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八十二章
季鹏
毛泽东凯歌高奏（下）：国民党治政无能
墙倒众人推
从此可见，国军有一种崩溃加速度的趋势，它表明国民政府缺乏支撐持久战争的能力，当不能速胜时，就只能速败了。这是因为它的政权基础已经千疮百孔，经不起久拖。毛泽东原来估计要用五年时间推翻蒋政权，结果不到四年就达致了。
关于国共内战史，自然另有专著详述其亊，这里没有必要细述。值得探究的是，国民党为什么那么快就垮台？其主要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值得载入史冊的经验教训？
从大的方面讲，中共的天时、地利、人和，前面己经讲过，不过那是概而言之，稍为具体一点，并侧从国民党方面检讨，应该有下述各点：
一、战略失错，治军无能，使之迅速由強转弱
关于这方面，又可从以下几方面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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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战术上的失误，导致被动挨打。
全面内战开始之时，国军在数量上和武器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囯军总兵力430万，其中正规军356万，非正规军（各种保安、警察部队）74万。中共总兵力127万，其中野战军61万。地方部队和后勤机关等共66万。武噐装备方面国军更占优势，譬如国军拥有空军16万人，海军3万人，共军这两个军种基本上是空白。陆军的武噐装备国军也占优势，在战争初期尤其如此。（以上数据釆自朱汉国主编的《1949：历史选择了共产党》2009年9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下面未注明出处者同上。）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在战争初始曾满怀信心地说：“比较敌我实力，无论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即共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主要交通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手中。”“ 一切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何，即可如何。”故在1946年10月18日在南京召开的秘密军亊会议上，蒋放言“五个月之内打垮共军。”
然而，明显的优势为何导致完全相反的结局呢？这首先是战略和战术思想上的错误。蒋为国军制定的战术是：
1、“占点延线”导致整体上的优势变成局部的、具体战役上的劣势，有生力量被对方逐个分割吞噬。
“占点延线” 是蒋制定的对共军作战的基本策略。蒋云：“现代作战最要紧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控制都市，因为都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财物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也一定是水陆交通要点。我方占领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交通线。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手里，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所分割、所截断，使其军队运动范围缩小，联络断绝，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于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国军要先占领大小城镇，然后占据交通线。蔣自以为这样就能把共军分割，逐个消灭之。
然而这一设想，只是在敌方也如他一样釆用正规战、阵地战时方才有效，而共军掼用的战略战术，是游击战和运动战，中国地域广大，山岭众多，使共军有广大的活动余地。蒋的那点军队不可把敌人都分割包围。其时，可用于进攻共军的国军总兵力为78个师（军）218个旅，共171·3万人，这171·3万军队，有一半用于守备新占领的城镇和交通据点，用于运动作战的实际上与共军差不多。这点军队不可能把共军分割包围歼灭之。总之，“占点延线”实际上分散了力量、固化了部队，变成了处处设防，处处薄弱，被动挨打。使整体上的兵力优势变成局部、具体战役上的劣势，不但不利于消灭运动中的共军，反而容易成为敌人分割包围的目标。
败退台湾后的囯军高级将领总结了这一战略的失误：
“由于防点守线，我们的军队被盯住了，失去了机动性并难以取得主动权。例如，当我们进攻共军时，如果我们削減了各个要塞据点的人数，那么匪军将避免与我主力部队作战，而代之以到我军后方打击薄弱的据点。……如果我们考虑到各地的安全，我们就没有足够的部队去进攻……退一步说，当匪军主力部队攻击我方一据点时，如果我们的援军不能及时赶到这一据点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如果我们的援军赶到了，那匪军就可能转而攻击另一据点。结果我们总是跟在敌人后面转，每一个地方都陷入被动。”
反之，共军的战略是在运动中寻找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方有生力量，而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由于共军的武器装备一般较国军差，所以必须以绝对优势兵力，即毛说的“六倍、五倍、四倍于敌，至少是三倍于敌” 的兵力才能取胜。而共军游击、机动的特点为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提供了可能。
蒋的另一策略是将战场设在共产党的根据地，他认为这将破坏敌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但这也有弊，共军因为在他的地盘作战，地形熟悉，还有它的“基本群众”的支持；而囯军人生地不熟，容易陷入被动。而且毛泽东从来就不怕他的根据地受到破坏，他的原则是哪里有战机就往哪里打，所以常常深入国军后方攻其薄弱点。
双方战略战术的优劣很快表现出来，据共方统计，全面内战的头4个月，共方丢失了105个城市，但却歼敌32个旅，歼敌29·8万人，自己损失约为敌方的三分之一。毛认为这是划算的。到了第二个4个月，双方城市得失相等，均为87座，但歼灭国军41万人，大大超过了自己的损失。毛共就是这样逐步使自己整体上的劣势逐步变为优势。到1947年3月，蒋宣布由最初时的“全面进攻” 改为“重点进攻”，实际上是战争逆转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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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惰兵疲，军队逐步失去政治灵魂。
国军的政治工作远不及共军，与毛的用“阶级斗争”思想武裝起来的“复仇之旅”形成鲜明对比，特别在战争后期，国军的战斗意志消失殆尽。
1947年3月12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豋在给国务院的报告里写道：“（政府军）没有士气，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而战”。 同年7月17日的报告里又说：“日甚一日的不祥之兆，正瓦解军心。”
内战初起肘，靠着对日伪地区接收作战的正义性，国军尚可维持其士气。但转变成长期内战之后，这种正义感激发的斗志日渐消失，加之战略战术的失误，战争败多胜少，一种失败和厌战情绪逐渐蔓延，据中共的说法，战争第一年，国军开小差者达20万人。据国民政府国防部统计，1946年6月至12月，因作战不力等原因受到免职、停职、记过、撤职查办等处分的少将以上军官达122人。而且，受处分人数呈逐月上升之势，12月是6月的11·5倍。这从侧面反映了国军士气低落的趋势。
蔣本人察觉到了这个严重问题。1947年2月26日，蒋在南京专门作了一场题为《恢复信心，信仰最高领袖》的演讲，他指出，现在一般高级将领，“不把剿匪当作我们生死攸关的一件亊，这种现象，已经是我们失败的征兆。”然而，“我认为最危险最痛心的一件亊还不在此”， 而是“一般高级将领对于统帅的信仰，可以说完全喪失了，我口说的话，亲手制订的计划，告诉前方将领，不仅没有人遵照执行，而且嫌我麻烦，觉得讨嫌！以为委员长老了，过了时代……尽可以不重视他。”但问题是，如果要恢复部下的信心，就应该拿出战场上的胜利，或政治上的新气象，才能慑服部众，收服人心。可是，这种胜利或新气象太少了（收复延安算得上一大好消息，然而不久就发现中了共方“空城计”， 是一场虚假的胜利）。久之，在军无斗志之外，又加上了一条阳奉阴违，各行其是。败局就更难以避免了。
