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余孽朱永嘉

彭小明

朱永嘉何许人也？ 

朱永嘉何许人也？四人帮集团在上海市政当局中的重要骨干之一。1931年生，1948年参加中共地下党，1950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历任复旦大学的党、团领导职务。六十年代进入上海市委写作班，文革期间担任上海市委常委，分管文教宣传工作，相当于正常时期的市委宣传部负责人。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倒台时，朱永嘉主张武装反抗华国锋、叶剑英所代表的中共中央，鼓吹巴黎公社式的武装起义。嗣后被逮捕判处徒刑十四年，先后在北京秦城监狱和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1988年以保外就医名义提前释放。他是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明史史料提供者。学界认为，如果没有他的史料基础，姚文元不可能完成该文的写作。1974年朱永嘉曾奉毛谕旨点校庾信的《枯树赋》。出狱之后他又为台湾三民出版社点校注释了《容斋随笔》、《唐六典》等多部古典文学作品。同时也发表了一些网络文章。

由于改革开放，国内一些不能出版的言论有可能利用港台出版机构找到出版机会，更有网络渠道使得一些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字得以广泛流传。朱永嘉的文章除了描写了一些监狱生活和四人帮时代的官场轶闻之外，发泄了对于判刑处罚的不满，并为自己历史罪行作辩护。从常理上说，大概刑释人员多有这样的牢骚。但是令人惊异的是朱永嘉还对庐山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发表非常另类的意见。更加令人惊异的是，某些号称自由主义作家的人物，如朱学勤这样的学者竟然对朱永嘉赞不绝口，甚至表示要为朱永嘉说一句公道话云云。

文革余孽值得同情吗？

朱永嘉等人值得同情吗？这是一个令人反省的问题。

在中国社会中，经党政高层权利斗争败下阵来的各种官员，贪官自不待言，高岗、饶漱石、王明、张国焘、刘少奇、林彪、张春桥、薄熙来等人，一般人都很少同情。

四人帮集团中大致有两类骨干，一类是王洪文、陈阿大、潘国平、王秀珍那种没有多少文化，偶然被文革浪潮一时卷入高层的造反派渣滓，随着权力的丧失，他们声名也转瞬随风而去；另一类是有一定的资历和文化的知识干部。如徐景贤、朱永嘉、王知常、萧木和余秋雨等等。所不同者，他们资历较浅，从青年时代就开始，一直追随毛泽东思想路线成长成熟，一度成为“优秀”的青年干部，最后加入江青为首领的毛泽东嫡系队伍，自认是绝对正宗的毛思想嫡传弟子，却不料忽然间坠入深渊，戴上了反革命帽子。毛思想依然是官方意识形态，可是他们却成了官方宣传中的敌人。令他们至死都无法想通。他们也不像王洪文那样百无聊赖吃喝玩乐。倒都还相当清廉自守，没有利用职权为自己为亲友谋取物质利益的劣迹。这一点比较博得人们的同情。另外，他们作为前朝党政集团的骨干，甚至被视为未遂政变的策划和鼓动的主要参与人，受到了严厉的司法惩处。作为前行政领导干部，没有直接的杀人、伤害和其它刑事劣迹，只负有一定行政责任而不应负有刑事责任。作为未遂政变的参与人，因为政变未遂，所以量刑亦应从轻；只有言辞而没有行为，没有严重后果，所以判处朱永嘉十四年徒刑，应该属于量刑过重。但是这是非法治社会的惯例。在打击国民党政权的过程中，毛泽东信誓旦旦地颁布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只要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国民党军政人员“一律不予逮捕，不加侮辱”；实际上连级、保长以上一律追究。整风反右本是思想批评运动，结果大量右派分子被劳改劳教。当文革中受过虐待然后又官复原职的官员（如邓小平、叶剑英、彭真、陈丕显）当权并处置四人帮人马的时候，他们的打击报复心理更增加了从重发落的倾向。在民主法治的联邦德国，除了纽伦堡审判战犯和凶手以外，对于纳粹军政人员没有全面整肃，只是举办了去纳粹化学习班；对于东德共产党官员也是仅仅审判了柏林墙枪杀案的决策政治局委员和开枪凶手，以及被群众指控的部分人权迫害官员，其余都按公务员待遇逐年退休。另外，中国党政当局虽然把四人帮和林彪集团交付司法审判，但是搜证和定罪的方式还是政治运动式的。四人帮确有策划上海民兵对抗中央的意向，但是实际力量非常薄弱，队伍不堪一击。搞引导性诱供逼供，夸大甚至罗织其罪名，也是不对的。此外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共中央的阶级路线（按家庭出身父母政治身份决定子女前途）方法逐渐式微，可是对于朱永嘉的子女仍然采取了父亲受审查，子女被歧视（不看表现如何，退伍下基层从事体力劳动）的处理办法，显然也是错误的。从这些方面看，他们有值得同情的一面。（解放军清除杀关管在押罪犯子女是1949年以来的惯例，并非特别对四人帮爪牙罪犯严厉）。

