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二十八章
季鹏
惨绝人寰的民族之痛：大跃进死人回眸
嘴上天天挂着“唯物论”、骨子里却笃信“精神万能”、“暴力万能”的毛，自从赢得中国内战，登上当今皇位之后就坚信自己的一套是战无不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他发动了大跃进，满以为百分之百稳操胜券，实现它的伟大战略目标。大跃进的初期，摸透了他好大喜功、狂妄不可一世秉性的广大臣仆、爪牙们，为取悦毛而不惜编造出各种惊天的谎言和骗局，将这位狂徒、白痴加暴君送入飘飘然的雾里云端，使其更加相信自己已成为无所不能、无坚不摧、呼风唤雨、散豆成兵的“大神”。正当毛为自己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而自我陶醉、自我膨胀之时，他那乌托邦的肥皂泡终于因为吹得过胀而破灭了！犹如从云端跌到深渊，毛第一次感到了失落，遇上了平生第一次真正的“滑铁卢”！先前倾力制造的当代中国神话，霎那间幻化成千古笑柄、现代版的“天方夜谭”；祸不单行，在此期间毛为策应他的大跃进而挑动的第二次台海危机，也以完全失败告终。而北方那个“老大哥”也最终与他翻了脸，使他在世界共产党“大家庭”中形影相吊，空前孤立。不管多么狡诈善变，惯于把失败说成胜利的毛，此时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大跃进神话己在全世界面前吹破了。他的战略战术变得一文不值，原先以为胜券在握的伟大战略目标也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不过，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并未像拿破仑一样被送去圣赫勒拿岛，他在中国政治上的地位并未动摇，这就是他留下的最大的本钱，为他日后卷土重来、反败为胜提供了可能。
毛掀起的这场疯狂、残忍的暴风骤雨到底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多少苦痛，欠下了多少血债，犯下了多少亘古未有的罪行，这笔账虽然不能算得清楚，但是不能不算，必须对历史、对后人有个大致的交代。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有过初步的揭露，但是还不够，还有很多资料未曾收入，下面，笔者就尽其绵力为那场旷世奇案作－些补充，以便让我们的后辈更多、更完整地得知那场惨祸的真相。
一、1958年，毛泽东对已经形成的大饥慌视而不见
目前一些研究毛或论述大跃进的著述，往往将大跃进的灾难从1959年算起，中共官方的说法，也是说“三年（1959—1961）特大自然灾害”云云。一些著述在统计或推算大跃进“非正常”死亡人数时，也将1958忽略不计。例如，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内有限解密的大跃进年代人口变动、即饿死人的情况，就没有1958年的数据，而是从1959年算起。（据此也就可知，它所得出的饿死人总数3755。8万人是不全面的、偏少的。）其他一些中外学者也是如此。这是非常严重的不足。
从全局看，虽然1958年尚未进入全国性饿死人的高潮，它只是个序幕，容易为人们所忽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决不能忽视这个“序幕”，因为它绝对是比一场大型战争死亡的人数还要多出若干倍的大灾难，怎能忽略不计呢！所以，大跃进的账应该从1958年算起。
1958年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虽然不可能算得精确，但也可以算出个大概。依据当时人口统计资料，1958年，四川、山东、河南、甘肃四省人口平均死亡率为21.11‰，而此前三年平均的、可视为正常的死亡率为7.02%0，前者大于后者千分之十四点零九，这四省当年总人口为1.9亿，这样就可得出其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1.9亿x14.09‰=267.71（万人）。这四省虽然是死人较多的省，但全国其他省份也绝非地狱中的天堂，沙漠中的绿洲，如果以其他20多个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比例为上述四省的一半而论，则当年的全国饿死人数为401.565万人。当然，有人不一定认同这种推算，那么，即使只以上述四省而论，“非正常死亡”已达267·71万之众，难道还不够觸目惊心吗！还可以忽略不计吗？
对1958年饿死人情况的研究，不仅是为了追求那场灾难的全貌和完整性的需要，也是对整个大跃进死人原因的追寻，因为毛对待1958年饿死人的态度，决定了其后的政策走向亦即饿死人的缘由，因为其后只是1958年的发展和高潮。
云南省是首先向中央和毛报告发生大面积浮肿病和饿死人的省份。它等于是大跃进之后第一个向毛为首的中央直陈大跃进与大死人之间因果关系的一份报告书，它让毛皇选择：是保护人民的生命，从而抛弃野蛮、残忍的“大跃进”； 还是继续追求大跃进，而不把人民的大量非正常死亡当－回事。结果毛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就为后来的大饥荒、大死亡一锤定音。
在以谢富治为首的云南省委的极左路线的残暴统治下，云南饿死人的状况早在五十年初期就发生了。据后来的云南省委的报告，早在1952年春，思矛县的龙潭、垻溜两个区就因征“过头粮”发生饿死206人的严重事件，一些死尸任其在河流中漂浮，堆积在河垻旁无人理睬。故而民间传出“新民谣” ：“共产党领导好，把人饿死了”，“ 共产党真伟大，饿死人去塞河埧。”这当然只能引来当局对“现行反革命分子” 的严厉打击，而思茅饿死人事件本身反而被压下不了了之。
1957年7月中共云南省临沧地委报告：其所辖临沧县1956年发生严重缺粮现象，从当年3月至9月，在三个区内饿死110余人。这一事件被压了一年多才被轻描淡写地“处理”。
1957年至1958年，云南发生了大跃进早期最大的饿死人事件：陆良事件。陆良是曲靖地区（著名的石林风景区就在其辖内）的－个县，在1957年时曾发生严重粮荒，县委在群众的压力下被廹开仓救人。结果被上级批为“右倾”，“向地富反坏分子投降”， 县委主要领导人被撤职。新领导上任以后，接受了这－教训，对饥民坚决“见死不救”， 从而导致了饥慌的迅速蔓延，从1958年2月开始，－种因饥饿导致的浮肿病在全县流行，自此，云南当局创造了－个与饥饿死亡相关连的新名词：肿病。后来则把肿病当作饿死人的代名词，实际上起到了掩饰饥慌死人真相的作用。比如，当局的有关报告称，陆良发生肿病率为15·6%（占总人口），死亡率为2·04%，死亡人数为5203人，即企图以肿病作为死人的原因，给人印象仿佛当时是在流行一场瘟疫，以此混淆视听。而实际上，截至当年10月10日，陆良非正常死亡为12912人，这些人虽非全因“肿病” 而死，但却全都因饥慌而死。如，据调查报告，陆良的茶花乡，死亡率达16。7%，死亡人数为1594人，具体死亡原因是：因肿病死亡639人，痢疾死亡225人，伤寒、流感死亡267人，其他死亡306人；在其他死亡中被活活打死的47人，被扣饭饿死的79人，无粮饿死的43人，自杀的4人。
另－个来自泸西县的报告也揭示了死人的具体构成：截至1958年12月底，泸西县共计非正常死亡11775人，其中，因肿病死亡5123人；其他病死亡3295人；无病活活饿死的3336人。泸西县饿死人的惨状不下于陆良县，该县饥慌最严重的脚册、山口管理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20%以上，出现了母亲吃自己的小孩的惨剧。有的人饿得没有办法只好上吊自杀，有的带孩子去找山上野菜，把孩子丢在山上，两天后小孩在山上饿死，大人在家里自杀。有的把死人煮了吃，还有的把自已的孩子杀死后去投案。
云南省死人的另一个原因是直接被干部打死。大跃进中干部作风十分野蛮恶劣，完全不把社员当人看（这是毛要搞军事化蓄意纵容的结果），对群众拳腳棍棒交加是常事，还有就是因被扣饭、扣粮而活活饿死。如泸西县，各级干部亲手打人的占40%，有的干部就是以打人、残人为其全部“工作”。 管理区干部胡某吊打致死4人。治保主任朱某吊打49人，当场打死2人，打残6人，強奸妇女1人，逼奸妇女2人。下坡公社总支委员张某亲手吊打100余人，一个农民偷吃洋芋，被张某用火油烧掉一个手指。
陆良县茶花乡57个队长，只有6个沒有打人，其中19个最恶劣者，共吊打群众536人，当场打死2人，打成重伤囬家死去的45人，致残的16人，扣口粮饿死79人。
富源县黄泥乡一小女孩偷拿包米，被抓住砍断手指。该乡联合社的66个党员，52个动手打人，社主任打了31人，打死2人。全乡吊打当场致死10人，事后死亡11人，关死1人，逼死1人。
（以上引自《墓碑》中关于云南的篇章）
其余各地、县也大同小异，只有死人的程度不同而己。所以，可以说，云南已成了鬼魅世界，人间地狱。总的说，在毛及其代理人统治下的云南，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已成为猪狗不如的畜牲，毛政权的爪牙、鹰犬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对他们进行摧残、蹂躏，弄死一个人有如踩死一只蚂蚁。
这时，全国的大跃进正处在高潮中，各种“卫星” 频频上天，但全国性饿死人高潮尚未到来。
这种情况下，云南省这种大量死人状况显得异常突出。各地、县的死人情况汇集到“云南王” 谢富治的案头，谢骤然感到一阵恐惧，因为，就在一年前，中央公布了对广西平乐地区饿死人事件的处理，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等人被撤职，一些凶手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广西事件公布的锇死人数才五百多人；如今，云南饿死人是它的多少倍？而且情节更为恶劣，那么，作为云南第－书记的自己该当何罪呢？……想来想去，他不寒而慄了。思考的结果，决心主动检查、检讨，争取主子宽恕。
7月27日，云南省委第一次就辖内发生“肿病” 和死亡的情况向中央报告。这次报告具有投石问路的性质，是对毛和党中央在大跃进期间政策意向的－次试探。它尽量把问题说得象－场瘟疫，并把饿死人的数字大大压缩。报告称：“据了解，现有8个专区（州）50多个县发生此病（指肿病），共发病11万多人，死亡2万多人。而又集中在泸西、陆良、马龙、曲靖几个县，共发病8万多人，死亡1万多人。另外，丽江、大理还有痢疾发生，患者上千人，死亡数百人。”但却对发病原因、肿病的实质闭口不谈，仿佛报告一场瘟疫。而且对发病人数、死人数只是大大咧咧的估计，故意装出－副无所谓的样子。
果然，不出报告者所料，中央和毛收到这份报告后根本未引起重视，也许是当时的大好形势冲没了报告的不和谐之音，也许是当政者有意宽容，总之，没有下文。
中央这种态度给谢富治吃了定心丸。这时云南的死人仍在发展，老奸巨滑的谢富治不敢大意，一方面做些善后工作，一方面继续向中央报告，把争取主动的文章做到底。
1958年11月18日，谢以云南省委的名义向毛和党中央送去了题为《关于肿病死人的检查报告》，报吿称：到10月10日，全省累计发生肿病338000人，死亡39712人。以曲靖最为严重，死19072人……报告着重讲了省委釆取的善后措施及效果，省委并作了所谓的检查和检讨。
随同这份报告寄出的还有一份谢富治以个人名义给毛和中央的检讨。谢说，他自己应负主要责任，因为，“省委所负的责任，主要决定于我个人；应得处分，也应由我负责。”
谢的赌博成功了。11月25日，毛在経过认真考虑后对云南和谢的报告作出了题为《－个教训》的长篇批示，其主旨全在为谢开脱，批示说：
“（云南省委的）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的工作可能因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依。”
毛还主动帮谢寻找替罪羊，说：“云南这个错误主要出在县级干部。”“主要是县级”。 毛这样说显然也在为自己开脫，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上就说大跃进中一切错误如刮共产风、浮夸风等等都是县和公社干部干的。但同时他也不想追究县和县以下干部的责任，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是他的政权的支柱，大跃进的骨干，忠实的走狗。他搞大跃进、实行军事化就是要给每一级干部以生杀予夺的权力。死人是他早就预料的事。对他来说，死一些人何足挂齿？
接下去他进一步帮云南省委分析原因并提出改正办法，说这事“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奌叫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就这样，毛帮谢富治和云南省委的责任推托干净，也把他自己不久前气势汹汹的“秦始皇加马列主义” 掩饰过去了。
对云南和谢富治的处理充分体现了毛发动大跃进的动机和意图，也反映了毛主义的反人民、反人类的本质。由于对云南初期的问题不予追究，一方面，促使此后数年云南继续其草菅人命的政策，造成活活饿死、打死八十万人的大灾难（据楊继绳在《墓碑》中推算，仅1958年云南非正常死亡15。12万人，少出生28。53万人；曹树基计算，云南在大跃进中死亡80。4万人）。另方面，使其他省的大员和爪牙们更加肆元无忌惮。促使大跃进全国性大死亡、大灾难的来临。