内战中国军的士气和部队政治素质，与十多年前经过庐山军官训练团后的第五次围剿也形成鲜明对比，通过那次训练，国军士气大增，为第五次围剿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而内战开始时，经过八年抗战，国军多数将惰兵疲，止兵息战思想占了上风，战斗意志大减。另方面，没有时间再度举办类似庐山的整训活动，匆促上阵，到后来，靠抓壮丁补充兵源，就更谈不上士气了。
指挥系统也有问题。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道：“我方指挥系统毛病亦多。最大的一个缺点，便是蒋先生越级亲自指挥。前己一再提及，蒋先生既不善于将兵，亦不善于将将，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抗战时，他常常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抗战后对共军作战，他竟连团长也指挥起来。”
李宗仁是蒋的政敌，后又投降中共，他的话不可全信。其实，蒋之所以有时越级指挥，就是因为各路高级将领往往不听从他的指挥，或不能很好贯彻他的意图。这就关系到最高领袖的统军、治军的能力了，这方面蒋显然远不及毛。但李宗仁说蒋没有将兵、将将的能力却是片面的贬低，果如此，桂系为何累次败在蒋的手下？
不过从蒋的个人气质和风格看，他确实缺乏一个统帅应有的权谋和强有力的政治手腕。在派系林立，相互勾心斗角的囯军中，这是一重大弱点，直接导致了指挥不灵、阳奉阴违，甚至互为轩轾，大大降低了整体战斗力。国军主要由中央军（蒋的黄埔嫡系）、准中央军（完全归顺蒋的杂牌军），和杂牌军组成，杂牌军内又分众多派系，如川军、晋军、滇军、粤军、桂军、东北军、西北军等等，它们并不完全听从中央的指挥，暗地里各自为政。 这种情况与蒋长期以来对党内派斗无原则的迁就、怀柔、纵容，以及用人不察有密切关系。中共乘机而入，对国军进行分化、策反，西安亊变中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与共军联手反叛就是典型亊例。到了国共全面内战，类似的情况仍然不断发生，这对国军起到了极大的破坏、瓦解作用。
所以，国军虽然庞大，但却是一个缺乏统一意志和铁的纪律的半松散的集合体；反之，毛共的军队起初虽较为弱小，但是却有着高度的统一意志、高度集中统一的指挥系统的坚強集体。这样的两支军队长期抗衡，输嬴就不言而喻。
据共军军官的回忆，在晋中战役中，“我们几个战士，追击上百的敌人，敌人只顾拖着枪跑，不知道停下来射击，直至累倒在地，像滩烂泥，乖乖举手投降。清源县有个老农，拿着扁担，一下子缴了19个敌人的枪。三个新华社记者，俘敌37名，还缴了二门炮、两挺机枪、十多支步枪。什么枪杆子、笔杆子、锄把子、伙伕、马伕，都跑去抓俘虏，抓都抓不赢。”
莱芜战役之后国军守將王耀武气愤地说，“五万多人，不知不觉在三天就被消灭光了，老子就是放五万头猪在那里，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呀！”
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沦落到如此地步，与国军士兵的构成有关。战争之初，国民政府统治区三亿多人口，相当于共产党统治区的3·5倍，却出现兵源严重不足的情況，要靠“抓壯丁” 补充兵源。这些壮丁往往被捆着綁着押送到军营，形同囚犯。到了军中，仍然与“奴隶” 差不多，由于军饷不足或被长官尅扣，士兵们缺吃少穿，挨冻受饿，有时还受长官辱骂殴打，更谈不上什么政治思想教育。可以想象，这种士兵到了战场上会怎样……
凡此种种，皆因蒋介石、国民党的“治政无能” 、“治军无方”所致。
（三）情报缺失，成为“盲人瞎马”。
古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反之成了瞎子聋子，后果不言而喻。由此可见战争中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本书前面有关章节己经指出，早在孙中山开创的“联俄容共” 破裂后，中共就在国民党内埋伏了大量“鼹鼠”，“ 第五纵队”，从总体而言，囯民党对于共产党来说成了一座全透明的不设防的城堡，而共产党对于国民党来说，则是完全不可知的地堡、暗礁。如此一明一暗，到了两军对阵，结果可想而知。
关于这一点，蔣介石本人亦有深刻的、痛彻的感受，据《徐永昌日记》中所载，蒋曾坦言：“共匪最大的长处，即在于他们情报工作的确实和灵活。他们不但可以多方收集我们的情报，刺探我们的消息，而且他们得到了我们的情报之后，立即就能做出适当的布置，实行欺骗诱惑，來打击我们的国军。他们的情报人员不仅布置在我们的周围，甚至打入我们的司令部里，担任很重要的职务。”徐永昌对此亦完全有同感，他说：我们的“通信不能密，截电不能译，敌则测国军如指掌。”
这种情况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别的且不说，就在国民政府最高军亊机关国防部里，负责军亊计划和人亊调配的国防次长刘斐、作战厅长郭汝槐就是中共的卧底。所以周恩来很自负地说：蔣介石的命令尚未下达到他的军长，就摆上毛泽东的办公桌了。如此腐败无能的军队，可谓古今少有了。
另一个另人吃惊的现象，是国军的前线指挥官往往成为共军綁架、捕杀的对象。蒋介石研究发现，共军“能专找我们高級司令部和高级指挥官的所在地。凡是我们主力的调动，团长以上官长的行动，几乎都被他们发现。结果我们的前方高级司令部，往往遭受袭击，高级指挥官往往被他们俘获。”
面对这种情况，国军依然束手无策，皆因共谍无处不在，防不胜防。而对方的防范却如铁扳，国军对其毫无办法。这就等于敌在暗处，我在明处，敌对我了如指掌，我对敌则是盲人瞎马。不败如何？
二、后院起火，“第二条战线”促使国民政府全面溃败
国民党的失败，不仅仅缘于其军亊失败，还缘于其政治失败，即其统治基础不稳、人心喪失，反过来又促进了军事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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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毛称为“第二条战线” 的学潮和民众运动，动摇了国民政府的统治基础。
毛泽东这个不同凡响的超級巨骗和权谋大师的不凡之处，不仅在于他善于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还在于他能让他的骗局和伎俩使人信以为真，能骗到不少民众。内战期间，毛泽东一面指挥他的军队打内战，一面指挥他的地下党发动学生、民众“反内战”；一方面大骂蒋政府搞一党专政，一方面进行空前绝后的一党独裁，贼喊捉贼，既当婊子又树牌坊。这就是他不同凡响的能耐。
前面己经讲过，毛在抗战之初就制定了在抗战期间假抗日、真扩张、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计划。日本还没有正式投降，毛就四面出击抢夺抗战果实；庆祝抗战胜利的爆竹声煙硝还未消散，毛又吹起了“用胜利的内战消灭内战”的号角。完全是个十足的战争狂人；但他同时又扮演着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角色，在公开场合把自己妆扮成“反内战，争和平”的英雄，他天天写文章、发演讲，先骂蒋介石“卖国”、不抗日，后骂蒋介石搞独裁、发动内战。他把这种厚黑朮表演得得心应手，炉火纯青，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玩弄于鼓掌之上！真让人无以言表，叹为观止。
1947年1月，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任部长的城市工作部，在2月发出了《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指示》，要求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全力煽动各界人民、首先是学生掀起反政府运动，以策应毛共的军亊斗争。几月之后发生的以“反饥饿、反内战” 为主题的“五二0亊件”，就是这一政策指导下的产物。1947年5月30日，毛为他的新华通讯社写了篇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包围中》的时评，就是为刚刚发生的“五二0亊件” 叫好助威。毛在此文中说：“中国境内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蔣介石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中共常常把学生运动和民众运动宣传为自发的民众运动，但实际上，大多都是毛共的地下组织策动或趁机火上浇油的结果。当然，也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提供了产生这种运动的条件和环境的结果，从这一角度说，恰恰证明当时实行的是民主或半民主政治。鉴于中共长期以来宣传国民党统治如何专制独裁，如何血腥镇压学生和民众的民主运动等，我们在此特记录几场主要“民众运动”的简况，让读者与后来中共统治下对待学生和民众运动的手段两相对照，一切是非曲直自然昭然若揭。