四人帮和毛泽东的阴险帮凶

但是无可否认，朱永嘉等人又是四人帮和毛泽东的阴险帮凶，是文革罪行的行政责任者。共产党1949年执政以来，政治迫害和饥荒频仍不绝。但是政治迫害最残酷、最连续、最极端、最恐怖的当数文革十年，连中共中央文件也描写为十年浩劫。这一时段的主要当政集团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江青和他们手下的四人帮集团，民间甚至戏称为五人帮。其间林彪集团覆灭，周恩来和毛泽东1976年相继去世。到了这个阶段，全国民意已普遍厌恶四人帮和毛泽东的极左言行，乃至枯燥的文化生活。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读书越多越反动。物质生活仅免于三年饥荒的饿死，文化生活除了地雷战地道战，几乎没有故事影片，八个革命样板戏独霸舞台，消灭了所有的文艺创作生机。全国的这种生存状态完全是毛泽东和四人帮的预设结果，因为十年文革，毛泽东本人已直接掌控一切，中央文革小组掌握在江青手里，军队即使在林彪副统帅在位的时期，没有毛的指令，一个排的兵力都无法调动，宣传直接由中央文革控制，听命于张春桥姚文元，毛女萧力一度直接掌控解放军报，毛泽东的嫡亲侄子毛远新担任中央联络员，传达圣旨。教育控制在毛宠信的谢静宜手中，外交由侄女王海容和宠信章含之传旨。刘少奇、陶铸、杨傅余、林彪、三起三落的邓小平，相继被清洗出局。毛的指示直接下达不走样，这种五七指示式的准军事化的人民生存状态，应该说就是毛泽东心目中的理想状态。人民绝对服从领袖，当局完全控制衣食住行和思想言行。然而，正是这样的局面是人民怨愤最深的局面，1975年天安门事件期间，谣言满天飞，人心大浮动。次年甚至连“竹树开花，陨石如雨，（皇帝要死）”之类的谶纬占语都在民间口耳相传。这些迹象充分说明，毛泽东执政时期的最后十年，也是四人帮及其爪牙猖獗的十年恰恰是人民最为不满、牢骚最为直白的时期，是毛泽东四人帮极左政策最不得人心的时期。而这个时期则是朱永嘉一生中最春风得意飞黄腾达的岁月。不论徐景贤和朱永嘉自己的主观愿望如何，文革时代的那种荒凉、枯寂的思想文化状态就是毛泽东江青及其手下的文化爪牙们一起构建的。毛泽东江青是《1984》里的大阿哥大阿姐，徐景贤和朱永嘉就是其中的小阿哥。如果朱永嘉不能正确客观地认罪服罪的话，他的喜怒哀乐必定是跟人民相反的。

