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生涯经历的苦难和人间冷暖（七）

一真溅雪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这年“冬修”之前，西洞庭农场的“四清运动”就基本结束了，二分场一队受处分最重的是原党支部书记文建生，被拆銷了支部书记职务，记过，但保留了党籍以观后效，下到六组当农工，生产队长张喜桥、会计段家生、统计员徐厚仁仅受到批评教育（徐厚仁，四十好几岁，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在1968年我离开农场后的“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因外调时查出“解放”前在老家宁乡曾担任过短时间的保长而被挂牌批斗，划为“历史反革命”时，因不堪批斗和屈辱而悬粱自尽了）作检讨的处分。

工作组一撤离，西洞庭农场又抽调干部组成“四清”工作队进驻茶盘洲农场进行“四清运动”，而此前进驻西洞庭农场的“四清”工作队的成员也大都来自茶盘洲农场。我们生产队的新任党支部书记范金彦也被抽调到“四清”工作队到茶盘洲农场搞四清运动。据老范回队探亲时讲：我们二分场的干部组成的“四清”工作队，进驻茶盘洲农玚的分场正好就是进驻我们生产队的楊组长所在的分场，而楊组长正是那个分场的场长，“四清”期间这位楊场长被查出在“大跃进”期间瞎指挥、浮誇放假卫星、虐待殴打贫下中农、奸污妇女……等诸多罪行，受到被开除党籍、拆销职务的处分。

结合我们队搞“四清”时贫下中农批斗干部时，也大多是他们在“大跃进”和“过苦日子”期间瞎指挥、浮誇、打骂虐待贫下中农……这些事。

此时，我已经看清楚毛和中共当局搞“四清”动动和搞“社教”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他们因好大喜功而发起的疯狂的“大跃进”、“全民炼钢铁”、“大修水利”、“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社食堂”……等一系列运动，给全国民众造成的史元前例的苦难的责任全部都推到下面的基层干部们的头上，同时把自己由造成这些灾难的罪魁祸首装扮成再一次解救民众于水火的“大救星”。又通过“四清”和“社教”运动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斗干部、干部斗群众和干部斗干部，并以此来震慑群众和干部，以维护毛和中共当局的光辉形象和巩固他们的统治基础。

这年冬季我们生产队来了一位姓楊的南下干部，被分到我们组搞劳动，这个干部那年四十一岁，山西人，后来队上的人从总场打听到，这个老楊与西洞庭农场总场的张场长既是山西老乡，又是战友。

老楊“解放”后曾在湖南省委组织部担任管理干部调配任免的处长，老杨利用手中的权力玩弄奸污过不少女干部，后来不知何故东窗事发，被免去了处长职务，发配到湖南国营黄盖湖农场当场长，不料这位老楊风流本性不改，在黄盖湖农场又利用职务之便玩弄、奸污妇女，才被下放到西洞庭农场二分场一队来劳动。

象老杨这样一个劣迹斑斑一犯再犯的流氓，理应受到开除公职予以法办的制裁，然而因为他曾经对“革命”有功，而且又因为老楊所犯罪行对中共当局而言仅仅是生活作风问题，就这样轻描淡写地处理一下了事，而且不到一年老楊又调回省委任职去了(不知去担任何职)，看来这个老杨在省里是有比较过硬的后台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湖南官场有一个山西幫，因为湖南“和平起义”时参与接管湖南政权的南下干部，他们大都来自山西，他们组成了一个官官相护的山西幫，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就是山西幫的成员之一。

老楊直属总场管理，虽然住在生产队(和我一起都住在六组的宿舍)，但出不出工随便他、干多干少也隨便他，生产队和组里都由他，此人虽生性好色，平时待人还不错，喜欢喝酒、下象棋，虽然队上和组里都不管他，他每天还是同我们一起按时出工按时收工，除非生病才休息一下，当然组里也会安排一些比较轻松的活让他干，而且从未要他下过水田。每到晚上他就会要我点上煤油灯和他下象棋，因为队上其他人下象棋都不是他的对手，我因在省公安厅看守所和牢友们一起与刘大老板切搓过棋艺，从刘大老板那里获益不浅，使我的棋艺有所长进，所以和老楊对弈时，尚可保持略占优势的成绩，老杨下棋棋风不错，那怕他在占优势的情况之下，走出了一着昏招而导致输棋，他也从不悔棋，其实他只要悔那一步昏招，他就会稳操胜券，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说一不二、认赌服输的人。

每逢瑞午、中秋、国庆、春节老楊都会回长沙家里去度几天假，也会帶几瓶酒回来，他有时出工时也用一个能装二三两酒的扁酒瓶装上酒揣在怀里，工间休息时就会拿出来喝上几口，总场的张场长有时晚上也会来请他到张场长家里去喝酒，而且总是喝醉了才回来，看来把老杨称之为“酒色之徒”他倒也当之无愧。