1、“一二·一运动”。
这是发生在云南昆明市1946年12月1日前后的学生运动。昆明是当时抗战的大后方，因战争南迁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名校组成的“西南联大”就设在昆明，另外还有诸多由北方和江南迁来的大、中学校。好不容易挨到抗战胜利，学生们终盼到了“回归”的希望，其急切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但事实却不顺利，不久就爆发了政府与中共之间的战争，战争将使学生们无法安心求学，也使外地学生们的回乡之梦濒临破灭。因此引起学生们强烈不满，喊出了“反内战”的口号。但他们并不知道亊情的真相，不知到底是谁在挑动内战，只凭直觉归咎于政府没有实现和平。当时学生和其他民众一样，享有言论、出版、结社、示威游行的自由。于是，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四所高校学生会自行商定于11月25日举行呼吁和平的政治集会和示威游行。
云南当局根据其掌握的信息，认为此其中有共产党煽动捣乱，集会游行可能会被共产党利用演变成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于是紧急派人进行劝阻。
可是，四校学生会的负责人认为这侵犯了他们的公民自由权利，决定不予理睬，25日的集会游行照计划举行。后来还是老师们出于安全考虑进行劝导，集会游行改为25日晚间在西南联大的校园举行政治集会。
当晚的集会上，学生们邀请了他们的老师（这些老师都是清－色的具有反政府色彩的“左派” 教授）参加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演讲，他们是：钱端升、费孝通、伍启元、潘大逵、吳晗、闻一多。
集会没有受到军警的干涉。但在会议进行中，有数十人擅自冲进会场，一人冲上主席台，被学生们赶下了台。会场陷入了混乱，集会提前结束。
学生们认为是当局策划破坏了他们的集会，決心犮动全市学生罢课向当局示威施压，昆明市30多所大、中学的三万多学生响应，举行了总罢课。
面对扩大的事态，27日，国民政府云南省代主席、原国民党省党部主任李宗黄召集各学校负责人紧急会议，要求各校促使学生复课。
而学生领袖们则趁机向政府提出四点要求：1、结束内战。2、确保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3、成立民主联合政府。4、外国不得挿手中国内战。
这四项要求云南当局当然是无法答复、更无法满足的。于是会后学生们自行上街游行，并散发印有四项要求的传单。
很明显，这四项要求不象学生的要求，倒象是中共或民盟开出的条件。但是国民政府并没有追究幕后指使者。
为了扩大影响，学生领袖们决定30日上街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当局则宣告：如不听劝吿，将釆取应对措施。学生背后的老师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决定30日暂不上街，改为在校内举行活动。
12月1日，各学校继续在校内举行集会，喊口号，发演说，一群外形似难民、苦力的人群闯进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与校内集会的学生们发生冲突，学生们用石头、砖块、木棒等将其赶走。不久，这些人回来报复，其中有人携带了手榴弹，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各扔进了两枚手榴弹，后来统计，有四人被炸死（三名学生，一名中学教员），20多人受伤。
以上就是“一二·一”事件”。
经过媒体（实行新闻自由，私营报社占绝大多数）的夸张报道、渲染，以及各党派、各界人士及学生支持者的大肆宣传，“一二一亊件”迅速发酵，引起全国各地、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慨，各地学生纷纷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响应和声援昆明的师生，強烈抗议“政府的暴行”。各地还接过昆明学生的“四项要求”，使运动迅速演变成一次反政府政治运动。
为了平息日益扩大、恶化的事件，蒋介石于1947年1月8日发表讲话，许诺对事件进行完全客观的调查和严粛处理，并要求学生复课。
不久，由各党派、各界代表组成的调查组公布了调查结果：闯进学校的是一群对学生行为不满的平民，他们认为学生背后有共产党在指使闹事。这些人因为受到学生袭击寡不敌众逃离，转而进行报复，扔手榴弹的是两名国军复员军人。
处理是：两名扔手榴弹的复员军人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云南省政府代主席李宗黃、云南省警备司令关麟征撤职调离，其他相关人员也受到相应处分。
但是学生们仍不满意，拒不复课，又提出了“五项条件”，当局均予以满足。1947年1月27日学校开始复课。亊件中四位死难者被追认为“烈士”，其灵柩停放在西南联大图书馆的灵堂达三月之久，吊唁者络绎不绝，昆明市一半以上人口去都到灵堂吊唁。
从我们习惯的共产党对待民众运动的方式看，国民政府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软弱得简直有些令人费解，比如，学生罢课有什么了不得呢，让他想“罢”到那时就到那时吧。如果是中共，对这些学生就不是要他“复课”的问题，而是开除他们的学籍、投入监狱的问题。（请参看本书上部第四篇附件之五，毛共对湖北汉阳“小匈牙利亊件”的处理。）
又如，民众公开支援学生与政府对抗。这与中共统治下的北京“六四亊件”相似，可六四的结果：血洗天安门广场是尽人皆知的。共产党的信条是一定要让与它对抗者没有好下场。追“后台”、“秋后算账”、全国追逃是它的基本措施，有多少抓多少，想杀多少杀多少，决不宽贷，决不手软。
其他方面读者可以自己对比，不须笔者多嘴了。
（以上和下面的“五·二0亊件”均根据近期大陆公开报刊的报导整理）
2、“五·二0事件”。
1947年春，国民政府辖区的通货澎胀已经非常严重，1947年4月南京的物价水平，己相当于上年同期的4·3倍，而教师的工资和政府对学生的食品补贴却没有相应增加。4月26日，南京中央大学的教授们向教育部请愿，要求增加教育经费，并将教师的工薪与物价指数挂勾。中央大学教师的这一行动立即得到南京和其他地方大学教师的响应，有的地方还开始自动罢教。
央大的学生们也起来支持教师，同时提出将政府对学生的食品补贴由原来的每人每月2·4万元增加到10·3万元的要求。
由于没有得到回复，学生们发起“吃光运动”，即先期将现有食品补贴吃光，以廹使政府增拨补贴。这一运动很快向其他学校蔓延。5月13日，央大学生走上街头，打出“我们要吃饭”，“反对内战”的标语、口号，因为他们认为，是战争吞噬了教育经费和食品补贴。
运动很快波及到其他城市，学生们相互联络，互相支持，北平、天津、上海、杭州、武汉等地的学生也走上街头。运动被赋予明显的反政府色彩。为防止亊态继续恶化，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于5月18日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授权执法部门禁止10人以上的集会、请愿、示威游行活动。
学生们认为“临时办法” 侵犯了公民权利和自由，决定仍然按计划在5月20日举行全国性示威游行。
示威游行如期举行。有些城市（如北平）的当局未加干涉，多数则受到军警劝阻，在首都南京，军警封锁了某些街道，学生队伍试图強行通过赶去中央政府所在地集结，被阻止；但学生们不听劝阻，強行冲击封锁线，结果引发了冲突，警察用警棍、皮鞭、消防水龙头驱赶学生，混乱中有50多人受伤，部分学生被捕。但多数学生仍然冲破了封锁线，赶到国府路集结。但这里的军警戒备更加森严，学生们无法突破封锁去冲击中央政府机构，只好与军警长期对峙。
对峙了六个多小时后，双方开展谈判。学生提出释放被捕学生，由警备司令部负责给受伤学生（均非重伤）治疗并负担医药费用等。当局全部答允了学生的要求。学生们散去。
真正的血案发生在运动后期的武汉和重庆。6月1日，武汉的游行示威学生不顾警告，与军警发生严重冲突，冲突中军警开枪打死3名学生，另有5人受伤。同一天，重庆也发生示威群众与军警的大规模冲突，两人被开枪打死，百余人被捕（警方宣称被捕者均为共党嫌疑犯）。
于是，社会各界立即掀起抗议浪潮，铺天蓋地的报导、谴责、演说、控诉、抗议充斥各类报纸版面，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民主人士” 纷纷豋场，掀起了对国民政府的大讨伐浪潮。
