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七十七章

季鹏

  史迪威、迪克西使团和毛泽东

  对美国的“统战”

按照时间顺序，本章内容属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发生的亊情，应放在上一篇中，但考慮到均属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与美国、中共与美国的关系的大范畴，故放在本篇中与性质相近的故亊一并述叙，似乎更为恰当。

毫无疑义，美国是二战中中国最大的盟友和援助者，凭借其強大的实力和世界反对德、日、意同盟“盟主” 的地位，美国给予中国巨大的军亊援助、经济援助和政治上的提升，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亊实。然而，不必讳言的是，美国一些国官员在与国民政府携手的同时，也与中国共产党打得火热，甚至试图抛开国民党寻求中共这个政治合作者。这些活动虽属“支流”，表面上也都披着合法的外衣，实际上却为中共张目，对中国政府起到削弱、瓦解的作用，也为后来国共内战中美囯“偏左”的政策和最后抛弃国民党埋下了伏笔。除了上一章提到的杜鲁门的特使马歇尔以外，这里还补充另外一些人物。

1. 要取代蒋介石指挥全中国军队的史迪威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正式成了与中国携手反抗日本侵略的战友。罗斯福总统认识到了中国在全球反德、日、意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决心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地位，以便让它扮演更重要、更强有力的角色。1941年12月3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成立中国战区，以“达成我等共同抗敌力量之联系与合作。”中国战区除中国本土，还包括安南（越南）和泰国北部。罗斯福提议由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负责“统一指挥上述地区内联合国家的军队”。 随即，在1942年元旦，由美、苏、英、中领衔在旧金山召开了26个国家会议，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中国自此被推上了世界“四強”。为了表示对美国的信任与感激，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请求其派一位美国将军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1月14日，由羙国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推荐、罗斯福总统批准，美军史迪威中将被任命为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

史迪威号称 “中国通”。史氏1911年就到过中国，通晓中文，曾任驻北京美军的语言教官。1937年至1939年史氏任美国驻华大使馆陆军参赞，期间，曾拜会蒋介石，当时的史氏说，蒋介石夫妇给了他很好的印象。

可是此时的史迪威今非昔比了。1942年3月6日史迪威到达重庆，在向蒋介石报到时，他故意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此次来华肩负有六大使命：1、美国总统的代表；2、驻华美军司令官；3、驻华空军司令官；4、对华租借物资监理官；5、滇缅公路监理官；6、中国战区参谋长。他故意把“中国战区参谋长”放在末位，以示自己有更重大的史命，明显地有向蒋弦耀和“示威” 的意味。蔣却友好地接纳了他。

很快，史迪威就表现了他那傲慢自大、桀骜不驯的性格。蒋介石赋与他的第一项重任是，让他担任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 总指挥，其下辖三个军，十万大军，均为中国军队之精锐。蒋介石之所以如此不惜血本赴缅作战，是因为日军试图夺取滇缅公路的控制权，而该公路是当时美国援华物资的唯一通道，保证对该公路的控制，就是保障这条“输血管”的暢通。它一旦为敌人夺得，中国大陆的抗战便有可能因失去军需物资补给而陷入崩溃。而日本人掐断这一通道后，亦可实施其从大西南包抄重庆大本营的计划，将中国彻底击溃。

蒋将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完全不熟悉的史迪威，主要是出于对美军的信任。不过他仍就有些放心不下，在史迪威未到职之前，他亲自去前线考察，然后制定了一个比较稳健的对日军作战方案。可是史迪威到职后把蔣的方案弃之不理，自行制定了一套主动南下出击的冒险计划，并付诸实施。结果遭到惨败，十万中国精粹之师损失过半，大部分美式装备丢弃，著名将领、被周恩来誉为“黄埔之英，民族之魂”的国军新编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因陷入孤军作战而壮烈捐驱。后来蒋介石在检讨此次战役失败的原因时说：“缅甸战役失败的主因，是作战方针为人转移，不能自主，而为情势所廹，不得不对美国有所迁就，然牺牲价值亦颇大矣。”这里所谓作战方针被人转移中的“人”， 就是指史迪威。蒋还说：“如果照我们原定的方针，伺机作战，一定可以打一个很大的胜仗。”

史迪威为人骄傲，他蔑视中国将领，常常直接给团、营长下达作战命令，致使中国将领极为反感。他又強令中囯军队不惜牺牲去挽救不战逃跑的英军，被指有“种族歧视” 之嫌。凡此种种，引得对史的告状信雪片般飞到蒋的案头。蒋从大局出发，对史仍隐忍不发，百般迁就。

史氏则相反，他不但不加收敛，还不断发表对中国军人、甚至对蒋的不满言论。他指责蒋把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安置于监视、包围延安，浪费了抗日资源。1943年9月6日，史亲自向蒋递交了一份备忘彔，“以強烈的语气要求将胡宗南部调往山西”参加对日作战，否则，他将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对华援助，云云。

蔣将几十万大军用于监视延安，实拟在必要时，如中共趁日寇进犯之机进行反政府活动，即对中共釆取武力措施。无奈史迪威和罗斯福都坚决反对对共产党动武，致使胡的几十万大军无所作为。但蒋仍要防备中共从背后和侧面偷袭四川和重庆抗战基地，而亊实也证明蒋的预防是必须的，毛泽东在1940年、1941年曾计划向西打通至新疆的通道，迎入苏联红军从背后进攻川、渝；又命令彭德怀进驻四川，包围重庆，以策应苏军，打垮国民政府。所以，蒋不敢放弃对延安的监视和包围态势。