毛处理一云南亊件为什么与一年前处理广西饿死人亊件的态度迥异呢，这就是大枭雄、大权谋家毛的权术：一年前，那时还没有搞大跃进，在正常的情况下，发生大面积饿死人的事件，那当然是要追究、处分的，否则，中央的权威何以建立?所以，对广西平乐地区发生饿死人的处理，是正常的公事公办。可是一年之后的今天，情况就大不同了，如今毛正在以全部心身进行一场豪睹，大跃进的号角吹响才半年多，刚刚调动了全民的积极性，形势一片大好，这正是气可鼔而不可洩的时候。如果这时候对云南的大死人来个严肃处里，追罪责，揭盖子，那就等于给全国的大跃进泼冷水，急剎车，等于对毛自已倡导的“马克思加秦始皇”自己拆台！大跃进极有可能因此而喪送或半途而废。所以对云南和谢富治是绝对要保的，这是他的“大局”所系，权谋所需。
那么，对于那么多冤死的百姓，又如何交代呢？这个问题，从毛的心底来说，根本不是重要的问题，中国六亿多人，死了几万人，不过是九牛－毛，算什么？毛早在不同的场合就多次说过要打核大战，准备全国死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在收到云南和谢富治的报告之后（或之前），毛就对他的大臣们说过：“大跃进……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这就是毛的观点，大跃进死人是必然的，必须的。人海战术就这么个打法嘛。
后来，云南省委把各级干部集中起来学习毛的指示，说要纠“左”， 要关心群众生活云云。可惜，好景不长，到了第二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的右倾之后，云南省的大小干部听到伟大领袖又要反右了，莫不兴高采烈，想起毛皇－年前对他们的爱护、保护，个个摩拳擦掌，决心要更勇地投入反右倾的运动中去……于是，“肿病” 再度蔓延，死人远远超过1958年。
除了基于大跃进的大局，毛对云南事件的处理还考虑到谢富治的个人因素。看得出来，毛对谢有好感，这种好感可能是长期形成的，但可以肯定，这与谢在云南主政后的表现有关。云南是个“和平解放” 的省份，按照和平协议，云南的“民主改革” 要推迟，并要实行给地主、富农诸多照顾的“和平协商土改”；云南还是个多民族的边疆地区，政治势力复杂，经济落后，很多地方还处在刀耕火种阶段。谢富治主政云南后，以狡诈凶残的毛主义为指导，两面三刀，左右开弓，在反对“地方主义”、 反“ 右派”、 反“右倾” 的斗争中都有突出表现，将上至国民党时期的“云南王” 龙云、下至共产党云南地下党都收拾得服服贴贴。并将云南直接送入“社会主义社会”。 如今，在全国尚未出现大死人的情况下，云南居然饿死、打死了数以万计的老百姓，可见其干劲之大，忠心之可嘉。如此有勇有谋、心狠手辣、能独当一面的大员，难道不是党的宝贵财富、毛要找的接班人吗？
当然，现在谢富治犯错误了，在毛看来，这正是收服他的好时机。这个错误可大可小，可以要了他的命，也可以不加追究。如果在这关键时刻能拉他－把，让他平安渡过这生死一关，今后还愁他不披肝沥胆、忠心不二吗！从来君王都喜欢用有污点、犯过错误的大臣，因为有辬子可抓，绝对驯服，绝对忠诚。这个谢富治送上门来真是太好了！……
对于谢富治来说，这一次顺利过关确实有些令他意外，思来想去，除了感念毛的英明伟大、皇恩浩荡，后半生肝脑塗地以求报效以外，实在没有其他想法了。
毛则一不做二不休，决心要把这场“坏事”变成谢富治的“好事”。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考验，毛确信谢正是他想要之人。1959年8月庐山八届八中全会之后，毛将谢调任公安部长，升任政治局委员。谁都知道，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里，公安部长（或称内务部长）是极其重要、扱其关键职位。谢真的因祸得福了。谢也不负所望，成为毛所依重的心腹大员、文革期间的重要助手之一。文革初期对北京大兴县四类分子的大屠杀，就是谢的功劳之一。要不是谢死得较早，在后来的文革的宫廷斗争中，谢肯定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毛对云南1958年饿死人事件处理完了。但是，云南1958年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完结，原因是当时云南省委和谢富治对中央的报告避重就轻，隐瞞了很重要的情况和问题。就在谢富治向毛和中央报告的同时，云南省委正在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会议揭开了死人的蓋子，犹如洪水冲垮了堤垻，一发不可收拾。在11月17日的会议上，各地报出的肿病和死人数字已远远超过向中央汇报的数字，并且证明死人已经遍及全省，而不仅仅是曲靖等少数地方的问题。会上还爆出了其他严重情况，－个叫新兴水库工地上就活活打死20余人，打残500余人，7人被廹自杀。在21日的会议上，马继孔发言又揭露一个惊天秘密：曲靖县的松林乡死了几万人！却没有人敢向上反映，后来是铁道部的一个连揭露了了这一重大事件。（令人惊诧的是：一个乡死了几万人，是怎么死的？这个乡有多少人？为什么会酿成如此惊天惨案？対这一亊件的査处情况和处理结果如何？这一切《墓碑》原文都没有进－步交待，在此只能存疑）。
这一切难道真的都能骗过毛和中央吗？应是不可能的，因为毛和中央在各省都有耳目和眼线。但他既然已经决定放谢富治一马，就不在乎对方 的问题有多大了，弄死一万人和弄死十万人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云南事件的更大意义则在于毛为全国树立了一个标杆：你们看，云南死了那么多人都不要紧，干了坏事也无所谓，中央会体谅你们，保你们过关。你们就得象云南这么干！
所以，1959年以后，全国就沿着云南这条“道路”走下去！
上面仅仅是讲到云南1958年死人的情况，其实这种情况在很多省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只不过云南比较突出、而且反映到了中央。下面我们再引一段河南的情况作为补充、以资佐证。
张申1958年任河南开封地委书记，周化民时任开封地委工业部副部长，根据任彦芳2000年5月对他们的釆访（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5期），张、周二人回忆当时的情况（摘录）：
张申：1958年冬天，大炼钢铁进行不下去了……
1958年冬，粮食没有了，开始饿死人。那年粮食丰产没有丰收，浪费惊人。上边还不知道真情，冬天还在郸城开粮食丰收现场会，搞“反瞒产”。我看到大大的粮食囤，只是上头有一层粮食，下面全是麦秸、麦糠呵，反瞒产却越反越厉害。
周化民：商丘地区（张申、周化民原在商丘地委工作，1958年2月，商丘地区建制撤销，并入开封地区，张、周二人调入开封地委）五风严重，原地区专员任秀铎和地委组织部长马振藻两人一同指挥修“潘口水库”，毁了几十个村庄，组织男女劳动力几万人，在数九寒天挖此水库，还组织几十个女孩子参加秧歌队，扭秧歌，穿着裙子跳舞。大批庄稼被毁，大块土地荒芜，生活极端困难，劳动强度又大，造成了成百上千人死亡。1958年，他们在商丘北部挖了个“东风湖”，是马振藻带着医务人员、设计人员到苏州、杭州参观回来亲自指挥搞的。全湖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桥和假山。三九天里，北风刺骨，马振藻住在离“东风湖”不远的医院里疗养，逼着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跳到齐腰的水里，挖湖抬泥，结果也饿死、冻死、累死一些人……
张申：这年（指1958年）冬天，副省长赵文甫和地委书记陈冰之一人带一个秘书到下面私访，到禹城杜集，一进村口，就看见人们浮肿得厉害，老百姓哭着说：再不来粮食，就都饿死了。陈冰之从村西头走进一家，看见一个老人在草窝里睡，看不见粮食，见屋里有个小缸，腌着一缸肉，问：是什么肉哩？狗肉？老人哭了，说，那是我孙女的肉哩！
饿的人吃人肉了！陈冰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赵文甫，一块看那个腌女孩的小缸！……
我想说一点真话，讲了点真实情况，还没敢说多么严重，可（到了）59年8月，我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58年死人的主要原因是饥饿致死，但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累死。
周化民： “1958年，党中央提出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进入共产主义而大干特干，人们提出的口号是：
眼熬烂，腿跑断，连轴转，活着干，死了算！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脚蹬地球手托天，要把产量翻几番!”
由上述可见，浮夸风、虚假风始于1958年，高指标、高征购始于1958年，共产风、吃食堂也始于1958年，死人始于1958年。1958年是祸害之始，大难临头。当然，从总体上看，1958年死的人比后其后的两三年少一些，但其肇乱之首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正当1958年的第一波征购任务将农民弄得欲哭无泪、将农村变成衰鸿遍野之际；正当人们翘首盼望“反左” 的时候，北京却传来了毛的“反瞒产” 通知！这不啻又一平地惊雷，将广大农民仅存的一点侥幸之心彻底砸碎，由此，拉开了1959年及以后中国大死人的序幕。
二、1959年后毛－力将大饥荒、大死人推向高潮；河南信阳事件
进入1959年之初，全国去秋的征购粮食任务仍然无法完成，毛泽东忧心如焚，坐困愁城。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忽然从广东传来好消息，原来广东的陶铸等人也为完不成购粮任务发愁，后来他们发明了“反瞞产” 之法，并且旗开得胜，陶铸将这一情况写成报告寄到中央。毛一看如获至宝，一面命将陶的文章在《人民日报》显著位置发表，让全国各级干部学习、仿效；一面立即以中央名义发文向全国推广。
原来，广东与全国其他省份－样，到1959年1月粮食征购工作仍然进展缓慢，而要求返销救灾之声四起。主政广东的陶铸（陶任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书记）认为其中有诈，他相信1958年粮食丰收，怀疑是农民把粮食藏起来了。
1959年1月10日，陶带领－个工作组到东莞虎门公社搞反瞞产试奌。在強大的压力下，东莞的基层干部被廹承认“隐藏” 了三千万斤粮食。陶认为反瞞产旗开得胜，他进－歩提出粮食必须集中于公社，由公社通过各大队食堂供应人们的一天三歺，任何人包括生产队都不得保留粮食的新政策，并立即写下了那篇被毛泽东视为至宝的报告。
与此同时，由趙紫阳率领另一工作队到达雷南县搞反瞒产，趙召开4千人的反瞞产干部大会，不坦白藏粮者不准囬家。结果取得在全县“挖” 出7000万斤粮食的骄人成绩。代价是1人自杀，1人自杀未遂，6人被捕，2人监禁，109人撤职。据后来揭露，其所缴获的粮食实际上都是从各家各户翻箱倒柜捜刮来的，包括往年的积余，也包括黄豆、花生、芝麻等所有农产品。
当时，趙很高兴，以为反瞒产正确，立即给省委送上一份关于反瞒产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也被迅速转送到中央，同样得到毛的高度赞扬。
1959年2月22日，毛以中央名义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在全国开展反瞞产运动的通知》。从这一天起，五亿农民坠入了饥馑死亡的深渊。
陶铸立此奇功（应是对全国人民犯下弥天大罪）实在让他有些始料不及。后来广东灾情和饿死人事件的发展，让他知道自己初始的判断和做法有错。但待到他清醒之后，反瞒产已成全国燎原之势，再想纠正，已经不可能了。
广东的反瞞产运动开展三、四个月之后，各地开始出现饿死人现象。陶铸、趙紫阳发现确实购了过头粮，全省人民己经陷入饥饿的恐慌之中，此时，肿病开始蔓延，饿死人事件频频告急。陶铸想纠正错误，召开了－次专门检讨粮食问题的会议，承认对粮食产量作了不切实际的过高估计，购了过头粮——真实的情况是：1958年广东粮食产量比上年減少31·3万吨，加上办食堂，提倡放开肚皮吃，大炼钢铁，浪费不少，所以总的说1958年粮食不是比上年多了，而是少了。反瞞产时对此作了相反的估计，这就把人们逼上绝路。（1959年广东粮食又比上年減产15。7%，1960继续減产。）把问题弄清楚后，陶铸决定停止反瞞产，他到潮安，就反瞞产问题向当地人民道歉。可惜这一切为时己晚，这时反瞞产已经成为毛泽东发动的全国性运动，陶铸不可能与毛对着干了。后来广东大多数地方先后陷入大饥荒之中，发生了罗定、高要、南雄等地方大批饿死人事件。后根据官方的人口资料推算，广东在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48万多人，因饥饿少出生157万人。民间学者曹树基推算，大跃进中广东直接饿死亡65·7万人。特别恶劣的是，有的地方守着粮食让人活活饿死。罗定县在大饥荒饿死人时，县里的粮库尚存有1100万斤大米，由县委书记傅正时一个人掌管。这位傅书记嗜粮如命，视人命如蚁，坚决不肯拿出一粒米来救人，有频死者在床上哀嚎：“共产党，给点粮食吧……”一直喊到断气。这位书记因太过残忍、民愤太大后曾被判处死刑，但未执行。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反右倾、拔白旗，给傅正时平反，还让他当了法院院长。这就是毛泽东的干部政策和是非观。
毛得到“反瞞产”这根救命稻草后，立刻在全国刮起了反瞒产的十二级台风。现在我们继续前面河南省反瞞产的一些情况。
