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第二十九章 

季鹏

大跃进备忘录之一：死人知多少

直到1960年上半年，毛泽东仍然不停地号召1960年要实现更大的跃进，要求“全党为1800万吨钢、6千亿斤粮食而奋斗。”然而，哀鸿遍野、怨声载道的现实已被党内绝大多数人所正视。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一致通过了国民经济“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八字方针说得好听，实际上是退却、中止大跃进），面对全党的压倒多数，毛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意调减了当年经济指标，并提出自己退居“二线”的请求。至此，大跃进在中央决策的层面已经停止，但它所造成的后果和“惯性”破坏远未终止。

这期间，发生了两起有关大跃进饿死人的“个案”，颇具传奇色彩和象征意义。

一起是1960年3月，一男子在天安门广场白天提着一个灯笼，旁若无人地穿行。这种奇怪的举动，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英国路透社记者向伦敦的《新快讯报》发回了这一报道，并配有“白天点灯”的照片，指出这是一起“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事件，这个男子显然用这种方式来抗议大陆中国的“暗无天日”。

这个非同小可的政治案件和案情很快上报到周恩来案头，周指示北京市进行调查。对当事人的审讯查明：这个别出匠心的“白日点灯”制造者叫何明渊，四川达县人，农民。因当地干部强迫征购过头粮食，他所在的村子和邻村都有大批人活活饿死，何明渊的母亲、两个孩子成了饿殍，妻子因此失踪下落不明。何将此一情况和当地干部行凶作恶等问题先后三次到地区和省城上访反映，不但无效，反遭拘押。无奈，千辛万苦来到北京，仍然投诉无门，无奈之下想出了这白日点灯之举。北京公安局立即派人去四川达县调查，证明何所说完全属实。当彭真将调查结果向刘少奇报告后，刘久久不语，最后说道：“情况早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境地了！这是全党、全国的头等大事啊！”

这一事件不知是否有人报告毛，估计即便毛知道了，也会当作“轻如鸿毛”的小事，指示下属对其“专政” 了事。但是，隔不久的另一件事，可能要多少触动一下毛那颗“冷酷的心”：

7月3日，毛去了北戴河。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年轻女子勇闯中南海事件。

在中南海北门，一名身着靛蓝色上装的年轻女子，双手举着两块硬纸牌，一块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一家六口！”另一块写着：“打到毛主席！彭德怀万岁！”女子很快被门外便衣抓进北门内的传达室，并带上手铐，进行简单的审讯。

为了节省篇幅，我们将案情简化叙述。该女叫刘桂阳，湖南衡南县人，祖宗三代贫雇农。其本人是衡阳鲤鱼江火力发电厂运煤车间工人，是共青团员。她从小没有父母，叔叔婶婶将她抚养成人。1956年进厂当学徒，三年没有回乡下老家。1959年她听说乡下饿死人，但不大相信，因为从小“听党的话”的刘桂阳想象中农村都公社了，吃的是大食堂，吃饭不要钱。不说进入了共产主义，起码也是社会主义幸福生活了吧！怎么可能饿死人呢？

但传言越来越多，刘桂阳有了点疑虑，今年（1960年）5月她决定回家乡看望叔叔婶婶以及兄弟姐妹。到了家乡一打听，简直是五雷轰顶，叔叔一家六口全都已经死了！小村子死了30多人，据说都是得水肿病，吃观音土死的！

痛心疾首的刘桂阳悔不当初没有早点回来看望叔叔婶婶，一场痛哭之后，找到一个堂叔的家。一进门，堂叔及两个堂妹都蹲在地上的火塘边，她进去叔叔、妹妹也不起身，就蹲着跟她说话。堂叔告诉她，他家三口也快不行了，去挖观音土都没力气，走不动了；也不能出门，因为父女三人都没有东西遮下体，所以只能这样蹲着。堂叔又求她：“妹子，你带有吃的就留下一点，救救我们……”刘带回了四包高价饼干，原准备给叔叔一家的，现在就给了堂叔。堂叔和两个堂妹接过饼干当着她的面就狼吞虎咽大爵起来，一边不断灌水，四包饼干一共6斤，他们一次就吃光了。