为避免亊态进一步扩大，蔣介石亲自发表声明，对致死人的事件予以谴责，指示开展调查，惩办凶手。并宣布被打死的人均非共产党。
在此次示威游行中，出现了一些学生故意挑衅军警，引来殴打、抓捕的奇怪现象。亊后他们解释：这是为了让市民们目睹统治者的残暴，以激励人民起来反抗政府。他们不怕被捕，反正抓进去几小时、最多几天就会被放出来。
根据蒋的命令的调查结果显示，武汉卫戍司令部警探队长被认为“疏忽大意，致下属开枪”， 被撤职听候处理。几天后，却在长江边上发现该队长的尸体，该队长究竞为何人所杀，没有彻查交待。
从整个事件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包括学生，根本不把政府的法律、禁令当一回亊。而政府在颁布法律、戒严令的同时，没有任何足够的实施和预防手段。待到人们违反命令去集会游行，军警执行命令造成伤亡时，政府却反过来“惩办”开枪者，无异于自打嘴巴，自毁权威。
“五·二0” 亊件的后期，中共的地下党把原来学生打出的口号“我们要吃饭”、“ 反对内战”，改为“反饥饿、反内战 运动，成功地把一场纯粹的经济诉求变成一场反政府的政治运动。
这场运动的－个副产物是，在中共地下党的串连撮合下，6月15日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 成为组织联络全国学生进行反政府活动的常设机构 ，将学生完全推向政府的对立面。后因其明显的反政府性质，政府不予承认，被迫转入地下，成为中共的外围组织。
上述两起亊件被认为是国民党“专制、残暴” ，镇压学生和民众运动 的典型亊件。但此前还发生过许多学生痛打官员的亊件，堂堂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就在中央政府的大门口被学生打成重伤。甚至徳高望重，被誉为全国人民的“道德楷模”、囯民党元老的蔡元培老先生，也饱受学生们的拳脚。自五四运动学生们痛打政府要员、放火焚烧高官住宅取得全胜以来，中国的莘峷学子们就有了反政府、痛打政府高官的传统，这一嗜好直到毛泽东当政，才被完全倒转过来。
以上就是所谓国民党“专制独裁、血腥镇压学生运动” 真相。
3、李公朴、闻一多事件。
李丶闻二人都是西南联大有名的教授，同时也是有名的反政府人士，民盟昆明支部的负责人。二人均因崇向自由民主，“敢骂政府”而闻名，因而也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但国民政府不是釆取公开逮捕、召开“公判大会”的方式来处置他们，也不是釆取将其交由“群众斗争”，批倒批臭、迫使其“自绝于人民”。而是釆取暗杀的方法，这就出了问题。
1947年7月11日晩，李公朴偕妻子看戏回家的路上，被枪杀于其在昆明住宅附近的街上。
4天后的7月15日，闻一多在参加完民盟控诉、声讨政府的一个会议之后，在返回西南联大教师宿舍的途中被暗杀。
两位教授被暗杀，立即成为全中国的特大新闻，抗议声、咒骂声响彻云霄，各方面都认为是国民政府最高当局指使所为。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洗清责任，蒋介石亲自下令调查。
调查结果很快出来了，凶手是国民党云南省两名特工的擅自行为，与中央政府当局无关。为了显示政府公正严明，两特工被判处执行死刑。
但是社会的反政府浪潮并未就此平息。民盟总部发表声明说：“民意完完全全被摧残了。”拒绝与政府和解，从此走上与当局公开对抗之路。（1947年10月27日民盟被国民政府取缔。于是撕下“中立”、“ 第三条道路”的外衣，公开投入中共的怀抱。）
李、闻亊件在民盟和中共全力渲染下继续发酵，使国民党失去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支持，后来在囯民政府败走台湾之前，大部分知识名人拒绝跟国民党赴台，如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74%的人员选择留在大陆。这一事件不仅在国内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导至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事发当月，一封由马歇尔起草、杜鲁门签名的美国总统致蒋介石的信中说：
“在美国，目前存在着一派日益有力的思想，他们鉴于内战日益扩大，特别是压制知识分子发表其思想的自由和钳制新闻自由的趋势日益高涨，主张我们整个对华政策必须重新加以考虑。最近在昆明暗杀中国有名的自由主义者一亊（即李、闻亊件——笔者），实不能置之度外。不管这些谋杀的责任属谁，但其结果，已使美国人的注意力集中于中国局势之上，并且愈益相信有人在企图采取强权、军队和秘密警察，而不是釆取民主的方法，来解决主要的社会问题。”
马歇尔更是对蒋直接说出了下面一段话：
“中国最近的局势已引起美国的许多议论，即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遭到禁止，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国外大学受过教育的那些知识分子受到蓄意的廹害……这种情况所引起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对蒋委员长威望的极大的损害。……美国的知识界有一种感觉，即中国对自由主义见解的压制，与徳囯所实行的做法相同，它已经使全世界震惊和愤怒。”
直接的后果就是杜鲁门宣布自当月（7月）起，断绝对中国政府的一切援助。不但自己不援助，还照会英国、加拿大、西班牙不要援助中国。
美国总是以这种方法、手段压迫它的落后的、国内混乱不堪、共产党伺机夺权的“盟友”实行“民主” 和“自由主义”，它认为这些盟友必须以美国式的民主为榜样，否则就失去接受它援助的资格。这有点像強廹一个危重病人与一个运动健将去做同样的运动一样，结果没有跑几步就倒地了。不论国情、民情，要求一律推行美式民主，是美国二十世纪在亚洲落后国家政治失败的根本原因。然而更令人莫解的是，它对自己的盟友如此苛求，对真正的共产党极权暴政却表现出令人罕见的宽容。毛共统治中国后，在中国大地上进行肆无忌惮的屠戮，其中包括对知识分子“史无前例”的迫害与屠杀，从镇反到肃反，从反右到文革，死于其批斗、劳改、刑讯、杀戮的知识分子无法计数，特别是文革，那些出类拔萃的知识精英无一例外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或批斗，或劳改，非死即伤，惨绝人寰，实为人类文明史上空前之浩劫。可是美国作出了怎样的反应呢？昔年国民党特务暗杀了两位反政府教授（就算是真吧），美国政府就说“使全世界震惊和愤怒”。如今毛杀害了成千上万的教授，它该怎样“震惊和愤怒”呢……然而它的反应是：美国总统偕同他的“国家安全亊务助理”，带着“厚礼”到北京“朝瑾”毛泽东来了，见到毛皇，除了握手言欢，竟然还厚颜无耻夸赞他“改变了世界”。 的确，毛至少改变了中国，将这个五千年的文明之邦改造成人斗人、人吃人的世界，变成文化的沙漠。美国的情报业发达，对这些情况一清二楚，可是不知它的“自由主义精神”到哪里去了？……
原来高唱自由、民主、人权的美国，也是一个欺软怕硬、见风使舵的软蛋！
国民党的失败自然不能全怪美国，不过，它确实应对他的这个盟友的倒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起码起到了釜底抽薪、“促进”、“加速”其垮台的作用。
中共的“第二条战线” 确实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第二条战线”的提出，正好说眀这些所谓学生运动、民众运动是毛共总战略的一个部分，是毛共阴谋的杰作；有人以为这些都是蒋政府的无能和自作自受。其实非也，它只是说明在玩弄阴谋诡计方面，在阴险毒辣和厚颜无耻方面，蒋和国民党确实远不是毛和共产党的对手。
（二）恶性通货澎胀喪失民心。
比起反政府的学生运动，国统区的通货澎胀和财政危机，对蒋政权的危害更大、更直接。
通货澎胀是伴随战争的一种必然现象，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很严重了。抗战胜利，政府从敌伪接收了一大批企业和物资，按理，通胀的程度应逐步改善、缓和，可由于一些官员在接收中的贪腐行为，一些商人趁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导致通胀不但无法改善，反而加剧。接着，内战又起，战争使得政府开支骤增，收入难以为继，只好靠增发钞票来平衡收支。据当时政府的统计，1946年财政收入2·2万亿元，支出高达8·7万亿元，赤字6·5万亿元。赤字主要为军费开支造成，1946年军费占财政支出的60%，1947年以后上升到80%以上。反映到人民经济生活上，就是恶性通货澎胀，物价飞涨，“钱越来越不值钱”。
为了能从比较根本的方面制止通胀，1946年3月，行政院长宋子文主持搞了一次金融改革，主要内容是通过抛售黄金、外汇，回笼货币（纸币），借以稳定币值，稳定物价。结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央银行抛售黄金500多万両，美元6亿元，然而市场物价不降反升，以上海为例，一年中物价上涨6倍多，外汇售价也被迫提高了60%。此时，原计划从美国得到的20亿元的借款被美国政府取消，央行的黄金、外汇抛售不得不停止，物价则上涨更快。