潢川县的做法更多地体现了毛的“教育农民”思想。县委的做法是先礼后兵，恩威并施，以教育开路。他们先是让各地组织农民免费集体观看当时－部有名的叫做《刘介梅》电影，说的是一个农民刘介梅“翻身忘本”，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肻将余粮卖给国家。最后觉悟过来了，坚决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络，带头卖粮。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说法，共产党领导农民杀地主、斗富农、分田地，是共产党对农民的大恩大德，农民应该世世代代牢记并永远报答党的恩情，否则就是忘本。
但“看戏”之后农民们并没有拥跃交粮。于是，县委召开有六千人参加的反瞒产动员大会，会场由武装民兵戒严，会上当场揪出了60余人在大会上批斗，为了增加恐怖气氛，又从监狱里提出4名在押人员，五花大绑在大会上宣判。人们在寒风中站立了一天，很多人在会场晕倒。在散会后回家的途中，有19人倒地饿毙。而这时“教育” 运动才开始。
固始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兼郭陆滩公社书记李西振发明了“万人大会征粮法”。李先后在郭陆滩召开了三次万人大会，所有社员都得参加，会场布布满岗哨，四周架起机关枪，充满恐怖气氛。第一次大会勒令与会农民每人带10斤粮食向大会“献礼”。在会上布置反瞒产任务，有18名生产队长表示完成任务有困难被当场逮捕。第二次每人要带鸡、鸭、鹅、猪向大会“献礼”；第三次无食物可带了，搜刮的黑手却不肯罢休，责令将家中所有有用物品，如铜、铁、器皿，衣服，棉被之类带去“献礼”。有的人实在交不出物品，被在会场的武装民兵将其穿在身上的破棉袄脱下，撕开掏空其中的旧棉絮交给大会。固始县推广李西振的做法，在各公社召开了40多次这样的万人大会，将农民的口粮、牲畜、家财搜刮一空。农民叫万人大会为“杀人大会”。
开万人大会只是反瞒产方法之－种，更多、更残忍的是在大队、小队现场逼粮、现场拷打，除了一般的吊打之外，其他刑罚还有：冬天冷水浇身、拔头发、割耳朵、竹签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木棍）通阴道、活埋等等……凡是听说过或是在旧小说中看到过的刑罚都用上了
在这哀鸿遍野，人自相食之际，那些公社干部、凶手、刽子手们吃的什么呢？以槐店公社为例，公社食堂分三个等级：大灶、中灶、小灶，书记吃小灶，委员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小灶顿顿有肉、鱼、鸡蛋、油炸花生仁……一次，有十三个骨痩如柴、嗷嗷待哺的孩子到公社来要饭，想从他们的残羹剩饭中讨一点救命。这帮毫无人性的强盗，居然下令将这13个孩子拖到公社后面的山谷，令其全部冻饿而死。
这就是毛泽东所称颂的共产主义“供给制”、“战时平均主义”。阿克顿勋爵的名言、铁律：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在大跃进中再次得到充分体现！
如此饿口夺粮，草菅人命，是否当时国家真的粮库告罄、对城市和其他非农业人员的粮食供应危在旦夕呢？答曰：相反，粮库充盈。以全国饥荒最严重、死人最多的1959——1960粮食年度（即1959年7月至1960年6月）为例，按每月库存计算，国家粮食库存最多时（1959年11月）为887。03亿斤（这是贸易粮，毎斤等于原粮1。2斤，下同），最少时（1960年5月）286。22亿斤。就按这个最低的库存量，也足够供一亿人吃一年以上。把它的一半用于赈灾救人，－个人也不会死！
是否因为粮食征不上来，影响了粮食出口、使毛的军事工业化受阻呢？亦非也。1959年，毛政府粮食出口达415。75万吼，比上一年度的209。26万吨增长98。7%。大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粮食出口仍达272，04万吨，超过大跃进前正常年份。
又以全国饿死人最著名的河南信阳地区为例，据当时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说，1960年4至6月，信阳的国家粮库里，还有10亿多斤库存，再加上当年产粮29亿斤，整个信阳有存粮40亿斤，如肯开仓赈灾，信阳地区可以不饿死一个人。
又有下面一组数据：1959年粮食实际产量比上年減少三千万吨，毛泽东却作出当年出口粮食419万吨的决定，用于换取美元和黄金以加快原子弹试爆。结果，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2005年公布的数据，1960年全国有1155万人“非正常死亡”。按当时每人每年324市斤粮食可维持生命的标准，而如果不出口419万吨（83。8亿斤）粮食，转而用于救济饥民，可保证不死一人
（以上根据《墓碑》中的材料）
毛泽东是怎样看待当时的粮食问题的呢？首先，他坚信创造了粮食丰产奇迹，因此坚持按他想象中的产量征购，这是一切灾难之源。如，1958年9月3日，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今年（粮食）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倍，即有可能从去年的三千七百亿斤，增加到七千几百亿斤……今年如果搞到七千多亿斤粮食，眀年如果又翻一畨，就是一万五千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这么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餵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是可能超过一万亿斤。”9月中旬的一天，毛在武汉对王任重说：“许多事情看起来怪得很，要就沒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番，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为此，他给中国科学院下达了如何消化多余粮食的科研课题（大饥荒之后，改为“如何发展代食品”的课题）。
主管农业的潭震林跟毛心心相印，他最初估计1958年全国粮食总产超万亿斤，受到包括彭德怀等人的批评和质疑。在1958年11月16日谭向中央和毛的报告中，將总产減到8500亿斤，最后他说“退－步讲，总不致少于7500亿斤， 可以照此数公布。”于是，毛将将7500亿斤作为1958年“钦定”的粮食产量。它比实际产量多出至少3000亿斤以上。
后来毛又据此钦定1958年征购粮食任务为1200亿斤，还认为己经留有余地。经过毛开动他的全部暴力机器，折腾了半年，打死、逼死、打伤、打残数十万人，实际完成1113·5亿斤，比上－年度多征购195·14亿斤，增幅为21·25%。《墓碑》作者说，如按实际产量4000亿斤计算，1958年度的征购量应为850亿斤，实际多征购了263·35亿斤（1113。35－850）粮食。也就是说，这263·35亿斤粮食，是用当年267·71万人（前面提到的1958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的生命和白骨换来的，相当于每死－条人命换得－斤粮食。
由于征购计划严重脱离实际，次年，即 1958——1959粮食年度的粮食征购工作－开始就陷入困境，毛便认定是农民有意与他对抗，扫他的“面子”。 他一心一意寻找例证，借此发动对农民的反攻和镇压。
毛的心腹侫臣谭震林迎合毛的心理， 1959年2月21日，谭在十省市小麦座谈会上说：“现在粮食问题主要是心理状态，并不是实际上有什么粮食问题。河南整社还没有结束，据说就搞出来成百亿斤粮食。为什么这样的丰收他们还要打一些埋伏？这是－个心理状态。”应该说，在制造这场空前的死人大灾难方面，谭震林的助纣为虐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
谭震林的说法十分契合毛的心意。几天后、毛在2月27日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说出了他深思熟虑后的看法，他说：
“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之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任务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瞞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 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有过之而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竞是怎么－回事？我认为……主要地应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採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求答案。”
在这段话中，我们看到了毛对农民极湍仇视的阴暗心理，他先施展了倒打－耙、颠倒是非的手法，把1953年和1955年他发动的向农民抢粮、抢农产品、导致大量无辜农民死亡的“统购统销” 运动，说成是农民大闹粮食“风潮”， 让人听起来是农民挑起事端，他毛泽东和共产党只是个可怜的受害者。而这一次，农民又“挑起了”更大的“粮食风潮”。面对农民的挑衅，他毛泽东和共产党忍无可忍，却还得忍着。多么可怜。
接下来他故作高深，故意反问他的臣下：这次农民在大豐收的情况下，一面瞞产私分，一面还要掀起“缺粮” 风潮，这是为什么？接着毛告诉他的臣仆：（除了农民本性自私、可恶之外）还由于我们实行的是“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 这种分配体制造成的。这种体制下，粮食主要归生产队掌管，生产队长是不脫产的农民，所以粮食实际上是放在社员手里，他们要瞞产、要私分、要“深藏密窖”都很容易。反之，如果以社有为主，粮食掌握在公社手里，就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了。这也是陶铸提出的解决瞞产私分问题的最根本办法：除了公社和食堂，任何人不得私自保有粮食。
可是，老奸巨猾的毛却又来个欲擒故纵，他说现阶段还得实行“基本队有、部分社有”， 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以利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就等于给他在全国的爪牙出了一道难题：既要当婊子（完成征购任务），又要树牌坊（不改变队为基础的所有制）。毛知道他的爪牙是不可能同时兼顾到这两条的，但那是他们的事情，反正本皇己有言在先，其余就是你们的责任了。后来河南信阳地区发生的饿死、打死上百万人的惨剧爆光，毛就装作不知道，他说那里发生的亊情根本不是他的政策，而是地主、富农、反革命搞政变，凡打人、杀人、抄家要粮食的都是“国民党”干的。
但是，实际上人们已经看到由毛拟定的反瞞产通知中满含杀机。《通知》认定各地征购任务完不成，不是因为没有粮食，而是存在严重的、普遍的“瞞产私分”。通知指出：“公社大队长和小队长瞞产私分粮食－事，情况严重”，“在全囯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生产小队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白天吃萝卜缨，晚上吃大米”。“ 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因此，必须对农民进行 “坚决的教育”！ 这不是清楚地告诉他的基层爪牙要用一切手段“坚决”去抢粮吗！
所以，反瞒产通知下达之后，毛的各级爪牙都看出了主子的震怒，看出了毛对农民的复仇心态，干是迅速行动起来，为毛“出气”， 完全丢弃了多年来的一切伪装。
辽宁铁岭在开展“査粮挖粮”中提出：藏一粒粮食，就等于私藏－粒子弹；谁藏一粒粮食，谁就是反革命！
四川荣县第一书记宣布：“要粮不要人”。“有粮不交者打。”“上级打下级，一级打－级，干部打群众。”该县光是长山、人和、刘家三个公社被打死的生产队长就有7名。各区、公社、大队、生产队还设立起了自己的监狱、劳改队、警察等。
甘粛的通渭县县委书记向各公社下达命令：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
…………
“反瞒产”开展还不到一个月，农民看清了毛政府要粮不惜将他们活活饿死的谋图，为了活命，于是设法偷偷外逃。本来“逃荒”是历朝历代农民荒年活命的传统老办法，因为中国地大，各地丰歉不同，也许逃到收成好的地方，或者城市里有钱人多的地方尚可活命。历代的统治者也鼓励农民逃荒自救。
但是毛就不同了，他意识到这是农民在与他的“反瞒产 ”运动对抗，岂能容忍此等“刁民”耍奸！
1959年3月，即在“反瞒产”一月之后，毛立即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之名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盲流”一词自此出笼，以后凡有农民外出打工甚至寻亲访友者，公安部门均以“盲流”之“罪” 抓捕，或收容教养，或判刑劳改，或遣回原籍斗争）。这一着实际上是阻断农民逃生之路，让其在家坐以待毙，何其毒也！
这里应该说明一下，按照当时城里的情况，即使允许农民外出逃荒，大部分人仍然是难以活命的。因为当时城里人也实行严格的定量供应，城里的一般人也是半饥半饱，以“瓜菜代”勉强活命，也有大量城里人在那几年中被饿死（据198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解密的档案，从1959至1962年“非正常死亡”的人口中，城镇人口达686.3万人）。但是，总的说，仍然不排除有一部分人可能逃荒活命，如早期跑到边疆农场的人，有亲友投靠的人，有手艺特长的人等等。所以，不准逃荒都是一条古今中外未有的恶政、毒政。