第二天一早，她想去堂叔家辞行。哪知进去一看，三人全胀死了。刘意识到自己“害”了堂叔一家，哭得死去活来……

刘桂阳在陈述这些时，数度痛哭失声，可以说她是连哭带喊说完那些话的。其间，她几次表白，要杀她、关她都可以，但要让她说完话，要把这些话告诉中央的大官。

对她的审讯笔录被紧急送到北戴河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百忙中看了，批曰：“请少奇同志阅。”刘少奇看了，批下几行沉重的字：“悲惨，湖南的灾情还算是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组织印发，会议之后每位领导都应深入农村基层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

刘、邓和政治局常委会秘书田家英没有直接将此件呈给毛。但是，神通广大、耳目遍布的毛当然会看到此件，并知道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将此件印发给与会者的“险恶用心”。他记下了这笔账。

何明渊和刘桂阳到底被如何处置以及二人的最终结局，笔者无从知晓，这个故事显得不完整。笔者估计他们即使当时不被处死，也难逃文革 的“群众专政”关；他们即使还活着，也不可能跟外人说话了。

经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的努力，到了1962年下半年，就全国来说，这场大灾难总算基本结束了。但是，为了毛的“面子”，也由于毛的坚持，“三面红旗”仍然被肯定并要求继续“高举”， 而饿死人之事，更不准提及。官方很快就对大跃进锇死人问题给出了一个统一的宣传口径，叫做“三年特大自然灾害”。 后来又加上－条“苏修逼债”。就这么把饿死几千万人、长达数年之久的空前人为大劫难轻轻掩蓋过去了。如此不仅给中国人民埋下继续受苦受难的种子，也为毛泽东东山再起、反攻倒算留下了伏笔。

这场大跃进究竞死了多少人？这是一个当时和后来国人都想知道的问题，却也是令研究大跃进、三面红旗灾难的中外学者想解答而又难以解答的问题。因为在和平时期创造了如此死人的世界记录的毛泽东和毛政权，为掩盖其罪悪，推脱责任，使用了各种手段对真相进行隐瞒、转移并销毁罪证，对－切知情者和当事人使出威胁和收买的两手策略，企图将如此惊天大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特别是不能让后人知道。因此，要弄清当年的真相，包括死人多少的问题决非易事，能直接提供的、可采信的数据和资料不仅不全，而且可信度不高。人们只能采取各种间接的方法、逻辑推理的方法进行演算和推算，所得结果自然很难统一。另外，进行这种研究还要冒政治风险。不过，人们仍然顽強地探索着。

到目前为止，关于大跃进死了多少人的问题，各类研究者仍然是众说纷坛、莫衷是一，大致地说，有1000多万、2000多万、3000多万、4000多万到6000多万各种说法。

出现这种大差异的原因大致有政治因素和技术因素两大类。政治因素是不言而喻的，最初，当局甚至想否定饿死人的事实。然而信阳事件打开了一个缺口，犹如大垻泄漏，想堵也堵不住了，于是只好求其次，尽可能把死人的数量缩小、圧低，大事化小。但整个地说，有关大跃进和大死人都是大陆人们研究和言谈的禁区。

1982年，在毛死去五、六年之后，中国政府进行了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83年，公布了第三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同时还公布了1953年、1964年第一、第二次人口普查的的数据，这就为开展人口研究提供了条件。加上当时比较宽松的政治氛围，人们自然就把人口研究的焦点聚集在大跃进中饿死人的问题上。

令人们吃惊的首先是，从官方公布的人口数字中，1960年全国人口（66207万）比1959年（67207万）減少了整整一千万！这个数字引起了国内外煤体的強烈反响，日本共同社称“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当局唯一能做、想做的事，就是尽可能把死人数降低、缩小。当局要做到这一点不难，中国吃皇粮的媒体和大小官员、学者，都是自觉的“党的喉舌”， 绝对听从党的指挥棒。

先是－个相当权威的经济学家许XX，在其编撰的《中国当代人口》中，对1959——1961年中国人口变动状况进行了貌似精确的计算推理，得出的结论是那三年全国減少了1486万人。

接着，中国科学院囯情分析研究小組在80年代发表了一份报告，认为“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减产，按 保守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