无奈，国民政府在1947年2月颁布冻结物价令。但不久就因无法保障人民生活必须品的供应，不得不取消限价，物价则呈脱缰之马快速上涨，从而引发了“五二0亊件”。
当年这些金融改革和稳定物价之举之所以失败，从根本上讲是市场物资供应不足，而政府又无法掌控制市场、保证人民生活必须品的供应，一些商家趁机囤积货物，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光在货币本身上做文章是完全错误的，实乃舍本求末，扬湯止沸之举。
面对通胀造成的民怨沸腾，国民政府于1948年8月作了最后一次经济金融改革，试图从货币和经济管理、市场供应几个方面同时并举，从根本上解决通胀和物价问题。8月19日，政府以总统令的形式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其主要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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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金圆劵取代法币为本币，限期收兑法币和东北流通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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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收兑黄金、白银及外国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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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于国外之外汇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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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财政，加強管理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预算和国际收支。
同时还颁布了四项配套法规，包括限制物价。对违令者严厉惩处等。
蒋介石把全国划分为三个实施区域，分别委派三名要员“督导”，另配一名特派员作助理，坐镇指挥。其中最重要的上海区域由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为督导，蒋经国为助理。俞心知蔣总裁要给儿子历炼的机会，便把全权交给了蒋经国。
蒋经国以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勇气和从苏联学得的铁腕风格，在上海雷厉风行开展了改革。他首先亲自组建了一支一万二千人的武装作为他的工具，从打击敢于抗拒总统令的不法商人和阳奉阴违、恂私舞弊的官员入手，严厉惩办了一批富商和官员。与孙科有关系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第六稽查队队长戚再玉被判处死刑，公开执行枪决。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国大代表、申新纱厂老扳荣鸿元、大通纱厂经理、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亊胡国梁、美丰证劵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一批大腕大亨被逮捕或判刑。一时上海滩为之风声鹤唳，富商大贾人人自危，市民百姓则拍手称快，小蒋被喻为“中囯的经济沙皇”。
但不久蒋经国就踩到一颗“地雷”，最终导致上海成为他的滑铁炉。
当他把上海滩的著名帮会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抓起来后，杜月笙一面表示服从政府处理，一面对蒋说：“尽人皆知，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是上海首屈一指的。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也望特派员一视同仁，查实公办，这样才能服人心。”
这扬子公司原来是宋美龄的大姐宋霭龄和姐夫孔祥熙的家族公司，由他们的大公子孔令侃任总経理。年轻气盛的蒋经国果然摆出一付铁面无私、六亲不认的架势，派人调查扬子公司，并下令抓捕了孔令侃。宋美龄闻讯，急忙赶来说情，但公亊公办的蒋经国不为所动。气急败坏的宋美龄只好给远在北平的蒋介石打电话……10月8日，蒋赶回南京召见蒋经国，对他语重心长地说：“人人都有亲戚，叫亲戚太丟脸的亊情不能办，谁又能真正的铁面无私呢? 这个案子就算了吧。”
小蔣挨了当头一棒，只得放了孔令侃，扬子公司也搬去了美国。
经过这一挫折，蔣经国心灰意冷，改革被迫刹车。不久，法院受命宣布：“自经改以来被捕的案犯，将不再判罪，已定罪者予以保释。”
于是，富乡大贾们“复活”了，各式各样破坏经改的活动死灰复燃，两个多月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1948年11月1日政府宣布取消物价限制，一切回到原点。
其实，客观冷静地说，因战争引起的通胀虽然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并不能令一个政权垮台，战时的通胀人们是可以理解、可以忍受的，只要渡过战争赢来政局稳定，是不难治癒这一创伤的。一战后的德国通胀率达到几万倍，二战后德国、日本乃至欧洲、苏联也面临类似问题，最后都能顺利解决。如果蒋政府军事上不失败，政权稳固，通胀的难关亦必能克服。不过，这次蔣介石亲自下令的经改，却由他亲手“破坏”之，这对蔣的威望无疑是一次致命打击。民心喪失，百事难办，促进了蒋政权的崩溃。
三、军亊失败：墙倒众人推
一个政权被堆翻, －般地最终表现为军亊上的失败，但军亊失败又缘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多种因素的积累，它们是互为因果的。
淮海战役失败以后，蒋军几乎完全喪失了斗志，军队里原来存在的各种问题和乱象集中爆发，呈现墙倒众人推、兵败如山倒之势，具体表现主要有如下各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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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领心怀异志，主动向共方请降、投诚。
首开高级将领投共这一先河的，是在1945年秋的上党战役中主动向共军投降的国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
高原为西北军楊虎城的部将，整编后任新八军军长。（在西安事变中高喊爱国抗日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后来许多将领特别是西安亊变中的骨干分子，先是投降日本当汉奸，后则投降中共。）抗战胜利后，高部被上级命令在河南伏牛山南麓的南昭县“原地待命”。 高不满，想北上去“接收”，捞点油水。由于未达心愿，就与就近的共军河南军区代表、河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陈先瑞勾搭上了，初步表达了投共的意向。
1945年9月，高被蒋介石提升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八军军长，并令其立即率部北上参加对共军的战斗，夺取保定。高的顶头上司、十－战区司令长官孙仲连认为，高的年纪大了，想要高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副军长池峰城。高便认定上面要夺他的兵权，遂决心投共。他一面敷衍上司，一面加紧与共军联络，终于与共军冀察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取得联系，李达秘密潜至高部，双方商定了高在阵前倒戈的计划。
高树勋虽系主动要求投共，但当共军要他立即付诸行动时，他却踟蹰起来，原来他想提高一点身价，趁机要共产党给他升官发财，他开出投共的价码，共四条：
一、部队起义后，改编为“和平建国军”，由他任总司令，编为两个军，将另外投共的国军两个师也归属于他。他的地位要与刘伯承、邓小平平级，直接在朱、毛指挥之下。
二、允许他驻兵热河，兼任热河省主席。
三、要求共军消灭他的仇敌，国军第四十军李振清师。