毛的意旨就是圣旨，各地纷纷闻风而动，要求“限期消灭外流人员”。如何消灭呢？首先是进行全方位交通封锁，不准人外出。水陆要道、车站码头、村口山隘，全部设卡放哨，由武装民兵把守，发现有私自外逃不听警告者，民兵可以开枪格杀勿论；其次，严格控制人员流动，外出人员必须经过严格审查，由大队以上出具证明；外来人员凡发现未持有大队以上证明的，立即拘捕。各级治保会、公安机关不分日夜巡査、搜埔。全国立即变成恐怖的大军营。再次，强化城镇对“盲流”的抓捕，城镇所有机关、学校、工厂、街道一律不得收留农村无证外来人员，“街头、交通要道不得有一个流浪汉。”大城市出入检查尤其严格，因为那里有外国人，毛政权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内外有别，铁幕政治，如果让外国“友人”看到了农村来的乞讨人员，那将是最不能容忍的大罪之一。
未逃出来的农民肯定是不能外逃了。已经逃出者，除了早期一些已经进入边疆农垦农场或在城市“隐蔽”下来的以外，一般流浪者难免不被抓捕的命运，这些“盲流” 多被投入收容所或监狱。在毛帝国，这是专门以折磨人、草菅人命为职志的魔窟，到了那里，当局并不是将他们遣返回原籍了事，而是象猫扑得了老鼠，先将其戏弄、侮辱一番，然后折磨得让他们慢慢死去。河南港川县公安局将抓获的盲流送进监狱，但不供给食物，让200多人活活饿死；驻马店镇收容了“盲流”350多人，也全部被活活饿死。潢川县设立了67个收容所，外逃者抓到里面先过三关：一审讯，二搜查，三毒打，然后是强制劳动，却只给很少食物。这67个收容所共收容外逃人员9330人，在收容所里被毒打致死的2195人。如此残忍的大规模屠杀，只须“收容”盲流单位的头头便可决定，真正是人命如草芥了。
除了坚决贯彻毛的“反外逃、抓盲流” 政策之外，各地还无师自通地捂蓋子、封锁消息，严查上访人员。有的农民把最后一点求生希望寄托在向上级、向中央反映、求救上。但是，当局的行动比农民更快，各地邮局被勒令检查、扣缴一切有“上告” 嫌疑的信件、电报，并対发信、发报人严加追究。后来统计，信阳地区扣查信件12000多封。有－个村的党支部共23名党员，饿死了20个，剩余的3人毅然向省党委写了一封求救信，因为怕被当地邮局扣圧，派人千辛万苦跑到许昌去寄。这封信确实寄到了省委，并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看到，可是这位戴大人要令那三位党员失望了，他毫不迟疑地将信件批囬原地处理，并要求对发信人严加査处（这是全国统－的做法）。
然而，由于死人太多，告状的渠道太多，当局防不胜防，终于有一些漏网之鱼把消息带到了北京，带给了有关部门。另外，由于死人太多，河南省的一些官员自己也害怕了，不得不向上级透露了一点真相，以探听上边的态度。
1960年2月，内务部－位处长到信阳调查了解，得到了全地区饿死20——30万人的初步信息。这位处长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况。1960年4月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派李坚、李振海两位处长到信阳调査，正式揭开了信阳事件的序幕。
两位李处长三下信阳，历经艰辛，终于基本弄清了信阳事件的真相，死人总数最后确定为105万。但官方后来的正式报告只承认为93万。
当毛泽东得知信阳事件爆光后，他的第－反应是赶快给事件“定性”， 寻找替罪羊。 这年10月，毛对信阳事件发话批示：
“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
“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減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这就是毛泽东的逻辑。派出的中央调査组只能按照毛这个定调行事，以后所有文件、报告均以毛的定性作结。调查俎给中央的报告称：“从群众的控诉揭发的事实看，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指示：信阳问题的性质千真万确是反革命复辟，是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地主、国民党对劳动人民的残酷阶级报复。”
明明行凶的都是共产党员、各級干部，明明是各级干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执行毛的“反瞒产” 指示，如今却硬说他们是“地主、囯民党、反革命” 搞复辟，如何能叫这些人口服心服？这些人有的跟随毛“革命”了十几年、几十年，怎么忽然成了地主、囯民党、反革命了？地主、反革命不都是我们杀的吗，怎么我们变成地主了呢！
然而毛却充耳不闻，仿佛他忘记了河南和信阳是他治下的一片土地，忘记了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是他在大跃进亲手提拔的爱将，信阳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地，是第一个在全国实现了公社化的先进地区。河南和信阳在大跃进中还多次受到他的无数次赞扬。怎么转瞬之间变成了“国民党统治区”了呢！
为了自圆其说，毛又运用“阶级分析法” 堵塞人们之口，他 说：信阳地区18个县、两个市的书记中，有9个娶的是地主的女儿。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地主的代理人”。
但是，如果按此逻辑，当年娶了官僚地主女儿贺子珍的毛，应是中共党内最早、最大的地主代理人了。——当然无人敢这样质问他。
毛祭起他的魔法，将信阳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掐去，使之变成了一桩“地主、国民党复辟”的无头公案。然后命令：“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敌人彻底打倒，把坏事彻底揭出来，把领导权夺过来，把局面彻底扭转过来。”
于是中央、中南局、河南省委的工作组纷至踏来，在信阳地区迅速掀起了一场土改式的“民主革命”，可叹毛的那些忠实的爪牙、走卒、凶手，转眼间竞被当作地主、国民党特务稀里胡凃被“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充作了冤大头、替罪羊。而毛这个真正的元凶、最大的“始作俑者”，不但平安无事，还又一次充当了人民的“大救星”，受到那些幸存者们的千恩万谢，热泪盈眶的歌颂。
不过毛心里有数，他知道，虽然这些忠实爪牙都必须充作替罪羊，但他在给他们最后处分时必须区实行“区别对待”，手下留情。对那些最底层的直接打人、杀人的凶手，必须毫不手地软杀一批、关一批，以平民愤；对区县以上干部，则应尽可能保护他们，从轻处罚；对高级爪牙则全部赦免。这样才利于稳住大局，继续赢得他的部众、臣民的拥戴。
负责直接处理信阳事件的中共中央监委和中南局，原计划在信阳地区每个大县杀800人，小县杀400人，毎个大队杀3至5人，全地区杀上万人，认为这样才能告慰那百万冤魂。计划呈报到毛，毛否决了这一计划，他要尽可能保护那些凶手、他的政权骨干。对其中县以上干部，实际上只给予象征性惩罚。值得提出的是，在上报的材料中有两位县委书记即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因其治下死人太多、情节太恶劣被建议判处死刑。毛思之再三，说：“我还没杀过县委书记呢，改判死缓吧。”结果马龙山判了死缓，杨守绩只判了几年。其他的也都只被判三、二年。这些人进到监狱后仍吃“干部饭”， 没有受到虐待，而且不久就又都被释放、平反了，有的官复原职，有的另行安排工作。信阳事件的罪魁祸首、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只判了三年。后来也平反了。至于省级干部，都平安无事。河南第－书记吳芝圃，实为河南之大屠伯，信阳事件之总后台。但未被追究责任。中南局书记陶铸揣摸毛的意图，说：吳芝圃忠诚可嘉，不存在犯“路线错误”的问题，可不予处分。毛顺汤下面，把他平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后来吳到中央开会，自已选择坐在后排。毛见了他哈哈大笑，叫他坐前排，鼓励他振作起来。可见毛对个大刽子手始终情有独钟，关爱有加。
从整个信阳事件的处理中，我们不得不叹服毛的痞子精神，也再次领略了他那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指鹿为马、倒打一耙的“无产阶级”流氓政客的“风釆”。一切以他的利益、他的需要为中心，把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所以他“永远正确、光荣、伟大”。
“信阳事件” 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或许信阳死人比其他地方多些（据说南阳地区比信阳死人更多，达130万。还有一个说法，信阳地区饿死人总数为400万，占总人口百分之五十。这些说法未得到确认）。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列外，就是它被揭露了，而类似的、尚未揭露的事件不知尚有多少！河南其实也不是大跃进死人最多的省份，四川和安徽都远多于它；如按人口比例，死人高于它的顺序则是：安徽、四川、贵州、湖南、甘肃，河南排第六位。所以我们应从河南移开视线去看看其他地方的情况。
三、“吃人” 扫描
从新千年开始，大跃进中大死人开始被揭露、爆光，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其中“人吃人”现象。
先看四川的“人吃人”。
1960年3月26日，四川灌县县委在一份反映农村阶级斗争“新动向”给温江地委的报告中，列举了阶级敌人新“罪恶”的两个例子，事情性质是相同的，那就是“吃死人肉”。
第一个案例是：“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性，41岁，地主成分。51年丈夫病死，为逃避改造，52年与贫农唐前武结婚。3月16日晚，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发觉，管理员具棺埋葬。当晚其妻潘素华以假悲之情，叫社员埋浅点。回家后将菜刀磨得锋快，当晚夜静更深，潘带上锄头菜刀、背篼等物，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挖出肚腹将全部上躯背回家中煮熟自食……为了及时有力地打击阶级敌人，已将潘素华依法逮捕。”
第二个案例：“崇义公社三管区二队富裕中农周玉光，女，现年39岁。周对现实极为不满，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直至公社化才入社。3月16日下午竟将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砍去头部并将肚腹挖出丢在河里，将身拿回家煮吃……”
这两件存于官方文件的吃人事例，因为吃人的是“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所以得以揭露在案。报告者对于其他情况则闭口不提，仿佛上述两案只是特殊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的反映。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近年来一些勇敢者或拿起笔回忆，或采访亲历者，记载下了当时四川人吃人一鱗半爪的实况，使得这些被当局严密封锁的史实终于重见天日。
原四川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在其著的《坎坷人生》（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中提到：“……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了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长宁县是个烂摊子，20多万人口就饿死了7万多。肿病流行，省委调拨了些粮来，社员又无钱买……”
四川温江地区崇庆县离休老干部郑大军用文字回顾、记录了他亲身经历的骇人听闻的史实：
党对不起农民啊，和平时期，比世界大战死的人都多，可至今没有给人民一个正式的交待。
1958年我26岁，是县委农村工作组的副组长，在放卫星的第一线——东阳公社二大队蹲点，检验大跃进的成果。我蹲点的地方属丘陵地带，土地肥沃，风调雨顺，盛产水稻、小麦和玉米，兼产豆类和红薯，本来算传统的富庶之乡，可共产风一起，一夜之间天翻地覆。
直到两年后，我率领整风整社工作组一行4人，从几个方面进驻同一个地方，落实农业“十二条”......
曾经风光一时的公共食堂一派破败，靠厨房的隔墙已经打掉，以增加伙食的透明度。上百号社员排着长队，捧着碗无力地绕着砌在地上的大灶台绕圈，领取一勺照得见人影子的午饭。这是将政府救济的陈谷子连壳带米舂细，再下锅狠熬出来的糠米粥。后来了解到，是因为工作组大驾光临，大伙方能领到如此“见米”的上等货色，若在平时，一日三餐清水煮红薯，一人两小碗，或者清水煮野菜......
我们四个人躲在门外，观察了好一阵，组员老王示意大队支书不要声张。......人们领了饭，迫不及待往嘴里倒......终于，所有的人都坐下来，围成几个圈子，有一半以上的人在舔碗，非常专心，仿佛要把已经透亮的碗舔穿......