不过，这两个研究报告都存在两大问题：其一是所根据的主要是当时官方人口统计数据，而我们知道，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特别是大跃进的那几年，可信度是极低的，它主要为政治需要服务，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安徽亳县，县委选样调查，承认本县1959年、1960年死亡率是29.15%；然而后来上报的官方统计变成了15.75%。民间有一句谚语叫：“村骗乡，乡骗县，一骗骗到国务院”，说的就是毛共在统计、上报数据上的一贯弄虚作假的作风。以此为依据的研究成果的可靠性，也就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了。当然，除了那几年之外，其他年份仍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其二是统计的年限选定在1959年—1961年三年，这是不足、不完整的。前面我们讲过，大死亡从1958年冬开始了；而1962年饿死的人数比1959年还多（据中共中央政治局2005年内部解密的资料，1962年全国非正常死亡751·8万人，而1959年是522万人）。“漏掉”这两个时间段的数据肯定是很不完整的了。

所以，总的说，上述那些研究报告可信度是不高的。而且，研究方法和所得结论，也缺乏透明度和科学性，比如，只计算“減少人口” 或“非正常死亡人口” ，而忽略少出生人口（后来才使用“非正常死亡” 和“少出生” 两组数据，前者由：“实际死亡率一正常死亡率Ｘ当年平均人口”求得；后者由：“正常出生率一实际出生率x当年平均人口” 求得，两者相加，则为损失总人口）。

就在中国人尚未拿出具有权威性的研究成果的时候，外国的人口学家却帮我们动手了。据楊继绳先生介绍，这期间有三位著名的人口学家对大跃进时期的中国人口进行了研究，他们是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科尔、法国人口研究所所长卡洛。他们釆取的方法是在中国官方公布数据的基础上，按人口学的方法进行验证和修正，然后进行计算。班氏计算的结果是，1958—1961年四年非正常死亡2887·1万人，少出生3119·5万人，总共损失人口为6106·6万人（2887·1＋3119·5）。

科尔计算的结果是：1958—1961四年非正常死亡2481万人，少出生3968。3万人，总共损失人口为5549·3万人（2481＋3968·3）

卡洛计算的结果是：1958——1962五年非正常死亡2850·9万人，1958——1961年四年少出生3197·85万人，总共损失人口6048·8万人（2850·9＋3197·85）。

此外，还有一些外国人口学家对中国大跃进中人口问题也进行了研究，得出人口损失的数据与上述三位相差不大。

面对外国人得出的远远超出我们自己承认的死人数和人口损失数，中国政府有些坐不住了，当局想拾回在这一问题上的主动权。1985年，由原国家统计局长、毛派领军人物李成瑞牵头，将大跃进中人口问题作为国家研究课题，搞了－次揭榜“召贤”， 最后由西安交通大学讲师蒋正华“揭榜”承担了这一任务。

蔣正华不辱使命，他拉开了“科学” 研究 的架式，使出了很多时髦朮语，然后稍稍拨弄玄机，得出了三年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口1697万（大数1700万）的结论，据楊继绳介绍，蒋正华主要用提高正常死亡率的办法減少了非正常死亡人口。蒋曾使用过三组数据计算，楊继绳根据他提供的数据进行验算，结果非正常死亡人口都远远超过1700万。但最后，不知蒋在那个关键处进行了“修正”， 一切就都回到1700万上来。1700万这个数字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最接近，官方乐于接受，当局立即组织专家评审，予以充分肯定和宣扬，说蒋的研究方法比外国人“科学性更高一些”， 试图一锤定音，从兹息争。

关于蒋正华的研究，笔者作为外行，本不便置评，不过之后蒋仕途不同寻常的飚升，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 并“浮想联翩”：蒋从一介书生、一个讲师一直升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 这不禁使人想起那位因告发同伴而荣升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伟长先生。因为蔣先生也没有其他贡突出献，不就是那个人口课题嘛。可见那个人口研究非同小可，那可是人家为国家立下的－大功劳啊。

在中国，任何东西一沾上“政治” 就会变味，或香或臭，不一而足，总之不是原来的味道了。看来，应对这“人口学” 在中国大陆的遭遇本身进行研究，写成－本专著才能说得清楚。