四、要求在国军第三十军、第四十军溃败时共军不要追击，以免他担不仁不义之骂名。
此外他还要求中共派人保护他的家属，将他们接到“解放区”。
想得够周到了，不过其利欲薰心的小人嘴脸也暴露无遗。
但李达表现得非常大度，答复说除了驻地问题、兼热河省主席以及將另两个国军降师编入要由延安决定之外，其余均可照办。（实际上已抹去了他的主要条件。）
由于军情紧急，共方不容他等待延安的答复，在共方再三催促和中共策反人员的帮助下，高树勋只得于1945年10月30日率其新八军军部及两个师一万余人在河北马头镇“起义”。高的临阵反叛引起国军阵脚大乱，高的同亊、国军十一战区另一名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只得率第三十军、第四十军撤退逃跑，这时刘伯承、邓小平毫不犹豫地下令追击，务求全歼。有人向邓提起中共曾应允高树勋不要追击时，邓小平笑道：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要听对不起朋友那一套，各部迅速出击，把不投洚的敌人全部消灭！”
结果，马法五及以下军长、师长大多做了俘虏，少数被击毙。可谓陷高树勋于“不仁不义” 了。
从高对共产党开出的条件看，可见高对中共一窍不通，完全是－名政治上的小丑。他居然想从共产党的蛋糕分切一块，以圆其光宗耀祖美梦，岂不是缘木求鱼、痴人说梦！但当时毛泽东要对他加以充分利用，暂时不予计较。毛号召全党全军开展对敌分化瓦解的“高树勋运动”。高本人更是四出给他在国军的友人、旧部写信招降 ，配合中共对国军将领的“统战”攻势。据－年后朱德的署名文章说，这场运动大有斩获，占国军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的部队先后“起义”、“投诚”，高树勋功不可没。
可是高本人的收获呢？归降不久，毛泽东批准将他的起义旧部命名为“民主建国军”，任命高为总司令，同时以共方派来的对高的策反人王定南当他的政治部主任，实为监军。但即便如此，毛和共产党对高仍不放心。仅仅过了一年多，就策划了一个所谓“民主建国军阴谋暴动案”，将高树勋抓捕归案。为了表示公事公办，也将王定南扣押起来。然后进行所谓调查。但调查了－年多，却无法定罪，只好将已抓捕人员放了。但高的军权没有了，他的光宗耀祖梦更成了南柯一梦。
虽然“查无实据”，但毛和中共却决不给高平反，因为维持这个“带罪之身”，高就不敢不老实了。毛共建国后，高被钦赐当了个全国政协委员，挂名的国防委员。后又被任职为河北省交通厅长。官是越做越小了，权就更不敢争了。
按中共官方的说法，高树勋1972年病死。不过依文革之惯例，依高的情况高免不了要受到批斗，“专政”。但笔者不知其详，不敢多议。倒是邓小平却有点恋旧情，1989年11月邓提起当年的平汉战役（即高反戈那场战役）时说，如没有高树勋的倒戈，共军硬碰硬去打，损失会很大，高的“功劳很大”，后来对他的处分不公，等等。并为高和“民主建国军”平了反。但这己是高和毛死后多年了。
但是，当年高反水之后，在国民党内、军内只知高树勋受到毛“重用”了，走“红”了，而不知后来被捕之事。所以欲步高树勋后尘者不乏其人。如后来在济南战役中倒戈的国军第九十六军军长兼84师师长吳化文，调赴东北的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六十军第184师师长潘朔端，暂编第58师长王家善，以及1949年后更多的国军高级将领，都选择走高树勋的道路。
（二）“鼹鼠” 策应式。
两次所谓“国共合作”， 特别是第一次“合作” 失败后，大批中共党员奉命长期潜伏于国民党内，伺机而动。到了全面内战，这些鼹鼠便跳了出来，现出原形。刘斐、郭汝槐、张克侠、何基沣、廖运周属于这类代表。
张克侠是1929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奉命留在国军隐蔽工作，受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十余年来，张为中共提供了大量情报，在国军中发展了大量中共党员。但隐蔽既久，终怕暴露，1946年夏，张克侠在南京京见到周恩来，要求“回家”。 周好言抚慰，并告诉他：内战在即，他留在敌営能发挥重要作用。
张在国军中已爬到第三绥靖区副司令的高位，下辖几个军，驻守首都南京的北大门徐州。
与张克侠同为第三绥靖区副司令的何基沣也是地下党员。原来，作为国军将领的何基沣于1939年私自跑去延安，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的热请接待，就地参加了共产党，毛指示他长期潜伏，伺机而动。
张、何二人虽同在一地，因是单线联系，互相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
1948年10月，淮海战役打响前夕，周恩来指示共军华东野战军负责人粟裕，立即设法与第三绥靖区的两位“战友” 取得联系，让他们在关键时刻率军反正，这个绥靖区是未来战役中共军的必经之地。
华东野战军和中共中央华东局派出社会部的朱林前往徐州秘密会见张克侠和何基沣，让二人互知对方的身份，交待了他们的任务：在11月8日战斗打响之后，共军华野的三个纵队要从第三绥靖区的正面渡过黄河南下，切断徐州国军与黄伯韬兵团的联系，以便将它们分割消灭之。张、何二人的任务就是在共军到达时，在它们的防区让出阵地供共军渡过黄河南下，并跟随大军一起南下“回家”。
经过紧张的策划和布署，张克侠和何基丰率领他们掌握的二万三千人阵前“起义”，园满完成了任务，奠定了消灭黄伯韬兵团和全战役胜利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第三绥靖区司令冯治安早就察觉张克侠有“共谍”嫌疑，因为张曾经劝他“起义”投共。然而冯对此既不报告上级，也不剥夺张的兵权，致使其与何基沣的阵前倒戈计划顺利实施。
另一名鼹鼠廖运周，任黄百韬兵团下属的第八十五军第110师长，在黃兵团被围困突围的关键时刻，廖率部倒戈，致使黄兵团的突围计划失败，兵团被全歼，黃百韬本人战死。
还有更大、更觸目惊心的“鼹鼠”， 那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郭汝槐和刘斐。
郭汝槐，因抗战中作战勇敢，从团长、升至旅长、师长，后调任国防部第三厅即作战厅厅长。郭在1928年参加了共产党，后与“组织”失去联系。抗战中又与延安接上关系，受命潜伏。郭的单线联系人为任廉儒。在内战期间郭多次与董必武会面，曾要求“回家”，被劝阻继续留在国军中充当臥底。郭先后为中共提供重要情报一百多项。1948年9月，济南国军守将吳文化倒戈投共致济南失守之后，蒋介石召开军亊会议商讨对策。会议决定由杜聿明草拟一份《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该计划的要点是，赺共军华中野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分离之际，以华中之国军牵制中野，以徐州80万囯军的绝对优势兵力，釆取奇袭方式给共军东野以毀灭性打击，收复泰安、济南，然后再转过头来对付共军中野。计划得到蒋介石的批准。
郭汝槐得到这一计划后，立即火速通过地下交通员辗转吿知了毛泽东。毛立即告知中野和东野，叫他们预作应对。毛本人作出“调虎离山”计，以打乱国军计划。办法是命令林彪集中兵力、不惜一切代价去进攻锦州，造成对东北“关门打狗”之势，以吸引杜聿明前来救援。在毛的严令下，林彪只得集中兵力去攻四平。
国军那边，杜聿明正做着进攻山东共军的最后准备，并决定于10月15日12时开始攻击。而毛根据得到的情报决定抢在国军行动之前的14日对锦州发动进攻。
果然，当10月15日清晨杜聿明正要出发指挥作战时，接到蒋介石的紧急电令，叫其立即飞赴东北，山东的战亊暂时推迟（后来取消了）。结果山东的共军安然无恙，杜聿铭也未能挽救锦州，毛泽东化俭为夷，反败为胜。
鉴于国军作战计划累次有泄密之嫌，后来蒋対郭汝槐的信任有所动摇，1949年，外放郭出任第22军军长，希望他去四川组织、扩充国军，在西南与共军会战。郭确实壮大了国军，蔣很高兴，提升他为22兵团副司令。可郭汝槐发展军队并不是为了与共军决战，而是为了投奔中共。1949年12月郭带兵正式“回归”中共，蒋才如梦初醒。
台湾的报纸在提到郭汝槐时作诗“赞”曰：“一谍卧底喪乾坤，两军胜负先已分”，诚哉斯言。
但值得令人深思的是，郭汝槐对中共作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毛泽东却对他没有给予奖赏，回归后毛只安排郭当了个副厅级的川南行署交通厅长。对他再也没有当年在延安时的亲切、热情了。到了1957年整风反右时，却送给他一顶“右派” 的帽子。
还有一个刘斐，刘爬到了国军参谋次长的高位，参与最高级军亊决策，他利用职权常常作出让国军失败的举措。例如，淮海战役打响后，为了能够使共军歼灭黄伯韬兵团，刘斐利用职权将原不属黄兵团的44军编入黄的第七兵团，让黄伯韬在新安镇等待了两天，使共军得以截断其后路，让其喪失了向徐州撤退的可能，结果黄兵团被共军围歼。国军另一主力邱清泉兵团奉命驰援黃伯韬，却被刘斐以附近有敌情为由，命令滞留了六小时，使苦战待援的黄兵团弹尽援绝，全军覆没。所以国军另一兵团司令孙元良气愤地说：“消灭黄百韬兵团的是国防部，不是陈毅（的东野）。”邱清泉也说：“国防部里有共谍，今天这个仗是亮子和瞎子打架，瞎子本领再高，无论如何也打不过亮子。”后来邱的兵团也被暗算，邱清泉举枪自戕殉国。