趁我们发愣，大队支书却按捺不住提步进门大吼一声：“欢迎工作组同志！”
于是全体起立鼓掌，我们只得露面，招呼大家。不料社员们却有节奏地边鼓掌边背诵：“公共食堂好，人人吃得饱，感谢毛主席，感谢党领导！”
一连背诵三遍，就有五、六个人因元气消耗过度，倒地昏厥过去。我叫救人，老王掏出临出发前带的一封压缩饼干，泡在开水里搞散，依次灌了。
当晚召开社员大会……散会后，大队支书埋怨说：“现在才来纠正共产风，意义已经不大，因为这两年大伙偷的偷，拿的拿，集体财产都搞光了，连米糠缸子也给砸了。大河断流小河干，住在自家屋顶下（指归还各人的住宅——笔者）有啥用，瓦又不能吃。”我批评这种悲观情绪，大队支书顶撞说：
“凭共产党员的良心，我这个书记没有亏待社员，除了上面领导视察时陪点吃喝，我没有搞明显的等级。饿死的社员一年比一年多，我不难受么？可后山的五大队咋样了？都吃人了……”
我们大吃一惊，我打断他的话：“不要乱讲，要负责任的。”大队支书把胸脯擂得崩崩响：“百分之百负责！我闺女前天逃回娘家来，说他们生产队几岁的女娃儿都快吃光了。”
事关重大，当机立断，我派老王连夜赶回县委汇报，我则立即去后山五大队……
经过细微而又艰难的调查，东阳公社五大队第一生产队人吃人的内幕终于揭开:全队共82户491口，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期间，就虐杀并吃掉七岁以下女童48名，占全队同一年龄女童的90%，83%的家庭有吃人史。最早发现吃人的是生产队会计王解放，据他供述：1959年底，公共食堂无米下锅，经常变相断炊，所谓“变相断炊”，即灶房只供应白开水，而把从社员们牙缝里强制结余的渡春荒救命粮扣下来，供党员干部们夜半三更时享用。因为“群众垮了干部不能垮，否则就失了革命主心骨。”
按当时的政策，公共食堂之外的私自开火属违法行为，所以干部们半夜填了肚子，还肩负着巡逻的重任，要保证家家房顶不冒烟——如此“坚壁清野”持续了一年余，而唯一的熟食来源公共食堂又名存实亡，广大群众只好满山疯转，捞着啥吃啥。树叶、树枝、草根、野菜、地菌，后来连整张草皮也争先恐后铲回了家。觅食中毒的青壮年居多，口吐白沫，面带土色，有的咽气时还发出“哞哞”牛叫（声）。连蚯蚓和地蚕也成了稀有美味。四川四、五十岁以上的社员，普遍嚐过观音土（有的地方叫白缮泥，一种有光泽的白色粘土），饿疯了的人们在生死关头用它充饥，一撮泥一口水，两眼翻白地仰脖数次，肚皮就沉甸甸的，并且越来越沉，终于，饿转化成痛。当人们抱着肚子倒地打滚、痉挛，有效的救治方法就是灌服超量的泻药：生菜油、桐油，最厉害的是含毒的蓖麻油，化泥的同时也化胃肠粘膜，令你最终走向胀死的反面：泻死。
尽管如此，观音土仍是宝物，它带有腥甜味，进口感觉似乎比锯齿草还要好些。
所以，人们掏泥把山都掏亮了——王解放说——人吃人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开始的：
那晚轮到我和出纳、保管巡逻，已是下半夜，我们沿着村子转了一大圈......保管员突然说：“我看见冒烟了！……我们一下子来了精神，就趴在一堵山后面仔细观察，果然有几丝谈烟兜着圈儿顺风斜飘。我们对队里的情况了如指掌，此刻却不敢相信这烟是从莫二娃屋顶冒出来的，人家可是老实巴交的贫农，家里八口人饿死了两口，也从来没有犯过政策！况且这年月有啥可煮的！
……我们迂回包抄，还匍匐前进一会儿，我望见二娃婆娘蹲在屋檐下屙屎放风，大冷天也不怕冻掉屁股……
我们从后门撞入灶房，手电一打亮，莫二娃那一窝“耗子”就乱窜开了。我喊：不许动，保管员举起鸟枪，朝天轰一炮，把房顶冲开了个窟窿。慌忙中，不晓得谁踩翻了地下正咕咕冒泡的盆，烫得我们直跳脚......点灯！我揪住莫二娃命令，这狗日的仆地瘫了。出纳摸出火柴，划燃马灯就地一照，顿时傻了。在去年被掀掉的灶台原地，莫二娃又掘了口地灶，平时用石板扣着，要煮东西时才挪开——他这次煮的是自己亲生么女，三岁的树才妹......当锅用的脸盆四周，到处是小拳头般的肉砣砣，出纳弯下腰，用筷子戳起一砣，热腾腾的举到灯前看，差不多快熟了，人肉皮薄，一煮就蜷成诱人的一团，把个保管员看得眼发绿，直吞口水。我急忙扯他衣角，叫寻根绳子来捆莫二娃。话音没落，莫二娃嗷的一声，倒地还伸手抓了一砣肉就塞进口中，我估计是小腿肉，因为我们卡脖子撬开他的咀时，那牙缝里还嵌着竖条的瘦肉丝。既然做老子的开了虎口，这一窝野种就疯了，当着我们的面，一人一砣肉啃......（保管用枪）抵住莫二娃，我按住将他捆了。待把这男女老幼五口捆成一串，押到大队，天已大亮。
......大队支书怒不可遏，权充法官升堂，莫二娃一家却在阶沿下呜呜咽咽，叫起冤来。他说:树才妹生下来就缺奶，连米汤都没有喝饱过，好不容易熬到三岁，连路都走不稳，她命里只该活那么大。支书大吼：晓不晓得随便杀人，国法难容？莫二娃回答：与其饿死，不如让她提前咽气救全家。二娃婆娘磕头哭诉：我们全家都吞了观音土，没油荤过不去嘛，妈心疼的树才妹哟，下辈子投胎莫变人了。莫二娃一家被扣押一天，大队干部们再三研究和权衡，为了自己的官帽，决定压下这桩吃人案，把莫二娃一家放了。
（引自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上巻，第十九章“共产主义地狱” 下，有刪节）
郑大军的回忆还很长，我们暂时引用到这里。笔者还把其中一些咒骂莫二娃的话删去了，因为笔者认为，真正丧尽天良残忍远远胜过野兽的不是莫二娃，而是将莫二娃们辛苦生产的粮食抢光将其逼成野兽的毛共！在将人逼成吃人野兽之后，反过来却说要维护人道、维护法律，这难道不是强盗的逻辑、“野兽”的法律？
这个故事还有下文。莫二娃被放，社员们就误以为“吃人”是“上面”准许的，因而吃人骤然成风，心狠的就在自己家人中下手；一般人就带着眼泪与邻居或其他人“易子而食”。还有一些更有心计的社员，去到远处绑邻乡邻队的娃娃来“充饥”。还有的将捕野兽的招数用了出来，到处挖陷阱、设兽夹，捕着谁谁便成了食粮。有一种外表涂上油的“糖果”叫“欢喜豆”，做成糖果模样，闻着有些油香，里面是炸药，过去用于炸狼，现在没有狼了，便专门用来诱炸小孩。
这莫二娃既然敢吃自己的亲生女儿，后来便又用“欢喜豆”炸死邻队两个男孩，被以故意杀人罪逮捕，判处死刑。莫在临刑前突然大喊一声：“我冤枉！”吓得行刑的民兵不敢开枪，换了法警才将他毙了。其他杀人、吃人肉的都被抓的抓，杀的杀，判刑的判刑，只是判决书绝不提原因和背景，只以“故意杀人”、“参与杀人”判罪。当然，当干部的没有一个被判罪，因为他们不需要“吃人”。
除了河南、四川，安徽也是重灾区，按死人比例，安徽高居全国第一。亳县（现亳州市）曾经是安徽大跃进中的先进县，也是死人的“先进县”。
安徽和亳县的死人首先和公共食堂密切相关。
毛泽东对在大跃进中产生的（实乃毛摧生的）农村公共食堂情有独钟，将其称为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新生事物大加赞扬，极力推广。1959年春后，因公共食堂一度因无米下锅，纷纷倒闭。毛心有不甘，庐山会议之后，毛下令各地要把食堂恢复起来，要把支持食堂重新开张作为保卫社会主义阵地、维护大跃进成果的－项重要工作来抓。此后，直到大跃进以惨败告终，毛始终抓住办农村公共食堂不肯放手，千方百计要求各地继续办下去。
究竟为什么使得毛泽东对食堂如此“宠爱有加” 呢？难道他真的担心农民失去这一“天堂享受”吗？这时食堂早己不提“吃饭不要钱” 了，而且因为它坏事做绝，声名狼藉，“臭”不可闻。除了一些干部和特权者，人们都像避瘟疫一样对它避而远之。它还有什么优越性可言，毛为什么还要像宝贝－样保护它呢？
简单讲，人们的诟病和厌恶的正是毛泽东眼中食堂的优越性所在。不过，对于食堂这个真正的“优越性”毛是绝口不讲的，在公开的场合毛只提它节省了劳动力，把广大妇女从家务事中解放出来。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社员们为了能吃到食堂的两顿饭，必须不停地排队、不停地等候，有的还必须翻山越岭、扶老携幼跋涉前来，不管刮风下雨下雪，错过了开饭时间，只好挨饿等待下一歺。老弱病幼的特殊要求无法照顾，小家庭饭热菜香的日子永远没有了。俗话说众口难调，食堂是強制众口适一口。当然这些后来都成为不值一提的小事了，真正让人们恐惧的是，食堂变成了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
毛泽东早就提出：要把全国人民的饭碗都管起来！这一条他在城镇、在非农业人口中做到了，不过也只是管住了他们的“大饭碗”—— 工作而已，并没有控制他们毎天吃饭、吃多少。然而，在实行了农业合作化之后这却成了真正的问题，皆因合作化以后，普遍出现－些社员出工不出力、一些社员偷奸卖懒不出工，以及更多的违规违章不听指挥等问题。这些不大不小的问题还真不好处理，一直没有找到有效的应对办法。谁知，一搞公共食堂、并使食堂成为人们唯一食物来源之后，这一切难题便迎刃而解了，干部们找到了解决一切问题最原始、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办法：扣饭（有的地方叫“扣粮”）。 不管你多么奸巧狡猾、不管你五大三粗，只要饿上你两顿仮，铁打的汉也会软下来。
就凭这一功能，毛泽东说什么也要把食堂办下去。
与办食堂配套的措施还有：社员家的灶一律拆除，锅碗盆瓢收归公有，家畜家禽以及柴草集中食堂；有的地方还规定社员家庭不得冒煙，挖得野菜也要上交食堂等等。食堂成了主宰人们生死的阎罗殿，成了人们离不了、却又最威严、最可怕的地方。
很明显，只有食堂，才能将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毎个人的身上、落实到每个人的肚皮里；只有食堂，才能真正斩断私有制，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只有食堂，才能惩罚、制止偷奸耍滑不出工、出工不出力，才能巩固人民公社。然而令毛极为失望的是，他的食堂化政策受到社会各个方面的诟病，后来食堂又无米下锅，最终绝大部分不得不关张。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亊之一。
这食堂之所以成为各方诟病之焦点，众矢之的，首先是它成为了特权腐败之源，藏污纳垢之地。自有食堂之后，中国的人民公社的干部，包括它的大队长、乃至小队长（生产队长），就变成了真正的“土皇帝”。 他们说一不二，因为他们掌握了人们的饭碗，扼住了社员的咽喉，谁要不听话，尺要－句：扣饭！就能将对方置于死地。在反瞒产、追余粮中，大批社员就因为交不出粮食被扣饭，活活饿死！食堂还自然成了干部展现特权之地。起初，干部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多吃多占，只能釆取吃工作歺、加班歺等方式填饱肚皮。后来，发现自己有“不受监督的权力” ，就逐渐地、变着花样把食堂里仅有－点好东西往自己家里搬，谁的官大、权大，搬的东西就越多。所以就出现了在哀鸿遍野、饿殍载道的大饥慌之年，官员们仍在追求大快朵颐甚至奢侈享受的咄咄怪事！（见后文）
以安徽亳县为例，人们总结它的几大罪悪是：首先，它引发了粮食大浪费，为大饥荒埋下了祸根。在食堂成立之初，毛为了展现它的优越性，增強它对社员的吸引力，实行吃饭不要钱，并叫人们敝开肚皮吃，不但本社社员可以去随意吃，过往行人或外来亲戚也可以去吃，一律不收钱和粮票。于是，食堂一度成了民间办喜宴、开流水席一样闹哄哄，喜气洋洋之地。人们普遍认为，国家粮食多得没法处理了，伟大领袖已经为粮食多了发愁，难道还怕吃吗！哪知，闹腾了个多月，把本地的粮食大致吃完之后，上级却并未调粮来，食堂的好运随之完结了……
食堂的第二宗大罪是，它取代家庭成为人们唯一供应食物的地方，却没有多少食物供应，直到只供应白开水，让人们求生不能，求死最易。
1959年春食堂终因无米下锅关了门。到了8月，庐山会议传来反彭德怀、反右倾的消息，各地首先被告知：食堂－风吹是右倾机会主义，是敌人搗乱。办不办食堂，农民进不进食堂，是拥不拥护共产党、拥不拥护社会主义的一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殊死斗争。因此，农民绝对没有“入堂自願，出堂自由”！ 即使无米下锅，喝清水，也要在食堂喝。于是，农民被全赶回到了食堂，食堂重新开张。
可是，靠反右倾橕起来的食堂先天不足，因为1959年度全国的粮食征购任务比1958年还重。这种情况下开张的公共食堂，很快就又陷入无米之炊的困境，到后来，食堂不但无米为炊，也无薪为炊，如亳县80%的树木在大炼钢铁中砍掉了，现在只能靠拆房子作为食堂烧饭的薪木。全县己拆掉和倒塌的房屋在十万间以上，再拆，社员就无遽遮风挡雨之地了。有的地方于是发动挖坟劈棺当柴烧，在挖过的地方留下片片白骨，令人不寒而慄。
当食堂只能供应白开水时，它再次自我倒闭了。
食堂的第三宗大罪，是它成了腐败的源头，新的罪恶渊薮。干部多吃多占由最初偷偷摸膜发展到明目张胆，更悪劣的是有的干部除了自己吃饱喝足，还要往家里搬，甚至偷了出去卖黑市。农民那可怜的每天二两（旧十六两称）口粮，约有三分之一被这帮“硕鼠”啃掉了。
