室，有看守我的同学送来午饭，我吃完后，正趟在床上休息，那位痩小老头又来到我住的传达室找我谈话，要我端正态度，正确对待师生们对我的批判言论，即使有的过激、有的与事实有出入，在批判会上也应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对待，希望你不要辜负领导对你的挽救，在批判会结束时，希望你作个简短的发言，对师生们对你的批判表个态。我说：好，我不会让领导们失望的。

因为我知道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我们这些先觉醒过来的人任重而道远，在不改初衷、不逾越自己为人处世的底线的情况之下，我应尽量避免毫无作为地在劳改营里白白地耗费我的余生这种情况的出现。下午两点批判会继续，会上的发言都是重复批判我的那些所谓的“反动思想言行”、一些有关阶级斗争方面的政治口号和陳词烂调。

我坐在台下都有点要打瞌睡了，我竭力强打精神不让自已睡着，否则如让师生们发现我在打瞌睡，那立即会召致一片：陳ＸＸ不老实！陳ＸＸ抵制批判！之类的口号声，给刘书记他们要求将我逮捕法办提供口实。

批判会一直持续到下午五点，好不容易才听到朱校长宣佈：今天的批判会暂时就进行到这里，下面请省委宣传部的徐部长讲活并宣佈对陳ＸＸ同学的处份。徐部长讲话的大意是：陳ＸＸ同学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深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平时又不加强政治学习，忽视自己思想的改造，一贯坚持走“白专道路”，使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没有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以致当国家遇到一些暂时的困难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信心就发生动摇；对党的政策就产生怀疑，从而使自己起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希望广大师生从陳ＸＸ同学身上吸取教训，加强政治学习，加强思想改造，树立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做一个“又红又专”的优秀教师和优秀学生。陳ＸＸ同学所犯政治错误性质是十分严重的，是属敌我矛盾的性质，本应依法严惩。但党和政府考虑到他还年轻，还有改过自新的可能，本着我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根据上级文件的精神把他的敌我矛盾性质问题，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根据省委宣传部、省高教局和湖南大学领导共同研究决定：给予陳ＸＸ同学定为“反动学生”，送往普通国营农场“劳动教养”三年的处份。处份期间保留学籍，发给大学毕业生工资的一半作生活费，三年后处份期满，回校补发大学毕业证书，由国家按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

然后朱校长说：陳ＸＸ同学，你对老师、同学们对你的批判和给你的处分有什么意见？我对着话筒说：感谢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批判和幫助，接受领导对我的处分，今后通过劳动来改造自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我说完之后，朱校长便宣佈散会。由于天色已晚，已到了吃晚钣的时间，已不便把我送回省公安厅看守所，我又在学生七舍的传达室住了一个晚上。此时一直笼罩在我心头的一种“前途未卜”的压抑一扫而光，一种一千零九十五天之后又可重获“自由”的希望已经出现在眼前。结果比我自己和同监室牢友们的预计都要好，这一夜我睡了一个好觉。

到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从农场返回湖大之后，才从造反派的大字报中了解到，徐部长所指“上级文件”是1963年针对“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量俄死人”、“物资极度匮乏”、“农村干部刮五风”……以来高校师生的思想言论对中共当局和社会现实多少流露出一些不满的有关情况，周恩来召集高教部和中宣部的负责人一起开会制定了一个196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通知》 (该文件系内部绝密文件只发到省、军级和各高校单位和主要负责人)。该文件规定鉴于“反右”“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註：１］以来，全国高校师生思想出现波动，利用前几年国家出现的暂时困难，怀疑甚至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方针政策，为打击和消除这些不良现象，文件现定从1963年起每年在各高校应届毕业生中按一定的比例(我从以后了解到的情况估计这个比例大约在千分之一左右)查处一批“反动学生”进行公开批斗，然后送往普通国营农场劳动教养两到三年的处份，以震慑全国高校师生。

也许朱校长、唐麟书记还包括那位瘦小老头就是以这份文件为名，名正言顺地把我从省公安厅看守所要回学校当作“反动学生”处理，以打破刘书记他们要把我当作“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的如意祘盘。

7月5日上午9点左右，文干事和另一位学校保卫科的干部来送我回省公安厅看守所，仍然是坐那辆伏尔加牌小轿车(那是当时学校唯一的一辆小轿车，此外还有一辆美式小吉普和中吉普，大车就是两辆美式十轮大卡车，这是湖大汽车队的全部家当)，大概是因为夏天美式吉普车内的情况外面看得清清楚楚不利于保密，习惯于保密的中共当局，象抓捕人犯这类见不得人的事，是不想让外人知道的，这大概就是我往来于湖大与省公交厅看守所之间，都是用学校那台伏尔加小轿车接送的原因吧。