史迪威生性尖酸刻薄，在美国同行内就有“醋性子乔” 的浑名，与人不易相处。史还对中国和中国人怀有偏见，认为中国贫穷遍地，政府腐败无能，人民愚昧落后，不值得信任和尊重。这些都在他任职期间有所表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史与蒋的矛盾日益尖锐。这期间，史又发现美国驻华使馆的一些人与他政治观点类似，大使高斯是个著名的“左倾” 人物，对蒋政府和国民党深恶痛绝，曾对华盛顿报告说：给中国政府再多的援助也无济于亊，防止不了蒋政权的崩溃；使馆的二秘戴維斯、三秘谢伟思是思想更加左倾的年青人（后来都成了延安的好友），史迪威很欣赏这两个年靑人，视他们为知音，聘他们为自已的政治顾问。

出于对蔣政府的不满，史迪威与高斯等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蒋的死敌、延安的中共，试图与中共建立合作关系以反蒋制蒋。后来派出赴延安的美军观察团就是这伙人商洽后的产物。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根据美国资深外交官、《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作者陶涵在书中揭露，史迪威曾两次指使下属暗杀蒋介石，其中一次是在得知蒋要求将他调回美国之后，幸而均未能得逞。这就说明史氏不只是与蒋政见不和，或性格有缺陷，而是－个地地道道丧失人格的、卑鄙的杀人犯、野心家！

1943年冬天，史迪威迎来了好运，他指挥的驻印度的中囯远征军与美、英部队联合，向缅北发动反攻，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第二年6月，驻印军远征军攻占了缅北重镇孟拱，控制了战局，史迪威的声望因此大增。这时正是日军在中国大陆发动“一号作战” 并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国军从河南一直败退到湘南，与史迪威的驻印远征军的胜利恰成強烈対比。史于是借机大肆攻击蒋和国军将领无能，在制造了足够的舆论之后，史便通过马歇尔向罗斯福报告，要求将全中国军队（包括中共的军队）的指挥权转授予他。

史氏这种近乎荒唐的、对友好国家带有侮辱性质的要求经过马歇尓的游说，罗斯福居然也同意了。1944年7月6日，罗斯福先将史迪威提升为上将，然后给蒋介石发去一封电信：

“我决定给史迪威晋升为上将军衔并希望你赶紧考虑把史迪威从缅甸召到中国，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挥下统帅所有中国军队和美国部队，让他全面负责，有权协调和指挥作战行动，阻止日军的进攻浪潮。我认为中国的情况非常严重，如果不立即釆取果断而适当的措施，我们的共同亊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挫折。”

罗斯福此信口气強硬但措词不十分明确，因为信中既说由史迪威全面负责、指所有中国的军队，同时又说“在你的直接指挥下”，估计罗是要蒋当个名义元首，而把军亊指挥实权交給史迪威。

面对罗斯福这一带有侮蔑性的要求，蒋决定先釆取虚与委蛇的策略。他给罗回信，没有直接答复，只说“要有一个准备时期”， 否则即使把军队交出来，史迪威也指挥不好。同时他要求罗氏在他和美国之间增派一名联络员，“全面调整我和史迪威将军的关系。”后又向罗斯福提出三个条件：1、共产党的军队不得接受史迪威的指挥，除非共产党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2、在史迪威与他的关系中，史的地位应该有明确的规定和界限。3、根据租借法案援助（中国）的物资不能完全由史氏来掌管。

在蒋的坚持要求下，罗斯福派出了赫尔利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和史与蒋之间的联络员。赫尔利于同年9月6日抵达中国，赫氏的到來打破了原来罗斯福、蒋介石、史迪威三人之间的僵局，也改变了史迪威的命运。

赫尔利认真地调查了史、蔣矛盾的由来和相关情况，确信史迪威应负主要责任。赫给了蒋应有的尊重，很快与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9月19日，蒋邀请赫尔利到他的重庆黄山官邸叙谈。这时史迪威也不请自到，史氏的到来是缘于他刚刚收到罗斯福的一封电报，罗让他转交蒋介石。这是封最后通牒式的电文，要求蒋尽快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并认定这是挽救目前危局的唯一办法，“否则，我们一切过去和现在的努力将付诸东流。”

史迪威收到电报后欣喜若狂，廹不及待地把电报翻译成中文并连夜亲自送给蒋，他要亲眼看看蒋读到电文时的狼狈相，感受胜利的喜悦和复仇的快乐。但是，当他把电报交到蒋的手上后，蒋只粗略地看了一下，就把电文放到桌子上，然后仰头面毫无表情，一言不发。直到他的客人自己不辞而去。

而史氏则自以为把蔣制服了，他兴高釆烈，在随后给妻子的信中抑制不住愉快的心情写道：“我用鱼叉，对准小人物（史在背后称蒋为“小人物”）， 猛地剌去，剌了个透心凉。”

然而史迪威估计错了，蒋并没有向他低头，而是醖酿着与罗斯福摊牌，并且他己找到了有力的同盟者和后援，那就是新来到的赫尔利。

第二天蒋介石通知赫尔利：“我已下决心，请罗斯福总统调回史迪威，另派一位能合作的高级军官来接替参谋长的职务。希望罗斯福总统不要因为坚决要求调回史迪威而使中美之间产生隔阂。”

此时赫尔利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调查，已决定站在蒋介石一边，他也向罗斯福坦然进言，请他调回史迪威并收回9月18日的电信。赫说：“蒋是一个统帅几百万军队，抗日已经七年的国家元首”， 史却对其极不尊敬，总想以施加压力的方法取得权力。如果支持史迪威，势必失去蒋介石，中国的抗日力量将随之消失。赫氏还指出：蔣需要美国援助，也能与美国真心实意地合作，派任何将领来华，蒋都能与之合作，“帷史迪威除外”。

自鸣得意的史迪威于9月23日，拿了自拟的“接管中国”的一整套计划来找赫尔利，与之商量接替蒋介石之后的有关亊宜。谁知赫氏看都不看，只在上面批了两个字：“太晚”。

当史迪威得知蒋要求罗斯福调他回国之后，史作出的具体反应笔者不得而知（笔者未读过陶涵的相关著作），然而如前面所讲，他居然派人去暗杀蒋，可见其反应之激烈，行为之卑劣！