但是，事情并未象当局想象那样平息下来，对大跃进中损失人口的研究反而“火爆”起来，这主要是一些民间学者自觉参加了研究。

旅居海外的学者丁抒，运用不完整、不精确的资料测算出从1958年到1962年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最低3500万。

丛进先生在《曲折前进的岁月》中，以20‰的正常人口净增长率，加实际上减少人口之和，计算出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在4000万左右。

金辉先生的研究进了一步，他根据1949年至1965年的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从1964年逐年递减回去，得出各年理论上的人口数，再乘以正常增长率，得出与实际数之差、之和。结论是：中国1959年—1961年的三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060万。笔者认为，如果再加上1958年和1962年相应的数字（按照中共中央2005年有限解密的数据， 1962年非正常死亡751。8万人），总的非正常死亡数应在4500——5000万之间。

金先生的另一结论是：由于大跃进的灾难，使中国少增长了6000—8000万人口。

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釆用独特的方法，计算出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口3245。8万人，并计算出分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

楊继绳用两套数据计算了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情况，运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运算的结果，这三年非正常死亡为1619。92万人，少出生3150万人；运用各省的人口资料计算的结果，三年全国非正常死亡2098万人，少出生3220万人。但因为都是釆用官方数据作依据，他怀疑其可信度（见下文）。

不过杨先生发现，釆用官方数据计算的非正常死亡数比实际上巳经掌握的数据明显偏少。例如，按楊继绳的计算，安徽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226万人，但当年下放在安徽的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称，安徽饿死人数为500万；楊继绳计算山东非正常死亡184。43万人，但薄一波对趙健民说山东饿死人300万；楊继绳计算四川饿死人总数是787万，曹树基计算四川非正常死亡940。2万，而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坚称四川饿死人总数在1200万以上（详见后文）。

又如外国的科尔，计算1961年非正常死亡为278万人，估算1962年死亡为500万人。后来中共自已公开这两年的饿死人的数字为1327万和751。8万。

之所以出现这种大的差异，说明从总体上说，官方公开的口数据不可靠，以它为依据计算的结果自然就偏少、偏低了。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吃皇粮（不是吃纳稅人的粮）的各级干部，总会自觉地为党、为领袖维护面子，隐悪扬善；而地方官员也总会把不利于其政绩的东西隐去、或消减。

楊继绳为此介绍了另－位人口学者王维志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王维志根据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官方公布的人口数据进行了检验和修正，最后得出1959—1961三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3367。9万人。如果加上1958年和1962年饿死人的数字，整个大跃进饿死人总数在3500万至3700万左右，取中数3600万。另外少出生4000万人，即总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楊本人表示赞同这一结论。

在已见的林林总总的各种大跃进死人的研究报告、数据中，终于有一组引起了我们的特别注意，那就是辛子陵在《千秋功罪毛泽东》中说的，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进行有限制的解封，在内部一定范围内正式公布了这一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

1959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人口95万8千余人；

1960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人口272万余人；

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万人因饥饿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人口210万7千余人；

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751万8千多人因饥饿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人口107万8千余人。

上述合计，大跃进四年全国非正常死总数为3755.8万人，其中城市人囗686·3万人，余为农村人囗。

应该相信，该书作者说的这件事绝对是真的，在如此严粛、重大的问题上谁也不敢“弄虚作假”， 谁也不敢冒充中共中央政治局造谣。 至于具体的计算方法，当局没有加以说明，我们可以存疑。这是笔者第一次听到这一组数据。辛子陵爆出这一消息后，当局也没有加以评论或辟谣，可见事情是真实的。我们盼望有关方面能就此一问题向国人作出进一步的正式交待。

辛子陵在书中还同时指出，据专家统计，在中共1949年执政之前的2129年中，中国总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共计死亡2991万余人。而毛的大跃进一次死亡人数就比两千余年自然灾害死人之和还多764万人（3755-2991）。真是史无前例了。

在有关大跃进时期死人的问题上，还有一个用事实加以论证、补充的人，那就是四川省当年一个重要当事人的回忆，此人名叫廖伯康，1960年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因在死人问题上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被打成“萧、李、廖反党集团”三名主要成员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平反后，曾任四川省政协主席。2005年廖伯康就大跃进时期四川死人情况接受记者采访，记者为此写了一篇名为《我向中央讲实情》的釆访文章，引起了社会重视。文章中对四川省当年大饥荒的惨状和四川饿死人的数量问题均有具体生动的描述：