我一回到07号牢房，牢友们就围拢来关切地问我：小陳，怎么样？这两天他们把你弄到哪里去了？我说他们把我弄回学校批斗去了，处分也下来了，是去农场劳动教养三年，他们都说想不到你的案子这么快就了结了，而且处分又这么轻，我们都以为你的案子至少要在这里关一两年之后才会了结，而且至少也要判你个十年八年的。老于世故的张幼良和刘振东却说：看来你这次一定是遇到贵人暗中相助，否则共产党是不会这么便宜你的。有些详细情况我当时并不十分清楚，但学校领导，还有那位瘦小老头与刘书记他们在对侍我这个案件的态度上有明显的差别是我当时已感知到了的，但又不便对牢友们明说，我只好说也许是是吧。

由于案子已作处理，我便获得了与家属通信的资格，回到监獄的那天晚上，我找张先生借了一个信封(此前其他四位牢友因案情不复杂、牵涉的人少、又不属政治案件他们都有与家属通信的资格)和一张信纸给我母亲写了一封短信，告诉母亲我的事情已作出处理，请她放心，并要她请我们同屋住的邻居的儿子冯X大通过保卫科到我原住的学生宿舍把我的行李、书籍取回家。小冯也在湖大道路建筑系唸书，比我低两年，并要母亲给我送两本英浯书和几件换洗衣服、肥皂、牙膏、信纸、信封、邮票给我，并告知了每月的多少号是给囚犯们送东西的日子，又提醒我母亲：食品是不准送的。

第二天早晨开牢门时，我拿着那封没有封口的信(为便于獄方检查，囚犯们的信是不准封口的)向陆典獄长喊：报告！我要寄封信回家，请从我保留在所里的钱中买一张邮票幫我贴上。卢典獄长接过我的信说：我会幫你寄的。

后来听牢友们说：这位卢典狱长是广西人，抗日时参加国军抗日，解放初期随部队起义参加解放军，又参加“抗美援朝”战爭，大概因系贫苦农民出身，又入了党，后已晋升至营级(？)干部，朝鲜战爭结束回国后，中共当局裁军，他被转业到省公安厅看守所，后来升任所长(也就是典獄长)，他对囚犯们的态度比其他管教干部要好一些。

信寄出去不久，就收到母亲的回信，要我好好改造思想，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这是她在信中唯一准许；而且也是必须说的话)，并说我要的东西到规定的日子，会委讬别人送来，我在学校的行李和书籍小冯已幫我带回家(我后来才知道，我母亲因三个儿子都卷入反革命案而焦虑成疾，早已卧病在床，不能到省公安厅看守所送东西，是出钱请附近一位邻居的儿子，一位失业青年幫忙送的)。我从母亲不能亲自到省公安厅看守所给我送东西这一情况，我已判断出，原本就身体不好的母亲，在父亲刚去世不久，三个儿子又都卷入“反革命集团”案的双重打击之下，母亲可能已身患重病，才不能亲自来省公安厅看守所给我送东西，这使我为母亲的健康十分担忧，我企盼她能安然渡过她人生中的这一道难关。

在看守所规定的亲属可为囚犯送东西的日子的次日，打开牢门开饭时，户典獄长对我叫道：694号，你家里送东西来了，随即从服劳役的囚犯推的一辆放满了囚犯亲属送来的物品的小推车上取下我母亲托人送来的、己被看守所干部打开检查过了的一个包裹交给我，我需要的东西都送来了，这样我每天就可以花时间来记英语化学专业书上的单词，另外就是看从监獄图书馆借来的书，就很少参与同室牢友们下相棋、玩牌九的游戏了，有了书报看，即使不跟牢友们下棋、玩牌九，日子也不觉得难过，在阅读之中一天就在不知正觉之中过去了，这段时间有几件事却令人终生难忘。

一件是八月的一天，那几天连续高温酷热难耐，那天又不是打牙祭的日子，晚餐的时候每人居然有一小钵豆豉辣椒蒸肉，而且不象平时打牙祭只有几小片肉，而是几乎满满的一小钵豆鼓辣椒蒸肉，我和牢友们一见都大为惊喜，都十分珍惜这久违的美味，为了能较长时间地享受这难得的美味，我们都细嚼慢咽仔细品味其中那妙不可言的滋味。尽管我从小也吃过不少美味佳餚，但我却觉得这一份豆豉辣椒蒸肉的味道，不知要比我以前所吃过的任何一道美味佳餚的味道要好出何止十倍、百倍。以致于后来我平反落实政策成家之后，我不止一次地要我的夫人，甚至我亲自动手精心制作一份份豆豉辣椒蒸肉，试图重新找回在省公安厅看守所那次吃豆豉辣椒蒸肉时的那种令人永世难忘的妙不可言的美妙感觉，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我没有一次从中吃出过在省公安厅看守所那份豆鼓辣椒蒸肉的哪怕十分之一的味道。

这件事使我认识到我们对一件亊物的认知和感受，不仅取决于这件事物本身的性质；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接触这件事物时的处境和心态。