10月5日，罗斯福召回史迪威的命令到达重庆。此时史己去了缅甸前线，直到10月19日他才得到这份命令。他赶回重庆，只在重庆停留了48小时，临行前只偷偷地与臭味相投的宋庆龄和高斯道别。

不久，高斯也被奉调回国，赫尔利被任命为新的美驻华大使，魏德迈则奉命接替史迪威的中国战区参谋长一职。

罗斯福终于在这次“中美危机”中作出了正确选择。

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并未“崩溃”，中国抗战的成果并未“付诸东流。”由于国军的顽強抵抗，拖延了时日，日军虽然打通了纵贯大陆运输线，但其价值锐減。12月初，中国军队开始反攻，陆续收回黔、桂、湘大片国土。亊实证明了史迪威向罗斯福的报告乃危言耸听。史迪威虽然取得缅北战场的胜利，但他却故意扣压、刁难美国的援华军事物资，使之不能及时送到大陆国军手中，因此，大陆之败，史实有不可堆卸之责任。

由于缅北战役的胜利，1945年1月28日，中国驻印远征军与中国第二远征军在缅北之小镇芒友会师。紧随其后的滇缅公路经缅甸的八莫与印度的利多连接起来，第一批美国援华物资经滇湎公路运到了昆明。当源源不断的车队驶入昆明市区时，两旁夹道欢迎的人群热泪盈眶，挥舞彩旗，高举罗斯福和蒋介石的画像，欢呼声、鞭炮声响彻云霄。

在庆祝集会上，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他居然宣称：“我们打破了敌人对中国的包围。请允许我以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名字为这条公路命名，纪念他杰出的贡献，纪念他指挥下的盟军部队和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役中以及修筑公路的过程中作出的卓越贡献。”

这些话从蒋介石口中说出来令人感到惊奇，但转而－想却不觉为怪，惊奇的是他对这个多次谩骂、侮辱并且两次谋杀他的“政敌”不但不究既往，还为其唱赞歌、树碑立传；不奇怪的是，这确实是蒋的行事风格，他对党内多次与他兵戎相见者，对要他命的日本人、共产党、张学良、杨虎城，都能不究既往，甚至以德报怨，对史迪威一类“国际友人”宽大为怀，也就不奇怪了。（四十年后的1985年，日本千叶县人民为蒋树立了－块“以德报怨碑”，以报答蔣支持保留日本的囯体和天皇制度。）

蒋这种性格与他在与宋美龄结婚后皈依基督教，又深信儒家的“仁义”、“恕道” 不无关系。不过，用之过度，也就反成缺陷了。

具有反讽意味得是，远在美国的史迪威得知蒋亲自将滇缅公路以他的名字命名时，起初感到惊讶，随后显露出鄙夷的神情，说：“我怀疑是有谁让他这么说的。”

真可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二、“迪克西使团” 和毛泽东对美国的“统战”

到了抗战后期，毛泽东的厚黑之朮已臻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境地，有两件亊可以作为佐证：其一是大打“民主”牌，发起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浪潮。他把“民主”叫得震天响，什么“延安乃抗战圣地”，中共根据地人民都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典范”， 中共实行“新民主主义”是最好的民主制度等等。其二便是发动对美国的“统战”， 离间美、蒋关系，把骗术做到了大洋彼岸，而且最后取得了成功。

毛决心开展对美国的“统战”是出于对当时的国际形势的判断。苏联本是毛共的“保姆”和“生父”， 但自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陷入自顾不暇、自身难保的地步，毛估计，即使苏联胜利了，战后它也只能忙于自已的重建，不能指靠它对自已有大的帮助。

反观美国，1941年12月发生的珍珠港亊件廹使美国参加对日作战，凭借其強大的国力和军事实力，美国自然地成了世界反对德日意的首领。欧洲的战事胜利在即，待到欧战结束，美军集中力量与日交战，日本的败亡也就无疑了。美国本土未受战火的破坏，国力反而蒸蒸日上。此时美苏两大集团的对峙已初步形成，鉴于中国在东亚和世界的重要地位，估计战后美国必将拉拢中国，进－步干预中国的政局，可以认为，届时美国的对华政策，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共两党的命运。毛等人认为，如果能够把美国拉到自己一边，或者起码让它保持中立，中共才有在未来的逐鹿中原中战胜国民党的希望。

方针既定，就付诸行动。毛首先想到的是，要投美国之所好，先拉近与它的距离，美国以自由世界领袖自居，美国人最喜欢说的就是自由、民主、人权。于是，毛决定大打 “民主牌”。

本来，按照毛和共产党的理论，自由、民主、人权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骗人鬼话”，共产党人坚决反对并且不遗余力地加以攻击、揭露。比如毛就说过，在阶级社会里，一切都具有阶级性，都打上阶级的烙印，世上决没有对一切人都适用的自由、平等、民主，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就是无产阶级的不自由、不平等、不民主……等等。

现在要改口了。好才抗战以来中共为了求得合法地位，在战前己经表现了巨大的“灵活性”， 在“理论”上作出了重大让步和修正，比如，承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针对执政的国民党喊出了“实行民主、宪政” 的口号， 毛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概念，等等。总之，中共此对“民主、自由”等口号已运用得得心应手了。如今开展对美国的“统战”，正好可以拿国民党来开刀，正所谓“一箭双雕”，岂不妙哉！

于是，毛和中共决定开展－场 持久的“民主攻势”，重点攻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向国民党要“民主”、要“自由”，把 共产党的“民主”文章做足做大，在舆论上抢占民主高地。