社员的食堂没有油水了，县、公社和大队办起了各自的干部食堂，干部食堂在粮食、肉类供应上都享有特权。其中领导干部又另有小食堂，有特殊供应，如县委副部长以上的小食堂全吃细粮，一切副食品满足供应。县委主要负责人则另有特供小歺。公社仿照县委办理，不过挡次稍低。大队干部无权仿效县委，公社，便把自己的食堂撤了，到各个生产队去轮流吃免费歺，不但自己吃饱吃好，家属也要沾光。生产队当然不敢得罪自己的顶头上司。
最令人难以容忍和恐惧的是食堂成为了当局的专政工具。亳县古城公社一名大队干就顾盼自豪地宣示：“我就靠食堂一把勺子一杆秤，想叫谁死谁就得死，想叫谁活谁就能活。”那架势比包大人还厉害。
当时，流传着食堂“五多吃”、“ 八扣饭” 的不成文规矩，“五多吃”是：
干部多吃，干部家属多吃，干部近亲多吃，炊事员多吃，上级检查人员多吃。
“八扣饭” 是：
病假事假扣饭，少干活扣饭，上工迟到扣饭，不服从领导扣饭，吵架闹不团结扣饭，对上级检查人员说实话扣饭，偷吃青苖扣饭，偷庄稼吃扣饭。
这里面最诡异的一条是“对上级检查人员说实话扣饭”。“说实话”成了犯罪， 可见当时确实成了谎言天堂，鬼蜮世界。“扣饭” 作为一种刑罚，也许我们的后人难以理解。但在当时它确是－种胜过一般刑罚、难以言表的、极其残忍的虐杀行为，很多人就死于“扣饭”。如亳县五马公社李集大队社员刘氏因病不能干活，被扣饭，被廹上吊自杀。立得公社修刘大队乔园分队支部书记，利用扣饭致死11人。城父公社宿庄生产队队长宿某，利用特权除让全家吃饱以外，还从食堂偷粮食做私馍卖，并利用“馍”诱奸妇女10人，全队则饿死80余人。
还有干部使出了更阴毒无耻的暗招。当时人们都知道，进食堂是个人人羡慕的工作，进了食堂起马不会饿死。但除了干部亲属和有特殊背景的人，一般人很难进去。有权的干部则故意诱招几个年青漂亮的女孩进食堂，交换条件是随时供其淫乐。有一个叫拜景义的食堂管理员，就利用进食堂工作或用粮食交换，诱奸妇女13人。
这就是被毛泽东赞为共产主义象征的公共食堂的真实、丑恶内幕。
由饿死人发展到人吃人首先是那些在大跃进走在前列的先进地区，先进社队。
五马公社是亳县的先进典型。因其在1958年放粮食卫星和高产突出，县委和五马公社的泥店大队被双双指定出席全国群英大会，国务院分别给亳县和泥店大队颁发了奖状。公社管委会屋顶上树有－面书写“帅”字的大旗飘扬，当时被称为“帅旗” 公社。
当了全国英模，亳县反右倾、反瞒产当然起劲了。先是学着庐山会议，在县、社领导干部中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打倒、处分了一批干部。然后层层召开动员大会、誓师大会、批斗大会等大造声势，逢会必斗。县委提出的口号是：右不右、看征购！以反右倾为手段，以反瞒产为内容，全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征购粮食斗争。1959年该县实产粮食为3.27亿斤，由于要保持先进，虚报产量，当年征购任务达2.2亿斤，占到粮食总产的67.3%。如要“完成”这一任务，全县农民便会死光！所以，尽管当局使用了各种残酷手段，但最终只完成征购粮食12924万斤。即便这样，到1960年春天很多地方农民每天每人只有1.5-3两（16两1斤旧称）口粮，大批农民陆续饿死。
亳县死了多少人呢？
1960年5月，县委叫县政府（人委）办公室副主任梁志远选择一个中等情况的大队做死亡情况调查（公开叫做人口调查），梁选择古城公社李腰大队做调查点，调查的结果是：该大队1960年1月1日至5月8日共死亡791人，占总人数2890人的29.15%，并且死亡还在继续。对上述情况县委只好默认。
后来，梁志远会同姚志远等人又进一步调查了若干村、队。其中双沟公社王阁大队6个村庄的死亡率为41.5%，古城、双沟公社13个村庄死亡率为33.5%，死绝的38户，吃人肉的有10户。
另一个数据是：这13个村庄两年中仅出生7个孩子，其中6人是干部家庭，1个为饲养员所生。
调查还发现下述情况：
死亡人口中最多是儿女不孝的老人和慢性病患者，其次是地富反坏分子及其家属；一家死亡人最多的是18口人死了17口；
候桥大队河滩生产队出现儿子杀吃父亲的惨剧。
由于父母饿死出现了大量孤儿，上级指示应由大队集中收容这些孤儿。一个素有先进称号的红旗羊庙大队共收容11个孤儿，但其中10个任其活活饿死。
最后，亳县官方认定1959、1960两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是150503人，死亡率15.75%；而梁志远通过实地调查推断毫县的“非正常死亡”在20万人以上，其中3万户死绝。
梁志远是当时亳县县委指定去专门调查人口和死人情况的干部，对有关情况掌握较多、较细，写下了大量工作笔记，掌握了很多原始材料。近些年，梁志远据此写下了不少揭露当年死人真相的文章，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本文上面所引多出自梁的文章）。下面是梁在《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一文中揭露的情况。（笔者按：“特种案件” 又称“特殊案件”，是当时安徽省对人吃人案件的隐性称谓，据原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发表在《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的文章《安徽省特殊案件的原始记录》中披露，“自1959年以来，官方认定安徽省共发生“特殊案件”1289起）
梁志远在文章中首先说：当年亳县人吃人绝不是个别现象，“其面积之广，数量之多，时间之长，实属世所罕见。从我三年近百万字的农村工作笔记中查证和我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看，绝对没有一个公社没有发现吃人的事，有的大队几乎没有空白的村庄。”“有的吃人家的死人，有的吃自家的死人；人肉有吃熟的，也有吃生；有吃死尸的，也有杀吃活人的；有吃自己搞来的，也有从市场买来的（多为熟肉）。……在吃人肉的人当中，约有40%引起腹泻死亡；另一些人常吃人肉而没出事主要是吃瘦弃肥，肉菜混吃，少食多餐，腌咸常吃等。……”下面是梁文所列举的案例（小标题为原有）：
饥饿残忍吃亲人：
叔父吃侄女。据民政局离休干部葛现德回忆，其家乡城父公社葛鱼池生产队有一名社员，收养的亲侄女饿死后，被其吃掉。
儿子吃父亲。1960年5月，群众向县委生活检查组反映，魏岗公社逯楼陈营村马某，在其父死后（将其）煮吃掉，并将一部分肉充作猪肉以每斤1。6元卖掉。因当局对此类问题釆取回避态度，未被追究。
父母吃儿子。1960年3月28日，双沟公社王阁大队王庄王××，在小儿子饿死后（将其）煮吃，吃后夫妻二人腹泻，三天后二人均死去。这一家七口死了五口。
母亲吃女儿肉。1960年春，大杨公社刘匠大队朱寨村朱李氏，在全家4口人已饿死3口的情况下，饿得无法忍受，就在死去的女儿身上啃掉几块肉生吃下去，因此引起腹泻和全身浮肿……
1960年春，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张韩氏，－家4口己饿死两口，身边剩下一个瘦弱的女儿，张韩氏廹于饥饿，失去理智，打死女儿将其煎吃，之后精神失常……
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社员王某的老婆在1960年春因饥饿将十来岁的女儿打死了煮吃。
父亲杀吃亲生儿子。大杨公社丁园寺西南邵庄孙某，1960年将其儿子小秃子打死煮吃，全家八口人先后死光。
大杨公社钓台村农妇张某，1960年吃掉自己的死孩后，不久又打死邻居的小孩吃掉，案发被捕，判决后死于狱中。
梁志远的一个亲戚吃了自己死去的小孩，夫妇腹泻病危，其婶毌指责之。该亲戚曰：“情願－顿吃饱死，不願长饿活着生。”后二人死亡，全家七口死去五口。
哥哥杀吃弟弟。1960年春，城交公社龙台庙大队韩家村，韩某（16岁）……因饥饿将其弟弟打死，头和骨放在泥圈里，肉放在锅里煮时被干部发现。
据亳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兴民回忆，亳县大杨公社前瞿庄石某家是18人的大家庭。1960年春，18口人饿死近一半的时候，老三的小孩死了被留下煮吃。全家人都吃了，全部腹泻。除石有亮一人活着以外，其他17人全部死去。
一场抢吃人肉的闹剧：
1960年春。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有不少人因饥饿而吃人肉，该村王某的前妻某氏……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盆里，被干部查获。干部门决定召开现场会批斗某氏，以制止吃人肉之风。当把某氏和人肉一起送到大会场时，参加大会的人闻到香喷喷的肉味，想吃却不敢言。有个大胆的人说声“我尝尝”，伸手拿起一块人肉大口吞食，接着众人一哄而上，你抢我夺，乱成一团，转眼之间一盆人肉抢得清光。……批斗大会无法开下去，不了了之。
人肉的市场交易：
1960年3月下旬，城父公社党委电话汇报：丁楼大队李楼生产队农民吕某，于3月17日至21日，共扒掘三具女尸，煮熟后充当猪肉，在菜桥工地摆摊出售。
1960年春，核桃林场王庙林区邢庄邢某 ，常以人肉充当猪肉串乡出卖，在当地广为人知。
1960年春，十九里公社薛菜园大队任寨农民周某，以人肉煮熟充当猪肉在本村出卖，被县委农工部科长李延荣发现后令其埋掉，周某害怕被追查，当即逃跑。
1960年春，五马公社黄营大队郭桥村，一个57岁的农民杀死本村13岁的男孩连臣，当夜煮熟自己吃了一部分，第二天在村头路口当猪肉出卖。县公安局田朝珍等人侦破此案，将犯人逮捕，判处死刑，执行前死于狱中。
安徽亳县吃人现象可能还不是最严重的，只是别的地方没有“梁志远” 记录其事并发表出来。现在我们还从某些人的回億文章中零星看到一些记载：
河南淮滨县防胡乡高床生产队的高鸿文，他本人被调去光明港修铁路，他老婆把三个孩子弄死煮吃了。高回到家寻找孩子，邻居们还为其妻掩饰。
甘肃临夏市有588人吃掉了377具死尸，还杀吃了5个活人，其中红台公社小沟门生产队23户人家吃掉57人。一个叫马一不拉的夫妇二人将14岁的女儿杀了吃掉，马死后又被其妻吃掉。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五马公社这个先进典型（以下仍为梁志远揭露的材料）。五马公社因出了泥店大队这个全国“英模”，加上全社粮食高产全县“第一”，被封 为“帅旗公社”。由于五马公社大跃进先进，所以后来饥荒、死人也“先进”。1958年末，公社已发生全面饥荒。到1959年传达庐山会议反右倾，为了保持这个“帅旗”的荣誉，干部们不得不“全武行”对付社员们。光对付“吃青”的社员，施行的就有吊、打、捆、晒、罚（劳动）、关、饿、封门、活埋等十多种刑罚，被折磨致死的54人，打残的75人，被捆的67人，被吊的361人，被毒打的2442人。罗庄大队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103人中，吊打农民的就有74人。大队书记董××一人吊打农民16人，打后死亡3人。治安大队长张维先共打83人，打死3人。孙庄大队洪庙分区支书记李文辉1960年共打48人，并在瓜园里私设公堂，群众说“瓜园就是阎王殿，李文辉就是活阎王。”
泗合大队副书记兼某分区支书焦××管辖4个村庄，有一个小村，全村30人全部死光，从此，这个村庄不复存在，被从地图上抹去。
梁志远还记下一些难以忘怀的事例：
1960年春，五马公社在罗庄大队召开大搞代食品现场会，会前把因饥饿浮肿和干瘦的病人赶去荒野，开完会已有10人冻饿死亡。
爱国华侨彭广胜夫妇侨居法国40年，听说祖国农业合作化后一派天堂景象，费尽周折，于1957年5月回到老家安徽亳县，当时县政府热情地接待他，其事迹上报、上广播，传为佳传播。
1960年彭给法国友人去信要求接济，待友人回信到达时，彭广胜夫妇已双双饿死数月而无人问津。
一个6岁的孤儿满身污垢，骨瘦如柴，以食堂为“家”，但食堂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小孩从驴粪中爬找未消化的红芋渣子，连同驴粪一起吃到自己肚里。
而与此同时，公社的干部们在吃什么呢？在这个有权就有一切的国度里，干部们永远是“人上人”，后来在四清中清查出五马公社干部贪污25700余元，以招待为名吃喝1974元（按当时的购买力，大概1元约等于现在30元），另侵吞老百姓的粮食22700斤，酒527斤，糖352斤，油873斤，布票118尺。
（以上参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8期梁志远：《五马公社“帅旗”背后的悲剧》）
也难怪，如果没有上好的营养，干部们哪有那么大的劲终日抓人、吊打施刑，夜晚还要巡逻，防止社员家里升火冒烟呢？