朱永嘉可能会辩解说，他主持工作时，创办了《学习与批判》、《朝霞》等杂志，还有介绍外国文化的《摘译》等书刊。是的，上海地位稍有特殊，能比各地多一点活动空间。但是宣传官员的主责还是把关和整人，两本杂志里的文章也尽是极左的东西，夹带一些海外文化信息罢了。朱永嘉充其量只是一名比较开明的狱卒，在放风的时候，给囚徒多了一点点时间和空间罢了。上海的言论尺度并不真的宽松。一位说书人讲杨子荣故事稍有夸张，一名职员主张交响乐《红旗颂》可以演奏，都曾遭到严厉的整肃，上海人民不会忘记。

士为知己者死并不崇高

令朱学勤惊异不已的那句答客问是这样的：你为什么会坚持用巴黎公社武装反抗对抗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决定？“人家待我不薄啊！”人家是谁？是四人帮？是毛？应是两者共指。朱学勤赞赏这段答客问有古人之风。并具体化为“士为知己者死”这样的警句。原话还有有后句曰“女为悦己者容”。出自《战国策·赵策一》。凭这句“待我不薄”，就说朱永嘉有古人之风，道德高尚，是很不确切的。春秋战国是游侠客卿纵横驰骋的时代。春秋无义战。也就是没有公认的普世价值。谁若对我优礼有加，我就为之死而后已。可是到了孟子时代，至少已经有了“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贵”的民本思想。到了现代更有了普世价值，以人为本和人权民主宪政的原则，那种游侠客卿式的知遇报恩思想实在不是什么先进杰出的思想道德品质。而是一种陈腐的旧道德，旧观念。即使退一步说，朱永嘉当时并没有机会接触太多人权民主宪政思想，好歹他也是学习过共产党的基本理论的。为人民服务，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应该都是当年的口头禅。说到底，朱永嘉的组织观念特别强，才是问题的答案。1957年他自己养病在家，没有被划右派的危险，但是他机灵地为资本家父亲检查修改发言稿，以免父亲成为右派。文革中他也提醒他的恩师谭其骧和陈守实，不要落入海瑞罢官讨论的政治圈套。现实的组织观念是他在政治浪潮中自卫的护身符。本来投靠江青后党是至为保险的组织观念，想不到鬼使神差，后党也会有万劫不复的一天。五十年代作为党员青年，朱永嘉未必十分世故，可能想不到如何圆滑处事。可是反右、庐山会议和四清以后，他绝不可能还十分天真。

对于朱永嘉给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提供史料的情况，并不能多所责难。上面交办下来的政治任务，没有人可以拒绝。这是每个生活在党政体制下的公民都知道的事情。问题是当朱永嘉读过姚文第八稿以后，（先前的文稿他都没有看过，在当时是可信的），就已经感到时间上对不上号：吴晗奉毛泽东命写剧本《海瑞罢官》是在1959年，而农村发生资本主义倾向的退田和单干风则是在1961年。姚文元的文章谴责吴晗写剧本是鼓吹退田和单干，完全是无理栽赃。姚文发表后，吴晗的申辩文章也在北京刊登出来，关键的反驳就是这一点。朱永嘉不敢向姚文元提出异议，因为他知道这是有高层背景的文章，小人物无缘置喙，这也是可以谅解的。但是人们要问的是，朱永嘉作为历史学者，你的学术良知何在？别人用了你提供的史料，却做了显然违背学术规范的事情，你地位尚低，不敢指责实权在握的作者，起码应有良心的自责。再说，吴晗并不是完全陌生的外人，而是史学界的前辈，而且还是明史专业的同道。更有甚者，吴晗来上海时，吴、朱之间曾有过交往，吴晗读了朱永嘉的明史文章以后表示愿意接受朱为自己的研究生。朱权衡利弊，没有赴京拜师。嗣后当姚文元听说吴晗与朱曾有师生之谊时，朱若是洁身自好敢于激流勇退，此时正是自爱抽身的大好时机。可是朱不仅没有抽身退步，反而庆幸姚文元过问之后没有十分在意也没有向外透露相关消息，否则就很“糟糕”了。糟糕两个字透露了所有的消息，功利之心昭然若揭。（我为你们的文章有过功劳，你们早晚应该论功行赏）。当年加入地下党时的正义冲动早已烟消云散。