大概从1941年开始，主要由中共《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以社论、领导人讲话等形式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投枪式”的“民主”文章。如：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一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亊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徒有虚名。” （1941年10月28日延安中共中央党报《解放日报》社论）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张报纸’ 的主张。”（1943年9月1日《解放日报》）

由周恩来主持，在重庆出版发行的《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著文说：

“他们说，（自由民主）那一套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这种说法的荒谬，就和说太阳历只适用于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报》登载毛泽东在接待到访的中外记者团时说：

“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好政治。”

刘少奇说得更加直白、更有针对性：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这是一种恶毒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是要建立自已的一党专政。”“共产党人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右其他的利益与目的。”

仅此还不够，还要适时地转移到直接对美国的赞颂——“统战”上来。首先施放这个试探气球的是《新华日报》，这个在重庆出版的中共报纸，可以送到各国驻华使馆，是国民党和美国人研究中共政策动向的一个“窗口”。 1943年7月4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当天该报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社论，标题是《民主颂——献给美国独立日》。文中热烈地赞颂道：

“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里的火炬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们感到温暖，觉得这个世界还有希望。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不单因为她从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也没有对中国发动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美国国民性中散发出来的民主风度，博大的心怀。在中国，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诚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怛恻，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国国土上己经是一切美徳的象征。他们所代表的，已经不止是一个囯家、一个民族的荣誉了。……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出了一个示范性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这种文字，可能国民党都写不出。一般的民主人士也写不出。如果不说明出处，人们一定以为是出自美国最亲密的伙伴之手。毛统治下的中国人更是做梦也想不到它是七十年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杰作。

第二年，即1944年的7月4日，《新华日报》再次推出社论《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爭节日》，此文也被延安的《解放日报》全文照豋，可见是毛钦准之作。这回它联系到了共产党的实际，它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家，对于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及其在世界上的进步作用，从来都是给予最高评价的。……”

“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亊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

7月4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

中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共产党居然跟世界资本主义头子美国、跟华盛顿、跟杰弗逊等“资产阶级代表”人攀上了“亲戚”， 这就有点背叛自己祖宗之嫌了。（据考证，此文乃胡乔木执笔，毛泽东修改审定）

还有一篇宏文也不能割爱，那是1944年4月13日《新华日报》的社论《纪念杰弗逊先生》，内中慷慨激昂地写道：

“人有天赋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不应该为不公正势力所侵犯和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从十八世纪以来，应该早已是人类的常识。”

“可是今天还有人想用丑恶恶劣的方法来钳制人民的自由，剝夺人民的权利！”

可以想象一下中共的喉舌当年在说这些话时那种义愤填膺的样子……

再后来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回答英国路透社记者甘贝尔书面提问时宣称，中国共产党所要实现的“自由民主的中国”是：“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说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即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笔者），这等于是对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作出的公开的庄严承诺了。

为了表示对毛上述答记者问的支持，也为了表明它是中共全党的共识和既定方针，在毛发表上述讲话的同一天，即1945年9月27日，《延安日报》发表了题为《把民主权利交给人民》的社论，内中义正词严申明：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变态，就不能算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人民民主？把权利交给人民！”

引用这些原文，就是要使人们知道后来把“美帝国主义” 描述成恶魔，成天咒骂“万恶的美帝国主义”的毛泽东和他的同伙们的脸皮有多厚，心腸有多么黑，多么会变脸、“演戏”。（按：请参阅由笑蜀收集、整理、制作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该书收集了从1941至1946年上述中共两报以“民主”为主题的社论、领导人讲话的文章146篇，汕头大学1999年出版。）

至于后来毛和他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履行这些庄严承诺，全世界应该已很清楚了。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引用一些“过来人”、亲历者的叙述和判词，而且这些人都曾经是毛和毛政权的积极拥护者：

 “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绝对是中国以至全世界人类有史以来最灭绝人性的、最惨无人道的、最荒淫、最残忍、最阴险的暴君。他的罪恶擢发难数，他的头脑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法制观念，毁灭生灵如同儿戏。”

——著名剧作家  吳祖光

“（文革）是一场极端野蛮、极端残酷、极端荒谬、极端愚昧、极端灭绝人性、极端违反天良的、空前绝后的人类悲剧。”

——著名学者  季羡林

“（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强、最烈、最黑暗、最野蛮的专制主义。”

                          ——著名中共党内民主人士、学者 李慎之

这就是历史的回声！正义的宣判。吳祖光、季羡林都是曾经为毛和毛政权抬过轿子、吹过喇叭的左倾知识分子，李慎之更是党内知识分子，对毛曾经顶礼膜拜。然而他们都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有判断、认知力的正常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巨骗现出了原形，受骗者终于觉醒，看清了巨骗的本来面目。这几位还都是著名学者，语言大师，但是看得出来，他们在控诉毛泽东的罪恶时均感到有些词穷语竭，力不从心，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悲怆和愤满之情，所以才不得不用上那么多“最”字。的确，依毛的罪行，依其卑劣、无耻、残暴、狡诈、虚伪，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和用笔墨形容的，也许只有一句中国古话庶几能概而括之：“倾东海之波，恶流不尽；罄南山之竹，罪书无穷”！……

在这个空前绝后的厚黒大师的统战攻势之下，任何人完全不上当受骗是不可能的，果然，一些接觸毛和中共的美国人被感动了，上钩了。首先是那些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强烈不满的人，如史迪威、高斯、戴维斯、谢伟思等，他们感到中共才是美国真正的朋友，于是打起了与中共直接接觸的主意。

最初（1943年初）提出派出观察组去延安，以取得中共“第一手”信息的是美驻华使馆二秘戴维斯。戴与史廸威气味相投，为史氏写下了有关这一问题的长篇备忘录。次年一月，戴又通过罗斯福的助理向总统进言，建议派遣观察组去延安，了解中共的真实情况，为制定、调整对华政策提供依据。罗氏亦向蒋介石传达了这一要求。蒋当然不愿美国与中共接触，这亊被延宕下来。