写到这里，笔者不得不再补叙一下前面讲过的故事，我们曾提到当时开封地委工业部副部长周化民，在他被批斗后等待处理期间，地委叫他带一个工作组去永城县查看灾情。当时已是饥饿大死亡时期。周化民一行到达永城时住在县委招待所，周虽然被批斗，但当时还未撤职，因此永城县委书记韩某，仍安排他们吃小灶，小灶鸡鸭鱼肉不断。那个韩书记更是终日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周一行人看不过去，但对韩某又无权制止，只好以拒绝吃小灶作为抗议。
由此可见，五马公社干部在大死人的高潮时的吃喝风绝不是一时一地的特例。在握有不受限制的权力的诱惑下，谁能清廉自律呢！所以，“干部特殊化” 后来被称为大跃进时期的“五风”之一。
然而干部在自己吃喝不受限制的同时，他们对百姓子民却极度残忍。1960年2月，亳县全县已进入饿死人的高峰期，县里拨给五马公社一点粮渡荒，平均每人每天不足四两（旧制，合今二两半）。就这么一点救命粮，公社领导从中扣下4500斤，说是吃不完的“结余”，交回县里，从而得到县委的表扬，并号召全县其他公社向五马公社学习。五马公社领导的这一邀功之举，自然又令多少农民为之付出生命。（笔者按：类似的情况还有河南商城县，1960年，该县己饿死四万多人，身患浮肿不能动弹的有十多万人。后来中央调粮来救人，县委书记却下令四种人不准抢救：四类分子；富裕农民；曾瞒产私分者；小偷小摸者。结果活活饿死三万多人。）
那个“全国英模”泥店大队，因死人太多，田园荒芜，后来每个劳动力要分摊200亩耕地，尽管如此，仍有1566亩无人领种，只好任其荒芜。
据不精确统计，五马公社仅1959、1960两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两万七、八千人，不论绝对数和相对数，均为全县之冠。
但如果从安徽全省来看，亳县并不是“死人冠军。”
凤阳县也是安徽死人重灾区之－。后来凤阳之所以在全国出名，很大程度上是凤阳县小冈村18户农民，在1978年首创包产到户责任制时那悲壮的－幕，当看到他们为了这一冒险的决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人人摁手印，发誓如果有人被抓进监牢或者被杀头，其余人要送牢饭并照管其家属子女时，那种悲壮摄人心魄，让人久久不能平静。搞包产到户就要冒坐牢杀头的风险，这在我们今天年青一代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也想象不出那种刻骨铭心的恐惧和为了求得生存而豁出性命一搏的悲壮。
凤阳县的农民为何敢如此“胆大妄为”、冒死搞“资本主义”呢，只要了解了他们在“大跃进”那个年代从死亡和人吃人的地狱走过来的经历，我们就能理解他们的勇气和悲壮从何而来。
“（凤阳县）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的悲惨状况却鲜为人知，说它是人间地狱一点也不过分。……1958年凤阳县全县人口402700人，到1961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净减少157438人，减少39%，全县死绝的2404户，消失村庄27个。”
出现这种惨状除了毛泽东这个总的罪魁祸首之外，也与毛在凤阳县的代理人、中共凤阳县委书记赵玉书不无关系。就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4月，赵玉书在公社书记会议上说：“凤阳本来就不是个好地方，过去也死过人，现在死两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会后他到武店公社了解浮肿病情况，问公社卫生院院长王善良：“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王如实以告：“少一味药，那就是粮食”。赵玉书大怒，马上组织人对王善良进行批斗，批斗后宣布对王当场逮捕。
由于饿死人得不到控制，很快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1960年11月24日《中共凤阳县委向省委、地委的报告》称：…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63起。大庙公社五一大队陈章英和她的丈夫赵夕珍将亲生的8岁男孩小青勒死煎着吃了。武店公社中拌井大队王兰英不仅拾死人来家吃，还把人肉冒充猪肉卖掉二斤……
县委书记赵玉书于是对县公安局的领导指示：“这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律逮捕，关死为算，严格保密，不准外传。”结果公安局秘密逮捕食人案的当事人63人，其中33人死在监狱里。
（以上凤阳县情况和下文中资料除注明者外均引自《往事微痕》第70期黄河清：《1949年后中国大陆人相食资料－览》，黄文所采用资料已自注明出处，本文不再罗列）
还有一个位于长江边上鱼米之乡的无为县，从1958年至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20,422人，占比为30.6%，如果加上1961、1962的数字，这个县在死人方面可能要超过凤阳。据《墓碑》第259页记述：无为县昆山乡新华村......一老妇人所食肉乃其子之尸。据老人们讲，一些饥饿的乡民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了人，何处有新坟？一旦听说某处有刚死的人或有新坟，人们便蜂涌至新坟地，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了皮肉的尸骨。当地派出所长胡大海说：“看守所里的犯人，有女人杀丈夫的，有儿子杀老子的，有母亲杀儿子的，各种丧失伦理的事都有，大都因为饥饿的原因。”
应该讲讲甘肃省了。这个在反右派和大跃进两个运动中都创造了“骄人业绩”的省，不应该让其埋没。
通渭是一个只有二十多万人口的小县，据1965年7月5日通渭县委给上级的报告，自称在大跃进中全县死亡60210人，而有学者根据《通渭县志》关于历年人口数据计算，1959、1960两年通渭县死亡总数应为98251人。通渭县委那份报告还承认：全县丢荒土地36万多亩，死亡大牲畜3.3万多头，宰杀羊4万多只，猪、鸡、猫、狗则几乎绝种。另外还拆毁房屋5万多间，砍伐树木27万多株，农业生产停顿，学校工厂关门。
“劫后” 的通渭县已是一片“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念之断人肠。”的悲凉景象。
通渭死人的情况既与其他地方大同小异，但也有它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它的灾难降临得特别早。1958年春，通渭的灾荒就已开始出现，碧玉、第三铺、义岗等公社饿死人的现象不断发生。到了1959年秋，全县已大批死人，以致省里专门派出工作组到通渭救人。据省委工作组成员，后来任通渭县人大主任的敬根年说：工作组来到通渭，看到社员家里坑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着人，死人活人分不清。当时是怕活人不怕死人，人死多了，已经无所谓了，可以暂且不管了；活着的人大都已经奄奄一息，要赶快灌汤抢救，是谁都不愿管的麻烦事。可见，通渭达到大饥荒、大死人高潮比别的地方要提前半年至一年。
通渭之所以提早进入大饥荒，是由于县委书记席道隆贯彻公社化、共产化特别积极、特别卖力。1958年春，他就抽调17900多人 (占总劳动力19.7%)，去大搞工业。5月又抽调18000多劳力投入引洮水利工程。由于表现突出，席道隆以“全国先进县代表”的身份，出席当年5月5日至23日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回来后，席的干劲更大了，立即实施全县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大刮共产风。在8月正当庄稼成熟的季节，他又抽调全县5万多劳力在全县境内60公里的公路两旁扎彩门，搞红旗遍地，大字报满山遍野，以迎接中央水土保持检查团的到来。检查团每到一处，都要展现锣鼓喧天、红旗遍地的景象，还要组织人海战术突击搞水土保持。紧接着他又抽调2万5千多劳力搞水利。到59年水利大军增加到了5万多人，壮劳力差不多全上阵了。
在这一系列花架子、形象工程的破坏下，全县粮食产量由1957年的16423万斤，降到58年的11576万斤，59年又降到8386万斤，60年更跌至3632万斤。而上报的粮食产量则为实际产量的二至三倍。上级则按上报产量下达征购任务。百姓不死何为？
第二个特点是县委内部反右倾斗争特别残酷。 县委书记席道隆，在反右倾中将二把手、县长田步宵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的首领，进行残酷斗争，田被逼自杀（时年35岁）。自杀后席还不放过，报经定西地委批准，组织干部对着田的尸体进行批判。
与此同时，席对全县干部进行高压恐吓，在陇川公社召开的全县征购粮工作现场会上，席道隆提出要以革命的铁腕搞征购工作，对公社干部宣布:“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
会后，县委组织"万人整社团"到各生产队农民家中进行翻箱倒柜、挖地三尺的大搜查，搜出农民赖以生存的口粮1100多万斤，农民称“万人整社团”为“万人抢劫团”，“万人搜粮团”。在搜粮过程中，打死1300多人，对被斗争的农民和小队干部实施竹签打（插）手指头、站冰块、雪里埋人、打夯、拨胡子等共120多种酷刑。一时，群众痛呼“秦始皇”来了！“活阎王”、“狼狗”来了! 抢粮活动持续达40多天。
在高压下，各级干部都成了疯狗，全县50个公社党委书记，11人有命案、共打死、逼死79人；42个公社主任中，3人有命案，打死、逼死22人。陇阳公社书记李生荣亲手毒打53人，其中致死12人。马营公社书记张学圣主持千人斗争大会的现场 ，四周架起12挺机枪，50多支步枪，百十来支土枪及马刀等凶器，全场为之战慄。会上当场斗争、拷打160多人，捆送66人去劳动教养，其中4人因伤势过重在斗争会后死亡。
不要以为这些恶狼、活阎王如此残忍迫害群是“一心为公”，他们以血腥手段从农民手中抢去的1100万多斤粮食，大部分被这群疯狗、恶狼吃喝挥霍掉了。
通渭县的暴政其实完全是其省委、地委逼迫所致，也是向上级学习的结果。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原为某军政委）就是一个无限忠诚于毛皇而视民命为草芥的披着人皮的野兽，他声称只要结果（粮食），不论手段。他将省委副书记霍维德等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全省干部进行高圧恐吓。还不准干部、群众讲“饿死人”，一律将饿死人说成“病死”,埋死人叫“打扫卫生。”
但是这位张大人对自己可是够“仁慈”的了，他下到临洮县店子街搞试点，不吃农民的苜蓿饭，毎天让兰州最高挡的饭店用专车给自己送来珍馐 美味。张手下的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为张仲良的得力干将（通渭县归定西地委管辖），不仅工作作风与张仲良一致，生活上也向顶头上司学习，光是1960年，窦就从商业、粮食部门要去肉类3339.7斤，油23斤，鸡蛋260多斤，粮食473斤，糖及糕点62斤，红枣320斤，另还有火腿、鸡、罐头、粉条、水果、茶叶等等，供其花天酒地。
通渭的第三个特点是大搞“以左反左”， 指鹿为马，睁眼说瞎话，结果愈反愈左。张仲良及其领导的省委不愧是毛的好学生，对毛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等“领导艺术”学习颇为到家。由于通渭县死人特别严重，一些干部群众冒着风险向中央反映，中央为了其统治的根本利益，曾几次指示省委去通渭“救灾”，最重要一次是1960年2月8日，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王秉祥率领100多人的省、地工作组去到通渭，还带了一些粮食去救人。但是，工作组去通渭打出的旗号却是“反右倾”，他们硬说:“通渭的问题如此严重，总的根子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勾结在一起，严重破坏了‘三个万岁’（即三面红旗）所致。”
1960年3月1日，省、地工作组开会宣布省委对通渭问题的结论是：“通渭县委是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当场逮捕了以席道隆为首的县委、县政府领导17人，说他们全是“反革命分子”。