“廖伯康担任了重庆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主任，负责与当时所属三个县的工作团进行联络。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很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树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县，1960年饿死人数以万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只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杆扎起来的篱笆墙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剩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的柜子。

从1959年到1961年四川省粮食大幅减产，1961年的粮食已经下降到231亿斤，比1958年的449亿斤减少了218亿斤……可是当时四川省委的主要领导人仍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省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在四川粮食大幅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外省调粮食，仅1959年至1961年三年就往外调1.57亿斤，几乎相当前5年粮食外调的总和。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1962年6月，共青团在北京召开三届七中全会。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决心借出席会议的机会向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反应四川的情况，然后请胡转呈报告党中央。

胡耀邦热情接待了廖伯康，认真听取了他的汇报，并据此整理了一份简报呈报党中央，还口头向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办主任杨尚昆作了口头汇报。杨尚昆决定亲自找廖伯康和另一个与廖一同反映情况的的四川籍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谈话，进一步了解情况。杨尚昆主要是想弄清楚四川饿死人的真实数字。他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杨通过民政部报来的死人数是400万，但他不大相信。又去找公安部，因公安部是管户口的，当时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等都与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他们掌握的情况应该比较准确。公安部报来的死人数是800万，一下翻了一番。这使他对真实情况产生了怀疑。杨问廖：“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竖起了一个手指头，说：“死了一千万。”接着向杨尚昆解释，他的数字是从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中得知的。文件中的注释表明，1960年底，四川总人口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1957年四川人口是7215.7万人，两数相减正好是一千万。廖又说：实际上可能要超过此数，因为从1957年到1960年的人口自然增长数没有加上去；再者，这只是到1960年底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四川仍在大量饿死人。1961年底，光涪陵地区就饿死两百多万人，1962年省委开会传达“七千人会精神”时，雅安地区滎经县县委书记就说他那个县饿死了一半人，他的前任因死人太多被抓去判了刑。所以廖对杨尚昆说，他现在说的一千万是留有余地的，实际上起码还要多250万！

杨又问廖：为什么中央没有看到这个文件（按照规定，县以上党委的文件都要报送中央办公厅）？廖解释，这份文件刚刚发出就收回了，连四川省的同志很多都没看到。

杨进一步询问死人的原因。廖答：四川1958年人均粮食630多斤（指原粮即谷子，包括种子、饲料粮和工业粮在内），到1961年下降至373斤。城镇居民每月口粮是21斤，农村社员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每人每天只给旧称4到5两原粮，打成米为旧称2至3两，折合新称只有1到2两（即50—100克）。如此怎么不饿死人？！就是这种“指标”，有些地方也不落实，只有指标没有粮食。特别恶劣的是，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省粮票作废！－下子就把老百姓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笔者按：这可能是城市人大量饿死的原因，因为当时粮票只发给城镇居民、干部，农民是不发粮票的）。

杨尚昆将这次了解到的情况向中央书记处书记作了汇报，邓小平当场批准派四川籍干部以回乡探亲为名进行深入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

17名司局级干部回到四川，以各种方式进行调查，回京写了调查报告。田家英看了全部调查报告，准备先请刘少奇阅后再呈毛泽东。谁知此时风云突变，原来毛泽东曾被迫在“七千人会议”上就大跃进问题进行了检讨，但他心有不甘，一直在伺机报复。在离七千人会后不到8个月，毛就卷土重来，召开北戴河工作会议，在会议上重新拾起“阶级斗争”这把刀子，磨刀霍霍砍向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刘、邓及杨尚昆、田家英等人此时均是毛要砍杀的对象，自顾尚且不暇，向毛报告之事也就胎死腹中了。

后来，廖伯康向中央反映死人情况一事被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得知，李遂以莫须有罪名将廖打成“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反党集团” 首领之一。其时，中央有关部门还想“营救”萧、李、廖等人，想把他们调出四川。哪知，正红得发紫的李井泉根本不把中央部门放在眼里，不予理睬。李井泉因为在大跃进中“紧跟”有功，调粮又最多，被毛泽东于1960年9月加官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统管云、贵、川三省，成了真正的“西南王”。那一千多万饿死鬼算得了什么呢？他们正好作了李井泉向上爬的“垫脚石”。