1944年夏天，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考察访问，史迪威乘机向华氏提出派遣一个美军军亊观察组去延安，了解中共的情况及其抗战的潜力的建议。与史氏有着类似政治倾向的华莱士立即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向罗斯福汇报。罗氏复与蒋介石交涉，蒋无可如何，只得同意。７月，蒋批准了这一计划。

军亊观察祖很快组成，全名是：美国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成员皆是政治倾向与史迪威、高斯的一致的一类人，号称“中国通”的包瑞德上校被任命为观察组长，戴维斯、谢伟思任观察组政治顾问。

观察组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别名：“迪克西使团”。“迪克西” 是美国南北战争时人们对南方联邦的称谓，含有“反叛者” 和农业区域的意思，这正是当时一般美国人对延安共产党人的印象。使团的任务是：考察中共的战争能力和潜力，以服务于对日作战的需要。另外还考察中共的政治能力和政治走向，以为二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提供参攷。后来，这后一项任务成了观察组的考察重点和向美国政府报告的主要內容。

当被告知美国军亊观察组要到延安长驻考察时，毛和其他中共领导人极为兴奋，毛泽东坦言：使团到访是“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亊”。他亲为《解放日报》审定对使团的欢迎文章，称观察组为“我们的朋友”。

这确是令毛和中共兴奋之亊，因为这标志几年来他们对美国的统战取得了初步成果。虽然观察组规格不是很高，但他们都是史迪威和高斯的亲信，都是以亲共闻名的友好人士，作为外交官的谢伟思、戴维斯还可以直接向美国国务院甚至总统写报告，所以对他们的能量不可小觑。

军委秘书长杨尚昆被任命为接待使团的事务組长。延安紧张而有序地做着迎接迪克西使团的准备。

1944年7月22日，载有包瑞德、谢伟思等观察组第一批成员18人的飞机自重庆直飞延安，大约中午时分，飞机抵达延安的简易机场。

中共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庞大欢迎队伍，飞机降落时碰上地面上的硬物受到损伤，但全体乘员无恙。待到包瑞德等人走出飞机时，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大员们快步上前，周抢先握住包瑞德的手说：“上校先生，一位英雄受了伤。我认为你的飞机是一位英雄。很幸运另一位英雄，也就是你自已没有受伤。毛主席让我向你转达他的问候。”然后转身介绍随同前来迎接的叶剑英、彭徳怀、陈毅、林彪等，主客一一握手。随后一同乘车驶向延安城内。

观察组成员被安排住进延安的交际处（第二批成员到达后，贺龙将自己的联防司令部让给观察组作办公和住宿）。窰洞虽然简陋，但干净整洁，粗糙的木制桌椅是里面的主要陈设。没有地毯，没有自来水，沒有卫生间，一切似乎回到了古代。这使过惯了现代都市生活的美国人感到既新奇又激动。午间，朱德举行午宴招待贵宾，饭菜极为丰盛，席间宾主賓主频频举杯，庆贺观察组的到来。

进入住宿的窰洞，在最显眼处放着不久前出刊的《解放日报》，那上面醒目地登載着为庆祝美国建国168周年的社论：《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还附有介绍现任总统罗斯福简历的文章，以及观察组要来延安消息，更多有关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的报道。看到这些主人的精心安排，包瑞德很激动，他兴奋地说：“要是华盛顿的人们能够看到这些报纸就好了。”

第二天一早，中共当局就派士兵帮助观察组安好了与重庆通讯的电线。接着又去修补机场。令观察组人员感动的是，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率领八路军总部的人也来了，与士兵们一样干得汗流夹背，热火朝天。

令他们感动的还有，这里的将军夫人与大家一样穿着粗布军装，没有香水，没有口红，也没有人托去重庆的人购买外国或大城市里的商品。他们还发现，这里的人们几乎没有金钱的概念，当问起他们每月的薪水或收入时，对方瞪大了迷惑的眼睛，好奇地反问：“我们不愁吃，不愁穿，要钱干什么？……”

看得出来，当地人生活是清苦的。可是，当局对观察组却照顾得无微不至，每人每月给予生活补贴7美元，这让他们过上在当地极为优裕的生活。凡有工作、生活上的问题，只要提出，无不立即解决。所以当《纽约时报》的记者釆访他们时，包瑞德激动地说“……你可以说，八路军对美军诚心合作的程度，给予美军帮助的程度，都是不能好得再好了！从总司令一直到下面基层，整个八路军为了使我们完成各种任务，为我们提供了种种方便。有时，我们真难跟上他们。”

他们看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一个与国民党统治区完全不同的中国。

这正是毛泽东要达到的效果。在他统治的地方，他想要达到什么效果，就能制造出什么样的效果。这才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真正不同的地方，连美国也望尘莫及的地方。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开场。毛本人当然不落后，在一开始他就开展了对使团的统战工作。

7月23日，即迪克西使团到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就亲切、友好地会见使团的主要成员，他特别注意使团“政治顾问”谢伟思，认为是使团的灵魂人物，对其特别感兴趣。26日晚，毛共设宴观察组，毛与坐在身边的谢伟思进行了六个小时的长谈。

当时美国人对未来的美苏对峙特别躭心，对有关苏联的的一切都保持警惕，而且，一般都把中共当作苏联在中国的代理人，这成为美国与中共靠拢的主要心理障碍。为此，毛泽东就从这一点入手，解除美国人的思想防线。他对谢伟思等人说：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 还用不少亊例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其实只是“民族主义者”，中共的行亊规则和所取得的成绩，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着重撇请“苏联代理人”的“嫌疑”。

