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乾隆以贪反贪”成了当局的屏蔽词

关美文

一，越反腐越黑暗

对反腐败不要期望太高了！天朝一直在上演着”养贪官，用贪官，杀贪官“的循环闹剧，这是老”套路“了！反腐败是任何社会包括专制社会、野蛮的吃人社会都有的！因此反腐败并不能直接促进民主！这已经被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所证明！朱元璋时期、乾隆皇帝时期都是以反腐败在历史上出名的，但也是最专制、最黑暗的统治！
乾隆统治中国共60年，起止时间为公元1736年至1796年。在这期间的重要事件有大兴文字冤狱，是清代最黑暗的时期之一。

乾隆朝的诗人魏来朋的《鬻子行》写道：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

郑板桥的一首《逃荒行》，可看出在所谓“十全老人”乾隆皇帝领导下的社会悲惨画面： 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长路迂以远，关山杂豺虎。……嗟予皮发焦，骨断折腰臂。见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道旁见弃婴，怜拾正担釜。卖尽自家儿，反为他人抚。……身安心转悲，天南渺何许。万事不可言，临风泪如注。

从1760年代开始，各地不断发生农民起义，先后爆发了贵州苗民起义（1795）、白莲教大起义（1796-1804）、博罗天地会起义（1802）和箱工起义（1813），等等。在白莲教大起义这上10年的时间里，全中国损失了1亿1千万的人口。

二，乾隆猛反贪官

在满清统治时期，扶贫赈灾、御敌平乱，不仅物资被层层克扣、侵占和滥用，最后到灾民和士兵手中时已所剩无几，而且会以此为名义掀起新一轮对民间的掠夺和搜刮；治理江河、兴修水利，则会搞出大量的贪污腐败和豆腐渣工程。

乾隆14年至33年，两淮盐官共侵吞官银1900万两；46年，哈密通判经方贪污官银15万两。乾隆46年，甘肃省官员串通一气，用赈灾的名义集体私分巨额公款。全省没一个官员是干净的，也没一个官员举报。案发后，乾隆气得发抖，连连大叫说：“官官相护之风，举朝皆然！”他严令重惩：封疆大臣、甘肃总督勒尔谨被赐自尽，藩台王亶望、兰州知府蒋全迪斩首示众，接任藩台王廷赞处以绞刑，共计处死大小官员47名，被革职下狱的82人，11名赃犯之子被解送新疆伊犁做苦工。甚至一个外省官闵鹗元因为给其弟闵鹓元藏了赃银三两，也被降了三级，并停发了三个月的“养廉”。唯一逃脱惩办的只有按察使福宁一人，他是因为案情即将败露时首先坦白交待，并积极捡举揭发，获得宽大处理。

乾隆47年，皋兰等34厅、州、县贪污国库金银和官仓粮、草。案发后，乾隆更为火冒，下旨严办，杀了大小官员56名，免死而流放充军的46名。州、县、道、府、藩司、督抚被勒令摊赔42万两白银。同年，山东又出现国库因被侵吞而亏空130万两，除令在两年之内由山东省各级官员如数补足外，杀了4名知县，1名巡抚，另有1名布政使令其自尽。

乾隆57年，浙江发生盐道运使柴桢截贪商人应缴纳钱粮案，浙江巡抚福崧一人就侵吞盐运款11.5万两；结果是柴桢和巡抚福崧处斩，柴桢的管家柏顺因替柴桢出谋划策，被判处绞刑。另外，两淮盐政全德降为郎中，藩台景照撤去职务发配伊犁充军，道台明保、张慎和撤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乾隆60年福建全省亏空250万两、粮谷64万石。

诸如此类的大案、要案，乾隆皇帝处置起来毫不手软，甚至若干小的贪污、索贿案，乾隆也动辄以撤职、充军和杀人来对待，以期吏治清明，江山永固。

最为露骨的是，一边追赃，一边又贪赃，追赃官把追到手的赃款纳入私囊，赃上加赃。如：乾隆46年甘肃集体贪污大案发现后，奉旨追缴查抄藩台王亶望的家财时，登记册上明明写着金条、金锭4748两,而上报内务府的册上只列着金叶9两3钱，悬殊大得惊人，等解到内务府时，这区区9两3钱金叶也不翼而飞，其胆大妄为、顶风作案，旷古罕见。

三，乾隆以贪反贪

专制的实质就是权力垄断，任何垄断都会腐化堕落。开明专制者最多只会克制滥用特权，而绝不会放弃特权。哪怕皇帝比较廉明，或者出一两个包清天之类的人物，也无法挽救整个官僚体系一天天乱下去。专制统治集团权力过大，社会不能对其监督制衡，腐败必然日趋严重，社会风气日益败坏。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也就是说：当三年清官，就可以至少贪得“十万雪花银”，而且贪得“十万雪花银”是小菜一蝶，不算贪污，还是清官。可见无官不贪。