这年冬天的冬修是开一条横贯农场内部的灌排水大渠道，一直通到农场外堤上新修的一个电排站。我们二分场一队的工地就分在总场附近，距我们生产队也就三里多路，所以我们队在工地就没有搭建工棚，还是住在队上，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吃完早饭天刚亮就赶往工地出工，中午由食堂把中饭送到工地吃，下午天黑收工，再回到队上吃晚饭、睡觉。修渠道主要是用板锹和窩锹把泥巴铲起来装到箢箕里，再由人通过跳板挑到渠道顶面上去，虽然都是上坡路，而且每担都有一百五到两百多斤重，但因路程比较近，而我又经过了一年多的锻炼，挑二百多斤的担子已能承受得起，所以就没有觉得有去年在黄珠洲挑外江堤那样艰苦、难受，也没有觉得有那么疲倦。遇到总场晚上在工地放电影，晚饭后也有精力和队上的职工一起去看电影。

修渠道期间吃饭也是不限量，我依然和大家一样每餐一斤二两米。修完渠道就已经到了过春节的时候，农场放了三天假，又进行了一次会餐。

春节前两天农场的渔业队打了鱼在总场的肉食水产站出售，我趁中午休息到总场的肉食水产站去看了一下，见那里堆满了刚打上来的各式各样的鱼，我一打听价格觉得十分奇怪，我们原来在长沙那些比较珍贵、价格高的鱼，在这里的价格反而比长沙那些一般的低档鱼便宜。原来农场把鱼分为粗鳞鱼和细鳞鱼两类，粗鳞鱼被认为是好鱼像鲤鱼、草鱼、青鱼(因鳞片比较大而被称之为粗鳞鱼)等，而鳜鱼、白鱼、鲫鱼，鳊鱼、鳙鱼、鲢鱼、鲶鱼等鱼因鳞片细小甚至无鳞被称之为细鳞鱼，细鳞鱼在那个地方被当作上不了台面的杂鱼，所以价格比粗鳞鱼低，我记得当时粗鳞鱼要卖0.28元一斤，而细鳞鱼只卖0.25元一斤，我见到这个情况心里大喜，连忙买了一条五六斤重的白鱼和两条一斤左右的鳜鱼(鳜鱼是一斤左右的最好吃，再大肉就老了，反而不好吃)，我拿回去后找职工家里要了些刴辣椒放在鱼里面在食堂的饭甑上蒸熟，吃了好几天，也祘是这年春节大飽了一次口福吧！

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当时并未引起我的注意，只是觉得这篇文章似乎暗有所指而已。到1966年年5月人民日报上又刊登了转载的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札记”》接着便公开点名批判“三家村札记”的作者北京市副市长吳晗、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和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廖沫沙。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通过并发佈了《五．一六通知》，这年五月下旬公佈了中共中央《关于彭罗杨陆反党集团的决定》，公佈了他们四人反党反毛的罪行，并撤销了从们在党政军方面的一切职务。

因为我到二分场一队后，为了解国内外的形式和发生的重大事件，便订了一份《人民日报》(那时每月仅1.2元钱，每天两大张)，虽然我知道这种报纸通常通篇都是假话、大话、空话，但从它前后假话之间的差异、矛盾以及它的字里行间，还是可以看出一些隐藏在背后的真实情况的。此时我已预感到中共当局高层领导之间一场新的狗咬狗式的内斗已经拉开了序幕，“好戏”还在后头。

在此之前的1965年“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阶级斗爭一抓就灵”的形势之下，对于资本家太太又有三个儿子都是“反革命”的母亲，在长沙的处境已越来越艰难，她的直觉告诉她：在长沙继续呆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她以年老多病无人照料，大女儿在成都外孫需要人照料为由，先通过大姐大姐夫在他们所在的单位和当地派出所开出了准迁证，然后在居委会几位同情我家处境的干部的暗中幫助之下，终于从派出所办到了到成都的户口迁移证。

母亲去成都之前，把家里的所有带不走的东西能卖的就卖掉了；或是送给给我家幫过忙的邻居，剩下一些东西都寄存到聚福园五号的阁楼上去了。她托人买好到成都的火车票之后(那时火车票可以预售三天)，临走的前一天，才通知在长沙汽车电器厂监督劳动改造的正仁，要他第二天来送她上火车，并幫她把行李送到火车站的行包房办理行李托运手续。

母亲之所以事前未与我们商量，临走时才通知正仁是估计到我们可能会反对她去成都。当时她如果写信告诉我、事前和正仁商量的话，我和正仁都不会同意她去成都的，因为母亲一走这个家就散了，以后我们也就无家可归了。

但事后看来，母亲的决定是对的，她如果留在长沙早就被红卫兵们整死了。那时从长沙没有直达成都的火车，要么从长沙到郑州转北京到成都的车；要么从长沙到贵阳转贵阳到成都的车。母亲到达成都之后才写信告诉我，我当时还很不高兴，心想你这一走我们陈家不是就祘是“家破”了吗？我们将来回长沙不是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吗？所以母亲去成都之后，我许久都未写信给母亲，直到后来看到“文化大革命”对待“五类份子”和他们的家属那种惨无人道的恐怖阵式，我们才认识到母亲的先见之明，和她毅然决定抛家离子去成都避难的正确。母亲去成都是1965年冬季，也走得及时，如果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五类份子”及其家属管控更严酷时，那就就想走也走不成了。