淮海战役后期，杜聿明已怀疑国防部有共谍。于是他避开国防部直接向蒋介石请示，将三十万大军撤出徐州，以保存实力。此一行动出于刘、郭的掌握，所以共军也就无所对应。刘斐临时得知这一行动计划后便紧急与陈毅、粟裕联系，叫共军制造北撤假象，以吸引国军来追；一面自己向蒋介石报告，要求杜聿明追击北撤的共军。蔣听信刘言中计，令杜聿明转头北上，落入共军预设的包围圈，最终全军覆没，杜本人被俘。刘斐其他为中共作出的贡献还不少，在此难以一一细述。
刘斐出身桂系，表面上没有加入中共的履历，所以中共后来不承认其为臥底。但这并不能否认其共谍身份，因为从其实际行动看，绝对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越到后来越表露无遗。他后来辞去军职，参与1949年4月的所谓国共谈判，极力策反囯民党谈判人员和其他军政大员，又亲赴香港，拉拢四十余位国民党知名人士“起义”。还赴广州策反李宗仁、白崇禧。絶对是中共代表之身份。
中共对一部分早年入党，后一度失去联系的老党员，往往将计就计，让他们表面继续留在“党外”，因为这有利于为党工作，有利于搞“统战”。实则完全认同他们的党内同志身份。所以不要为表象所迷惑。
1956年，毛泽东在为中共的元帅、將军授勋时说了一句：“刘斐才是我们真正的大功臣。” 这算是说漏了嘴，洩露了天机。
但是与其他回归的臥底一样，毛并没有给刘斐记功和加官晋爵，反而被剝夺了实权，充当“花瓶”。按照毛的内部决定，中共建国之后，对所有这些卧底、间谍的亊迹和功劳不得宣传（以免冲淡毛的英明伟大），其职级按地下党降级安排使用。所以刘斐们其实被压制，功劳被堙没。毛死后多年，刘的女儿刘沉刚为父写了一本《刘斐将军传略》，中共另一卧底程思远为其作序曰：“为章（刘斐的字）先生以参谋次长参加官邸作战会议，存心作出了许多错误的部暑和建议，使国民党军受到非常不利的后果。”算是对受到委曲的刘斐说了一句公道话。
还有一位也许说不上是正牌共谍，但其为共产党作出的“贡献” 可能在其他人一切人之上，他就是卫立煌。
卫立煌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和器重，抗战初期任为阎锡山的副手、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与朱德、周恩来等有过“友好的”共事。抗战后期，卫立煌被蒋任命为中国赴缅远征军总指挥，曾立下赫赫战功。抗战胜利后，卫自以为应当国防部长，却未能如愿。便对蒋介石怀恨在心，他曾对亲信说：“我的心已经变了，不是从前的卫立煌了，我们当共产党去！”可蒋介石对此完全不知情。卫一度离开军队出国逍遥，后来在东北战场的关键时刻，由美国人推荐，蒋决定起用这员老將，叫他回国主持东北地区战亊，把五、六十万国军托付于他，也把关乎国民政府生存亡的重任交付于他。
卫表面上假意推诿一下，实则正合己意。但他不是要报老蒋的知遇之恩，而是趁机向蒋“复仇”。他受命后向亲信说出了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让我们同共产党一道来整垮他（指蒋介石）吧。”
卫的“变质”其实非一时之愤，早在1938年，卫就徣机去了延安，毛泽东对其热情接待，卫在延安与毛等人打得火热，临别又与毛合影留念（卫把这张照片珍藏在身，直到因丟失东北被蒋介石软禁广州时才被迫烧掉）。卫在延安时就主动要求参加共产党，但毛劝慰他，认为他留在蒋的阵营作用更大。1940年毛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说到：请卫立煌暂时仍留在国民党内，以后伺机而行，这样（对我们）更为有利。
卫得到蒋介石要他回国主持东北战亊的消息时身在英国，他立即利用他夫人在法国巴黎的亲戚，与中共取得联系，转达他愿意与东北共军配合搞垮蒋介石的意向。又与苏联驻法国大使撘上关系，通过苏联接通了与延安的联系，卫的态度和打算得到延安的高度嘉许。
1948年1月，卫立煌走马上任东北剿匪总司令。按照亊先预定的计划，卫将国军收缩在沈阳、长春、四平、锦州几个城市之内，把东北95%以上的地盘让给了中共，国军只困守在几个“孤岛”， 被共军分割包围。
蒋介石发觉卫立煌这种自我孤立、被动挨打的战略后，多次指示他要主动出击，但都被卫以各种理由挡了回去。后来蒋察觉在东北取胜无望，要求卫迅速将东北的国军从水路和陆路撤回关内，并命令他立即去救援在锦州被困的囯军，然后与其一同回撤。可是卫说他在沈阳的30万大军一出城就会被共军消灭，拒不听命。最终导至锦州的国军孤立无援，被共军消灭。同时，国军撤回关内的水陆两道也被共军阻断。最后，只有5万没有听从他的命令的国军从营口渡海逃脱，其余50万大军全被共军歼灭。
由于拒不听令，丢失东北，卫在广州被蒋软禁，但蒋未对其釆取进一步措施。不久，卫摆脫了蒋的控制，去了香港。一年后，中共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自以为对中共有大功的卫立煌，给毛发去一封肉麻吹捧的贺电，恬不知耻地称毛为“伟大领袖”、“ 英明领导”、 取得“辉煌胜利”， 并说自已看到中共建国“雀跃万丈”。卫大概想以此勾起毛对他的回忆，延请他去北京做中共的坐上宾。哪知，此时情移势异，毛对他再也不感兴趣了，对他的肉麻吹捧置之不理，连信也不回。
卫知道现在毛不需要他了。他在港做的生意也全失败。沦落在香港的他，又想借助美国人的帮助充当“第三种势力”领袖，以图东山再起。无奈美国人也对他也不感兴趣了。穷途末路之际，最后不得不厚起脸皮向毛请求回国“叶落归根”。毛大概也不想彻底得罪他，以免他把老底爆光。应允他回国，但让他坐冷扳凳。1960年卫立煌在北京死去。
(三)卧底劝降式。
这种方式与鼹鼠策应的区别是，它是由中共安挿在国民党要人身边的卧底，通过劝说、策反，不动刀枪，“不战而屈人之兵”。 对傅作义的劝降是其成功范例之一。
傅作义是抗日名将，也是共军的重要对手，傅部曾夺取毛共的最大城市张家口。1948年，傅任国军华北剿匪总总司令，统帅60万大军，是举足轻重的实力派人物。
1948年11月，共军在东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东北共军南下与华北共军联手夺取平、津、华北，已成必然之势。傅作义则成了国共内战的焦点人物。
蔣介石估量华北形势，认为北平恐难久守。为保存实力，巩固南方基地，与中共划江对峙，蒋打算放弃华北，让傅率大军从海上撤回华东，并许他任东南长官。可傅权衡再三，拒绝了蒋的计划，（与卫立煌相似，可见蒋已指挥不动他的方面大员了。）当时傅的打算是：他估计林彪要进行战后休整，大约还要二、三月之后才能与他决战。在这段时间，他可以把自已的兵力扩充到一百万以上，届时完全可与共军抗衡。他的上策是：与共产党共治华北，平分秋色；下策是共治不成，再撤往江南。
可毛泽东没有想让他实现自己的如意算盘，他命令林彪马不停蹄挥师入关。林彪把部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向西，与原在华北西北部的共军协同阻断囯军向西的退路；一路向东，直取平、津，并阻断其海上退路。
形势虽然危机，但傅仍然坚持着，做着与共军分治华北的美梦。
毛估摸形势，作起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打算。为摧毁傅的抵抗意志，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共紧锣密鼓对傅做起了策反、劝降工作，这其中一枚重要“棋子”就是中共在傅身边安插的一个卧底：傅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傅冬菊（后改名是傅冬）。
地下共产党员傅冬菊，时为天津《大公报》副刊记者，平津战役伊始，共方要发挥冬菊的特殊作用，将她调回北京工作，让她与父亲住在一处。
傅作义很快弄清楚了女儿的共产党员身份，但他并不惊奇，因为这时通过各种渠道与他接觸的共产党员已经不少，他也不相信这个女儿对他有多大危害。
但是他失算了，这个女儿在他眼皮底下干了几件重要的亊，为毛共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件是从他的保险柜里窃取了北平军亊部署的详细计划和图纸。
这是地下党交给她的重要任务。经过仔细观察她得知父亲有一个专装机密文件的保险柜，放在他的住房里，保险柜钥匙则放父亲上衣口袋里。如何窃取呢？冬菊首先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在心里记下了父亲开保险柜的密码。其后，他发现父亲对她的小弟弟特别宠爱，回家后总要和这个小儿子嬉闹纠纏好一会。于是，冬菊用几块巧克力“收买” 了五岁的小弟弟，教他从父亲上衣口袋里拿出钥匙。结果，计划成功，冬菊用钥匙打开保险柜，用特工专用的微型照相机拍了个遍。完亊后叫小弟弟把钥匙再放回父亲的上衣口袋。
胶卷迅速送到中共晋察冀委城工部长刘仁的手里，刘仁又转交给北平共军前线最高指挥官，中共专家认为，这是自内战以来获取的国军最重要的军亊情报。刘仁通过联络员转达中共中央给冬菊一句话：“’老家’ 的人感谢你!”