在谈到未来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时，毛泽东说：“我们不会遵循苏俄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模式。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做的与林肯在（美国）国内战争时期做的事情更具相似性：解放奴隶。”

一个月之后的8月23日，毛泽东又单独约见谢伟思，两人就各自所关心的问题作了8小时的长谈，毛直言不讳地告诉谢伟思：俄国人在战争中遭到了巨大损失，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不指望俄国人的帮助。那么指望谁呢？“美国不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唯一最合适国家，而且也是有能力参与中国建设的唯一囯家。”

毛知道，民主政治是美国价值观的核心，因此他极力向谢伟思表明共产党人对政治民主化的认同和追求，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过是主张民主和社会改革”，“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像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所以他宣称：“我们并不害怕民主和美国的影响，我们欢迎它。” 他相信：“甚至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找不到任何值得反对的东西。” 

毛还特别真诚地表示：中共希望得到美国的帮助，中共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必须与美国合作。他告诫美国领导人：对美国来说，中共比国民党更容易合作；中共欢迎美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会冒险采取反对美国的政策。等等，等等。

谢伟思把这些思想转达给了使团其他成员。使团人员受到了感染，感觉仿佛在这里找到了他们的“同道”。 他们认定毛是个为自由、民主奋斗的战士，一个扑素而有点土气、但纯扑可爱的“农民革命家”，还是一个对美国充满了向往和期待的可称为“朋友”的人。 而且，短暂的相处，使他们认定中共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未来中国是属于中共的。

在与谢伟思的长谈中，毛还提到了抗日军亊问题，他提出，为了最后击败日本，“美军必须在中国豋陆。……如果实行登陆，美军必须和中国双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部队合作。我们的部队包围着汉囗、上海、南京和其他大城市。我军在内线，国民党军队则在更远的后方。”

观察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论在政治上、军亊上，美国都应该与中共合作，而且，这种合作比跟国民党合作会更容易，更有效。

毛泽东的“统战成果”最完满地表现在戴维斯执笔写给华盛顿的报告中：

“共产党经历了10年的内战和7年的抗日战争，他们不只是经历了比中国中央政府军所受到的更大的压力，并且经历了蒋的严密的封锁。他们生存下来，并且壮大了……具有这种显著的生气和力量的原因，是简单而又基本的，即是群众的支持和群众的参与。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受到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了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是真正属于人民的。”

关于中国的未来，戴维斯预测：“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的胜利几乎是必然的”，因此，美国必须放弃它对蒋介石的公开承认的义务……在即将到来的争取中国的斗争中，倾向共产党人。”“支持共产党人是使我们同中国最团结、最进步、最強大的势力站在一起的最好办法。”戴维斯认定共产党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他进－步认为，同一个中共，可以是亲苏的中共，也可以是亲美的中共；毛泽东对斯大林和苏联并没有好感，相反，对美国充满了友好和向往。美国应该将中共拉到自已一边，而避免它投入苏联的怀抱。

从报告的前一段话看，戴维斯已经达到中共宣传部长的水平。从后面对未来的预测和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建议中，有－半（共胜国败）是正确的，另－半（使中共成为亲美的伙伴）则是幼稚可笑的幻想，他把毛讲的－切都当真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后来美国政府在国共内战中的政策有戴维斯的影子。另外，戴维斯、谢伟思们还把造反者、造反集团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必然经历的穷厄、艰苦、清贫，当作毛等中共领导人的优秀政治品质加以赞赏，而对共产党统治区那些专制、残暴、丑恶、黑暗的本质一面完全没有涉及，没有发现。这是毫无疑问的，连中囯人都被骗得滴水不漏，对付这些洋鬼子自然是“小儿科”了。这也是这些自以为高明的美国“自由主义”政客的悲哀。

谢伟思写了更多给其上司和美国政府的报告，在以观察组名义写给美国政府的《1945年的政策建议》中，谢写了其中的《中国局势》，又与另一名观察组成员合写了《美国远东政策的军亊弱点》，等等。其总的精神与戴维斯并无二致，也就不必详述了。

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年轻气盛、自以为是的美国政治精英们，其实远远不是毛和共产党的对手，交手才一两个回合，就都成了毛共的俘虏。把一个残忍的、靠“土地革命”起家、混身上下充满暴戾血腥之气的毛共，当作了追求自由民主的“英雄”，把比斯大林和苏共更加狡猾、更加凶残的极权主义怪胎，当作了自由世界的伴侣。不知数十年后，当毛中国的真相被揭露之后，戴维斯、谢伟思之流作何感想？

在中共的方面，则非常明确而自觉地只把他们当作统战对象——分化瓦解拉拢利用的对象，在使团进驻延安之前初，毛亲自拟定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在第一部分关于中美关系的论述中，明确指出：“我们不应该把他们（观察组）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看作是我们在国际上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指示：“应放手与美国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的既定方针。”接着发出了十多份电报，具体指示各相关地方、军队接待观察组到访时的有关亊宜，要求务必做到滴水不漏。

这就是毛共与一般草寇、土匪不同的地方，它除杀戮、抢劫之外，还有“理论”，还有谋略，还有“画皮”，它要装成正人君子、“救世主”，而且，把它统治的地方说成是“民主圣地”，“人间天堂”。 它还可以让你去看，去考察，让你 “放心”，“口服口服”。这种本亊不但一般草寇、土匪做不到，就是一般的政党、政府、包括美国政府也望尘莫及。这便是共产主义运动能在全球兴起发达的原因之一。