1966年“5.16通知”之后，以毛为首的中共当局正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全国各地的学生开始组织红卫兵，工人、干部组织各式各样的造反派。从1965年起先从解放军开始对毛掀起了一场愈演愈烈的造神运动，接着这场造神运动就从解放军蔓延到全国，《毛泽东选集》和各式各样的毛语录成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最高经典，每个人都要天天读天天背诵。毛由此被吹捧成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战无不胜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师、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从此被那些毛早就计划要打倒的中共从上到下的各级老革命们推上了神壇。

这样毛便成了真理、正义、和正确的的化身，使毛具备了颠倒黑白、指鹿为马、隨心所欲、为所欲为的绝对权力。此外毛通过拉拢林彪完全掌控了军权，这两方面因素大大增强了毛敢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信心。

很快“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便从北京开始蓆捲全国，西洞庭农场也成立了好几个造反派组织，这些组织分两大派，一派是保总场和分场的领导和党组织的，被称为“保皇派”，另一大派是反对场领导和党组织的被称之为“造反派”，两大派造反组织之间互相攻讦，都自称是忠于毛、忠于党、忠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指摘对方是反毛、反党、反中央文革(小组)的，各造反组织经常组织集会和游行示威，我们生产队的职工参加的是“造反派”，也经常去参加游行、集会，队上那些“四清”运动的依靠份子和那些贫下中农出身的懒汉们，更是全力投身到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因为这样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不用出工，工资却照拿，而且还可以肆无忌惮地批斗、打骂那些平时看他们不顺眼的分场和总场的领导干部和“五类份子”及其家属，这使队上的生产儿乎陷入停顿状态，只有一些老实的职工不大参加运动仍在坚持生产，再就是那些临时工、妇女和少儿们，他们没有固定的工资，要靠做了多少工分才有多少工资，这些人担起了生产队的重担。我们六组老范从茶盘洲农场搞“四清”回来后，在队上当党支部书记，在我组下放劳动的原党支部书记文建生，后来又调到常德地区的一家煤矿搞“四清运动”去了，以后就在这家煤矿当了一名干部。

老杨已回长沙，组长老潘虽也隨大流参加了造反派，但他对“文化大革”运动不感兴趣，可是他那年身体不好，得了慢性痢疾，老是拉肚子，一直在吃药，处于半休息状态，于是他把六组的工作基本上都交给我做，他在后面出出主意指挥一下，六组每天的工作基本上都由我带着组里的妇女、少儿和几个临时工以及几个不大参运动的老实农工去干，好在组里的两三个好逸恶劳的懒汉一天到晚都去搞运动去了，也就没有人为难我，而我在安排工作和给他们记工分(那时临时工们的工分也由我记)时都能做到公平合理，所以他们都喜欢我带领他们一起劳作。

我在安排工作中发现有的田块不论是犁田、插秧、割禾、扮禾大家都争着去，而有的田块大家都不愿去那里做事，我仔细观察后，发现原来是这些田块以前丈量的面积计祘得不准确，那些大家都爭着去的田块的实际面积却比过去丈量时标记的面积要小，而那些大家都不愿意去劳作的田块的实际面积都比以前丈量标记的面积要大，而这两种情况大都是发生在那些形状不规则的田块。

我把这一情况跟老潘说了一下，老潘说：那好办，你是大学生，我去分场基建队幫你借一把皮尺来，你把组里所有的田土面积都重新丈量一下，祘出准确的面积，然后再画一张全组田土的总图，把量出的准确面积标註在每一块田土上，我派两个人幫里拉皮尺量尺码，你负责画图、计祘面积。

于是老潘去分场基建队借来一把50米的皮圈尺，我先在现场画了一张草图，把每块田土的周边尺寸量好，对不规则的田土还要量出每个角的角度，然后找了一个包装化肥的用厚牛皮纸做的包装袋，拆开后得到的一张大牛皮纸，把六组田土的总图用园珠笔较为准确地画在上面，并把每一田块的准确尺寸标註在上面，以后记工就按田块新量出的面积计算工分，职工、妇女、少儿和临时工们都说：按陈老大量出的面积记工我们都不吃亏，从此再没有出现过哪块田大家都爭着去干；哪块田大家都不愿去干的现象了。

那次丈量、计算和绘制全组田土总图的经历令我印象深刻，我至今仍记得几块形状不规则面积较难计算的，以前丈量时误差较大的田块的面积，组里最大的一丘田我量出的面积是6.37亩(以前标註的面积只有5，82亩)，我组第二大的一丘田我量出的面积是5.77亩(以前标註的面积只有5.35亩)，我组另一丘田除不规则之外还有一角是个大园弧形我分解成一个扇形和几个直角三角形和矩形后计算出的面积只有4.23亩(以前标注的面积却有4.78亩)，其余田块的形状和面积因年代久远，又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均巳记不得了。