全国先进县的县委书记席道隆怎么变成了“反革命分子”了呢？，原来席道隆在1960年初，看到通渭死人太多，怕将来自己要担责任，于是允许农民自找生路，将部分土地分给农民，谁种谁收，将牲口分户喂养。这些措施得到农民拥护，有了点效果，但刚刚实行，工作组就来了。于是抓住这些救生措施大做文章，硬说这是通渭饿死人的根源，是反革命复辟活动。
由于工作组大搞反右倾，实行比席道隆更左的政策，于是，通渭再次陷入苦难的深渊。通渭的“灾情”不仅未缓解，反而更加恶化，死人现象急剧扩大。后来统计，全县1960年饿死的人比1959年增加3.86倍！这就是省、地委“救灾”的辉煌战果。
最后一次"救灾"是1960年12月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之后，这次是动真格了，组织了中央、省、地庞大的联合工作组和128人的医疗救护队，调来3300万斤粮食，3308万元救济金，136吨药品以及其他物资来到通渭。结果，把当时已频临死亡的8万多人挽救了过来，并发放生产资料组织恢复生产。这次是真正救了人，人们说如果不是此次大营救，通渭的人民可能会基本死光。而接下来老天也很照顾，风调雨顺，通渭人民终于从死亡线上缓慢复苏过来。
但是工作组仍然是“讲原则”的，他们按照毛泽东的腔调说话，把这一切成绩说成是"反右倾"的成果。而且还套用了毛不久前关于信阳事件的批示，说通渭之所以出了那么严重的“问题”，主要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所致。因为中共通渭县委“已经完全烂掉”，被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国民党党、团、军、警、宪的骨干分子所把持，所以走了一条与毛的革命路线相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等等。他们仿佛都忘了就是两年多前，通渭县是"全国先进县"，中共通渭县委书记席道隆还是全国党的先进工作者！
看来，毛那套翻云覆雨、颠倒黑白、朝三暮四的权谋机诈之术，已经有了大量优秀的接班人了。
为了推卸责任，寻找替罪羊，工作组又进一步开展了对“席道隆反革命集团”的“揭盖刨根”运动，抓了360多名“小席道隆”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批斗、处理。
然而，到了1962年中央的“七干人大会”之后，风向又变了，刘少奇等人认为，不能把各地饿死人的责任全推到下面干部身上。于是又将原来被打倒、被逮捕的干部释放、平反。席道隆等人出狱、平反，还安排了工作，有的官复原职。
就这样，这场饿死、打死、逼死全县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大灾难就变成“冤无头，债无主”的一桩无头公案了。
下面笔者介绍一个间接反映甘肃在大跃进年代饥饿惨状的“野史”故事，以作为“正史”的补充。
上世纪九十年代漓江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叫《饥饿的山村》的记实性文学作品，作者智量，是一位被打成右派的大学文学教授，他借一个化名叫王良的“右派分子”60年代初被发配到西北的一个山村劳动改造的经历，揭露当地农村的赤贫如洗和惨绝人寰的可怕景象。了解内情的评论者说它其实是作者自己的经历，只是为了能让出版社出版，不得不改头換面，隐去真名，还在作品中编造了一些所谓的正面人物。
作者赋予这个山村的名字叫李家沟，居民都姓李，是汉代名将、飞将军李广的后代，世世代代过着虽然贫穷，却安宁祥和的生活。1958年，那场突如其来灾难，将在这里生息、繁衍了几十代的李氏宗族一下子推到了“绝种”的边缘，粮食没有了，村中人一个接一个倒毙。剩存的人们在求生的本能驱使下千方百计与命运抗争，向自然索取，直至与同类相残。严酷的现实把己经进化了几十万年的人类又逼退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的远古洪荒的动物时代，一部分人的生存必须以另一部分人成为“弱食”为代价。年青姑娘李秀秀为了“一个馍”，在生人面前解解开自己的肚兜，自愿“献身”；下葬的婴幼儿转眼使成了活人们的口中物；一个9岁的女孩在山道上走着走着居然被人投入大铁锅之中，人，又还原成了野兽。……当地有一种叫“马苜蓿”的草，吃下去人的肚子像鼓一样胀大，直至痛苦地悲嚎翻滚死去，可是，就是这么个东西，仍然被拔得“一苗不剩”，绝了种；为了沾点血腥气，女人的月经带都被人舔个精光。昔日优雅端庄而又激情四射的讲授俄罗斯文学、希腊神话、翻译过康拉德名著《黑暗的心脏》的青年大学教授王良，现在只能跟着已经稀有的驴子屁股，去分占一点驴子吃过的草根……终于幸运地存活了下来。
这其实就是当年甘肃农村的现实，更是通渭的“实景”。
还有那个与甘肃紧邻、仅有240多万人口的荒凉的青海省，在大跃进中的灾难也毫不逊色于甘肃。仍然是前面提到的《公安工作大跃进》的作者在其文章中披露，青海自然条件较好的民和县，大跃进中人口净减少25%。该县古鄯公社李家山大队原有1318人，饿死601人，占总人口的46%。全县死绝的492户、1623人，发生吃人案件33起，被吃46人，其中煮吃尸体38具，杀死自己或别人的小孩煮吃的8人。
还有，在前面讲到的那位当年从国家计委下放到河南叶县旧县公社当书记的干部，在其文章中有两个“细节” 应予补充交代：当他到达公社时，已经很少有人下地干活了。作者当时也患了点浮肿病，但还可以干点轻活，所以他也要求别人下地干活。一次，他碰到一位妇女主任，要求主任动员妇女出工。主任说不行，妇女都累坏了，都患有妇女病，如子宫下垂。作者说:总不能说一点活也不能干吧?这句话把妇女主任逼急了，她厉声说:“现在不是一般的下垂，而是掉出了体外，挂在裤档里，不信你来看我的！”说着就要脱裤子。吓得作者赶紧阻止说:“别!别!我信!我信!”又一天，一个地方的支部书记给他打电话，说是发现一个老太太在“煎饼”吃。作者感到奇怪，立即与有关人员赶去看个究竟。到了才知道老太婆是在用鸡粪煎饼。但那时鸡都没有了，她怎么有这么多鸡粪呢(小柜里还装有半柜)？原来老太婆早有预见，早早就积累的，后来吃不饱就用它们来充饥。作者看了、听了，愧疚无地自容，不由得哭了，老人也哭了，陪同去的人都掉下了眼泪。
公社食堂被毛泽东视为宝贝。但食堂到后来不供应食物，还蛮横地不准私人开火。当时还有更怪的逻辑：你没有吃的了，去挖点野菜，扒点树皮，就说你是“扒社会主义的皮”；人被饿得面黄肌瘦或严重浮肿，那叫“丢社会主义的脸”，一旦遇到上级有人来，这些人都得被集中关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并上好锁。有的干部事后把关人的事忘了，或者上级干部一来好几天，等到这些人走后再去开门放人，这些本来就奄奄一息的人早变成了一堆臭尸了……
贵州的湄潭县也是大跃进中的重灾区，自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不到半年，共计饿死124510人。其中死绝2938户，发生杀吃活人案件16起，吃死尸不计其数。农民因为饥饿，有的跑到县城商店、居民家偷食。县委立即开展了－场打击盗窃运动，成立了临时法庭，临时监狱，大肆捕人、杀人。共计抓捕2794人，其中二百余人死于刑讯逼供。所采用的刑罚有：砍手指、割脚筋、缝嘴巴、点天灯、拖死猪、过烙铁、活埋等等。后来事发，1960年4月，省、地联合调查组到湄谭调查，调查组到达绥阳公社，公社领导人依照惯例，将重病号、孤儿抓起来关在－个烤煙房里，－次关死36人。这个公社背后有个石山大硝洞，公社将历来打死、关死、包括奄奄一息但未死的数百名百姓都丢进硝洞内。当地百姓取名曰“万人坑”。
贵州之所以值得特别关注，还因为它有个“风、马、牛” 书记周林。贵州本是个缺粮的贫困省，1959年末北京发出粮荒警报，要求各省支援，彭真说：别的地方可以死人，但北京不能饿死人。周林响应号召，抢先调拨－亿斤粮食进京。而这时贵州已经进入饿死人的高潮。
周林还深知毛泽东对农村食堂情有独钟，便投其所好。1960年2月，这时各省的食堂绝大多数已倒闭、散伙。周林却专门召开了一次食堂工作会议，声称贵州全省13万多个农村食堂中80%是稳固的，办得好的，还总结了办好食堂的经验。周林把这次会议情况和办食堂的经验报告给毛，让正因食堂问题陷入四面楚歌的毛喜出望外，如获至宝，急忙提笔批曰：“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并令“全国仿行，不要例外。”周林的这一投机，不知又要令多少贵州和全国农民付出生命的代价！
贵州还是“国酒”茅台酒的故乡。在茅台酒的问题上，毛周这一对“君臣”狼狈为奸，毛表现了其视民命如草芥的独夫本色，周林则表演了他逢君之恶的侫臣嘴脸。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一次晩饭后周林陪毛散步，毛叫周林回去把茅台酒搞到年产万吨（1953年产酒不到80吨，1958年实产达到623吨），因为矛台酒供不应求。
也许当时只是毛随意而发的一句话，其时也尚未出现大饥荒的局面。可是1959年之后，全国包括贵州都进入了大饥荒、大死人高潮的前期。面对这种形势，毛泽东却金口玉言不改，要求茅台酒实现生产大跃进。周林则助纣为虐，以毛的指示为名发动了“茅台酒生产大跃进” 运动。
酿酒业是高耗粮食的行业，出生于仁怀县（茅台酒厂所在县）的周林不能不知，自古以来便有定规，凡灾荒之年，为了避免与民争粮，政府都会严令酒厂停产，即使是巳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亦不许出售，这体现了护民、保民的道德底线。更不用说大灾死人之年还要扩大生产了。
然而毛泽东从来视传统为寇仇，他要酒不要人（命）。周林唯毛之马首是瞻，亲力亲为抓酒厂生产，在周的督办下，茅台酒在贵州和全国饿死人高潮的1959、1960年实现了生产大跃进，产量分别达到820吨和912吨，1961年大死人后万物萧肃还产347吨，三年大饥荒时期共计出产茅台酒2079吨。按照生产一斤酒，消耗5斤粮食计算，共消耗粮食10395吨，折合2079万斤。这些粮食从哪里来的呢？1960年，贵州已处于大饥荒、大死人的高潮，然而周林下令茅台酒生产压倒一切，他严令贵州各地调集粮食支援酒厂，各地的调粮数为：遵义地区11万斤，毕节地区29万斤，铜仁地区10万斤，黔东南地区12万斤，贵阳市7万斤，湄潭县1万斤，习水县10万斤，铜梓县10万斤，正安县1万斤，赤水县4万斤，务川县1万斤，熄峰县1万斤，仁怀县（茅台酒厂所在县）20万斤，共计117万斤。但这还不够，又由国家粮食部从四川江津调来70万斤粮食，才保证酒厂生产的正常进行。
然而我们知道，上述那些调粮的地、县，很多本身就是死人重灾区，如，遵义地区就是“遵义事件”、“ 金沙事件” 等饿死人事件的发生地，遵义地区所辖的湄潭县在半年内饿死124510人，其中打死1324人；金沙县县委报告，到1961年1月10日，全县非正常死亡5·5万人。毕节县是“毕节事件” 的发生地，到1961年，全县人口減少53990。铜仁地区本是全国“八大旱区” 之一，自身难保，其所辖的江口县在大跃进中饿死近－半人，县长开仓放粮，与几位公社书记共同带领农民暴动，终因手无寸铁很快被镇圧下去，县长饮弹自尽。这可能是大跃进中仅有的县长带头造反，现代昄的“逼上梁山”故事。（可是“江口事件” 被当局严密封锁，挡案至今未解密，故详情不得而知。）铜梓县和习水县各自调出10万斤粮食后，在1959——1960年的一年内，前者減少人口41734人，后者減少42624人。至于仁怀县，也并不是粮食吃不完才用于造酒，它的《县志》有几处记载大跃进中一次死亡数千人的事件。同时记载从1959至1961三年中，全县用于制酒的粮食共2242万斤。此外，还有那个调粮70万斤支援茅台酒的四江津地区，直到1962年还在大量饿死人。
由此可见，这些地方调粮支援茅台酒生产，是以大量饿死本地人为代价的。从这一角度来说，那几年的茅台酒不是粮食酿制的，而是用灾民的血肉酿成的！那么，是谁在喝这些“血酒” 呢？据《茅台酒厂志》记载，那三年产的2067吨茅台酒，只有139·86吨用于出口，其余1939吨都是内销，销给谁呢？当然不是普通老百姓，说穿了，就是变成北京那些华丽的国宴、庆功宴、和各级政府会议饮宴上的杯中物了。大灾之年一面是饿殍载道，一面是美酒飘香，一面是民间的人自相食，一面是庙堂的觥筹交错。这种独特的风景大概只有毛中国才会有吧！
（以上取材于《炎黄春秋》2910年第1期帅好文章：《大饥荒年代的茅台酒生产》）
数年大跃进带给中囯人民的灾难，也许只能用“馨竹难书”来形容，它是永远的中华民族之痛，民族之殤！同时也就可以判定，发动、领导、指挥这场运动的毛泽东，应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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