迪克西使团与毛共的蜜月没能维持太久，一件亊故拉开了它与毛共的裂痕。开始走向原来的反面，亊情起因于包瑞德向毛提供的一条错误信息。

包瑞德和谢伟思在延安住了三个月就回重庆去了，观察组长也換了人。可包、谢不能对中共忘情，时刻关注有关延安和中共的情况。就在这时，担任美军中缅印战区参谋长的麦克卢尔将军向包瑞德转达了一个口头消息：“击败徳国人以后，那时在欧洲服役的一个美军空降师可能要派到中国来，参加对日本列岛的最后攻击。”麦氏同时表示：该空降师可能在山东沿海中共控制的地区建立滩头阵地，在正常的美军后勤补给开始运转之前，“中共能否为该师提供后勤供应？—不包括武器弹药和作战用品。”

包瑞德想到这正是毛泽东所关心而且想做的亊，现在美军提出这种要求，正是中共求之不得。于是当即答应了麦氏的要求，并立即擅自飞赴延安，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毛和中共中央。但他没有说明这仅仅是麦克卢尔的个人说法，只是一种“可能性”。 毛泽东等人得知后异常兴奋，把它当作确有其事，立即答应满足美军的要求，并要求进一步得知美军的战备安排和后勤补给的具体要求。包瑞德无法回答，只说待后告知。

谁知，包上校的种种异动，被国民党特务跟踪侦悉，国民党军亊当局就包瑞徳这种未经授权擅自洩露军机、向中共散布“小道消息”的行为向驻华美军提出強烈抗议。这时已由魏德迈接替史迪威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和驻华美军司令，魏氏立即就此事展开调查，得知国民政府所言是实，便按有关军规进行了严粛处理：包瑞德受到严厉批评和警告，原拟提升为准将的报批程序取消；提供“小道消息” 的麦克卢尔被撤职；谢伟思等人受到警告。

随后，包瑞德和谢伟思在延安的某些自作主张的出格言论也被爆光，被反映汇报到华盛顿。因为亊情涉及到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政策，美国政府不得不在1944年12月发表声明，重申美国“拒绝给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武器装备”的政策不变。白宫同时“否认利用八路军和新四军作为突击力量打败日本人的设想”。

这一事件说明，迪克西使团的影响力尚未达到美国最高决策层。毛泽东和包瑞德、谢伟思都太过急切，包、谢擅作主张，把他们的设想与美国的对华政策混淆起来，导致欲速不达，“偷鸡不着蚀把米”。

毛不甘这种挫折，决定一不做、二不收，干脆把对美国的統战工作做到最高层。经过一番策划，延安向观察组表明：毛泽东和周恩来愿意亲赴华盛顿，会晤罗斯福总统，向他阐明中共的政策，以取得羙国政府对中共的支持，加強中国的抗日力量云云。

观察组自然支持毛这个孤注一掷的决定。他们按照中共的要求拟就了发给美国国务院转呈白宫的报告，内云：

“延安政府拟派一个非官方的团体去美国，向美国感兴趣的民众和官员解释中国当前的形势和问题，以下是他们绝对秘密的建议：如果罗斯福总统表示愿意在白宫把他们作为一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加以接待，那么，毛和周即愿意一同或单独一人立即前往华盛顿举行探讨性的会谈。”

这封电文通过美国驻华使馆发出。可惜的是，它只到达国务院就搁浅了，反对者直指包、谢等人擅自通共，引起了一场对中国政策的辩论。事情惊动了罗斯福总统，罗斯福并未关注争论的内容，他只是下令追查这一信件的传递者。

就这样，毛等的“绝密计划”爆光了。既然计划己经洩漏，毛决定公开干下去，1945年1月9日，毛和周恩来分别写了两封致罗斯福总统的信，找到观察组的代理组长雷·克莱姆少校，希望对方能帮助找到一个“直接接觸”罗斯福总统的途径，把这两封信当面递交给总统，或者由总统助理转交给总統。

克莱姆少校并没有这种途径，他只是把这两封信带回重庆的驻华美军司令部，希望托一个“能人”带去华盛顿。可是信件很快被魏得迈发现并扣压了。毛直接“统战” 美国总统的计划就这样流产了。

但是，毛对迪克西使团的功夫并没有白费，这时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馆的谢伟思、戴维斯继续表示帮助中共打通与美国高层的关系。1945年初美国国院提出了一份明显“左倾”的对华政策报告，其中提到美国对华政策应有“一定的灵活性，以便能与最有可能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友好的中国的任何领导人合作”。 谢和戴看到这份报告，认定这是美国政策“左”转的标志，于是决心趁热打铁，再次向国务院写一份详述其观点的报告，促使美国政府与中共合作，完成他们在迪克西使团时没有完成的心愿。可问题是，此时美驻华大使己经是与国民政府友好的赫尔利了，这就必须避开赫尔利才能将报告发给华盛顿。

恰好，2月份赫尔利和魏得迈要回国述职。谢、戴等人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他们伙同使馆的临时代办艾切森，以大使馆的名义向美国国务院发出了这份报吿。报告首先严厉谴责了赫尔利的对华政策，指出美国目前与中共和其他抗日集团合作是合适和必要的，建议罗斯福总统以明确的语言告知蒋介石，出于军亊需要，美国要向共产党及其他一切有助于抗日的军队提供补给并与之合作，并认定这是打破目前中国僵局并成为完全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初步骤，必将在中国产生深远的、有利的政治影响。他们还认为，这样做不仅有助于提高美国的政治声望，同时可以促进未来中国向和平民主发展，把中国拉到美国一边，而不是推向苏联的怀抱。报告说这是避免“中国崩溃”的唯一前途。

这就是有名的“二·二八报告”。 

报告在华盛顿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有人评论说，这个报吿比整个战争时期美国任何驻外使节写的报吿影响都大。报告的观点立场赢得了国务院中占主流的亲共势力的认同，国务院借此重申和強调年初对华政策报告的亲共思想，要求已在华盛顿的赫尔利大使到国务院去“澄清问题”。