毛泽东和四人帮并没有发给朱永嘉奖金红包，他协助姚文元的功劳也未曾公开报道以示犒赏。所谓不薄，无非就是提拔他从一名普通讲师和校党委成员（文革时期无人被提升为教授）变成上海市委常委，分管文教宣传，相当于市委宣传部负责人，但是还没来得及正式任命为宣传部长，四人帮已经倒台。中央曾提议调他进京加入文化部领导班子，被张春桥截留下来，用于会泳替之（于系作曲家，判刑后自杀）。估计是要培养朱永嘉日后在张姚坐稳中央大位时，备选中宣部部长。实际上朱永嘉接纳了一个苦差。国际上有个说法，世界上有四大部长最为难当：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印度的宗教部长，苏联的农业部长，中国的宣传部长。从才情、学历和思想来看，可以说张姚慧眼识人，无论朱是身陷囹圄，还是重获自由，他都在顽固地宣传文革时代的那一套政治观和历史观。确是一具党化宣传喇叭。

远离现代文明的恶浊思想

朱永嘉自我表彰说他向青年囚犯和监狱看守们传授了文化知识，甚至培养出了一些大专生。本来是一件好事。不过，他也宣扬说自己如何能分析国家的发展走势，甚至预言了胡耀邦下台的结局，令监狱中的青年佩服不已。他认为胡过早地登泰山祭孔，犯了老干部的大忌。胡的下台到底跟他的泰山之行有多大的关系，实际上很难说。说到底是邓小平为首的执政集团拒绝任何民主化的改革意向，执意要清除可能的民主领导人，胡耀邦是政治制度改革中保守和民主力量较量下的牺牲品。朱永嘉把他从专制政治下积累的恶浊经验和历史典籍中的法家恶例相结合，总结出这类厚黑统治术，当作宝贝传授给不谙世事的青年，简直是误人子弟，害人匪浅。朱永嘉不愧是宣传系统的洗脑专家。他哄骗青年，社会就是那么回事，你不适应它，你就得吃亏。这是典型的庸人哲学！理想主义的青年就应该敢说敢当，就算不能立刻改变恶政，也不能让恶政改变自己。胡耀邦的失势恰恰不是他不应该敢作敢为，而是敢于像他一样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人太少了！

朱永嘉谈庐山会议的文字完全暴露了他远离现代文明的思想面貌。朱永嘉认为庐山会议造成的悲剧不是因为毛泽东的独断和蛮横，反而是彭德怀和张闻天等人不懂得揣摩毛主席的心态，认为张闻天什么都不顾，坚持要讲话，触怒了毛，才酿成冲突。这种说法并不是朱永嘉的新发明，两千多年前的韩非子早已有一篇名著叫做《说难》。说的就是要进谏言，困难不在说者的意见不明，而在必须善于揣摩人主的心态好恶，否则既不能成功谏言，更有杀身之祸云云。韩非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可问题是韩非面对的人主是专制时代的暴君，从来不知道什么是人民利益，人间还有人权人道这样的理念。朱永嘉参加的是号称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毛主席的头衔是人民领袖。建立的是战后人权民主时代的人民政权。彭德怀张闻天为什么奋不顾身地写信、发言，因为他们看到人民已经连起码的口粮都吃不上了，全国性的饥荒即将来临。庐山会议之后，果然出现全国性大饥荒，农民饿死三千七百万。朱永嘉是无锡人。无锡属于江南鱼米之乡。饥荒中无锡农村也饿死很多农民。他还在农村搞过四清，难道一点也没有耳闻吗？漫说是一个科班出身的历史学者，就是一个只有普通常识的现代人也会谴责毛泽东反民主不讲道理，而盛赞彭德怀、张闻天为民请命舍生取义。今天的中国人，只要稍有一点政治常识，就心里明白（不一定敢说），中国的党代会、人大、政协都不能顺畅地表达人民的心声，这些制度早就应该改革了。中国需要的绝不是人民和干部去迎合领导人的心性和癖好，也不是谴责当年右派分子的言论口吻和庐山会议上彭黄张周的批评用语，而是建立真正倾听人民声音的民主制度。朱永嘉一再标榜自己是共产党和毛思想的忠诚者，煞有介事地写了一篇颂毛祭文以指桑骂槐。今天毛像虽然还挂在天安门上，可是毛的说教，除了那些冠冕堂皇的套话：为人民服务；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等，早已遭到人民的唾弃，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七八年再来一次之类，人民避之唯恐不及。连朱永嘉本人也在文章中承认毛那一套内斗互残的手法没有出路。朱永嘉的这类做派是典型的专制遗老行状。但是满清遗老郑孝胥好歹还有工整的诗词和雄奇的书法传世。朱永嘉的言论中，多处文笔粗陋，修辞失当，甚至不懂得“夫人”是一种尊称，不宜与自称代词连用，竟然频频指称其老妻（老伴）为“我夫人”。文革遗风也欤？