第二件事是有两三天的白天，连续听到不断的开关牢门的声音，大约每隔三、四十分钟就可听到先后有两间不同的牢房各发出一次开关牢门的声音。我们五位牢友都在猜测监獄里这两三天究竟出了什么事，因为不象是给囚犯们互相调換牢房发出的声音，直到这天午飯后不久，我们都趟在床上午睡，管教干部打开牢门对我们喊道：都起来，到外面放风啦！我们都起来跟着管教干部走到牢房过道对面那板墙上的一扇小门边，穿过小门进入一块种满蔬菜的大菜园，管教干部让我们在每块菜地之间的小路上活动活动，半小时后回牢房。我们一进入菜园一阵新鲜空气迎面扑来，使我们那早已习惯于牢房内那充满尿骚味和人的汗臭味的呼吸系统、嗅觉系统和神经系统顿时感到焕然一新，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油然而生。沐浴在夏日的阳光之下，更是让人心情舒畅，夏天烈日之下的曝晒居然成了囚犯们难得的享受。平时由于牢房里终日都照射不到阳光，有时为了晒到一点阳光都要把手从粗大的窗栅栏的缝隙中把手臂尽量往外伸才能使手指刚好能晒到一点阳光。这天我干脆把上衣脱掉充分享受这难得的日光浴。

我环顾了一下菜园四周，四面都是一层楼的平房，靠北的一面是监獄的办公区这一边靠菜园的墙面上有几扇窗户，进菜园的门也在这一边的墙上，其余三面都是牢房这三面的墙上都没有窗户，这三面墙的里面就是过道，过道的对面就是牢房。站在菜园里看不到监狱外围的围墙(因被四周的房子挡住)，但能清楚地看到外面围墙四角高高耸起的岗楼，我们在菜园里一边走动一边抬腿甩手，尽情享受这难得的没有尿骚味、汗臭味的新鲜空气和阳光的照射，然而半个小时的放风很快就过去了，管教干部又带我们离开菜园关回牢房。接着又轮到下一个牢房的囚犯们放风。

回到牢房后我问牢友们以前也放过风吗？他们都说自他们关进来起，就从来没有放过风，今天不知是什么原因居然给我们放了一次风。后来听服杂役的牢友说，最近有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要来这座“模范监獄”视察，“放风”是做样子给他们看的，以后又再也没有放过风。

我开玩笑对牢友们说：以前国民党时代，囚犯们几乎每天都要放一次风，而且是所有的犯人一起放，现在连放风都没有了，这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来视察才放一次风，而且是一间一间牢房分开放。我指着那位姓资的右派份子笑着说，这真是你们右派们所说的“今不如昔呀”！他们四人都笑着说：小陈！你刚被政府宽大处理，只判你劳教三年，就又在这里发表反动言论啦！就不怕我们打小报告让你再当上反革命，判你几年刑吗？我笑着对他们说：我来之前你们一天到晚愁眉苦臉、度日如年，我来之后做相棋、做骨牌让你们一天到晚玩得高高兴兴，日子过得“轻松愉快”，我才不会相信你们会对我恩将仇报，你们要打我的小报告，那就太没有良心了吧！其实我知道我的案子已从公安厅移交给省委宣传部、省高教局和湖南大学处理，而且已经作了结论，即使他们打小报告也起不了作用，况且这个“反动言论”的“反动”程度还远不及我在学校里的那些“反动言论”，他们即使打小报告对整个案件已经不能产生什么影响了。

第三件事是听牢友们说这坐监獄里还关了一些女囚犯，有的女囚犯已经被关得发疯了，我没有看到过女囚犯，但听到过发瘋的女囚犯发出的狂叫声，尤其是在半夜听到这种狂叫声，今人心生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

也听到过女囚犯们发出的唱歌声，有一位女囚的歌声还非常悦耳。有一天后半夜突然听到走廊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开牢门的声音，接着又听到好几个人急促的脚步声，牢友们都说肯定是哪间牢房里有人自杀了，我听了还半信半疑，第二天从送饭的劳役那里打听到原来是女牢里的一位三十多岁喜欢唱歌的女囚，昨晚用被单撕开做成的绳子在窗户的木栅栏上上吊自杀了，没有抢救过来。从此那悦耳的歌声便在省公安厅看守所永远地消失了，我听后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愁怅和惋惜。

从七月五号回到省公安厅看守所，我和牢友们都在推算什么时候会把我送去劳教，都估计按惯例判处之后几天之内囚犯便会被送到劳改或劳教单位去。然而我等了一天又一天，直到9月5日上午8点多，一位管教打开牢门对我说：694号趕紧收拾好行李物品，然后又关上牢门，我连忙收拾好行李物品打成包以便于携带，牢友们都带着羡慕的眼光对我说：小陳这下有望头了，我安慰他们说：你们的问题也会很快解决的。半小时后，那位管教又来打开牢门，我背上行李跟他走出牢门，我回头与牢友们挥手告别，管教带我来到监獄办公室，我见保卫科的文于事和另一位保卫科的干部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们在我到之前已与看守所办好了交接手续，就叫我跟他们走出鹿洞里十四号省公安厅看守所，走到那辆伏尔加小轿车旁边，放好行李，我们坐在小车的后坐，按规矩他们一左一右坐在我的两边，然后司机发动汽车带着我离开了这个让我留下了许多永生难忘的记忆的地方。

［註：１］：这是中共当局对上世纪５９、６０和６１年中国大陆餓死三四千万人的这个时期的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