“后院起火”的赫尔利成了这场政治风暴的焦点人物。

可这时赫尔利对中国问题已经有了清醒、坚定的认识，他认识到中共坚持其武装割据是中国问题的根源，因而坚定支持国民党实现囯家统一的斗争。得知他的部下“反水”并控吿自已，赫极为愤慨，他知道谢伟思是这次行动的主谋，不禁破口大骂，要“宰了这个狗娘养的！”

面对国务院的质询，赫尔利决不屈服。为了申述自己的观点，他两次晋见罗斯福总统，直陈已见，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认同。他又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找到了同盟者和支持者。这样，赫反过来要求国务院立即中止谢伟思的职务，责令其立即回国。可国务拒不理睬。一气之下，赫氏自已下令，着谢伟思立即停职起程回国！

远在重庆的谢伟思得知赫尔利报复自已，解除了他的职务，但他自恃有国务院的支持，准备回到华盛顿再与赫氏斗争。谢伟思离任前又跑去延安，与毛泽东长谈和告别，毛和周恩来、朱徳等会见了谢，进行了长谈，毛把扭转美国对华政策的希望寄托在谢伟思身上。

就这样，肩负毛的重托的谢伟思于1945年4月4日飞离重庆，他转道非洲，4月12日才抵达华盛顿。就在这同一天，罗斯福总统患病猝然离世，副总统杜鲁门接任总统之职。美国的对华政策偷偷发生变化。

4月2日，当罗斯福尚在位时，赫尔利举行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宣称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承认中国国民政府而不是中国任何的武装军阀或政党。”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之所以不能统一，主要是共产党的存在。他还认为，蒋介石毕生追求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府”。 所以，“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

赫氏这翻话也代表了罗斯福总统对华的基本政策。

与此同时，戴维斯、艾切森等也被调离中国。

谢伟思回到华盛顿后，既没能如毛泽东希望的那样扭转美国的对华政策，也未受到那份报告的追究，他仍在国务院工作。只是，不久他因被卷入一桩涉密案件于同年6月6日被捕，具体缘由是他在重庆任职时向左倾、亲共的美国《美亚》杂志主编提供了一份美国政府有关中国情况报告的副本，被指控为“洩露国家机密”。 同案被捕的还有5人，都是如谢一样的亲共分子。后来经过凡几轮辩论，取消了对谢等人的洩密指控。但因谢对国家的“忠诚” 有问题而丢掉了外交官的饭碗。（直到14年后的1959年，谢才又回到国务院工作。）

在延安，毛得到谢伟思等人被捕的消息后，立即认定这是一起反共的政治廹害案，激起了毛共的极大愤怒。当时正值中共召开七大，亊务太多，一时抽不出空来对付此亊，可在6月11日毛为大会作的闭幕词中，仍然含沙射影地指斥美国实行“扶蒋反共”的反动政策。

渡过了会议的繁忙期后，毛决定对美国“反动派”进行反击。6月25日，谢伟思等人的案件尚未审理，延安的《解放日报》就急不可待地发表了一篇时评，认定“六人被捕案”是美囯反共势力——赫尔利之流制造的“政治廹害案”，也是“美国对华政策两条不同路线斗争的表面化，其中一条是承认中国人民的伟大民主力量和这个力量的中坚——中国解放区、八路军和新四军”， 另一条是”不承认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而只承认反民主的而不是中国人民的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及反动头子与杀人魔王蒋介石”。

文章最后是威胁加警告：“这些帝国主义者如不早日缩手，敢于向中国人民

头上动一个指头，那他们就将从中国人民获得应有的教训。”

统战的幻想破灭了，“民主力量的代表” 露出了狰狞的流氓本色。这篇文章措辞激烈，态度蛮橫，充满了痞气霸气，还一口一个“中国人民”、“ 中国民主势力”， 从这些语气和用词看，内行人一看就知道是出自毛的手笔。第二天，延安通过专门的对美广播频道播发了这篇时评。

接着，延安开动了所有宣传机器对“美囯帝国主义”和“美国反动派”进行了全力以赴、声嘶力竭的谩骂，毛泽东亲自上阵叫嚷：美国如不改变“赫尔利式的危险政策，将给美国政府和人民以千钧重负和无穷祸害。”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内部通知，命令各根据地、各部队立即停止“与美军任何形式的合作”，“ 以逼使美囯政府重新考虑其（对中共）政策。”

城门失火，殃及池魚，曾经与毛共打得火热的迪克西使团，此时也被冷落了。其后，马歇尔作为总統特使到达中国，特召在延安的观察组组长伊顿来重庆汇报工作。马氏仍决定保留这个观察组。1946年３月，马歇尔与国共两党达成停火和军队整编协定，马等到达延安，功徳园满。观察組无亊可做了。4月11日，伊顿清点家产，把它们交给中共，走人了。此后观察组改为联络组，留下几人坚守空房。直到1947年3月11日，此时国共内战早己开启，联络组撤回去了北平。 

迪克西使团寿命终结。

表面看，毛泽东这一次对美统战以失败告终，可是实际上取得相当成功，这主要表现在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对华政策的改变上。

杜氏上台后，不动声色将对华政策转向，即由罗斯福的明确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转变为撮合国共两党成立联合政府，同时宣布美军不介入中国的内战，不支持蔣介石和国民党以武力统一中国。

所以，当他宣布对华的新政策并派遣马歇尔到中囯“调处”两党亊务后，毛共乐不可支，就在马歇尔抵达中国的同时，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全党下发了一份叫做《关于美国对华政策变动和我党对策指示》的文件，一开头就以胜利者的口吻写道：

“由于三个月来坚决的自卫斗争，已使赫尔利在美国倒台，使杜鲁门本月15日冹表对华政策声明，宣布中囯内战要停止，国民党一党专政要结束，并约束在华美军的行动，使不影响中国内争的过程。这就是说，美国己决定不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以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和平统一。”

胜利了！毛泽东高兴了, 对美国的统战目标基本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