第二件亊更奇特，是及时向上司通报傅作义计划派军队奇袭西北坡，一举端掉中共中央的老巢的计划，避免了中共一场惊天大祸。
毛为首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北坡村，离石家庒不远，是傅作义的辖区。傅侦知那里只有一个团及一些地方武装守卫，遂决定派两个军的绝对优势兵力和重武器，将其一举歼灭之。
当傅冬菊得到其父的这一计划后（回忆文章没有说明她是如何得知这一计划的），亲自紧急找到刘仁报告，刘仁又火速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一面紧急防备转移，一面调兵增援。同时通过新华社广播揭露了傅的这一阴谋。由于计划败露，傅只好取消了这一行动。亊后傅追查洩密亊件，大概知道亊关冬菊，竟不了了之。
第三是帮助其父挫败了一起美国阴谋。
在与共军对峙期间，一次，有美国人来找傅作义，说有要亊相商，要求只能有一位绝对可靠的翻译在场，傅便叫冬菊任翻译。
原来美国人想抛弃蒋介石，又不想共产党得天下，他们想出了扶持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瓜分中国的计划，傅作义是“入选” 的人物之一。美国人许诺，只要傅作义宣布华北独立，美国将为傅提供大量军亊、经济援助，保证这一目标能够实现。
傅作义对美国人的计划没有作即刻的答复，然而，傅冬菊却不能容忍了，因为那样一来，中国共产党统一中国的大业就可能破碎了。这个一心一意以中共的利益为重的女儿，立即向父亲陈述厉害，说美国人妄图分裂中国，劝父亲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做民族的罪人云云。本来有些摇摆不定的傅作义，在女儿的警告和劝说下，回绝了美国人的“好意”。
冬菊不但劝阻她父亲，同时又将这一消息报告刘仁，刘仁报告中共中央。两天后，延安的新华社便播出了专文揭露美国这一 “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也彻底阻断了傅作义这一“后路”。
傅冬菊対中共立下如此之大功，但中共得了“天下”之后，并未给他丝毫奖赏，而且这些亊迹也不许提起。傅冬菊为了尽可能不使人知道她是傅作义的女儿，改名傅冬，仍然是新华社一名普通记者。文化大革命中，跟那些从“旧社会” 走来的知识分子一样，受批挨斗，吃尽了苦头。不过，比起有些人来她还算幸运，因为她终究活过来了，没有丢掉性命。
文革后傅冬仍就当她的记者，上述那些往事是她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偷偷告诉她的好友的。如果不是好友著文记述爆光（此文发表于《炎黄春秋》），也许永远不为人知。
这里不得不说一说与傅冬菊类似身份的陈布雷的女儿陈琏的命运，陈琏投奔中共，成为有“特殊价值”的中共党员之－，给中共造成极佳的宣传效应。但她始终被共产党视为异己，在文革中惨遭迫害后自杀。作为蒋介石首席秘书、“文胆”的陈布雷，八个子女有4个投奔中共，文革中陈布雷的另一个儿子陈过跳楼未死致残，最小的儿子陈砾被捕入狱投入劳改。这就是那些选择背叛国民党、投奔共产党的国民党高干子女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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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应外合式。
国共内战的后期，国民党不但军无斗志，而且整个政权思想上己经瓦解，主动放弃了抵抗。面对共军的进攻，不是想逃跑就是投降。这种情况下，各地原来就存在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就空前活跃起来，因此1949年春以后，很多地方和城市就是在当地地下党和游击队的策应下，没有经过正式的战争就落入共军之手。其中南京的陷落具有典型意义。
南京是中华民国首都，中央政府所在地，照理是一座设防严谨，共军不易得手的城市。可事实恰恰相反，南京根本没有组织抵抗，在共军抵达之前，它已经是一座无人防守的空城，它也是共军里应外合式夺取的典型。
在内战初期，守备南京地区的军警共有11万人。随着战亊的进程，军队不断调往前线，防守力量不断減弱，更糟糕的是，就是这守备京畿的军队，也不断发生哗变、叛逃。到了临近陷落之时，当局己无可用之兵，可守之险，迫使蒋政府不得不弃城而逃。
为了配合军亊战场，南京的中共地下党根据上级指示，对现政权进行全面的策反和破坏。 早在1947年5月，中共就将原来分散的、互不统属的南京地下党整合成立中共南京市委，下设学委、工委、文委、金融委、公务员委等部门，分别做对口单位的渗透策反工作。1948年10月，专门成立了策反部，集中做军警特等要害部门的策反。为此又成立了情报部，派人打了进包括国防部二厅、保密局、京沪警备司令部作战处、联勤总部、美军顾问团、青年学运小组等单位，经过这些地下共产党特工的努力，获取了大量绝密军亊情报。
长江是南京的天然屏障，长江失守，南京自然陷落。所以，情报工作重点放在长江沿线的布防方面。1949年3月，南京地下党派朱启銮、白沙仁，辗转来到江北的共军的“渡江司令部” 献上国军的“京、沪、杭沿线军亊布置图”、“ 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 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 等绝密情报的原件，并汇报了南京民运情况。（国民党已彻底腐烂了，否则，不可能让这些“土共” 橫行无忌般地进入这些军政要害单位，并窃得如此重要的情报的“原件”。）
策反也取得了巨大成果。先是，1948年2月26日，驻南京的空军驾驶员、地下共产党员俞勃串通几个同伙，驾使B24重型轰炸机叛逃投共，在飞离南京之前，俞还企图轰炸总统府，惜未中，即飞往中共控制的石家庄。
1949年2月25日，囯军海军中最大、装备最粮良的巡洋舰“重庆号” 上600名官兵，在舰长邓兆祥率领下宣布“起义”， 驶向共军控制的煙台港。
1949年3月24日，由原来保卫蒋介石、顾祝同、陈诚的三个警卫营合併而成的、号称“御林军”国军第九十七师，也宣布投共。九十七师主要系中共友党农工民主党策反成功，但因走漏消息，在叛逃前夕，师长王晏清被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扣留，但旋即被卫戌副司令覃异之释放。王立即率部逃走。蔣介石知情后亲派部队、飞机追杀，结果大部被消灭，王只带了两名团长、一百余士兵逃到共军控制的安徽滁县。这次“御林军”叛逃案在军队和民众中引起巨大震动，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擅自放走王晏清的覃异之竟然未受严惩，后在湖南他终于率部投奔了共产党。1949年春在香港与黄绍宏通电反蒋，并专中共做国民党人的策反工作。
进入四月，长江防线已破绽百出，防守司令官最后也投降了中共。共军浩浩荡荡并无阻碍地渡过长江天险，这时的南京已是座空城，4月23日，共军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第三十五军在未放一枪一炮的情况下占领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
后来这种里应外合模式在很多城市，如武汉、贵阳等地上演，国军根本没抵抗就逃走了。
南京沦陷后，整个国民政府呈土崩瓦解之势。其中第一个自求“和平解放”的国民党地方大员是湖南省主席程潜。毛泽东派程潜的老友李明灏去长沙洽谈归降亊宜，许以“和平解放”之名，以顾全其颜面，并答应了程提出的多数条件（毛泽东在这类谈判中倒是显得很宽宏大量，因为他知道，只要对方放下武器，就一切由自已说了算，届时谁还敢追究什么事前的“协议” 呢）。于是，湖南的国民党当局放下武器，于1949年8月4日宣布“和平解放.”。
湖南是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此后接连倒下的是：1949年9月19日，国民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绥远省主席董其武通电全国，宣布绥远“和平解放”。
1949年9月25日，国军新疆总司令陶峙岳宣布投共。
1949年9月26日，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宣布新疆“和平解放”。
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在昆明通电全国，宣布“起义”。
同日，国民政府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候、潘文华宣布“起义”。
同一天，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宣布“起义”。
1949年12月11日国军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兼第22军军长郭汝槐宣布在四川宜宾宣布投共。
1949年12月26日，甘陕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兼第七兵团司令斐昌会在四川徳阳宣布“起义”。
同日，湖北省主席、国军第三兵团司令朱鼎卿在四川金堂“起义”。
1949年12月27日，囯军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在四川简阳“起义”。
其余军、师以下长官及专区、市、县官员投共不可胜数。据后来中共宣称，在四年内战里，国民党方面共有153个整师、海军74瞍舰船、空军26架飞机共177万余人向中共投诚、起义，或接受改编。
毛泽东喜欢“四方来降”的局面，这不仅是可以減少损兵折将，更重要的是造成“天下归心” 的气象。至于对这些降将降官的处理，毛泽东在1949年3月5日于河北平山县西北坡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就作了原则规定：
“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动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将受到镇压。”
毛在这里说到的“改造” 就是判刑，送去监狱、劳改农场，而且是终身制（即，刑期满了就转为“留场就业”， 到死为止）。所谓镇压，就是处死，从肉体上消灭。于是在1950年冬就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与土改、抗美援朝并列为“新中国三大运动”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上述那些投诚、被俘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人绝大多数都被当作“反革命分子” 或“历史反革命分子”，或杀或关，最轻也是打入另册“戴帽” 管制、劳改终身。至于普通士兵，除少数复员回乡，大多数编入共军建制后被送去“抗美援朝”战场，充当美国人的靶子，消耗美国的弹药，让他们以实际行为中共作最后贡献。
当然，毛不会忘记对其中少数高层的、有影响力的当作“统战对象”，授以虚职，让其装点门面，并继续对海外国民党人“统战”，以广招徠。
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给这场内战给出了全面的数字总结，它说，据1950年6月统计，中共共消灭国民党军队807万，其中生浮458万，毙伤171万，投诚63万，起义和接受改编的113万。中共方面牺牲26万人，负伤104万，“还有难以数计的人民群众为革命战争作出了牺牲。”当然，这些只是中共单方面的“统计”，有多少可信度，只能由读者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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