台湾市场经济待他不薄

朱永嘉说“人家待我不薄”，这个人家不应是毛泽东或四人帮，而是台湾。此话怎讲？人们没有注意到，朱永嘉虽然生活在上海，当的是共产党的官，坐的是共产党的牢，但他和他的家庭有一大半吃的是台湾的粮，享的是台湾的福。1949年前，他的父亲在上海做的是玻璃生意，直到抗战胜利后，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生意难做，朱永嘉的父亲才把部分货物迁往台北，并在台北买下了地皮和房产。结果台湾的生意意外地成功。他的堂叔和他父亲的徒弟前往台北掌管那部分生意。1956年公私合营，上海的产业归公，父亲也因病歇业赋闲。定息实际上非常微薄，而且到文革开始就完全停发。朱永嘉和父母、兄弟大半靠谁的收入生活？台湾玻璃公司的利润。文革前，上海市民依靠港台亲友外汇接济生活比较普遍，不足为奇。朱永嘉在1948年已经入党，所以家庭出身和收入来源已经不构成他“政治进步”的障碍。只是到了四人帮给他提拔封官的1968-69年，徐景贤提出希望他断绝外汇（境外资产阶级）收入。但他拒绝执行。因为凭他一名中年讲师的工资和妻子的收入，无法负担子女、父母和上大学的兄弟这一大家子的生活。组织观念再强，也强不过一家子的基本温饱。文革中父母更因资本家阶级身份受到冲击，财物没收（十年后发还），定息中止，没有台湾的利润，根本不能过活。文革结束，朱永嘉被捕下狱，一家老小更加依靠台湾外汇。所幸上世纪中国大陆外汇极度短缺，所以上海的外汇部门即使在文革最恐怖的时期，也尽量维持换汇付现业务，基本没有间断。朱永嘉服刑十二年后，依然是台湾关系给他带来了福祉。他以父亲去世，母亲病危，台湾经理是他本人幼时同伴为由，提出提前出狱以便接收台湾遗产的请求，获得上海和中央的核准，保外就医。出狱后，他又大量注释和点校古典文献，在台湾出版，不仅可以真名落款，而且收入美金稿酬。最后台湾的代理人将产业变卖，寄回了十几万美元。朱永嘉比国内民主派的知识分子、比海外流亡的民主人士富裕得多，安闲得多。

是蒋氏父子保证了台湾的市场经济充分地发育，也没有实行大陆的公私合营和政治株连制度，明明朱永嘉是共产党的干部（所谓共匪共干），也没有没收或限制朱家的产业经营发展，更不阻止朱家的资方代理人定期汇款到上海。朱永嘉坐食台湾市场经济的甜头，坐享台湾宪政民主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回过头来在大陆继续扮演文革余孽的厚黑角色，辱骂改革开放的先驱胡耀邦，指责敢于顶撞暴君的彭德怀，宣扬他腐朽阴暗的犬儒哲学。他的辱骂、指责和犬儒哲学刚好告诉我们，他和他的团伙确实是一批思想冬烘、性格卑污，完全不懂得现代民主和文明的遗老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