清代雍正时期的年羹尧事败抄家时，抄出现银百十万两。有人计算，当时省级大员年俸150两银子，年家的现银就相当于7333个省级大员的年俸收入，也够狂的。

和珅当年代表乾隆皇帝反腐，自己却更腐败。和珅被打倒后，清朝更廉洁民主了吗？没有！今天中国人指望习打倒一批贪官来促进民主，那是痴心妄想!1799年，乾隆逝世。新皇帝立即把和珅逮捕处死，清算他的财产时，总数有9亿两，这还不包括他家人们贪污的庞大数字，而他的一个家奴刘全的家产也达20万两之多。那时国库全年的总收入才8千万两，和珅当权20年，贪污的数目等于12年的全国总收入，使人惊骇。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于1715年逝世时，全部财产仅2千万法郎，已招全国的唾骂，以当时的币值，一两折合3.75法郎计算；这位欧洲雄主的财产不过是中国一个贪官财产的1/170；而16世纪的贪官严嵩，只贪了200万两，不过和珅的1/450。

比起皇帝来，和珅又是小巫见大巫。乾隆在位时想方设法进行搜刮，每年他的寿辰时文武百官都要进献，一次所收金佛就多达1万尊，其80寿礼之黄金编钟就重达1.3万两。

愈惩贪而贪腐愈盛行，愈倡廉而吏治愈腐败。其根子在专制政体，表现在皇帝本人身上。中国的专制帝王，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国王所享受的都要优越，而且谁也不敢提出异议，提出异议就是目无圣上，就要遭受惩处。乾隆皇帝堪称最会享受的皇帝。他大张旗鼓整治贪官污吏,奖励廉洁臣子，但他又带头肆意挥霍国库。他大肆营造宫殿、园林，极尽豪华壮丽。更为露骨的是：乾隆帝还发明了多种公开勒索盘剥官员和富户的手段。仅举几例：

1）交纳“议罪银”：凡官中犯有过失者，或被皇上认定犯有某种过失的官员，必须向皇帝请罪，并根据过失大小交纳数量不等的“议罪银”，多则数十万两，少则几万两，以换取皇恩宽恕。这些数量巨大的金银，一般都不入国库，而直接解交内务府广储司库，作为皇室的私蓄——这是皇帝公开贪污。

2）乾隆皇帝曾六次南巡和多次东巡，每次出巡，都示意要沿途贡献礼品，于是沿途大小官员只好争相呈献巨额金银和奇珍异宝。乾隆未经过的地方的官员，为了计好皇上，也竞相搜罗宝物进献——这是皇帝公开勒索。每次都是上万人的队伍，地方官员就建起行宫、备好美味佳肴款待。像一群海盗一样，所到之处，几乎都要洗劫一空。道傍破旧民房，因有碍观瞻，都被勒令拆除，致使大批黎民流离失所。乾隆皇帝的一次出巡中，内务府官员记载道，为供应皇帝路上的饮食，他们提前把1000只选好的羊、300头特选的牛以及75头专用的奶牛带上车。在数千里的出巡路上，皇帝只喝四眼泉里的水——北京的玉泉山泉、济南的珍珠泉、镇江的金山泉、杭州的虎跑泉。为皇帝运送泉水，专门成立了庞大的车队。在炎热的夏季，几十万斤冰块从北京提前运送到路上，以备皇帝口渴时能吃上冰镇的西瓜……为了防止皇帝回去的路上因为重复的风景而感到厌烦，“归途还必须另修一条道路”……

乾隆第一次南巡后，有人假托工部尚书孙嘉徐之名写文章指责并私下流传，乾隆竟然兴起大狱追查，下狱者达上千人。江苏省学政（教育厅长）尹会一，曾上奏章劝阻，奏章上说：“民间疾苦，怨声载道。”弘历光火说：“民间疾苦，你指出什么地方疾苦？怨声载道，你指出什么人载道？”侍读学士纪晓岚因主编《四库全书》而被人尊重，就趁机透露江南人民的财产已经枯竭，弘历大怒说：“我看你在文学方面有一些根基，才赏赐你一个官，其实，我把你当作娼妓和戏子一样豢养罢了，你怎敢得寸进尺，妄议国家大事呢”？

3）举办各种寿诞盛典，通知举国贺寿献礼。按满清定规：每当皇帝或皇太后整旬寿诞，便要大规模地庆贺，乘机向朝中大员和各省地方官员及富商大贾进行摊派勒索。到了乾隆时代，这种“报效”勒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每次庆典的收纳金银都在100多万两至200万两，几乎相当于一次战争的经费消耗——这是皇帝的公开索取贿赂。

除了富商大贾是掏的自己的腰包外，官员交纳的经费竟是名为“养廉”（俸禄外的补贴）的银两。据史料记载：“所有王公大臣、八旗、各部院官员应交经费，行令户部在俸廉内分别坐扣”、“各省督抚应交经费，按其通省养廉数目，量其多寡，酌量令其扣缴十分之二五”。本来是用于培养廉洁的钱，结果变成向皇帝贿赂的赃款，荒唐、滑稽到了极点！

皇帝带头公开贪污、勒索、收取贿赂，吏治怎么会不腐败？在专制政体里，廉政只是一块漂亮的画着羊头的招牌，在这块羊头招牌下，卖的全是贪污贿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