从廖伯康这个当年的知情人叙述中，我们对大跃进饿死人一事有了进一步认识，那就是：实际情况比官方上报的情况和统计数字要严重得多，因为任何官员都不会把自己做的坏事百分之百公之于众。所以一味依靠那几年官方资料进行研究的方法值得反思，四川就是个例子。按廖伯康的讲法（笔者按：廖伯康的说法还得到当年四川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廖志高的回忆文章的完全肯定，证明其所述完全属实）推算，当年四川非正常死亡人数不是一千万，也不是1250万，而很可能是1500万 (1250+1958年至1962年人口自然增长部分)。由此可见实际情况往往要高出官方统计和民间学者的估算。

因此，笔者在此一问题上得出的结论是：

第一，由于资料的欠缺和某些资料缺乏真准性，现在对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情况已不可能得出精确的数字，所以只能求其大概，但这丝毫不影响事情的定性，不影响对毛及其所发动的大跃进罪恶的认定。

第二，研究的方法既不应过粗，也不宜过细。过粗过细都会影响数字的准确性和真实性。鉴此，在上述诸种研究方法中，笔者比较赞赏金辉先生的研究，也基本赞同他得出的结论，但应增加1958年和1962年已经公认的饿死人的数字，这样，大跃进造成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4500—5000万左右。另有大致相等（可能更多一点）的少出生人口，两者相加，大跃进造成的总人口损失约在1亿人左右。

第三，应增加对城市饿死人情况的研究。这是过去的一个空缺，从而给人的印象似乎那些年饿死人的事情只发生在农村，而城市仅仅是食品供应紧张而已。倒是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弥补了这一缺陷。但仍缺乏细致、具体的揭露。

最后，应该反驳一些人对大跃进饿死人这一天大灾难的非议之声。这种非议大概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一些人认为，大批饿死人的大饥荒只发生在少数、局部地区，而研究者们将那些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和数据推而广之，所以才得出那么巨大、那么吓人的死亡数字。提出这种质疑的人当年大概居住在城市或条件相对好一些的地方，他们的周围没有那种可怖的现象，所以觉得与他们的主观感受不吻合。

但这种责难和质问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实际上任何研究者都没有“以偏概全”， 并没有将一些特别严重地方的灾难作为推算全国死人的依据，如果那样，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就是数以亿计了。恰恰相反，现在是很多地方的真相还没有揭露，很多重大事件仍然被捂住盖子，很多人口死亡数据被人为减少，总之那场亘古未有的大灾难远未被彻底揭露。因此主要根据官方数据计算的非正常死亡数只会偏低而不会偏高。而且当时毛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各地只有受害 程度不同，而不可能有“化外”净土，沙漠中之绿州。所以，灾难是全局性的，决不是局部的、特殊性质的。

其二是来自当今一些年轻人的质疑和责难，主要是一些毛时代既得利益者、“左爷”们的后代和当今的毛派。这些人绝大多数没有亲身经历，却企图利用年代久远，当事人和知情人越来越少这样一个客观事实，谎称有关毛时代那些骇人听闻的罪恶，都是一部分老年人“虚构” 出来 的。妄图从根本上抹杀这场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空前民族大灾难，就像他们企图赖掉“反右”和“文革” 的罪恶那样。这是一种居心不良的挑战，目的是为毛开脱罪责，为“左魔”复辟清道，让毛主义卷土重来。因此不存在和他们进行辩论的必要性和思想基础。

可是这些人也未免太自不量力了，别说那场灾祸的亲历者、知情人还大量健在，就算这些人死光了，已经留下的铁证、各种文字材料和物证，都已广布海内外，载入史册，收进各种图书馆，深入人心。岂是毛左们几声嚎叫所能诋赖、抹杀得了的！要知道，历史最后总是反映人心、站多数人一边的，那种由帝王垄断历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作恶多端的当代秦始皇及其爪牙和刽子手们，历史只能为他们留下一个归宿，那就是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